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可能
周 坤
(东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部，吉林 长春 130024)
[摘 要]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建构，具有深刻的内在一致性。一方面，马克思以意识形态的批判性建构历史唯物主义，从而丰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内涵；另一方面，他以历史唯物主义“反观”意识形态批判，进而将意识形态提升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地平以彰显其理论品质。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视角来把握意识形态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关联，不仅体现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所创制的独特视域，也彰显了马克思意识形态思想的内在张力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时代活力。
[关键词] 意识形态；宗教批判；历史唯物主义；现代社会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界关于意识形态理论的争议就从未休止。这一被麦克里兰称为“在整个社会科学中最难以掌握的概念”，[1]最初由法国哲学家托拉西提出，意指观念的科学。在随后二百余年的发展中，意识形态问题始终被哲学家视为政治话语而予以关注，所附有的学科品质也逐渐被降低。直到19世纪中叶，马克思从意识形态的否定内涵切入，同恩格斯在论战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一般意识形态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清算，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视为资产阶级为之辩护的“虚假的意识”。此后，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也曾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界定意识形态的两种类型：一种是特殊的意识形态，即为了满足特定阶级的根本利益，在事实与真实之间掩盖历史的本来面目，歪曲真相，具有一定的欺骗性与虚假性；另一种是普遍的、总体意义的意识形态，这就是说它不是为了迎合某个人或某类群体的利益需要，而是代表所处时代、所处历史、所处社会的群体意识形态，具有一定的价值性特征。在思想家对意识形态的阐释过程中，意识形态的概念内涵与表征形式也在不断得到丰富，各种厘定相继而出。
对于摩擦作用对材料变形的影响，已有不少学者做了研究。李达人等[7]通过数值模拟方法确定了W-40%Cu粉末烧结材料在热加工数值模拟过程中的摩擦因子。邓华红等[8]通过数值模拟研究了叶片精锻过程中摩擦的作用，发现摩擦对温度场和载荷形成曲线均有较大影响。马勇等[9]采用有限元软件分析了不同摩擦条件对7075铝合金等通道角挤压过程的影响，发现随着摩擦因数增大，载荷峰值明显增大甚至成倍增长，且载荷值波动加剧，等效应力应变分布不均匀。本文结合Deform 3D有限元软件，研究了摩擦系数对2024铝合金的热模拟压缩过程的影响。
一、意识形态概念的三次嬗变
以往的历史观都错误地颠倒了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以至于形成一系列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虚假认知。为此，我们将辨析三种不同理解模式的意识形态，并揭示意识形态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关系。
1.作为概念本身的“观念科学”
托拉西认为，意识形态所关注的是理念或观念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所以将其称为理念的科学或观念的科学。正如他在《意识形态原理》中所论述的，“如果人们只考虑主题，也许可以把这门科学称为意识形态；如果人们只考虑它的方法，则可以称它为普通语法；而如果人们只考虑它的意图，则可以称它为逻辑学。”[2](P123)这就是说，意识形态并不仅仅是某个领域的专业术语，反而应当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观念概述，而这种普遍的意义就在于，这种被视为观念的科学，它不仅关涉到意识或观念的抽象表达，更关切这些意识或观念的思想起源与概念嬗变。
《德意志意识形态》不仅凝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清算工作，同时，这部著作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表达。
所以，在托拉西的语境中，意识形态是一个被用来描述意义概念的学科名词。托拉西的意识形态观念同现实的实践，特别是政治实践相结合以后，逐步成为服务于某些阶级的政治学说或阶级话语。这不仅威胁到神权统治，也对当时处于统治阶级的世俗权威提出了挑战。拿破仑从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出发，认为托拉西等人要在意识的领域进行头脑风暴，或者说在头脑中进行改造世界的活动，所以在面对思想家对他的批评时，他轻蔑地称这些理论工作者为“意识形态家”，而他们所进行的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工作，也被拿破仑戏谑为探究纯粹第一因的形而上学。拿破仑认为，正是这种抽象的形而上学，鼓吹人民立法，致使法兰西动荡不安。由此，意识形态从学科名词被痛斥为政治情绪的虚幻意识，甚至成为了虚假意识的代名词。
