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位#183;蓄势#183;创新——论新世纪的中国散文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中国论文,散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尤其是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散文获得了长足甚至是前所未有的发展，其最明显的标志为：散文已从文学后台跃上前台，而原来占据主角的诗歌、小说等文类已风光不再。其中，余秋雨的“大文化散文”可谓挥刀跃马、势不可挡，而其信奉和追随者众，大有应者云集之致。对此，学界多有探讨，其成果也颇为丰富。不过，进入21世纪后，中国散文的创作状况如何，其大势与优劣长短怎样，它的未来走向何如，学界则缺乏系统、细致和理性的研究与评估。可以说，与新世纪十年散文的纷纭变化相比，对它的研究是相当滞后的，不要说研究和理论的先导作用，就是合理的解释也不可能，这不能不说是个巨大的遗憾。当站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起点，我们有必要总结和反思第一个十年的散文创作，更需要展望第二个甚至更长远的散文发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少走弯路，更不至于迷失航向。
一、融通与创新：大文化散文的命运
不管我们承认与否，20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的“散文热”与余秋雨的大文化散文直接相关。因此，我不同意将余秋雨散文完全否定甚至妖魔化的倾向。如汤溢泽称《文化苦旅》是“文化散文衰败的标本”。王强直接用《文化的堕落：余秋雨的为文为人》这样的题目，并表示：余秋雨既无学问又无人品，就是散文创作包括他那本成名作《文化苦旅》也是“沉沦”的标志。他还说：“余秋雨的散文，是感伤主义和伪浪漫主义的混合物，而这两种思潮又是已被人们唾弃了的。”“余秋雨先生这类散文的风行，正是中国文化沉沦的象征。”朱大可则认为：“余文正是这样一种文化消费品，但却比汪诗更加‘耐用’，因为它不仅是用以点缀生活的‘文化口红’，而且还是‘文化避孕套’，审慎规避着那些道德‘病毒’。”①这样的评论不能说毫无道理，但却不是实事求是和科学的态度！因为它们没有历史感、客观性、公正心，更缺乏同情之理解，也就不可能看到余秋雨散文的开创性价值和意义。平心而论，在余秋雨之前，尽管有鲁迅、林语堂、梁遇春等现代作家写过文化性较强的大散文，但像余秋雨这样将知识、文化、理性、情感融为一炉，且完全放开散文的手脚纵横驰骋者却是少见的。我认为，余秋雨的大文化散文是革命性的，具有完全“破体”的彻底解放的观念。如果说，“散文的体裁，其实是大可以随便的，有破绽也不妨”，②那么，余秋雨的散文实践则进入完全自由的状态，从而打破了传统散文“狭小”的格局。
不过，我也不同意将余秋雨散文奉为经典甚至神明的做法，更反对亦步亦趋、拾其牙慧的盲目模仿者。事实上，一面是余秋雨散文本身的局限，比如知识硬伤比比皆是、缺乏现代意识、对历史与读者缺乏敬畏、放弃自我的修养等；一面是余秋雨散文模仿者的等而下之，不仅没取其精华，反而拾其糟粕，更有甚者东施效颦者不乏其人，其结果是：知识罗列、资料堆积、常识性错误、文化硬伤、愚昧主义大行其道，这样的散文几乎窒息了散文的天空，以至于有学者发出了不愿甚至讨厌“大文化散文”的呼声！③值得说明的是，在20世纪九十年代，除了余秋雨的佳作《文化苦旅》外，大文化散文写得较好的是林非和卞毓方，前者注重现代意识和精神高度，后者充满审美和心灵的光芒，这对于“大文化散文”的泛滥具有纠偏作用。如林非20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写的《鲁迅和中国文化》虽是一本学术著作，但将之作为大文化散文来读也未尝不可！写于九十年代末的《浩气长存》可谓大文化散文的经典之作，它以现代的文化眼光和精神品质穿透了厚重的历史隧道，而使中国古代文化精神沐浴在现代的晨光之中。不过，即使如此，20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散文仍被异化的“大文化散文”覆盖与窒息。这似乎是个悖论：一面是余秋雨以大文化散文开天辟地、功不可没；一面又是跟随和模仿者以大文化散文形成的烟尘滚滚、乌烟瘴气甚至于昏天黑地。大文化散文像失了理性和规范的洪水肆意泛滥，到后来散文又成为重灾区。
然而，进入新世纪后，这股大文化散文渐渐退潮，也许是过犹不及，也许是写作者已精疲力竭或江郎才尽，许多模仿者自动放弃了大文化散文写作，就连余秋雨本人也写得少了，而与此相关的是，散文渐次开始降温了。从社会反响的角度说，这是散文潮的回落；但从散文本性的角度观之，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经过散文的“退消”，我们可以更冷静、理性地思考散文的发展问题。其中最为可喜的是，尽管大文化散文的洪水已过，但它并没有完全销声匿迹，而是留下了它的痕迹与影响，具体而言主要表现有二。
