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大均与佛山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佛山论文,文化论文,屈大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屈大均以诗名海内，与顺德陈恭尹、南海梁佩兰被称为“岭南三大家”，为清初岭南诗坛的振兴作出了贡献。纵观中国文坛，作为诗人又有著作传世者，实不多见。正如康熙时江苏著名学者潘耒所言：“古来诗人，罕能著书”，因为“作诗尚才华，著书贵学识”[1]。 而屈大均两者兼而有之，他不但留下大量可供吟唱玩味的诗篇，且留下了《广东文选》、《广东新语》等不朽著述传世，既有才华又具学识，是卓越的学者型的诗人。
屈大均对佛山情有独钟，在他“尝游于四方”的生涯中，足迹踏遍今天佛山所辖的南海、顺德、三水及高明各地，访友论道、寻幽探古，以诗人的激情，讴歌天地的灵气，山川的郁秀、先贤的风韵；又以学者的缜密，记述所见所闻所感，写进《广东新语》一书中，为后世留下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
《广东新语》是清代广东的一部内容极为丰富的百科全书，举凡天文、山川、草木、物产、风俗、人物、逸事、怪异等，均搜集筛选，然后握管成文。其内容部分是接受前人的成说，更多的是自己的所知所见。可贵的是他没有机构地记录，而是加上自己的见解，把很多事情都说得原原本本，交代得较为清楚。所以，除了某些地方由于时代及科学知识的局限外，大多数内容都是较真实的，它已成为广东文史工作者案头的必备书籍，更是我们佛山文史工作者的重要参考书。
《新语》共28语即28卷，凡乎每一“语”都有关于佛山的内容。28语中共分869节，而涉及佛山的人或事者占98节，居省内各地之首。 粗略统计，写进书中佛山的地名有25处，大的有佛山、石湾、大良、容奇、陈村、西樵等，小的有龙江、三山、水吉、昆都、
川、石涌等。可证屈大均对珠江三角洲这块“腹地”的地理环境是很熟悉的，也充满踏访探索的激情。书中谈及佛山的人物达118位之多，举凡鸿儒耆宿、 烈女孝子、贩夫渔翁，有事可述且值得一述的，均录于书中并作出简要评语，为佛山留下了十分可观的、宝贵的人文资料。
屈大均极注意记载历史人物，以补正史、方志之不足，有史料价值。佛山历代名人上起先秦，下迄清初，几乎无所遗漏，虽无长篇记述，但数百字甚至三五句话，都十分准确生动而传神，是历史材料又是文学作品，具有特殊的魅力，确属大师手笔。而所引材料又是正史难以寻觅的，就更为可贵。一些名人，记于《新语》即流芳百世，其名更扬，其事更显，其地更著，如卷九《事语》所载“五里四会元”一节，四百多字记述了佛山四会元的主要事迹及逸事，文约意深。四会元，指黎涌村的伦文叙、伦以训，石
村的梁储，石头村的霍韬。他们先后考取会试第一（会元），而三个村相距约五里，故称“五里四会元”。该文特别赞颂伦文叙一家，说“海内科名之盛无出其右”，因父亲伦文叙是状元兼会元，长子以谅是解元兼进士，次子以训是会元兼进士，三子以诜是进士，故曰“父子四元双进士”。经《新语》宣扬，稍知佛山掌故者，都了解什么是“五里四会元”和“父子四元双进士”，特别是伦文叙更成家喻户晓的传奇性历史名人。佛山人谈起伦文叙的故事总是滔滔不绝，充满自豪感。感谢屈翁山为佛山人留下了珍贵的、内涵极为丰富的人文史料。
