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基督教大学的农业推广服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督教论文,近代中国论文,农业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09）04－0093－06
“农业推广”是指大学或科研机构通过适当的方法把农业研究成果介绍给农民，使他们获得新的知识和技能，并且在生产中广泛应用，从而增加其经济收入，改善其生活的活动。探讨近代中国基督教大学开展农业推广的原因、形式与内容、保障、成效及其制约因素，将有助于为当今高校的农业推广服务提供历史的借鉴。
一、基督教大学开展农业推广的原因
1.世界范围内基督教乡建运动的兴起
20世纪初，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西方乡村发展的速度急遽下降，引起教会对自身在乡村社会中所应发挥作用的反思。他们逐渐认识到，教会不仅是宗教生活的管理者，也应在乡村建设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乡村牧师不仅需要医治灵魂，还应成为当地社区领袖，开展诸如农业耕作、农场管理、农业教育等方面的培训。[1]之后，农业传教士作为一种新型的传道群体逐渐形成。在1928年世界基督教协进会耶路撒冷大会上，农村问题成为热门话题之一。大会明确了教会对乡村建设的责任，标志着农业传教与乡村工作已经得到了充分关注。世界各地的教会，尤其是美国教会，开始较广泛地开展农业传教活动，农业传教士也作为一种新的传教力量被派到海外服务，一场世界范围内的农业传教和乡村建设运动就此展开。
2.在华基督教团体的乡村化导向
近代中国乡村，落后的农业生产技术和低下的劳动生产率，虽然已使单位产量增加到极限，却仍然无法满足农民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加重了乡村的破败；连续不断的军阀混战，使政府本已拮据的财政大多为军费所耗，难以进行生产建设；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和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也严重影响了中国农业的发展。种种不利因素使中国农业经济处于破产与崩溃的边缘，也使一些来华传教士认识到中国农村问题的重要性。他们呼吁重视中国的乡村问题，并逐渐唤起在华教会的关注。1920年，中华基督教教育会通过决议，认为必须把农业纳入教育的范围，制定合适的计划以参与教会的乡建运动。1924年，中华基督教教育协会农业教育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乡村改良、乡村工作者培训、学校课程等问题。在农业传教已成为传教士共识的基础上，教会对基督教大学的乡村服务工作也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要求。1922年，基督教全国大会召开，号召在大中学校进一步开展农业教育，改良作物、家畜和林业。1926年，乡村问题与乡村教会委员会会议要求教会与基督教大学合作开办短期农业培训班，成立农业服务社，提供合适的农业知识。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国本土乡建运动的兴起，更是激发了在华基督教乡村服务的竞争意识，同时也使基督教大学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所应承担的责任。
3.美国大学农业推广模式的借鉴
自1776年美国独立后，随着农业开发和农业资本主义经济的日益发达，特别是西部开发运动对农业教育、农业科学试验和农业推广的需求日益迫切，政府相继通过并实施了《莫里法案》、《哈奇法》、《史密斯－列弗法》等一系列法令，以州立大学为依托，建立了农业教育、科研、推广相结合的制度，打破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封闭体制，为大学教育走出象牙之塔、为社会服务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农业推广事业迅速兴起。而近代中国基督教大学作为展示西方文明的窗口，自成立之日起就与美国大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不少美国农业科学家被聘请到基督教大学任教，也有不少基督教大学的学生去美国著名农学院进修学习，他们带来了美国高等农业教育的办学经验。因此，许多基督教大学的农学院系一开始就以美国大学农学院为样板，推行“教学、研究、推广”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从办学宗旨到课程设置，乃至教学、行政管理等方面，都按美国高等农业教育的模式开展。
