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的再思考——学科与国家的迷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迷思论文,中国论文,社会科学论文,学科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论
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应合着民族国家发展政策的意识形态化，中国社会科学也得到了一定意义上的发展。当然，中国社会科学的这种发展进程，实际上是与国人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的知识运动同时展开的，甚或是这一“知识引进运动”的一部分：它不仅表现为中国社会科学学科门类是按照西方社会科学学科结构加以确立的，其“分析单位”是经由民族发展主义的管道而从西方社会科学既有知识范式中移植来的，而且还在更深的层面上意味着西方社会科学有关学科分类和分析单位的一系列理论预设在中国学术场域的正当性。正是在这样一种建构中国社会科学的过程中，隐含于此一发展过程背后的那些西方社会科学观，经由“建构者”的我们，也为中国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设定了某种相应的规定性。
对社会科学建构过程与知识间关系这个问题进行“跨国界的结构性分析”，使我们有可能把我们在讨论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问题时所依凭的知识社会学基础（注：关于这个问题，请参见拙文：《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载拙著《研究与反思：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第1—38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做进一步的推进：这是因为在探究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时候，我们受认识维度的限制而只能关注到社会科学场域在权力场域的支配下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场域间的支配与反支配关系，而很难论涉到社会科学在国际不平等结构中的发展问题（注：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跨国界的结构性问题，与有关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问题，并不是两个截然不涉的问题，而毋宁是彼此相关的问题，只是其间的关系颇为繁复，本文不可能在这里对此展开详尽的讨论。不过我们至少可以指出的是，这两个问题在中国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所凸显出来的缺乏反思力和不具批判性的方面紧密勾连。）；然而对知识生产的跨国界的结构性认识，却要求我们把视域扩展至国际的结构层面，进而揭示并思考国际既有结构对知识生产和知识生产制度之移植的支配性问题（注：对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问题做我所认为的“跨国界的结构性”认识，不仅要求我们把视域扩展至国际结构层面，更是要求我们由此而揭示和思考这种国际结构对移植知识生产制度的支配性问题；这可以说是知识社会学中的一个大问题，也是我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的一个问题（我早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反思》一文中已然明确指出了这个观点，请参见拙著《研究与反思：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自序第6—8页），尽管就我所知，既有的研究文献还未论及到这个问题。颇为遗憾的是，我不可能在这里对这个问题做详尽的阐释，然而我还是想强调指出，我所主张的这种对知识生产和再生产做跨国界的结构性研究的目的并不是要简单地否定西方知识及其生产制度，而毋宁是主张对此一过程中的支配性问题进行反思。）。归根到底，对社会科学建构过程与知识间关系的这种认识，具有着这样一种底蕴，即我们不仅是中国社会科学的建构者，而且也是这种社会科学的被建构者：建构者与被建构者在我们身上的这种同一性，在某种程度上规定了我们生产和再生产社会科学知识的“路径依赖”品格。（注：有关建构者与被建构者在我们身上的这种同一性并在某种程度上会规定我们生产和再生产社会科学知识的“路径依赖”品格的讨论，请参见拙文《哈耶克思想研究与相关问题》，载拙著《自由与秩序：哈耶克社会理论的研究》序言，第8—12页，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之所以强调“在某种程度上”，乃是因为我对沃勒斯坦的观点有相当的保留：实际上，在我看来，除此以外还存在着其他一些重要的因素，例如知识生产者的阶级地位、生产者的生活“惯习”、生产者在知识场域中的具体位置、生产者所处的国家在国际结构中的位置、以及生产者个人的反思能力——正如吉登斯所言，“如果人类行为为不可转移的客观规律所支配，那么我们就几乎不可能通过积极主动的参与而改变自己的历史。……它忽略了哈贝马斯所说的人类主体的‘自我反省’或‘反思”。这就是说，它将无法适当说明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的、不可或缺的基本特征之一”（吉登斯，《约根·哈贝马斯》，载斯金纳编《人文科学中大理论的复归》，社会理论出版社1991年版）。）
然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过程中，知识界却对上述“建构者／被建构者”的关系表现出了某种集体性不意识，而这也就是我所谓的中国学界对西方社会科学的“前反思性接受”取向：它渗透在当下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中以各种名目开设和固化系科的实践活动之中，嵌入在中国社会科学作为一种知识类型的制度化的过程之中，更是在某种程度上型塑着中国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研究的品格。（注：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这种“前反思性接受”取向的重要特点之一，便是人们在未质疑中国社会科学学科的制度化过程以及作为此一过程结果的既有学科结构及其分析单位在知识上的正当性的情形下，在不追问那些深藏于这种过程和结构背后的西方社会科学观和一系列范式性假设的状况下，便把接受这些观点和实践误作是我们加入世界学术共同体的基本门径。）就本文的论题而言，这种“前反思性接受”的取向主要表现在下述两个向度：第一，在未经反思的情形下就把西方19世纪社会科学经由思想和运动而形成的学科制度化安排作为一种当然的东西接受下来，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中国的社会科学中只能见到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安排的不断强化和扩展，然却至今依旧不见有关这些知识的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根本原因之一！尤为重要的是，由于经济资源投置方向的扭曲以及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作用，各门学科中的知识行动者在为分配或争夺资源而宣称各自学科知识的有效性和真理性的过程中，更是强化了这种学科结构作为一种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制度安排的正当性（注：这类现象至少可见之于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中国有一些院校和研究机构出于资源配置的原因而在不断地建立着各种新的系科和研究中心；第二，有不少论者在扩建系科和中心与分享资源的驱动下写了大量论证这些系科知识之重要性和系科之边界的文章；第三，甚至为了分配资源还出现了一些不依学术质量而确定知识分子之级别的制度性安排。诸如此类，显然都无助于学术研究本身的推进，而只是在形式上有了一些所谓的知识生产制度性安排而已。当然，上述事例中的现象也有例外，我们当不能一概而论。）；当然，这一制度化进程极为复杂，不仅涉及到中国社会科学内部各门学科或系科的设置问题，而且也关涉到中国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边界划定以及隐含于其间的支配权争夺问题。但是无论如何，作为结果，中国社会科学迄今所获得的最大的成就也就根本不可能是相关的社会科学知识，而只能是社会科学学科制度化进程的日益强化——而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注定是一种徒劳的努力。
第二，“前反思性接受”取向的另一个向度，亦即在未经反思的情形下就把西方19世纪社会科学作为分析单位的“国家”也作为我们研究和分析中国社会发展的“分析单位”。众所周知，在中国社会科学近年的发展过程中，那种以标示西方中心主义为重心的发展理论和现代化理论研究范式，已在很大程度上为中国学者所否弃。然而不争的是，我们在否弃发展主义和现代化理论的研究范式的过程中，却没有对支撑这种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视“国家”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研究的“分析单位”的思维方式进行检讨，反而在此后的中国研究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在民族主义的影响下更是强化了这种以“国家”为分析单位的研究取向——不论在分析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时，还是在借鉴其他国家发展经验模式时，都以个别国家为自然边界并将其视作当然的分析单位；即使在国际关系的分析中，具体研究也都是在以国家为中心的框架中展开的，因为这种研究所侧重的是各国彼此间所采取的政策，而不是研究中国置身于其间的基本跨国结构。这也就是为什么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和国际法等问题一概被视作“另类”问题而不为研究经济、政治和社会的论者予以同样关注的根本原因之所在。（注：这类现象繁多，最为突出的可以见之于法学研究领域：研究中国法律问题的论者很少关注中国法律制度的建设与世界既有法律制度间的关系问题。这里的关键之处在于：不是中国的法律论者是否研究了相关的外国法律制度，而是中国的论者是否对这种研究背后的支配关系有足够的清醒认识。）一言以蔽之，在主要关注中国发展的研究中，中国已然置身于其间且无从摆脱的世界范围的复杂结构基本上被忽略了。
