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学术界对全球治理的多视域新解读论文

国际学术界对全球治理的多视域新解读论文

国际学术界对全球治理的多视域新解读 〔*〕

徐子棉

(西北政法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2)

〔摘 要〕 “全球治理”是一个不断构建的概念,在最近二十年间,一直是国际学术界辩论的焦点,其概念、模型和框架也愈加精细化,论证全球治理复杂性与创新的文献也层出不穷。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即全球治理概念的显性使用和隐性使用,显性使用明确接受全球治理概念和主体、研究方法的多元化,隐性使用的观点与方法是基于国际关系学科的传统辩论。全球治理的多视域新解读中呈现出六大趋势,在全球治理主体上,多边主义重要性超越以往;在全球治理供给上,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渠道急需拓宽;在全治善治上,全球治理能力有待提高;在全球网络治理上,网络空间硬实力不容忽视;在全球治理民主化上,全球治理民主赤字凸显;在全球治理与反全球治理上,保守派与自由派论辩激烈。

〔关键词〕 国际学界;全球治理;新解读

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是一个不断构建的概念,从早期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罗西瑙的没有政府的治理到后来的全球社会治理、全球环境治理、全球安全治理、全球人权治理、全球网络治理、全球空间治理、全球政策等多视域讨论,特别是随着全球权力关系的重大变化,当今世界面临众多挑战,治理参与者们(不仅包括国家、国际机构、国际组织还包括地方政府、大学、智库及民间组织)也面临新的权衡,新的治理方法正在被探索和尝试,需要重新审视全球治理各要素的相互依赖关系、分析治理性能、了解治理背后的基本原理,寻求有效解决方案,而“全球治理”作为一个多参与者、多集流程的概念,在最近二十年间,一直是国际学术界辩论的焦点,其概念、模型和框架也愈加精细化,涉及论证治理复杂性与创新的文献也层出不穷。治理在现代化理论与实践进程中,已多样化为诸如全球网络治理、全球环境治理、全球安全治理、全球卫生治理、全球人权治理等子领域,并渗透到比较政治(CP)、国际关系(IR)、发展研究(DR)和公共政策(PP)等大多数的社会学科中去。

将全球不同地区对全球治理概念的解释进行比较是一项非常具有挑战的工作,虽然各国和地区认识到全球治理的一般概念,但关于其实质与执行方法的分歧仍然存在,因为没有单一的声音来表达全球治理是如何定义的。它需要回答几个主要问题:全球治理的逻辑和主要任务是什么?全球治理如何可能?怎样构建全球治理?国际组织与机构如何改革?全球治理的本质和原则是什么?构建全球治理应当承担责任吗?全球治理的成本由谁支付?事实上,在全球化进程的影响下(全球化本身和其所带来的后果仍然是一个严肃的话题),现代性的主要矛盾是:全球社会生活的所有参数汇聚成复杂的整体系统,但与此同时,却没有足够的治理结构与机制来满足这种整体论。所以,阐明这些问题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而在一般和全球治理方面,治理无法自发形成。总体来看,全球治理的概念化与实践远非单一。国际学术界的有关辩论主要集中在两方面,即关于全球治理概念的显性使用和隐性使用。前者明确地接受、发展并讨论了全球治理的概念,其主体范围与研究方法是多元的;后者的观点与方法是基于国际关系学科的传统辩论,含蓄地促成了关于全球治理的辩论。

201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40年来,我国的集邮文化健康蓬勃发展,随着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纪念活动在各领域的展开,各大媒体纷纷推出特色专栏、专题深入报道,全国集邮文化巡回活动更是火热开启,全国各地的改革开放四十周年邮展也举办得如火如荼。 随着这一系列的主题活动的开展,也让“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这一时政题材邮品成为最具热门属性的集藏品。

应当看到,全球治理的核心就是将全球治理理念传播与扩散并应用于国际议程的各种领域,而全球治理涉及的各项议题更是纷繁复杂,比如全球治理知名学者椎呐尔是从一套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1〕来理解全球治理;杨冬雪将全球治理视为一套价值、制度与政策的系统;〔2〕当代国际关系学者依肯伯瑞从人类共同努力的自由国际主义角度阐释全球治理;〔3〕俞可平围绕解决全球化进程中的生态、移民、人权等关键问题〔4〕来讨论全球治理。本文主要聚焦全球治理构建中的多边主义重要性、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渠道、全球治理能力、网络空间硬实力、全球治理民主赤字等视域,来揭示全球治理未来的发展趋势并提倡用多边主义思维及机制重塑全球治理体系,以积极应对全球性挑战。