诚然，同样是为统治阶级或特殊利益集团服务的意识形态，在虚假性与价值性的双重特征中，还存在着鲜明的本质差异。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主要是基于认识论的问题域而予以考察，但是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念性，则是从价值论的角度而予以审视。甚至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以认识论的视域对意识形态的考察，所针对的主要是意识形态的真假性问题；而以价值论的视域对意识形态的考察，所直视的则是意识形态的正当性问题。
2.作为认知领域的“虚假意识”
4.创编。课程创编是全新的课程单元开发，以突出学校特点的“特色课程”或者地方性专题为主。本文的课程创编是指教师创编有本校特色、符合学情的关于流行音乐的校本教材，在开发流行音乐引入校本课程时，重点关注流行音乐与古典音乐、民族音乐之间旋律、节奏、体裁及乐器等音乐要素的关联。
因此，只有将特殊人的特殊意识限定于特殊的人，将普遍人的普遍利益还给普遍的人，并以公共的意志所映射的公共正义为标准，才更有可能在价值论的意义上恢复意识形态本身的正当性特质。“意识形态”经历过三次概念的嬗变之后，马克思却以否定向度进行意识形态批判，将意识形态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视域之中而予以考察，赋予其深刻的历史唯物主义意蕴。
从意识形态的发展脉络来看，意识形态问题研究有两个基本的维度，其一是对自然状况的反映。古代社会中，由于物质生产水平相对低下，人们还没有从思想愚昧与自然畏惧中警醒，统治阶级为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便运用自然现象来设计具有欺骗性的虚假意识，从而诱导大众，这种最初反映自然状况的虚假意识，便具有了意识形态特征。
其二是对社会状况的反映。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意识形态所进行的表述，就是在此意义进行。按照马克思的理解，“人们迄今总是为自己选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3](P15)而这些人并没有就此罢休，他们除了创制这些虚假观念，同时还用这种虚假观念解释人与人、人与世界的现实关系，从而导致现实的创制者沦为虚假存在，并屈从于自己的创造物。然而，具有虚假性的意识形态并不意味着它就是虚假观念，同样，作为意识形态的虚假观念也不能直接等同于一般意识形态。准确地来说，意识形态是为社会中特殊利益集团或统治阶级所服务的，也就是说只有为特殊利益集团或统治阶级服务的虚假意识才是意识形态，而那些不是为特殊利益集团或统治阶级服务的虚假意识就不是意识形态。马克思与以往哲学家，特别是德国先验哲学家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他没有用概念构造社会，也没有用概念揭示历史，他只是在词源意义上保留了意识形态这一概念，但在社会现实方面予以批判。
所以在考察意识形态的真伪性时，弗洛姆强调“人们真诚地相信这些意识形态，就这个意义而言，它们是真理；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讲，即就是这些被合理化了的意识形态具有掩盖社会和政治行动的真正动机这一点而言，这些意识形态又是谎言。”[4](P139)这就是说，就意识形态真伪性本身而言，它不存在绝对的真或绝对的假。我们之所以在探究意识形态虚假性问题时引入真与伪的概念，不过由于我们还是从认识论的单一角度而予以审视罢了。
至于意识形态的正当性暂且不谈，仅就意识形态的真假性而言，但凡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是在特殊社会条件下产生的，它直接映射的是现实社会的物质生活，然而，隶属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不同于其他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因为统治阶级只是整个社会中极少数成员所组成的“联合体”。统治阶级为保护自身的合法席位，势必将自身的利益阐释为全体人民的利益，也势必将这一联合体特殊的意志表述为全体人民的意志。这样，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就不再是对现实物质生活的直接反映，而变成了统治工具或统治手段。
桐庐县气象台7月26日11时发布《气象信息快报》(2018年第42期)指出:7月27日晴到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桐庐气象”微信公众号、“桐庐发布”微信公众号也在26日相继推送消息,提醒广大公众注意防范近期局地强对流天气。
2.6 PGD术后胎儿羊水DNA检测 第三次妊娠胎儿未携带父母双方的疑似致病位点(图4箭头所指)。超声监测未发现胎儿肾脏和羊水量异常。
3.作为价值观念的“公共正义”
从国内水权交易市场的实践来看，我国的水权交易市场需要解决两大问题：一是水权交易市场中政府的角色定位，现行的水权交易市场中市场机制尚未发挥重要角色，政府仍然处于主导地位；二是水权交易出现侵害相关利益主体的现象，出现成本承担主体与利益享有主体不匹配的现象，相关利益主体保护机制不健全乃至缺失。
在法学诠释学中，应用体现的最为明显。一个法律文本是在历史中制定出来的，而且作为法律文本其必然具有普遍的约束力，然而在法律实践中，每一个具体的案件都是特殊的。将一条法律应用于某一个既定的法律场合，如执行一个法律判决，就包含着对该法律条文的理解和解释。“不论怎样，这意味着各种法律规范的每一次运用(即得到公正的结果)都同时是对某一条既定法律之涵义的具体化和进一步阐明。”[5]因此，将普遍化的法律文本应用于某一具体的法律情境，就是对该法律文本的进一步的理解和解释，体现了理解、解释和应用的统一。