第一，“文化”的概念深入人心，散文的解放也势在必然。虽然不能说在20世纪九十年代以前，没有文化散文包括“大文化散文”；但整体而言，政治的、社会的观照是主要的，散文的格局也相对狭小，因为边缘化地理解散文、将散文作为余事书写的观念一直深入人心。然而，经过九十年代大文化散文的洗礼，新世纪的中国散文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注入了“文化”的内涵，也慢慢走出了散文“写景—抒情—哲思”的模式，这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较有代表性的是历史的、艺术的、科学的、军事的、民俗的题材渐渐成为作家更加关注和重点审视的对象，其文化的含量与意蕴渐渐得以彰显。在表现方式上，作家们往往多注重“大”，一是“大中见小”，二是“小中见大”，从而使作品变得更为开阔、大气。如冯骥才的《水墨文字》，它虽不是一篇大文化散文，但一看题目就会感到一股文化气息扑面而来，这是水墨画与文学的相互观照，也是艺术人生的真切感悟。作者用八个段落构筑作品，从而有连绵开阔、挥洒自如之致。又如刘烨园的《枢纽的细节》写的是澳大利亚教育，这虽然也不是什么大文化散文，但核心却集中在有无“文化”的教育上，即是否注意培育学生的自尊、自爱、自立、自主、自由和美感，澳洲有，而我们国家则应该向它学习。更重要的是，作者用“课本”和“年鉴”来写，并从“细节切入”，从而有“管窥蠡测”和“文心雕龙”之功。就如同一场春风过后，大地上的一切生灵都渐次开放和成长一样，新世纪的中国散文(哪怕不是大文化散文)都或多或少受“大文化散文”之赐，至少在观念形态和审美趣味上可如是观。
第二，一些大文化散文得以承续和发展，并由此出现了代表性作家和经典作品。众所周知，一场暴风骤雨过后，它也许对大地的渗透并不深入；但那轰隆隆的雷声与呼啸的狂风不可能让人无动于衷，而从天而降的雨水亦会汇成河流。余秋雨掀起的“大文化散文”风潮也是如此，进入新世纪后，一面是快速降温后的余热，一面是进一步的继承与发展，而后者则是最值得关注和探讨的。也就是说，虽然余秋雨及其多数模仿者在新世纪纷纷退场，但“大文化散文”的写作仍被一些追随者继续着，经过十年的努力还将之发扬光大了，较有代表性的作家是王充闾、孙郁、韩小蕙、徐刚、范曾、李国文、梁衡、雷达、李存葆、素素、何向阳、朱鸿、张清华、祝勇、唐韵等。以王充闾为例，他以自己的博学多识、矢志不移、勤勉刻苦不断超越自我，当然也不断超越他人，进行“大文化散文”创作，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较有代表性的是《驯心》和《用破一生心》两文，这是作者用思想和心灵拨响的“大文化散文”之歌，它透出现代意识的光芒，又不被材料和成见束缚，更突显了自我的体悟与思索，可谓“大文化散文”风起以来难得的佳作。孙郁的《小人物与大哲学》主要是写张中行的，它既不失知识的梳理与文化的厚重，更充满人生智慧和知音之感。韩小蕙写季羡林、张中行、吴冠中等的散文都是知、情、理、趣、智、美的结合，这是大文化散文的另一表现形态。在祝勇的大文化散文中，我最喜爱的是《木质的京都》，这是超越了观念形态和公共话语写作，而进入了一个精神、心灵、感觉甚至梦幻的境界，如作者这样写道：“作为身体上与大地关系最为密切的器物，木屐提供的是一种可靠的生活。它及时地传达着大地的旨意，不会以虚假的谎言将行者引入歧途。木屐本身就具有生命，能够以它的嗅觉或者触觉感受四时的变化。一个人若站得久了，那木屐会生出根须，并最终把人变成一棵树。至少，木屐是人与大地的中介者，既令行者免受大地的伤害，又随时把大地的气息引进人的体内。脚是木屐的盟友，它坚定厚实，却比面孔更加敏感，有的僧人甚至从来不穿袜子，即使在寒冬也不例外，他们是苦修者，不仅借此使他们的身体具有耐力，而且获得异常机敏的能力。”④这是消化后的融通，我们能看到血、肉、骨和精、气、神的浑然一体，没有许多大文化散文的生吞活剥、消化不良和举步维艰之弊。最值得提及的是徐刚的《江河八卷》，这是近些年我看到的最好的大文化散文之一，它将知识、理性、情感、智慧与审美融为一炉，又能站在天地之宽和宇宙之大，来思考环保和人类的命运问题，思考人性与世道人心。最为重要的是，作者在博爱与仁慈之下，艺术的灵光不断闪烁，不要说对人，即使对于草木和泥土，作者都能赋予以温暖，用心灵的光芒进行滋润。仿佛是受了神的旨意和点化，作者以天女散花般的微笑面对天地苍生，将爱的和风与甘露播种于人间。应该说，能有天地大道珍存于心，用诗性的笔调写心灵的忧患，这是徐刚《江河八卷》最为动人处。总之，由外部写作进入内部写作，突出个人的独特感受与思考，对多种文体与文化进入消化与融通，这是新世纪大文化散文的最大收获。
不过，就目前情况看，新世纪十年的大文化散文很不令人满意，这主要表现在：一是次品和平庸之作较多，佳作较少，这不仅表现在整体的创作上，也表现在有代表性的作家身上。如即使上面提到大文化散文名家，他们的许多作品也并不成功，可谓佳作难求！二是集体无意识和公共话语写作的覆盖。许多大文化散文之所以平庸甚至拙劣，不在于他们没有知识，而在于没有“自己”，在于陷入流行观念和公共话语写作而不能自拔，没有对于历史、现实、文化的洞见，而只在流行色与公共话语中爬行，永远不能穿越时空，真正获得特立独行的力量。就如有学者指出的：“多数的历史文化散文，都落到了整体主义和社会公论的旧话语制度中，它无非是专注于王朝、权力、知识分子、气节、人格、忠诚与反抗、悲情与沧桑之类，并无多少新鲜的发现。”⑤三是缺乏敬畏之心与内外双修的素养。其实，大文化散文的写作对于作者的要求是最高的，它不仅要求有丰富的知识、独到的见识，还需要有独立的人格精神，更离不开博大的爱心和高尚的审美趣味。试想，一个目空一切、毫无敬畏的人是很难写出承载天地、袖里乾坤的大文化散文的。而事实上，现在的大文化散文作者又有几人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呢？某种程度上说，大文化散文精品是靠内功的，尤其是靠深厚而美好的内在修养的支撑，舍此任何外在技艺与招式的变换都无补于事！因此，看大文散文化的优劣，主要不是从外在性上进行理解，而是作者那颗心是否有温暖的大光照临，是否有智慧生成，是否能超凡脱俗。四是需要加强创新意识。新世纪中国大文化散文的发展和繁荣最后一定落实在作家的创新上，这包括现代意识，更包括天地情怀和人类维度的现代反思，还包括中国立场、思维和智慧的再造，只有这样才能摆脱各种既成的观念与意识，写出无愧于新时代和新世纪的天地至文。
二、探索与偏执：新艺术散文的成败
