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科学功能在现代教育中应用现状的主要对策_教育科学论文

优化科学功能在现代教育中应用现状的主要对策_教育科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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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76X(2001)04-0119-04

教育科学的功能即教育科学的作用,是指教育科学所具有的能力属性。它存在于教育科学系统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之中,主要是指教育科学对教育实践的影响能力,也包括对教育认识活动及教育科学自身发展的影响。简言之,教育科学的功能就是它对教育实践的指导和对自身发展的调节作用。由于教育科学调节自身的发展也是为了更好地指导教育实践。所以,本文着重于教育科学对教育实践的指导方面来讨论优化问题,侧重思考优化功能施放现状的对策。

讨论优化教育科学功能施放现状,不能不提及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教育理论工作者认为教育实践工作者不按教育科学理论和教育规律办事,教育实践工作者认为教育理论工作者只做书斋学问,理论脱离实践,缺乏指导实践的能力。尽管这种相互指责在某种意义上都具有其合理性,但我们认为他们都陷入了极端思维的误区,这将无益于问题的有效解决。对于优化现代教育科学功能施放现状的探讨,笔者认为宜采用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即中介思维方式。所谓中介思维就是一种“关系思维”即不是分别从孤立的两极出发,不是从甲事物到乙事物或从乙事物到甲事物,而是从两者的关系或联系出发来分析看待事物,它是对“两极思维”和“还原思维”的一种超越。作为处理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的对立关系的中介思维,首先是要解除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对立关系,各自向对方靠近,使两者在相互“对话”、相互沟通中保持“必要的张力”。即教育理论的建构与教育实践联系起来考虑,使教育理论具备“实践意欲”,指向教育的实践状况和活生生的教育实践活动。而教育实践的开展,则要以一定的理性原则为依据,成为理论的一种实践观照。这两个过程具有同时性,并不存在谁先谁后、谁决定谁的问题,而是两者之间的相互建构。当今的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的紧张关系,实际上是两个集团都采取了一种“决定思维模式”,相互争夺“话语霸权”,并试图控制对方。而不是采取“中介思维模式”,各自在关系中把握自身、映照自身[1]。因此,本文就是采取上述中介思维模式,从教育科学本身的科学化,提高教育工作者的素质,谋求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实现良性互动的中介这样三个大的方面来探讨。

一、完善教育科学理论本身

教育科学理论可分为基本理论与应用理论。目前,教育科学已陷入一种“两不是”的境地:基本理论并不发达,应用理论则更为薄弱。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其一是教育研究本身的特点、文化传统的影响。首先,从研究本身来看,为了具体地解决教育的现实问题,必须注重探索教育基本理论;为推动基本理论的发展,又需要探讨现实教育中的具体问题。可见,教育理论探索与问题解决至少在理论上是一致的,但事实上,注重教育基本理论的研究常常导致教育理论的自我封闭,注意探索实际的教育问题却又极易使研究成为现实的注脚。其次,从中国的学术传统看,它有二个特征:其一是政治、道德功利价值取向。学术活动的价值标准是道德理性、政治理性,而不是科学理性;注重政治功利,而忽视科学功利。其二是述而不作的因袭心态。学术研究者们满足于现有理论的复述、阐析、崇尚概念游戏、鄙夷实证,乐于内省、忽略外察。这二种特点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教育研究的短期行为倾向和教育理论的自我封闭,尤其造成了应用教育理论的发育不足。

针对教育研究自身的问题,解决的出路在于:以现实教育问题的研究与解决为基础,以达到繁荣教育科学、服务教育实践的目的,教育理论以“问题解决”为契机发展自身。这样,教育价值问题、教育实践将得到重视,应用教育理论也将得到加强,从而使得教育科学理论在基础与应用两个方面共同发展、相互协调。对待学术传统,要采取辩证的态度:对消极因素的批判和对积极因素的利用相结合,即改造传统的学术价值取向、治学方式,树立重科学理性和科学功利的学术价值标准,消除述而不作心态的影响,养成积极参与现实变革,发展科学理论的风尚,促使概念推理研究方式向深入的理性推演与逻辑实证相结合转化。总之,应该自觉克服消极因素、利用积极因素去促使教育科学理论在基础与应用两方面共同发展、相互协调。

