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学与革命文学关系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文学论文,关系论文,四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围绕着重评左翼、延安和“十七年”文学，学界出现较大的分歧：有些学者从民族、国家或者关注底层的价值立场出发，自觉不自觉地向过去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评价体系靠拢，试图扭转新时期以来不断抬高五四新文学传统、贬低革命文学传统的文学知识生产方式；有些学者仍然坚守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确立的个人主体性的价值立场，一如既往地重复着新时期的结论，对于当前文学研究中五四启蒙精神的衰落、革命文学传统的“死灰复燃”，他们是很难接受的。这些分歧的焦点，明显集中在如何理解五四新文学与革命文学的关系这一重要问题上。在80年代中后期，学界曾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梳理，如刘再复的《“五四”文学启蒙精神的失落与回归》（《文艺报》，1989—04—22；1989—04—29），陈晋的《几代文人的悲欢——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种社会学透视》（《文艺报》，1989—05—13），敏泽的《论所谓“五四”启蒙精神的“失落”和“回归”》（《文艺报》，1989—10—21），张炯的《关于新文化新文学的评价问题》（《光明日报》，1989—10—24）等等。在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中，由于研究者们过于强烈的问题意识和过于鲜明的价值立场，很难较为客观而充分地揭示出两个文学传统的复杂关系。面对当前文学研究中不断出现的与此有关的分歧，我们很有必要回过头来再对20世纪文学中“启蒙话语”与“革命话语”的复杂关系进行重新清理，对建国后“十七年”和新时期两个文学传统的关系进行史料的梳理和历时的考察。
一、五四新文学传统的“革命化”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胡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郑伯奇、彭康、茅盾、瞿秋白、胡风、冯雪峰、周扬、李何林、潘梓年、艾思奇等一大批学人，都倾向于把五四新文化（文学）革命视为一场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文化革新运动。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后，文化界对此问题的看法开始有所转变，五四新文学传统逐渐被纳入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轨道中。
建国初期意识形态领域的中心任务是巩固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权，限制和清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这一意识形态改造工程在重塑五四新文学传统中显示出巨大的能量：北京、上海、南京等地中等以上的学校、各地的报刊杂志同时展开了一场“谁领导了‘五四’运动”的大讨论，讨论的倾向性和结论都是非常明确的：领导五四运动的是无产阶级思想而不是资产阶级思想。与此同时，老舍、蔡仪、王瑶、李何林、俞元桂、任访秋、王西彦等学者在《新建设》、《新中华》等杂志展开关于“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的讨论，开始论证无产阶级思想如何领导了五四新文学革命这一重要的文学史问题。[1－5]
要想确立无产阶级思想领导了新文学革命的观念，就必须否定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新文学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在批判胡适的运动中，王瑶的《批判胡适的反动文学思想》（《文艺报》，1955年第6期），何其芳的《胡适文学史观点批判》（《人民文学》，1955年第5期），以群的《胡适在“五四”文学革命中做了什么？》（《文艺月报》，1955年第4期），戴镏龄的《批判胡适所谓“文学改良”的几个论点》（《中山大学学报》，1955年第1期）等文章，都把批判的矛头指向胡适的“形式先于内容，形式决定内容”的形式主义倾向，他们在内容先于形式、内容决定形式的理论前提下，认定新文学革命是一场思想内容上的反帝反封建运动，而不是语言形式上的白话文运动，“只重视语言文字革命而缺乏反帝反封建精神”的胡适，因此被剥夺了在新文学革命中的领导地位。曹道衡的《批判胡适夸大他个人在新文学运动中的作用》（《文学研究集刊》，1955年第1期）则较为纯熟地运用唯物史观的方法，在翔实史料的基础上深入细致地辨析了五四白话文运动产生的经济基础，批判胡适无限夸大他个人在白话文运动中的作用。在胡适被边缘化的同时，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瞿秋白等人被拥戴为文学革命的主将。刘绶松认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中的“右翼”，真正的主将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李大钊和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鲁迅。[6] 黄药眠则明确指出：“新文学运动的代表人物也绝不是胡适，而应该是具有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的陈独秀。”[7]
