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青团与青年社会组织伙伴关系模式探析——以成都、雅安、自贡模式为例
俞秉兰，刘 飞
(1.共青团自贡市委，四川 自贡 643000；2.四川轻化工大学，四川 自贡 643000)
摘 要： 共青团与青年社会组织的伙伴关系是极具重要性和研究价值的新型关系。从成都、雅安、自贡三种伙伴关系模式的主要做法、实施流程和取得成效对比分析中可以看出，三种模式具有以下共同特征：良好的伙伴关系延伸了共青团的工作手臂，促进了青年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增强了共青团对青年的联系服务；而在产生动因、党政支持程度、资源整合方式、主要职能和组织方式等方面具有不同特征。同时，共青团与青年社会组织的伙伴关系面临着思想政治引领不深入、资源利导优势不足、组织结构和工作方式不适应的问题以及争夺青年的挑战。在未来伙伴关系的维系发展中，共青团要努力成为青年社会组织的引领型、导向型、支持型和陪护型伙伴。
关键词： 共青团；青年社会组织；伙伴关系
2014年起，共青团中央推出“青年社会组织伙伴计划”，通过专门培训、公益创投、项目资助与推介等方式广泛链接青年社会组织，建立与青年社会组织协同合作的工作体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徐晓在2016年全国青年社会组织“伙伴计划”项目总结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共青团要与青年社会组织成为凝聚青年参与社会治理的‘好伙伴’”。[1]2018年6月26日，共青团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在北京举行，贺军科同志做了题为《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奋力谱写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壮丽青春篇章》的报告，报告在回顾成绩时用专门一段总结到：“着力凝聚社会新组织，共青团伙伴队伍日益壮大。大力加强对青年社会组织的联系、服务、引导……”[2]凝聚青年社会组织已经成为新时代共青团工作的重要职能，与青年社会组织缔结良好的伙伴关系是当今共青团面临的重要课题。伙伴关系的模式有很多种，成都、雅安、自贡三种模式在实践探索中非常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一、共青团与青年社会组织伙伴关系模式设计与实践
(一)成都孵化模式
1.成都孵化模式主要做法。2012年，按照“社会化动员、陪伴式服务、专业化培育和有序化引导”的思路，通过明确政治导向、强化社会服务功能、规范社会参与方式，依托成都市青少年交流中心，建成成都市青年社会组织创新中心，设置了交流空间、创意空间、成长空间、分享空间、研发空间和多功能空间六大功能分区，以满足不同类别青年社会组织发展的差异化特征和阶段性需求。主要聚焦五项职能：一是联系凝聚。按照分层分类、线上线下的思路，坚持与不同类型青年社会组织建立最广泛的联系，最大范围地掌握青年社会组织的信息和动态。在沟通互信的基础上，通过提供场地支持、信息交流、政策咨询等方式形成集聚效应，打造青年社会组织的集散地。二是指导培育。围绕各类青年社会组织在运营管理、组织治理、项目研发与承接、资源整合等方面的需求，提供有针对性的帮助，强化青年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建设。指导协调青年社会组织积极承接政府公共服务项目，为青年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提供实践平台。三是资源整合。通过项目合作、购买服务等方式，发挥共青团在组织网络、信息渠道、人力资源和社会影响等方面的优势，将青年社会组织纳入共青团的工作网络，扩大共青团对青年的影响。四是互动交流。为不同类型社会组织提供相互学习及交流的机会，促进合作的深入，建立新型青年组织动员体系与模式。引导不同服务领域、不同专业背景的青年社会组织整合优势资源，实现抱团发展。五是宣传推广。打造创新中心工作品牌，引领广大青年社会组织集中参与公益服务活动，为其提供向社会展示的舞台和机会，帮助广大青年形成正确的社会观察，理性看待社会问题，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成都孵化模式实施流程。第一步，发掘联系。通过活动、电话、网络、新媒体等方式，与青年社会组织取得初步联系，建立工作台账。第二步，了解需求。经过初步筛选，对没有合作意愿的青年社会组织，保持常规联系；对有合作意愿的青年社会组织，进行跟踪联系和现场访谈，进一步了解需求。第三步，招募入驻。定期发布入驻公告，接受青年社会组织申请。经过材料初审、现场访谈和专家评审等环节，确定入驻组织。第四步，开展服务。为入驻青年社会组织建立档案，梳理组织发展的目标与战略，确定个性化服务内容，开展针对性指导。第五步，总结评估。入驻期满后，对入驻青年社会组织发展情况进行评估。
