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的深层教训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要思想论文,教训论文,代表论文,苏联解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年前，世界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大事。1991年12月25日苏联红旗落下，俄罗斯三色旗升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消亡了。对此，中国的态度是很明确的，邓小平说：“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3页。）我们中国人管不了别人的事情，但是对这么重大的历史事件不能不进行研究。苏联作为有70多年历史的一个世界强国，无论是外国武装干涉、经济封锁还是世界大战都未能把它摧垮，为什么会顷刻瓦解了呢，国际上一些学者正将其作为“20世纪的历史之谜”在加以研究。我这里仅想从宏观角度分析一下苏联剧变解体的深层原因和中国应从中吸取的教训，以便加深对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认识。
（一）
1.“苏联解体”的含义问题。这里所说的“解体”，不仅仅是“分裂散伙”，更为重要的是“变质消亡”了的意思。我是从这两层含义上使用“苏联解体”的，并且是将重点放在后一层含义上。为避免将“解体”，仅仅理解为“散伙”，有时又用“苏联剧变解体”这个说法，为的是强调勿忘“变质”这一主要之点。
2.“苏联解体”的偶然性和必然性问题。搞得好，苏联解体的悲剧是可以避免的，至少不会以那样的方式、在那个时候发生。从这一意义上讲，解体不是必然的，带有很大偶然性。但是，由于苏联长期潜伏着的各种矛盾不得解决，由于苏共本身存在的严重问题不得解决，特别是将“改革”变成了“改向”，解体消亡又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
3.苏联解体与“三个代表”的关系问题。苏联解体时还没有“三个代表”这一提法，这里将二者联系起来，岂不有牵强附会之嫌？其实不然，因为它们之间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按胡锦涛同志的提法，“是在科学观察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趋势，深刻总结我们党和世界上一些政党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所谓总结我们党和世界上一些政党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当然也包括总结和吸取了苏共垮台的经验教训。因此，要深刻理解“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就不能不研究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的深刻教训。此外，“三个代表”这一概念，虽然是后来才提出的，但它所归纳和反映的问题，不只是在中国，而且在苏联乃至整个世界共运中，都是早就客观地存在着的，只是过去没有认识到而已。今天回头来研究苏共垮台的经验教训时，完全可以站在“三个代表”思想的新高度，来研究和认识苏共在这些方面所存在的严重问题。这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三个代表”重要性的认识。
4.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原因很多很复杂，但可简要地归纳为五句话。即：（一）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长期潜伏的各种矛盾的总爆发；（二）在诸多因素中，西方“和平演变”得手和苏联的“改革”变成“改向”，是两个重要的直接原因；（三）政治经济体制僵化造成经济发展滞缓、社会主义形象受损以及执政党陷入深刻危机严重脱离群众、动摇了生存基础，是两个深层的根源；（四）指导思想上背离和抛弃马克思主义，是个根本教训；（五）归根结底，问题出在执政党内部，深层根源还在经济上。就总体而言，是执政的苏共在我们今天所讲的“三个代表”的各个方面均存在严重问题。
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力量和指挥中心，执政党出了问题就好比人的大脑出了问题，那是致命性的。剧变中的所有问题，直接间接地都是执政党本身的问题造成的。因此，吸取苏联剧变解体的教训，问题的关键就是要把执政党建设好。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提高执政水平，夯实执政基础，增强抗风险能力。特别是要夯实执政基础，才能抗御各种风险，俗话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苏共为什么会出这么大的问题呢，具体情况很复杂，但问题主要出在以下几个方面。
（二）
苏共垮台，垮就垮在严重脱离群众，已不代表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水可载舟也可覆舟”，苏共生存的根基已经动摇了。
剧变时，苏联相当多老百姓的心态是：你苏共在不在台上与我不相干，有的甚至认为换别人上来可能更好。相当多的民众已不关心苏共的死活了，这是致命性的。
剧变期间，苏联有个民意调查机构就“苏共代表谁”搞过一个社会调查，其结果显示：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劳动人民的只占7%，认为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这说明苏共已完全丧失了代表大多数人民根本利益的基本宗旨，完全丧失了作为共产党的基本要求，所以它的垮台是必然的。
从苏联解体后的结果看，现在俄罗斯的“新权贵”，大多不是持不同政见者，也不是黑市倒爷，而是原苏共党内的各级官员。看来，正是这群党内蛆虫，先是借“改革”摧毁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然后在解体后就可以无后顾之忧地成了“暴发户”，并可以将自己侵吞来的社会财富“名正言顺”地传给子孙后代。如果不彻底摧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他们是不可能达到这一目的的。对这样一个失去民意，脱离群众的党，你在不在台上与群众不相干，关键时刻就不会出来捍卫这个党。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克里姆林宫红旗落地时莫斯科是那样的平静，政权的交替是那样顺利。
由此可见，我们党强调加强党的建设，江泽民同志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并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非常及时、非常正确的，这是吸取苏东剧变、苏共垮台惨痛教训的结晶。
（三）
