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取、创造与超越：郭沫若的歌德接受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郭沫若论文,歌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郭沫若受外国诗人的影响较多，而德国诗人歌德对他的影响最深、持续的时间最长。郭沫若翻译《浮士德》第一部至第二部之间近30年时间，可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其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为：第一个阶段是崇拜、翻译和介绍；第二个阶段是“扬弃”，即弃其糟粕，取其精华；第三个阶段是借鉴和创造。
关键词 郭沫若 歌德 接受美学 翻译 吸取 借鉴 创造 超越
提起郭沫若受其影响的外国诗人，首先是泰戈尔，其次是海涅，第三是惠特曼，第四是雪莱，第五是歌德。歌德在这些外国诗人中虽然居于第五位，但是对郭沫若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而且持续的时间最长。从1916年郭沫若在日本冈山六高阅读歌德的自叙传《诗与真》算起，至1978年逝世时止，约60余年；从1919年开始翻译《浮士德》第一部算起，至1947年译完《浮士德》第二部，也将近30年。不无相似的是，“歌德的《浮士德》，从二十几岁做起，一直做到八十二岁”①前后约60年。诗人之所以多次搁笔与赓续，是因为这部作品容量巨大，“是一部灵魂的发展史，一部时代精神的发展史”，②诗人需要投入的是自己一生的经历和体验，绝非一时的生活体验和心理历程所能承担的。歌德的体会是：每一部重要作品，都是生活的结果。耐人寻味的是，郭沫若翻译《浮士德》的情形和体会也大抵如此。
这60年特别是翻译《浮士德》的30年时间，构成了一部郭沫若的歌德接受史。本文将借助于接受美学的思想观点，采用纵向考察与横向考察相结合的方法，把郭沫若的歌德接受史分作三个历史阶段，着重对郭沫若从歌德那里所接受的理论方面的启示作一些考察和论述。
（一）1919年夏至1928年初——新文学的创始与建构时期
首先划分出这个历史阶段，是以郭沫若着手翻译《浮士德》直至该书第一部正式出版发行为依据的。这个历史阶段，既是中国新文学的创始与建构期，也是郭沫若翻译和介绍歌德的高潮期。
在这个历史阶段的前半期，郭沫若正在日本福冈九州帝国医科大学读书，他的向往和追求在“五四”革命狂飚和西方进步文学的影响下逐渐集中到一点，那就是对个性自由发展的渴望。如前所述，尽管1916年郭沫若因学习德语而阅读过歌德的自叙传《诗与真》，但那时他却陶醉于泰戈尔与海涅的诗歌中，而尚未真正步入歌德的辉煌的文学世界。1919年夏在惠特曼与雪莱的诗歌影响下，郭沫若对个性自由发展的渴望与追求已达到狂热的地步。在这种心态下，郭沫若一旦步入歌德的辉煌的文学世界，便产生了无与伦比的亲切感。他称颂歌德是“向四方八面，立体地发展”的“球形”的“天才”，是“人中的至人”，是“德国文化上的大支柱”，是“近代文艺的先河”。③他还说“海涅底诗丽而不雄”，“惠特曼底诗雄而不丽”，而歌德的诗则是“雄丽的巨制”，“我很想多得歌德底‘风光明媚的地方’一样的诗来痛读，令我口角流沫，声带震破”。④可以说，在中国文学史上，虽然在郭沫若与歌德“想识”之前，即本世纪初，留日学者赵必振曾翻译过《歌德传》，清末民初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兼诗人马君武曾翻译过《少年维特之烦恼》片断，著名的作家和诗人苏曼殊也曾翻译过歌德的几首诗，⑤但却没有一个人（甚至包括与郭沫若通信的宗白华、田汉在内）对歌德及其作品崇拜、迷醉到如此地步。
郭沫若对歌德如此崇拜和迷醉，既出于他对个性自由发展的向往与追求，也与当时的时代有关。他说：“歌德底著作，我们宜尽量多多地介绍，研究，因为他处的时代——‘胁迫时代’（即“狂飚突进时代”、引者）——同我们的时代很相近！我们应该受他的教训的地方很多呢！”⑥他还倡议成立“歌德研究会”，“先把他所有的一切名著杰作，和关于他的名家研究，和盘翻译介绍出来，做一个有系统的研究”。⑦
“歌德研究会”虽未组织起来，但是郭沫若对歌德的“名著杰作”的翻译、介绍和研究却开始了。1919年夏，郭沫若正经受着“学医”与“从文”的矛盾与苦闷，在这种心境中，他开始零星地翻译《浮士德》第一部，特别是第一部开首浮士德咒骂学问的一段独白，就好像出自他自己的心情。他说：“我翻译它，也就好像我自己在做文章。”⑧1920年暑假应共学社之约译完了《浮士德》第一部。他说：“我颇感觉着在自己的一生之中做了一件相当有意义的事。”⑨不幸的是，这部译稿却被“高客先生”拉去“做窠”而未能出版，直至1927年冬郭沫若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蛰居上海期间才改译了《浮士德》第一部，并于1928年2月1日由创造社出版部出版发行。为此，挚友成仿吾同来用膳，夫人安娜“特购‘寿司’（日本制的冷饭团）一大盘”，日本友人内山完造“送来葡萄酒两瓶”，以表祝贺。⑩
