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产权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辩证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产权制度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67(2002)06-0014-07
一、我国产权结构的演变趋势与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权制度变革总体上呈现了公有产权份额逐步降低、私有产权份额逐步提高的产权结构演变趋势。据统计，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的比重，已经由改革开放以前的绝对优势地位下降到1998年的28.2%，个体企业的发展在改革以前虽然一直受到歧视，但1998年其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已经达到17.1%，是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一半有余[1]。而且从近十年不同产权类型企业总产值的增长变化趋势看，个体企业一直处于最活跃状态，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增长率在各类企业中最低（可参阅图1）。另一方面，从企业的投入产出状况来看，公有企业的低效率特征同样比较明显。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00年）对1996年至1999年间不同产权类型企业效益状况的调查表明，在被调查的四个年份中，44%的国有企业盈利，40%的国有企业亏损；私营企业的情况有所不同，从四个被调查年份的均值看，盈利企业达到53%，亏损企业只有16%（注：原始资料来源于谢德仁：《企业剩余索取权：分享安排与剩余计量》，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此处在原书提供的有关数据基础上进行了计算与整理。）。
图1 不同产权类型工业企业总产值增长率比较
注：本图数据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速度为扣除价格因素的实际增长速度。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9年）。
面对改革过程中我国产权结构出现的国有企业比例萎缩和非国有企业成长迅速的演变趋势，人们很容易陷入一种思维定势，认为产权由公有向私有的转化是解释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增长的最主要原因，甚至简单地导出产权私有化将是我国产权制度改革最终归宿的结论。诚然，从新制度经济学尤其是现代产权理论的有关分析和主要结论看，在信息不完全条件下，产权的不同归属对财产的使用与监管效率方面会带来不同的影响[2]。由于公有财产所有者边界不清晰，必须采取委托—代理的方式进行监管，而私有产权不仅有明确的产权主体，而且财产所有者对应性地享有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这些特点决定了私有财产的运行效率将高于公有财产，并以此作为解释我国深化产权制度改革以来公有财产比例下降、私有财产比例上升的内在原因。不过，从较长时期产权制度与经济增长变化的历史看，私有产权虽然在大多数国家都有较长的发展历史，但整个世界经济的快速增长却只有100多年的时间[3]。由此看来，如果只局限于简单总结我国产权制度改革的实践经验，或者只是简单地接受新制度经济学与现代产权理论得出的有关结论，还无法对产权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正确认识产权结构的演变趋势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必须从较长的历史时期进行考察并采取辩证分析的态度。其中关键要回答如下几个根本性问题：(1)产权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究竟解决了什么问题？(2)产权制度演变的内在规律是什么？(3)产权制度在整个经济增长中扮演什么角色？(4)我国产权结构的未来演变方向是什么？对上述问题的正确回答，不仅有利于我们客观评价产权变革因素对过去经济建设成就的贡献，而且对正确选择我国产权制度改革的未来方向将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二、信息、契约与产权制度效率差异
不同的产权安排为什么会影响经济绩效？产权制度发挥作用的机理是什么？以新制度经济学为总体框架的现代产权理论、不完全信息理论和契约理论已经对这些问题做出了比较深入的解释。
首先，现代契约理论认为交易是市场经济的典型特征，契约是市场经济的最主要纽带。不管产权主体及其代理人是谁，市场规则要求经济运行必须以契约形式通过产权交易来完成。经济运行效率取决于契约的完备程度，如果经济当事人能够签订完备的契约，经济运行就不会出现不确定性，产权不管赋予公有主体还是私有主体，只要契约能够自愿或者被强制执行，签约各方的利益都能够得到保障[4]。不过，市场契约完备与否，关键取决于签约当事人对信息的占有程度。而在信息经济学看来，客观世界非常复杂，而人们对世界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这样便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任何人对信息的掌握都只能是局部的、有限的，完全信息的理想状态在现实中不可能存在；此外，任何人都具有别人无法观察的私人信息，而且在签约过程中人们可能隐藏自己掌握的私人信息，从对方攫取私人利益。这样一来，交易过程中掌握信息优势的一方，总会以垄断性信息优势占取对方的便宜。尤其在市场与法律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这种平等契约外衣下签订“不平等契约”的行为会变得异常猖獗。由于不同产权主体及其代理人的行为特征是不一样的，这样便决定了不同产权安排对经济绩效会带来不同影响。