苏联剧变解体的教训说明，西方的“和平演变”是从政治思想渗透入手，但依靠的是经济实力作后盾。经济是基础和前提，共产党必须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加快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使群众切实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好处。
对苏联剧变解体原因的认识不能停留于前面的分析，因为这说来说去还仅仅局限于政治上。如果只是按这一思路和逻辑去认识问题，那么苏联剧变解体后我们就应该大抓阶级斗争，这就有可能动摇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可是邓小平恰恰是在苏联解体还不足一个月的时候发表南方谈话，反复强调一定要“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这就是因为他已高明地透过剧变的表层现象，看到了剧变的深层根源还是在经济上。经济上不去，西方“和平演变”的土壤就难以铲除，因此他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当时他尖锐而明确地提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
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战略思想，显然是吸取了当时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教训。我们可以深入想想，在苏东剧变中，“回归资本主义”的口号，为什么能形成那么大气候、有那么多人响应？这单纯是“西方煽动”问题、“群众觉悟问题”和“党的教育问题”吗？是光靠抓思想教育能解决的吗？邓小平同志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就说过，“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注：《邓小平文选》第146页。）1990年3月在苏东剧变造成社会动荡期间，他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及国际形势对我国的影响和我们应采取的对策时，又提出：“我的意思是，只靠我们现在已经取得的稳定的政治环境还不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讲艰苦奋斗，都很必要，但只靠这些也还是不够。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人民看到稳定带来的实在的好处，看到现行制度、政策的好处，这样才能真正稳定下来。不论国际大气候怎样变化，只要我们争得了这一条，就稳如泰山。”（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5、354页。）
很显然，苏东国家出问题，与这些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搞了几十年甚至半个多世纪，还摆脱不了“短缺经济”的困扰，人民长期过紧日子，购买日常生活品必须凭票证排长队，从而造成民众怀疑社会主义优越性，羡慕西方的“繁荣”有直接的关系。可以说，西方的“和平演变”是从政治思想渗透入手，但依靠的是经济实力作后盾。民主德国实际上是被西德买过去的。当时联邦德国以大量人力、财力介入民德选举。西德许诺，实现统一，东马克将以1比1兑换成西马克，而当时的实际比价大约要10个东马克才能换1个西马克。这就是说，只要统一，人们的收入可提高10倍。于是西德基民盟支持的德国联盟迅速获胜。选举过后，有人坦率地承认“与其说投德国联盟的票，不如说是投西马克的票”。
邓小平同志将“发展”作为“最根本的因素”提出来，并反复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已为近十年来的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发展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实际上也是政治问题。邓小平当时说：“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人民，是看实践，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1、第381页。）近十年来，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遵循邓小平理论并落实了他的这些战略策略思想，中国获得了飞速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没有这样的发展，中国决不会有今天这么好的形势和局面。因此，我们一定要读懂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的深刻含义。要全面吸取苏东剧变的教训，就必须重视苏东剧变“深层根源在经济上”这一深刻教训，必须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大力发展经济。
总之，苏联剧变解体的教训表明，是否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是共产党兴衰成败的“根本因素”。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其中的第一个就是要“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这吸取了苏东剧变的教训，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继承和发展。
（四）
在意识形态领域，苏共先是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教条主义态度，后又跳到背离和彻底抛弃马克思主义；由于丢掉了先进文化的灵魂，失去了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资格，在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攻势面前迅速败下阵来，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旗帜问题历来关系着党的生命，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是绝对丢不得的。社会主义文化之所以具有先进性，之所以优越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文化，就是因为有马克思主义作指导。马克思主义是先进文化的灵魂，对马克思主义采取什么态度是关系党能否保持先进性的关键。坚持并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随着时代的前进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就能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如果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思想僵化，理论停滞，或者反转过来，背离和彻底抛弃马克思主义，都会失去先进文化的灵魂，使党失去先进性，从而在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攻势面前败下阵来。