清算胡适之后，胡风的五四观又成为众矢之的。胡风在建国前是一直坚持五四新文学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的，他认为：以市民为盟主的中国人民大众底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正是市民社会突起了以后的、累积了几百年的世界进步文艺传统底一个新拓的支流。在这一判断的基础上，胡风肯定了胡适在新文学革命中的重要作用。难怪罗荪会尖锐地批判胡风：“口口声声要维护‘五四文学革命的传统’，而且俨然是以‘五四文学革命传统’的唯一继承者自视，但是他所继承的，所维护的，所宣传的‘五四传统’，不是别的，而是以胡适为‘盟主’的那个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传统’。”[8] 在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大批判中，除了继续强化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无产阶级思想领导，也对革命文学传统进行了重新塑造：较多继承了五四新文学传统的胡风文艺思想，本是革命文学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胡风被清理出革命队伍之后，这个组成部分也被从革命文学传统中注销了。
应该指出的是，建国初的学者们在论证无产阶级思想对新文学革命的指导作用时，大多显得底气不足，在原始史料与新的文学史观之间是经过反复权衡的：他们可以从1919年特别是1923年以后的文学中，找到较为充分的史料支持这一观点，但要从1917—1919年的文学中寻找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证据，显然是非常困难的。李何林在论证1923年之后文学中的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作用时是充满自信的，但在谈到1923年之前的文学时，他不得不采用了推论的方式：从这几年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情况，来推定当时一部分文学工作者必在无形之中受这种思想的影响或领导；从当时文学工作者所表现的不同思想情况，来断定他们中的一部分是被无产阶级思想所影响或领导；这个时期鲁迅的思想不单纯是进化论，同时也有阶级论的思想，所以他也是被无产阶级思想所影响、所领导的。从这三个推论中，我们不难感受到李何林缺乏充分的史料的支撑的尴尬。[2] 文学史家张毕来在新的五四观与原始的史料之间，采取了一种折中调和的态度，他认为：“五四前夕的文学改革运动，指导思想虽然仍是资产阶级的文学思想，它却已跨上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学的历史阶段，不能说它是旧民主主义的文学运动了。”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在描述五四新文学革命时，大力强调其反帝反封建的性质，而忽略了其中的无产阶级思想领导因素。冯雪峰在1949年曾说：“中国‘五四’后的新文学，如果从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世界文学范畴上说，那当然可以说是十八、九世纪那以所谓批判的现实主义和否定的浪漫主义为其主流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文学之一个最后的遥远的支流。可是，它作为世界资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个支流来讲，在本质上和特征上却都有着很大的特殊性；同时它又很快就结束其为资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旧的范畴上的支流，而转变为和开始着以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文学——新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之一了。”[9]257 1952年他又修正为：“新民主主义的‘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反映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文学运动，然而不能说它是资产阶级的文学运动。但新民主主义的五四新文学运动，也还不是反映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文学运动，而是反映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各革命阶级联合的）民主革命的文学运动。”[10]