二、基督教大学农业推广服务的形式与内容
基督教大学在开展农业推广服务的过程中，基本上采用演讲、展览、实地试验等形式。在内容上，既有农业常识的普及，又有先进科研成果的推广；既关心现实农业生产问题的改进，又注重农民基本素质的提升。
1.演讲与展览
演讲是最简便易行的方法，但绝非空谈理论，而是采用各种图表、照片、标本、模型等辅助进行。特别是在有条件的地方，通过使用幻灯片、电影、留声机、无线电收音机等先进手段，或采用推广员化装演示等生动方式进行演讲，以吸引民众，增强宣传效果。展览会通常有3种：（1）混合型，即收集各地的农产品在一处展出，帮助农民了解农业技术的一般情况；（2）单一型，即仅用一地的农产品展出，或由推广员在当地展出准备推广的农产品，可以比较有系统地介绍推广的重点；（3）合作型，即将当地农家最好的农产品与准备推广的农产品一起展示。演讲或展览活动的受众有大中小学生、商人、绅士，其中大部分是农民。其内容大多关系到农业问题，如改良种子、蚕茧，植物病虫害防治，土壤肥力保持等；也有一些话题涉及乡村事务，如绅士、地主、商人等如何帮助乡村改良种子与改造农民。
2.实地试验
由于认识到农业改进具有地域性，应当因地制宜地开展农村事业，基督教大学逐渐放弃分散式的农业推广，而是集中于若干地区，并在每一地区推广不同的重点项目。实地试验就是基督教大学选定某一专门区域进行农业推广实验，通过技术性示范，用实例说服、引导农民采用新品种、新技术的一种方式。这是针对农民比较保守，对新事物接受能力较差而采用的有效方法。当时比较有名的农业推广实验区主要有：金陵大学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齐鲁大学龙山镇服务社、福建协和大学仙峰乡实验区和五里亭实验区、燕京大学清河镇社会实验区等。实验区内的农业推广主要包括向农民出售优良种子或交换种子；在农田里实际操作新式农具，以充分展示其实际效能；采用新技术种植庄稼，以雄辩的事实说服农民等等。
3.与农家直接合作
虽然基督教大学的农业推广是为了增进农民的利益，但传统农民固有的保守、迷信和缺乏冒险精神使其很难接受新事物，要把科研成果直接推广给农民并非易事。为了消除农民对农业推广项目的疑虑，基督教大学通常采取契约形式，将农家生产经营与农业推广项目相结合，在农场的指导下，依靠“特约农家”的自身经营来对周围农民产生影响，带动农业推广。所谓“特约农家”，指的是与大学开展合作的农家。有了合同保障之后，一些有胆识的农家就比较敢于与基督教大学开展合作。通常情况下，根据合作协议，农民负责提供土地、劳动力，并同意做比较试验，大学则提供改良种子。通过这种形式的合作推广，农民往往会成为很好的义务推广员，其示范和宣传也更有说服力。
4.印发农业普及读物
为配合良种和各项新技术设施的推广，基督教大学的农事推广机构常编写农业读物散发给广大的民众。由于农业推广的实施对象是广大农民，因此宣传资料需要切合实际，又不必有太高深的理论。据统计，1920－1930年，仅金陵大学就发行45种通俗小册子，包括《种植美棉须知》、《学校苗圃须知》、《养鸡须知》等；列入1933年整个金大发行的70种宣传普及科学知识小册子中，有68种是农学院宣传农林知识的册子。创刊于1924年的《农林新报》也是金大农业推广的重要举措，该刊以浅显文字宣传最新的农林知识，介绍科学方法，倡导农村改进，传播农林消息[2]，至1946年4月共刊行783期[3]，销往20多个省区，成为农业推广的一个重要渠道。此外，福建协和大学刊行的《协大农报》、《农业丛刊》，岭南大学编印的《农村旬刊》、《农事月刊》等，也是当时流传较广的农业普及读物。
三、基督教大学农业推广服务的保障
1.农业推广的专业支持