基于VMI模式的供应链集成同样会带动信息流的整合，库存信息将不仅仅在生产站段内流动，还需要通过供应链向物资供应段、供应商传导；同样，供应商的生产供应计划也会通过供应链向物资供应段、生产站段流动。通过信息流的整合，物资供应段在向供应商提报需求计划时能够综合考虑现有库存和在途库存，通过调控生产需求计划保证生产站段库存容量及到货频率。物资供应段在调控生产需求计划的同时，要时刻关注并预测库存总量、库存资金占用的变化，以保证站段生产持续性为第一原则，少批量、多频率地向供应商提报生产需求计划。
3.成都孵化模式取得成效。截至2018年上半年，创新中心已举办了4届青年社会组织入驻招募，共计入驻84家，包括从事素质拓展、防灾减灾、儿童心理、青少年心理、留守儿童、山区助学、城市阅读、罕见病儿童、早教支持、青年创业就业等各类青年社会组织；培育各类青年社会公益组织50余家，开展能力建设培训和参访交流活动39次；为青年社会组织提供空间使用服务累计达240余次，入驻机构占使用空间的75%，非入驻机构占使用空间的25%，为成都青年社会组织成长发展提供了平台。
(二)雅安救灾模式
2013年雅安地震发生后，各类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大规模涌入灾区。为统筹社会组织和志愿者依法、有序、高效地参与抗震救灾工作，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批示成立省抗震救灾社会管理服务组。随后首个“抗震救灾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服务中心”在芦山县挂牌成立，省市群团共建的“雅安市抗震救灾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服务中心”在雅安市雨城区挂牌成立，共青团四川省委派出专人参与中心工作，共青团雅安市委负责中心具体工作。2014年3月，随着四川省群团组织社会服务中心的成立和抗震救灾紧急任务的完成，“雅安市抗震救灾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服务中心”正式更名为“雅安市群团组织社会服务中心”，由雅安团市委负责日常管理，把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范围扩大到全市，将社会治理从应急状态转变为常态化。[3]
4.主要职能和组织方式不同。成都孵化模式的主要职能是孵化和购买服务，成都市青年社会组织创新中心为入驻的青年社会组织提供免费的入驻和支持型服务，青年社会组织则要服从于中心的日常管理。雅安救灾模式前期的主要职能是整合与吸收社会资本参与救灾，后期衍变到培育社会组织、政府公共服务项目平台等多重功能，而特殊的产生背景造就了其偏重于行政命令式的组织方式。自贡协力模式以协作为主要职能，协力网络主要由章程来约束青年社会组织，事务由执委会和全体成员共同商议，组织方式平等而自律。
2.雅安救灾模式实施流程。第一步，成立机构。地震发生后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大量涌入，出于管理和资源调度的需要，成立四川省抗震救灾社会管理服务组，在服务组领导下组建抗震救灾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服务中心。第二步，对接社会组织。用行政命令和主动联系的方式要求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到中心备案。第三步，参与救灾。按照四川省抗震救灾社会管理服务组的统一安排，调度社会资源和社会组织参与救灾。第四步，常态化发展。抗震救灾阶段性应急任务完成后，更名为雅安市群团组织社会服务中心，创建了市、县、乡三级工作体系，服务功能由应急救灾向常态化重建与发展转变。
3.雅安救灾模式取得成效。雅安救灾模式取得的成效主要在两个方面：
一是协同社会力量有序参与应急救援和灾后重建。截至2013年12月27日，雅安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累计对接社会公益项目580个，资金约合13.23亿元。[4]截至2018年上半年，通过雅安市群团组织社会服务中心体系，累计为357家基金会和社会组织提供服务，积极吸纳69家基金会和社会组织入驻服务中心，并协同和联系中国扶贫基金会、壹基金、成都大爱武术文化传播中心等179家社会组织建设基层服务站点172个，长期开展心理咨询、特殊群体关怀、产业帮扶等常态化服务。推动社会资源向项目资源转变、项目资源向民生资源转变。
涌流理论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译员译时体验的工具。在该理论视角下，口译研究可具体分为两个方向：译员译时心理体验分析；涌流与口译教学。