由此看来，新文学革命本身的复杂性，使它很难完全被塑造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文学运动。唯其如此，在“双百方针”提出之后，学界便出现了重评五四新文学的倾向。[11] 因此，在1959年纪念五四运动40周年之际，学界再次展开对新文学传统的大规模塑造。当时发表的文章主要有：胡叔和的《略谈五四文学革命的领导思想》（《作品》，1959年第3期），邵荃麟的《关于“五四”文学的历史评价问题》（《人民文学》，1959年第5期），以群的《“五四”文学革命的思想领导》（《文学评论》，1959年第2期）、《“五四”文学革命的光辉传统》（《文艺月报》，1959年第5期），胡青坡的《论革命文学的战斗传统》（《长江文艺》，1959年第5期），郑李生的《认真学习“五四”文学遗产》（《火花》，1959年第5期），王庆生、陈安湖的《“五四”时期的文化革命与文学革命》（《理论战线》，1959年第5期），谭洛非的《发扬“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革命传统》（《草地》，1959年第5期），丁景唐的《瞿秋白在五四时期的文学活动》（《文学知识》，1959年第5期），刘绶松的《五四文学革命的战斗传统》（《文史知识》，1959年第5期），苏执的《发扬“五四”革命文学运动的光荣传统》（《红岩》，1959年第5期）；《文艺报》开设了“五四运动四十周年纪念专号”，发表林默涵的《继承和否定》、唐弢的《“五四”谈传统》、以群的《“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真面目——批判胡适、胡风及其他反动分子对文学革命的歪曲》等等。这些文章明显受到当时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潮的影响，有的以更为巧妙的方式论证无产阶级思想对新文学革命的领导作用，不少文章则干脆抛开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完全剔除了新文学革命中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因素，把它定性为无产阶级性质的文学。经过这次大规模的讨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个人主义的五四新文学观念受到彻底清算。
二、革命文学优于五四新文学？
学术界对新文学传统的“革命化”重塑，是为了建构一个以五四新文学为起点的革命文学史秩序，在五四新文学和革命文学之间确立一种“继承与发展”（而非“背叛与倒退”）的历史联系。但五四新文学毕竟不同于革命文学，要想确立革命文学优于五四新文学的文学史秩序，就必须对新文学的局限性进行反思。
在建国后“十七年”中，承认不承认五四新文学的缺点，甚至被看成是一个立场问题，“胡风既然认为‘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是属于世界资产阶级文艺的一部分，而他是拜倒于资产阶级文艺之前的，因此他就看不到‘五四’新文艺所具有的缺点，而毫无批判地把‘五四’文艺传统看成完全正确的。这也就表现了胡风的阶级立场实际上是什么了”。[12] 在当时的学者们看来，五四新文学具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缺点：其一，脱离广大人民群众。“这个新文艺的队伍，主要是由小资产阶级构成的，他们倾向革命，同情工农大众，但同时又具有脱离工农群众的严重缺点。要继承和发展‘五四’新文艺传统，显然不能连这种严重缺点也继承下来，显然不能让文艺始终像当时一样停留在少数知识分子的圈子里，而应该和广大工农大众密切结合。”[12] 其二，盲目否定民族文艺传统的欧化倾向。毛泽东在评价五四运动的领导人物时曾说：“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的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13]832 在“十七年”中，这段话曾被学术界反复引用，用于批判胡适的全盘西化的民族虚无主义倾向，批判胡风与冯雪峰完全把新文学的产生归因于西方资产阶级文学的影响，以致毫无批判地崇拜外国文艺形式而取消了民族文艺形式。
这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现象：一方面，为了论证革命文学发展与超越了五四新文学，论证革命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方针的合理性，学界不得不反复地批判五四新文学脱离群众、否定民族文艺传统的欧化倾向；另一方面，为了论证革命文学继承了五四新文学传统，又不能过分夸大这些缺点，于是我们看到冯雪峰、王瑶、任访秋、林默涵、以群、罗荪、羊春秋、王忠详等一大批学人，不得不小心谨慎地论证五四新文学与人民大众、与民族文学传统间的内在联系，并把鲁迅（有的还把郭沫若）树立为创造性地继承了民族文学传统的典范，以此反驳胡风等人否定民族、民间文艺传统的全盘西化的五四新文学观，反驳他们从这种五四新文学观出发批判民族化、大众化的革命文学传统。
