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赵树理在工农兵文学运动演化中的“史性”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农兵论文,价值论文,赵树理论文,文学论文,史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35(2016)01-0026-07 DOI:10.13451/j.cnki.shanxi.univ(phil.soc.).2016.01.004 工农兵文学运动、思潮，是发生于1942-1976年间的一个完整的占据中国文学主流位置的文学运动、思潮，作为体现了一个时代精神形态、特征的文学运动、思潮，其意义不言而喻。赵树理的文学创作与工农兵文学运动、思潮，有着血肉一般的有机关联，二者在这一运动、思潮发展过程中的消长关系，是研究赵树理及工农兵文学运动、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赵树理与兴起及奠基期的工农兵文学 我们或许首先应该把工农兵文学运动、思潮(以下简称工农兵文学)的兴起，放在一个广阔的历史背景下给以解读，才能更为清楚、深刻地理解其兴起及之后发展的意义。 自鸦片战争始，有着超稳定社会结构系统的老中国，在自身原因及外在刺激下瓦解了。西方的资本经济模式首先从中国南部进入中国，经过洋务运动的技术革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政治革命，五四运动的思想启蒙革命，以及在这之后的战争行为，这一资本经济模式，以南京蒋氏政权的成立为标志，在中国得以初步形成，并在其后十年有着较大的发展，这就是工业经济的发展，金融经济的出现，现代新闻报业的繁荣，以学校教育为载体的现代教育的成形，以各地实力派为代表的对专制独裁的对抗等等。但伴随着这一资本经济模式不断壮大，其模式本身所带来的各种社会危机也在激烈加剧，这就是贫富悬殊，权力腐败，社会不公，由商业经济取代自然经济之后，全民性的价值动荡等等。作为对这一资本经济模式的对抗、制衡力量，中心由中国南方逐渐转入北方、由城市逐渐转入农村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形态，日益强大起来，这一社会形态，我们在后面简称为根据地形态。 发生自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资本经济模式瓦解老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之后，适应着这一模式的形成，在文化思想领域的以文化形态为载体的对新的社会价值体系、人生价值体系的启蒙与建构。而后，其左翼部分，以上海为中心，则发展为在这一资本经济模式内的对这一资本经济所带来的社会危机的对抗与制衡。当中国北方的根据地社会形态日益强大起来之后，这一社会形态，就迫切地需要构建适合自身发展的文化思想形态并以此对抗资本经济所形成的文化思想形态。为这一新的文化思想形态构建所召唤，在对抗、制衡资本经济上迫切地需要新的发展路向的左翼文学，其纷纷投向根据地社会形态的中心——延安，就是必然的大势所趋了。 但是，自上海而来的左翼文学的代表者，如王实味、丁玲、萧军等等，他们的文化思想形态及其资源，主要是产生于资本经济模式内部的危机之中，并不是在根据地社会形态基础上形成的。举例来说，那种建立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商业经济基础之上的个性的张扬，就与根据地社会形态所强调的高度的集体主义精神，不相吻合。由是，有了以延安为中心发生的自上海而来的左翼文化思想与根据地文化思想的激烈冲突，有了延安的文艺整风运动，有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一讲话的核心就是，在与资本经济模式的社会形态作生死斗争时，文学创作要为根据地社会形态服务，为支持这一社会形态的主要力量工农兵服务。突出的表述就是，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由此，就带来了文学创作的民族化、通俗化、大众化的问题；带来了自上海而来的左翼作家的立场、情感的改造问题；带来了歌颂与暴露、写真实与文艺的功利主义关系的问题，写英雄人物还是写普通人的问题；带来了普及与提高的问题；带来了建立在个人基础上的人性与建立在集体基础上的阶级性之间的关系的问题等等。