作为一门应用学科，农业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解决农业生产中的实际问题，提高农业生产水平。近代中国基督教大学不仅创造性地开设了蚕桑、园艺等系科和农场工艺方面的相关课程，而且逐渐形成了小麦遗传育种学科、大豆育种学、土壤地理学、农业微生物学等优势学科。有些农科大学或农学院除了进行四年制的本科教育外，甚至开设了相关的研究生课程。1930年，农业推广被正式列为基督教大学的课程之一。1935年，我国第一本较完整的农业推广学教科书——《农业推广》由章之汶、李醒愚编著完成。1939年，农业推广协会正式成立。农产促进委员会出版了《农业推广通讯》，报道推广消息，介绍推广经验。这些都为基督教大学的农业推广提供了专业支持。
2.农业推广人才的培训
基督教大学农学专业的发展，不仅造就了致力于科学研究的学术人才，也培养了从事组织行政的推广人才。以最负盛名的金陵大学为例，“据报告，1947年北京大学农学院的教师有一半以上毕业于金大农学院，而金大校友还主控着许多其他农业机构与学校，如农林部和各省农业厅等。”① 默默无闻地工作着的金大农科毕业生更是为数众多。同时，为了“唤发农民之自觉，俾其自动改良农事，以树立永久之基础”，基督教大学常对农民领袖“予以短期之训练，使其担负农事改进之伟大使命”。[4]暑期学校是其重要培训方式之一。1917年，金陵大学举办了第一届农业暑期学校，开设了农业概论、农业教育、土壤学、棉花种植及桑蚕等课程，有来自13个省的60名学员参加，1926年学员达到224名，来自14个省的大约15个教派。② 不仅自己开办暑期学校，农林科教员还走出校园，为各地举办的暑期学校授课。此外，基督教大学还通过农民学校、农民周、讨论会等方式开展短期培训，为农业推广提供人才保障。
3.农业推广机构的设置
“欲求农业推广事业之健全发展，首须树立各级推广机构，以为主持推动之中心，各级机构，普遍设立，组织合理而联系密切时，斯得健全之制度”[5]，“藉完善之机构，始能产生伟大力量。”[6]从组织形式上看，基督教大学的农业推广机构可按专业分为栽培专家、植保专家、畜牧专家等；按工作性质分为推广咨询专家、教材编写制作专家等；按工作方式分为推广研究——主要从事制定推广计划、推广项目的分析与评价，交流方法和技术研究等；推广技术——如土壤调查、施肥技术设计、病虫害防治等；推广作业——如育苗作业、防治作业和农机具作业等。各个推广部门因工作性质和推广内容不同，分工协作开展业务。
4.合作的广泛开展
由于意识到自身力量的局限性，而农业推广又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联合一切力量发展乡村，因此，基督教大学在农业推广的过程中，不仅呼吁校际之间的联合，也特别注重与政府和其它社会团体、机关的合作。而在具体的合作过程中，基督教大学还注意充分调动各方面人员的积极性，“处处请本地人参加，处处和现有的社会及政治机关联络”[7]，“时常与农民接近，用真实诚恳，唤起农民灵魂，使他们知道地位低，生活苦，与后患不堪，以启发农民求生求进与向上之决心。”[8]
5.经费的多元筹措
“经费之变迁与增减与学校之进退常成直接的比例”[9]，换言之，经费充足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大学的发展。对基督教大学的农业推广而言，也是如此。各基督教大学在分析其农业推广事业成功的原因时，常将“固定预算，有经费保障”[10]作为必要的条件之一。为保障农业推广事业的顺利开展，基督教大学努力从多渠道筹措经费，其来源既包括政府拨款、公私立团体资助，也包括信贷合作以及经营收入等。
四、基督教大学农业推广服务的成效
1.改善了农民生活，提高了农民素质
“农业推广乃一种具有教育性之工作，旨在服务及教导农民及其家庭经营农业，并协助解决农业生产及农村生活之一切问题。……是以凡有关农业推广之设施，须以改善农民生活为基本原则。”[11]基督教大学通过引进新品种、提高产品质量，切实地增加了生产，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得到了农民的认可。对作物和牲畜病害知识的推广也深受农民欢迎，尤其是在小麦黑穗病和牛瘟防治等方面，农民因此每年可少损失耕牛上万头；近代的改良无毒蚕种更是让江南无数蚕农受益。在推广过程中，推广人员通过与农民的接触、交流、沟通，使农民逐步掌握技术、信息，并据此做出生产、经营决策。这不仅使农民的知识、技能得到提高，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村原有的社会生态和人们的内心世界，改变了农民原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经验式的生产方式。他们获得了一些农业科学知识，并在实际的生产和生活中切实地感受到了科技所带来的种种好处，现代意义的科学观念逐渐深入他们的心灵，并生发了积极的效果。