1921年7月至9月，郭沫若译完了歌德的另一部名著《少年维特之烦恼》，感到“实在愉快得至少有三天是不知肉味的”(11)。他称此书“与其说是小说，宁肯说是诗，宁肯说是一部散文诗集”，(12)。该书1922年4月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后，在“五四”精神影响下的一代中国青年立即从中找到了知音，刊于该书卷首的那首弁诗“青年男子谁个不善钟情？妙龄女人谁个不善怀春？”一时在许多青年的口中传唱不息，变成了对封建礼教的挑战和抗议。
除翻译上述两部名著外，在这个历史阶段，郭添若还翻译了歌德的抒情诗和小型叙事诗如《五月歌》、《湖上》，《牧羊者的哀歌》、《放浪者的夜歌（一、二）》、《对月》、《艺术家的夕暮之歌》、《迷娘歌》、《渔夫》、《我的心儿不宁》、《歌者》、《屠勒国王》等，共计46首（包括与成仿吾合译的《德国诗选》中的14首，《沫若译诗集》中的12首，重复的不计）。
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一个作家接受另一位作家的影响，其目的在于吸取有益的营养，进而转化为自己的血肉。郭沫若也不例外。他曾经说过：“我开始做诗剧便是受了歌德的影响。在翻译了《浮士德》第一部之后，不久我便做了一部《棠棣之花》。……《女神之再生》和《湘累》以及后来的《孤竹君之二子》，都是在那个影响之下写成的。”(13)不消说，他在翻译了《少年维特之烦恼》以后所写的书信体小说《落叶》和《喀尔美萝姑娘》，也是受了歌德的影响。对郭沫若与歌德在文学创作方面这种影响和被影响的关系，将另文论述，本文只是点到为止。
这里应该特别强调的是，郭沫若在歌德的思想及其文艺观的启示下写了一系列理论文章。这些文章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但是能够显示出歌德对郭沫若深刻影响的，则是《〈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和致宗白华、田汉的七封信。《〈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之所以值得重视，主要在于它提出的思想观点与欧洲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基本观点相一致。郭沫若在这篇《序引》中说“我译此书，于歌德思想有种种共鸣之点”：“第一，是他的主情主义。”“第二，便是他的泛神思想。”“第三，是他对于自然的赞美。”“第四，是他对于原始生活的景仰。”“第五，是他对于小儿的尊崇。”(14)
我曾经把郭沫若提出的这些思想观点与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之父卢梭的自然观、与德国“狂飚突进运动”的主张以及华兹华斯的《〈抒情歌谣集〉序言》、雨果的《〈克伦威尔〉序言》、海涅的《论浪漫派》等具有浪漫主义宣言性质的著名论著作过对照和比较，发现它们共同体现了浪漫主义作为一种国际性的文艺思潮的时代特征和美学特征：浪漫主义最基本的属性是它的主观抒情性，即偏重于表现诗人的主观理想，抒发强烈的个人感情；注重对大自然的歌颂和对城市文明的诅咒；浪漫主义诗人大多具有泛神论的哲学思想以及这种哲学思想的富有诗意的表现；浪漫主义诗人在接受传统方面特别重视中世纪的民间文学，提出过“回到中世纪”的口号；浪漫主义诗人无一例外地都赞颂儿童的纯结、无私和天真。不同的是，郭沫若既诅咒过近代的城市文明（如《上海印象》），同时也歌颂过近代社会的物质文（如《笔立山头展望》）。由此不难看出，《〈少年维持之烦恼〉序引》比较全面地概括了郭沫若本时期浪漫主义文学思想的基本内容。如果进一步用郭沫若的诗歌、戏剧和郁达夫的小说、散文加以验证，又不难发现它们都体现了《〈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所张扬的浪漫主义的基本特征：强烈的主观抒情性，泛神论哲学思想的诗意表现，赞颂自然，追慕古代生活，歌颂儿童的纯真无私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进行考察，有的学者认为《〈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是中国“五四”新文学浪漫主义运动的宣言书(15)，则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郭沫若、宗白华、田汉三人的通信集《三叶集》，“要算是在五四潮流中继胡适的《尝试集》之后，有文学意义的第二个集子”(16)。其中所收的郭沫若的七封信，不仅对歌德的论述最多，而且谈到家庭、婚姻、恋爱、宇宙观、人生观等问题。从这些书信中可以看出：“五四”时期的郭沫若对个性问题曾作过有益的探索，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关于个性主义的理论主张。首先，他把人的个性的“完满发展”作为努力追求的“至上目标。”他认为人的个性可以分为“灵”与“肉”、“感情”与“理智”两个方面，凡是这两个方面都得到充分发展的人，即是伟大的“天才”，是“人中的至人”。他说：“我看孔子同歌德他们真可算是‘人中的至人’了。他们的灵肉两方都发展到了完满的地位。”(17)其次，指出了人的个性“完满发展”的途径。他认为一切完满的个性都有一条必由之路，这就是“忘我”、“无我”。那么如何做到“忘我”、“无我”呢？他指出：“忘我之方，歌德不求之于静，而求之于动。”(18)所谓“动”就是“陶醉于事业”。他说：“歌德的化身《浮士德》，他在泯却了自杀的念头以后，他的宇宙观是‘Im Anfang War die Tal’（泰初有事业）。”(19)第三，提出了衡量个性“完满”的标准在于“创造精神”发挥的程度。他的《匪徒颂》一诗通过对各种不同类型的天才人物的赞颂，即形象地说明了“创造精神”的充分发挥就是衡量个性完满的标准。