二是有力推动本土社会组织发展。在雅安市群团组织社会服务中心的推动下，雅安市委、市政府出台了《中共雅安市委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实施意见》和《雅安市培育发展社会组织十条措施》的政策，大力支持社会组织成立和发展，其中包括放宽登记管理权限、降低注册登记条件、资金支持、项目培育社会组织、加大人才培养输送、税收减免等。截至2018年上半年，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从地震之初的寥寥几家，发展到140余家，服务内容涵盖弱势群体关怀、社区发展、灾害管理、生计发展、青少年服务、健康扶助、咨询评估等7类，形成了多层次全面的社会组织构成。
(三)自贡协力模式
2014年，为充分发挥群团组织枢纽作用，协同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四川省的困难职工帮扶基金会(筹)、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妇女发展基金会、儿童少年基金会、科学技术普及服务中心、华侨公益基金会(筹)、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关心下一代基金会共同作为发起单位，由四川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出资10万元，在四川省民政厅登记注册成立四川协力公益发展中心，中心性质是非国有资产、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主管单位为共青团四川省委。2016年，为进一步加强各市州公益组织之间的沟通联系，促进各地公益力量的协同发展，提高四川公益慈善行业的整体水平，在共青团四川省委的委托下，四川协力公益发展中心在四川省选取10个市州建立市州社会组织协力网络，支持各地社会组织之间互相学习交流、提升专业能力、实现共同发展，配合各地党政群团部门服务当地社会建设。自贡成为全省首批组建社会组织协力网络的市州之一，协力模式在四川省内具有较高的普遍性。
1.延伸了共青团工作手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给共青团的工作范围和方式带来了更高要求和更多挑战，三种模式中，共青团都向青年社会组织购买了项目，也都整合了社会组织的力量参与了社会服务，有效实现了共青团工作手臂的延伸。
2.促进了青年社会组织发展。青年社会组织在萌芽、成长、发展的不同阶段都面临着诸多现实问题。成都模式为萌芽期和成长期青年社会组织带来有效扶助，雅安模式帮助青年社会组织实现了救灾愿望，自贡模式实现了社会组织的力量聚合，三种模式虽然途径不同，但都为青年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带来了促进作用。
2.自贡协力模式实施流程。第一步，提交申请。自贡市青年志愿者协会向四川协力公益发展中心发出承接自贡市社会组织协力网络项目的申请。第二步，获得审批。申请获得四川协力公益发展中心审核批准。第三步，招募成员。自贡市青年志愿者协会面向自贡市范围内的正式注册或在民政、街道备案的社会组织或志愿服务团队发出加入自贡市社会组织协力网络项目的邀请。第四步，议定章程。拟加入的成员单位共同议定自贡市社会组织协力网络章程。第五步，正式成立。召开成立大会，按照章程选举主委单位、副主委单位和执委单位。第六步，组织运转。按照章程和职能运转。
第二次施测获得有效被试300名，平均年龄为33.17岁，SD=8.27岁，Range=17～68岁，其中男性133名，女性167名，用于BA量表的验证性因素分析。其中有子女的172名被试被用于PDCA量表的验证性因素分析，被试平均年龄为37.35岁，SD=6.97岁，Range=25～68岁，男性78名，女性94名。
3.自贡协力模式取得成效。一是成为党政政策的宣传器。团市委召集协力网络成员共同学习各类党团文件。二是做社会组织沟通交流的融合器。坚持每月召开一次执委会或执委扩大会，平等议事，共商大计。就净化自贡市公益组织发展环境、造血干细胞知识普及、积极投身脱贫攻坚行动和助力文明城市创建等共同关心的事宜展开主题讨论。三是成为社会组织能力提升的助力器。团市委组织邀请专家老师为社会组织授课，组织参加“天府公益周暨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等竞赛。更多的公益组织明确了自己的发展使命、愿景、目标和定位。四是成为共青团+社工+志愿者力量聚集的放大器。通过协力网络，凝聚社会组织力量助力扶贫攻坚，团市委向7家青年社会组织购买了扶贫项目，19家协力网络成员组织发挥公益职能优势，成果汇编成《脱贫攻坚 协力同行》画册。
二、共青团与青年社会组织伙伴关系模式的特征表现
(一)成都、雅安、自贡模式的共同特征