毛泽东的《讲话》则代表了根据地文化思想形态与自上海而来的左翼文化思想形态在激烈冲突中及冲突之后，根据地社会形态对根据地文化思想形态的构建标准与要求，只是这一讲话，更多的是在理论层面的系统性表述。 虽然经过延安的文艺整风运动，根据地对来自上海的左翼文学工作者在组织上进行了成功的收编，但根据地文化形态所要求的文学，在当时根据地的中心延安还暂时没有产生成熟作品的可能。这是因为，从上海来的富有创作经验的作家，如丁玲、周立波、萧军等人，他们对根据地生活的熟悉及他们的立场、情感的转变，他们对根据地文化思想形态对文学创作的要求的汲取，他们对根据地文化思想形态所要求的文艺样式的学习，都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在延安本土的文化人，则由于上海来的新文化人在延安力量的强大，无疑在无形中对他们构成了一种压力与影响，这种压力与影响，妨碍了他们按照根据地文化思想形态的标准与要求所进行的创作。 历史把这样的契机给了赵树理，赵树理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从地利说，山西当时是除延安之外，最重要最强大的根据地，而上海来的新文化的势力，还不据有如延安那样的绝对的优势，这就给赵树理的创作以相当广阔的自由的发展空间。从人和说，赵树理来自农村，又汲取了五四新文化关于文艺大众化的文化思想资源，自己已经在这方面有了长期的自觉的准备与努力，并且已经写出了适应根据地文化思想需求的相当成熟的作品，如《盘龙峪》《再生录》等等。从天时来说，根据地文化思想形态，不是人为地提出的，而是根据地社会形态在发展到相对成熟之后，对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思想形态的必然要求。如是，赵树理的文学创作，不是响应、遵从毛泽东《讲话》的结果，而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①毛泽东的《讲话》是对此在理论上的系统的表述，赵树理的文学创作，则是对此在创作实绩上的展示。有了成熟的理论体系，有了成熟的作品实践，二者的出现，标志着工农兵文学的兴起。 但是，作为一个运动、思潮的规模，兴起并不等同于成熟，赵树理则是以自己创作上的成熟参与到这一运动与思潮的构建之中，从二者的发展形态看，赵树理一开始就站在了这一运动、思潮的潮头位置。 也正因此，在工农兵文学兴起之际，赵树理是作为工农兵文学的标志、学习的样板而受到推崇的。这就使其时根据地文化思想形态的权威人物纷纷著文予以倡导，如作为根据地文化思想形态代言人的周扬的文章，作为在资本经济统治区的对抗资本经济文化思想代言人的郭沫若的文章，特别是陈荒煤代表根据地政治和文化思想领域提出的“赵树理方向”，更是把赵树理的文学创作放到了根据地文学发展的“方向”的高度。② 但是，赵树理的文学创作与“赵树理方向”却是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对二者不能予以简单地等同。赵树理的文学创作，是赵树理文学创作的实际与实践活动；赵树理方向，则是根据地政治领域、文化思想领域对赵树理文学创作的阐释，是阐释中的赵树理。二者之间的差异甚大，需要给以认真的辨析。从根本上说，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赵树理的创作是以农民利益为立足点的；赵树理方向，是以根据地社会形态为立足点的。二者在农民利益与根据地社会形态非常一致时，是蜜月期，而在农民利益与根据地社会形态及共和国社会形态渐趋分离时，则导致了赵树理的文学创作与赵树理方向的渐趋分离。至于这一致与不一致的具体的表现形态，却还是学界赵树理研究中的一个弱项。但从实际的历史发展过程考察，从1943年到1948年，应该是赵树理的文学创作与赵树理方向、赵树理的文学创作与根据地文化思想形态的蜜月期。 在这一蜜月期，也是赵树理文学创作的优质高产期，如《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福贵》《孟祥英翻身》《邪不压正》等等，都出自这一时期，赵树理以自己的优质高产，为工农兵文学的奠基，贡献出了坚实厚重的基石。 