一、多边主义重要性超越以往

公共治理研究学者艾伯特和丝尼道在对跨国新治理的研究中认为,国家和政府间组织被要求充当国际监督体系的编排者,而目前这个系统正遭受编排赤字,因为编排作为国际组织的一种工具或间接治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下,虽然协调者(也包括NGOs)对中间人的活动没有严格控制,但是必须动员和促进他们在联合国治理工作中的自愿合作。〔5〕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提出,当今时代的问题(比如人工智能、基因工程、人口流动、网络空间、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威胁、维护人权、恐怖主义等)日渐全球化,任何国家都无法独立应对,多边主义的重要性超越以往,联合国(United Nations)参与全球治理最宝贵的优势是联合国有能力倡导理念、聚合民众、激发行动,并推动解决全球治理问题,全球治理涉及在会员国、区域和国际组织以及民间社会等多个利益攸关方之间建立伙伴关系,必须继续将预防工作当作高度优先事项,推进和平与安全架构改革,加强组织实效、确保各支柱部门间保持沟通,发展系统改革侧重于提升协调性、透明度、问责制和公正性,更好协助各国执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全面愿景,维护《联合国宪章》所载的价值观。〔6〕

英国政府研究专员托尼·波特运用国际关系理论来解释二十国集团(G20)融资的起源、早期的运作及对未来的前景进行分析,他认为合法性概念与标准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对于G20和金融稳定论坛(FSF)的创立至关重要,特别是在降低交易成本,创造学习规模经济,减少不确定性方面的作用,它增加了成员国相对于市场和商业社区的自主权,看到商业集团在集团的组建或运营中没有发挥相应的作用,G20和FSF在经济、专业和民主方面提供技术和政治合法性的方式,可减少金融危机和不稳定的频率及严重程度,确实符合广大新兴投资者的利益。〔7〕在自由制度主义层面,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快速全球变化研究中心主任库伯教授认为,G20最初强调通过提供焦点、创造透明度和信任以及捕捉作弊来降低交易成本,这说明了为什么G20优先于领导创建或提议的特设集会或多边组织的重要性。〔8〕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认为,新形势下全球治理的需求是复杂的自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s),是一个没有稳定均衡的世界,很少有恒定的、比例的、线性的因果关系,依赖于路径的过程,多个反馈回路,到新状态的突然和阶梯级跳跃,以及结果变化的结构。〔9〕在这样一个系统中,G20参与者面临着一种相互联系,复杂和不确定的环境,他们拥有并且知道他们拥有非常不完整的理解和控制。他们的任务不是在一个固定的、简单的、易于理解的系统中运作,以保持或促进他们自己的既定利益。

刘金源教授认为,全球治理指各种公私机构与个人在全球各领域,制定实施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则,解决全球公共问题,进而实现全球公共利益。〔10〕椎呐尔通过对国际机构在黏性(Viscosity)概念上的作用(国际机构在任何个人政策中保持国家合作的能力)与论坛购物(Forum shopping激励各州通过选择一个国际组织而非竞争对手来促进他们的利益)的作用阐释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在全球治理中,高黏度意味着在一个单一的政权体系内存在许多内部摩擦。有一种风险是,国际机构的扩散可能增强大国参与采购的能力。〔11〕

二、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渠道急需拓宽

自由派与保守派在与国际社会接触的策略上完全不同。美国当代国际关系学者艾肯伯瑞认为,美国向世界提供了一种美国式的解决全球治理问题的方法,然而,全球自由社会转型的挑战是使美国的霸权秩序转变为更为广泛共享的治理体系,国际秩序中的权利与权力的分配已经在缓慢地转移。〔36〕希拉里基于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概念(Soft power),采用了巧实力的概念(Smart power),她认为巧实力意味着选择工具的正确组合,从经济、外交、政治到军事、文化和法律,巧实力的目的在于扩大私人合伙制、经济、能源和其他领域超越美国国务院的标准投资组合。〔37〕这一点与布什政府的“点菜多边主义”(选择一些国际协议而不是全部)全球治理方法有相似之处。