郭沫若的个性主义思想和浪漫主义的理论主张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遗憾的是，随着世界观的转变，他则只讲“人民本位”，而放弃了对个性主义思想作更深入的理论探讨。
（二）1928年初至1937年秋——曾罗文学的倡导与建构时期
我们划分出这个历史阶段，是以郭沫若流亡日本的10年为依据的。这个历史阶段，既是中国曾罗文学的倡导与建构期，也是郭沫若的歌德研究的深化期。
1935年11月，郭沫若在《序〈威廉迈斯特〉》一文中曾经指出：“歌德的时代虽然和我们已经远隔，而在他的著作还可以替我们留下了好些可宝贵的遗产。我们即使要扬弃他，但任何一位作者，也须得从他的著作中通过一道。所以就到现在来介绍歌德，翻译他的著作，仍然是不迟的。我们对于歌德也有好些应该学习的地方。他的思想虽然有很浓厚的玄学意味，他虽然从德意志的观念体系中没有能够逸脱得出，但他是怀着辩证的进化思想的人。特别是他的生活，他的一贯的努力生活，那始终是我们的不磨的模范。”(20)（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下同）在前一个历史阶段，郭沫若翻译了歌德的《浮士德》第一部、《少年维特之烦恼》和46首诗歌；在这个历史阶段，为适应国内争相写作“叙事诗和长诗的要求”并进而解决其“技术的修养”问题，他于1936年又翻译了歌德的叙事长诗《赫曼与窦绿苔》。至此，我们可以说，郭沫若已经从歌德的著作中“通过一道”，并取得了“扬弃”的资格。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郭沫若所用的“扬弃”一词，绝非普通语言学上所谓“抛弃”之意，而是一个富有哲学意味的语言概念。即如农民于碾打粮食时的“扬场”一般，弃取糟粕，取其精华。这个“扬弃”的过程，就是郭沫若的歌德研究进一步深化的过程。
郭沫若对歌德所做的“扬弃”工作，主要体现在他本时期所写的《创造十年》和《创造十年续篇》中。《创造十年》及其《续篇》是郭沫若的自叙传中的精华部分，也是很有历史价值的学术理论著作。它记叙的虽是郭沫若青年时代的生活经历、文学活动和人际交往，但在许多地方却表述了郭沫若中年时代的思想认识。
如果说青年郭沫若对歌德是崇拜、迷醉至极，而中年郭沫若对歌德则是崇拜中寓有批评，迷醉中寓有疏离。他说：“记得是北京的刘半农博士，他在《语丝》上嘲骂过我，说我是‘上海滩上的诗人，自称歌德’。我在前虽然没有自称过我是歌德，但我和博士先生一样委实是崇拜过歌德的人。博士先生的说我‘自称歌德’者是骂我不配，但我现在可又进了一步，我敢于这样说，像歌德那样的人是值不得我们崇拜的。——在博士们看来，或者又会说我是在‘自称歌德以上’，那倒可以说是近乎事实。歌德可以令人佩服的地方，是在他的努力，但他的成绩也实在有限。”(21)中年郭沫若就是从这样的思想高度上，指出了歌德的缺陷和不足，提出中肯的批评：
(1)歌德在思想上的发展是由前进趋向后退。如说“他在德国是由封建社会转变到资产社会的那个阶段中的诗人，他在初期是吹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号手，但从他做了隈马公国（现通译为“魏玛公国”－引者）的宰相以后，他老实退回到封建阵营里去了，他那贵族趣味和帝王思想实在有点熏鼻”(22)。
(2)《浮士德》中“最没有诗意”的“文字游戏之处”甚多。如说“西洋的诗剧，据我看来，恐怕是很值得考虑的一种文学形式，对话都用韵文表现，实在是太不自然。《浮士德》这部诗剧，单就第一部而言，仅可称为文字游戏之处要在对成以上，像那《欧北和洒寮》、《魔女之厨》、《瓦普几司之夜》及《夜梦》，要算是最没有诗意的地方。那些文字搀杂在诗剧里面而滥竽诗名，仅是在有韵调的铿锵而已。”而第二部里的“游戏文字比第一部更多”，同时“全剧的构成”也“过于支离”。(23)
(3)歌德虽是一位“球形天才”、“文化巨人”，但他的成就远不能和马克思相比。如说“他和他同国同时而稍稍后出的马克思比较起来是怎么样？那简直可以说是太阳光中的一个萤火虫！”(24)
(4)歌德过分迷恋和钟情于青年女子。“诗人海涅骂过他，说他只晓得和女人亲吻——用《红楼梦》上的话来表现时，便是只晓得‘吃姑娘嘴上的胭脂’，他老先生的确可以称为德意志的贾宝玉”(25)，“他在七十三岁的时候，还要和一位十七岁的姑娘恋爱”(26)。