但是，赵树理是以自己农民、知识分子、党的干部这样三重的写作身份进行创作的，其创作的思想资源也来自这三个方面。在这三个方面中，赵树理文学创作与文学构成的根本的价值立足点，是基于农民现实生存层面上的农民的利益，并以此为标准来决定对其时根据地政治文化及五四思想文化的汲取程度的。根据地文化思想形态所要求的根据地文学，则是为着根据地的社会结构社会形态服务的，是产生于根据地社会结构社会形态的文学产物。这与赵树理的文学构成有着很大区别。举例来说，立足于农民利益，还是立足于根据地社会的整体利益，这二者即使在其一致的时候，在侧重点上，也还是有很大区别的。譬如，立足于农民利益，就会重视集中体现了农民个人利益的“中间人物”；立足于根据地社会的整体利益，就会重视集中体现这一整体利益的代表人物——先进人物。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从标题上看，主人公是小二黑与小芹，但真正写得最为鲜活的，却是作为“中间人物”的二诸葛与三仙姑。这一差异与表现形态，最为生动而准确地体现了农民利益与根据地社会整体利益在一致时，作家在创作立场、作品的侧重点与表现形态上的差异。或者说，赵树理在理性上，在意识层面，是立足于根据地的整体利益，但在更为根本性的情感层面上，无意识层面上，他却是立足于农民的利益。二者之间的关系，导致了他虽然试图以先进人物作为小说主人公，但真正的实际的小说主人公，却恰恰是他笔下的“中间人物”。 考察工农兵文学的形成与兴起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在最初的形成与兴起时，赵树理的文学创作及赵树理方向的提出，是工农兵文学的主要部分，但随着根据地文化思想形态对从上海来到延安的五四新文化代表作家的成功规训与收编，根据地开始出现了完全符合根据地社会形态要求的成熟的根据地文学，这就是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及根据地按自身要求在本土培养出来的一批作家的作品，如贺敬之等人的《白毛女》。这些作家作品构成了工农兵文学的正宗、主潮，居于根据地文学的庙堂位置，你只要看看是这些作品被根据地送往苏联参评并获得了被当时根据地所认为的标志成功的最高文学奖——斯大林文学奖，即可对此有所领会。赵树理的文学创作，相形之下，则转而处于民间的位置，渐渐地在实际上被边缘化了。 在工农兵文学中，还有一种创作形态不容忽视，那就是以孙犁为代表的延续了并主要以五四文学为自己创作思想资源的一支文学力量及他们的创作实绩。由于我们在这里重点探讨的是赵树理与工农兵文学的关系，对孙犁所代表的文学形态之于工农兵文学的关系，暂且不作展开论述。 或许我们可以说，在工农兵文学的奠基期，工农兵文学是由赵树理为代表的站在民间立场的文学创作、孙犁为代表的站在五四文学立场的文学创作、丁玲、周立波、贺敬之等站在根据地文化思想形态上的根据地文学共同构成。工农兵文学在最初兴起时，赵树理的文学创作是其中坚骨干力量，但在其奠基时，则是以赵树理方向为代表的根据地文学占据了核心、主潮位置。其兴起、形成期，是以1940年代前期毛泽东的《讲话》和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为标志；其奠基，则是以1940年代晚期的丁玲、周立波、贺敬之等人的作品及其获斯大林文学奖为标志。 二 赵树理与发展及高潮期的工农兵文学 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根据地社会形态转向了共和国社会形态。从表面上看，共和国社会形态只是根据地社会形态的扩大，其实完全不然。根据地社会形态的主要矛盾，来自于对南京蒋氏政权为代表的资本经济社会形态的对抗与制衡，其存在的积极意义也在这里。共和国社会形态的主要矛盾，则来自于自身的内在矛盾，其积极意义则在于如何调整自身的内在矛盾。相应地，随着主要矛盾的转换，毛泽东《讲话》中所提出的工农兵文学所面临的问题与矛盾，也需要得到根本性的转换与调整。举个例子，在共和国自身的内在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时，对于这些矛盾及这些矛盾所形成的问题，要不要暴露与批判？