如果站在艺术发展的角度看，中国散文一直处于不断的艺术变革之中，只是因时因地因人有所不同而已！早在八十年代，与诗歌和小说的速变相比，散文因变革缓慢而遭到猛攻和彻底批判，如黄浩在《文艺评论》1988年第1期发表了《当代中国散文：从中兴走向末路——关于散文命运的思想》，沈天鸿在《百家》1988年第6期发表了《中国新时期散文沉疴初探》，其整个思路都是对新时期散文表示担忧和不满。与此同时或之后，赵玫、刘烨园、萧乾、丁椰等提出散文变革的必要性、急迫性和理路，如刘烨园于1988年7月23日在《文艺报》撰文《走出困境：散文到底是什么》，萧乾在1989年第5期《人民文学》上发表《散文也应有所突破》，余德旺在《殷都学刊》1990年第1期发表了《当代散文的观念亟需革新——也谈当代散文的困顿及其出路》，到1993年刘烨园更提出“新艺术散文”的概念，并从艺术创新的角度对散文的观念、结构、语言等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值得注意的是，刘烨园说：“新艺术散文是相对于自古以来的艺术散文也是相对于‘大散文’而言的。”⑥进入新世纪后的十年里，散文也在变，只是与20世纪有所不同罢了！在此，我用刘烨园的“新艺术散文”之名，来探讨新世纪十年中国此类散文的嬗变及其发展。
首先，新世纪中国散文中最具探索性的是刘烨园、马莉、张立勤、冯秋子、周晓枫、熊育群、黑陶、格致、张锐锋、蒋蓝、张于、谭延桐、蒋登科、叶多多、宋晓杰、杨永康等人，他们的散文确实打破了传统散文的格局，赋予了一种新的质素，这就是现代主义(包括后现代主义)的质素。在选题上更加随意，有的还将触角探入性意识或潜意识深处；在结构上更加随意和绵密，有自由放逸之致；在表现手法上更加多元，于是绘画、建筑、电影、神话、寓言、诗、小说等一齐涌入散文；在审美趣味上更加陌生化，片断、晦涩、跳跃、张力和放任成为其美学品格。对比20世纪九十年代，新世纪此类散文具有明显的超越性，这主要表现在：
一是更为明朗和开阔了。可能是受到世纪末情绪的影响，20世纪九十年代的现代主义(包括后现代主义)散文相对显得阴冷、沉闷和封闭，像斯妤的《旅行袋的故事》、刘烨园的《濛濛的年轻》和《永远的舞》这样的佳作也是如此！而新世纪类似的作品则明显增加了暖色和亮度，视野也变得开阔多了。如刘烨园写于2003年的《夜之语》虽与以前的“夜”之描写有内在的联系，但其色调明显高昂明亮了，作品在结尾这样说：“就像走进可疑的世界，世界就一钱不值一样。因为你也是世界，梦也是世界。在夜的麾下，它们荧荧发光。”“自己的光。大路的光。骑手的光。”⑦而他写于2005年的《天赋独立》更是有高亢的音调，仿佛有金质的声响传出。张立勤在20世纪曾写过《痛苦的飘落》、《黑色交响》，那里面有着痛苦与黑暗的长长的影子，个人的苦难将她压抑得透不过气来。2002年，她的《在季节的边缘》开始变得开阔和明朗起来，而2008年的《沙发沙发，大巴大巴》则是自我放逐与自由的写照，文中的一句“走吧，大路朝天”，仿佛是作者突破自我的宣言。
二是更为自然和健康了。应该承认，由于受到西方现代主义(包括后现代主义)思想尤其是其不良因素的影响，20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散文带有生硬的模仿、病态的自恋、趣味的低下，而在新世纪这一情况有了明显的改变，像张于、谭延桐、杨永康等都是如此！在《走着走着花就开了》一文中，杨永康这样写道：“是的，四月。到处都是野菜的四月，到处都是丁香的四月。我们在花下等啊等，一会就是一大群。我们在风里叽叽喳喳像饥饿的麻雀一样散开。我们找呀找，都希望找到一棵大点再大点的野菜，找着找着，就剩下风了，四月的风。麦田开始泛青。找着找着，就剩下我一个了。别剩下我，我喊呀喊，无济于事。我想他们走了。他们走了，还有风呢。风走了，还有花呢。花走了，还有香。香走了，还有四月呢。四月走了，那才是真正的一个啊……多少年来我一直守着这个最残酷的月份。就像用一张脸去面对另一张脸。”⑧在此，每个句子都是清明的，但组合起来就含了现代主义的神韵与光影，然而，这是一种悲而不伤、痛而不苦的超然与梦幻，其内里是有诗意的栖居的。
三是更为美妙神圣了。一般的现代主义(包括后现代主义)散文往往主要表现现实的丑恶甚至肮脏，很少有优雅之美和神圣感，这在20世纪九十年代也不例外。但在新世纪，这一情况有所改变，美妙和神圣成为许多作家的追求，像周晓枫的《你的身体是个仙境》和格致的《转身》被赋予了美感和圣洁，而熊育群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如周晓枫这样写道：“多美的大雪天，让我觉得整个世界都被摇晃，神为我施放了一场洁白的爱情礼花。我就在礼花的中心，被抬升到天堂的高度。”⑨熊育群则这样写道：“罗丹的石头是这样惊心动魄，石头上燃烧的生命，让人看得见灵魂。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在逝世一百年后，仍然让人目睹，如在现场，让鲜血在血管中奔涌，让身子颤抖。那一场相爱，竟把生命变成了一条激情跌宕、汹涌澎湃的大河，冲决岁月的河床，在悠远的历史中留下灾难般的遗迹——这一切都在石头中。罗丹把自己的爱表达到了极致！让人类那颗爱着的心超越了人世的沉浮变幻与生死。”⑩这种表述不仅仅是诗，更是一种对于生命悲喜交集的大彻大悟，是一种沉睡后醒觉的灿烂，它仿佛有着神的旨意和灵光。
当然，也应该指出，许多注重感觉、有着现代主义(包括后现代主义)气质的散文整体上还存在明显的局限，这主要表现在：过于相信感觉，沉溺于文字游戏，使才而自恋，放任而自流，狭隘而狂妄，这必然影响其散文的广度、深度、厚度和境界，这也是为什么这类散文初看往往感到颇有新意，但看多了就给人以千篇一律、华而不实之感。还有，碎片化、表面化、技术化的写作必然是浮光掠影、走马观花，难有真正的精品产生，也难以经得起推敲琢磨。因之，我认为，作为一种实验和探索，向西方学习现代主义(包括后现代主义)是可以的，但真正要出精品，还必须走出狭隘，容纳传统，丰富和完善内心，并用中国心灵和智慧进行创造。
