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之路：死亡与拯救——超越论者的技术批判思想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者论文,技术论文,之路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兴起的技术批判理论大体上分为两种。其中一种被称为社会学的技术批判，它主要是从社会学角度批判技术所处的社会环境、社会条件。另一种被称为生态学的技术批判，它从生态学、人类学的角度批判技术，探讨技术给人类带来的生态危机、环境危机等问题，探讨人类对技术应负的责任。这两种批判都有其进步和积极的方面，并且正是通过批判才能真切地理解技术及其应用的两重性。然而，对技术危机的反省，不能仅仅满足于掂量技术发展的某种有益和有害的方面，而应揭示出更深层的思想背景。对技术问题的沉思，从哲学意义上可以做出一种整体的划分即：超越论和实证论。与把技术看成人类力量确认和文化进步保证的实证论者完全不同，超越论者觉察到了技术与人类之间的冲突，对现实的批判和否定是其思想根源，他们确信，技术危及了人类自由，技术之路必将是一条死亡之路。在西方社会思潮中，以容格、海德格尔、迈耶尔、埃鲁尔为代表的超越论者因其阵容强大及理论的彻底性而倍受关注。
1 过去维度：技术的起源和本质之思索
对技术进行批判肇始，需要界定的第一个问题是：技术危机的根源何在？在“流行观念”中，令人担忧的原子弹爆炸，被视为技术的真正危险。超越论者认为，技术的真正危险在于技术的起源和本质，“一般说来，危机和崩溃决不仅是偶然发生的事件和外部的扰动，而是表明了事物本身”。在这样的认识定位上，超越论者把着眼点放在过去，从过去的维度上探求技术的起源和本质，他们试图通过抨击技术起源，摆脱技术思想，开启一种非技术的理性而使人类获得解救。
(1)现代技术的起源探究
以往对技术起源的探究中，思想史是被忽视的一种维度。超越论者认为，技术思想先于技术本身，他们强调，不是从技术史的角度，而应从思想史的角度去理解和判断技术，才理理解现代技术危机的深层根源。“不注重观念的历史就不可能获得对现代技术的整体把握，因为这种历史是科学和技术的基础”[1]。
从思想史的角度，超越论者断言，从原始技术到现代技术是技术发展史上的断裂，“现代技术不同于原始技术，它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终结和一个新时代的来临”[2]。回顾思想史，我们发现，现代技术设定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它所隐含的人和世界的关系与古典技术相比确实根本不同。“古希腊人的世界观和自然观念使他们不会对现代技术有兴趣；中世纪注重整体的古希腊整体论哲学和一神论形而上学，引发了基督教思想启蒙，但关闭了通向现代技术的道路。只有当旧的人和世界的观点崩溃后，现代机器技术才有可能出现”[3]。笛卡尔和伽利略被视为新自然观的先驱，笛卡尔宣布了人作为中心的主体地位，伽利略则是第一个运用自然科学方法的人，“他们造就了新的机械世界观，并宣告了西方文化中的新时期”[4]。
海德格尔认为，导致现代技术产生的新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在于人成为中心。他试图借助“主体”这一概念把握住从中世纪到新时代，人和存在本质的决定性转变。海氏认为，新时代以前，“主体”意味着构成存在者基础的东西，这东西在偶然的附带的东西的变化中坚持到底，并把事物当作事物来构成。当时，“是主体”适用于任何存在者。但是新时代开始时，这个概念的外延被限制到了人的存在。从此，人自身从自然的存在秩序中超拔出来，成为对诸客体具有独一无二统治力量的主体，一切存在者则从与主体的单纯的“对峙”中得到自己的地位，成为客体。海氏认为，含义的这种转换表明“人对自身理解和对自然理解中的决定性变化”[5]。自此以后，事物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从单纯对象地位得到自己的本质，在现代技术中，事物变为单纯的能量提供者、物质和功能。
在新的自然观中，人成为中心，他被允许对地球进行统治。以回复到上帝之道为中心的新教改革，使人们认识到，通过控制自然，可以成为上帝的臣民。这种思想的发展，必然会导致现代技术的产生，而现代技术起源时的思想观念中却已隐藏了重重的危机。
(2)现代技术的本质追问