一方面强调新文学的非资产阶级性质，另一方面又强调其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局限性，这难免会遭到学者们的质疑。文艺界确立的两个文学传统的关系，注定还要不断受到冲击，因此也需要不断地加以巩固。“双百方针”提出后，冯雪峰、刘绍棠等人对革命文学优于五四新文学的论断提出质疑。他们认为：1942年以后15年的文学，在整体上不如1942年以前30年的文学。吴祖光则认为1942年以后的文学是公式化、概念化的文学。为了巩固革命文学的权威地位，在反右运动中，学界发起对文学教学与研究中“厚古薄今”倾向的批判。各高校中文系都对现代文学教学的偏差进行了反省。南开大学中文系指出：文学理论、现代文学教学中的修正主义者，把建国后的新文学描绘得漆黑一团。[14] 东北人民大学陈湜指出：“许多现代文学教师认为今天的文学不如‘五四’新文学，对‘五四’以后至1942年的文学讲的很详细，对1942至1949年的文学讲的很少，对建国后的文学压根就不再提及。”[15]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则批判：“有些人硬说1942年以后没有好作品，对许多优秀的描写工农兵的作品采取贵族老爷式的轻蔑态度；而对‘五四’以来许多反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作品（虽有反封建的倾向性，但包含了个人反抗、无政府主义及其他资产阶级思想，如巴金的某些作品）则毫无批判地全盘肯定。”“我们的现代文学教学中，对‘五四’以来的新文艺作品，应给予正确的评价，该批判的要批判；而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成就，必须充分估计。1942年以后的优秀作品的讲授比重，应大大增加；在选材上也要打破小框子。”[16] 可以看出，这场大批判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即通过批判现代文学教学与研究中的“厚古薄今”倾向，倡导“厚今薄古”的倾向，以便论证革命文学和建国后的文学的合法性问题，以巩固符合意识形态利益的新文学史秩序。
王瑶在反右运动中的遭遇，是理解当时两个文学传统关系的一个很好的个案。他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的指导思想，与建国前冯雪峰的看法一致，因此，他在建国初期曾受到过一些批评。[17] 在反右中，王瑶率先向冯雪峰的文学史观发难，他指责冯雪峰忽视了社会主义因素在新文学革命中的决定作用，“正是以保卫‘五四’传统的姿态来对抗毛主席的《讲话》，并把《讲话》的精神理解为抛弃了‘五四’传统的”。[18] 尽管王瑶在文学史观上极力向“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评价体系靠拢，但他还是被作为“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白旗”拔掉了。朱寨认为：王瑶低估了鲁迅在新文学革命中的作用，而把胡适扶上了新文学的主流和正统的地位，“胡适脸上虽然带着王瑶先生的唾沫，却依然被王瑶推上了‘五四’文学革命的领袖地位”。正是沿着这一思路，“王瑶先生的《史稿》在每个重要关键性的问题上，都是在实际上抬高资产阶级文学（按：指新月派、第三种人、现代派、胡风与冯雪峰）的地位和作用，贬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他的这种新文学史的资产阶级传统的文艺史观点，是系统的，像血脉一样贯穿全书”。[19] 这种概括虽然是“左”的，倒也抓住了王瑶的文学史著的症结：朱寨所谓的“重要关键性的问题”，主要是指民主主义文学与革命文学的关系问题，在当时的意识形态环境中，王瑶在处理二者的关系时确实是大伤脑筋的。北大中文系二年级鲁迅文学社对王瑶的批判更是坚决果断：他们指责王瑶的文学史为胡适百般辩解，开脱罪责，“双手把五四文学革命的领导权奉送给资产阶级”！他们认为：“新月派”、“民族主义文学”、“自由人”、“第三种人”是反人民的，在文学史上只能处于被告的地位，但王瑶却不提他们的反动的阶级实质，把严肃的阶级斗争硬说成个人和社团之间的相互攻击，从而为资产阶级在文学史上争夺地盘。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无产阶级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斗争是极其严峻的，但“王瑶先生否定了阶级斗争，他没有把左翼阵营里的思想斗争看成两条道路的斗争，因此，也就抹煞了这一时期无产阶级文学中两条路线斗争的存在”，以致不适当地肯定了胡风、冯雪峰、丁玲和萧军等人在新文学史上的地位。[20]
经过反右运动中对文学史中两条路线的梳理，五四新文学传统内部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因素，革命文学传统内部继承了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因素，统统被驱逐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范围。这些学术批判，明显混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终于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史改写为社会主义的文学史。
三、五四新文学革命领导思想大讨论
进入新时期，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成为主导的价值取向，思想界开始出现为资本主义正名的言论，人道主义和人性论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属性逐渐被淡化，其民主主义的特征逐渐得到广泛认可。在这一新的意识形态环境中，学界再次展开关于五四新文学革命指导思想的大讨论，开始重新塑造五四新文学传统。