其次，新媒体散文的兴旺成为新世纪中国不可忽略的一股潮流。所谓新媒体散文，主要是指20世纪下半叶以来，以新兴的电子媒介为载体发表的散文，这包括电视散文、网络散文等形式，从而与一般意义上的纸本散文区别开来。不过，中国新媒体散文在20世纪末还只是初露端倪，它的发展还是新世纪尤其是近些年的事。以网络散文为例，在“天涯社区”、“红袖添香”、“中国散文网”等网站，散文作品和新人层出不穷，其数量可谓令人瞠目结舌。在这中间，较有代表性的作者有痞子蔡、李寻欢、王小山、杨献平、胡一刀、王义军、周闻道、马叙、玄武、安妮宝贝、黄咏梅、王猫猫等。需要指出的是，新媒体散文作家远远不止于此，除了众多的不以真名示人者外，一些名家也都参与了新媒体的散文创作，这是需要说明的。其实，新媒体散文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它甚至将许多大文化散文作家和现代主义(包括后现代主义)风格的作家网罗其中。那么，新媒体散文给新世纪带来了哪些新鲜的经验及其特征呢？我认为，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短小精悍、方便快捷。由于新媒体的更新速度快、写手的写作往往是经验式和感受式的，读者也是以浏览为主，所以新媒体散文一般以短平快和“轻骑兵”为其特色，这就避免了大文化散文的漫无边际甚至拖泥带水，这与新媒体以承载和传播信息为主要平台是相适应的，也合乎现代社会高效与快节奏的特点。
二是自由飘逸、尖锐有力。由于网络是一个自由的虚拟空间，它不受刊物审稿和审查的限制，甚至自己的名字也可以虚构，所以是相当自由的。就如有学者所言：“就网络文学而言，网络文学的乌托邦幻想常常是这样展开的——人人写作、自由平等、非权威化、精神体操、非职业化、非特权化知识分子创作。”(11)因为自由，所以可以畅所欲言甚至随心所欲。以黄集伟为例，他一篇文章的题目是《借一张嘴，说美丽脏话》，其中由001—050共五十个小段落组成，作者可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那一张如簧的“三寸不烂之舌”直将社会的众生相鞭笞得体无完肤。在《孤岛客》中，作者有《跨文化的脏》一章，其中有这样的话：“不过，就中文脏话的衍生与发展而言，情况实在复杂许多许许多。简单说，当‘傻屄’被写成‘傻逼’或‘傻比’，当‘牛屄’被写成‘牛逼’或‘牛比’乃至‘NB’，意思还在，可至少其视觉冲击已大为降低。最切近的例证即2009新款詈语‘草泥马’……当这三个国骂级汉字被委婉、委曲、逶迤为‘草泥马’后，读音和字型的改变在去掉原语烟火气的同时，又大大丰富了其雅皮类喜感式的绝望。我眼前所见，是一位温柔知礼的自由主义青年背过身缓慢走向愤青之路。途中，她有些枯燥有些困乏。歇脚时，她从喉咙底下发出一声绝望的呢喃之怨……草泥马。软软地。”(12)像这样无所顾忌的自由言说，恐怕不易在传统纸本散文中现身，可能只有在新媒介散文中才能出现。
三是感觉神妙、灵光闪现。新媒体散文往往是在感觉中穿行，有时妙不可言，一如夜月缓缓穿越薄云。这种感觉有时并不是靠视、听、触、嗅等知觉系统能够达到，而是得助于第六感官的神来之笔。还有灵性和灵感，长期以来，散文写作往往都要正襟危坐甚至是深思熟虑后的结果，其长处在于可以写出经典作品；但其不足是灵感容易逃逸，文章没了灵性，所以有做作之感。因此，真正的天地至文往往都离不开灵感与神助。新媒体散文的灵光常常让人有拍案叫绝之叹！黄集伟的散文就有这方面的特点，其感觉和灵性就如同山间的云气一样——丰沛、弥漫而又神秘！
然则，我也要指出新媒体散文的致命伤，那就是太快、太躁、太尖、太薄、太糙，多失于表面化，文化与艺术的含量不够，难以给人以心灵的震动，在审美趣味上往往也不是太高，这在黄集伟等优秀作家身上也同样存在。如果说，在开创之初，新媒体散文还可以速进甚至躁进，但真正要使其成为一个时代的代表和象征，作家还必须慢下来、惜字如金、厚积薄发，否则文字和思想慢慢就写“滑”了。另外，优秀的作品固然离不开才气、灵感，但使才自负、目空一切、放任自流，而不注重内敛珍藏、谦逊向下、天容地载，那必然像打开的水龙头一样水尽断流、江郎才尽。因此，我认为将来新媒体散文的希望在于：善用现代科技之长，又能在宁静中反观其短；既能紧跟时代风潮，又能顶天立地而悟道；一面要及时把握现象世界，另一面又要强化对文化、生命、人性的深度理解。就如刘勰所言：“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是以衣锦褧衣，恶文太章；贲象穷白，贵乎反本。”(13)看来，问题的关键是，要处理好“文”与“质”、“实”的辨证关系。
再次，智性书写成为新世纪中国散文一道独特的风景。所谓“智性书写”主要是指那些透出睿智、充满变奏、饱含幽默、乐于思想、富有穿透力的散文。应该说，20世纪九十年代就不乏这样的智性写作，像王朔、王小波、孙绍振等很有代表性；进入新的世纪，这一现象有所发展，从而形成了以南帆、韩少功、韩小蕙、孙绍振、黄永玉、陈祖芬、鲍尔吉·原野、穆涛、方英文、李静、刘亮程等为代表的创作队伍，并呈现出自己的特色。具体而言，有下面几点最为突出。
一是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尤其能站在新世纪的高度，从历史、现实、社会、人生的复杂时空中抓出带有规律性的内容，从而反映作者机敏的睿智。以南帆为例，《七尺之躯的空间》、《相聚会议室》、《准星上的生活》、《无限玄机》、《纸上的江湖》、《数字的时代》等都是充满理、智、趣的作品，表面上说它们是反映现实的，但其实都是探讨人生哲理和形而上意义的。如面对军事扩张和科学在武器上的应用，南帆在文中表示：“我的真正渴望是搜索到另一种性质的消息：放下屠刀，铸剑为犁，人类必须尽可能使用音乐、绘画、文学或者体育竞赛对话。”(14)李静散文以睿智见长，她说：“充分发育过的‘个人’的自我超越，和从未深刻认知过‘个人’的集体主义，词句的表面多相似！南辕北辙的相似。”这样的认识是深入骨里的。对于幽默，她提出“梦醒之后幽默亡”的看法，并表示：“人得一半梦，一半醒；一半希望，一半幻灭；一半温情，一半冷峻；一半酸楚，一半欢快；一半怪诞，一半真实……才会有幽默。”(15)穆涛最擅读“史”，且能从“字缝”——也可说是从“沟”与“壑”里，读出了历史的沧桑，读出历史和人生的智慧。如对于中国传统的“道德”，作者能发现它被渐渐“瘦身”了，即由原来的天地大道一变而为专指“人的修养”。又如历史的学名为何叫“春秋”，孔子也“厄而作《春秋》”，而不是“冬夏”？