流行观念里对技术本质的探问往往局限于“工具”、“手段”等表面形式，超越论者认为，应深入到问题深处，对技术本身进行探问，否则只会“游离于问题之外，处于无限的漂泊状态”[6]。在对技术本质的反思中，容格陷入现代技术的某种魔幻属性；埃鲁尔强调技术的自律性；迈耶尔在因果、量化思维中着墨，而海德格尔在批驳流行观念的基础上，从词源学角度对技术本质的追问，在西方思想界更具影响力。
海氏认为，技术的流行观念是正确的，但没有击中技术的本质。“正确的工具性的技术规定还没有向我们表明技术的本质”[7]。海氏回到了古希腊去探求技术的本质。在古希腊，技术、艺术和科学是没有区分的。技术不仅有工匠的活动和技巧，还有心灵的艺术和美的艺术。当时技术是去蔽意义上，而非制造意义上的一种产生，即“将某物从遮蔽状态带入无遮蔽状态”[8]。海氏认为，作为一种去蔽方式的“座架”(gestell)即技术展现是技术的本质。
毫无疑问的是，作为展现方式的不只有技术，技术展现也不仅仅属于新时代技术的本质，但科技危机直到新时代才发生，由此可见，导致技术危机的，并不是技术展现本身，而应是新时代技术展现中既不同于艺术展现、神话展现，又不同于原始技术展现的独特的东西。在古希腊时代，物、我为一和谐、完整的整体，是“天、地、神、人之四重整体”。到近代，由于科学的发展，受到科学熏陶的人看世界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对于“物”，人们不再根据它们与世界的整体关系来看他们。“物从他的四重整体中抽取仅如其所是的成为对象”[9]。统一的整体被分为主、客两部分。作为占主体地位的人，把物从时空中粗暴地提取出来。这就使原初世界框架中的事物，失去了它们在最初世界中的位置，从此呈现一种不同的特性，而人则成为主体，成为主导一切自然之物的东西。自此以后，人类中心主义开始滥觞，文艺复兴中倡导以人性为主的思流经17世纪科技发展的汇入，随着科学方法日益渗透到人类哲学思维中，人的主体地位更加显赫。以后，经笛卡尔怀疑自然的确切性，及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人类中心主义的羽翼更加丰满，人类开始沉醉于科技的伟大，痴迷于理性的魔力。“由于现代技术，……事物唯一的从技术交往中被构造，以至于它们的存在只能显示为千篇一律的功能性的材料，显示为可统治的可耗尽的可预测的对象”[10]。正是这种拒斥与取代其他一切展现方式，使科技交往成为人与世界唯一真实联系的技术展现，引发了20世纪的技术危机。
2 现在维度：现代技术的妖魔化
通常认为，技术为人类提供财富和自由，“技术为所有人的都带来轻松和快乐，……地球上所有通往天堂的障碍通过技术都必须被扫除”[11]。这种论调在超越论那里遭到了无情的批评。由于对现代技术持彻底的否定态度，超越论者认为，技术是危及人、毁灭人类的力量，在技术中，“人作为人已消逝，只是作为一种功能性工作的组成部分”[12]。“设想在无产阶级工业社会（通过技术的发展）剥削会消亡的看法纯属乌托邦和救世论”[13]。
容格以基督教的方式把现代技术命名为“进行掠夺性开发的妖术”。他认为，“无所不及、无所不在的掠夺性开发，是我们技术的根本标志。正是掠夺性开发本身使得技术成为可能并使其发展”[14]。作为一种掠夺性开发的妖术，技术处处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技术逐渐使地球变成了一个死寂的星球。技术的道路上看不到胜利：“消耗是如此之大，以致吞没了胜利”[15]。
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具有帝国主义的特点。现代技术由于其帝国主义式的扩张，必定要对任何东西都施加影响，作为主体的人和作为客体的世界都不能脱离技术的控制。技术的发展是可怖的，它超越了控制它的人类，反过来吞没了人本身，“技术进程不过是朝向无意义存在的疯狂的最终和最黑暗的爆发”[16]。
自律性被埃鲁尔认为是现代技术的最大特点。他认为，在具有强大自律性的现代技术中，人类已被完全排挤出自己的位置。随着技术的发展，人类将离异它们的原初环境，处于异化状态，“人类生来被造就去吸取新鲜空气，但它们所吸进的是酸和煤气的复杂混合物。他被造就而生长于生命的环境，但他们处在由石头、水泥、沥青、玻璃、破钢烂铁充斥的世界”[17]。
迈耶尔进一步揭示出，笛卡儿的主体论和伽利略的自然科学方法论导致了“世界图景的机械化”，并最终引发了技术的自律。在现代社会中，由于“与最高价值的联系被割断”，一切东西从技术进程本身获得规范，自然、社会、人逐渐被归结为可计量、可制作、功能化的东西。他认为，在自律技术的扩张过程中，人们被剥夺了他们的个性、自由，成为与大众产品一样的“东西”，结果将是文化的虚无和意义的取消。
