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国际环境变化对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中国论文,成立以来论文,环境论文,经济发展战略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36(2009)05-0018-08；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制定和实施经济发展战略不仅受到国内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还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本文试图通过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际环境对发展战略的影响，找出一些对当前有益的启示。
一、国际环境影响我国发展战略的历史阶段划分
从国际环境的变化角度看，新中国成立以来，国际环境变化对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大约是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我国与美国和西方国家关系从对立到开始缓和。这个阶段，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封锁，以及严峻的周边国际环境。第二个阶段，大约是上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这个阶段，与西方国家关系缓和后，我国逐步扩大开放，但在80年代末我国平息国内政治风波后，西方国家试图对我国实施新的制裁和封锁政策。第三个阶段，大约是上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在这个阶段，国际环境以及我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际环境越来越复杂，我国既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临严峻的挑战。
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认识角度看，新中国成立以来国际环境变化对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大体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这个阶段，我们对国际环境的判断主要建立在帝国主义随时有可能侵略我国的基础上，努力作好应对侵略的准备，同时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创造较长的和平建设时期。第二个阶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这个阶段，我们一方面认识到，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流，只要处理得好，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另一方面还认识到，科技革命推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不断深入，使我们面临着日益严重的政治、经济、科技压力，也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迫切需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
上述两种划分阶段的方法，是从不同的视角研究国际环境对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本文的分析以三个阶段划分为基础，兼顾两个阶段的划分。
二、新中国成立到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际环境对我国经济发展目标和战略的主要影响
这一阶段，我国国际环境有以下特点：
第一，帝国主义在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发动的战争严重威胁国家安全。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不久，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立即乘机插手台湾问题，阻止我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还将战火扩大到我国的边境地区。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不仅长期在南朝鲜驻军，还纵容和支持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接着又在越南扩大战争范围。
第二，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实施禁运和封锁，严重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根据有关资料记载，在中国解放战争进行中，共产党即将夺取胜利时，杜鲁门于1948年12月30日作出决定，如果中国地区直接或者间接地被共产党控制，美国经济合作署立即停止向中国运送援助物资。南京国民党政权倒台后，1949年6月下旬起，美国配合国民党对南起闽江口、北至辽河口的中国东部沿海港口实行封锁，禁止一切外国船只驶入。美国联合其他西方国家对华实行经济封锁和禁运，一切直接的军事物资和装备，重要的工业、交通、通讯物资和设备都禁止向中国出口。12月，美国国务院正式通知所有海运公司，一切美国商船不得冒险驶入上海，否则将受政府处罚。杜鲁门政府的严厉限制，使美国对华出口降低到很低的水平。根据美国商业部统计，美国对华出口总值在1948年为2.7亿美元，1949年跌至0.8亿美元，1950年1月至8月更减少到0.33亿美元。[1]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封锁直到1971年才解除，长达20多年。①
第三，前苏联从真心援助我国到停止援助，甚至挑起边境武装冲突。20世纪50年代，只有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愿意援助我国。1949年6月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争取斯大林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支持。斯大林承诺新中国一成立，苏联立即予以承认，并向新中国提供援助。双方还就苏联政府向新中国提供3亿美元贷款和派遣专家达成协议。[1]斯大林去世后的50年代未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回专家，撕毁合同，停止对我国的援助，不断在我国边境挑起事端，进一步发展到边境武装冲突。此外，印度也在这个时期对我国边境进行了大规模入侵。
因此，在这个阶段我国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一是巩固来之不易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成果，维护国家安全；二是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加快经济发展。这一阶段，国际环境对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至少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加快基础工业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帝国主义的封锁，迫使我国选择“一边倒”的外交战略，争取苏联等友好国家的支持。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我国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的基础非常薄弱，钢铁产量只有15.8万吨(1949年)，抗美援朝所需要的军事装备几乎完全依靠苏联。当时的形势使我国领导人感到，西方国家不可能给中国太多的和平发展的时间，不会让中国四平八稳地逐步进行工业化建设，必须用正义的战争赢得和平。但“战争就是拼钢铁”，因此，中国必须发展国防工业，而国防工业的发展又是以重工业为依托。在这种情形下，先发展农业、轻工业，逐步积累工业化所需的资金的看法自然在党内就没有立足之地[2]，必须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力争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为军事工业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为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提供先进的技术设备。这样，既有利于增强保卫祖国，抵御侵略的能力，也有利于促进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3]