关于明朝广东大儒庞嵩（弼唐），正史几乎把他遗漏了，而省县志乘虽有立传，但是流水帐般记述其生平，且多语焉不详。屈大均在《新语》中却辟两节专门记述庞嵩的事迹，这是少有之举，可见屈翁山对这位佛山人是充满敬意的。这两节是：《学语》的“弼唐之学”和《文语》的“同文编”。后者使我们了解到庞嵩是位可敬的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先进文明改风易俗的好官；前者使我们了解到庞嵩在学术思想上的杰出成就。我们很遗憾地看到，后人在研讨广东理学的发展概况时，只谈陈白沙开其宗，湛甘泉继其后并有所发展，而往往忽略接其绪的中心人物的庞嵩。庞嵩虽然53岁才拜湛甘泉为师，但由于他有深厚的国学根基，又长期从事教学，且在南京新泉书院讲授过王阳明之学，再加上他的勤奋好学刻苦钻研，所以很快就掌握白沙理学的精髓。而甘泉对弼唐则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他曾说过：“然以求友于南，得庞弼唐一人而已”[2]，可见对弼唐的器重。甘泉命弼唐主讲天关书院， 甘泉对他的思想学识和“精微纯粹，要而不烦”的教学方法是十分赞赏的，他曾满意地说：“吕泾野（吕柟，陕西人）在北，庞弼唐在南，中分吾道而治，可谓不孤”。[2]。据《湛若水传》载， 陈白沙曾将讲学之“江门钓台”传赠湛若水，表明把白沙之学的衣铱传授给甘泉，而屈大均则记录了甘泉以蒲葵笠传授给弼唐，“以为传道之契”[3]， 说明甘泉生前已把弼唐作为自己学术的继承者。明嘉靖三十九（公元1560年）年湛甘泉逝世后，庞嵩秉承师训，继续主持天关书院，长达二十余年。他在理学上的最大贡献是把阳明、甘泉二家学说“为之会通”[4]。 湛甘泉与王朝明是同辈人且比阳明年长六岁，两人私谊甚笃，同在南京讲学，但各立宗旨，阳明讲“致良知”之说，甘泉主“随处体认天理”之道，分庭抗礼，互相论辩，当时分为王、湛之学。各自弟子，各本师说，亦论辩不休。甘泉逝世后，弼唐提出：“阳明之所谓知，即朱子之所谓物，朱子之所以格物，即阳明之所以致知，与甘泉体认天理之说不相悖”[5]。两家学说经弼唐“会通”，浙派、广派子弟，都心悦诚服。其实，弼唐会通说乃是发扬师说，甘泉生前曾说过：“良知必用天理，天理莫非良知”[6]，二者原无二旨。弼唐把两派学术观点“会通”， 解决了无重要意义的论辩。甘泉逝世后，弼唐事实上已成为广东理学代表人物和宗师，受到众多文人的拥戴，均按照他的“会通”思想讲解理学，如何维柏讲学于诃林，薛侃讲学于金山，黄泰泉讲学于白云山，钟叔辉讲学于宝潭，杨肖斋、叶允中讲学于惠阳，叶絅斋讲学于罗浮山，王青萝讲学于粤秀山，陈白沙、湛甘泉的理学思想，又在南粤大地上广泛传播，出现一片兴旺景象，此乃庞嵩之功也。庞嵩对恩师感情诚挚深厚，甘泉逝世，他服丧三年，在天关讲学二十多年，早晚均对甘泉遗像参拜，虽属愚昧之举，却表明对恩师人品学识无限敬佩之情。为永遵师教并深化甘泉思想，凡在广州的弟子及名流学者，每月初一、十五，齐集天关书院，讲学论道，遇疑难问题，均由庞嵩解答，人人信服。庞嵩成为学术思想的带头人。他被当时著名学者归善人叶春及（化甫）称为“圣儒”[7]。 《广东新语》留给我们一位真正的庞嵩形象， 也为古代佛山留下一笔宝贵的思想文化财富。
屈大均记述历史名人，不是因人立传，往往是以事带人，以地带人，以诗带人，以文带人，廖廖数语，栩栩如生，且其人其事多为正史所未载，更属可贵。佛山不少名人经他生花妙笔一点，就更显神韵。如在《沙贝》一节中，本谈湛甘泉家乡的山川之灵秀，却顺便带出白沙以江门钓台授甘泉的故事，进而说出“甘泉以蒲葵笠与弼唐，以为传道之契”[8]。不仅赞扬了先贤的流风， 更肯定了弼唐在学派中的继承人地位和甘泉期望之心意，令人印象深刻。屈大均在《诗语》中只写了18节，除提出粤诗始于汉，名于唐，盛于明的见解外，更重要的是留下了一批著名诗人的名字，使后人有幸了解他们的人品和才智。短短18节，谈及有成就的佛山诗人近20人，反映了南粤诗坛中佛山诗人占有重要地位。屈大均所谈的诗人，重点不在于他们的诗，而在于他们的品德，特别颂扬那种维护民族尊严反抗侵略同仇敌忾的民族精神。如对南海诗人邝露，更用两节加以记述，关于他的遇难，方志仅记“城破死”三字，至于他的反清斗争活动，只字不提，实难表现邝露为国捐躯的英雄形象。屈大均的记述全然不同：“会敌兵至，与诸将戮心死守，凡十阅月，”城陷，“徐还所居海雪堂，环列古奇器图书于左右，啸歌以待骑入，竟为所害。”[9]我们看到的邝湛若，的确是位大义凛然、 视死如归的民族英雄，是位铁骨铮铮、傲视群丑的汉子。今天我们同样需要这种崇高的传统民族精神。
