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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苏联东欧国家改旗易帜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勃兴，国内外对社会主义的疑惑似乎更多了。释疑解惑，社会主义研究者责无旁贷。有识之士作出了多种努力，但似乎越是努力越是表明社会主义研究的困境。这种困境表明，社会主义理论研究成果滞后于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和社会认知的需要，还缺乏解释力、说服力。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不仅是新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也是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社会主义研究，关系到人类的理想信念，关系到我们国家的性质和党的理论与实践。因此，分析社会主义研究面临的问题和困境，提出解决问题和摆脱困境的思路，无论是对于坚持和捍卫社会主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对于世界社会主义、人类文明发展，都有意义。
一、社会主义研究的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研究遇到了大发展的好时机，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科社学界作出了多方面的努力，推进了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如对其他的社会主义流派和思潮的评析打破了过去的一些局限，更加客观、公允；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解读，超越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角度，转到生产力的角度，再转到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角度，进而转到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对现实重大问题的研究更有学理、更有力度；等等。然而，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乱象、现有的社会主义理论对现实中的热点难点问题缺乏解释力和说服力，也是有目共睹的。总体上看，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历史、社会主义现实的研究陷入困境。
(一)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缺失
科学社会主义领域面临着“失地”的危机。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学社会主义学科的许多研究内容陆续被其他学科划走，如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阶级理论、民主理论、专政理论，被政治学学科划走；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统一战线理论被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划走；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被宗教学划走；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问题被民族学划走；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阶级、阶层问题被社会学划走；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建设被经济学学科划走；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被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学划走。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科学社会主义研究逐步转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而这又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中的二级学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相撞。这样，过去所讲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就所剩无几。在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的内容遭受挤压的同时，一些研究范畴也被替代、被转换。如“剩余价值”被“利润”所取代，“两极分化”被“贫富收入差距”所取代，“阶级”被“阶层”所取代，“私有制”被“非公有制”所取代，“私营经济”被“民营经济”所取代，等等。还有一些概念如“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专政”等被逐步放弃。①总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研究面临着被分解、被划走、被转换的困境。
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在回答重大思想理论问题上缺位。世纪之交以来，世情、国情发生了大变化，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出现了新特点，国内外对社会主义的疑惑更多了。释疑解惑，对于科学社会主义学科来说，既是责任也是机会。有为就有位。可是，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往往“不在场”，或者虽“在场”，但理论解释不力，得不到认同。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或者重提“旧话”，或者认为社会主义“搞不清楚”，或者进行新的阐释但不被认同。有的学者开始用新的思维方式解读，提出“并不存在任何先天的、抽象的、一成不变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所谓‘本质规定’；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动态发展的，其本质体现在、也只能体现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地区具有自身特色的建设过程中。”②这种新思维可以避免把社会主义实践形式固化、僵化，然而，社会主义真的没有“本质规定”，或者真的不要“本质规定”吗?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或基本原理，一般的做法是概括为八条、十条、十几条。这样做，不仅简单化了，而且教条化了。这些条条离开科学社会主义逻辑体系就没有生命力和张力。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价值，认识上大有进展，但是缺乏学理性、学术性的论证，难以形成共识。关于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评价，有的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已经“过时”了，以往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失败”、“破产”了，现在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趋同”了。如此等等。科社学科“不在场”或“不到位”，给其他领域的学者研究、解答这些问题提供了空间和机会，同时也造成了更大、更多混乱。