Nesadurai, Helen E. S.教授认为,跨政府网络(TGNs)治理为新兴国家经济体提供了优势。跨政府网络将政府机构与国际联系起来,这种趋势并不是一种新现象,这些以国家政府为基础的网络提供了一种治理替代方案,可以与超国家或IGO模式进行权衡。鉴于TGNs目的是保护国家主权和决策自主权,许多TGNs技术或专家身份可能对这些新兴国家的威胁较小,事实上使用共识进行决策,带来的低水平的合法化和低成本的退出选择权也将为新兴大国提供保证。〔17〕

三、全球治理能力有待提高

从试验中我们可以看出,使用测深施肥技术处理的产量均高于常规施用肥料的处理,虽然肥料成本略高于常规肥料,但在节约人工和增产效果上表现比较明显,所以亩净增效益可观,均高于常规施肥处理,表现最佳的为中化(21∶15∶16)的处理亩净增效益达到622.6元,较常规施肥高出204.9元/亩。

四、网络空间硬实力不容忽视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互联网大会(第二届)演讲中指出,各国应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这是对美国倡导的互联网及“全球公域”(Global commons)的超越。〔22〕长期关注国家与全球互联网关系的研究学者德波特和克瑞特认为,国家与全球网络之间的关系应作为一种“开放共同”的关系以及对各种信息的控制网络,要深入研究政府和私人部门之间如何相互交互产生替代的治理模式,这也展现了新旧模式的内在紧张关系,因为它们回归到了传统的以国家为基础的形式,即规范性回归的道路,这是典型的前互联网时代的领土化制度。〔23〕政府治理研究专家维尔齐基于其团队对于十四个国家网站的开放性和问责制的实证研究,提出在公共行政部门采用基于网络的技术已经建立了一个新的政府和公民界面,而“电子政务”是否促进问责制取决于政府是哪一种官僚机构。〔24〕椎呐尔认为,替代性原则对于理解全球网络如何影响全球治理至关重要,应从不同角度解释这种转变,各国尤其是大国,仍然是主要行动者,并将通过将政权管理委派给非国家行为者来替代不同的治理结构,从本质上讲,通过建立具有强大执法能力的国际机制,将产生竞争机制来保护物质利益。〔25〕

〔25〕Drezner,D.,“The Global Governance of the Internet: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2004,119(3),pp.477-98.

五、全球治理民主赤字凸显

在讨论全球治理的民主化问题上,有两种缺陷是真实存在的:一是全球治理中存在民主赤字,因为国际社会的成员(国家或地区),不都是民主的(内部缺陷);二是全球决策不是民主的,即使是那些旨在提高世界政治合法性、透明度和问责制的机构或国际组织,在其规范和程序方面也不够民主(国际体系缺陷)。意大利民主治理研究专家蔻尼、玛奇和美国学者伍兹指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全球治理的相关性已呈指数级增长,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我们正在接近一种民主形式的全球治理。〔28〕这与一个事实有关,即民主全球治理没有共享的定义,有关政策顾问、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关于民主全球治理应该是什么的指示,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民主的全球治理要么是不可能的,要么是不可取的。〔29〕赵可金认为,是民主本身的困惑导致了制度不能适应社会和技术的变化,他认同英国剑桥大学戴维·阮西蔓所说的民主正负面具有紧张关系,只有当正面的尊严价值与负面的限制价值达到内在的统一时,才能克服民主困惑。〔30〕

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高级顾问、全球发展问题学者杰弗瑞赛克斯教授认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目标最有效的途径是将重点放在经济发展、环境可持续性与社会包容性这三大范畴上,当然这还依赖于第四个条件,即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良好的治理水平。〔18〕希拉里·克林顿认为,良好的治理包含民主和问责的普遍共识,自由、公平、透明的选举是改善治理的最佳途径,政府的成功可以通过有形的指标来评估(为儿童提供教育、满足医疗需要、创造就业等),良好的治理会释放出人类的潜力。〔19〕对网络型治理及其限度问题颇有研究的专家高德施密斯提到,良好的治理作为发展的指南是非常有问题的,因为实施良好的治理需要改善公共部门几乎所有的层面,很不切合现实。相反,致力于良好的治理意味着对机构和政府能力演变更细致的理解,在一个所有美好事物不能都同时追求的世界里,最需明确权衡利弊,通过了解哪些工作有效,重视政府在扶贫中的作用,以及每个国家的背景现实进而采取间接的行动,而不是只关注治理差距,才能更好地治理。〔20〕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外交场合多次围绕全球可持续发展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中国愿意同各国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内加强能源领域合作,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共同促进全球能源可持续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贾中正提出中国在深化改革开放、参与全球治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的内外兼修与善治显得弥足珍贵。〔21〕提升全球治理能力,而不是只关注治理差距,应是对机构和政府能力演变更细致的理解。