应该看到，郭沫若的上述批评并不是对歌德及其《浮士德》的否定，也不是对自己前个历史阶段研究成果的否定，而是说明：随着郭沫若的世界观的转变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确立，他对歌德及其作品有了新的认识，提出了更高的审美要求。即如他对西洋诗剧的看法，也是通过和我国元代杂剧比较研究之后得出的结论：“元代杂剧，和以后的中国戏曲，唱与白分开、唱用韵文以抒情，白用散文以叙事，比之纯用韵文的西洋诗剧似乎是较近情理的。”(27)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本时期郭沫若对传记文学特别是自叙传的认识以及《沫若自传》前3卷（其中个别篇章写于40年代）的写作，就是接受了歌德的自传哲学观点的影响。
在前一个历史阶段，郭沫若曾多次说过这样的话：“我常恨我莫有Augustine,Rousseau,Tolstoi的天才，我不能做出部赤裸裸的《忏悔录》来，以宣告于世。我的过去若不全盘吐泻净尽，我的将来终竟是被一团阴影裹着，莫有开展的希望。我罪恶的负担，若不早卸个干净，我可怜的灵魂终久困顿在泪海里，莫有超脱的一日。”(28)进入这个历史阶段之后，郭沫若却表述了这样的看法：“我不是想学Augustine和Rousseau要表述甚么忏悔，……我写的只是这样的社会生出了这样的一个人，或者也可以说有过这样的人生在这样的时代。”(29)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主张个人忏悔到否定个人忏悔，从主张写自己到想“通过自己看出一个时代”，(30)这是郭沫若从唯心史观到唯物史观的一次飞跃。
这里，需要作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郭沫若关于自传哲学的基本观点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呢？简言之，这主要是他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投身革命实践的结果，同时也是他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引导下对歌德的自传哲学观点的一次再发现。歌德在《诗与真》的《自序》中曾经说过：“时代给予当时的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真可以说，一个人只要早生十年或晚生十年，从他自己的教养和他对外界的影响看来，便变成完全另一个人了。”因此，他认为写自叙传不能局限在个人的生活里，而要“把人与其时代的关系说明，指出整个情势阻挠他到什么程度，掖助他又到什么地步，他怎样从其中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以及作为艺术家、诗人或著作家又怎样再把它们反映出来，似乎就是传记的主要任务”。如前所述，郭沫若1916年在冈山六高读书时就阅读过歌德的自传《诗与真》，但由于他当时主要是从学习德语出发，加之青年人的热情多于理智，所以对歌德的上述观点尚不能认同。直至本时期，随着他对歌德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唯物史观的形成，便发现了歌德上述观点之可贵，并把它们吸纳到自己理论思维的结构中来，从而建构起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自传哲学。这样，歌德的自传哲学的至高点就成为郭沫若的自传哲学的出发点。
歌德的自传哲学中所包含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因素，主要是从他自身的生活经历和社会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这是歌德的伟大之处，也是他的历史局限性之所在。因为时代的原因，历史注定他只能前进到社会主义的门槛前，并未形成科学的唯物史观，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空想的社会主义者；郭沫若的幸运之处则在于他无比自豪地跨越了社会主义的门槛，终于成为一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说歌德的《诗与真》深刻地揭示了“整个情势阻挠他到什么程度，掖助他又到什么地步，他怎样从其中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那么《沫若自传》则不仅做到了这一点，而且还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由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化的历史风貌、时代特征以及发生此种转化的客观规律性。因此，我们同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传记文学写作的实绩上郭沫若又超越了歌德。
（三）1937年秋至1949年10月——人民文学(31)的发轫和建构时期