然而，对于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与价值性的辨析，并不是一件易事。但是我们能对意识形态的正当性进行大致的界定，具体可以表述为这样两条标准：其一，即是否满足大多数人的利益需求；其二，即是否符合公共正义。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必定是只属于极少数人的意识形态，只不过是他们将统治阶级的利益替代了全体公民的利益，所以衡量意识形态正当性的其中一条标准就是，该意识形态是否满足大多数人的利益需求。然而，仅仅依靠是否符合大多数人的普遍利益需求这条标准，显然是不够的。
故而是否符合“公共正义”，这既是独立的一条标准，但也是对第一条标准的理论限定。这里所讲的“公共正义”，并不是脱离“公共利益”以外的概念抽象，而是满足“公共利益”基础上仍然保持自身的先天规定。
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与作为意识形态的虚假意识，归根结底都是意识形态与虚假意识之间的关系问题。
二、意识形态与历史唯物主义相一致的原因
在托拉西看来，这种作为理念的科学或者观念的科学，不是凭空可以产生的，而是需要在客观的多变环境刺激下，才能得以产生。所以他坚信，对于真知的获得必然要以经验作为其绝对的、唯一的理论依据，与超验的东西毫不相关。换句话说，对于真理的检验，只有感觉付诸于观念并再次复归自身的这一经验活动，才是最为可靠的。所以一方面，他要将这种思想领域的科学付诸于理性，破除具有偏见性质的权威学科，并以此建构一套包括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在内，具有真实意义的哲学基础；另一方面他想以此建构一个纯粹理性的社会或者科学的国度。
马克思洞悉到，“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就是说，宗教是还没有获得自己或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然而就当时的德国状况来看，宗教已经不是一种精神生命的内在寻求，反而作为一种虚假的观念，作为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对人进行抽象的统治。就是说，这种由颠倒意识转为颠倒世界观的宗教，已经在神圣的彼岸世界中染指了尘世的世俗权力，成为统治者利用的手段，它不再以精神的圆融慰藉尘世中的现实苦难者，而是以自身的神秘性辩护世俗权力的绝对权威性。并且，正是由于宗教对现实生活的过多干涉，致使现实世界的苦难者被愚弄在彼岸世界的虚幻幸福之中。可以说，宗教已经变成了一种抽象的政治力量，或使政治力量神秘化了。而这种抽象的、神秘的统摄力量，不仅没有因为人的制造而服务于人本身，反而是以对立面的向度来制约人的发展。在马克思看来，宗教的颠倒问题，实质就是宗教的异化问题，而关于宗教异化问题的彻底消解，只能在宗教产生的现实根源中找到答案。
事实上，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探索源发于《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在马克思的这篇博士论文中，我们至少可以发现这样两种语义，其一，即马克思将现实的环境(特别是人类社会环境)视为实现人自由性的思想前提；其二，马克思清楚明晰到，就当时的德国状况来讲，反对宗教神学就是反对封建专制制度。[5]在此，马克思不仅对人的自我意识所附有的自由性进行肯定，也清晰认识到宗教哲学与德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微妙关系，所以他对德国观念哲学的批判，较早地表现在以宗教问题为代表的意识形态批判上。
项目结算书能够反映审计项目资金使用状况和准确确定工程项目的成本。审计后的项目结算书，与施工单位和建设单位的直接利益紧密相关。如何通过结算来反映真实的资金状况，以避免自身利益受损，是甲乙双方需共同密切注意的问题。施工单位将竣工结算作为考评自身盈利水平的重要依据。建设单位将竣工结算数据作为最终数据，调整动态成本，作为对收益测算的最终数据。同时将各项结算数据分析整理，沉淀下来，作为后期同类项目进行拿地测算、目标成本编制的重要依据。
截然相反的是，青年黑格尔派的那些观念哲学家们却坚定地相信宗教的问题只能在宗教本身中寻求答案，宗教异化的难题也只能在抽象思维的意义上进行批判而予以解决。无论是费尔巴哈，还是施蒂纳，可以说从施特劳斯到鲍威尔的整个德国哲学界都止步于意识的批判，高估了观念、意识在现实生活中的价值与作用。青年黑格尔派的目的在于，将宗教作为终极原因来解释现实世界中的现实关系，特别是所有令他们反感和痛恨的尘世关联。这样，在他们进行所谓的宗教批判时，他们就俨然将自己定义成了拯救世界的救世主。可问题恰恰在于，他们只局限于语词与词句间的纠缠与争斗，或者以语词或词句进行语义上的抗诉世界，而没有明晰现存世界的现实关系才是最为根本的现实困境。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发现青年黑格尔派观念论的最大问题，就是他们颠倒了观念、意识与物质、现实的关系。马克思觉解到，他们不明白观念与现实的社会关系具有怎样的内在关联，甚至连他们自身所进行的生产活动与交往行为都从来没有被关注过，也就是说，青年黑格尔派割裂了德国哲学与德国现实的关系，抛开了现实的客观物质环境而空洞地停留在语词的斗争当中。显然，马克思在这里已经没有将宗教意识的批判停留于认知模式上，而是从意识形态的现实基础出发，深入考察了这些观念背后所掩盖的物质活动与社会关系。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从意识形态的本质来看，“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3](P29)从意识形态的语义嬗变过程来看，“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3](P34-35)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社会分工的发展，“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3](P35-36)所以意识形态必须通过现实的物质实践活动进行解释，而不是像青年黑格尔派那样，“到处用宗教的观念来代替一切，或者宣布一切都是神学上的东西。”另外，马克思在考察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时，除了分工以外，还注意到了社会状况、生产力与劳动之间的关联，他发现“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发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说来就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3](P37)