科学社会主义学科的“突围”失据失序。面对危机，学界有识之士努力寻求新的突破。有的主张更换学科名称，如把科学社会主义学科改为“社会主义科学”或者“社会主义学”。有的主张放弃科学社会主义，转向研究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许多人淡化了学科意识，直接研究当代中国、当代世界的重大现实问题。这种做法导致本专业研究队伍研究的课题遍地开花，研究方法五花八门，可谓异彩纷呈。也有一些有益探索，如一些学者试图重新界定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对象，拟把科学社会主义界定为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规律的科学，或者确定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规律的科学。有的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是“以社会利益和社会价值为本的社会改革和建设的系统主张”、“社会主义是一种关于理想社会建设的系统理论”，提出了“社会主义在生活中”③的命题和思想。这样，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对象就有“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三种主张。问题是，这些是否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原意?确定这样的研究对象能否摆脱社会主义研究的困境?研究对象不准确，必然迷失发现，导致研究的视野、角度不聚焦，研究方法散乱，学科属性不明晰。不少人的努力实际上与本学科渐行渐远。当务之急是找对方向，避免“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形成学科研究的共识和合力。
科学社会主义学科研究方法失范。一是缺乏学理，沿用老方法，即罗列马、恩、列、斯、毛、邓、江、胡、习语录证明某个问题的重要性和意义，通过翻译、复制、重复文件话语来论说党的理论创新。二是缺乏历史感，研究社会主义问题脱离历史过程和基本事实，缺乏针对性，论证空洞，结论苍白。三是缺乏逻辑性，仍然按照作为“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科学社会主义板块来研究，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着眼点、出发点、落脚点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灵魂。四是缺乏整体性，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内部分成几个二级学科，相互之间的整合不够。
(二)社会主义历史和现实研究的困境
社会主义历史的研究简单化。历史昭示未来，认清社会主义思想史和实践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流派的思想和重大的事件、关键的历史转折，意义重大。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与实践的一些重大问题包括较落后的国家为什么能够率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有什么特点、为什么?“苏联模式”到底是怎么回事?苏东改旗易帜是否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失败?苏东剧变是进步还是反动?中国道路与苏联模式有何异同?学界对这些问题缺乏历史的辩证的分析，研究成果难以令人信服，或者没有形成共识，很多论说过于简单化。如关于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合理性，大多用“两个必然”、“跨越卡夫丁峡谷”、“别的路走不通”等方式论证，不仅没有说服力，而且搞乱了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史的一些历史人物及其思想的评价，多是简单否定，少实事求是分析。这不仅是如何客观对待某些人和思想的问题，而且影响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社会主义的正确认识。关于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特点，多是妖魔化、脸谱化的叙述④，如“大锅饭”、平均主义、集权、泛政治化等等，或者统购统销、城乡分割、军重工业领先、先生产后生活、激进化的政治挂帅和无所不至的社会控制等等。一说到计划经济，要么完全肯定要么完全否定，要么说它是马克思主义教条要么说它是“苏联模式”。关于苏东剧变，作评价，简单肯定，或者简单否定；讲原因，十条八条，看似很全面，实际上没有讲清楚道理。关于中苏模式之间的关系，多是把1949—1978年的中国道路说成苏联模式，把1978年以来的中国道路说成跟苏联模式截然不同。
社会主义现实的研究概念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今世界社会主义最重要最引人注目的现实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的道路，是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在党和国家意识形态中的地位和作用独特，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界都在研究这个中心课题。科社学界如果不能从自己的角度、用本学科的方法研究并且取得应有的成果，那就难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上拓展空间。目前，科社学界的研究成果大多停留在概念、论断上，尚未从学理上令人信服地回答好一系列重要问题，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问题，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对象、概念、范畴、形成与发展、基本原理、逻辑结构、理论特点、历史地位和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道路、制度、理论体系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如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价值、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与所有制、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社会主义与全球化、社会主义与人类文明、社会主义的未来、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等。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这样的难点、焦点问题上，科社学界也没有取得进展，没有解决社会主义为什么能和怎么样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怎样避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这些问题；也没有回答好应当如何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矛盾和问题、中国现在“多大程度上是社会主义”、“哪些方面还是社会主义”的疑问。
社会主义历史与现实之间关系的研究机械化。历史与现实相联系，认清了社会主义的历史，才能真正认清社会主义的现实。对社会主义历史的认识简单化，就难以回答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与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关系、与其他社会主义思潮和流派的关系、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关系，甚至难以回答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三个阶段性成果的关系。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上，有的论者只停留在认识“两者是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关系”上，而没有深入研究并阐明二者的“脉”是什么，“进”在何处。有的论者从科学社会主义中抽出八条、十条、十几条“基本原则”，作为“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部分内容对照，以此说明二者是“一脉相承”的，基本上回避了二者之间的不同。有的论者则反其道而论，从科学社会主义中摘出一些概念如“阶级斗争”、“革命”、“专政”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设”、“改革”、“和谐”等对照，以此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与时俱进”的理论。这样的论说无疑会进一步把科社学科逼进死胡同。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理论、历史与现实的研究面临着全面的困境。有识之士忧患于此，试图主办“高端论坛”或“研究盛会”来推进社会主义研究。可是，这种大力度的研讨往往不是推进了“前沿问题”研究，而是回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上。正如科社学界一位资深专家所说：我们在上大学时讨论的一些基本问题，今天还在讨论。为什么会是这样?很值得学界同仁深思。究其原因，主要是“忘本”或者“舍本”，也就是忽视或离开了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的问题及其基本原理，而试图另辟蹊径，结果南辕北辙。
二、社会主义研究的正本清源