这个历史阶段是从郭沫若1937年回国抗战起，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止。我们划分出这个历史阶段，主要考虑到《浮士德》第二部的翻译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这个历史阶段，既是人民文学（包括抗战文艺和描写工农兵的文艺）的发轫与建构期，也是渐入老境的郭沫若的歌德研究取得辉煌成果的高峰期。
郭沫若曾经说过：《浮士德》“第一部译出之后，第二部的翻译便生了障碍”，其“主要原因”，“是壮年歌德乃至老年歌德的心情，在这第二部中所包含着的，我不大了解——否，不仅不大了解，甚至还有些厌恶。在这样的心境中是无法继续翻译的”(32)。1943年夏，他曾“动念”续译第二部，但因“一方面在忙着写先秦学术思想的研究，另一方面也在忙着为民主运动打锣打鼓”而未能动笔。(34)直到1947年3月底，才得到一点“余暇”，便动手续译。原计划半年完成，结果在“不足四十天”的时间内就“全部译完”了。同年底，《浮士德》第二部及郭沫若编述的《浮士德百三十图》由上海益群出版社同时出版发行。
为什么第二部“译得这样快”呢？郭沫若回答说：“那是我的年龄和阅历和歌德写作这第二部时(1979～1832)已经接近，而作品中所讽刺的德国当时的现实，以及虽以巨人式的努力从事反封建，而在强大的封建残余的重压之下，仍不容易拨云雾见青天的那种悲剧情绪，实实在在和我们今天中国人的情绪很相仿佛。就如像在第一部中我对于当时德国的‘狂飚突起运动’得到共鸣的一样，我在第二部中又在这蜕变艰难上得到共感了。”(35)在这里，郭沫若不仅回答了他“译得这样快”的原因，而且通过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还解决了文学翻译中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即翻译工作同文学创作一样，也需要丰富的生活阅历和深刻的现实体验。后来他在《论文学翻译工作》一文中谈到“翻译工作也是需要有生活体验”时说：“我自己就有这样的体会。”而且说得更具体，更实在。
同前两个历史阶段相比，这个时期在郭沫若的歌德接受史上是他的歌德研究取得辉煌成果的高峰期。其显著的标志就是长篇学术论文《〈浮士德〉简论》的发表。在这篇论文中，郭沫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和美学观点对《浮士德》作了全面、系统的论析：既分析了它在思想内容上的“矛盾性”和“庞杂性”，又梳理出它的“中心线索”和“一贯脉胳”；既论述了它“讽刺时代”“讽刺统治阶段”的“现实性”，又指出了它“驰骋”着“一个乌托邦式”的“幻想性”；既看到了浮士德与靡非斯特在“形式上”是前者为主、后者为奴的“对立”，又看到了他们之间在“实质上”是“主奴易位”的“辩证式的发展”；既指出了诗剧的结构在“反耶教的一个躯干上，加上耶教精神的一头一尾”的“矛盾”，又肯定了这种“矛盾”在“诗人的情趣上”的“调和”：所有这些层面，全都植根于歌德的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的进步性和局限性。这篇论文自发表以来，已经近半个世纪了，但时至今日，在《浮士德》研究方面还没有人写出过这样高品位、高质量的学术论文。
“人民本位”是郭沫若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之一。值得称道的是，本时期郭沫若还把建构“人民本位的人民文艺”的时代精神也渗透到《浮士德》的研究中，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例如他在论文中引述了浮士德临死前，面对“忧愁”所作的那一段“述怀”诗(36)之后，写道：
这儿的前七八行所描写的事实上就是“狂飚突起”的时代精神，是充分的有为主义的实践，是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的初期的上行阶段。渐渐遇到阻碍，感觉着时代无法超脱，虽然“渐多考虑不走极端”了，而仍然是“对于这眼前总是不满”。这种的自我中心主义正是资本主义的核心。由封建社会到资本制度是一种进步，由奴性的皈依到自我中心主义不用说也是一种进步。但《浮士德》的中心思想并没有停留在这一阶段，而是比这更前进了。虽然是出于幻想，但浮士德却满意于“为几百万人开拓出疆土”，“愿意看见这样熙熙攘攘的人群，在自由的土地上住着自由的国民”。这是由自我中心主义发展而为人民本位主义，这一发展是一个超时代的飞跃，浮士德——歌德虽然并没有完成，但他是心向往之的。浮士德发展到临死才领悟到这个观念，歌德修积了八十多年，也算在快要永眠的时候，才获得了这个观念。因此，整部《浮士德》悲剧的发展，我们可以说，也就是向着人民意识觉醒的一个自然发展。(37)
凡是熟悉《浮士德》的人，我想他们无论如何不能不承认“它是一部灵魂的发展史，一部时代精神的发展史”。既然如此，那我们也就不得不承认上述这段文字所勾勒的在德国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化的过程中，其“时代精神”或曰“浮士德的灵魂”的发展由“奴性的皈依”到“自我中心主义”、进而至于“人民本位主义”的准确性。尽管作品最后所表现的“人民本位主义”的观念具有浪漫主义的超前性（亦即“心向往之”的幻想性），但我们又不能不承认它完全符合作品所描写的实际。