在20世纪80年代中前期，有些学者开始肯定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作用，甚至认为它起着主导的作用。许志英认为：五四新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和二三十年代的鲁迅、茅盾、瞿秋白、郭沫若、郁达夫、郑伯奇、彭康、周扬等人，都曾断定新文学革命是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他们的意见虽有这样那样不够准确甚至错误之处，但他们的共同性意见，却有值得人们认真深思的合理的内核，至少比1940年以后的认识更符合文学历史的真相。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他认为这一运动是在我国资本主义有了新发展的情况下，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的文学运动；其斗争锋芒直指封建主义，而斗争的思想武器则是外来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从理论主张到创作实践，都同欧洲的文艺复兴一样，最鲜明的特点是鼓吹“人性的解放”。[21] 朱德发也认为：“‘五四’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呈现一种比较复杂的形态，它是各种‘新思潮’的混合体，但在构成这一复杂形态的带着各自不同色彩的新思潮的诸方面中，民主主义和与之相联系的人道主义思想是主要方面，因之也占有主导地位。”[22]4
对于许志英和朱德发的观点，卫建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的一个原则问题——兼评“五四”文学革命指导思想的再探讨》（《高校战线》，1983年第11期），林志浩的《关于“五四”文学革命指导思想的商榷》（《文艺研究》，1984年第1期），魏洪丘的《也谈“五四”文学革命指导思想》（《文艺研究》，1984年第4期），辛宇的《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文学评论》，1984年第1期），林非的《关于“五四”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问题》（《文艺报》，1984年第2期）、《为什么要否定“五四”文学革命的无产阶级指导思想》（《南开学报》，1984年第2期）等文章，都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林志浩认为：许志英着眼于五四运动以前的文学革命运动，从而贬低和抹煞了无产阶级思想的指导作用，如果把五四新文学革命理解为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1年共产党的成立期间的文学运动，便可看出无产阶级思想所起的重要作用。魏洪丘既不赞同许志英仅仅从新文学的源头出发否定无产阶级思想的指导作用，也不赞同林志浩为了证明无产阶级思想的指导作用，把1919年之前的新文学排斥在新文学的范围之外，他认为：“‘五四’文学革命是指从一九一七年文学改良到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反对封建文学的新文学运动，它跨越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性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指导思想也经历了由资产阶级文化思想到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两个性质不同的阶段。”林非也不赞成非此即彼地谈论五四新文学的指导思想，他通过详细的史料考辨，得出与魏洪丘基本相似的结论：“从1916年开始是‘文学革命’的第一阶段，由资产阶级思想所指导；经过1918年到次年之间马克思主义宣传的酝酿时期，即从‘五四’前后到1923年底‘革命文学’的提倡为止，无产阶级指导思想已经在明显地发挥作用。”
在这场讨论中，尽管多数学者不赞成新文学革命是以资产阶级思想为领导的，但他们都肯定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在这一运动中所起的进步作用，肯定了胡适、周作人所倡导的“白话文运动”和“人的文学”的重要意义，肯定了非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作家对新文学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我们不应忽视这场大讨论的学术史意义，它为淡化五四新文学的无产阶级或者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属性准备了思想条件。此后，有关五四新文学的讨论逐渐逸出了阶级论的框架。进入80年代中后期，由于对外开放、肯定个人主体性成为一股强劲的社会思潮，五四新文学的反帝、反封建的性质，其民族化、大众化的特征也就逐渐被淡化了，一种对外开放的（西化的）、个人本位的五四新文学观开始为学界广泛接受：谢冕把五四新文学理解为一种对外开放的、充满宽容和创造精神的文学，他极力强调西方文学对于五四新文学革命的重要性，试图以此改变中国当代文学长期封闭保守的局面。[23－24] 刘再复把五四时代看作知识分子个人主体性觉醒的时代，把五四新文学看作一种具有启蒙精神的文学。[25]
