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自诞生之日起就受到了海内外学者的瞩目。其别具一格的文化史观，独特的中国史分期方式，尤其是论证中世与近世分期的唐宋变革论，百年来在史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和诸多争议。本文从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中国史通论》入手，概括了内藤的中国史分期理论和唐宋变革论，认为内藤的唐宋变革论在思想和行文上有着鲜明的特色。
关键词：唐宋变革，文化史观，中古贵族，内藤湖南
内藤湖南，本名虎次郎，日本京都学派的主要奠基人，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即日本中国史学的开创和奠基时期，发挥了开创性作用。[1]内藤在中国史学的最大建树在于其独特的文化史观及文化史观指导下的中国史分期理论。本文从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中国史通论》入手，试对其理论做出总结并分析内藤学说的特色。
一、内藤湖南的中国史分期与唐宋变革观
1.文化史观
内藤认为中国文化辐射到周边，形成了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独立的东亚文明世界。而文化的各种表现都有一种总特征或趋势，历史的发展本身即是各时代文化（广义，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发展。各时代依据文化发展的形势、内容之不同显现其阶段性，从而成为历史分期的依据。[1]
按照中国文化在社会阶层内部的发展变化，和以汉族为中心的中原文化对周围地区的辐射作用及周围民族受中原文化影响产生文化自觉后对中原地区的反作用，他将中国史分为上古，中古（中世），近世三大部分。
第一期
上古时期
从开天辟地到东汉中期。 继承上古发生的文化，完成向四方民族扩展的过程。
从东汉后半期到西晋为止（316年）出现第一个过渡期，中国文化暂停向外发展。
第二期中世时期
从五胡十六国到唐的中期
外部民族接受中原文化产生觉醒，外部文化反作用于中国内部。
贵族政治兴起，君主成为贵族阶级的共有物。
从唐末到五代出现第二个过渡期，来自外部的力量在中国达到顶点。
第三期近世时代前期
宋元时代君主独裁政治，君主具有超越统治阶级之上的地位。
贵族没落，平民地位提高，参与一定的地方政事。
第四期近世时代后期
明清时代
在内藤的中国史分期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论证“唐宋之间产生了从中世向近世的转变，唐代是中世的结束，宋代是近世的开端” [2]的唐宋变革论。
2.宋以后近世说
“唐末与北宋之交产生了从中世向近世的转变”，“这种转变体现在政治、经济、思想、社会各个方面” [2]。如上文表格所述，内藤认为中世时期外部民族接受中原文化产生觉醒，外部文化反作用于中国内部。（具体表现为军事入侵和伴随的文化交融。）[1]至唐末五代过渡期，来自外部的力量在中国达到顶点。然而为什么认为进入宋代以后，外部力量在中国影响削弱（不再是顶点）了呢？中国文化是否重新对外部民族发挥影响作用？内藤在《中国史通论（上）》的结尾提到了西夏、契丹、蒙古的崛起和与南宋的对峙，也零零散散提到了它们之间的文化交流尤其是宋周边民族汉化，但并未将其作为唐宋变革论一大方面加以醒目系统的论述。
从一开始，唐宋变革论就忽略了文化中心转移中关于地域间转移的部分，只关注文化中心在社会内部阶层间的转移（即社会转型）。推究这种侧重和忽略，应该与内藤宋以后近世说的目的有关，即要用贵族政治向君主独裁的转变和随之产生的宋代以后平民力量的兴起趋势论证清末以后中国必将走向共和制。
3.走向近世：贵族政治向君主政治的转型
内藤唐宋变革说的重心不在于经济，他对整个唐宋变革的论述以政治为核心，即贵族政治的衰亡和君主独裁的兴起，以及随之平民力量的发展。内藤在《中国史通论》“中国中古的文化”部分对中古的定义是“以贵族为中心的时期”，整个中古史以门阀的形成与影响为线索，“要言之，在六朝时期，贵族成为中心，这是中国中世纪一切事物的根本……这一贵族社会在唐代末期至五代之间,完全解体了。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 [1]在“中国近世史”部分，他用了八个小标题论述“近代史的意义”：
“ （1）贵族政治的衰落和君主独裁政治的兴起
（2）君主地位的变迁
（3）君主权力的确立
（4）人民地位的变化
（5）官吏录用法的变化
（6）朋党性质的变化
（7）经济上的变化
（8）文化性质上的变化” [1]
明显看出这八点都是以“贵族政治的衰落和君主独裁政治的兴起”为核心的。然后内藤用了一个章节“贵族政治的崩溃—从六朝到唐代的贵族政治为什么会走向崩溃”来叙述唐宋之间整个社会变革的过程。所以难怪日本百年以来对唐宋变革论的争议几乎都聚焦在“贵族制的衰亡”上。