学术传播体系是一种文化，不是一下子就能改变的。以订阅为基础的学术传播体系形成至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开放获取不仅有赖于出版界的态度，而且学术界本身也难以摆脱对现有学术评价体系的依赖，有的甚至热衷于现有的学术评价体系，将此作为至上的衡量指标。
2.3.1.2 术后6周后Harris髋关节功能评分 纳入了4个研究，共179例(SuperPATH组89例，传统入路组90例)，经χ2检验，研究间有异质性 ( I2>50%)，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统一Meta 分析。结果显示：SuperPATH组术后6周后Harris髋关节功能评分优于传统入路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WMD=7.62，95%CI=2.09～13.16，P=0.007)。见图2。
1.自贡协力模式主要做法。2016年6月，自贡市青年志愿者协会向四川省协力公益发展中心申请承接自贡市青年社会组织协力网络并召开成立大会，成为全省首批承接此项目的市州。在详细摸底全市公益社会组织的基础上，协力网络吸纳24家公益社会组织作为创始成员单位，自贡市青年志愿者协会任主委单位。协力网络的主要职能：一是广泛联系当地社会组织，促进当地社会组织之间的沟通交流，形成伙伴关系群；二是开展学习、交流及培训，助力各地社会组织能力持续提升；三是支持社会组织开展对外交流，促进当地社会组织与外地社会组织之间沟通联系合作；四是联系、凝聚当地社会组织，支持和配合当地群团组织开展社会服务。
2016年，宁波一院依托云医院平台，建设“远程医疗服务中心”，开放3个云诊室，可以开展内分泌科、心内科等6个专科诊疗科目。借助这一系统，患者在社区就可以联通三甲医院医生，完成上述科目的线上问诊服务。
(二)成都、雅安、自贡模式的不同特征
1.产生动因不同。成都孵化模式产生的动因主要来自于内部，出于对成都青年社会组织快速发展联系服务以及引领青年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社会治理的自身需要，成都团市委探索成立了成都市青年社会组织创新中心，是四川省共青团系统内最早成立的对青年社会组织开展联系服务的机构，具有先行意义。雅安救灾模式产生的主要动因则来自于外部。突然的自然灾害发生，大量的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涌入雅安，出于管理和资源调度的需要，救灾模式应运而生。自贡协力模式则是内外因双重作用的结果。内因方面来自联系服务自贡市青年社会组织发展的需要，外因方面市州社会组织协力网络项目是由四川协力公益发展中心发起的。
2.党政支持程度不同。成都孵化模式虽然是由成都团市委探索发起的，但是其效果得到党政的肯定和重视，每年为成都市青年社会组织创新中心运转匹配专项经费，2017年省财政通过成都市青年社会组织创新中心投入的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经费约120万元。雅安救灾模式是直接由党政主导的，时任省委书记王东明批示成立省抗震救灾社会管理服务组，在管理服务组的领导下建立抗震救灾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服务中心，党政群团多部门通过服务中心联系协作。自贡协力模式则基本属于团内自运转，除了参与脱贫攻坚等单项工作得到党政领导关注外，并未给予场所、资金等保障支撑。
大抵士之穷，不穷于天而穷于工诗；女之夭，不夭于天而夭于多才。是盖有莫之为而为者。使槎云享富贵、寿耆颐，而无所称于后世，又何以为槎云者乎？[9]289
3.资源整合方式不同。成都孵化模式主要整合党政资源和团内资源，用于支持青年社会组织发展。同时，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整合社会组织力量为社会发展服务。雅安救灾模式的最大特征是对社会资源的整合，在地震发生半年内，雅安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累计对接社会公益项目580个，资金约合13.23亿元，这是特定条件下产生的巨大社会资源聚合效应。自贡协力模式则更加注重调动青年社会组织内的资源，用共同的价值取向和公益理念，聚集青年社会组织力量共同支持社会发展。
1.雅安救灾模式主要做法。地震发生后到2014年3月前，主要为社会组织和志愿者提供登记备案、项目对接、统筹协调、应急培训等服务。在灾害管理中，政府主动搭台为社会组织提供服务、培育本土社会组织发展，在国内尚属首次。[4]2014年3月至今，为适应救灾阶段向重建阶段、应急化向常态化转变，建成116个乡镇群团组织社会服务中心，搭建市、县、乡三级服务体系。主要职能是构建承接政府购买服务平台、整合社会资源、孵化培育本土社会组织和自身“大群团”体系建设。原有的整合与吸收社会资本职责扩展出连接党政与社会组织、培育社会组织、政府公共服务项目平台等多重属性,功能由纯粹的“输血”转变为“输血”与“造血”并存,以保证组织的活力与持续发展。[5]