其次，按照占有形式不同，财产通常被划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公有财产，二是私有财产。公有财产是指由一个庞大的成员群体共同占有的财产，财产的监管与运行必须通过多重的委托—代理方式进行，而且终极代理人为不可选择的中央政府。公有财产所有者中的任何一位成员都不能单独行使财产所有者对财产的剩余索取权和自由处置权。公有财产的代理人是依靠政府的行政命令层层指派的，代理人只享有政府控制下的有条件的剩余控制权，无权获取剩余收益。这种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偏离状态，必然导致公有产权的代理人对公有财产的处置不是遵循市场条件下的“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而是主要取决于作为上一级代理人的各级政府对基层代理人的业绩评价标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私有财产是以自然人为基础的财产，财产所有者拥有包括收益权、转让权、委托权等在内的全部产权束，真正地实现了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的对应。财产所有者不仅拥有对财产的全部处置权，而且有权获取财产高效率使用所产生的全部收益，当然也必须承担财产滥用所可能产生的全部后果。私有财产的这种产权特征，决定了财产所有者必定具有强烈的内在动力监管财产的使用状况，以保证财产的使用能够为自己带来最高效用。
最后，由于不同财产主体的行为特征不同，私有产权主体有足够的内在动力搜寻市场信息，以签订有利于自己的契约，而公有财产的代理行使方式以及整个产权系统对代理人业绩评价标准的“行政特色”，必将导致公有财产的代理人不可能像私有财产的所有者那样从收益最大化角度搜寻市场信息，从而使公有财产的代理人在市场交易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处于信息弱势地位。而纳入统一市场体系的公有财产与私有财产是在平等契约的合法外衣下进行交易的，但交易的最终结果却往往是公有资产的“合法流失”。
上述关于信息、契约与产权所构成的“三位一体”的逻辑体系，目前已经成为学术界解释我国国有企业效率低下、比例降低和国有资产流失的主流理论。
三、产权结构的演变历史与“产权效率悖论”
基于上述分析可见，单纯从信息、契约与产权制度的相互关系角度进行考察，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公有财产与私有财产的不同监管方式，决定了纳入统一市场体系的不同财产主体将具有不同的信息搜寻动力，同时也将处于不同的签约地位，公有财产向私有财产的市场转移是一种必然的“交易结果”。那么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财产与私有财产是否能够兼容？公有财产最终是否可能全部被私有经济吞噬掉？显然，从产权结构的长期历史过程看，私有财产制度不仅没有“独领风骚”，而且整个产权制度目前已经演变成以不同产权制度（公有或私有）为基础的混合所有经济时代。
（一）对产权结构演变历史的简要回顾
从较长的历史时期看，人类社会产权制度经历了四个特征明显的时期：(1)原始社会的公有产权制度；(2)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私有财产制度；(3)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与社会主义公有财产制度并存时期；(4)以不同产权基础（公有或私有）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时期。具体地说：
第一，早在原始社会，人类在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的情况下，为了更好地同自然界抗争，采取了原始公有制的财产占有体系。
第二，在漫长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伴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大为加强，以共同生存为利益基础的原始公有体系因此而瓦解，人类社会从此步入了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产权制度体系。
第三，早期的资产阶级在推翻封建社会统治体系之后，虽然建立了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但仍然沿袭了过去的私有产权制度；在前资本主义制度遭受经济危机、通货膨胀和贫富悬殊等问题困扰的时候，马克思等共产主义的思想与革命先驱，率先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无法克服的矛盾，提出并实践了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前苏联、东欧及中国相继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产权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与政治制度，人类社会的产权体系进入了公有与私有产权制度并存的时期。
第四，伴随着科技进步、生产力水平提高以及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冲击，20世纪下半叶以来，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产权体系在运行方式上的公有化程度逐步提高，以自然人产权为基础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正在形成；与此同时，早期社会主义国家也针对体制僵化、经济停滞的困境，重新思考经济建设道路。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前苏联解体后，前社会主义国家纷纷选择了不同改革模式，其中俄罗斯等大规模地进行了私有化改革，步入了向资本主义制度转轨的改革时期，而中国在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前提下，也进行了深层次的产权改革，逐步建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体系。人类社会的产权制度从此进入了以不同产权基础（公有或私有）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时期。
（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前苏联及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状况
从上述关于人类社会产权制度演变的历史看，自原始社会公有财产制度解体到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之前，私有财产制度一直是人类社会的基本财产制度。只是在前苏联及其后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公有产权之后，人类社会的财产制度才逐渐步入公、私并存及混合所有状态。而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前苏联及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状况看，过去单一的私有财产制度并没有真正促进各国经济的增长，只是近100多年的时间人类经济才得以长足发展。表1和表2分别描述了几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前苏联及中国较长时期的经济增长状况。