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民主理论家罗伯特·达尔提出了民主标准(Democratic criteria)以及可能向国际组织扩张的标准:1.对重要政府决策的最终控制是由民选官员行使的(可能导致世界联邦政府);2.这些官员是在公正自由合理频繁的选举中选出;3.在他们作政策选择与决定时,公民拥有行使广泛言论自由的权利;4.公民有权不受政府控制或任何单一利益集团控制(媒体、网络全球化);5.公民拥有形成政治团体、竞争性政党、志愿组织等权利(国家政治生活可以在跨国层次上扩展);6.所有受法律和政策约束的成年人都有平等的权利与机会(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提供了个人平等的权利)。〔31〕这些标准对全球治理有影响,有助于增加问责制、合法性和响应性。然而,真正的问题是,这个标准依赖于国内的类比,国内民主的类比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效的?全球治理的民主化应该完全复制国家内部所经历的政治制度吗?当学者们尝试探索超越国界的民主时,包括罗伯特·达尔在内,一些人拒绝了实现超越国家的民主的可能性。这意味着,并不是所有国家的民主程序都可以扩展到全球范围。即使在世界国家没有权力集中或没有世界联邦政府的情况下,民主作为一种政治组织的形式也可以发展。

全球治理的民主化需要一个更一般的民主理论,不是基于国家,而是适用于各种不同的群体、环境、角色(家庭、企业、工会、社区、协会、利益团体、公共利益等)及国家之上的组织,即在全球层面上引入民主的观念。美国民主评估专家列维及其团队在监督国际组织及其运作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组织如何遵守民主原则的十个宏观指标:任命、在国家一级(民主国家、成员国)的民主、输入的合法性、公民参与决策能力、控制、洲际民主(e.g. UN Security Council, IMF, World Bank)、超国家主义、人权、输出的合法性。〔32〕这些宏观指标反映了比一种民主/非民主的简单二分法更为复杂的映射,迈出了评估全球治理民主赤字具体领域的第一步。美国全球治理研究学者凯思琳认为,用一种独特的民主模式适用全球治理所有的国家和所有的情况是自相矛盾的、也是最反民主的,民主的本质是自下而上的,而不是自上而下的,但仍然应该找到适当的程序来评估全球治理。〔33〕

六、关于美国在全球治理与反全球治理中 作用的激辩

在全球治理的研究中,还有一类是将全球治理与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的,这也是一个正反分析的视角。这一类的主要观点是美国与世界事务打交道的参与度和战略水平,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立场,且辩论很激烈。实质上很大程度包含在围绕美国外交政策的辩论中,主要有两种对立观点,即保守派的观点(通常是单边的,鼓励军事行动)和自由派的观点(提倡不干涉别国,将自由的逻辑运用到全球治理的各个方面)。

保守派认为,有一个战略是对存在主义敌人更大的战争,存在主义构成了对全球自由致命的威胁,当前新存在主义敌人是阿拉伯—伊斯兰的极权主义,它一直威胁着美国的世俗与宗教形式,所以美国正处于决定是否放弃或保持其统治地位的关键时刻,解决的办法是接受美国作为霸主的角色,因为“我们是一个良性的霸主”。〔34〕美国历史学家莫瑞斯和莫根对国际社会通过联合国采取行动持怀疑态度并反对全球治理,他们认为,全球治理不过是联合国一场大规模的夺权行动,试图重新定义世界秩序,“不幸的是,他们想拿走我们的财富、资产、技术,将这些重新分配给世界上较贫穷、不那么成功的国家”。〔35〕