2.盲目追求发展速度，错误地发动“大跃进”。1958年之所以会发动“大跃进”，一方面是由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受国内各种因素的影响(例如，1957年9月到10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有的地方领导人重提多快好省，使毛泽东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确定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另一方面，也是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1957年11月，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这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获得崇高的声誉。会上，苏联提出15年赶上和超过美国，使与会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受到极大鼓舞。当时，中国共产党不断提高的国际声誉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仍然非常落后的现实，给毛泽东等各级领导造成巨大的压力和束缚，迫切希望加快经济发展，改变经济落后的状况。在莫斯科的大会上，毛泽东提出中国15年钢产量赶上和超过英国。当年12月召开的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代表党中央致词，向全国人民公开宣布了15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口号。[4]正是在这口号的推动，改变了中共八大通过的“二五”计划提出的平衡发展战略，1958年起开展了经济建设的“大跃进”。由于各级领导头脑发热，再加上主观上的骄傲和指导思想的错误，使“大跃进”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上出现的最大挫折，国家和人民受到严重损失。
3.调整经济，坚持自力更生。新中国成立初期，中苏关系一直非常友好。苏共二十大以后，中共与苏共在若干问题上出现不同看法，再加上苏共对台湾问题、中印边境冲突等问题上不公正的指责，以及其他方面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做法，导致中苏矛盾逐渐激化。[4]401-403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决定召回所有专家，废除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各项协议。不等中国政府答复，7月25日苏联政府通知中国政府，将在7月28日到9月1日，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从中国撤走全部苏联专家，中止两国间签订的所有协定与合同。当时，由于我国农业大幅度减产，粮、油、肉、蛋等不能按计划收购上来，对苏贸易欠账达25亿卢布。在苏联政府的高压政策下，中央决定，1961年还清对苏贸易欠账。[5]苏联专家的撤走，还清对苏贸易欠债，使正处于困境中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严峻的国内国际环境，使头脑发热的情况有所改变，开始认真纠正“大跃进”的错误。中央决定自力更生，恢复农业生产，压低工业生产指标，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加强外贸出口产品收购，千方百计减少因苏联专家撤走对科研、重点建设项目的影响；接着又延长调整国民经济的时间，加大了调整力度。1962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到期后，没有马上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而是推迟到1966年再开始。经过数年努力，我们不仅还清了对苏联的债务，国民经济也逐步走出困难局面。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1960年开始建设大庆油田，1965年实现石油自给；1964年，我国主要机器设备的自给率已经达到90％；1965年10月16日成功爆炸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4]416-417
4.进行“三线”建设，加快经济布局向内地的推进。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非常严峻：美国在侵略朝鲜战争失败后，又发动了侵略越南的战争，把战火烧到我国南大门，威胁着我国的安全。在此以前，1962年，美国多方支持国民党武装特务部队窜犯我东南沿海和广东沿海地区，妄图建立大规模进犯大陆的“游击走廊”；印度政府不断蚕食我国领土，在中印边境东、西段同时向我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进攻；曾侵略我国长达8年的日本，还未同我国恢复外交关系；我国北部中苏边境地区的气氛也很紧张。在这种情况下，1964年4月25日，军委总参谋部作战部提出一份报告，对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袭击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有些情况相当严重。总参作战部的这份报告，引起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6]根据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决定，我国改变了原定以解决“吃、穿、用”为主的“三五”计划，把发展的重点转到“三线”建设，着力备战、备荒，加快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发展。
三、上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国际环境变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这个阶段，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有三个特点，使我们面临三个挑战：
第一，美国和苏联争夺世界霸权。美国、苏联出于自身战略利益的考虑，都希望改善对华关系。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我国处于主动地位。如何利用好这个矛盾，改善我国的国际环境，创造有利的发展空间，是当时我国领导人面临的挑战。
第二，二战后爆发的世界新一轮技术革命已经取得进展，推动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当我国走出国门时，发现原来已经有所缩小的差距显著扩大。这种形势下，如何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快我国发展步伐，是我国面临的紧迫任务。
第三，虽然我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缓和，但他们敌视我国的态度本质上没有发生变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在我们扩大与西方国家经贸交往的同时，国外敌对势力也加紧实施改变中国社会制度的企图。1989年我国平息政治风波后，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实施经济封锁和制裁。如何处理好坚持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推进我国经济健康发展，是当时面临的新的挑战。
在这个阶段，国际环境变化对我国发展战略的影响至少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大规模从西方国家引进成套设备和技术，调整国内经济布局。从上世纪60年代末开始，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抓住当时国际环境中的有利机遇，改善我国的国际环境，改善中美关系，继而带动我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的缓和，为我国从西方国家引进资金、先进技术、管理经验，推进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我国适时转变以备战为主的发展战略，逐步重新走上解决“吃穿用”问题的发展战略，从封闭、半封闭逐步走向开放。1972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共批准进口14套化纤、化肥以及一米七连续轧钢机等成套设备。这些引进设备的总价值达43亿美元，是新中国成立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规模最大、种类最多的项目之一，开始打破长期以来闭关自守、技术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局面。[5]1622-623这些引进设备大部分建在东部沿海地区，改变了前一个阶段建设项目不断向内地推进的布局。但是，上世纪70年代后期，“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开始了新一轮引进国外设备，由于规模过大，加剧了国内经济困难，成为80年代初经济调整的重要原因之一。