再如，在一个和平建设的年代，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价值性是不是应该得到高度的重视与肯定？如此等等。 共和国内在的自身矛盾的形态、类型各种各样。举个例子，如果说，根据地时期的主要矛盾，来自于根据地这一“整体”与资本经济社会形态这一“整体”之间的矛盾，是“整体”与“整体”之间的对抗与矛盾，那么，在共和国时期，个人作为“个体”与国家这一“整体”之间的矛盾，就成为共和国内在矛盾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 伴随着1955年前后，国家这一“整体”在经济、政治上对农村、城市、媒体、教育私有化的改造与收编，在文化思想领域，对“个人”的改造也就同步进行。于是，工农兵文学首先在1955年整肃、清算了外在于工农兵文学的来自于资本经济社会的坚持五四式个人主义的胡风的文艺思想体系。接着，主要以五四“个人”思想形态为自身创作思想资源的孙犁，在1956年，也因为不能得到畅快的表达，郁积成病，被工农兵文学挤兑出了文坛。1957年，工农兵文学又整肃、清算了伴随着共和国内在矛盾的激化，在共和国内部出现的以强调“人性”为特征及以强调批判官僚特权为特征的、试图调整个人与国家关系内在矛盾的以宗璞《红豆》、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等为代表的“百花文学”及其理论上的代表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等等。 伴随着对这些或来自于外或来自于内的试图调整共和国新出现的内在矛盾的各种文学力量与思潮的整肃与清算，也伴随着在时间延续中的沉淀与积累，工农兵文学在共和国的社会形态中，开始把根据地文学形态渐渐地推向了高潮，并试图作为另一方的力量来解决共和国的内在矛盾。从1948年到1955年，可以视为工农兵文学的发展期，1959年前后，则可以视为工农兵文学的高潮期。其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就是以三红(《红日》《红岩》《红旗谱》)一创(《创业史》)、山(《山乡巨变》)青(《青春之歌》)保(《保卫延安》)林(《林海雪原》)为代表的长篇小说，以杨朔为代表的歌颂性抒情散文和以贺敬之、郭小川为代表的长篇政治抒情诗如《放声歌唱》《致青年公民》的出现。这些作品，基本体现的都是牺牲个人献身“整体”并为此具有超乎常人的非凡的种种表现的品格与精神特征，如对苦难的承受，完全献身的无私，克服困难的毅力，对物质生活的极度鄙弃，对纯净精神的极度追求，并且，基本上都是以歌颂“整体”的业绩，歌颂这些人的上述的品格与精神特征为主。 赵树理的作品显然不是这样。在共和国个人与整体的内在矛盾面前，他反而愈发地站在了农民个体利益一方，并以此来评判时代的变化，社会的变迁。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久，他就受到了共产党主管意识形态的主要负责人胡乔木的批评：“写的东西不大(没有接触重大题材)，不深，写不出振奋人心的作品来”。胡乔木是立足于国家这一“整体”的立场上来看立足于农民个体利益立场上的赵树理的文学创作，那自然会得出“不大”“不深”、不“振奋人心”[1]468的结论来。 也确实如此。相比“三红一创、山青保林”及杨朔、贺敬之、郭小川笔下的站在国家立场上所抒发的豪情壮志，所表现的非凡业绩，赵树理站在农民个体利益上，斤斤计较于农民个体日常生活中斤斤两两的得失，确实“不大”“不深”“不振奋人心”，两相比较，几近天壤之别。 如是，我们或许会明白，赵树理在这期间的文学创作，虽然与胡风的文艺理论、与孙犁的小说创作形态、与“百花文学”似乎完全不同，也全然不在一个文艺思想、思潮谱系，但他们在与共和国的主潮文学的对抗性上，却有着相近的一致之处，却在共和国社会形态中，在个人与国家这一“整体”的相互关系中，均站在“个人”的立场上，从而有着深层的精神脉系的相连。之所以在这一时期，赵树理的文学创作，还没有如胡风、百花文学那样受到整肃与清算，没有如孙犁那样在被冷落中沉寂，而只是不断地受到批评，是因为在共和国社会形态的内在矛盾的冲突中，工农兵文学主潮与外在于工农兵文学的胡风文艺思想的冲突更明显，更具有分歧的历史渊源，与孙犁所代表的五四文化思想形态更难以兼容，与“百花文学”的冲突，更具有现实的敏锐性，而与赵树理所代表的农民的个体利益的冲突，还没有尖锐到无法合作的程度，也对赵树理党的干部的写作身份所形成的对工农兵文学主潮的价值指向，有一定程度的认可与妥协。 