2.促进了教学科研的发展
农业推广“不仅在传达专家研究之结果于农民，亦所以采风问俗，慰劳问苦，抉择农村农业上之问题，备专家之思考，为研究之根本，教授之资料者也。”[12]“盖高等农业教育，必须加强研究工作，则教学始可日新月异，推广始有实际材料。在教学方面，因有针对当地农业实况研究所得之材料与方法，其培养之人才始可趋乎实际。在推广方面，有研究所得之材料，交付经过严格训练之推广人员，推广始可顺利推行而深合当地农业之需要。其在推广工作所遭遇之困难与问题，即以为进行研究之材料，复以研究所得而施于教学，则研究与教学，亦可不致落于空虚。是故研究、教学与推广，实为三位一体，互有连环性而缺一不可。”[13]就近代中国基督教大学而言，其农业推广一方面为农业教学和科研提供了施展的舞台，另一方面又充实了农业教学和科研的内容，拓宽、深化了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产生了一批密切联系实际的课程和研究成果。具体言之，基督教大学的农业推广不仅促进了作物育种、病虫害、土壤与肥料、果树修剪、储藏及加工、农机具改良等的研究，也推动了农业推广理论的发展，包括推广组织的构成、推广业务的择定、推广材料的利用、推广人员的训练、推广技术的采择、推广经费的筹措等。
3.增进了对现实的了解，加强了与社会的联系
通过农业推广服务，基督教大学的师生直接体验了农民的生活和价值观，这有助于消除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对体力劳动的厌恶及与下层民众的隔膜，培养了师生的服务和奉献精神。虽然有些人因为看到农民的落后、迷信与保守而感到震惊、厌恶，但也有不少学生决心要为改变中国农村贡献自己的一生。同时，农业推广的开展，打破了基督教大学与中国社会脱离的封闭状态，“开辟了通向社会并为社会所认同的道路，同时也为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作用”[14]。基督教大学与社会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联系，使培养的人才和学术研究成果更加适应中国农业发展的需求，既扩展了大学的职能范围，又使自身得到社会的认可，在一定程度上走出了象牙塔，成为其“中国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五、基督教大学农业推广服务的制约因素
虽然基督教大学在农业推广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但其成效仍然十分有限，这主要受以下诸种因素的制约。
1.经费不充裕
“经费是成绩的工具，成绩是经费的结晶”[15]。虽然基督教大学在农业推广的过程中，努力争取各方面的支持，但由于实验场地、研究设备、办公房舍、人员薪金等都需要充足的经费作保障，因此，经费问题往往成为制约农业推广顺利开展的“瓶颈”。政府投入不足是一方面，基督教大学在其它方面所能获得的经费支持也非常有限。经营收入自不必说，尤其是在早期，很多大学都是免费分发良种，根本谈不上经济收益。即使后来实行有价售种或进行其它一些经营，所得收入与农业推广所需的庞大经费相比，仍然不过是杯水车薪。而受世界范围内经济危机以及中国国内战争不断的时局影响，国内外的教会、团体、机构、个人的捐助也呈现不稳定状态。其结果必然导致基督教大学所能获得的经费无法进一步推动甚至制约了其农业推广的不断拓展。
2.人才匮乏
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内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农业教育体系，“自外表观之，农业教育之规模，可谓已略具矣。”[16]这样看来，农业推广机关的人才配备似乎不应出现制掣肘的情形，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其一，大部分优秀的农业科技人才并没有效力于农业推广第一线。虽然基督教大学的学生们时常谈到“人民”的重要性，但即使从农学院毕业的学生也大多只想待在政府部门或学校，而并不热衷于必要的田间工作。其二，在为数不多的农业推广人员中，不乏心浮气躁、不能深入实践的人。他们“华丽的西服衣着，光亮的皮鞋穿着，天热了，怕见日光；天冷了，终日围炉。”[17]一些科研人员也多从事室内的实验工作，以至在棉种推广初期，“携带标本，到处宣传”，“费尽气力，结果落得大惊小怪、荒谬的猜疑”。[18]其三，主持推广机构的人员选用偏重技术性。农业推广是一项需要多方面相互配合的事业，因此，农事推广机关的领袖“不仅于技术上应有相当之研究，同时更须有行政之才能与经验，而后乃可以应付裕如，俾事业有成功之望也。”[19]但当时农业推广人员的选拔却往往惟学历、技术为标准，导致工作中出现管理混乱、相互推诿的问题，形式主义颇为严重。