这个似乎不成问题的问题却为穆涛提出，并从政治地理、地域文化、天地自然、心理动因、时令节气诸方面进行阐释，虽不能说完全周延和令人信服，但还是颇有道理的。(16)黄永玉虽不是专业作家，但他的散文却卓尔不群，常在刀削豆腐中另具只眼，如他明确表示：“‘隔行如隔山’是句狗屁话！隔行的人才真正有要紧的、有益的话说。””作家有如乐器中的钢琴，在文化上他有更全面的表现和功能，近百年来的文化阵营，带头的都是文人。”“一个作家归根结底是要出东西，出结实、有品位的东西，文章横空出世，不从流俗，敢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闲事管得舒坦，是非清明，倒是顾不上辈分和资格了。”(17)这些话语出自然，我手写吾口，口语出心中，但痛快简捷，结实有力，令人赞叹不已！这才是一语中的之智，没有丰富的阅历、公正的心怀和纯朴的德性，那是不可能的。
二是用包容的心态，以“幽默”出之，大有超凡脱俗、凌空高蹈之致。比较而言，20世纪九十年代王朔、王小波等人的幽默是有些苦涩的，甚至有些刻薄；而到了新世纪，幽默一变而为旷达深远，仿佛“楚天千里清秋”一样一望无涯。南帆的散文表面是理性甚至是冷静的，但里面总藏着“幽默”，并且它常常又是温润的。在《七尺之躯的空间》开篇他即说：“我听到一个有钱人抱怨，钱多得无处可用。他委屈地说，活着只是睡一张床，死了不过占一个墓穴，拥有那么多的钱干什么？”(18)《相聚会议室》更是幽默诙谐百出，作者从“开会迷”、“开会的人”、“行政技术”、“会议的形式”、“发言”、“表决”、“会后”七个角度展开，大有林语堂《论政治病》的流风遗韵。南帆这样写道：“会议的主角走下主席台之后干了些什么，这也是许多人乐于刺探的内容。某一个胖墩墩的官员在接风的宴席上竟然也是用‘感情深、一口闷’这种辞句劝酒，这种与民同乐的风格赢得了不少好感。许多人甚至因此接受了他流着鼻涕唏唏嘘嘘地吃辣椒的形象。宴会之后，他又在卡拉OK厅里唱了一曲《心太软》。虽然有些走调，但是，一脸正经的上级居然敢哼这种不无暧昧的调子，四下骤起的掌声的确包含了听众的某种惊喜。”(19)这是一种包含了“同情”的讽喻，是正宗的幽默，它比冷峻的讽刺更深入有力。韩小蕙的散文是正儿八经的，但细细品味却能感到其中的“幽默”，那是在作者和读者之间有“会心之顷”的。如《这个年龄的女儿有点怪》这个题目就有些“逗”，而《做个平民有多难》一文则处处包含了幽默的质素，令人忍俊不禁。如其中第一个分题是“去人民大会堂的最佳方式”，于是作者写道：“我家的地理位置有点特殊：它是坐落在北京的心脏地带——东单银街的一个欧罗巴式大院落，距长安街有一站地，距天安门广场三站地，我自己形容为‘一箭之遥’。”“要完成这‘一箭之遥’的行进，共有四种方式可选择：(1)步行，需40分钟。(2)骑自行车，需15分钟。(3)乘公交车，包括步行到车站，等车、塞车等因素，大约需30—40分钟。(4)打的，如果不塞车的话，一去15—20分钟；但回来可就困难了，因为第一打不到车，长安街上不允许出租车空驶，更不允许随便停车。第二，东单路口不允许左转弯，必须前行到两公里以外的建国门绕二环路口回来，中间需耐心等待东单、北京站两个大红绿灯，这么一去一来，时间就没谱了，一小时开外也是题中之义。”(20)作者叙述的内容可以说是个大幽默，而其不慌不忙、有板有眼、以“数学”进行推理的叙述方式更显得温润的“幽默”。随后，作者在第四分题中竟然列出了“我的财富观：五条金原则”，那就是：“1、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2、君子爱财，取之有道。3、能挣会花，视金钱如粪土。4、成由勤俭败由奢。5、平民立场，简单生活，奉献人类。”作者还加了一个“文后赘语”，并说：“不好意思，我此文写得有点个人化了。”(21)幽默一个接一个，反衬了对当今社会“拜金”和“虚荣”的不以为然和批评。还有鲍尔吉·原野式的幽默，他常能在“退一步”和“身处下位”中发出幽默的一笑。如在《河流里没有一滴多余的水》中，作者叙述这样一个故事：有个打工姑娘刚给父亲寄了钱，而我正要取钱，营业员就将姑娘的钱转给我，姑娘一听可不干了，因为她觉得，如果这样她的钱就寄不到亲人那儿了。对此，无论是营业员还是我怎么向姑娘解释都无济于事。巧合的是，当时营业员手上再无别的钱给我。有趣的是，作者做出了一个特殊举动，他写道：“我说：这钱我不取了，我明天来。姑娘，你把钱交给营业员。营业员，你务必把姑娘这三百元钱汇到指定地方，行不？”(22)这是一个幽默而又有些令人心酸的故事，由此可见作者的包容心与爱心。
三是变幻多样、摇曳生姿的叙事技巧，尽显此类散文的变化。某种程度上说，许多新艺术散文创新玩的是技巧，就像武术的花招和围棋的定式一样。而真正的武林和棋坛高手则是大化无形，表现出来的是无技巧。因此，我往往更注重散文内在叙事的变化与革新，注意陌生化写作。穆涛的散文不多，但其思想、理路、思维方式及其表达往往是令人难以捉摸的，充满某些神秘感及其强大的张力效果。如在《摇头丸和忠字舞》这篇短文中，作者先从生活琐事谈起，像负责任与不负责任、庸常与重要、创新与守旧、躁动与平衡等，直到最后一段才入题，其叙述方式令人难以捉摸，让我想到林语堂的《孤崖一枝花》。而在极其有限的文字中，作者又从“摇头舞”想到“摇头丸”再想到“忠字舞”，以强调“独立思考”的重要性，于是他感叹：“天空中每天闪烁的，都是我们的无知在发光。”(23)按一般人的思维，“无知”是愚昧，但从生命本相上看，人永不可能到达“知”，所以“无知”才是一种真正的“知”，才是一种真实的现实和富有魅力之所在，所以理解和承认“无知”方是智慧的。所以老子有言：“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英国作家罗伯特·林德曾写过一篇文章《无知的乐趣》，文章是这样结尾的：“我们忘记了苏格拉底之所以以智慧闻名于世并不是他无所不知而是因为他七十岁的时候认识到他还什么都不知道。”(24)穆涛还有这样的表述：“政治里的好和劣是复杂的，心态，心地，心术更复杂，正是这些，愁煞史官，但也彰显史官的眼力和人格魅力。”