在“走向世界”和“寻找自我”的强烈期待中，五四新文学的地位一路飙升，从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变成了一个最为辉煌的瞬间，成为臧否20世纪文学的绝对标准，五四新文学与革命文学的关系，也由此开始被彻底改写了。
四、五四新文学优于革命文学？
对于抬高五四新文学、贬低革命文学的倾向，周扬在1980年就有所警觉，他曾说：现在有人讲要恢复五四新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要回到五四，似乎只有五四时期的文学才是现实主义的，后来的左翼文学、革命文学，以至解放后产生的许多激动人心的作品，都不是现实主义的，至少不是那么现实主义的，这种说法是不恰当的，“我们今天的文艺不能退回到‘五四’时代去。我们今天要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要和时代相结合，要有社会主义时代的特征。我们对于‘五四’时期的文艺，要继承和发扬它的优良传统，但也不能全盘继承。‘五四’离现在究竟是有半个多世纪了，而且是处于完全不同的两个时代。我们的国家不管经历了多少历史曲折，比起那时来不知前进有多远了。怎么能全部承袭过去的东西呢？左翼文化运动中，曾有过‘左’的偏向，例如号召脱下‘五四’的衣裳，贬低‘五四’式的白话，那是不对的。但我们也不能反过来，认为‘五四’时期的文学，就整体而言，比现在还高明，那就完全不符合事实了”。[26]
周扬的看法并非无的放矢。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确实有不少学者站在五四新文学的立场上批判革命文学传统，他们试图通过对五四新文学传统的重新阐释，以突破革命文学传统的束缚。谢冕高度肯定五四新文学的对外开放和宽容的精神，并以这种精神为标准，批评左翼、延安和建国后“十七年”的文学“片面强调民族化群众化的结果，带来了文化借鉴上的排外倾向”。[23]“我们的文学发展曾经有过一个大的曲折，这曲折要而言之就是对于五四新文学的多元的和丰富的传统的偏离”。“我们便远远地偏离了五四文学的丰富而走向贫乏；放弃了多元的审美结构，而走向统一化和模式化”。[24] 在以后几年中，随着人本主义和主体性哲学思潮的崛起，否定革命文学传统的思潮越演越烈。不少学者把复杂的五四新文学简化为“人的文学”，更多地把它与“自我发现”、“个性解放”、“思想启蒙”、“现代文化精神”联系起来，认为在革命文学发展过程中，人与自我丧失了，启蒙精神衰落了，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中断了。1989年前后，《上海文学》、《文学评论》发起的重写文学史活动，《文艺报》开设的“中国作家的历史道路和现状研究”专栏，把这种倾向推向极端。刘再复的《赤诚的诗人、严谨的学者》（《文学评论》，1988年第2期）在评价何其芳时，提出了“思想进步、艺术退步”的观点，这种观点后来成为贬低所有革命作家的思维模式，直到今天，还有不少知名的学者不假思索地采用这种思维模式进行着学术论文的复制。稍后，刘再复又把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运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站在五四启蒙精神的立场上，彻底否定了革命文学传统。[25] 这一观点在学界引起巨大的反响，不少学者纷纷以“人的文学”的兴起、失落与回归的历史线索整合20世纪文学史，在这种反复的知识生产中，过去的革命文学继承、发展与超越了五四新文学的思维模式逐渐被革命文学偏离、背叛乃至否定了五四新文学的思维模式所取代。
在五四新文学的凯歌声中，左翼、延安和“十七年”文学逐渐被人们遗忘了。近20年来，学者们喜用“五四启蒙精神复苏”来描述新时期文学。这种描述方式同样简化了新时期文学发展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它忽视了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在激进的艺术革新者们为五四新文学大唱赞歌时，还有不少学者在反思它的局限性；在革命文学传统被淡化乃至否定的过程中，还有不少学者为它的合理性辩护。譬如，张恩和不赞同谢冕把五四精神理解为宽容和对外开放的精神，他说：“对‘五四’新文学历史的反思，不但要看到外国文学的影响和作用，也应该同时看到在学习外国文学时存在的形式主义及其产生的消极影响。胡适‘全盘西化’的主张是当时形式主义最突出的代表，不但在当时产生了不好的效果，引导一些人走上了文学歧途，而且和后来一些人轻视自己民族文化遗产有着很大关系。”[27] 童庆炳不赞同谢冕离开民族文学传统和中国的社会实践，把五四新文学的发展归结为外来文学的影响，他批判谢冕“割断与历史发展的基本联系，不分左翼与右翼，不分进步与落后，不分积极与消极，不分有益与有害，不分健康与病态，来谈‘五四’新文学的历史传统，只能使历史的眉目变得模糊不清”。[28]