3.农民观念守旧
农业推广具有农业科学化的性质，这就要求广大农民具有相当的认知与理解能力。但在近代中国，农民整体素质却与整个农业推广进程规划相脱节。这主要是因为长期的小农经济造就了中国农民安于现状、不思变革的性格特征。要农民放弃祖祖辈辈耕种的作物品种和父子相传的农业技术，种植改良品种，使用农药和化肥等，绝非易事。这严重制约着农业推广的现代化进程，时人曾感叹说：“农民素无教育，不识字者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孤陋寡闻，目光短浅，对于农业之新技术、新方法，不知应用，农业推广倍觉困难”[20]。
4.既得利益者的反对
在许多情况下，由于害怕自己的经济和社会统治地位受到威胁，既得利益集团对基督教大学的农业推广常常表示反对甚至横加阻挠。有些时候，基督教大学的农业推广则被国民党利用来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以齐鲁大学的农业推广计划为例，那些希望组织专门机构来开展农业推广的人员之所以同政府之间产生矛盾，就是因为政府要求成立一个多职能性的组织，使其工作和哲学观点同新生活运动保持一致。这就歪曲了基督教大学的农业推广计划，疏离了基督教大学的改革者。
5.新品种生长周期与自然条件的限制
一个优良品种的选育与驯化需要经过反复的实验，只有将前期实验所得经过选种保纯后再投入下一期实验过程，才能实现去劣存优。这并不是一朝一夕的工作，而需要大量的研究实验时间作保障。除此之外，人事及天时因素有时候也会影响育种实验的准确性；不同地区的风土气候等不同，要决定各地最适宜的品种也需要时间。这些因素都制约着农业推广的进程。
六、余论
基督教大学开展的多种形式的农业推广活动，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农业科技传播网络，它以各大学的农林科为中心，以各地的合作学校、实验站和示范农民为依托，向四周辐射。尤其是在1927年之前，如果考虑到当时的中国政府无论从中央到地方根本无暇顾及农业教育和科技推广，基督教大学在这一时期对中国农业所做的贡献就更具现实意义。20世纪30年代后，中国出现农村建设运动的高潮，基督教大学的表现更是积极踊跃，农业推广工作不断得到拓展。但这一时期的中国乡村重建计划首次具体地表明了乡村生活内在的联系以及农村变革的复杂性，要实行全国性的计划对于基督教大学来说，实在力所不及。而且，在来势凶猛的中国本土乡建运动面前，基督教大学已经失去了往昔领导潮流的地位，只能瞠乎其后。
虽然有论者认为“农村并不因农业推广而发展与改善”[21]，基督教大学的农业推广也不可能完成农村改造的使命，但它们毕竟认识到这一工作的重大意义，并试图唤起中国社会各界人士的兴趣与支持。基督教大学在农业推广方面所作的积极努力，亦为当今高校的农业推广以及为社会服务职能的发挥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启示。
收稿日期：2009-03-17
注释：
① Bates' papers．转引自章开沅．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命运——以贝德士文献（Bates' papers）为实证。传播与植根——基督教与中西文化交流论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61.
② Report of College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 of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1925-26,13-14.转引自刘家峰．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研究（1907－1950）．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