教育科学理论的不完善还突出地表现在一些分支教育学科的不够成熟甚至是一片空白,如教育政治学、教育时间学、教育人类学、教育环境学、教育文化学、教育法学等学科领域。教育科学的历史并不长,教育科学理论本身还有着很大的模糊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用批判的眼光,从宏观上对教育科学对象的演变规律、对教育科学自身的变化特点加以科学地把握,自觉引导教育科学理论本身不断完善;从微观上全面地展开各种教育内、外部关系的研究,以各种教育问题为起点进行探讨,从而为新兴分支学科的建设、教育科学理论自身的完善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提高教育科学要素的水平

教育科学要素的质与量影响着教育科学的功能。教育科学的要素至少有以下几个层次:概念、原理、学科、学科群。如在将上层建筑看成是教育的本质属性的时候,教育的政治功能被过分地放大。这正是对于“教育”的概念性认识发挥效用的表现。而当人们的有关认识深化到这一层次:上层建筑仅仅是教育的一种属性时,此概念的功能又有了新的超越。与旧有概念更新、新概念的出现一样,教育原理、分支教育学科、学科群的更新或建设,无疑都将给教育科学整体带来新的功能因子。事实上,一部教育科学的发展史,也就是教育科学要素质与量的发展史,也就是它们功能的演化史。因此,要优化现代教育科学功能施放现状,就必须努力提高教育科学要素的水平,具体地说,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树立教育理论的实践意识。即教育理论既要不断从实践中总结经验以发展自身,又要注意将自身向实践回归。从当前看,教育理论与实践脱节主要表现在理论落后于实践,当然也有先进的教育理论未能有效地指导实践的一面。教育理论的落后固然与其发展的相对滞后有关,但理论发展中实践意识的缺乏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教育研究应当从实践中发现问题并找到该时代具有重大意义的课题,注重研究实际问题。当前,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是:教育理论的建构中,大量的相关学科的概念与理论被生搬硬套地移植到教育科学上,而且曾经成为一种热潮,相关学科似乎成了教育科学理论发展的源泉。对此,必须彻底地反省,以将扭曲了的东西恢复过来,绝对不能简单地套用相关学科中的概念和理论而困住了教育科学的发展。

(二)正确选择教育科学的发展方式。教育科学的发展无外乎“突进”与“和谐”二种形式。“突进”指的是由于科学自身发展的逻辑与社会需要的聚焦而使得某门学科或学科的某方面迅速突破的发展方式。“和谐”则指教育科学的各分支学科方面、分支学科的各要素以整体协同的形式演化。首先,从分支学科体系来看,学科的发展包括理论要素的储备与体系的更新。一般地说,理论要素的储备主要通过平稳而和谐的方式进行,而体系的更新则应采取突变的形式,但分支教育学科的建设并非如此。在教育学这一基础学科的发展中,赫尔巴特、凯洛夫等为代表的传统教育学体系,以大一统的趋稳结构禁锢着人们的思想,长期以来基本上支配着我国教育理论的建设。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人们越来越开始认识到它的陈旧及改造的必要,特别是90年代已着手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科学问题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体系改造的同时,并未与理论要素的储备相结合,对旧有体系中的概念缺乏清理,对旧有理论缺乏创新,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在多元化思潮的影响下,便一哄而起,匆忙重构体系,结果自然是导致新体系的空洞。在分支学科发展上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人们意识到教育科学新兴分支学科建设的迫切性,在焦虑心态的引导下,形成一股“引入热”和“创建热”。但“引入”的同时忽视“中国化”,忽视结合中国实际开展研究。至于“创建”也只是表层的,不是在开展研究、积累理论的基础上创建,而是热衷于随意提出一门新兴分支学科的名称,套用既有学科体系框架横式,搬来一些相关理论加以堆砌。可以想象,这种“新体系”内的“新理论”势必难以满足教育实践的需要,由此可见,分支教育学科的发展应该以“和谐”为基本形式,辅之以“突进”的形式;应该注重理论积累及其应用,再在此基础上构建严密的逻辑体系。其次,从整个教育科学体系来看,教育科学应该以其整体的功能全面地作用于教育活动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以推动教育的全面进步。所以,教育科学体系中各门类的分支学科应共同协调地发展。同时,由于教育实践本身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因而,对教育科学的需求也是不平衡的。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教育的某些侧面发展较快,而相应的教育科学理论也要求提高。在这一情况下,教育科学的相应方面则应以“突进”的方式发展,聚集大量的研究者、吸引大量的研究力量,以适应教育实践的需要。当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知识经济背景下,为更有效地指导教育的经济功能的发挥,教育经济学、教育信息学等科学应以“突进”的方式发展。但应该注意,“突进”式的发展很可能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总之,教育科学发展方式的理性战略选择应是:“和谐”为主,“突进”为辅。