在1983年《文艺报》召开的现代文学研究座谈会上，樊骏、马良春、冯牧、唐弢、王瑶等一大批学者不满学界以“艺术性”为名否定革命文学传统，指责“他们对鲁迅、郭沫若、茅盾以及其他一些左翼作家，评价越来越低，而对另外一些当时远离革命的作家则评价越来越高”，[29] 他们主张对戴望舒、徐志摩、沈从文、钱钟书的评价，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冯牧从国内外两个方面分析否定革命文学的思潮产生的原因：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传到国内后，同国内的某些思潮发生了呼应。一些青年人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对革命文学传统、文学道路产生了一些不正确的看法，甚至采取根本否定的态度。过去的文学史对一些生活在革命激流之外的作家作品有所忽略，没有给予足够的公允的评价，这是不正确的，“但我们今天不能又走到另一个极端，把《围城》和另外一些作品（其中有些是远离政治和现实的）说成是中国最伟大的作品，甚至由此得出一种荒唐的结论：越是远离政治，远离现实的作品，其艺术性就越高，其生命力就越久”。[30] 基于相同的原因，袁良骏对夏志清的小说史进行了全面的批判，认为它忽视基本的文学史实，不适当地抬高非革命的作家，贬低了革命的作家。[31]
值得一提的是，樊骏对两个文学传统的关系进行了重新梳理，他认为“五四文学革命在中国文学史上所引起的历史性变革，集中地表现在大大加强了文学与现实生活、与人民群众的结合，密切并且深化了文学与进步的社会思潮、社会活动的联系”。如果从这一历史线索来看，“正是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的和进步的作家的作品，典型地反映了现代文学的性质和特点；无论是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还是四十年代的工农兵方向，都不仅没有中断或者妨碍五四文学革命所开创的文学新路，使现代文学丧失自己的历史特征，而且恰恰是有力地发展深化了这场变革，并使现代文学的特点表现得更加充分更加突出”。从文学革命走向革命文学，不是党的主观愿望、权力、意志的产物，而是“各个阶级、各种力量在文学领域角逐、较量、相互斗争、相互影响的结果，是整个社会条件的历史辩证发展的产物”。他反对以狭隘的文学现代化标准否定革命文学传统：“仅仅以是否把文学作为作家‘自我表现’的艺术手段，是否采用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手法和技巧，作为现代化与否的根据。用这些含糊不清、似是而非的标准代替反帝反封建的线索，不但没有比过去宽广，反而变得更加狭窄，不但丢掉了许多重要的东西，而且作出一些近乎武断、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会引起混乱的结论。”“汲取包括现代派在内的外国文学的经验固然是为了实现文学的现代化；改造利用传统的文学形式，譬如在秧歌剧基础上创造新歌剧，在‘信天游’基础上发展新的民歌体诗歌，像赵树理那样融化传统文学、民间文学的艺术手法于自己的创作中等等，同样属于文学现代化的内容。尽管这方面的工作，有的可能改革和创新有所不够，距离反映现代生活、表现现代人的心理、适应现代人的审美趣味，都还存在一些距离；但这种努力，却都是为了给古老的文学形式注入现代的艺术生命，不是复古，而是新生，同样属于文学现代化的课题。如果把这些都排除在现代化之外，势必导致最终否认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也就是否定了现代文学本身。”[32]
刘再复提出“‘五四’文学启蒙精神的失落与回归”的观点之后，敏泽、陈涌、程代熙、张炯、董学文等人提出尖锐批评。他们认为这一观点为弥漫学界的彻底否定革命文学传统的潮流提供了理论的依据。敏泽认为：“‘五四’当然是一场意义深远的启蒙运动，但启蒙也绝不仅仅是与反对封建蒙昧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也是与反对帝国主义、与救亡图存、民族独立的要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反帝、反封建的历史要求，或者说救亡图存、变革社会的目的本身，与启蒙运动的关系，不仅是并行不悖的，而且二者就是一体的，救亡图存的要求也就是启蒙运动本身的要求”，“个人的自由和主体性的发挥，与民族的、集体的自由和主体性的发挥，是统一的、历史现实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刘再复恰恰把二者割裂开来，他所倡导的五四启蒙精神，实际上是在宣扬一种超社会、超民族、超历史的极端自我中心论。[33] 张炯也不赞成新启蒙论者把复杂的五四精神简化为一种个人本位的精神，把复杂的五四新文学简化为一种没有意识形态内涵的纯文学，把复杂的革命文学简化为压抑个人主体性的文学，从而百般鼓吹那些主张个人本位主义的作品，全盘否定那些倡导共产主义理想和集体主义精神的文艺作品。[34] 这些看法，在今天看来是有其合理性的一面的，而在当时的时代潮流中，却很难被激进的思想和艺术革新者们所理解。
从上面这些尘封已久的陈年老账中，我们不难看到一代代学人严肃的学术思考以及他们难以摆脱的历史局限性，更能清楚地看到建国后“十七年”和新时期的意识形态结构与文学知识生产的关系。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我们理应比前人更清醒一些：具有严格的历史意识的研究者所应做的，不是以自己的价值立场随心所欲地裁剪历史，而是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具有健全的当代意识的研究者所应该做的，既不是简单回到建国后“十七年”的立场，也不是简单重复新时期的一些话语，而是尽可能地在当代与历史之间进行反复的交流和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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