总之，尽管从不同的视角对技术进行反思，超越论者共同感受到的事实是：人内心世界的堤防在汹涌而来的物质洪流面前分崩离析了，“人类已经附属于技术的发展并在技术的重负下呻吟”[18]。他们认识到技术和人性之间的尖锐对立，“技术的完善只能靠量的发展，靠完全可以测量的东西为目标才能实现。与此相反，人在质的不可测量的方面（感情、智慧和美德）则更为优越……，从技术的量过渡到人的质是不可能的”[19]。他们最后得出悲观的结论：技术的妖魔化导致的是一个无意义的、虚无的未来，技术之路是一条死亡的不归途。
3 未来维度：不归途中的拯救之道
尽管认为技术之路是一条死亡的不归途，超越论者仍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试图寻找可能的拯救之途，他们相信，“哪里有危险，哪里就生长着拯救者”，“我们越是接近于危险，通向拯救者的道路，就开始越加明亮……”[20]。
(1)容格：回归自然与转向语言
容格为摆脱技术威胁所寻求的前景是回归自然。他认为，对自然进行掠夺性开发的现代技术，产生的是幸福的反面。他主张保护自然，而不是使用和滥用它们，“使用而不维护即为盗”。在早期，容格希望能摆脱技术思想，开启一种非技术的理性。后期的容格发现，“在语言中有避难所”。因为，自笛卡儿以来，语言一直被当作技术和科学的“对象”，尤其是当作技术思想的对象，然而，事实上，科学和技术总是同“母语”保持联系，语言不能被任意控制。“即使计算力图使自己成为言语的主人，言语仍是计算的基础”[21]。由于这种征服一直没有成功。容格从此发现了从技术进程中解脱的可能性，“拯救的希望由此产生”。
容格正确地认识到，人们在现代技术发展的开端就采取了错误的态度，但由于忽略了人在发明中表现出来的创造力，他没有看到人类对技术发展的超越。因此，容格逃避技术回归自然的企图，寻找语言帮助的努力，并不能缓解技术危机。
(2)海德格尔：回到存在与转向语言
海氏断定：“我们这个最值得思维的时代最值得思维的特征是我们迄今尚未思维”。他希望通过“唤醒沉睡的思想”从技术的死亡之路中解脱出来。海氏认为，人的本质是沉思的思想者，而在人得以宣称自己是地球主宰的新时代的技术展现中，人成为单纯进行对象化的估计者。他认为，借助于“沉思”的帮助，人可以“从统治着的主体中解放出来，解放到存在的深厚和宽广中，回到内在的世界”[22]。在海氏的想象中，在对存在的深思熟虑中，人类将发现自己踏上了返回现代技术的道路。容格号召回到自然，在海氏哪里，对自然的保卫和看护成为对存在的保卫和看护。在海氏看来，唤醒沉睡的思想，对限制甚至控制技术来说是必要的，“当沉思的思想在任何可能的机会里考虑到对自然的强求和限定时，它或许能在人与存在的关系方面准备新的基本的并允许事物和世界具有自己特性和自身性的关系”[23]。
海氏也谈到了人从语言中转向存在以获得拯救的可能性。他认为，人对全体存在者的技术统治是通过一些手段进行的。这些手段中包括语言，它甚至是最根本的“手段”。因为只有通过语言才能显示人们称之为世界的东西，并且技术的世界只显示于语言中。很难想象，用本来诗的语言，会发生技术统治的形式。在现代技术中，语言被确定在单义性和精确性的轨道上，“把生动活跃的语词转换成单义的、机械的、确定的符号系统的呆板性，是语言的死亡和生活的凝固和萎缩”[24]。然而，“语言在其中蕴藏着所有真实东西的宝藏”。尽管人已经一步一步地被控制，把“自然语言”拱手交出，不过“自然语言”并不能全部被形式化，“还剩下一些对形式化语言需求的残物，这提供了解救的可能性”[25]。海氏认为，从技术的未来返回到过去的路上，未来就开放了，人应当放弃自身作为主体、作为万物参照系的地位，那时语言中的存在就有可能展现自身并赐给我们一座崭新的家园。
海氏正确地看到，从技术危险中的解脱不能从躺在身边的技术中找到，但他希望通过思辨的努力转向存在，揭示技术的隐藏意义以拯救人类的途径显然也是值得商榷的。
(3)埃鲁尔：摆脱技术的必要条件