显而易见，经由揭示“建构者／被建构者”的同一性而获得的对上述“前反思性接受”取向本身的洞识，至少开放出了若干值得我们必须予以严肃思考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会存在这种“前反思性接受”的取向？中国社会科学的学科制度化进程以及分析单位的设定与这种取向之间具有何种经验相关性？中国社会科学的学科结构以及在这种结构下依凭“国家”这种分析单位所生产和再生产的知识是否能够有助于我们认识我们生活于其间的真实社会？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对中国社会科学学科制度化的取向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以“国家”作为分析单位的取向加以质疑，并不意味着我们对这两种取向的全盘否定；对它们提出质疑的目的毋宁在于对这种不经思考就把西方社会科学的发展结果视作当然之物并对之不予追问的现象进行批判，以此推进学人对相关问题的讨论并促进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
当然，一如我们所知，从“前反思性”向“反思性”的转换，并不能使我们当然地对这些问题做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因为这还取决于我们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时所依凭的具体知识脉络和知识立场。而就本文的讨论言，考虑到中国社会科学在发生学意义上的“舶来”性质以及在制度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对西方社会科学的“依附品格”，同时也考虑到西方社会科学论者已在这些方面展开了一系列讨论，因此我们有必要结合西方论者的观点（主要是沃勒斯坦教授的观点）而对上述问题展开讨论。据此，本文的论述架构将分成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也就是我们提出问题的引论部分；在第二和第三部分，我们将主要结合沃勒斯坦的观点分别对那些与中国社会科学问题紧密勾连的西方社会科学学科制度及其分析单位所赖以为基础的前提性假设做一番检讨和批判；第四部分乃是最后一个部分，然却不是对这些问题的结论，更准确地说是对沃勒斯坦的观点做进一步的讨论，以期开放出更具理论意义的问题。
二、社会科学学科的迷思
关于社会科学学科划分的问题，在西方学术界中，法国年鉴学派、那种因政治需要而产生的“地区研究”（area studies）、现代化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经济社会学或政治社会学的文献中已有大量的讨论，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讨论乃至相关的实践，尽管对西方社会科学的既有学科结构提出了质疑，但是它们所采取的“跨学科”解决路径却未能动摇甚或探及这些学科的基础。个人以为，世界体系理论的奠基人以及因此而在1994 年当选为“国际社会学学会”主席的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在某种程度上触及到了这个问题的核心，一如他本人所言，世界体系分析乃是“对美国霸权世界观下的意识形态化的实证主义和虚假的非政治主义进行广泛反击的一部分。虽说世界体系分析只是这种批判中的一部分，但是它却比其他批判更深刻地否弃了19世纪的社会科学”（注： 参见Wallerstein,I. 1991.Unthinking Social Science:The Limits of Nineteenth Century Paradigms,Cambridge:Polity Press,p.266。）， 尽管中国学者所熟悉的主要是沃勒斯坦首创并经由弗兰克（A.G.Frank）等论者共同努力而形成的“对在60年代支配了全球社会科学的发展主义和现代化理论”进行批判的那种世界体系理论思潮（注：参见Peter Evans， 《超越核心和边陲：评世界体系理论》，载《低度发展与发展》，第423—433页，萧新煌编，巨流图书公司1985年版。）。
沃勒斯坦指出，社会科学的分类乃是围绕着三个矛盾而建立起来的：首先，对现代／文明世界的研究（历史学加上三门探寻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与对非现代世界的研究（人类学加上东方学）之间的矛盾；其次，在对现代世界的研究方面，过去（历史学）与现在（研究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之间的矛盾；再次，在探寻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内部，对市场的研究（经济学）、对国家的研究（政治学）与对社会—文化的研究（社会学）之间的矛盾。经由这些矛盾而确立的学科分界线，构成了社会科学从19世纪中叶以降的学科结构和一整套被人们视为当然的先验假设。（注：参见Wallerstein,I.1991.Unthinking Social Science: The Limits of Nineteenth Century Paradigms, Cambridge:
Polity Press,pp.15—17;另参见沃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 刘锋译，第39—40页，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尽管这种学科结构和它所依凭的那些先验假设深深地植根于社会科学学者的意识深处而且还产生了一种关闭而非开放重要问题的效应，但是沃勒斯坦却断然宣称，我们正处在现存学科结构分崩离析的时刻，我们正处在现存学科结构遭到质疑、各种竞争性的学科结构亟待建立的时刻（注：参见Wallerstein,I.1991.Unthinking Social Scienece: The
Limits
of Nineteenth Century Paradigms,Cambridge:Polity Press,pp.1—4。）。
我们在这里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沃勒斯坦有关社会科学学科结构的这种“问题意识”，乃是以他对这种学科结构赖以存在和维系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洞识为基础的。正如沃勒斯坦所言，我们所拥有的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乃是在现代世界历史体系的逻辑大获全胜而不受质疑的时候获致其支配形式的，因此可以说，社会科学这类知识乃是此一逻辑的产物（注：Wallerstein,I.1991.Unthinking Social Science:The Limits of Nineteenth Century Paradigms, Cambridge:Polity Press,p.19。）。但是， 我们现在却生活在一个真实的历史选择的时期，而根据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所生产和再生产的一度被认为对人的精神具有解放作用的许多预设对于当下的我们的心智则有着太强大的控制，致使我们无法理解和认识这一时期。正是面对这样一种困境，沃勒斯坦提出了他的著名问题：认识这种新世界体系的系统知识是否可能？
对于重建这样一种新的系统的社会科学知识，所需要的并不是那种对既有的前提所做的常规性重思（rethinking ），
而是“否思”（unthinking），亦即对19世纪以来普遍流行且具支配力的研究范式进行彻底的挑战和批判（注：Wallerstein,I.1991.Unthinking
Social Science: The Limits of Nineteenth
Century
Paradigms,Cambridge:Polity Press,P.1。）。世界体系理论对19世纪社会科学的这一否思向度，主要反映在沃勒斯坦的四项重要文献之中：一是收集了他于1982年至1991年所发表的有关社会科学知识与其结构性基础间关系的论文的《否思社会科学：19世纪诸范式的限度》一书；二是此后由他建议并在古根基金会资助下完成的社会科学集体研究项目，即1996年出版的阶段性成果《开放社会科学》（注：由沃勒斯坦主编的《开放社会科学》一书，与其此前所撰写的《否思社会科学》一书有很大的不同，而前者更像是参与此项研究的论者之间的一种妥协的产物。当然，证明这个判断所涉及到的辨析工作，却不是本文在这里所能完成的。因此，指出这个问题的目的，只是提请读者注意。）；三是1996年发表在他本人创办的《评论》（Review）杂志上的《科学探寻中的历史》论文；四是他在1997年《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三月号上发表的题为《社会科学与对正义社会的追求》一文。考虑到我们在这里的论题，我将把视角主要集中在前两项文献上，也就是这两项文献中所否思的那个支配了19世纪社会科学学科结构演化的基本命题：社会科学是由一系列在知识上自恰的彼此独立的课题的 “ 学科 ” （disciplines）构成的。（注：Wallerstein,I. 1991.