2.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扩大对外开放。“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经济建设进入新阶段。为了进一步了解国外情况，更好地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1978年5—6月间，国务院派出以副总理谷牧为团长的考察团，赴西欧考察经济。当年10月22日至29日，邓小平访问日本。在日期间，邓小平参观了一些现代化的大工厂，通过对比，中日之间经济和技术的巨大落差给邓小平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日产汽车参观时，当了解到该厂平均每个工人一年生产44辆汽车，而我国最先进的长春汽车厂平均每个工人一年只能生产1辆汽车时，他感慨地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11月份，已经74岁高龄的邓小平，不顾劳累，从日本回来后又出访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7]这些考察、访问的结果，影响广泛而深刻。大家认识到：由于二战以后，西方国家和我国周边一些国家利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成果，加快本国发展，经济实力在较短的时间内显著增强；一些原来经济基础不如我国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超过了我国，有的成为“小龙”、“小虎”，因此，迫切需要加快我国经济发展。同时大家也深切感到，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发展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迫切需要推进经济管理体制改革。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将工作中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进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提出一定要转变以往的发展方式。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经济发展战略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
3.冷静对待西方国家的封锁和制裁，做好自己的事情。1989年东欧各国政局发生剧变。当年春夏之交，我国也发生动乱。我国和西方国家在保持和发展关系的过程中，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总有一股政治势力，企图通过同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往来，并通过其他渠道，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使中国从社会主义道路转向资本主义道路。西方国家的一些黑手很深地插入1989年我国发生的动乱。1989年7月14日到16日，法国、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等7国和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主席在巴黎举行会议。会议在7月15日发表的政治宣言中“谴责”中国平息反革命暴乱是所谓“违反人权的暴力镇压”，宣称要中止对华高层接触及延缓支付世界银行的贷款等制裁措施。[8]多方施压，干涉中国内政，企图扭转中国的社会主义方向，这就使中国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曲折和倒退，我国对外经济贸易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4]554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邓小平提出，“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9]“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9]321我国经济发展也作好应对更加严峻的国际形势的准备。在制定“八五”计划时，根据当时国内国际形势，在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强调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方针，坚定不移地执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坚定不移地贯彻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的方针。这个时候，提出“坚定不移地执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有着特殊的意义和作用。“八五”计划确定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为6％，要求把经济工作的重点放在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上，调整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并逐步优化，逐步走向现代化，促进地区经济的合理分工和协调发展，始终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全部经济工作的中心，推进科技进步，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人民生活。[10]由于我国政府坚决维护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也由于我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不久之后，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封锁名存实亡，并没有阻止我国的发展，经济发展很快得到恢复。1993年，我国政府根据变化了的国内外形势，对“八五”计划进行了调整，推动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高潮。
四、上世纪90年代初到本世纪初国际环境变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这一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国际环境至少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断加深，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在更大的范围和更广的程度上推进，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如何迎接新技术革命和国际范围内产业结构调整的挑战，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是我国经济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二，虽然冷战结束，但美国等西方国家仍然用冷战思维处理国家间关系，以维持自己的霸权利益，致使我国面临着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政治压力，还面临着发达国家在经济技术上占绝对优势的竞争压力。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顶住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压力，处理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是我们面临的挑战。