三、保持功能主体的独立性

教育科学只有具备自身的独立性,才会表现出其独特的功能。众所周知,科学对象的独立是教育科学独立性的首要条件。但在过去很长的时期内,由于突出的政治需要,教育科学的对象不是具有特殊性的教育存在,而是异化为教育与人们政治需求之间的价值关系。诚然,应该研究这种价值关系,但研究须建立在对教育本质、教育规律揭示的基础上。否则,教育科学将变成为一种附属工具,这一点,我们已有深刻的教训。当前,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教育提出了新的需求,要求教育科学从本质上揭示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以指导教育改革。但是,教育研究中却似乎存在着这样的偏向:研究不是着眼于教育改革的长远目标,而是目光短浅,急功近利。实际上,这正是社会经济意识过分强化而带来教育科学对象扭曲的表现。所以,当前应特别注意防止教育与人的经济需求之间的价值关系变为教育科学工作者的唯一研究对象。

保持教育科学的独立性还应该提倡教育科学的学术意识。教育科学的真正价值首先在于它的学术性。故而,教育工作者应该以对真理的追求为目标,而不是盲从于一时的潮流。教育科学既要把握教育现实,又要不为现实所左右,而保持其作为功能主体的主体性,能动地发展自己;在此基础上,以自身独立的学术价值积极参与现实的教育改革活动。

四、优化教育工作者的素质

教育科学的功能是在教育认识、实践主体的积极活动中体现的。可见,教育科学只有通过“人”才能表现其功能。只有与教育工作主体建立起一定的关系,教育科学才有可能对教育认识与实践产生积极的影响。教育工作者作为教育活动的主体,他们的情感、态度、意志等都参与到教育活动之中,以使教育活动更加符合教育工作者的需要。所以,教育科学与教育工作者之间必定存在着一种价值关系,即教育科学理论是否能满足教育工作者改进教育活动的需要。由此,教育科学的功能实质上就是教育科学价值的体现。它还从根本上决定了功能的增殖、增效的特性,即教育科学在应用之中不断得到充实、提高,从而增强其影响力。教育工作者,尤其是教育科学工作者是教育科学功能有效施放的最根本的决定力量。故而教育工作者的素质是功能实现的关键。

(一)树立教育科学的危机感。教育科学在现实的教育实践面前已呈现出落后、贫困等特征,教育工作者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历史表明,有些人报喜不报忧,甚至想方设法掩盖危机。这种心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教育工作者关于教育科学认识的全面性。历史还证明,危机感、忧患意识的缺乏将大大地束缚我们前进的步伐。所以,教育工作者应该正视危机,提高对于危机的心理承受能力;应该敢于揭露危机,并确立忧患意识。同时,在危机面前保持清醒的理性意识,自觉克服狂热冒进的急躁心态。这样,通过教育实践工作者与教育科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教育科学将在认识危机、消除危机之中不断前进。

(二)提高教育工作者的科学意识。对于教育实践工作者来说,科学意识主要指的是承认教育科学,尊重教育科学,以及积极寻求有关教育科学理论指导的意向。要通过理论宣传、事实教育等多种渠道帮助实践工作者确立对教育科学作用的认识;要提供适当的学习条件,督促教育工作者不断地掌握教育理论、运用教育理论。对于教育科学工作者来说,科学意识则具体指的是科学精神,即追求科学真理而不懈努力的精神,实事求是,勇于探索的科学态度等。我国的教育科学在其发展历程中曾被异化为一种解释工具。这就更加要求教育科学工作者勇于探索、锐意求新,打破教育研究沉闷的局面,开创教育研究的新风尚,力争使教育研究在科学的影响下日益科学化。