埃鲁尔认为，技术没有为人类自由提供出路，因此需要在技术之外为自由寻找空间。埃鲁尔摆脱技术困境为自由寻找空间的努力尽管最终归于失败，但他提出了进行拯救的必要条件即[26]：①人们必须认识到他们的自由已经被物质技术和人类技术剥夺掉。“只有使人意识到，在获得‘幸福’的同时，他们已在多大程度上变成奴隶，他们才有可能驾驭已开始支配他们的技术、才有希望重获自由”。②要摧毁对技术的神化和美化，使技术世俗化。“必须使人感到，技术根本没有什么值得为之献身的东西，没有什么值得过分尊敬的东西，根本不值得将自己的功名利禄寄托于它，……必须使人们相信：技术的进步并非人性的最高成就，而是某些对象的普普通通的制作”。③要教育人在利用技术产品时又独立于技术。④要对技术进行哲学反思。“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将给我们带来人与现象之间的中介，没有这种中介，任何正当的态度都是不可想象的。……哲学第一次不再是一套专门词汇的纯粹的学问，哲学再次重新变成为谋生而忙碌，同时又在思考的一切人的财富”。⑤要有与技术专家的对话和交流。埃鲁尔所提出的条件中同样包含着片面的观点，但他毕竟提出了人会在什么情况下主宰技术，提醒人们不要如痴如狂地崇拜技术，告诫哲学家不要拒绝技术，告诫技术专家们也不要“谦恭地”回避哲学。
(4)迈耶尔：技术的规范发展
虽在很多方面得益于海德格尔，迈耶尔的未来观并没有象海氏那样屈从于一种解救和思辨的希望。他试图规范性地思维，以便为未来提供前景。迈耶尔在对自由和个体化的人的保护中去寻找正确规范的标准，“从否定的角度看，通过技术保护人意味着人及其关系不能成为技术控制的客体”[27]。迈耶尔认为，在我们的文化中仍有足以限制技术的伦理－宗教力量。人们应该采取的基本态度不应是主人的态度，“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因为它不符合人存在的真正目的”[28]。人们必须重新学会从自然源泉中生活。迈耶尔的目的是为自由的个人寻找生存的空间，方法就是寻找一种规范技术发展的伦理－宗教力量，但由于他把技术看成是自律的，所以技术本身依然是游离于规范之外的中性的技术。他贬低技术实在，尊重自由个性，但并没有为技术的规范发展提供真正的地盘。因此，在迈耶尔的视域中，仍没有出现一个希望的家园和有意义的未来。
4 余论
很明显，超越论者的理论具有片面性，他们用对认识主体的重视来取代对认识对象的重视，用重价值来反对重事实，以对人的欲望和精神自由的强调来对抗语言逻辑的科技方法。他们看到了人与技术之间的冲突，觉察到了人类已经在技术的重压下呻吟，却看不到在技术发展中对人的力量的肯定和文化的发展，看不到现代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繁荣和富裕。而且，超越论者大都忽略了人的创造，看不到人类对技术发展的超越，不能在眼界上超越作为掠夺性开发和妖术的技术。理论上的片面性使超越论者对现代技术采取了一种敌对的立场，他们对未来持悲观的态度，看不到有意义的未来。所以，尽管超越论者对技术的批判是彻底的、尖锐的、富有时代感和现实感，却仍然只徘徊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浪漫情调中，陷入乌托邦的幻想里，“拒绝使用富裕社会死气沉沉的语言，拒绝穿戴整洁的服装，拒绝享有富裕社会的精巧用品，拒绝接受为富裕社会服务的教育”[29]仅仅是可怜的人性寄托。在超越论者的视野中，没有科学技术，也没有历史的发展，因而超越论者站在文化悲观主义立场上的技术批判理论尽管有许多深刻的思想，却明显地缺乏实践的基础，它最后陷入了虚无主义的泥淖，只能是一种“贫困”的伤感。
然而，正如我们“完全没有理由把卢梭对那些胆敢放弃自然状态的人类的申斥，看成一种对返回森林之原始状态的赞许”[30]一样，作者认为，从超越论者的技术批判理论中，我们并不能得出拒斥甚至抛弃现代技术的结论。作为一个群体的超越论者有许多深刻的、精辟的论述，痛感技术与人性冲突，他们对现代技术进行了彻底的批判，警告人们要注意日益迫近的灾难，这些工作无疑给热谈技术的人们以一支清醒剂。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技术发展的经济方面被绝对化，是以个体的人，以忽视废弃产品对环境造成的危险为代价的。所以，技术的意义揭示不允许建立在经济的浅滩之上，而应该沿着超越性的方向进行，趋向更进一步的揭示。当今的中国正处于工业化阶段，我们不能因为认识到技术的危机，而幻想回到古希腊式的田园生活。超越论者的技术批判理论警示我们，在工业化进程中，应进行目光的转向，关注在冷冰冰的技术产品中，所隐含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真切关系，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可能是超越论者缺乏实践基础的技术批判理论最重要的现实意义。
收稿日期：2000-0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