破解社会主义研究的困境，首先要正本清源。正本清源，也是拨云见日，就是拨开重重迷雾，回到科学社会主义的本真，科学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对象、研究的基本问题及其基本原理，并且从中得到启示。
(一)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对象
恩格斯概括和阐发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对象和历史任务。1847年，他在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中指出：“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⑤1880年，他在系统阐述科学社会主义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深入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的行动的条件和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⑥1885年，他指出：“共产主义现在已经不再意味着凭空设想一种尽可能完善的社会理想，而是意味着深入理解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⑦文中的“共产主义”都是指科学社会主义。因为共产主义是理论、理想、现实运动和社会制度的统一。作为理论的共产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无产阶级”与“被压迫阶级”、“工人阶级”同义，都是指那个与资产阶级同生但是受剥削、被压迫的阶级。因此，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性质、条件和一般目的的学说，简言之，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学说。
无产阶级的解放是马克思恩格斯理论与实践的着眼点、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不仅“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⑧，而且普遍的人的解放也要通过工人阶级的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这并不是因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而是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⑨“被压迫阶级，假如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的压迫它的那个阶级下解放出来。”⑩“现代被压迫阶级即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摆脱阶级划分，从而摆脱阶级斗争，就不能争得自身的解放。”(11)这些思想表明，无产阶级的解放包含着普遍的人的解放，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因此，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学说。简言之，科学社会主义是人的解放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人的解放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致的。因此，科学社会主义也可以说是关于人的解放和发展的学说。
(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
马克思恩格斯着眼于人的解放和发展，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肯定与否定、对未来社会的展望和预测、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勾画等都是围绕无产阶级解放这个主题进行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的解放和发展与社会发展是一致的，都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马克思曾把人的解放和发展分为三个阶段(12)。这三个阶段对应的经济形态大体是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与这三种经济形态相对应的是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三个阶段都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13)。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了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社会为人类的解放创造的前所未有的条件，“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全面自由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基础”(14)，同时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局限性。因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15)这样，人才能从旧的阶级的政治的关系和经济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实现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共生，从而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的新世界，这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他们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6)共产主义是一个自由人联合体，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17)，能真正解决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人自身的矛盾。然而，共产主义只是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发展的必要前提和必然环节。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之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归的一个现实的、对历史发展次一阶段说来是必然的环节。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态和有效的原则，但是，这样的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形态。”(18)也就是说，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并不是结束了人的解放和发展，而只是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马克思曾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19)在共产主义运动中，人类不断地解决着人同自然界和社会的矛盾。
