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_中国人口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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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问题在本世纪60年代就得到了许多发达国家的关注,从80年代开始,在发展中国家也引起了人们的重视,成为一个热点研究领域。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一点是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家庭带来沉重负担,对经济发展带来沉重压力。

人口老龄化的实质是人口年龄结构向着老龄人口比重不断增加的方向演变的动态发展过程。人口老龄化和老龄型人口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老龄型人口是表征一个人口在某一特定时点其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达到一定比例(目前国际上较流行的标准是65岁及以上老年比例达到或超过7%)的静态指标。人口老龄化则是表征一个人口在一段时期内人口老龄结构的发展趋势,老龄化在年轻型、成年型、老龄型人口中都有可能发生。老龄化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出生率下降,死亡率降低,平均寿命延长,老龄群体在整个人口中的比重增加。其根本原因是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提高,卫生、医疗、营养条件的改善。人口老龄化是每一个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走向繁荣富强必然经历的一个阶段。各个国家、各个人口,由于其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历史背景的差异,其人口老龄化方式也各不相同,各有特点。作为占世界总人口21%的中国人口,由于其特殊的人口转变方式、人口地域分布的多样性等特点,决定了其人口老龄化的多种特征。下面就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谈几点看法,不惴浅陋,以求教正。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历史、现状、趋势

20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人口再生产属于高出生、高死亡、低自然增长率的传统型,年龄结构非常年轻,结构变动趋势不明显。解放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卫生、医疗条件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基本制止了解放前成批掠夺劳动人民生命的结核、天花、疟疾、霍乱、肝炎等急性传染病的猖狂作乱,人口死亡率大幅度下降。死亡率的下降可从两方面影响人口年龄结构,婴幼儿死亡率的下降使人口趋向年轻,老年死亡率的下降使人口趋向年老。而根据世界各国统计资料,除去瑞典、丹麦等几个儿童死亡率水平已经很低的国家外,绝大多数国家儿童死亡率下降的速度均快于老年死亡率下降速度。中国也不例外。所以从50年代到60年代中前期,生育率不降反升,死亡率迅猛下降,使中国人口增长率迅速上升,年龄结构趋向年轻。从70年代开始,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生育率开始下降,总和生育率从1965年的6.08降到1975年的3.46。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趋势发生了转向,从趋向年轻变为趋向年老。之后,随着生育率的进一步降低,老龄化进程也进一步加快。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0~14岁少儿比例已从1964年的40.7%下降到33.6%,65岁及以上老年比例从3.6%上升到4.9%,年龄中位数由20.2岁上升到22.9岁,人口年龄结构接近于成年型。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人口年龄结构完成了向成年型转化的全过程,开始向老年型过渡。1995年,65岁及以上老年比例上升到6.1%,比1990年的5.6%增加0.5个百分点,年龄中位数上升到27.3岁,比1990年的25.3岁上升了2.0岁。人口年龄结构加速向老年型转变。把以上人口年龄结构的历史数据与国际通用年龄结构类型标准相对照,可以进一步了解新中国成立后45年期间人口年龄结构由年轻型向成年型过渡继而向老年型接近的趋势和轮廓(见表1)。

资料来源:熊必俊,“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第23届国际人口科学大会论文,1997年。

*林富德,刘金塘,“中国的生育率转变与人口展望”,第23届国际人口科学大会论文,1997。

对于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前景的展望,尽管不同单位的预测结果不尽相同,但对发展趋势的基本看法是一致的。如果一方面把总和生育率分别下降到2000年的2.1和2010年的1.8,然后把这一水平保持到2050年;另一方面假定男性和女性出生预期寿命分别从1990年的67.58岁和70.91岁延长到2050年的75岁和80岁,则65岁及以上人口将达到2000年的0.87亿,2030年的2.23亿和2050年的3.06亿。1991年~2050年60年内,各年龄组人数和所占比例的统计和预测见表2。

根据表2统计和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03年左右达到65岁及以上老年比例在7%以上的老年标准,届时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绝对数约为0.93亿。然后人口老龄化高速向纵深发展。从2027年开始到2040年,由于1962年至1975年人口出生高峰期间出生人口陆续进入65岁老年年龄,人口老龄比速度达到最快。2040年,1975年出生的人口达到65岁,1962年出生人口达到78岁,人口老龄正常死亡增加,人口老龄化加速趋势有所减弱,但老龄人口持续增加。205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将达到20.43%绝对数为3.068亿,相当于所有发达国家老年人口的总和。然后随着老龄人口正常死亡的增加,总人口以-3~-2‰的自然增长率超低速负增长,到2100年有望稳定在12~14亿左右。