因此，当1955年，共和国社会形态完全取代了根据地社会形态，当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形态，完全转入了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当在这种社会形态的根本转型中，新生了“个人”与国家的矛盾且在这一矛盾中，开始了国家这一“整体”对“个人”的整肃、规训、收编时，站在农民个体利益的民间立场的赵树理的文学创作的高峰，也就到顶了。所以，在1954年写完《三里湾》之后，赵树理就进入了自己文学创作的下滑期，而且，以1958年的在个人与国家关系上，表现异常困惑、矛盾的《锻炼锻炼》为标志，下滑到了谷底。 从工农兵文学及赵树理文学创作发展演化的轨迹考察，赵树理的文学创作高峰以1954年发表的《三里湾》为标志宣告结束，并退出了工农兵文学的主潮，以1958年的《锻炼锻炼》为标志，下滑到了谷底。而恰恰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工农兵文学在1948年步入发展期后，在1955年开始进入自己的高潮期，并于1950年代末，达于高潮顶峰。来自根据地文学或者共和国文学自己培养的作家，大多在这一时段开始成名或者走向成熟。“三红一创、山青保林”的创作或者发表时期，大致都属于这个时段，杨朔散文的转型来自于他在1956年所写的《香山红叶》，郭小川也是在1955年发表了其成名作《致青年公民》，作为工农兵文学主潮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山药蛋派”的骨干作家西戎、李束为、马烽、胡正、孙谦等人，其创作高峰期，也是始于此时。如此等等。在赵树理文学创作与工农兵文学主潮发展演化的落差、间距中，其实深隐、潜藏着这一文学运动、思潮的内在矛盾之“力”，赵树理所遇到的困惑，很快工农兵文学主潮就会因无法调整自身的内在矛盾，也同样遇到，只是时间上有先后罢了。 三 赵树理与下滑及消亡期的工农兵文学 从1959年到1961年，中国民众经历了三年的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严峻的形势，终于使中国社会各界开始正视共和国自身的内在矛盾，文学界自然也不例外。 1962年，中国作协在大连召开了短篇小说座谈会，在这个座谈会上，大家普遍对赵树理近些年的创作姿态、小说创作作了高度的肯定。譬如，中国作协领导人邵荃麟说：“这个会上，对赵树理同志谈得很多，有人认为前两年对他评价低了，这次要给以翻案。为什么称赞老赵？因为他写了长期性、艰苦性。现在看来，他是看得更深刻些。这是现实主义的胜利。”[2]赵树理在这个会上，被誉为描写中国农村的“铁笔”“圣手”。这个会有三点特别值得注意：第一，是对赵树理写“中间人物”的肯定。这绝非仅仅是对赵树理小说创作中的一种人物的肯定，其实质是，强调在共和国社会形态下，在个人与国家的相互关系上，对个人的物质性的日常生活的价值性的肯定。因为对个人的物质性的日常生活的重视，在中间人物身上体现得最为突出。第二，是工农兵文学主潮在一度疏离了赵树理之后，重新肯定了赵树理的作用与意义，要给赵树理“翻案”并试图在此意义上，检讨工农兵文学在此之前的偏颇，回到赵树理的创作方位，调整工农兵文学主潮内在的自身矛盾。第三，这种反省，是工农兵文学主潮自身主动做出的。邵荃麟是工农兵文学主潮的理论家、代言人，工农兵文学主潮在拒绝了胡风以工农兵文学主潮之外的异质思想资源来调整工农兵文学的内在矛盾之后，在拒绝了工农兵文学自身内部新生的“百花文学”的创作与理论对自身内在矛盾的调整之后，终于在农民这个与工农兵文学最为亲近最有血缘关系的群体上，在这个内在矛盾的最后的底线上，开始从领导层面，主动试图来对这一矛盾进行积极的调整。这是工农兵文学调整自身内在矛盾的最后的一次努力，也是赵树理文学创作的回光返照，是赵树理文学与工农兵文学主潮关系的回光返照。