采用SN/T 0852-2012《进出口蜂蜜检验规程》[18]中附录A中方法测定蜂蜜含水量。测定完成后在常温下密封备用，待进行流变仪的测定。
正是马克思在对意识形态同分工与生产力等多种关系的考察中，发现在社会分工发展的同时也包含着诸多内部矛盾，作为内部矛盾的私有制、阶级、国家等多维范畴，在相互对抗与和解的紧张关系中使特定的思想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与强大的意识形态力量。总之，马克思正是基于揭露青年黑格尔派观念论的意识形态面纱，以及对社会经济基础的现实考察，使他向历史唯物主义更近了一步。
三、历史唯物主义推进意识形态理论
从某种角度说，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而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建构，实际就是对意识形态的理论构建。也就是说，在历史唯物主义之外，不存在意识形态批判的空洞领域，也绝不存在不具备意识形态批判性质的历史唯物主义。
故而，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所敞开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其实是他在考察人类现实社会后得到确证的。无论中国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主流观点都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正值全球化、数字化、信息化时代的社会发展进程中，资本逻辑的宰制形式也逐渐从单一走向复合，从宏观走向微观，历史唯物主义迎来了资本与科技共轨的时代挑战，特别是对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中国来讲，意识形态也由政治相关的观念话语转向现实世界的精神生活，逐渐渗透到图像、符号、标语等多维元素，以虚假的价值体系关怀现代人。正基于此，重新审视历史唯物主义与意识形态的当代价值，对于引领新时代的精神走向具有重要意义。
尽管现代社会较马克思所处的封建制度有极大差别，但从根本上来讲，资本逻辑在社会的发展中依旧处在重要地位，甚至以一种异己的支配力量进行宰制，并且这种异己的支配力量在现代社会不但没有被消解，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愈加强烈地同其他异己力量同声相应。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所展开的意识形态批判不但没有过时，反而在现代社会彰显了更为重要的理论价值与思想活力。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意识形态问题同样尤为关注，思想家们相继对技术理性、大众文化、消费主义等诸多意识形态机制进行批判，他们针对资本主义或工业社会而尖锐指出：在广告、标语、图景等多维元素的冲击下，人们成了商品的俘虏，虚假需求使人丧失了原本属于人的自主性。[6]其中，鲍德里亚通过对现代物化社会中消费文化的批判，无疑丰富了关于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视野。就意识形态的现代变化来讲，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进行的理论工作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就意识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高度，或者说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视域来讲，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意识形态与历史唯物主义二者之间缺少内在的、必要的理论互动。这不仅是当代西方意识形态批判的理论困境，也正是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内的科学洞见。
马克思的深刻洞见在于，他准确地把握了意识形态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关联，以意识形态的批判性构建历史唯物主义，同时又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地平提升意识形态批判的理论品质。正如马克思在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后，发现了资本主义异化及自我扬弃的内在机制，揭示了资本主义自产生—发展—灭亡的历史规律，同时马克思在深入考察资本主义社会之后，对物化逻辑所遮蔽的人的现实关系，而给予了必要的和深刻的意识形态批判。换句话说，马克思认为人的关系已经被物的关系所扭曲和颠倒，这种扭曲与颠倒不是纯粹的思想结果，所以恢复扭曲与颠倒之前的合序性，也就不是单纯地思想抗争形式，而应当是以历史的进度展开对承载扭曲和颠倒的事物本身的批判与扬弃。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在考察意识形态批判时，将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引入，为意识形态批判注入了鲜活的思想血液，这不仅是还原历史唯物主义本来面貌的根本要求，也是反抗资本逻辑的内在旨趣。