Unthinking Social Science:The Limits of Nineteenth Century
Paradigms,Cambridge:Polity Press,p.238。此外，囿于篇幅，本文下述对沃勒斯坦观点的讨论，除非是直接引文，其他一般观点不再一一加以征引，主要文献烦请参见Wallerstein,I.1991.Unthinking Social Science:The Limits of Nineteenth Century Paradigms,
Cambridge:Polity Press;1996.History in search of science. in
Review.vol.19.no.1:11—22;1997,Social science and the quest
for a just society.i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02.no.5:1241—57;沃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刘锋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
在沃勒斯坦看来，社会科学，一如其在19世纪所被界定的那样，乃是一种关于社会世界的经验研究，其目的在于理解其间的“常规性变化”，进而控制社会世界。然而，这种社会科学却与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社会思想不尽相同，因为当时的社会思想并没有得到制度化，从而也未能成为社会科学；换言之，社会科学并不是单个社会思想家的产物，而是在那些为了实现特定目的的具体社会结构中的集体创造物——即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产物。19世纪社会科学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制度化形式，主要是通过当时欧美传统大学结构内部的分化而确立的。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这一制度化的进程主要发生于19世纪的五个地区：英国、法国、日耳曼国家、意大利半岛诸国和美国；此外，社会科学中许多“研究主题”和“学科”的称谓也是在这个世纪提出的，这些称谓主要有四个：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
19世纪早期的史学家一般都把普遍历史的幻象作为自己的出发点，然而沃勒斯坦却指出，史学家所秉持的这种反理论姿态，一旦同来自国家和公共舆论的社会压力结合在一起便会推动他们把主要的关注点放在民族历史的书写方面；再者，由于“民族”一词的界定往往是以一个国家的地理边界为边界的，所以那些不知不觉为“民族”进行辩护的历史学家便对国家极有助益，因为社会的凝聚力会因此而得到增强。正是在历史学所具有的这种功用的驱使下，这一原本具有悠久历史的历史学在大学学科设置中得到了制度化。
与此同时，作为前此社会思想重要内容的政治经济学也开始为人们所否弃，而依凭的根据则是人们在当时提出的这样一个论点，即国家和市场乃是按照而且也应当按照各自不同的逻辑加以运作；显而易见，依此论点而表现出来的知识诉求，就不仅是要求建立一个独立的学科对政治领域进行科学研究，而且也要求建构一门独立的学科对经济领域进行科学研究。正是在这种诉求下，政治学与经济学强化了彼此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正当性。然而，正当经济学和政治学逐渐成为大学里的常规学科时，由孔德所创设的社会学作为一门全新的学科也正处于创建的过程之中；当然，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之所以在19世纪下半叶得到发展，虽说是人们将社会从政治和经济领域中排除出来的逻辑结果，但更主要的却是因为人们把当时的一些社会改革组织所从事的工作在大学里加以制度化的结果。不容忽视的是，19世纪中叶逐渐在大学中实现的这种学科结构，不仅人为地分割了有关社会现实的知识，而且也经由这些学科知识的人为视界而从根本上切割了社会现实——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文化的领域：经济学家坚持研究市场的运行机制；政治学家只关注政府的正当性；而社会学家则着重研究那个为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所忽略了的“新兴”社会—文化领域。
当然，19世纪这些学科的制度化进程，还因每一门学科都持续强调与其他学科的差异以及由此而表现出来的对各自学科的非知识认同而得到了强化或固化，套用沃勒斯坦的话说，“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合演了一首四重奏，它们从19世纪中叶直到1945年逐渐地成为大学里的一些正式学科”，并在内部差异的强调下共同构成了一个可以“社会科学”名之并与前此的各种社会思想相区别的制度化知识领域。（注：参见沃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刘锋译，第21—22页，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具体到实践层面来看，我们还可以把实现这一制度化知识领域的步骤进一步概括为：首先在一些重要的大学里设立一些讲座职位，然后再建立一些系科来开设有关的课程，学生在完成课业后取得相关学科的学位；当然，伴随着这一学科知识训练的制度化（知识再生产）进程，各自学科研究（知识生产）也得到了制度化——创办各学科的专业期刊并且由此而确立了在这些期刊上发表论文是学术成功的必要条件的观点，按学科建立各种全国性的和国际性的学会，同时也建立起了按这些学科分类的图书收藏制度。除此之外，还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规范已有的学者和训练培养未来的学者还不是这些学科的最强有力的操纵机制，它们还拥有一个更强大的机制，即控制学生毕业以后的职业类型，甚至还能反过来规定或创造社会对知识的需求类型。
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大学中各种不同学术系科的存在并且由此而生成的学科边界、结构和人事等组织制度，乃是以捍卫各自学科的集体利益和确保它们的集体再生产为目的的，其间充满着广意的“政治性”和人为性，但是这种政治性和人为性并不能说明19世纪社会科学有关分科的主张在知识上的有效性。沃勒斯坦指出，1945年以后出现的三个新的发展动向深刻地冲击了这种在前一百年中形成的社会科学学科结构。首先是世界政治结构的变化以及由此而在世界上出现的两个新的地缘政治格局：一是美国称霸以后与苏联之间展开的所谓冷战，二是非欧洲民族的独立运动；第二个新动向是生产力的迅猛提高和人口的急剧增加，从而拓宽了所有人类活动的范围；而第三个新动向则是大学系统在世界各地得到了惊人的发展，而且专业社会科学家的人数也得到了成倍的增加。这三个新的社会现实无疑都对学科制度化了的社会科学提出了新的挑战。
与此同时，自然科学和数学在1945年以后的发展也对社会科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首先，1945年以后在各门社会科学中依据牛顿观念而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的那种注重探寻普遍法则的认识论模型，已经由自然科学内部的知识发展而遭到了釜底抽薪式的摧毁；其次，自然科学领域里的一些新发展，都趋向于强调非直线性更甚于强调直线性，强调复杂性更甚于强调简单化（注：有关这方面的复杂理论，请参见米歇尔·沃尔德罗普：《复杂：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陈玲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D,Pines,ed.,Emerging Synthesis in Science,
Santa Fe Institute,Vo.I,1986;I.Prigogine,From Being to Becoming ,San Francisco,1980。）；此外， 这些发展也都承认观察者对观察活动本身的主观影响；最为重要的是，这些科学发展还强调“时间之箭”的作用以及未来对以往的不可复制性。用沃勒斯坦的话来说，自然科学的这些发展改变了各门社会科学之间内部斗争的权力平衡。再者，即使是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这三门学科本身，也于战后越来越强调定量方法甚或数学模型，而此一发展的结果则削弱了它们各自切入问题的方法论的原本独特性。换言之，这三门社会科学学科在研究主题和方法论方面的日趋重合，对这些学科的各自统一性和学术前提的正当性也提出了不容忽视的内在质疑。
在上述各个面相对社会科学学科结构的冲击和内在质疑的大背景下，人们开始在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实践活动中形成了一种新的时尚，即采取所谓“跨学科”的研究策略以突破那种被制度化了的学科间的历史障碍。就此一时尚而言，1945年以后最引人注目的学术努力便是知识者创造出了一个被称之为“地区研究”的领域。实际上，地区研究依其定义便是一个“多学科”的领域，它依据那种把地理区域视作在文化、历史和语言诸方面具有某种一致性的假设而将那些希望从本学科出发对特定“地区”进行研究的学者集合在一个单一的结构之中，从而跨越了上述推进社会科学学科制度化的三种矛盾或界限。这种学科间相互促进的实践，不仅表明此前对社会科学知识所作的鲜明的制度性区分具有相当大的人为性，而且也影响了历史系科和三个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系科内部的社会性结构。