接受美学告诉我们：接受与革新相因相生，借鉴与创造同时并存。如所周知，本时期又是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的高潮期。他就是在歌德等人的剧作影响下从事历史剧创作的。在谈到《棠棣之花》的创作时，他说：“我写这个剧本也像歌德写《浮士德》一样写了一辈子。”(33)在谈到《屈原》的创作时，他又说：“起初是想写成上下两部，上部写楚怀王时代，下部写楚襄王时代。这样的写法是有点像《浮士德》。”(38)我曾把郭沫若和歌德的历史剧的共同的美学特征概括为：“历史的袈裟，现实的灵魂。”(39)从此也不难看出这两者之间影响和被影响的关系。
需要着重强调的是，歌德对郭沫若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历史剧的创作上，而且体现在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理论的建构上。本时期，郭沫若撰写了许多史剧理论文章，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史剧理论体系。(40)其中吸取和总结了歌德历史剧创作的一些宝贵经验。如谈到历史和史剧、科学和艺术的本质差别时，他说：“不过写剧本不是在考古或研究历史，我只是借一段史影来表示一个时代或主题而已，和史事是尽可以出入的。这种办法，在我们元代以来的剧曲家固早已采用，在外国如莎士比亚，如席勒，如歌德，也都在采用着的。中国的史学家们往往以其史学的立场来指斥史剧的本事，那是不免把科学和艺术混同了。”(41)再如谈到历史剧中的反面人物亦可成为具有美学价值的艺术形象时，他说：“但丁不是描写过地狱，歌德不是描写过恶魔，鲍特莱尔不是做出了《恶之花》，罗丹不是雕出了《没鼻子的人》吗？而依然是‘诗’，依然是‘美’。大概‘诗’和‘美’的范畴相当多，不是那么单纯的问题。”(42)由此即可看出，郭沫若在建构他的史剧理论体系的过程中，直接引用歌德的文字少，概括、总结歌德的创作经验多。这不正是郭沫若由接受而借鉴、由借鉴而创造的有力证明吗？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在他的论文和讲话中谈到歌德之处虽然不少，但主要是重复了上述三个历史阶段中的一些观点。因此，不再单独论述。
如果要用一段文字来概括郭沫若这30年间对歌德研究所作的正确结论，那就是：
歌德的才智的发展是多方面的，他不仅是文学家，而同时是政治家，科学家，思想家。在自然科学方面，他是进化论的前驱。他在人体解剖上曾经有所发现，在色彩学中有独到的研究。作为文学家时，他是德意志近代文学的开山，他的诗歌有好些是不朽的，他在文学中也是多方面的，不过他的小说和戏曲，用现代的眼光来看，不过是过去了。他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他不断的努力，和健全的博爱思想。(43)
在这里，郭沫若对歌德的才智、成就、地位以及“不断的努力”作了充分的肯定和崇高的评价。而郭沫若和歌德也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文学家、政治家、科学家和思想家，他们都是“文化巨人”，他们都是“自己民族的骄傲”。其“文思的敏捷和艺术的天才，百科全书式的渊博知识，对自然科学的高度热爱，都是相似的”。恩格斯曾经把歌德比喻为“奥林普斯之神”，周扬曾把郭沫若比作“泰山之神”，但郭沫若和歌德毕竟不同，因为他是“社会主义时代的新中国的歌德。”(44)
本文1994年8月20日收到。
注释：
①《文艺的生产过程》，《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1990年版，第218页。
②《〈浮士德〉简论》，《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第268页。
③《郭沫若致宗白华》（1920年1月18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第19页，21页，22页。
④《郭沫若致宗白华》（1920年3月30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第125～126页。
⑤参见杨武能：《歌德在中国》，《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
⑥《郭沫若致宗白华》（1920年3月18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第24页。
⑦《郭沫若致田汉》（1920年2月25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第68页。
⑧(13)《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文学集）第12卷，第73页，第77页。
⑨《第二部译后记》，《浮士德》第二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84页。