二、对老龄问题的认识

在我国,随着人口年龄构成的快速转变,在80年代中后期掀起了一股研究人口老龄化的热潮,直到90年代仍为人口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各种研究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和趋势,以及人口老龄化产生的原因和带来的问题,并探讨了迎接人口老龄化的对策等等。这些研究成果无疑为全面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为政府和社会制定老龄化对策提供了科学依据。但是某些学者在谈到即将到来的老龄社会时,表现出了一种忧心忡忡、试图回避的心态,甚至有人提出为减缓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应改变(调整)生育政策以提高少儿比例。

诚然,人口老龄化作为世界性的重大社会问题,对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保障制度、道德伦理观念都提出了挑战,社会和家庭的消费结构、生活方式等都面临着不可避免的转变。但对于中国来说,由于其特殊的国情和人口现状,人口老龄化问题在人口总量问题的遮掩下,尚不能显示其狰狞面目。21世纪,我们真正承受的最大压力是人口总量而非人口结构。对于即将到来的老龄社会,我们应该欢呼,而不是挥斥;应该欣慰,而不是忧虑。

首先,老龄化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老龄化的前提之一是人口平均寿命的延长。试想一个在五、六十岁时就大量死亡,出生预期寿命达不到60岁的人口是无法进入老龄社会的。提高现有人口的生存寿命,千百年来一直是人类梦寐以求的愿望,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任何时候都不矛盾。经济落后,科技水平低下,医疗卫生条件恶劣,这一愿望是难以实现的。寿命延长与经济发展的正相关性已为当今世界寿命发展的现实所证实。

其次,人口老龄化是实现人口生育方式现代化的必经环节。生育方式的现代化,以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率为特征。而低出生、低死亡必然导致人口老龄化。当今实现了人口现代化生育方式的发达国家都相继在20世纪上半叶前进入了老龄型社会。最早进入老龄型社会的国家是法国。1870年,其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就达到12%。当今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瑞典进入老年社会的时间是1912年。1996年,发达国家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依次为瑞典17%,日本15%,法国15%,英国16%,德国15%,美国13%,挪威16%,香港也达到了10%。如果以早已实现了人口零增长的法国或瑞典人口为近似静止人口,则出生预期寿命为78岁的静止人口的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约为15%到17%。现今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下降到1.9的更替水平以上,但由于巨大的人口基数和生育惯性,总人口仍以每年1300万的速度增长。到2050年总人口将达到15亿以上。其时中国人口出生预期寿命也约为78岁,要实现人口的负增长,使之到2100年降到12亿左右,205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达到20.43%也就不足为怪了。

再次,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的主要矛盾依然是总量而非结构问题。下个世纪,随着老龄化的加速,老龄人口比重增加,有人担心中国将会出现劳动力短缺、劳动年龄人口负担过重、经济发展爱到牵制等危机。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作为非经济活动的老年人口数量的大量增加,确实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阻滞作用,但这是前几十年生育政策失误造成的后果。在目前这种状况下放松生育政策,虽然从表面上看由于少儿比例的增加使老龄比例有所降低,老龄化程度有所减弱,但实质上,这种做法不会使现有老龄人口的绝对数降低,反而使少儿负担比大大升高,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另外,按照略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假设所作的人口预测反映出劳动年龄人口总量的发展趋势是在2020年以前仍保持正增长率,从1991年的7.4亿,持续增长到2020年的9.7亿,达到峰值。2020年后虽然转变为负增长率,但到2050年仍有8.5亿的规模。21世纪,要为如此众多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远非轻易而举。况且,从近期看,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这就为我国数量庞大而素质不是很高的劳动力就业安排带来更高要求。庞大的老龄人群固然要净消耗巨大的社会物品和劳务,但即使有什么神仙妙法,使他们返老还童,年轻20岁,成为劳动力,如果不能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只不过徒然增大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缺口而已。不能就业,不能为社会提供产品和劳务的人口,同样是需供养人口。我国经济面临如此困境的根源不是人口老化的加深,而是人口总量超过了经济积累、资源供给的承受能力。

当然,以上讨论旨在说明人口老龄化对我国降低人口总量的不可缺少,是为了新生儿的分娩而必须承受的阵痛,而非认为我国老龄化问题不严重而盲目乐观。对老龄化我们应该是客观上欢迎它的到来,微观上又要谨慎对待它的到来。21世纪对我们充满机遇也充满挑战,人口总量、劳动力人口、老龄人口三大高峰的同时出现,使人们不能有丝毫闪失。我们必须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紧紧抓住从现在到2020年之间这一抚养比低的黄金时期,努力发展经济,为老龄社会的到来营造一个宽松的环境。