美国治理研究学者坤蓝认为,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全球治理解决办法是找到共性、扩大全球治理维度、处理好国家间利益,这将不仅取决于所谓的G2(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而且取决于发展中国家在多大程度上认为自己是真正的利益攸关者。〔12〕吕晓莉强调,全球治理应是多元化主体共同协商、合作管理全球事务的调试过程。〔13〕彭跃社和林跃勤研究员认为,新兴国家应在政府治理创新、行政体制改革、加强法治水平、提高公民与非政府组织对政府的监督问责权、惩治腐败、打造电子政府等方面推进治理现代化。〔14〕格瑞和莫菲提出,新兴国家参与全球治理可能会导致世界上大多数的民主与正义的增加,特别是在国家权力的重新分配中,有一种解放的潜力。〔15〕陈绍锋则认为,全球治理可以追溯到以国家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之后。〔16〕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当今世界面临众多挑战,特别是对当前中美贸易摩擦要有理性认识,中国不应受对方干扰,应该保持战略定力,履行与自身实力和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大国责任,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理念。而在全球治理实践中,过渡的国际系统正在经历从冷战时代的“托勒密”世界到当前的“哥白尼”世界,正如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布鲁斯教授所言,美国第一的外交政策是一种自信的民族主义,是把成本和负担强加于他人身上,是将交易条款强加于实力较弱的一方,美国不能为所欲为。〔38〕我们必须要认识到,美国不是太阳系的中心,我们应在维持联合国与全球治理向心力的基础上,保持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战略互信与积极的相互作用,为建设一个和平持久、安全繁荣、包容美丽的世界贡献自己的力量。

注释:

近年来,泾川县深入推进扶贫攻坚工程,把蔬菜产业作为强县富民的支柱产业来抓,以农民增收为目标,以现代蔬菜产业园建设为突破口,不断扩大蔬菜种植规模。引进推广蔬菜种植高新技术,延伸蔬菜产业链条,规范无公害种植标准,推动了蔬菜产业提质增效,全县蔬菜产业呈现出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

〔1〕Drezner,D.,“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during the Great Recession”, World Politics ,2014,66(1),pp.123-64.

〔2〕杨雪冬:《全球化进程与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年第1期。

〔3〕Ikenberry,J.,“The Quest for Global Governance”, Current History: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World Affairs ,2014,113(759),pp.16-18.

〔4〕俞可平:《全球治理引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1期。

〔5〕Abbott,K.W.and Snidal,D.,“Strengthening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 Through Transnational New Governance:Overcoming the Orchestration Deficit”, Vanderbilt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2009,42(2),pp.501-78.

为此,医院对未采用信息系统的业务进行信息化建设,共新增业务系统10余套,包括心电系统、病理系统、消毒供应系统等。为了减轻相关接口改造难度,节省改造时间,医院统一了接口标准,制定了详细的接口规范,统一发放给各软件系统接口开发人员,各系统可同时进行接口改造工作,改造完成后,对各接口标准验证方法进行统一验证。

〔6〕《联合国秘书长专题》,联合国网,https://www.un.org/sg/en。

〔7〕Porter,Tony.,“The G7,the Financial Stability Forum,the G20,and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gul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March 15,2000.Los Angeles.Available at:www.g8.utoronto.ca/g20/biblio/porter-isa-2000.pdf.Accessed:July 2012.

〔8〕Cooper,Andrew F.,“The G8-G20 Partnership”, G8 & G20:The 2010 Canadian Summits,eds Kirton,John J.,and Koch,Madeline , London:Newsdesk,2010,30(6):07.Available at:www.g8.utoronto.ca/newsdesk/g8g20.

〔9〕Ostrom,Elinor.,“Beyond Markets and States:Polycentric Governance of Complex Economic Systems”, Nobel Prize lecture ,December 8,2009.Available at: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2009/ostrom_le〔12〕cture.pdf.

〔10〕刘金源:《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制变革》,《人民日报》2016年4月14日。

〔23〕Deibert,R.J.and Crete-Nishihata,M.,“Global Governance and the Spread of Cyberspace Controls”, Global Governance ,2012,18(3),pp.339-61.

〔12〕Quinlan,J.P.,The Last Economic Superpower:The Retreat of Globalization,the End of American Dominance,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New York:McGraw-Hill,2011,(3)p.43.

〔13〕吕晓莉:《全球治理:模式比较与现实选择》,《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3期。

〔14〕彭跃社、林跃勤:《新兴国家政府治理创新比较》,《江汉论坛》2015年第9期。

〔15〕Gray,K.and Murphy,C.,“Introduction:Rising Powers and the Future of Global Governance”, Third World Quarterly ,2013,34(2),pp.183-93.