表1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及前苏联经济增长状况（产值按不变价格计算）
国家及统计期限时间跨度（年）
每10年的增长速度(%)
总产值人口
人均产值
德国—西德
1851～1855到1871～1875 20 17.6 7.79.2
1871～1875到1960～1962 88 31.1 11.2 17.9
1861～1865到1898～1902 37 9.76.8
2.7
1898～1902到1960～1962 61 26.8
6.8 18.7
1839到1960～1962
12242.521.617.2
1879～1881到1959～1961 80 42 12.326.4
俄国—苏联
1860～1913 53 30.2
13.814.4
1913～1958 45 35.7
6.4 27.4
1928～1958 30 53.8
6.9 43.9
资料来源：（美）西蒙·库兹涅茨编著：《现代经济增长》，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55～57页。
表2 建国以来我国几个主要经济指标的变化状况
资料来源：1952年与1978年的数据来源于《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1999年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
从表1中可以看出，尽管长期以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私有产权基础没有发生本质变化，但直到19世纪后期尤其是20世纪以来，各国经济才得以快速增长。前苏联在社会主义政权建立后虽然产权基础发生了从私有到公有的本质变化，但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并没有因此而降低。相反，1928～1958年30年间的每10年平均增长速度远远高于1860～1913年的水平。由此看来，单纯从产权基础角度无法为经济增长提供有说服力的解释，19世纪中叶以后具有不同产权基础的国家共同出现的经济快速增长态势，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出现的内燃机、电子、原子能和生物等领域的技术革新，以及分工、交易和市场范围的扩大有关。所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在评价19世纪后半叶以来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时，不同意用“工业资本主义”术语。他认为，一方面农业部门的变革对经济增长是非常重要的，用“工业”一词意味着否定了农业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是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但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资本主义国家曾“对工商企业的经营自由以及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进行相当的限制”，产权并没有向绝对私有的方向演变，而且，“工业化过程绝不限于私营经济，在非经济的指挥控制下，工业化也是可能的。”[5]
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比，中国虽然封建统治的时间较长，但在财产占有制度上几乎是一样的，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实行私有财产制度。20世纪前半期，封建主义制度体系虽然已经瓦解，但稳定的政权体系始终没有形成。中国从过去相对稳定的封建统治陷入到封建主义复辟、军阀混战与帝国主义列强争霸的混乱状态之中。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彻底结束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政局的长期混乱状态，按照苏联模式建立了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和国有与集体财产占绝对优势地位的公有产权体系，到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建国之后形成的公有产权体系才得以进行渐进式变革，并最终过渡到以公有产权为基础的混合所有制产权结构中。表2的数据表明，我国过去虽然实行了数千年的私有财产制度，但中国经济却长期处于贫穷与落后状态，新中国几乎是在“白手起家”的基础上着手建设的。新中国建国后形成的公有财产体系和目前实行的以公有财产为基础的混合所有产权体系，虽然存在某些制度缺陷，但建国后50年左右时间的建设实践，已经将中国经济从传统的农耕时代逐步转变到工业与信息时代，完成了许多发达国家数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GDP、人均GDP、城乡居民储蓄和居民消费水平等几个主要经济指标已经有了数十倍乃至百余倍的增长。
（三）“产权效率悖论”的提出
按照现代契约与产权理论的基本结论，在信息不对称从而契约不完备的情况下，私有产权由于能够更好地解决经济当事人的内在激励问题，因而其运行效率要明显高于公有产权。在公有产权与私有产权共同运行的市场经济中，公有财产因监管机制的缺陷可能产生被私有产权主体侵吞的危险。但是从人类历史上产权制度的演变以及上述典型国家的经济增长路径看，一方面单纯的公有产权制度与单纯的私有产权制度都不是有效率的制度安排，“优胜劣汰”的市场发展规则使带有“准公有性质”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占据了不同国家的经济主流地位，单纯公有与单纯私有的经济份额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比例在逐步降低；另一方面，整个世界经济的腾飞只是近百余年的事情，过去漫长的历史时期内，虽然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实行了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产权制度，但整个世界经济并没有因此繁荣。