就“跨学科”的取向而言，最值得我们强调的乃是著名的法国年鉴学派，因为年鉴学派运动本身就是在亨里·贝厄、吕西安·费佛尔、马克·布洛克和布罗代尔等著名学者的领导下为回应那些构成19世纪社会科学制度化的基础的支配性前提（尤其是学科划分）而创生的，这明确表现为年鉴学派在主张“多元学科”或“跨学科”时所提出的著名口号：历史学家对社会科学“开放”！（注：关于年鉴学派的问题，请参见保罗·利科：《历史学家的技术：年鉴学派》，载《历史学家的技艺和贡献》，王建华译，第8—13页，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杨起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布罗代尔：《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雅克·勒高夫：《新史学》，载《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与视野》，蔡少卿主编，第48—78页和第92—12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在由Febvre，Bloch和 Braudel等学者所领导的年鉴运动中，其立场的最为强硬的理论陈述，乃是由布罗代尔在1958年Annales ESC杂志上发表的论文“ Histoire et
les sciences sociales”（历史和社会科学）；年鉴运动在解决独殊性历史学家与通则性社会科学家之间的认识论紧张时所提供的方法，就是分析大空间和长时段。因此，年鉴学派号召历史学家对社会科学“开放”并主张“多元学科”（multidisciplinarity），当然， 当时并不只是这一运动才主张这种实践。美国在1945—67年间就有着繁荣的“区域研究”（area studies），而这也是另一种多元学科的形式。“多元学科”表面上要努力超越各学科，然而事实上，它只是经常强化这些学科，这是因为这一术语本身意味着分立学科范畴的合法性并主张对分立智慧的整合——其基本的意涵便是承认分立智慧和分立学科的存在。）当然，经由对这个问题的强调，还可以使我们发现与年鉴学派之间存有极为紧密的学术传承关系并于1976年创办了“布罗代尔研究中心”的沃勒斯坦与该学派的分歧以及他试图超越年鉴学派的出发点。
沃勒斯坦指出，无论是“跨学科”还是“多元学科”，表面上似乎都在努力跨越各学科的界分标准，然而，这样的努力并没有真正达到它所设定的目的，反而是强化了这些学科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些新的所谓“学科”。这是因为“跨学科”这一观念本身就是以分立学科的存在为前提的，它实际上是对分立学科范畴的意义和正当性的确认。年鉴学派对跨学科的强调，在沃勒斯坦看来，致使该学派尤其是第三代学者忘记了年鉴运动最初力图超越各学科的真正原因，反而变成了该运动原初反对的通则性社会科学家，也因此丢失了年鉴运动的个殊性——如果一切都成了年鉴学派的，那么年鉴学派也就什么都不是了。更为重要的是，沃勒斯坦指出，年鉴运动的最大局限乃在于制度方面，因为它所试图反对的产生于19世纪那些前提的大学学科体制在他们自身的实践中并没有得到改变。因此，他主张“超越年鉴学派”，并通过建构一种新的知识论和一种新的大学制度结构而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科学共识；惟其如此，作为一种批判的年鉴运动的承诺才可能有机会兑现，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年鉴运动就会在一二十年内变成观念史家的一种空幻记忆。（注：参见Wallerstein,I.1991.Unthinking Social Science:The Limitsof Nineteenth Century Paradigms,Cambridge:Polity Press,pp.218—226。）
至此，我们有必要再回过头来对沃勒斯坦本人就19世纪制度化了的学科结构的否思观点做一简要的讨论。沃勒斯坦指出，我们今天所须追问的问题，在于是否存在着任何能够被我们用来以一种相对明确的和可捍卫的方式主张上述所谓的历史学、经济学、政治科学和社会学之间的边界的标准，也就是既有的各种社会科学学科是否真的就是“学科”。世界体系分析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完全否定的，但是，它所采取的解决路径却与上述“跨学科”或“地区研究”的方式迥然不同。
世界体系理论的解决路径相当繁复，然而它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把社会思想向制度化的社会科学转化过程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得以形成和维系的制度性因素之一进行考察，同时对其与另两项制度性因素——意识形态和反体制运动——的关系加以追究。沃勒斯坦尖锐地指出，19世纪社会科学学科的分类观念和实践有着深厚的意识形态根源，因为意识形态远不只是一般的世界观，它毋宁是由人们带着明确的政治目标而有意识地和集体地加以型构和阐释的一种特殊的世界观念。换言之，意识形态乃是人们在建构现实世界的过程中所始终依赖的在历史中生产出来的一种共同的眼镜，而正是这种眼镜决定了人们如何认识和解释他们的世界。因此，这种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只能在一种具体的历史情形中得到建构，而19世纪的世界则建构出了一些以“变化的常规性”为论辩对象的意识形态：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然而其间只有自由主义构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然而不争的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本身尚不足以对付或支配这种“常规性变化”，它还需要那些能够反映具体政策建议的政治安排议程加以配合，而这种议程的制定又要求拥有关于现实社会的具体知识作为支撑，于是这个任务便交给了社会科学。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19世纪社会科学学科的“命名”工作——亦即设定知识劳动分工结构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占支配地位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胜利；当然，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马克思为什么对新型的社会科学表示怀疑、保守主义为什么对此更持怀疑态度的原因。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认为，社会进步的事业依赖于对下述三个活动领域的严格界分：与市场相关的领域，与国家相关的领域和与“人”相关的领域，它们不仅在分析上是彼此分立的和自我维系的领域，而且各自还具有特定的规则或“逻辑”；对这三个独立领域的研究，也就渐渐地被称为经济学、政治科学和社会学。一如上述，所有这三门学科，辅助于历史学，都有着很强的“应用”性质；它们以“常规性变化”为根据，以现实经验为取向，最终变成了一种限定和设计社会变化的研究方式：它不仅有助于国家政策的制定，也同样有助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兑现。
立基于上述分析，沃勒斯坦指出，1967年以后世界情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其间的两个因素最为重要：一是美国地位的相对下降；二是1968年的世界性革命。1968年以后各项新社会运动启动了世界各地大学体制的转型，其中也包括对大学管理体制的重构，但是它们所具有的真正影响乃是其对大学的知识生活的冲击。这些运动不仅构成了对1945—67年期间形成的共识的挑战，而且还构成了对19世纪中叶以降形成的支配了世界知识生活的植根更深的共识的挑战。沃勒斯坦认为，1968年世界性革命彻底动摇了19世纪共识的正当性（尽管未能摧毁其制度性基础），从而使大学第一次成了开放性知识的场合；也正是在这一革命的情形中，人们开始建构各种新型的认识和解释世界的意识形态。当然，这一过程本身也恰恰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新保守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开始为人们所接受以及1968年以前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唯一接受“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局面的不复存在。
沃勒斯坦据此宣称，现在已经到了摆脱19世纪社会科学学科结构这一知识困境的时刻，因为上述根据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而假设的三个人类集体行动领域——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本身并不是自主的社会行动领域，也不具有彼此独立的“逻辑”，因此所有依此假设的学科标准——分析层面的，对象的，方法的，理论假设的——在实践中都是不真实的，换言之，任何受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支配的研究模式都无从把那些根据经济、政治和社会等范畴所确立的“因素”分割开来，即使能够做到，它们也构成了人们进一步把握知识的障碍（注：有关这个问题，读者也可以参见布迪厄对这个问题的不同论述。在布迪厄那里，经济场域和政治场域不仅与知识场域有逻辑上的不同，即使是它们之间也一定是有逻辑之分的；尤请参见布迪厄和华康德：《实践与反思》之《场域的逻辑》，第131—156页，（李猛和李康译、邓正来校）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沃勒斯坦指出，真正能使人们认识和解释他们世界的知识乃是他所力图建构的“历史社会科学”，它认为上述四大学科实际上只是一种单一的“学科”，它以人们生活于大空间和长时段的历史体系之中为唯一前提，因为在现实世界中，存在着上述各种结构得以在其间运作的一套单一的“规则”系统。