关于社会发展的一般资本规律，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才能被认识，而这种认识就是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认知。由此不难看出，马克思较以往哲学家相比的独特觉解之处就在于，他不仅将意识形态理论提升至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思想地平而予以审视，同时，他也在考察意识形态时，以“反观”的向度而将意识形态界定为一种认知方式，这种认知方式不是以某种观念认知另一种观念，而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关于自我的认知，特别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并且，他将这种“反观”的视角直接地切入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关系而进行窥探；另外，马克思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而提出的意识形态批判，绝不是一般意义地以消灭对象而进行的单向批判，而是以辩证的向度拯救被意识形态掩盖的人的现实诉求。从这个意义来说，无论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世界观的意识形态批判，还是以意识形态批判为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都没有因为时代的变化而过时，反而在现代社会的日益变化中逐步凸显出特有的理论张力。
[参 考 文 献]
[1]麦克里兰.意识形态[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2]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4]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M].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5]黄楠森.马克思主义哲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6]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ossibility of Marx ’s Critique of Ideology
ZHOU Kun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China)
Abstract ：Marx’s Ideological Critiqu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ave profound internal consistency.On one hand，Marx construct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ith the criticality of ideology，thereby enriching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on the other hand，he relies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o reflect on ideological critique，in order to demonstrate its theoretical quality，thus raising ideology to the ideological level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Grasping the theoretical connection between ideological critic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from the general perspective of Marxist Philosophy，it not only reflects the unique vision created by Marx’s critique on capitalist ideology，but also highlights the inner tension of Marx’s ideological thought and the vitality of the era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Key words ：ideology；religious criticism；historical materialism；modern society
[中图分类号] B0-0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4-5856.2019.08.005
[收稿日期] 2018-08-02
[作者简介] 周 坤(1991-)，男，长春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
[文章编号] 1004— 5856( 2019) 08— 0021— 05
责任编辑：张 庆
标签：意识形态论文; 宗教批判论文; 历史唯物主义论文; 现代社会论文; 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