他还说：“尤其是中国的历史‘课本’，有五千年的厚度，很难读，城府深，色调沉，像一个人板着脸孔，古板、刻板，缺情少趣且苦辣，像冬天里喝烧酒，要‘温’一下口感才稍好些。”(25)这是一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写法。鲍尔吉·原野、黄永玉、冯秋子的散文都有这样的特点，你不知道他的路数，常常有意外甚至神来之笔，这是许多公共话语写作者难以望其项背的。另外，韩小蕙新时期的一系列散文都在变幻写法，试图进行不断的创新，她善于将新闻报道、隐喻、寓言等融入散文，希望能改变传统散文的叙述风貌。如《这个年龄的女儿有点怪》是作者以十个分题进行报道：“其一曰：反季节的感觉”、“其二曰：顾脚不顾脸”、“其三曰：反叛的行为方式”、“其四曰：颠覆常规思维”、“其五曰：专跟你唱戏”、“其六曰：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其七曰：疯狂追星”、“其八曰：毛绒玩具情结”、“其九曰：穷人的富人气度”、“其十曰：群体怪异行为”。这是一种“新闻体散文”的结构方式，其优点是简洁明快、直截了当、双向沟通，比较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不足之处是容易失去曲折委婉之美，降低作品的“文学性”。
总之，由于散文作家有一颗不安分的心，所以他们都在进行积极的探索，努力追求散文艺术的变革与创新，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是新时期中国散文能够不断保持活力的关键之所在！但是，也应该注意，创新须要有前提、基础、原则和底线，即它必须有强大的包容心，必须朝健康美好的方向前进，必须建立在作家人格、境界和品位的锻造与提升上，舍此，任何所谓的创新都难以实现，也是没有多少意义的。还应注意的是，创新者应避免观念上的误区，即“进化论”的简单模式；创新者也应注意处理好“新”与“旧”的关系，因为孔子就曾说过“温故而知新”的话，也就是说，“新”并不等于简单地否定“旧”，更不能舍“旧”而进行独“创”。当然，创新更不是为“创新”而创新，它应是瓜熟而蒂落、水到而渠成。
三、魅力与局限：传统散文之得失
提起中国传统散文，人们对之普遍感到不满，这里的原因当然很多，但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西文化和文学的二元对立观念，即西方代表先进而中国传统则代表落后。试想，在中国现当代诗歌、小说不断向西方学习，且日新月异的情况下，中国现当代散文却步履蹒跚、变化缓慢，难怪人们以“沉疴”和“末路”目之。如果从变革与创新的角度观之，中国现当代散文确实有些落寞；但如果从“变”与“不变”的关系，尤其考虑散文的本性，或许散文的“不变”正是它的长处，而诗歌和小说的不断“变脸”又是其短处了。不是吗？中国现当代诗歌和小说的向西方学习，甚至唯西方是从，是否意味着更多地失去了自己的本位，而成为一种异化？
基于此，我曾从“常态”与“变数”的辨证关系角度谈文学尤其是散文的特性，指出散文除了讲“变数”外还应讲“常态”，即在题材、主旨、情感、审美趣味等方面都有其持续性，就如同朱自清和俞平伯以相同的题材、相近的感情和趣味写成的同名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都是经典名篇一样。其实，在中国现当代诗歌和小说普遍西化的情况下，正是这种“共性”和“常态”才使中国现当代散文作为中国文化与文学的标本得以留存下来。(26)因此，我们理解新世纪的中国散文也应如是观，一面要看到其变革及其价值，另一面又不能忽略坚守传统和发扬光大的意义，而且我的基本判断是：后者是主体，所取得的成就更大，而产生的经典作品也更多，从而显示了传统散文的巨大魅力。概括起来，新世纪中国传统散文在三个方面有了可喜的收获。
第一，深刻地反映和表现新世纪中国社会的变革与转型，尤其是揭示了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而成为社会良知的担承者和国民素质的提升者。这里包括环保问题、民生问题、道德问题、人性问题、男女平等问题、城乡关系问题，等等。较有代表性的散文家有：王开岭、周国平、林非、谢冕、蒋子龙、陈世旭、张抗抗、张炜、贾平凹、冯骥才、史铁生、铁凝、梁晓声、王剑冰、王宗仁、周明、石英、柳萌、肖凤、杨闻字、郭秋良、吴克敬、毕淑敏、筱敏、迟子建、王尧、李木生、潘向黎、彭程、朱以撒、贾兴安、王聚敏、王本道、郭文斌、列娃、桑麻等。如王开岭的《精神明亮的人》、《谈谈墓地，谈谈生命》、《大地伦理》、《仰望：一种精神姿势》、《一个房奴的精神大字报》、《现代人的江湖》等都是问题意识较强的优秀之作，而《精神明亮的人》和《现代人的江湖》最有代表性。《精神明亮的人》是针对世纪末情绪和人心的涣散而发出的呐喊，作者说：“无论何时何地，我们只有恢复孩子般的好奇与纯真，只有像儿童一样精神明亮、目光清澈，才能对这世界有所发现，才能比平日看得更多，才能从最平凡的事物中注视到神奇与美丽。而成人世界里，几乎已没有真正生动的自然，只剩下了桌子与墙壁，只剩下了人的游戏规则，只剩下了同人打交道的经验与逻辑。”(27)《现代人的江湖》着力探讨的是现代人的生存处境和困境。在作者看来，随着人们智力的提高，许多人尤其是那些“弱者”都“生活在险境中”，于是他发出这样的感叹：“我若是个傻瓜，可怎么活啊，面对这么多陷阱，这么多圈套和天罗地网，我何以摆脱猎物的命运？”不仅如此，就是强者也难逃“险境”，因为强中还有强中手，有时事实往往是：“强者比弱者输得更惨！”于是，王开岭提出如何建立“社会程序和游戏规则”的问题，比如“让傻瓜也能活得好好的”。作者还由韩国总统卢武铉的自杀，引发出社会道义问题，即人们尤其是官员应知道“廉耻和羞愧”。可以说，能直面当下人类尤其是中国人的生存处境和困境，并进行哲理和美的反思，这是王开岭散文的价值之所在！林非的《命运》通过与自己分别五十年后又得以重逢的老同学之坎坷经历，来反思女性命运、家庭幸福及世道人心问题。