苏共在这方面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西方趁着苏联东欧搞改革的机会，发动了强大的“和平演变”攻势。他们通过宣扬西方的“人权”、“民主”、“自由”等价值观念大搞思想文化渗透，竭力搞乱人们的思想。由于苏共背离和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因此根本抵挡不住西方的思想文化攻势，戈尔巴乔夫没怎么接火就迅速败下阵来，转而接受和欣赏西方的价值观念，成了西方文化的俘虏。于是，否定社会主义的西方文化成了苏联社会舆论的主流，从而形成了搞垮苏共、摧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强大舆论。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苏联这座堡垒是从内部攻破的，但内部混乱又是从思想混乱开始的，而思想混乱又是从抛弃社会主义文化的灵魂——马克思主义开始的。吸取这一教训，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
总之，苏共垮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由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跳到了背离和抛弃马克思主义，从而对资本主义文化和制度顶礼膜拜，所以根本谈不上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五）
在上层建筑领域，由于苏共未能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际结合好，未能随着时代的前进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和体制创新，因而长期跳不出僵化的经济体制和扭曲的政治体制，既阻碍了经济发展，又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形象。
20年代初，列宁领导实行“新经济政策”，在许多方面突破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设想，开创了在经济文化较落后的国家不能“直接过渡”，而只能“迂回过渡”，并且要“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思路。邓小平认为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思路“比较好”。
但是列宁不久就去世了。后来斯大林过早地结束了新经济政策，迅速形成了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所谓“斯大林模式”。这一模式在性质上虽然是社会主义的，但却是一种严重扭曲和僵化了的社会主义模式，它在好些方面甚至严重违反和背离了社会主义本质。当然，苏联模式的形成有其历史合理性，并且由于这种强调集中统一的模式具有动员力和凝聚力强、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点，在苏联迅速工业化和后来打败希特勒法西斯的斗争中都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不能全盘否定。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这一模式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理解和曲解，后来又犯了凝固化、神圣化、模式化的错误，因而越来越僵化。特别是在新科技革命的新形势下，这一模式在总体上变成了阻碍社会主义发展的障碍，不彻底改革（不是彻底摧毁），不全面突破（不是零星的小改），是没有出路的。赫鲁晓夫上台后大反斯大林，声称要改革，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真正的理论创新。赫鲁晓夫之后的几任苏共领导人也未能突破斯大林模式的基本框架，总的说来，苏共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仍未跳出教条主义。
斯大林模式并非一无是处，它确有不少值得珍惜的东西；苏联在这一模式下所取得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为什么一提起他就令人毛骨悚然？西方的恶意宣传是一个原因，但也不能完全归咎于此，也有苏联政治体制本身存在的严重问题。斯大林在30年代搞“大清洗”，错杀了许多人，严重损坏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形象，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邓小平同志就曾指出，“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情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在西方国家都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却经常在苏联发生，这就说明苏联政治体制中的严重缺陷和弊端还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何谈体制的先进性？何谈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可见，近年来江泽民同志提出要“依法治国”、“以德治国”是很有针对性的，这是克服社会主义旧政治体制流弊，改善社会主义形象的良方。
斯大林之后的几任苏共领导，借反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树立对自己的迷信，个人专断有增无减，克格勃的统治仍令人不寒而栗，苏联社会主义的形象仍然没有改善。在苏共党内，仍然缺乏民主，缺乏监督，缺乏权力制约。党的领导都是终身的，除了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是被迫下台的之外，其他人都死在领导岗位上。特别是80年代之后，因领导人接连病故而走马灯似的频繁变动，使苏共领导机构被称为“通向火葬场的通道”。此外，苏共政治腐败很严重，干部搞特权、特供很脱离群众，令百姓非常不满。戈尔巴乔夫搞改革也没有使苏联的政治体制有什么改善，他虽然把“民主化”、“公开性”喊得比谁都响，但个人专断更厉害。从有关当事人的回忆看，许多党的高层领导包括政府总理都由他“钦定”。连“解散苏共”、宣布党中央“停止活动”这样的大事，通过了什么“民主程序”？还不是由他个人说了算。苏联这样的上层建筑、这样的政治体制，怎么能让群众对社会主义拥有信心？苏共这样僵化的思想和组织状况，何谈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理论创新？何谈党的先进性？垮台是早晚的事。
（六）
苏共在半个多世纪的建设实践中，长期存在着脱离苏联实际，超越发展阶段、急于求成的倾向，结果不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反而造成了对生产力的严重阻碍或破坏。邓小平同志强调“右可以丧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丧送社会主义”，而苏共长期建设实践中的主要问题恰恰还是‘左’。