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这次会议后不久，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随着对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高调宣传，对大连会议肯定赵树理的文学创作，对大连会议所提出的“中间人物论”“现实主义深化论”的批判也就开始了。 在大连会议上的回光返照之后，赵树理的创作就进入了衰退消亡期，工农兵文学主潮也开始步入了自己的下滑衰退期。 在这一时期，工农兵文学主潮的创作重点，在形式上，转入了戏剧创作，其时几次大规模的全国性的戏剧调演就是其标志。之所以在创作形式上转入戏剧创作，是因为在其时，戏剧创作有着更能为大众所接受的普及性，工农兵文学主潮正是试图以此来体现文艺创作对大众的思想教育的功能。在思想内容上，工农兵文学主潮的重点，是对个人的物质性的日常生活价值性的否定与批判，是将对个人物质生活的鄙弃与对忠于集体的纯净精神的赞扬推到了极致，并将之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上升到争夺领导权的高度。这在三部当时红极一时的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年青的一代》《千万不要忘记》中，有着非常集中与突出的体现。譬如《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的陈喜扔掉了粗布袜子，《年青的一代》中的林育生留恋上海的都市生活，《千万不要忘记》中的丁少纯追求毛料衣服等等。作者宣扬的就是，西方资本经济社会模式，就是试图以此来使中国的革命者，特别是革命者的后一代，接受西方资本经济社会模式所鼓吹所推行的价值观念，从而让中国的红色江山改变颜色。 赵树理在这一时期前后的创作则截然不同，他仍然对个人的物质性的日常生活的价值性予以认可并给以顽强的坚守。在《张来兴》这篇小说中，赵树理甚至少有地以一个厨师作为小说的主人公，小说的主要内容，也少有地是写人民代表们怎么从不会吃鱼到对吃鱼津津有味，并对能做出美味的鱼的厨师张来兴表示出了极大的尊敬。 在这一时期，工农兵文学主潮更愿意宣传那些体现了国家意志的超凡的先进人物，写这些人物先进事迹的报告文学风行一时，譬如《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大寨英雄谱》《小丫扛大旗》等等。但赵树理却更愿意去鼓吹那些基于个人本性的热爱劳动的普通的劳动者，并且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的劳动模范。譬如那篇《套不住的手》，体现的是两种劳模文化的冲突。在这种冲突中，赵树理再一次地表现出了他特有的固执与倔强，他在晚年所写的《回忆历史认识自己》的长文中，坦言自己“读了一本《欧阳海之歌》，这些新人新书给我的启发是我已经了解不了新人，再没有从事写作的资格了”[1]482-483。 在这一时期，适应着对那些脱离个人物质生活并对精神性表示出极度热情的时代英雄的歌颂，工农兵文学主潮在文风中，体现出了一种对精神的激情、狂热与造作，在贺敬之、郭小川那些煽动性极强的长篇政治抒情诗里，在杨朔虽然写的是散文，却偏偏要用诗一样的语言的表述中，在《艳阳天》的主人公日常生活里却用政治报告的语言来讲的话中，在其时全国性的戏剧调演的革命现代戏那些激昂慷慨的唱词里，我们都或多或少地可以看到这一点。 赵树理对此在心里一定是厌恶的，所以，他才要在他后期的几部小说如《互作鉴定》《卖烟叶》中，对农村青年热衷于文学创作表示出了那么反常的态度。相比较他1957年在《不要这样多的幻想吧——答长沙地质学校夏可为同学的信》一文中对热衷于文学创作的文学青年的忠告，这一厌恶就更显得醒目与突出。所以，他才要在晚年写作的小说中，如《实干家潘永福》《套不住的手》等，更为淡化其小说技巧，突出其纪实色彩，以此来与其时那种激情、狂热、造作的文风相对抗。 对政权权力的危机意识，那种认为有相当多的政权权力被那些被推翻的反动阶级勾结党内的既得利益者所掌控，是工农兵文学主潮在这一时期所反复表现的，最为典型的代表作就是《夺印》。赵树理自1955年之后的创作，大部分是半自动写的，他最后的作品《十里店》却是他少有的自动写的，而且，他对此篇特别看重，“自以为重新体会到政治脉搏，接触到了重要主题。”[1]473在这篇作品中，赵树理从主观上，也试图写出如其时“夺印”的重点，写出被推翻的地富勾结党内既得利益者试图变天，并在其中试图努力写出自己一向写不成功的英雄人物。