第三，改革以来，我国经济实力增强，一些国家还不习惯或者不能接受中国快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的现实，因此“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以及各种对中国的怀疑和指责不绝于耳；中国对外贸易摩擦越来越多，对外投资遇到的阻力和干扰越来越多；中国技术引进，特别是高技术引进面临越来越严格的限制。这些不友好的声音和行为，不仅来自发达国家，还来自发展中国家。如何创造一个有利于我国发展的和谐社会，实现我国的和平发展，是我们面对的主要问题。
第四，在这个阶段先后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3年信息经济泡沫的破裂、石油价格的波动，以及正在经历的2008年开始的世界金融危机。这些危机也对世界经济，包括中国经济，带来严重影响。
在这个阶段，国际环境变化对我国发展战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面对科技进步加快，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的形势，提出推进两个根本性转变，把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作为发展的动力。20世纪90年代以后，现代科技突飞猛进，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国际竞争更加激烈。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科技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这既向我们提出了严峻挑战，更为我们提供了迎头赶上科技革命，实现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机遇。新的机遇，新的挑战，又一次把我们推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关头。”[11]在这种环境下，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最突出的变化是把经济增长的动力从只强调体制改革的推进，转变为既强调体制改革的作用，更强调科技教育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其一，1995年全国科技大会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强全社会科技进步，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于1999年作出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2000年做出了《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要求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科技创新。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进一步明确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是发展的动力。其二，提出要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九五”计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在制定“十五”计划时，重申“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有赖于在体制改革和科技进步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11]4这个变化比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提出的将经济发展转变到以经济效益为主的轨道上来，更加深刻，更加具有针对性，不仅对当时制定的各种发展战略，还对此后制定的所有经济发展战略产生深刻的影响，为提高我国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打下了基础。
2.提出把经济发展建立在内需为主的基础上，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以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联系汇率为标志，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危机席卷了几乎整个亚洲，并扩展到俄罗斯，波及拉丁美洲，进而影响了欧洲和美国。这次危机最初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不大，199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9.3％，货物进出口总额(按美元计算)增长12.2％。但是，从1998年初开始，危机对我国的影响显现出来，二季度出口仅增长7.6％，比一季度回落了5.6个百分点，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压力显著增大。同时，国有企业改革带来的大批下岗职工，城乡的大量农民工和新毕业的大学生，迫切需要就业岗位，就业压力迅速增加；当年夏季我国又出现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水灾。在这些矛盾中，影响经济增长的最大因素是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需求减少。针对这一情况，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有两个最明显的变化。其一，199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把经济发展建立在内需的基础上，并将这个要求作为长期战略方针。从当年下半年开始，在宏观调控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增发国债，引导社会资金，扩大投资需求；适当增加城镇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鼓励消费，增加消费需求；提高出口退税率，严厉打击走私，扩大出口需求；平衡国际收支，稳定人民币币值。同时注意调节货币供应量，引导信贷投向，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扩大内需的政策效果明显，出口很快回升。1998年出口增长0.5％，1999年增长6.1％，2000年增长27.8％。国民经济保持平稳增长的势头，从1998年到2002年期间，历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保持在7.6％以上，没有出现大的波动。其二，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开始考虑在稳定世界经济中应履行的国际责任，我国的发展战略对周边国家和地区产生影响。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中，我国顶住压力，承诺并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为亚洲各国摆脱危机给予有力的支持，赢得各国的尊敬，表现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中，我国还利用扩大内需的机会，干了许多以前想干、需要干，但没有能力干的事情，例如加强了能源、交通、水利、生态和环境保护等城乡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建设，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这些措施，不仅保证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稳定了社会，还为今后的发展积蓄了力量。可以说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中，我国是最成功的国家。把经济发展建立在内需的基础上，也成为此后的一条战略方针。
3.成功应对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出现的各种情况，推进了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为了进一步加快我国发展，推进改革开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我国的必然选择。但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仅是进一步扩大开放的领域、层次，而且是按照国际惯例和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改进和完善管理经济体制。这将对我国的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国内各方面的认识有很大的差异。不少人担心，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外资本的涌入，将冲垮国内经济，甚至担心国外资本将控制我国的经济命脉，而我们自己失去经济管理的能力和权力。