20世纪以来，不同的国家与地区虽然尝试了不同产权制度，但几乎所有国家的经济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人类创造的财富超过了过去数个世纪的总和。基于这些事实，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最有效率的私有产权制度，在现实中不仅没有将公有产权制度从市场经济中淘汰，相反，体现公有财产性质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却占据了整个经济的主流地位。这些事实说明，现代产权经济学关于产权性质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认识与产权制度及经济增长的演变事实是有差距的，某种意义上甚至是完全相反的，我们可以把这种状态称为“产权效率悖论”。这一悖论将激发我们重新回头思考产权制度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并期望这种新的思考能够对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带来有益的启示。
四、对产权制度重要性的重新思考及对我国改革的启示
（一）对产权制度重要性的重新思考
综合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尽管现代产权理论对私有产权的优越性给予了很高评价，民营经济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中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我们不能因为某种有特定假定的理论和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经济实践对私有产权的肯定，就过高地估计产权民营化在整个国民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甚至对公有经济的发展彻底丧失信心。
诚然，由于私有财产有明确的产权主体，财产所有者对称性地拥有财产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从而很好地解决了财产监管中的内在激励问题。尤其在信息不对称、整个经济运行无法签订完备契约的情况下，产权私有的制度安排能够有效地克服经济运行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机会主义与道德风险行为。这意味着单纯从产权监管的内在激励角度看，产权私有化对提高财产的使用效率的确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另一方面，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更高层面看，经济增长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6]，产权安排只是这些因素的有机构成部分之一。不合理的产权制度会阻碍经济的增长，但合理的产权安排只能解决经济增长中的部分问题。在过去数千年以私有财产制度为基础的历史中，尽管每个人都在精心守护着自己的私人财产，都期望自己的财产得到最有效率的使用，但是整个社会经济一直处于低水平的发展状态。这表明简单的财产私有性质并不能解决人类的贫困与落后问题。最近100年左右的时间里世界经济之所以得以快速增长，不是因为产权本身的私有化程度更高，而是在分工与专业化、交易的深度与广度、法律制度与市场机制的完善[7]、科技进步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知识的积累与劳动者素质提高等方面与以前的社会经济形态相比，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进步。而且，单纯从产权结构的演变看，近百年的经济增长中，产权不仅没有进一步私有化，反而出现了从传统的“小私有”向股份制、共同基金等具有“准公有经济”形式的混合所有制演变。
（二）结论及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启示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几点非常重要的结论：(1)经济增长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产权结构只是制约经济增长的一种因素，不能只看到产权制度的重要性而忽视其他因素的影响。(2)由于私有财产有明确的产权主体，财产所有者拥有完全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因而在信息不对称和市场机制不健全的条件下，其使用和监管效率在一定程度上会优于公有财产，但私有产权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是有条件和限度的，私有产权解决的主要是信息不对称条件下财产使用过程中的内在激励问题，单一的财产私有经济性质并不能保证经济的快速增长。(3)尽管现代产权理论对私有产权制度给予很高评价，但是人类社会的产权制度并没有向纯粹私有的方向演变，相反，以不同产权基础（公有或私有）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产权制度。
上述结论对我国改革实践具有重要意义：第一，要准确审视改革开放以来产权变革在整个经济增长中的地位，既不能盲目夸大民营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不能忽视过渡经济中我国民营经济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第二，在我国当前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市场与法律环境条件下，以公有产权为基础的混合所有制将是以后较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我国经济建设过程中的产权基础。第三，要系统考虑制约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从市场机制与法律体系建设、技术创新以及提高劳动者素质等多角度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而不能简单地认为抓住了产权问题就抓住了中国改革的“牛鼻子”。因为这种片面认识可能制约对改革措施多元化的统筹考虑，甚至陷入“产权私有化”的改革误区。
收稿日期：2002-05-20
标签：产权理论论文; 产权制度论文; 经济论文; 产权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经济学论文; 辩证关系论文; 混合所有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