马克思恩格斯预示的共产主义社会之所以能够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是因为共产主义社会能够创造前所未有的社会条件。这主要是生产力高度发达、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世界普遍联系、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展、个人的解放和发展意识觉醒而能力素质全面提高等一系列条件基础上实现的。这些条件是以社会化生产发展程度为起点的逻辑体系。其中，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和由此形成的世界的普遍联系是实现人的解放的前提条件。高度发展的社会化生产必然要求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使生产资料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桎梏下解放出来，重新建立一个不同于以往那种“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劳动者个人所有制”，即生产资料和产品由自由人联合体所有，而劳动者的劳动力和劳动归自由的个人所有。这不仅是生产力不断地加速发展的唯一先决条件，而且是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根本条件。社会化生产高度发展和生产资料社会占有，必然带来生产关系的全面变革。一旦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废除，商品经济让位于产品经济，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一旦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就可以实行产品经济，社会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组织所代替，联合代替了竞争，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20)；一旦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实行计划经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社会、自然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就将被消除；一旦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就排除了少数人因占有生产资料而占有他人劳动成果的可能性，消费资料实行按劳分配，并逐步过渡到按需分配。生产关系的变革必然带来社会关系和上层建筑相应的变革。一旦上述条件达到了，不仅阶级压迫和剥削消灭了，而且一切阶级对立和阶级差别也消灭了(“劳动阶级解放的条件就是要消灭一切阶级”(21))；“阶级统治一旦消失，目前政治意义上的国家也就不存在了”(22)，“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在各个领域中将先后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23)；一旦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就将消除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旧式分工，进而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从而消除人的畸形化、片面性(24)；资本剥削劳动时间的制度被废除，人的自由时间越来越多(25)。同时，人必须在改造环境的同时改造人的思想、观念和文化，同传统的观念彻底决裂，不断地提高共产主义意识和精神境界。这有赖于教育的发展(26)，“教育的目的在于使人成为他自己”。(27)
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一旦上述所有的条件达到了，人就能成为自由人。他们认为，“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28)“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人。”(29)马克思曾说：在物质生产“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将是一个“真正的自由王国”(30)。
(三)科学社会主义展示的理论空间
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对象是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和发展。这个研究对象的内涵深刻，具有无限的理论与实践张力。因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是个永恒的课题。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同一个国度的不同时期，人的解放面临着不同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方法也不一样。从时间上看，人类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19世纪、列宁所处的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20世纪下半期、21世纪的情况有所不同；从空间上看，东方人与西方人的状况有所不同，同是社会主义国家或同是资本主义国家人的状况也有别。即使是同一个国家的同一时期，不同阶级、阶层的人的状况也有差异。这样，只要围绕人来研究，社会主义研究，无论是社会主义运动史、实践史、思想史的研究，还是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都具有广阔的空间和前景。随之，社会主义研究的视角、方法和问题等就都具有学科的属性、规范性、学理性。从这个意义上看，只要从人出发，无论是研究人的实践还是研究人的生活、人的社会，还是研究人与社会、自然的关系，都是必然、必要、必须的，都有“合法性”、“合理性”。
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围绕研究对象展开的具有内在逻辑的整体。这种整体性表明，一旦无产阶级和人类争取解放的某个条件发生了变化，就要考虑其他条件的相应变化，或者说，一旦现实社会的实践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个观点有反差，就要同时考虑其他观点的变化。恩格斯曾经指出：“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31)“现实”是发展变化的，表现为时代是前进的，实践是发展的，人们的思想认识是变化的。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主义置于他们时代的现实基础上，解答了他们那个时代的问题，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自科学社会主义产生以来，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思想家解答不同条件下的问题，推进了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过去，我们往往脱离马克思恩格斯得出这些基本原理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离开理论的逻辑结构和方法，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或基本原则“条条”化，而且企图说明哪几条是有用的、哪几条是错误的、哪几条曾经是对的而现在过时了。这样，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或基本原则就越说越少，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就越说越被动。今天，我们认识到，离开科学社会主义的主题和逻辑，抽取其中的某一条原理评论其对错，这种做法本身是错误的，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科学社会主义整体性还表明，科学社会主义学科是具有宏观性、综合性，要求运用多学科知识和理论，从大视野研究世界和中国问题，解决人类特别是中国人面临的困境。
综上所述，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对象和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一致，展示了社会主义研究无限广阔的空间。只要“返本”即回到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对象和逻辑结构上，就能“开新”即创新社会主义研究。只要我们把社会主义置于永恒变化发展的现实基础上，社会主义研究就能进入丰富多彩的历史时空。
三、社会主义研究的学术进路
社会主义研究的返本开新，就是回到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对象即人的解放和发展这一主题上，重新研究社会主义历史、理论和现实，重述社会主义思想史、运动史，重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重新审视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重大问题，着力研究重点疑点难点即前沿问题。这样，社会主义研究必然蔚为壮观而且魅力无穷。
(一)坚守人的解放和发展的主题
自从人猿相揖别，人类历经数十万年寒热。在这个过程中，人类面对过什么样的困扰、一直在追求什么?人类为什么要追求社会主义理想?正如卢梭所说：“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32)这“枷锁”就是奴役人、限制和束缚人自由的种种羁绊。人类在艰难行进中所遭遇的重重羁绊，归根到底，无非是自然、神灵、君权和存在关系。因而挣脱这种枷锁就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不同时代的人们总是追问、苦苦寻求自由之途。