面临各种议论，我们一方面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中，尽力维护我国的权益，加强对世界贸易组织及其规则的宣传；另一方面还作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各项准备工作，并利用这个机会，推进改革的深化，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根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参照国际通行规则，当时重点开展了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加强涉外经济法制建设，抓紧清理、修订、制定基本经济法律法规，用三年左右时间基本健全了利用外资的法律法规体系；二是整顿经济秩序，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工作方式、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三是加强对企业、政府工作人员的培训，了解世界贸易组织，提高参与国际竞争、在开放条件下管理经济的能力；四是推进企业改革，加强企业改造，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②
在这个时期制定的“十五”计划中，突出强调“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认为我们具备许多有利条件，能够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实现国民经济较快发展。在指导方针上，把发展作为主题，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把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作为动力，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根本出发点，把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结合起来。继提出科教兴国战略(1995年)之后，进一步提出人才强国战略(2002年)，建立创新型国家(2006年)，努力增强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提高国际竞争力。还提出“走出去”战略，积极扩大对外投资。
与以往相比，这个时期国际环境变化对我国发展战略的最突出的影响，一个是参与国际竞争的意识进一步增强，制定发展战略的视野更加开阔。另一个是发展的思路更加注重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和国际规则，努力在更加规范、更加开放的环境中推进现代化建设。总体上看，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更加密切，国际竞争对我国经济的冲击比预想的小，我国经济得到的发展空间比预想的大。正是在这个时期，我国实现了较长时间内保持了在较低物价水平下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明显提高。
五、60年来国际环境对我国经济发展目标和战略影响的简要思考
回顾60年来国际环境对我国经济发展目标和战略的影响，可以得出以下认识：
(一)国际环境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因素之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际环境始终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由于我国科技发展水平低，经济实力弱，因而要发展自己，需要从国外引进技术、资金、管理经验，需要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发挥后发优势。同时，也由于国际环境是我们发展过程中不可能按我们的意志改变的客观因素，只能适应国际环境，利用国际关系。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越密切，国际环境对我国发展的影响越深刻，越全面。国际环境是我们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二)国际环境越来越有利于我国发展，但不利因素始终存在
新中国成立以来，总体上看，国际环境朝着有利于我国发展的方向变化。例如，新中国成立之初，受到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入侵的威胁，我国周边环境非常严峻。上世纪70年代初，中国和美国关系开始正常化进程后，国际环境逐步改善。尽管在上世纪80年代末西方国家对我国封锁、制裁，但由于和平与发展这个时代主题没有变化，再加上我们自身的发展，封锁和制裁已经成为一把“双刃剑”，不可能发挥作用。
但是，国际环境中不利于我国发展的因素始终存在，绝不能掉以轻心。虽然冷战已经结束，但西方国家的冷战思维仍然存在，国际环境变得越来越复杂。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压力和偏见始终存在，我国将长期面临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压力，面临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占优势带来的压力。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在国际贸易、资源开发、技术的引进和输出等方面面临的国际竞争、限制、摩擦日益增加。我国不仅要善于与发达国家开展竞争与合作，还需要处理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不仅需要处理好商品贸易方面出现的摩擦，还需要迎接对外投资、技术引进等方面的挑战和限制；不仅要处理对外经济交往中的各种矛盾，还不得不处理与此相关的政治、外交、军事方面的矛盾。国际环境中不确定因素对我国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我国在制定发展战略时，不仅要考虑我们想干什么，还要考虑国际环境要求我们干什么，允许我们干什么，允许我们怎么干。正确认识和判断国际环境，始终是制定发展战略的重要基础因素之一。
(三)我国各个时期的发展战略比较好地适应了当时的国际环境，但也留下值得吸取的教训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较好地适应了国际环境的变化。例如，上世纪50年代，面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封锁，我国实施“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取得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和支持；朝鲜战争的爆发坚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上世纪60年代，面对我国周边严峻的国际环境，不得不把战略建设“三线”放在突出的位置。中美关系改善后，我国加强了技术设备引进，加强了沿海地区建设。“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根据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实施改革开放，推进增长方式转变。上世纪80年代末，面对西方国家的压力，我们在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不动摇、维护国家主权民族独立的同时，开创了利用国外资源、国际市场的新局面。1997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后，我们提出并坚持把经济发展建立在内需的基础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们严格履行承诺，切实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转变增长方式。正是上述这些战略选择的推动下，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同时，我国在上世纪实现了“三步走”发展战略前两步战略目标。目前，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大幅度提高。可以说，新中国在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中实现了发展，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取得巨大成绩。