〔16〕陈绍锋、李永辉:《全球治理及其限度》,《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1年第6期。

〔17〕Nesadurai,Helen E.S.,“Finance Ministers and Central Bankers in East Asian Financial Cooperation,”In Leonardo Martinez-Diaz and Ngaire Woods,eds., Networks of Influence?Developing Countries in a Networked Global Order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p.63-94.

所谓的内部控制,就是依据具体的目标,对工作中可能出现的风险进行分析,依据可能出现的问题,采取特定的措施。工作的重点与核心就是风险管理,即对风险进行评估与应对。

〔18〕Sachs,J.,From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Lancet,2012,379(9832),pp.2206-2211.

〔19〕胡舒立:《新常态改变中国2.0——全球走势与中国机遇》,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第96页。

〔20〕Goldsmith,A.A.,“Is Governance Reform a Catalyst for Development?”, Governance: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cy ,Administration and Institutions,2007,20(2),pp.165-86.

〔21〕贾中正:《中国善治与西方之乱:一个全球治理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marx.cssn.cn/mkszy/yc/201806/t20180629_4487495_1.shtml。

〔24〕Welch,E.“Does E-Government Promote Accountability?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Website Openness and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Governance: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cy ,Administration,and Institutions,2004,17(2),pp.275-297.

对引领者而言,走在行业前列,不仅仅意味着技术的创新、突破,更应体现于理念的先进与前瞻性的引导上。2016年,爱克发首次发布E立方理念,从环保、便捷、经济三个角度立体诠释绿色印刷。为什么提出这个理念?爱克发的解释是,希望用行动告诉大家,环保、便捷、经济,三者并非矛盾或对立关系,它们其实可以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爱克发有能力为客户提供更为环保的产品和服务,帮助客户降低成本并提升效率,从印前到印刷创造全面价值。”

〔11〕Drezner,D.,“Institutional Proliferation and World Order:Is There a Viscosity in Global Governanc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Mersho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Ohio State University,19 January,2007,(1)p.23.

钢筋按设计要求在加工场加工完成后,农用车运至调压井口,采用50 t汽吊吊至衬砌工作面。竖向钢筋采用直螺纹套筒连接,环向钢筋采用焊接连接。

〔22〕王义桅:《互联网国际治理的中国自信与自觉》,光明网—理论频道,http://theory.gmw.cn/2017-04/25/content_24292459.htm。

超出激光测径仪的规格测试使用比较测量法来获取待测件在各个截面处的直径。以初次测量大直径塞规为例,测量流程如下: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任期成员克里斯汀提出,国际网络治理在主要领域存在分歧会导致全球各国的“真空”上阵(即没有协议的参与Engagement Without Agreement)。她认为,上海合作组织(SCO: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向联合国递交的《国际信息安全行为准则草案》中的关于“制定建立信任措施,旨在提高可预测性,减少误解的可能性和冲突的风险”的规定令中俄美德英法多方满意,但在互联网治理决议及其与多利益相关方互联网治理模式上中俄与美国等其他主要国家不相容。美国声称,修订后的守则草案没有提到2013年联合国报告中达成的协议,即现行国际法适用于网络空间,现有的国际法,包括使用武力的法律,应同样适用于网络空间。中俄认为,所有政府应对国际互联网治理具有同等的作用和责任,确保现有互联网的稳定性、安全性和连续性及其未来发展。因此,现存的这种在国际网络治理主要领域的争议和分歧会导致全球各国的“真空”上阵即没有协议的参与。〔26〕肖志宏和王天婵等认为,联合国国际安全范围内信息和电信发展政府专家组(GGE)直至2017年6月的第五次会议也未能达成共识报告,其根本原因在于专家组二十五名成员之间就网络空间军事化问题出现了根本性分歧,以美国为代表的一部分成员坚持将《武装冲突法》引入网络空间,将网络作战升级为与传统军事作战性质一致的行动,从而提升国家硬实力(Hard Power)。中国和相关的网络实力较弱的国家主张,由于牵扯到各国国家的安全利益,所以应将传统军事作战与网络作战区别开来。与此同时,美国白宫前国土安全顾问汤姆·伯塞特指出,在有需要时会与合作国家达成双边协议。这意味着,美国不倾向于在联合国框架下构建网络空间治理的基本框架,选择以双边协议替代多边协议的治理途径。〔27〕

〔26〕Kristen Eichensehr.,“International Cyber Governance: Engagement Without Agreement”,https://www.justsecurity.org/international-cyber-governance-engagement-agreement/.