二、内藤学说特点
内藤及其中国史分期理论在日本的中国史学上发挥了开创与奠基的作用，对中美两国中国史学界也影响深远。一则由于其身处近代意义的中国史学的开创时期，具有先天的优势，犹如树之干，水之源，后世学者不能绕过；二则是其学说的丰富度和独特理念的学术生命力之体现。百年以来，内藤学说开枝散叶，争论不休，形成了丰富而深入的学术话题，同时日本、美国、中国三国学界对其有着不同的接受程度和研究方向。这些争论与内藤学说论述的特点有关。
1.行文缺乏严谨的逻辑论证
仔细观察内藤集中叙述其唐宋变革论的《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和《中国史通论》，可以发现它们都不是非常规范的学术文章和专著，如果不是已经了解到其开创性的思想体系和奠基性的学术影响力，几乎令人怀疑其“经典”地位。实际上《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来自演讲稿，《中国史通论》一书也是整理自讲义，这些不规范确实也在情理之中，可能与内藤本是记者出身；20世纪初规范的现代史学尚未建立也有关。
这种行文的不规范，不严谨处处可见，比如：
对重要概念缺乏清晰直接的定义。
在厚达几百页的《中国史通论》中甚至没有给出“中世”、“近世”这种核心概念明确的定义，[3]只有具体的中世近世的社会特征、表现（“以贵族为中心的时期”更接近于社会特征而非定义）；没有对贵族和贵族政治的直接定义，只有零零散散的特征和表现；“名族”、“世家”、“贵族”、“门阀”等词混用，直到京都学派的代表宫崎市定、安田二郎等人给出贵族制的定义。
缺乏严谨的逻辑论证
与第一点“中世”、“近世”核心概念没有明确有关，全书在没有明确说出中世向近世变革的变革标准的情况下直接列举各种具体的变革内容，以浅显的“结论+表现”叙述方式代替严密的逻辑论证，然而“贵族政治向君主政治的转型及以之为核心的其他转型”是否足以论证中世向近世转变呢？对于隋唐存在贵族政治的论证亦有着同样的问题。
实际上对于“六朝贵族对国家政治的作用方式及实际效力；隋唐时期贵族能否构成对君主的对峙力量，从而使隋唐政治成为贵族与君主的妥协体（能否认为唐朝存在贵族政治）；贵族阶层的转变是否足以上升到社会转型的高度；这种转型是什么性质的，是否足以成为大的历史分期的依据（比如有学者认为这是封建社会内部的社会转型）”这一系列内藤一略而过，没有论证或论证不足信的问题，后世一直争论至今天。也许这是内藤的唐宋变革观在欧美学界被翻译成“内藤假说”（Naitu Hypothesis）的原因。
2.文化史观一以贯之
文化史观是内藤中国史分期的灵魂，是其理论依据和一以贯之的线索。
如牟发松所言，“文化史观实为包括唐宋变革说在内的整个内藤史学的理论基础”。[4]内藤的中国史分期是在其文化史观的指导下形成的，要理解内藤的中国史分期，就必须深入了解其背后的文化史观思想。各种研究都认为，内藤的文化史观又是受其个人背景和20世纪初学术背景、日本政治背景所影响的，有其政治倾向，推崇中国文明从而为日本某些政治意图张目。其中唐宋变革论又包含了对中国必将走向共和制的政治预测。
3.中世贵族观引人注目
在内藤的唐宋变革观中，他的中世贵族观（即对六朝隋唐贵族政治的论证）是极其引人注目的。内藤并未对贵族下定义，但通过其行文如“六朝贵族不是上古的氏族贵族，也不是(像欧洲中世的)封建领主，只是一种地方名望家出身的贵族” [1]可以感觉到内藤认为中世贵族的根本特质是其权力地位来源于地方名望，且这种地位是存在于国家支配之外的。这是一种超政治地位。
三、结语
本文整理了内藤中国史分期理论与唐宋变革论的内容，认为内藤学说在行文和思想上具有“行文缺乏严谨的逻辑论证、以文化史观为灵魂、中世贵族观引人注目”的特点。内藤学说的开创性和不完善引起了后世批评和完善其学说的努力，而内藤学说的魅力正在于其丰富度和开放性。内藤的唐宋变革说“作为中国近代史学论域中提出的最早的一种假说” [1]，至今仍有着鲜活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内藤湖南.夏应元等译.中国史通论（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1] 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N].（日文）历史与地理.1922-9-5.
[2] 黄艳. “贵族政治”与“君主独裁”——内藤湖南“宋代近世说”中的史实问题. [J] .文史哲.2005（01）：38-47.
[3] 牟发松.唐宋变革说诸问题述评[J].历史教学问题.2014（04）：
论文作者:王思源
论文发表刊物:《文化研究》2018年第12月
论文发表时间:2018/12/21
标签：唐宋论文; 贵族论文; 中国史论文; 近世论文; 政治论文; 文化史论文; 君主论文; 《文化研究》2018年第12月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