屈大均曾游历过大江南北，尤其南粤的奇峰秀水名胜古迹，多有登临，而对佛山的西樵山更是一往情深，他的笔下多次描述过西樵山，给人留下无限的遐思与向往。他除了描绘山水石泉的峻拔幽深以外，更寻访名人遗风流韵，把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融为一体，更令人陶醉。西樵山有72峰、32泉、21岩、10洞，屈大均都有所描述，特别对西樵的泉与瀑，更运用他那支生花妙笔，把这些自然景观写得神奇无比，宛如人间仙境，最后概括为“大澜小沦，无不极其变怪之态，盘舞喷薄，振响一山，盖西樵一泉山也”[10]。在描述过程中往往带出名人履痕，谈云谷二泉时，写出两瀑布之间是白沙书院，人们自然会怀想起一代哲学宗师陈白沙；写天湖时，记述方献夫曾蓄三瀑布之水注入天湖故又称三瀑湖的典故，并说湖口有方献夫钓台，这些为美丽的西樵天湖增色不少。更令清幽绝奇的西樵山生色增光的是，用重彩浓墨记叙了西樵山浓浓的文化色彩。他说在鸡冠、紫姑、聚仙、龙爪四峰之间，有方献夫建的石泉书院，湛甘泉建的大科书院，霍韬建的四峰书院，“当时三书院鼎足而立。三公讲学其中者历十年”[11]。可以想象当时西樵山的学术气氛是多么的浓烈。山不在高有“人”则名，幽奇称著的西樵山，由于三位文化名人讲学传道长达十年，使它更名扬海内，成为后人慕名前往游览的圣地。
以上是屈大均在《新语》中对佛山人文景观记述的概要，远不是它的全部，但却是今天值得发掘与利用的内涵无限丰富的精神财富。
屈大均对佛山其他方面的记述同样是珍贵的，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佛山自古以冶铸、陶瓷、纺织三大手工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柱，加上商业繁荣，博得了“四大镇”、“四大聚”的美誉。但文字记载却十分匮乏，屈大均为我们填补了这个空白。佛山铁冶在明朝已相当发达，工艺水平也很高，现存放佛山祖庙1700斤的大钟、2米多高的铁鼎， 存放广州光孝寺6米高的双层千佛塔，五仙观超万斤的大铁钟， 都是当时的代表作。屈大均赞曰：“佛山之冶遍天下”[12]。他从产地、冶铸到销售均有记述，这些记述已为史学界普遍使用，作为研究明朝中后期工商业发展的重要史料。据《铁》这一节记载，广东的铁矿场（他称为炉场），环场而居者一般有三百家，挖矿约三百人，司炉二百多人，挑水、烧炭二百多人，驱牛运输二百人，船五十艘，估计每一矿场超过千人以上。主要依靠手工操作的当时，这样的规模是相当大了，投资要超过万两，若每日出铁20版则可赢利。粤北、粤西均出铁，以罗定的铁最好，光润而柔且坚，适于做铁线和铁锅，当时各地的铁锭均运来佛山冶铸加工，造成佛山冶铸业的繁荣。屈氏说当时佛山有炒铁之肆数十家，从业人数数千，每肆设小炉数十个，每小炉雇十多工人进行生产。数十个作坊令古镇充满生机，白天人声鼎沸、烟雾冲天，入夜红光满空、叮之声不绝于耳。产品有多种，最著名的是铁锅，消湅精，工艺巧，又薄又坚且光滑，驰名海内，运销江浙两湖，传说有人结婚还以佛山铁锅作嫁妆。从屈氏的记述中我们看到佛山铁冶事业的兴盛景况，据后来的方志和族谱记载，屈氏的记述是真的，不少宗族就靠冶铁或开矿而致富，明代著名的富户有：冼氏、李氏、霍氏、陈氏等，他们都成为佛山大姓大族。