一部人类历史，无论是人类整体的历史还是个人的历史，就是一部人挣脱这些羁绊、争取自身解放与发展的历史。只不过在不同的时代，人类解放所要挣脱的羁绊不同，因而人类争取解放与发展的条件和性质、道路和方式也不同。在古代社会，人类获得解放主要是摆脱自然、神灵和君主的奴役。到了资产阶级时代，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代替了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和封建统治，新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代替了那些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人类借助科学技术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如此等等，资本主义社会为人的解放和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但是又导致人被奴役和异化。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和发展，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思潮兴起。空想社会主义者幻想出“乌托邦”、“太阳城”、“和谐新村”等许多新的社会形式，为人的解放和发展描绘了光明前景。但是，他们从人性出发，按照永恒的真理、正义等理性原则和人们的美好愿望构想出的理想社会，必然流于空想。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使社会主义就从空想变成了科学。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从现实条件出发指引人类解放的道路。
科学社会主义对人类解放条件、道路和实质、目标的回答是迄今为止最科学的理论，成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寻求解放的行动指南。人们选择和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是因为它指明了人类争取解放的道路；人们追求社会主义社会理想的实质是追求自身的解放。科学社会主义在实践中推进了人类解放的进程，也发生了许多问题，需要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在人类争取解放和发展的历程中，衍生出了多种社会主义流派。从实践上看，社会主义实践也有不同的实践形式，对人的解放和发展有推进也有负面影响。
(二)重新研究社会主义历史、理论和现实
以人的解放和发展为主题重新研究和重写社会主义历史。这样的社会主义历史，无论是社会主义运动史、实践史还是思想史就都有了灵魂，就能血肉丰满。这样的社会主义运动史、思想史就有了深刻总结和反思的准则，从而可以围绕主题删繁就简。不仅如此，过去那种分割、分散的社会主义运动史、思想史也能得以整合，形成整体性的社会主义历史。这样的社会主义历史的吸引力、感召力、影响力可以设想。读这样的社会主义历史，能读出人类和个体的奋斗目标、奋斗足迹，能让人类自我认识、反省、提升。
以人的解放和发展为主题重新研究和重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过去教科书中构建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般是由“条条”或者加上“块块”构成的，突出“事”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等。这种体例的主要问题是有形无神或者神散，也就是没有主题和灵魂，或者是主题和灵魂较弱。重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首先要确定主题，即人的解放和发展；其次要确定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和自由、平等、公正等基本价值；最后要确定阐述的方法，即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在此基础上，集中阐明促进人的解放和发展的各种条件，主要包括生产力条件、生产关系条件、社会结构条件、上层建筑条件、外部条件、人自身的条件。人的解放和发展的条件的阐述思路是：生产力的发展过程、水平及其对社会和人的影响；生产关系的结构和要素、生产关系的发展变迁及其对社会和人的影响；社会结构的变迁及其功能；上层建筑的内涵、演变及其对社会和人的影响；外部环境和条件对国家、社会和人的影响；人自身的能力、素质变化及其对社会和人的影响；等等。
以人的解放和发展为主题重新研究现实问题、创新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研究的根本任务是为当代人的解放和发展指明方向和道路。因此，既要研究文本，更要研究社会现实。研究现实问题，可以从多种角度、用多种方法、选择不同的侧重点。研究的角度和方法不同，得出的结论，或者说，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就会不同。社会主义研究应当具有自己的价值取向、角度、方法和重点，体现出科学社会主义学科的特点。恩格斯晚年曾告诫来求教的俄国人：“不要生搬硬套马克思和他的话，而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像马克思那样去思考问题，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词才有存在的理由”(33)。“像马克思那样去思考问题”，把社会主义“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就是着眼于人的解放和发展，研究现实社会中人的困境及其根源，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提出改造社会的思路。
注释：
①参见秦宣：《科学社会主义：机遇、挑战与对策》，《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2期。
②孙伟平：《用新的思维方式重新认识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4期。
③胡振良：《社会主义在生活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1年第6期。
④汪晖等：《社会主义实践的现代性》，《开放时代》2012年第11期。
⑤⑨(16)(19)(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0、51、294、87、194页。
⑥⑦⑩(11)(20)(22)(23)(28)(29)(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4、760、197、305-306、197、757、298、755、757-758、759-760、416页。
⑧(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9、101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9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5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9页。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7页。
(2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6-317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3、535页。
(2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32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0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1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0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30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70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7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87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7页。
(32)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8页。
(33)[俄]阿·沃登：《和恩格斯的谈话》，参见《智慧的明灯》，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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