该文阐述了在ASP.NET MVC的基础上设计开发校园闲置商品交易平台的开发思路以及大概的实现过程。该系统通过ASP.NET MVC、数据库的设计以及整体架构的设计，运用C#语言、ORM技术(EF实体框架)以及Spring.NET的IOC思想，结合ElementUI和Vue.Js使得商品发布、商品分类浏览、商品搜索、商品详情页浏览以及商品的交易等预期功能都几乎完整地实现了。最后该系统还需要在实际的使用中反复进行测试，并且不断地调整优化。
三、共青团与青年社会组织伙伴关系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一)思想政治引领不深入
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以及新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各种思潮相互交锋，社会舆论生态产生了深刻变化，要在复杂的舆论环境中唱响政治主旋律，在多元意识中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本身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成都、雅安、自贡三种模式中，共青团在与青年社会组织伙伴关系形成一开始，并非把思想政治引领摆在第一位，而是出于各种内部和外部现实需求产生联系结为伙伴。伙伴关系发展过程中，由于自身重视程度和能力水平的不足，对青年社会组织的思想政治引领工作的实效性仍然不足。部分青年社会组织非常强调自身的非政府性，对行政式的引导和干预非常排斥，个别青年社会组织承接了共青团购买服务项目，但仅仅以社会组织的身份来运转项目，没有亮明团的旗帜，没有体现党政的关怀，与购买项目的初衷背道而驰，这些归根到底都是意识形态工作存在问题。
(二)资源利导优势不足
共青团组织没有明确的职责带来充裕的行政资源保障。争取社会资源支持一直是共青团特殊而有利的工作方法，但是也存在地区差异、逐级递减、非常态化等掣肘。在成都、雅安、自贡三种模式中，雅安救灾模式对社会资源调度能力和社会组织的凝聚力显然非常强大，但这是在特殊的举国救援体制下形成，具有不可复制性；成都孵化模式中利用现有的资源对全市青年社会组织的联系和凝聚涵盖仍然有限；自贡协力模式对市场资源的整合力度还比较弱，而青年社会组织则可以自主地在政府各部门中承接项目、在市场中获取资源、在基金会中获取支持。因此，共青团对青年社会组织的吸引力、动员力和约束力都面临挑战。
3.增强了共青团对青年的联系服务。青年社会组织是由青年构成的，青年是共青团的服务对象。三种模式中，共青团通过青年社会组织，实现了对组织内部成员的联系服务，又通过购买服务联系服务了更多的青年，青年社会组织已经成为共青团联系服务青年的重要组织载体和依托。
(三)组织结构和工作方式不适应
共青团传统的职能和机构设置对青年的社会形态涵盖不足，这导致共青团没有专门的职能部门来对接青年社会组织，例如在自贡模式中，青年社会组织是由宣传部来负责对接。青年社会组织人才无法直接参与到团的工作中，共青团对青年社会组织的联系服务水平有限。团的传统工作方式是自上而下层级动员和叠床架屋式的行政命令，与伙伴关系不相适应，在扩大联系服务的同时，青年社会组织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流失现象。
(四)面临争夺青年的挑战
伴随着社会进程的发展，越来越多青年从“单位人”转变成“社会人”，青年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越来越凸显，越来越多青年基于兴趣爱好或者利益需求选择加入社会组织。同时，青年社会组织的发展，加剧了社会管理的复杂性，青年个体存在的个体、散见的社会问题，通过青年社会组织这个平台进行整合后，朝着群体化方式发展和演变，以成倍的力量作用于现实[6]。因此，共青团与青年社会组织对青年的争夺是必要且客观存在的。团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全团要增强与青年社会组织发展壮大速度赛跑、与青年主动选择组织分化程度赛跑的责任感和紧迫感[2]，这是成都、雅安、自贡三种模式乃至整个共青团系统面临的共同挑战。实施这种争夺在当前最为有效的方式就是要与青年社会组织建立良性的伙伴关系，通过青年社会组织实现和扩大共青团对青年的有效覆盖。
四、共青团与青年社会组织伙伴关系维系发展建议
(一)做青年社会组织的引领型伙伴