〔27〕《特朗普政府的网络空间治理政策评估》,网安智库,https://www.sohu.com/a/214409681_468736。

〔28〕Woods,N.,Betts,A.,Prantl,J.,and Sridhar,D.,“Transforming Global Governance for the 21st Century”,http://papers.ssrn.com.ezproxy.proxy.library.edu/abstract=2344484.

(4)大联网:2012 年6 月1 日我国正式发布实施的GB/T28181-2011《安全防范视频监控联网系统信息传输、交换、控制技术要求》为视频监控“大联网”提供了标准基础。视频大联网己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在进行联动操作时需要大联网的支持,由信息孤岛向大联网的转变需要政府主导,将各个视频监控子系统融合到更大的管理平台上[4]。

〔29〕Archibugi,D.,Koenig-Archibugi,M.,and Marchetti,R., Global Democracy:Normative and Empirical Perspective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p.132.

〔30〕赵可金:《民主的困惑:全球化时代的美国政治逻辑》,《美国研究》2015年第1期。

〔31〕Dahl,R.A.,Is International Democracy Possible?A Critical View.In:S.Fabbrini ed.,Democracy and Federalism i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London:Routledge,2005,p.86.

2.住宿餐饮业发展基本情况。2017年,全市住宿和餐饮业营业收入额1153.13亿元,同比增长12.1%,实现增加值424.78亿元,同比增长8.4%。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全市住宿餐饮业产业规模不断扩大,涵盖了中餐、火锅、西式快餐、自助餐、主题餐、娱乐餐等满足大众需求的几乎所有餐饮业态。

通过改进的转移概率、信息素浓度更新方法和启发函数等关键影响指标,得到修正后的蚁群算法模型,并按上述步骤进行后节的算法实验。

〔32〕Levi,L.,Finizio,G.,and Vallinoto,N., The Democrat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First International Democracy Report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4,pp.34-35.

〔33〕Kissling,Claudia.,The Legal and Political Status of International Parliamentary Institutions.In:G.Finizio,L.Levi and N.Vallinoto eds.,The Democrat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New York:Routledge,2014,pp.25-53.

随着新课改的不断深入,小学德育及心理健康教育均受到了广泛关注,但是两者的整合却处于起步阶段,在实际发展中存在一定不足,这严重阻碍了小学教育的全面发展。因此,为了满足社会发展需求,促进学生素质水平的提升,促进小学德育及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结合非常重要。

〔34〕Krauthammer,C.,Things That Matter.Three Decades of Passions,Pastimes and Politics ,New York:Crown Forum,2013,p.65.

〔35〕Morris,D.and McGann,E., Here Come the Black Helicopters:Global Governance and the Loss of Freedom ,New York:Broadside Books,2012,p.78.

〔36〕Ikenberry,J.“The Quest for Global Governance”, Current History: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World Affairs ,2014,113(759),pp.16-18.

〔37〕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Global Governance Program”,http://www.cfr.org/thinktank/iigg/.

一是以学讲话促进秋收生产。垦区各地牢记总书记努力当好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把“中国粮食,中国饭碗”抓在手上、记在心中的嘱托,以讲话精神为动力,全力加强秋收工作,确保颗粒归仓、保质保量。集团成立了以总经理为组长的秋收工作领导小组,逐级分片包点,明确任务、落实责任,科学指导、靠前指挥、昼夜抢收。截至10月25日,垦区4300余万亩耕地秋收工作全面告捷,预计全年总产430亿斤以上,创历史新高。截至11月5日,垦区高标准完成4300余万亩耕地“黑色越冬”工作。水田备苗床土400多万立方米,秋做床1.3亿多平方米,旱田秋起垄1300多万亩,为2019年农业生产奠定了良好基础。

〔38〕Bruce W.Jentleson.,“Global Governance,the United Nations,and the Challenge of Trumping Trump”, Global Governance ,2017,2(23),pp.143-149.

作者简介: 徐子棉(1979—),西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治理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研究。

〔*〕本文系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治理现代化与全面深化改革机制的模式选择研究”(项目编号:2016A011)、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核心价值观研究”(项目编号:16XZX001)、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CSC)资助项目“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and Comprehensive Deepening Reform in China”(项目编号:201708765004)的阶段性成果。

DOI: 10.3969/j.issn.1002-1698.2019.06.005

〔责任编辑:刘 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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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术界对全球治理的多视域新解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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