三、关于欠发达地区老年保障问题的思考

我们头上顶着人口总量问题,肩上担着人口老龄化问题,脚下踩着尚不平坦宽阔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路走进了21世纪。21世纪前十年,65岁及以上老年比例将达到并超过7%,绝对数将突破1亿大关,老年人口成为社会生活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在有关老年人口的一系列问题中,供养问题处于首要地位。这个问题不解决,将对社会稳定、精神文明建设产生极为严重的影响。

在我国一边是高速公路、一边是牛车马车的二元经济结构严重存在的目前状况下,城镇人口的老年保障问题解决起来相对容易一些。城镇人口人均收入水平相对较高,积蓄、负担供养能力也相对较高。只要国家大力加强宣传教育,提高他们的忧患意识、自养意识,在城镇实行个人、家庭、企业、国家合理负担的老年保障体系,已具备了一定条件。目前在我国普遍推行的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养老体制已取得了一定成效。对于广大的农村人口,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农村人口,目前的消费层次尚停留在满足温饱水平,尚无余裕把今天的钱留存到几十年后再消费。据民政部1995年在山东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得出的经验表明,实施养老保险的经济承受能力的底线是年人均收入在700-800元。在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实施养老保险的条件至少目前尚不成熟。这些地区养老的根本出路,还是要发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优良传统,强化家庭养老的功能。现在农村总和生育率已降到2左右,未来一对夫妇至少要负担一对老人十到十五年,而此时又正好是他们的子女进入高中或大学(如果能的话)的时候。21世纪我国养老问题最严重的是欠发达地区的农村。

农村家庭养老面临的挑战之一是传统观念的变革。传统观念认为,儿子赡养双亲责无旁贷,女儿则对双亲既无财产继承权,也无赡养义务。另外,农村中招赘女婿上门历来受到人们的歧视。传统观念转变的滞后,必将对那些有女无儿的老龄人口的生活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也对目前的计划生育工作产生前置性影响。我国计划生育工作中,非常重视思想教育的作用。生育观念可以转变,但对养老的顾虑,还是使目前的计生工作困难重重,稍一放松生育率就会立即反弹。如中国传统的家族同宗的男孩偏好观念,通过思想层次的提高可以转变,但如果那些无儿户看到其它无儿户因女儿出嫁带来的无人供养的凄凉老境时,通过对自己老境的预期,难保他们不在计划生育问题上挺而走险,非生男孩而后罢。

中国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应切实采取措施,使男子和女子对父母享有同等权利和义务。目前在全国普遍推广的计划生育三结合,实践证明已取得了一定成效。计划生育三结合的实施中,对招赘女婿上门,由女儿承担养老重担的计生家庭,不但要给予经济上的扶持,还应采取多种形式在舆论导向上给予支持,甚至在孩子姓名的选取方面,也可以移风易俗,切实使妇女和男子在权利赋予方面处于平等地位。

发展才是硬道理。要提高农村人口的家庭养老能力,关键是要提高他们的生产力,创收能力。衣食足,礼义兴,只有他们自身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达到一定高度,尊老敬老之风就能蔚然而行。扶贫不能停留在向贫困户提供一些救济粮、救济衣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层次上,只能救急,不能救穷。政府部门应采取具体措施,帮助、引导他们一家一户渐次走上致富之路,自我发展、自我脱贫。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全国商品、资源自由流动的统一大市场,但在某些落后地区,以乡(镇)、县、省为单位的经济割据状态却相当严重。只要和当地财政收入有关,这个乡的产品绝不允许拿到另一个乡去出售,处于卖方市场的农民享受不到市场竞争的益处,延缓了他们脱贫的步伐。扶贫政策应法制化、规范化、系统化、使农民的自身权利不致受到侵害,对他们的优惠要能落到实处。只要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了,生活宽裕了,未来老年供养问题的解决就有了基础。

四、小结

随着生育水平的急剧降低,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正以极快的速度向前发展。对此,我们必须认真考虑,严肃对待。但也不能过份悲观。老龄化趋势有助于我国人口总量的降低,是好事,我们应欢迎它的早日到来。老龄型社会的到来,老年保障问题已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在对旧的老年保障体制的扬弃中,我们应该特别重视农村中的老年保障问题,因为农村不但老年人口数量众多,其保障水平高低对我国现行的人口控制政策效果也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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