作者对于同学的母亲怀了深切的同情，对在外寻花问柳、不负责任的同学的父亲进行了无情的鞭笞，并由此引发了对于社会人生的关注。作者写道：“经历了多少人海的沧桑之后，我才算是懂得了这一桩桩不幸的命运，缩小到自己的家庭而言，正是那一家之长丑陋与卑污的情欲，损害了妻子和儿女们正常的生活；扩大到整个社会而言，正是若干夺取了权力的寡头们，为了满足一己之私利，和推行那些随心所欲的妄想，才将数不清的芸芸众生，投入了灾难或死亡的境地。”(28)这种充满人道主义、男女平等、家庭与社会和谐的理念，不仅对于过去的历史具有批判意义，对于中国社会转型中许多人的欲望放纵、失德无耻，也具有现实的警示作用。还有周国平对于全民娱乐、不以为忧的批判(《把我们自己娱乐死？》)，铁凝对于诚信与心灵环保的倡导(《一千张糖纸》)，王宗仁对于仁慈和博爱的呼吁(《藏羚羊跪拜》)，王尧对于大学教育体制的审视与批评(《一个人的八十年代》)，蒋子龙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及其精神的推崇(《风水》)，张抗抗对于环保和生态的关爱(《红松擎天》)等都是如此。值得关注的是郭文斌对于人生命运的思考，作者提出了“安详”乃至于“安详主义”，以便医治现代人的焦虑症，帮助现代人找回丢失的幸福。在作者看来，现代人身处各种危机中而难以自拔，其可怕程度有甚于患上艾滋病和癌症，他说：“烈火沸水一般的焦虑将会成为远比爱滋病和癌症更让人们束手无策的集体疾患。”而要根治此病，安详与安详主义至为重要，因为它“既是一条回家的路，又是家本身”。“要说安详主义其实很简单，安详主义不是别的，安详主义就是回到我们‘自身’，回到当下，回到细节；坦然地活着，健康地活着，唯美地活着，低成本甚至零成本地活着；喜悦着，快乐着，幸福着，满足着。”(29)当然，作者并没有将安详和安详主义做片面化的理解，而是与服务时代、给予的精神、现代文明、科学、人道等连起来思考，希冀它获得合理健全的发展理路！确实是如此，安详是一种人生智慧，是一种生命体验，是一种精神品质，还是一种天地自然之道，它是当下时代与文化中最为缺乏的。作家的思考具有时代感，更不乏形而上的哲学意义。很显然，新世纪的中国散文较为集中地探讨人们关心的现实问题，表现出较高的文化素养和精神品质，也成就了不少经典作品。
第二，以真情动人心魂，从而使新世纪的中国散文充实、内在、美好，具有长久的艺术生命力。这一类作家包括阎纲、贾平凹、梅洁、臧小平、朱鸿、蔡桂林、小红、孙晓玲、彭程、杨新雨、王兆胜、胡发云、张国龙、吴佳骏、江少宾等。近些年来，不少人对于散文中的真情实感不太重视，也不以为意，这是相当错误的，因为真情如同散文的血液，也有人将它看成散文的生命线，如林非说：“不仅狭义散文必须以情动人，就是对广义散文也应该提出这样的要求，因为这对于散文家来说，无疑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自己作品能否存在和流传下去的生命线。”(30)没有真情的散文往往很难深入人心，更难以发芽、开花和结果。阎纲的《我吻女儿的前额》是新世纪的重大收获，它将父女之爱描绘得惊天动地、感人肺腑，尤其是女儿的感恩之心以及女婿的淳朴令人感到揪心，并将生死进行了智慧和艺术的升华。作者在文末这样写道：“吻别女儿，痛定思痛，觉得死亡也没有什么可怕。死后，我将会再见先我一步在那儿的女儿和我心爱的一切人，所以，我活着就要爱人，爱良心未泯的人，爱这诡谲的宇宙，爱生命本身，爱每一本展开的书，与世界上第一流的思想家做精神上的交流。”(31)这是一个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父亲对于生死的感悟，它是那样清明、仁慈、温暖和超然，是人道的长歌。这样的作品在内容和写法上都是传统的，似乎没有新意；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读这样一篇文章胜似读十篇百篇无关痛痒的高论，这才是散文和文学的伟大力量之所在！女儿去世后四年，阎纲又写出了《三十八朵荷花》，这种思念、倾诉与赞美如蜘蛛吐出的长丝，与读者的心弦一同颤动，令铁石心肠的人都不能不为之动容和落泪，并在心中引起长久的共鸣。梅洁的《不是遗言的遗言》是写心爱的丈夫的，那是凝聚着多少酸甜苦辣后结出的爱情果实，可在转眼间它就突然从树上坠落了。作者以循环往复的方式呼叫“亲爱的”，以寄托对丈夫的哀思，那种欲哭无泪的伤怀无以言喻，所以结尾作者写道：“亲爱的，在忆念你的时间里，悲苦的泪水将打湿所有的时间……”(32)是的，美好的东西总是短暂的，生离死别的美好的爱情多么像赴死的白天鹅所发出的嘹亮之歌，它伤感而优雅、痛苦而醒悟地启示着所有的人。还有朱鸿的《一次没有表白的爱》写得委婉动人、如泣如诉，那是作者纯粹、善良、优雅而又明敏的外现，是爱情之花的盛开与闪亮，虽然这是一次没有结果的爱情。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写得极为精彩：“这件事情就以自己特殊的方式像一滴水似的渗透到岁月之中了，我呢，也再没有给她写信，打电话、进行联络，也再没有获悉姚伶的消息，我当然也尽量避免知道她的婚姻与家庭。我不会嫉妒她的情况很好，只害怕她的情况不好。但渗透到岁月之中的水却并没有为岁月所蒸溶，恰恰相反，它蓄于我的心底，清澈，晶莹，没有污染，它一直滋润着我的灵魂。”结尾，作者这样写道：“我所能做的仅仅是，向她祝福，愿上帝保佑她！”(33)尽管是一次没有表白、对方也无感应的爱，但作者却有如此的胸襟、修为、品质和境界，从而使作品充满温润、圣洁和迷人的光辉，读之令人倾倒。如果形而上地说就是，真正伟大的爱不是占有，而是给予和祝福，哪怕对方对此一无所知，这就是朱鸿这篇散文和他本人的魅力所在。臧小平和孙晓玲怀念父亲的散文也是情深、意切、文美，是难得的佳作，胡发云的《想爱你到老》是关于忠贞不渝爱情的颂歌，这在新世纪的社会氛围中难能可贵！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张国龙和吴佳骏的亲情散文，两位作者虽然年轻，但感情丰沛有力、表达得质朴自然，能够深深地打动读者。