但两相比较，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工农兵文学主潮的代表性作品《夺印》中的重点，是权力掌握在谁的手里，这从庙堂的视角看，才是最为重要的，其立足点，是庙堂。而《十里店》从表面看，斗争也是围绕着权力掌握在谁的手里来进行的，但一到了具体的情节展开与场面描写，我们就看到，干群矛盾、权力者与普通民众之间的矛盾，农民利益被权力所损害，才是作者所最关心的，才是作品的重点。这与赵树理一向重视写农村中的坏人在革命性的变动中掌握政权，从而危及农民切身利益的危害性是一脉相承的。作者的立足点，也还是在民间，在农民现实日常生存的利益上，虽然作者在理性上努力向庙堂靠拢，但二者的分歧，在此时已经难以弥合，这也是赵树理《十里店》的写作陷入死胡同的主要原因。赵树理曾非常苦恼地说：“《十里店》一剧真害死我也”[1]482。 蛮有意味的是，赵树理最后的创作《十里店》，也是采用了与工农兵文学主潮在这一时期所特别看重、推崇的文艺形式——戏剧的形式。 《十里店》的写作，标志着赵树理文学创作的结束、消亡，而在此时，也正是工农兵文学主潮开始走向结束、消亡的起点，其标志，在理论上，是《林彪委托江青同志在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创作实践上，则是八部革命样板戏。 在以八部革命样板戏唱了十年独角戏之后，工农兵文学终于落下了自己的历史帷幕。 梳理了工农兵文学与赵树理文学创作演化的历程之后，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二者之间在发展过程中的关系：赵树理创作的成熟期的显著标志是《小二黑结婚》，他是以自己的成熟之作构建了工农兵文学的兴起，并在这一兴起中，占据了主要位置。工农兵文学的成熟期、奠基期，以1940年代后期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以及贺敬之等的《白毛女》获斯大林文学奖为标志，而这时，正是赵树理文学创作的高潮期、顶峰期。1955年，工农兵文学开始步入自己的高潮期，而这时，却是赵树理文学创作高潮期的结束。1959年，工农兵文学达到了自己的创作高峰，而这时，赵树理文学创作进入了下滑期。1962年大连会议之后，赵树理的文学创作进入了自己的衰落消亡期，而这时，正是工农兵文学开始步入自己的下滑期。1966年，是赵树理文学创作的结束，而这时，工农兵文学也站在了走向自身结束、消亡的起点上。 在每一个发展的节点上，赵树理都要比工农兵文学主潮先行一步，然后，工农兵文学主潮按照赵树理文学创作的发展趋向、发展逻辑、发展节奏走下去。赵树理的文学创作是工农兵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且一直站在工农兵文学发展的潮头，其间潜藏、深隐的内在的逻辑关联，值得作进一步的深入研讨。 收稿日期：2015-10-29 注释： ①譬如李杨在《“赵树理方向”与〈讲话〉的历史辩证法》一文中指出：“事实上，毛泽东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时，赵树理并不在延安。也就是说，要等到《讲话》正式发表的1943年，赵树理才在山西第一次接触到《讲话》。赵树理要到1943年底才能看到毛泽东在1942年5月在延安发表的《讲话》。这意味着赵树理发表于1943年的《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根本不可能是学习《讲话》的结果。”《文学评论》2015年第4期。 ②譬如周扬的《论赵树理的创作》、郭沫若的《〈板话〉及其他》《读了〈李家庄的变迁〉》、陈荒煤的《向赵树理方向迈进》等。以上文章见黄修己主编《赵树理研究资料》，北岳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标签：文学论文; 赵树理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小二黑结婚论文; 延安时期论文; 社会思潮论文; 文艺论文; 根据地论文; 十里店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