显而易见，世界体系分析试图成为一种对19世纪社会科学的批判理论，但是，恰如此一批判的倡导者沃勒斯坦本人所承认的，它还只是一种非全涉的、未结束的批判，因为即使是针对19世纪社会科学最具持续力和最具误导性的遗产——即上述把社会分析人为地分割成了三个领域、三种逻辑和三种层面的遗产——它也还未能够找到一条令人满意的处理方式。实际上，对19世纪社会科学进行否思并不是世界体系理论的目的，而是一种手段，套用沃勒斯坦的话说，世界体系理论乃是以有关社会现实的系统知识是可能的这样一种科学主张为基础的；因此，世界体系理论更是一种建构历史社会科学的主张，亦即克服那些防阻人们探究真实世界的种种障碍的主张。但是，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主张建构历史社会科学本身，恰恰说明了世界体系理论还不是历史社会科学，它毋宁是对这种范式展开论辩的一种号召。 （注：有关学科安排的问题， 请参见Wallerstein,I. 1991.Unthinking Social Science:The Limits of Nineteenth Century Paradigms,Cambridge:Polity Press,pp.237—242；又参见沃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刘锋译，第21—22页，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
三、社会科学对“国家”分析单位的迷思
关于社会科学将“国家”作为分析单位的知识取向，沃勒斯坦对之持一以贯之的批判态度。早在70年代初建构“世界体系理论”时，沃勒斯坦就在其代表作《现代世界体系》中对当时处于支配地位的以“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的发展主义和现代化理论展开了猛烈的批判。正如他在90年代对世界体系理论进行总结时所指出的，世界体系理论有三个特征：一是它从法国年鉴学派处承继光大的长时段观念，它认为长时段是“世界体系”这一空间的时间项：正是一个“世界”的空间和一个“长时段”的时间，结合起来构成了种种会发生变化的特定的历史世界体系；二是它主张我们生活于其间的世界乃是一种源于16世纪的特定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第三，世界体系理论最为重要的特征亦即其真正的理论创新，则在于它否定“民族国家”在任何意义上代表着一种经由时间而“发展的”相对自主的“社会”，并且认为社会或社会行为的研究的恰当分析单位乃是一种“历史体系”，或称历史的“世界体系”。（注：参见Wallerstein,I.1974.Modern World System (I),Academic Press;霍普金斯（Terence Hopkins ）和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的发展模式：理论与研究》，载《低度发展与发展》，第335—376页，萧新煌编，巨流图书公司1985年版。）
二战结束以后，随着欧洲殖民体系的瓦解和亚、非、拉新兴国家的独立，“发展”成了一种占支配地位的观念；正是在这种发展观的支配下，西方学术界生产出了一股研究这些新兴国家发展和现代化的思潮，并成为当时的显学。这类发展理论或现代化理论当然地认为，一个国家只要能够超越其传统的价值和社会结构，便能够取得与西方发达国家相类似的发展和相应的核心地位。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并不是这些理论在分析和诠释各个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战略和社会系统方面所存在的困难，而是它们进行此种研究时所呈现出来的以“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的共同特征，因为正是在这些以“国家”为分析单位的理论研究中，隐含着一个我们须加以追问但却为人们熟视无睹的预设，即发展首先是指被当作个别实体来看待的单一国家或单一社会的发展。显而易见，这个理论预设在更为一般的层面上还意味着研究社会变迁的单位乃是一种抽象的“国家”或“社会”，而世界就是由这样一些相关但基本上独立自主的国家所组成的。
霍普金斯（Terence Hopkins ）和沃勒斯坦在《近代世界体系的发展模式：理论与研究》一文中断言，有关政治和经济主要进程的适当分析单位，并不是发展理论或现代化理论所宣称的民族国家，而是历史的世界体系。（注：参见霍普金斯和沃勒斯坦所撰《近代世界体系的发展模式：理论与研究》一文，载《低底发展与发展》，第335—376页，萧新煌编，巨流图书公司1985年版。）正如斯考契波（Skocpol ）在评论沃勒斯坦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理论时所明确指出的，“沃勒斯坦的著作《现代世界体系》一书，旨在与‘现代化’诸理论在概念上有个分明的突破，并力图提出一个新的理论范式来指导人们研究资本主义、工业主义与民族国家的起源与发展。因为现代化研究取向业已遭到严厉的批判：现代化研究者将国家实体化为唯一的分析单位，假定所有的国家都将依循着由‘传统’到‘现代’演化发展的唯一路线，同时还忽略了足以左右国家发展路径的超国家结构的世界历史发展”。（注：斯考契波，《论沃勒斯坦的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理论与历史的批判》，载《低度发展与发展》，第403页，萧新煌编，巨流图书公司1985年版。 ）正是在对现代化理论这个范式的批判过程中，沃勒斯坦建构起了以另一种前提为基础的研究现代社会变迁的“世界体系”理论。套用沃勒斯坦自己的话说，“这个新观点的预设是社会行动和社会变迁并不是产生在抽象的社会里面，而是在一个特定的世界内——一个时间和空间的整体：其空间的范畴与构成整体的区域或部分之间的基本分工共存，其时间的长度则与此一分工体系所反映的世界整体一直持续下去。具体而言，这个世界体系就是指那个发源于16世纪的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注：霍普金斯和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的发展模式：理论与研究》，载《低度发展与发展》，第336页，萧新煌编，巨流图书公司1985年版。）
世界体系理论虽然大量采用了依附理论的观点，（注：有关依附理论的主要观点，请参见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毛金里等译，社科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Frank,A.G.1968.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New York:Monthly Review ; 1971,The Sociology of Development and the Underdevelopment of Sociology,Loodon; Pluto Press.Cardoso,F.H. 1972, “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New Left Review 74,July-August.Kahl J.A.1976,Modernization, Exploitation and Dependency,New Jersey:Transaction Press.）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而把它简单地视为依附理论的另一种变异，因为国家主义色彩较浓的依附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在下述方面不尽相同：前者认为，一旦与核心之间的依附关系决裂以后，核心国家所经历的发展也有可能在边陲地区得到发生；而后者则认为，影响发展的外部因素不能以某个核心与某个边陲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来决定，相反，问题的探究方法应当是某个国家“在单一世界体系中所占据的结构位置所带来的结果”。在沃勒斯坦看来，国际阶层化不仅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基本特征，也是维持该体系之延续所必要的结构性安排。一个国家离开某一个结构位置，只意味着它将在世界分工体系中扮演另一个新的角色，而决不意味着从该世界体系中逃脱。简而言之，某一国家在结构位置上变动的可能性需要依靠体系中某个部分的变迁，而该国与此一部分却未必需要具有一种直接的关系。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沃勒斯坦对于那种把“国家”作为分析单位的思维方式的批判，并未止于他对本世纪中形成的发展主义和现代化理论的批判，他更是将否思或批判的矛头直指19世纪中叶被制度化的反映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科学，因为他认为，这种将“国家”视作分析单位的理论取向的基本根源乃是19世纪社会科学未经人们反思的重要前提之一：“人类是在我们或可以称为社会的实体中加以组织的，这些实体构成了人类生活于其间的基本社会框架”。（注：Wallerstein, I.1991.Unthinking Social Science:The Limits of
NineteenthCentury Paradigms,Cambridge:Polity Press,p.244；又参见沃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刘锋译，第87—92页，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
沃勒斯坦认为，在现代社会科学中，最具穿透力同时也最具误导性的概念乃是社会。社会作为一个具有特定意义的概念，在历史学和各门社会科学中的当下用法，都是与19世纪现代社会科学的制度化紧密相关的——这既是注重研究个殊性的历史学又是较具普遍主义倾向的社会科学（政治科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分析性派生物。众所周知，法国大革命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变革构成了现代世界体系之意识形态历史中的文化分水岭，因为它促使人们普遍接受了这样一种观念，即社会变化而非社会静止是常规现象。这就提出了一个知识上的问题，即人们如何才能够调整、加速、减慢、或者影响这一变化或演化的常规性进程。