张国龙的《亲情的距离》将我、父亲、奶奶连缀起来，形成了一个情感的依恋链；吴佳骏的《墨水灯》和《背篓谣》情深意长、诗意盎然，他们的写作都是源于生活，源于对亲情的细微体验，也源于一颗平民之心的诗性的烛照，所以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第三，紧紧贴近大地，细细体验天地自然的一草一木，从而使散文能够成为生命的花开。较有代表性的作家是张炜、周同宾、郭保林、郑云云、楚楚、马力、刘家科、李登建、许俊文、李汉荣、李一鸣、王族、孙继泉、高维生等。值得注意的是，李汉荣写农村尤其是农具非常细致，有一种被心灵滋润的光芒，也有学者独特的感觉与剖析功夫；许俊文的乡土书写最有意味，它是新世纪乡土散文的代表人物，如果说20世纪九十年代张炜的乡土散文写得又多又好，那么，在新世纪我推举许俊文。许俊文的散文虽然写得并不多，但有羽化之功，也更加自然、质朴、有力。在《泥土》中有这样美妙的句子：“跳动了一个春天，喧闹了一个夏天，土地直到把所有的庄稼都送走了之后，这才坦然无忧地躺下来，在月光下深深地睡下，那飘荡在田野上大团大团的浓雾，就是它绵长而舒缓的呼吸吧。仍有一些庄稼似乎舍不得一下子走得太远，它们留在泥土里的残根，抽出零零星星的青苗(庄稼人叫做‘次青’)来，挂着晶莹剔透的露珠。于是牛羊们走了来，吃几口，叫一声，吃几口，又叫一声。时令在它们的叫声中渐渐地深了。”(34)这不只是一种诗意表达，而是作家与大地融为一体后的深切感受，是心灵相通、琴瑟和鸣的知音之感，更是春蚕吐丝和蛹蜕成蝶后的精神的逍遥游。
这就是传统散文的魅力，尽管在21世纪，它却仍不过时，仍能发出耀眼的光泽，成为散文这一文体的主力军。当然，与以往相比，新世纪的中国传统散文并不是固步自封、一成不变的，相反，它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各种因素，比如时代风气和大文化散文的影响。不过，以发展的眼光看，到目前为止，传统散文的势力和惰性确实太大了，它必须不断地被注入新的因素，使之充满活力与更健康的发展，这是需要注意和警惕的。这也是为什么，对于新世纪中国的传统散文，我们既应给予高度评价，又希望它不断地受到冲击和获得更大的生机，因为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
注释：
①周冰心、余杰：《文化口红——解读余秋雨文化散文》，台海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页，第258—266页，第118页。
②鲁迅：《怎么写——夜记之一》，《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4—25页。
③⑤谢有顺：《不读“文化大散文”的理由》，《北京日报》，2002年10月13日。
④祝勇：《木质的京都》，原载《十月》2005年第1期，见李晓虹编选《2005中国散文年选》，花城出版社2006年版，第272页。
⑥刘烨园：《新艺术散文札记》，《领地》，珠海出版社1995年版，第317页。
⑦刘烨园：《夜之语》，《山东文学》，2003年第2期。
⑧杨永康：《走着走着花就开了》，《美文》，2005年第8期。
⑨周晓枫：《你的身体是个仙境》，《2003年中国散文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446页。
⑩熊育群：《激情溅活石头》，《罗马的时光游戏》，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
(11)欧阳友权等：《网络文学论纲》，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9页。
(12)黄集伟：《孤岛客》，腾讯博客，2009年5月11日18：10。
(13)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篇》，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537、538页。
(14)南帆：《准星上的生活》，《2003年中国散文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28页。
(15)《李静散文》，《黄河文学》，2009年第10期。
(16)(25)穆涛：《信史的沟与壑》，《上海文学》，2009年第11期。
(17)黄永玉：《黄裳浅识》，原载《新民晚报》2006年6月25日，见李晓虹编选《2006中国散文年选》，花城出版社2006年版，第398页。
(18)《十月》，2001年第5期。
(19)《人民文学》，2004年第6期。
(20)(21)韩小蕙：《做个平民有多难》，《2005年中国散文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22-223页，第232页。
(22)《美文》，2009年第8期。
(23)穆涛：《摇头丸和忠字舞》，《随笔》，2004年第6期。
(24)于晓丹等编：《玫瑰树》，见《世界散文随笔精品文库》(英国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56页。
(26)王兆胜：《散文的常态与变数》，《文艺争鸣》，2009年第6期。
(27)《散文》，2002年第6期。
(28)《美文》，2002年第8期。
(29)郭文斌：《安详是一条离家最近的路》，《海燕·都市美文》，2009年第11期。
(30)林非：《漫说散文》，《林非论散文》，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年版，第100页。
(31)《散文》，2001年第6期。
(32)《海燕·都市美文》，2005年第8期。
(33)《天涯》，2001年第4期。
(34)《散文》，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