2018年7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谈话时强调，共青团要坚持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把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作为政治责任；把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作为工作主线[7]。此番定论明确了共青团的主责主业，必须将政治性作为第一属性，为党做好包括青年社会组织在内的青年思想政治引领工作。思想政治引领工作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不能凭空架构，思想政治引领工作正是需要以对青年社会组织的真正关心帮助支持为前提。联系、服务、引导，是一个前后相连、互相渗透的“工作链”，缺一不可，不可互相替代，也不能互相对立起来，必须贯穿到伙伴关系始终[8]。青年社会组织有其特殊的组织形式和特点，建议从三个方面开展引领：一是目标引领，帮助青年社会组织和成员确立正确合理的组织目标，这个目标要与祖国的伟大复兴、社会的进步发展、组织发展的自身愿景相统一；二是价值引领，选树一些青年社会组织的榜样人物和集体，帮助青年社会组织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三是风尚引领，公益是青年社会组织最好的载体，共青团要坚持把公益倡树为一种时尚，一种青年社会组织应有的态度和担当。
(二)做青年社会组织的导向型伙伴
发挥好党政联系青年社会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把党政的需求及时传导到青年社会组织，指引青年社会组织科学地制定和调整业务方向；收集整理青年社会组织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向党政做好汇报，或者通过“共青团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面对面”等活动形成意见建议题案，努力成为青年社会组织的意见领袖；吸纳优秀的青年社会组织人才到青联、学联组织，发展为联系青年社会组织的骨干成员，符合条件的积极推荐为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引导青年社会组织有序参政议政。
(三)做青年社会组织的支持型伙伴
全面深化共青团改革，对应团中央、团省委改革方案，在市州一级设立社会联络部，鼓励青年社会组织人才到社会联络部兼职；积极探索青年社会组织的运行规律，制定青年社工人才培养计划，科学定位培训主体，精心设计培训内容，培养专业的青年社工骨干人才；整合党政、社会资源积极设立青年社会组织孵化基金，结合社会现实所需，重点抓好社会服务类、社会治理类青年社会组织孵化培育；通过举办公益项目路演、创投赛、交流会等多种形式，搭建青年社会组织资源对接交流展示平台。
(四)做青年社会组织的陪护型伙伴
发挥团干部的主观能动性，坚持做青年社会组织成长路上的陪伴和守护者。团干部要经常性参加青年社会组织的活动，认识主要成员、了解运行情况、知晓品牌项目，成为青年社会组织最熟悉的人；团干部要耐心倾听青年社会组织的心声，虚心向青年社会组织学习，乐于接纳好的意见建议，成为青年社会组织最交心的人；青年社会组织发展往往会遇到瓶颈期，团干部要及时了解具体问题，给出有参考价值的建议意见，成为青年社会组织最需要的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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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雅安市群团组织社会服务中心简介[EB/OL].htt//www.yass.gov.cn/html/yass_07/yass_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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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康晓强.青年社会组织管理应力避四大误区[EB/OL].htt//www.studytimes.cn/zydx/SHFZ/FAZZL/2017-04-24/9071.html.
收稿日期： 2019-01-20
作者简介：
俞秉兰(1985—)，女，四川凉山人，共青团自贡市委书记、党组书记，研究方向：组织管理。
刘飞(1986—)，男，安徽临泉人，四川轻化工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自贡市第十三届青年联合会副主席，研究方向：社会工作，教育经济学等。
中图分类号： D29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303(2019)02-0054-07
(责任编辑：丁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