社会科学作为一种制度化的社会活动的出现，便是对这个知识问题所作的系统性回应之一。这里需要指出的是，19世纪社会科学在回应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标准路径，乃是对如何“协调”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进行追问，因为社会科学研究者认为，当时逐渐形成的民族国家乃是政治活动的不争的核心，它们是有效控制社会的场，从而也是实施和影响社会变化的领域。在这种观点的生产和不断再生产的过程中，尽管社会科学没有明确从理论上做出此一主张，但是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实际上却渐渐把国家视作了社会生活得以运作于其间的基本社会实体，亦即把社会与国家的边界视作同一。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强调的是19世纪制度化的社会科学所呈现出来的三个特征：第一，从经验上来看，它们主要关注的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核心国家——主要是其间的少数几个国家；第二，几乎所有学者都研究有关他们自己国家的经验资料；第三，研究的主流方式是经验的和具体的。上述以国家为基础的经验取向，无疑构成了一种设定和促进社会变化的研究方式，而这最有助于国家政策的制定。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社会科学即使不是国家的造物，至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国家一手提携起来的：它把国家的疆界作为最重要的社会容器的边界，并把国家视作一个假想的无需证明的框架。沃勒斯坦一针见血地指出，19世纪形成的社会科学知识实际上是以一种特殊的空间性观念为基础的。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家都认为，人类生活必定是经由国家这类空间结构加以组织的，或者说，人类是在政治、社会和经济过程之间所存在的基本一致的空间中生活的，而这些一致的政治疆界又规定了其他重要的互动领域——如社会学家眼里的社会、宏观经济学家眼里的国民经济、政治科学家眼里的国家和史学家眼里的民族——的空间参数；一言以蔽之，作为社会科学的分析对象的种种过程都发生于这个被假设但未经证明的国家空间之内。正是在社会科学被期待着去推进这个理性的、渐进的进步过程中，不仅国家的边界被视作一种构成了追求这种进步的自然框架，而且社会科学本身也渐渐成了一种捍卫“进步常规性”意识形态的知识类型，因为社会科学家允诺为促进此一进程而提供明确知识，实际上就是他们秉持“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不争结果。
毋庸置疑，对于这种把国家视为社会科学当然的分析单位的知识取向，始终有一些社会科学家持反对的意见，他们认为作为分析单位的国家在分析上的优先性只是一种假定，而非一种无须证明的定论。然而，沃勒斯坦指出，在1850年至1950年的一百年间，这些持异议的社会科学家人数并不太多，而且他们的观点也未引起足够的关注；更为重要的是，面对持续的技术成就，以往对于简单的进步观或发展主义的每一次挑战似乎都在未经应战的情形下就宣告失败了；与此同时，民主化从政治领域扩张至经济领域的普遍诉求也导致了对国家的不断增多的要求：人们急迫地呼吁国家运用其财政和预算权力去重新分配财富和改善生活条件。在这种情势下，国家作为进步的实际控制者的地位及其在理论上作为分析单位的地位反而更加稳定了。
人们真正对那种以为国家不言而喻地构成了社会生活的自然边界的观点以及因此而将国家视作社会科学唯一分析单位的取向提出严肃的质疑，始于本世纪70年代。在沃勒斯坦看来，这种局面的出现，乃是因下述两个变化的并非偶然的结合所致。第一个变化发生于现实世界：重新分配的速度滞后于对重新分配的飞速增长的要求，因此国家所能够满足的需求开始被认为是太少而不是太多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国家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幻灭感，或者更准确地说，人们在一种深刻的怀疑主义的阴影中开始重新追问，社会科学家所许诺的进步或发展在多大程度上的是必然的，尤为重要的是，国家的改革事实上能否带来真正的进步？当然，现实领域中所发生的变化也引起了第二种变化，亦即知识领域中所发生的某些变化，因为现实世界中对国家的怀疑深深地渗透进了知识领域，从而国家作为一个分析单位的自然基础也遭到了根本性的削弱；与此同时，自然科学领域的发展以及意识形态领域发生的某些变化，也都促使社会科学研究者开始对此前不容置疑的种种预设前提进行重新审视或检讨。正是在这种具有反思意义的检讨过程中，国家作为社会科学分析单位的自明性便首次遇到了真正的严峻挑战。
在这样的背景中，沃勒斯坦对19世纪社会科学发起了“否思”的挑战，并且明确把批判那种视国家为唯一分析单位的取向作为其否思社会科学的首务。沃勒斯坦指出，传统社会科学分析的国家中心主义取向便只能是一种理论上的化约：它假定存在着一些同质性的空间，而每一空间都构成了一个主要通过诸多平行过程而运行的自律系统。立基于这样一种假定，传统社会科学所追问的便只能是“什么是社会”这样的问题。然而，沃勒斯坦所倡导的历史社会科学却认为这是一个伪问题，因为在真实世界中并不存在这样一种抽象的独立的社会，相反，存在的只是一种具有特定时空规定性的具体的社会，正如沃勒斯坦所认为的那样，国家自从产生以来就一直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政治实体，因为所有的国家从一开始就存在于国家体系之中；国家并不是生来就有的，它们是人为创造的制度，而且它们的形式、力量和边界也是通过其在国家体系中的互动而不断变化的。就像世界经济随着时间不断扩展一样，世界经济的政治表现——国家体系——也一直在扩展。因此，世界体系理论在把这种分析单位变成一个质疑对象的同时，把传统社会科学“什么是社会”的问式也转换成了“社会存在于何时和何地”或者“社会生活发生于其间的实体存在于何地和何时”的问式。显而易见，正是在这样一种追问中，社会科学分析单位的问题得到了开放。（注：参见Wallerstein,I.1991.Unthinking Social Science : The Limits of NineteenthCentury Paradigms,Cambridge:Polity Press,pp.244—248.）
关于社会科学分析单位的问题，沃勒斯坦明确主张用“历史体系”这个术语替代原有的“社会”或“国家”术语。当然，这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语义学上的替换，因为它不仅通过把“社会”或“国家”置于一个具体的历史体系之中的方式而将人们从“社会”这个术语所具有的核心含义即其与“国家”的关系中解放了出来，而且“历史体系”作为沃勒斯坦所提倡的“历史社会科学”的统一性的基础，还打破了19世纪社会科学学科之间所具有的制度性障碍。立基于此，沃勒斯坦提出了世界体系理论中的著名假设，即人类社会变迁进程中存在着三个众所周知的历史体系的形式或变异，即他所谓的“小体系”（mini—systems）、 世界帝国（world—empires）和世界经济。（注：参见 Wallerstein,I.1974.Modern World System(I),Academic Press,pp.37—38.）沃勒斯坦主要通过关注“逻辑”和形式的联系以及关注各种形式共同依存的历史而论证了历史体系的各种变异形式。所谓“小体系”，乃是指一种空间相对较小而且时间也可能相对较短的体系；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体系在文化的和支配性的结构方面具有着高度的同质性（homogeneous）， 其基本逻辑乃是一种在交换方面的“互惠”（reciprocity）逻辑。 “世界帝国”乃是一种含括了多种“文化”模式的巨大的政治结构。这种体系的基本逻辑乃是中央从地方自治的直接生产者处榨取贡品。“世界经济”则是一为多元政治结构所支解了的但又经过整合的生产结构的极为不平等的链条。它的基本逻辑是不平等地分配积累起来的剩余产品，当然，这是一种有助于那些能够在市场网络中实现各种暂时垄断权的国家或地区的“资本主义”逻辑。更有进者，沃勒斯坦还指出，在世界体系的变化进程中存在着两重过程：一是中心区的“中心化过程”，即在世界经济中，一些国家在几个地区不断地垄断商品并利用国家机器在世界经济中使其利润最大化，这些国家也因此成了“核心国家”；另一个过程是发生在边缘区的“边缘化过程”，即一些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因只有不太先进的技术且使用大量的劳动力而成为“边缘国家”。此外，与这种经济两极化相对应的是政治两极化，即在中心区出现了强国，而在边缘区则出现了弱国（注：关于这个问题，除了沃勒斯坦的观点以外，又请参见Addo,H.ed.1984.Transforming the World — Economy? Nine Critical Essays on the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London:Hodder and Stoughton.Albrow,M.1996.The Global Age,London: Polity Press.Albrow,M.and King,E. eds. 1990.Globalization,Knowledge and Society,London:SAGE Publications.）。
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沃勒斯坦拒绝承认国家为社会分析的社会—地理容器，绝不意味着他否认国家是现代社会变迁的一项关键建制。实际上，沃勒斯坦承认，国家对于经济、文化和社会变迁过程来讲，乃是一项能够产生深刻影响的建制，一如他所言，“很明显，要对所有这些过程进行研究，都必须首先对国家的种种机制有所了解。真正不需要的倒是这样一个假定：即认为国家构成了社会行动的自然的、甚至是最重要的边界”。（注：沃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刘锋译，第91页，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指出，沃勒斯坦有关历史体系之共存的历史和形式和论辩，尚不构成世界体系的分析，它们还只是世界体系分析中的一系列“临时性”的假设，仅“供人们进行论辩、修正和反对的”。
四、进一步的讨论
经由上文的讨论，我们不难发现，沃勒斯坦有关社会科学学科结构以及社会科学分析单位的讨论，在部分修正斯考契波等论者早先批判其世界体系理论范式对现代化理论或发展主义范式的那种元理论思考路径的基础上，探及了社会科学知识与生产这种知识的制度安排之间的一系列重要问题，甚至还为我们认识和发展中国社会科学提供了一种重要的知识参照架构。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必须指出，沃勒斯坦对19世纪社会科学学科制度和以“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的前提所做的批判以及据此而对历史社会科学的主张，并不是有关这些问题的终级性结论，因此我们极有必要对它们做出进一步的思考。