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为追求“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甚至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造成苏联在建设实践中重视生产关系，忽视了生产关系超前变革所造成的生产关系与现实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苏共不是不知道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主观上也总是千方百计想加快发展经济，但是由于长期存在着超越阶段、急于求成的倾向，结果不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反而造成了对生产力的严重阻碍或破坏。
历史表明，苏共对本国社会主义所处发展阶段的认识和估计长期脱离实际，总是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结果欲速则不达。斯大林在1936年宣布已“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1939年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这一过程中断了，战后的1952年苏共十九大又恢复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口号。赫鲁晓夫时期（1953～1964年），继续坚持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口号。1959年，赫鲁晓夫提出苏联进入了“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新时期。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提出要用20年时间基本上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到1970年实现在按人均计算的产量方面超过美国，到1980年结束时建立起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接近于实现按需分配的原则。在勃列日涅夫时期（1964～1982年），修改了赫鲁晓夫的苏联“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时期”的估计，采用了“发达社会主义”的提法，认为“发达社会主义社会是通往共产主义道路上的一个合乎规律的阶段”。在安德罗波夫时期（1982～1984年）仍肯定苏联处在“发达社会主义阶段”，但在成熟程度的估计上较之勃列日涅夫时期更接近实际一些，认为苏联正处在发达社会主义这一漫长历史阶段的“起点”，而且这个阶段有自己发展的各个时期和阶段。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任，他在1986年使用了“发展中社会主义”的提法。但这一估计并没有成为苏共制定纲领路线的依据。总之，苏共在长期建设实践中的问题不是右，而是“左”。我们《九评》批赫鲁晓夫右，批他在国内复辟资本主义，看来是不合适的，其结果是导致我们更“左”，终于酿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灾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谈到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教训时，曾经指出，“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没完全搞清楚。”“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邓小平的这番话同样也适用于苏共。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为什么长期“没完全搞清楚”这个基本问题？看来原因不在这个或那个具体问题上，而在总的指导思想上。这就是看近了共产主义，低估了资本主义，高估了社会主义，忽视了封建主义，从而扭曲和僵化了马克思主义，即因为脱离了客观实际，主观上是想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则是不自觉地违反了马克思主义。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中国过去就是犯了性急的错误。”（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140页。）
胡锦涛同志在中央党校2001年秋季开学典礼上指出，为准备“七一”这篇重要讲话，“江泽民同志下了很大功夫，作了长期的思考和酝酿。其中一些涉及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重大观点，是在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党的建设的现实状况进行大量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对世界上一些政党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教训进行深刻分析和总结的基础上，在仔细研读马克思主义一些重要著作和我们党一些重要历史文献的基础上，经过深思熟虑提出来的。”胡锦涛同志这里讲了三个“基础上”，我这里仅从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原因这一侧面谈了些情况和看法，即使就了解其中的一个“基础上”（“在对世界上一些政党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教训进行深刻分析和总结的基础上”）而言也是很不够的。尽管如此，我认为以上所言已说明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非常及时、非常正确的。这是总结吸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的结晶，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只要我们在实际行动中真正全面落实“三个代表”的要求，把“三个代表”统一于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统一于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就能更好地坚持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中国的领导地位，就能更好地巩固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中国的执政地位，也就能更好地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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