《新语》对佛山的陶瓷业也有多处记述，为历史悠久的石湾陶瓷生产留下了传颂不绝的赞语，令石湾陶瓷名扬海内外。远在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石湾先民就制出具岭南特色的印纹陶。到东汉，制陶技术进步更大，考古发现被视为文物珍宝的水田附船模型和陶屋模型，反映了当时珠江三角洲的农业生产情景，很有历史价值。到唐代，石湾已形成有一定规模的制陶手工业，采用半椭圆形的馒头窑出产，产品数量质量都大为提高。到宋朝，烧制技术更进一步，采用长条形斜坡式龙窑生产，产品种类增多，质量更好。到元朝，由于中原南迁氏族大量涌入，带来了先进技术，工艺水平有了提高。到明代，石湾陶瓷业迅速发展，进入兴旺时期，成为广东一个综合性陶瓷生产基地，当时把龙窑改造成著名的南风灶，增加了窑洞的产品容量，减少了废次品率，新产品有五大类：日用陶瓷、美术陶瓷、建筑陶瓷、手工业陶瓷及丧葬陶器等。为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出现了专业化分工，产生行会组织，产品行销两广及东南亚、阿拉伯半岛和东非。屈大均欣喜地看到了石湾陶瓷生产一片兴旺繁荣景象，在《新语》中多处发出赞赏之语。在《锡铁器》一节中，对石湾陶工的技术及产品的质量给以肯定，说“石湾多陶业，陶者亦必候其工而求之，其尊奉之一如冶……”，所以，“石湾缸瓦，胜于天下”。在《金鱼缸》一节中，对石湾陶器产品之多，概括为“南海之石湾善陶，凡广州陶器皆出石湾”。对石湾陶器产品销路之广，他形容为“故石湾之陶遍二广，旁及海外之国”。所有这些概括性的赞语，真实地反映了明朝中后期石湾陶瓷业生产的历史面貌，成为经典性的词语，人们在研究石湾陶瓷发展史时，总要引用它，或者以它为契机，搜寻文字的实物的材料，丰富和充实屈氏结论性的赞语。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对屈氏的论断持否定态度的文章，可见屈大均立论叙事的精确。《新语》确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地方文献。
屈大均对佛山手工业情况的记述，使我们看到明朝中后期佛山冶铁业、陶瓷业及商业及商品经济的兴旺繁荣的景象，为佛山成为全国四大名镇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屈大均在《新语》中不仅记载了佛山的名人、名胜、手工业，而且对其他方面同样给予极大的关注，如陈村的花木、九江鱼苗，南海顺德的龙眼荔枝、西樵山茶，及孝子奇女、民俗风情等，当在另文再谈。
总之，《广东新语》这部广东百科全书，既给人以知识，又给人以思想上的启迪，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一本值得重视的学术著作，虽然所记多为一人一事一山一水一果一木，却都是补志乘之不足，更有其特殊的价值。他在《自序》中说：“略其旧而新其详，旧十三而新十七，故曰新”[13]。即是说，与明代的《广东通志》对比，其内容有三成是旧有成说，有七成是新的，因此特别受到后代学者的重视。所以，其价值是无可估量的，早在清初，著名学者潘耒已为《新语》作了正确的评价：“游览者可以观土风，仕宦者可以知民隐，作史者可以征故实，摘词者可以资华润”[14]。这评价是十分准确的。
（此文是1996年12月“屈大均在岭南思想史上的地位国际研讨会”上宣讲的论文）
收稿日期：1996—1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