就沃勒斯坦用“历史体系”替代“社会”或“国家”作为社会科学分析单位的努力而言，我们必须结合以埃文思（Peter Evans ）和斯考契波为首的“回归国家学派”（bringing—back—to the state）对其背后所隐含的高度“结构决定论”的批判来重新审视沃勒斯坦所试图否定的“结构与能动者”之间或者“宏观与微观”之间的二元对立（注：有关讨论，请参见斯考契波：《论沃勒斯坦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理论与历史的批判》，Peter Evans：《超越核心和边陲：评世界体系理论》，载《低度发展与发展》，第403—422页和第423—436页，萧新煌编，巨流图书公司 1985 年版； 另请参见 Skocpol,T.1979.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Russia,and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需要透过这一“重新审视”来检讨沃勒斯坦经由宣称社会科学分析单位只能是那种以经济过程为依凭的世界体系而表现出来的“经济化约论”取向，因为这种取向实际上忽视了那些对社会变迁起着重大作用的深深植根于地方性知识之中的法律、政治和文化等因素（注：关于地方性知识的问题，极为重要，而在本文的脉络中更是如此，因为它直接与生产社会科学知识的普遍性学科结构形成了相当繁复的关系；有关文献，请特别参见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邓正来译），载《法律的文化解释》，第73—171页， （梁治平编），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版。）；同样，尽管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高度“结构主义”的倾向表明，他对分析单位整体中的关系而非关系项的强调，依照以“关系主义方法论”著称的皮埃尔·布迪厄所主张的任何研究方法与具体研究对象紧密相关的观点来看（注：有关方法论关系主义的问题，请参见布迪厄：《方法论上的关系主义》，载布迪厄和华康德：《实践与反思》，第15—19页，（李猛和李康译，邓正来校），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是颇具道理的，但是我们却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沃勒斯坦经由宣称分析单位的整体关系比作为关系项的“国家”重要便已然建构起了世界体系理论在方法论上的关系主义；依我个人之见，沃勒斯坦在方法论建构方面所存在的这种缺憾，必定会影响到他对其历史社会科学分析单位的建构。
然而一如前述，沃勒斯坦对于社会科学分析单位的这种“问题意识”，并非生成于他对社会科学这种分析单位的直接认识，而是生成于他对这种社会科学学科结构及其赖以存在和得以维系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洞识。正如他所尖锐指出的，我们所拥有的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乃是在现代世界历史体系的逻辑大获全胜而不受质疑的时候获致其支配形式的，因此可以说，社会科学这类知识乃是此一逻辑的产物。因此一如上述，由此而确立起来的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这三门学科，辅助于历史学，都以“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最终变成了一种限定和设计社会变化的研究方式。立基于此一考虑，我们还有必要对沃勒斯坦关于社会科学学科结构的观点做进一步的追问。
尽管沃勒斯坦试图把社会科学制度化知识与以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勾连起来思考的努力极具启示意义，但是值得我们的注意的是，当我们把他的这种努力置于个人社会科学观的个案之中加以审视时，我们即刻便会发现他的这个似是合乎逻辑的论断中充满了非逻辑的暴力，因为他的这一进路根本就无法回答下述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为什么诸如哈耶克这样全力捍卫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个人会极力反对社会科学学科化的实践和观点（注：有关哈耶克的社会科学观，一如我在拙文《知与无知的知识观：哈耶克社会理论的再研究》（载拙著《自由与秩序：哈耶克社会理论的研究》，第69—139页， 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中所指出的那样，他的自由主义社会理论具有着明显的跨学科“综合”性质；关于这个问题，可见之于哈耶克一以贯之强调的观点：例如，哈耶克早在发起召开“朝圣山学社”大会时便鼓励诸多不同学科和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代表就公共的国际的重大问题进行交流并对学术专业化取向展开斗争，一如他在1956年庆祝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大楼落成二十五周年的庆典上发表题为《专业化的困境》 （The Dilemma of Specialization）的演讲中所指出的， “我们当然应当对那些思想成熟的学者致以敬意，他们为了从事可能是任何人都无力宣称完全胜任的工作，而甘冒极大的风险，无视专业化的一切藩篱”（Studies in Philosophy,Politics,and Economics,p.127）；他在1950年出版的《自由秩序原理》一书中指出，“我们必须把关于自由的哲学、法理学和经济学综合交融为一体，或者说为了增进我们对自由的洞见，我们必须把哲学、法理学和经济学综合起来对自由进行探究”（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导论”第 6—7页。）；他在1962年《经济学，科学和政治学》（TheEconomy,Science and Politics）的论文中也强调指出，“那种只是一个经济学家的人，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因为几乎不存在仅依据某个单一特定的学科便能恰当回答的问题”（Hayek,Studies in Philosophy,Politics and Economics,Routledge & Kegan Paul,1967,p.267）；他在1973年时又指出，“尽管适当的社会经济秩序的问题，在今天乃是从经济学、法理学、政治科学、社会学和伦理学等不同角度加以研究的，但是只有把这个问题视作一个整体问题，方能得到成功的研究”（Hayek,Law,Legislation and Liberty:Rules and Order (I),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3,p.4）。）？或者为什么许多反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学者却在全力捍卫或推进这种社会科学学科制度化的过程？或者为什么这种表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之逻辑的社会科学结构却早在1945年以前便生产出了诸多极力反对自由主义的各种左派理论？毋庸置疑，这种非逻辑的暴力一方面从反面凸显出了沃勒斯坦本人所强调的社会科学生产制度机制和相关社会运动在学科制度化过程中的重要性，但是在另一方面却更加深刻地揭示出了沃勒斯坦的论辩乃是以一种“整体性”认识路径为基础的；这种“整体性”认识路径之所以是严重错误的，乃是因为它在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作的非分析性的或同样是意识形态层面的整体性判断的基础上首先无法洞见自由主义内部极为繁复的知识理路和主张，进而也无力揭示出自由主义与社会科学学科制度化之间除发生学关系以外的任何其他关系；更为重要的是，他在试图透过对社会科学的批判而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及其意识形态做“整体性”否思的过程中，实际上是把一个相当动态且复杂的变化过程化约成了一种停滞的结构，进而根本就无力揭示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论者个人的知识旨趣之间的相关关系以及这些论者的个人知识旨趣与他们在社会科学学科制度化过程中的具体位置之间的互动关系。