但是，我国在应对国际环境变化方面也出现过失误。例如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现“大跃进”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我国的国际地位提高后，希望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经济发展水平与国际地位之间的不协调的问题。上世纪70年代末出现的“洋跃进”的重要原因，就是在有利的国际环境面前头脑发热，脱离了财力的可能，加大引进技术设备的规模。上世纪80年代末出现风波，重要原因之一是此前对国际形势的认识出现失误，只看到西方国家希望与我国合作的一面，而没有充分认识到他们没有放弃冷战思维的另一面。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对国际环境的分析和认识，需要全面、深入，要看到本质，不能被表面现象迷惑，要从维护国家利益的高度，冷静观察，细心分析。
(四)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新一轮科技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影响重视不够，甚至应对不当
历史证明，国家之间的竞争根本上是综合国力的竞争，综合国力的核心是科技创新的能力。因此在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经济发展战略一定要关注综合国力的提高，关注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关注建立在科技进步基础上的、全球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但是回顾60年的历程，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们对这方面的变化及对我国的影响重视不够。新中国成立初期，一大批科学家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他们将当时国际上科技进步的前沿情况带回来，为1956年制定科技发展规划、提高国民经济科技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我们将现代化的目标，由一届人大提出的工业、农业、交通和国防现代化，改为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现代化。但是，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个阶段，忽视了国际上科技进步和产业结构转移，错失了历史机遇。而这个时期正是二战以后，新一轮科技革命推进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许多国家正是在这个时期实现的现代化。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切身感受到新一轮科技革命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但是在改革初期的一段时期内，对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信心不足，甚至对一些经过长期研究，即将取得突破的研究成果，也放弃了投入。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才重新强调我国在高技术领域应占有一席之地，20世纪90年代才明确提出科技与改革一样，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对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才重视起来，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实践表明世界科技革命和全球范围内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布局变化，既会对我国发展提出新的挑战，也会带来新的机遇。只有抓住机遇，才能加快发展。
(五)处理国际环境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关键是保持头脑冷静，做好自己的事情
60年来，我国能够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成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要原因之一是大多数时间内的头脑比较冷静。一是对国际环境变化趋势的判断比较准确。新中国成立后，准确判断出两大阵营对峙的趋势。上世纪60年代末，准确地判断出由于两个超级大国争霸，都希望打中国牌态势，使我国处于有利的地位。改革开放以后，准确认识到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流，我们有可能取得比较长的和平发展时期。上世纪90年代，准确认识到全球化、信息化以及国际产业结构的调整将带来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我们不仅面临严峻挑战，也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二是对我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判断比较准确。始终把自己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不盲目追求与实力不相称的国际地位，不承担与国家实力不相称的国际义务。三是始终追求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就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60年来，不论国际环境发生什么变化，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追求没有变化。从维护国家和民族长远利益、根本利益的要求出发，处理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较好地处理了意识形态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的关系，避免受其他因素的干扰。四是始终把处理国际环境与经济发展战略的关系，建立在搞好自己事情的基础之上。对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不论在传统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在对外开放以后，甚至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当前，经济发展不可能完全依靠国外。实践表明，如果头脑发热，不能冷静、客观、科学地判断国际环境和我们自己实力，如果脱离实际追求眼前利益或者其他不切实际的目标，就会在认识和工作中出现失误，影响经济发展。
与历史各时期相比，当前我国发展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我国承担的国际义务和责任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如何处理好国际环境变化与经济发展战略的关系，需要解决新的矛盾和问题，把握新规律，用更加长远的眼光，更加开阔的视野，冷静观察，谨慎探索，发现规律，把握机遇。历史的经验有益于我们把握现在，开创未来。
注释：
①据《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1632页，引用《尼克松回忆录》中册(商务印书馆1979年1月版)第234页资料：“(1971年)四月十四日，我宣布结束已存在二十年的我们(美国和中国)两国间贸易禁令。我还下令采取一系列新的步骤，放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货币和航运管制。”
②参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中，《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利用外资水平的若干意见(一九九八年四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二日通过)》、《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五日)》等有关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