⑩《离沪之前》，《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3卷，第288页，290页。
(11)《〈少年维特之烦恼〉增订本后序》，《郭沫若集外序跋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2页。
(12)《〈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第309页。
(14)《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第310页、311页、312页、313页、314页。
(15)参见盖铮：《人的解放与艺术的解放》上篇，时代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16)《凫进文艺的新潮》，《郭沫若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158页。
(17)《郭沫若致宗白华》（1920年1月18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第22页。
(18)《〈少年维特之烦恼〉序引》，《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第312页。
(19)《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第296页。
(20)《郭沫若集外序跋集》，第324页。
(21)(22)(23)(24)(25)《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第78，第78页，第75页，第78页，第78页。
(26)《青年与文化》，《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8卷，第105页。根据《歌德年谱》统计，歌德从14页开始跟酒店小姑娘格雷卿相恋，直至73岁的高龄同年仅17岁的小姑娘伍尔里凯相爱，其间除他的妻子外，先后和8位青年女子（包括魏玛宫廷御马司之妻斯坦因夫人在内）发生过爱情关系。
(27)《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第75页。
(28)《郭沫若致宗白华》（1920年2月16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第45～46页。
(29)《我的童年·前言》，《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1卷，第7页。
(30)《少年时代·序》，《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1卷，第3页。
(31)郭沫若称之为“人民本位的人民文艺”，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0卷，《走向人民文艺》、《追慕高尔基》、《人民至上主义的文艺》等文。
(32)(34)(35)《第二部译后记》，《浮士德》第二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84页，第384页，第385～386页。
(33)《棠棣之花》“尾注”，见《沫若文集》第3卷。
(36)见《浮士德》第二部第五幕《子夜》，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49～350页。
(37)《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第279～280页。
(38)《我怎样写五幕史剧〈屈原〉》，《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6卷，第398页。
(39)见拙著《郭沫若与中外作家比较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01页。
(40)参见拙著《历史·史剧·现实——郭沫若史剧理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41)《〈孔雀胆〉二三事》，《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7卷，第277～278页。
(42)《由“墓地”走向“十字街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9卷，第95页。
(43)1942年8月28日郭沫若为重庆各界所举办的“歌德晚会”的题词，见同年出版的《笔阵》第8期。
(44)周扬：《悲痛的怀念》，载1978年6月18日《人民日报》。 WW张积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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