除此之外，沃勒斯坦的观点中至少还存在下述一些实是我们在考虑中国社会科学发展问题时不得不花大力气继续追问的问题。第一，虽说沃勒斯坦注意到了社会科学知识的被建构性和这种知识对所认识的现实世界的建构性的问题，但是他却因其知识论的局限而只能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下的19世纪社会科学“扭曲性”的建构品格进行批判，而无力对人类是否有可能发现一种具有所谓“非扭曲性”建构品格的社会科学的问题进行追问，进而也无法意识到他本人所主张的“历史社会科学”可能同样具有“扭曲性”的建构品格；这是因为我认为，任何一种或一门社会科学都是以某种哲学或意识形态承诺为基础的。第二，沃勒斯坦经由对既有学科结构的批判而试图打通历史学与其他三门社会科学学科并建构出一种单一的历史社会科学的努力，虽说适时且值得称道，但是这种努力却并不能当然地界定这种历史社会科学的知识类型，即使能够，一如上文所述，它也由于根本上忽略了社会科学生产者的个人认知旨趣而无力回答哈贝马斯在《知识与旨趣》一书中所提出的社会科学知识三型（实证主义的技术性知识，理解沟通的对话知识和旨在解放的批判性知识）间关系的问题（注：有关哈贝马斯的社会科学知识三型观，请参见哈贝马斯在1968年出版的Erkenntnis and Interesse（1972年被译成英文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出版）著作。 他在该书中指出，认知旨趣乃是人类知识的构成因素，从而也被称为“知识构成的旨趣”；正是这些知识构成旨趣的不同类型，各自形成了相应类型的社会科学。他把社会科学知识分为三种类型，并以隐含于这三种知识中的三种不同类型的旨趣作为区分知识形态的标准。他说，“相对于三种不同的研究过程类型，我们可以展示存在于逻辑方法论的规则与知识构成的旨趣之间的三种具体关系。展示这些关系便是欲求摆脱实证主义诡计的批判的科学哲学的任务。经验分析科学的进路包含了一种技术的认知旨趣，历史解释科学的进路包含了一种实践的认知旨趣，而以批判为导向的科学的进路则包含了一种解放的认知旨趣——一如我们所见，此种解放的旨趣乃渊源于诸传统的诸种理论中”（Habermas,J.1981.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tran.by J.Shapiro）.London:Biddles Ltd.,p.308；并参见高宣扬：《哈贝马斯论》，台湾远流出版 1991年版。）；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将直接关系到沃勒斯坦所谓的历史社会科学的知识品格及其隐含的认知旨趣。第三，沃勒斯坦通过注入那种具有多元社会时间的“长时段”而试图消解“独殊性”研究与“通则性”研究之间的对立，无疑洞见到了19世纪社会科学中这种“二元对立”的虚假性，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种努力的有效性却是在把保罗·利科的质疑加上“括号”或“悬置”以后才达致的，实际上它并无力填平法国历史学研究中以雷蒙·阿隆为代表的批判的历史哲学与那种因年鉴学派而著称的表现史家技艺的历史编纂学之间的鸿沟（注：参见保罗·利科：《历史学家的技艺和贡献》（王建华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可以说，这个问题也直接涉及到对历史社会科学具体研究范式的知识论追问。第四，尽管沃勒斯坦在其研究中相当智慧地触及到了皮埃尔·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注：有关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极为复杂，为此我以为有必要在这里对他的这个观点做一简介（更为系统的讨论，请参阅P.Bourdieu and L.Wacquant,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pp.97—112）。布迪厄的这种观点，还可以被视为是他对意大利“精英理论”学派的代表莫斯卡（Mosca）和帕累托（Pareto）的批判，因为他们认为， 社会世界从本质上说总是被分割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精英和非精英的诸个庞然一体的集团；然而，布迪厄却认为，发达社会并不是一个浑然一体的世界，而是一些各自分化、只在一定程度上总体化了的实体，因此，它首先由一系列彼此交织但日益走向自我调控的场域组成，每一个场域都有它的支配者和被支配者。其次，一个场域并不只是个僵死的结构，或“空洞的场所”的聚合，而是一种“游戏”的空间。故此，场域理论若要完备，就需要一种社会行动者的理论，因为存在着行动者，才有了行动，有了历史，有了各种结构的维续或转换。然而，布迪厄又强调指出，在将一个场域比作一种游戏时应当慎之又慎，因为场域与游戏有许多不同：场域不像游戏，是深思熟虑的创造行为的产物，而且它所遵循的规则，并不是明白无疑、编纂成文的。因此，哪些结果可以看作场域参与者之间的竞争产物，这是个关键的问题。在社会游戏中，人们也有将牌，即根据游戏的变化，其效力也随之有所变化的“主牌”：正像不同牌的大小是随着游戏的变化而变化的，不同种类资本（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符号的资本）之间的等级次序也随着场域的变化而有所不同。换言之，有些牌在所有的场域中都是有效的，都能发挥作用——这些就是各种基本类型的资本——但它们作为将牌的相对价值是由每个具体的场域，甚至是由同一场域前后不同的阶段所决定的。在经验研究中，确定何为场域，场域的界限在哪儿，诸如此类的问题都与确定何种资本在其中发挥作用，这种资本的效力界限又是什么之类的问题相类似相关联。最后，每个场域都是冲突和竞争的空间，在场域中参与者彼此竞争，以确立对在场域内能发挥有效作用的种种资本的垄断（在艺术场域里表现为文化权威，在科学场域中是科学权威，等等）和对规定权力场域中各种权威形式间的等级序列的垄断。在这些争夺的过程中，该场域本身的型塑和划分成为核心焦点。这是因为，改变各种资本形式的分布和相对分量，也就相当于改变此一场域的结构。这就是说，场域的参与者既可以通过竞争来增加或维持他们的资本，也可以通过竞争本身去部分或彻底地改变这种竞争的既有规则。还需要指出的是，布迪厄所言的“场域”是个关系性概念，这就意味着它只有在与另一个关系性概念即“惯习”的彼此关系之中，方能充分发挥作用。），因为他关于19世纪社会科学学科制度化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社会科学场域与经济和政治场域间的关系，但是他在同时却也相当幼稚地忽略了社会科学学科制度化与他本人所提出的世界体系结构中核心一边陲之间的关系，从而也未能具体而认真地讨论19世纪社会科学学科制度化在不平等交换的世界体系结构中是否可能或如何支配边陲国家的社会科学发展的问题；而对这个问题的考虑，将直接关涉到如何认识产生于西方的社会科学知识在以核心一边陲之存在为前提的真实的世界体系中是如何影响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也间接地关涉到对他所主张的“否思”的反思问题。
当然，上文对沃勒斯坦的一系列观点所做的质疑和讨论，并不旨在对他的努力进行完全的否定，而毋宁在于对此一方向的努力寻求某种批判性的平衡（注：本文对沃勒斯坦的一系列观点所做的质疑和讨论，之所以并不旨在对他的努力进行完全的否定，乃是因为沃勒斯坦迄今为止十多年的所有努力，套用他自己的话说，还只是世界体系理论建构的第一阶段；而对于那些业已提出然而尚未得到很好阐释的问题进行阐释和论证，则是该理论建构的第二阶段。这样一个阶段，在沃勒斯坦看来，将支配其此后一二十年的研究工作。具体而言，世界体系理论第二阶段的研究涉及到三个领域：第一个领域是对世界体系而非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进行详尽阐释；此一工作已由查斯－顿（Chris Chase—Dunn ）和阿布－路哥德（Janet Abu—Lughod ）以及一些人类学家先行展开（参见吉尔兹1994）；此一工作具有三项任务：（1 ）重新评价何为现代世界体系的自身品格；（2 ）重新评价一个世界体系在时间和在空间上的意义；（3）开始系统比较不同类型的世界体系。 第二个领域是对如何界定和评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部的多极化（polarization）趋向进行阐释；此一工作也涉及到三个方面的具体任务：（1 ）如何在技术上解决多极化标准之确立的问题：（2 ）从理论上如何阐明多极化并不存在于国家而是存在于经济区之间；（3）具体数据的收集。 第三个领域是必须开始对我们在未来所面对的历史选择进行研究，这是因为“如果我们相信所有的世界体系都会结束，那么我们所生活于其间的世界体系也将结束”，而新的世界体系将应运而生；因此，要完成这个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就迫切需要建构一种新的社会科学，而这对于沃勒斯坦来讲就是“历史社会科学”的建构：其间对分析单位——历史体系——的界定和阐释则已然成了一项新的核心目标。 有关这个问题， 请参见Wallerstein,I.1991.Unthinking Social Science:The Limits
of Nineteenth Century Paradigms,Cambrige:Polity Press,pp.266 —272.），以此推进学人对相关问题的讨论并促进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斯考契波曾经在评论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一书时指出，“本书的真正贡献将不在于引发一些立即套用此书的理论来从事的经验研究，而在于因它而起的理论争论与学术进展”（注：斯考契波，《论沃勒斯坦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理论与历史的批判》，载《低度发展与发展》，第404页，萧新煌编，巨流图书公司1985年版。）； 我基本上赞同她的评论，因为在我看来，沃勒斯坦否思社会科学的观点和建构历史社会科学的主张所具有的真正贡献也不在于它能够创造出一些他的观点的消费者，而在于它为促使更多具有高度批判力和反思意识的知识分子成为另一种社会科学知识的真正生产者提供了某种可能性。因此，我们还必须与沃勒斯坦一起对19世纪社会科学所含括的与学科结构和分析单位这两个前提相关并具有同等误导性的另外五项前提进行否思：一、历史学是对过去实际上发生的独特事件的解释和研究；社会科学是对人类／社会行为得以解释所依据的一系列普世规则的陈述；二、资本主义是一种以那些通过自由商品而使用自由劳动力的自由生产者之间的竞争为基础的制度；三、18和19世纪之交乃是世界历史上的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因为资本者在一些重要的国家中最终夺得了国家一社会权力；四、人类历史是进步的，而且必然如此；五、科学乃是对那些最为简洁地总结了万事万物的形态以及事务发生的方式的规则的探寻。 （注： 参见Wallerstein,I.1991.Unthinking Social Science:The Limits
of Nineteenth Century Paradigms,Cambridge:Polity Press,pp.237 —256.）归根到底，对于这样一种新型的社会科学知识类型的认识，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将我们自身和那种建构着我们同时也被我们建构的中国社会科学置于其间的积极的“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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