(三)形成教育实践工作者的教育科学素养。由于许多因素的影响,教育实践工作者的教育科学素养呈现参差不齐的状况。面对这一状况,改进的对策是:普及与提高并重。在贫困、落后地区,要在依托经济条件改善的基础上,以合格教师队伍的形成为手段,大力普及教育科学知识,以使他们不断赶上整体发展。同时,对教育科学素养比较好的教师,教育管理者要本着提高的原则,引导他们积极地参加教育科研活动,并以此达到提高素质、发展教育科学的目的。

(四)强化教育工作者的义务感与历史责任感。目前,我国教育工作者的地位、待遇状况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但他们的市场经济意识又过分地得到了强化。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工作者尤其是青年教育工作者又表现出迷惘心态。教育工作者的这种思想状态是教育科学发展的真正危机所在。因为其隐蔽性之强,杀伤力之大是别的因素所无法比拟的。解决的出路在于:一方面,进一步唤起民族大众的教育意识,使他们真正认识到教育的作用,同时通过舆论、立法等力量以进一步改善教育工作者的境况;另一方面,要使教育工作者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与义务,认识到教育工作是他们的历史舞台,是体现其自我价值之所在,以繁荣教育科学及教育事业为己任。

五、加强教育科学理论的操作化

前已述及,教育理论已陷入一种两难境地:从教育科学发展来看,教育理论表现出不彻底性;从教育实践的需要来看,则表现为教育理论的可应用性差,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教育实践落后于教育理论的发展。解决的捷径在于:从教育理论的操作化入手,改革教育研究。教育理论研究的成果基本上属于“描述性理论”,它需要向“意向性理论”转化;即使是属于意向性范畴的理论成果,也还需要进一步与具体教育实践相结合,以使理论化解成为一系列的程序、规则、步骤,便于实践工作者进行应用。为此,应改变教育理论成果不经处理而直接进入教育实践领域的状况,应组织力量开展实验性研究。将现有的科学教育理论进行操作化处理,以便为推广性应用打下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强调理论的操作化并不是赞同急功近利,而是在重视基本理论的同时,注意它的应用。

六、改善教育研究工作的管理体制与机构

现行教育研究体制的弊端有以下二个基本的方面:其一是行政干预过多,导致学术导向的弱化。其二是自我封闭导致研究机构之间、研究工作与实践之间缺乏沟通。针对此,笔者提出下述建议:

(一)扩大教育研究机构的自主权。要配合政府体制的改革,对研究机构及其管理进行改革。即要让教育研究机构在人员安排、经费使用、课题选择等方面具有较大自由度,使它们形成各自不同的风格;要在民主决策的基础上提供课题、经费获得的平等机会,以推动它们在平等、自由的环境中开展教育科研的竞争。

(二)加强教育科学发展及其研究的规划。目前,关于教育科研的发展有着与国家经济增长规划一致的一些规划。不足的是,还缺乏关于教育及教育科学发展的远景性规划。从学科的发展来看,教育科学体系中各分支学科的发展,包括旧有学科的更新与新学科的创建都缺乏应有的规划,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发展的盲目性,所以,应从宏观上制订教育科学发展的长期、中期、近期计划,分支学科的建设也同样如此。同时,更要加强具体科研部门、单位的规划建设,并纳入到整体的规划之中。这样,在规划的基础上,注意宏观协调,调整各研究部门的研究,加强信息交流,以避免重复劳动。推动教育科学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

(三)建立和健全教育理论回归实践的制度。教育科学指导教育实践的进行是一个特殊的过程。过程的现实化或教育科学功能的施放依赖于有关制度的保障。必须尽快形成一套切实的措施与制度,将功能实现过程程序化,从而避免功能实现的自发性。具体地说,上述制度应包括以下几个基本方面:1、教育实践工作者经常性学习教育科学的新理论、新知识、并加以应用的制度。2、教育研究机构进行理论的推广实验的制度。3、研究人员、实践工作者相互交流的制度。要在以上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一套全面性的制度,以将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联系程序化。而且,在可能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法律手段,形成相应的教育法规。

另外,教育科学功能施放现状的优化还与大众的教育意识、领导层对于教育的重视情况、政治民主化程度、国家管理的法制化程度、经济发展水平等许多社会条件密切相关,所以,我们还应从这些方面去努力。

收稿日期:2001-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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