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军的身份认同问题述论
刘 方
(吉林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吉林 长春 130117)
摘要 清末新军是清政府学习西方、自强变法的重要产物。就全国范围而言，新军可分为北洋系和非北洋系两大系统，两者在身份认同方面具有一致的地方，同时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在清末民族危机的背景下，两种新军都具有一定的国家观念，不过，两者在革命认同方面具有较大的差异。北洋系新军在袁世凯的控制下，受传统忠义文化影响较大，对革命的认同程度较低；非北洋系新军特别是湖北新军则受留日军事学生民族主义观念的影响，对革命的认同程度较高，而对清廷的忠诚程度较低，从而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创造了条件。之后，南方新军对革命的认同促成了南方各省的独立；北洋新军的效忠对象则由清廷转变为袁世凯，并秉承其旨意逼迫清帝逊位，假托“共和”。北洋新军的军队私人化倾向，为其后的军阀割据状况埋下了祸根。
关键词 清末； 新军； 身份认同； 袁世凯； 忠义文化; 民族主义
清政府在甲午战争惨败之后，致力于打造一支新式陆军，使用洋枪洋炮，其编制与训练亦效法西方军队，故称新军。清末新军本是清政府变革自强的重要产物，然而后来成为辛亥革命的主力军，由清廷的守卫者而摇身一变为其掘墓人，这一吊诡的历史现象确实值得深思。关于新军转向革命的原因，学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①。不过，这些研究多从革命思想的传播或外界因素对新军的影响等视角出发来观察问题，而对新军的主体性或多或少地有所忽略。因此，本文尝试从新军自身的身份认同转变的视角，来重新思考新军如何转向革命的问题。
身份认同(identity)，即主体对自身的一种认知和描述，它是当代西方政治、社会、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人在社会中具有多重身份和社会属性，具有何种身份认同对某一个人或某一个群体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在定义我们是/不是谁的同时，也暗示了我们做/不做什么，也即成员的行为导向和准则”②。在近代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身份认同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以至于民族被定义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③。在清末面临严重民族危机的时代氛围中，民族主义对新军的身份认同转变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新军内部尤其是南北新军之间，其身份认同虽有一致之处，但也有所差异。相较而言，袁世凯领导的北洋新军的身份认同是以传统的儒家忠义文化为理论基础的，其训练的新军强调对外与对内的两种职能；非北洋系新军受到留日军事学生民族主义观念的影响，他们通过革命刊物在新军中传播新的军国民思想，只强调新军的对外职能，即效忠民族国家的职能，反对军队具有对内镇压的职能，他们把“国家作为效忠的唯一目标”④。清末新军内部的这种身份认同的差异是如何产生的？它对南北新军在近代史上的不同发展走向和角色扮演产生了何种影响？本文尝试对这些问题做一个初步的分析，祈请方家指正。
一
截至辛亥革命爆发时，全国新军大致可分为两大系统：北洋系与非北洋系。北洋新军主要包括北洋六镇、江北新军、直隶新军、山东新军、河南新军、东北新军、京畿新军，共计14万5千人，占全国新军总数的60.2%，其中北洋六镇、第二十镇、第二混成协、禁卫军、武卫左军，皆属精锐部队。非北洋系新军，分布在三大区域：其一，西北地区的新军，主要由山西、陕西、甘肃、新疆、伊犁等的督抚训练而成，总人数在两万一千人；其二，华中地区的新军，包括江南、江西、安徽、湖北、湖南与四川，此地区新军归华中地区的督抚管制，亦由他们训练而成，总人数四万六千人；其三，东南地区新军，包括闽浙、两广与云贵，亦由该地区督抚训练而成，总人数二万九千人。总计，非北洋系新军人数为九万六千人，占全国新军总人数二十四万一千人的39.8%⑤。比较而言，非北洋系新军大部分装备不良，训练不够，在战斗力方面无法与北洋新军相比。而且，部分省区或镇协还被北洋系出身的军官控制与领导。
这两大系统的新军在身份认同方面也有较大的差异，其主要区别就是对革命思想观念的认同与否。虽然两种新军都有国家观念，但由于所受的训练和被灌输的思想观念有所不同，加上受所在地域文化观念的影响，最终导致两种系统的新军在对革命的认同方面大相径庭。
袁世凯控制的北洋系新军，虽然接受的是西式军事训练方法，但接受的政治信仰则是传统的忠义文化。换言之，北洋系新军的身份认同是由袁世凯所灌输的传统忠义文化决定的。新军的思想观念决定了其身份认同的选择。袁世凯是北洋新军的精神领袖，欲考察北洋新军的思想认同，必先了解袁世凯的政治观念。
袁世凯的现代军事思想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与西方现代军事观念混合的产物。甲午战争之后，袁世凯倾心于练军计划，糅合中外古今军事思想于一体，然其治军观念的精髓仍然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忠义文化⑥。袁世凯在1898年编成的北洋新军教材《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序言中，“交代”了他的军事思想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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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子曰：“用兵之道，教戒为先。”□错曰：“士不选练，卒不服习，百不当十。”此则终古不易之理，而凡将兵者之所宜尽心也。我朝武功震烁千古。承平既久，稍稍陵夷，民不知兵，兵不素肄。甲午辽海一役，仓促募众，始类乌合，卒至鱼烂。事定之后，朝廷鉴于前辙，特命世凯治军，改效西法。
夫泰西无不知兵之民，即无不讲学之兵，亦犹古寓兵于民之制。特其教专，故其术精耳。值此痛深创巨之时，思为惩前毖后之计，舍其旧而新是谋，所谓礼失而求诸野者也。世凯世受国恩，代膺兵寄。夙承先训，励志戎行。……乃知民无古今，其性灵皆可激发；兵无强弱，其志气胥可陶成。⑦
此则引文中尤其值得注意是，袁世凯非常强调士兵的“性灵”以及士兵的“志气”。由此观之，袁世凯对士兵的精神教育是非常重视的。故而，袁世凯一再强调士兵的“身份认同”必须以“忠国爱民为首务”，而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全在为将者勤加教训，宜设听令公所，时集将弁为一处，分类训讲，令其分训所部”，又按“忠国、爱民、亲上、死长各义，编为四言文字，刊发各哨，令兵丁熟诵，随时考查”⑧。袁世凯将这些忠义文化精神融汇到他所编写的“劝兵歌”中，以此“晓讽士卒”。其《劝兵歌》歌词如下：
谕众兵，仔细听，为子当尽孝，为臣当尽忠。公币每年百余万，不惜重饷来养兵。一兵吃穿百十两，六品官俸一般同。如再打仗不出力，天地鬼神必不容。自古将相多行伍，休把当兵自看轻。……六要在营敬官长，越分违令罪不清。要紧不可说谎话，老实做事必然成。七戒赌博吃鸦片，官长查处当重刑。安分守己把钱赚，养赡家口何光荣。⑨
袁世凯在训练新军的过程中，不仅强调用忠义文化来塑造新军的身份认同，还强调新军中的士兵与官长的等级关系，用这种尊卑等级制来加强对士兵的约束。如袁世凯在《训兵要言》里提出“十大原则”，其中之一就是“敬官长”，所谓“营内设官，皆所以统摄尔也。平居事之，宜如子弟之敬父兄；临事卫之，应如手足之捍头目。上尽心以奉上，上必推心以戴下。上下有礼，斯为有制之师”⑩。此外，袁世凯还强调用地缘关系和家庭关系来约束士兵的观念，这也是实现对有“越轨思想”的士兵的有效控制手段。比如，袁世凯在募兵时，就坚持“兵必合格，人必土著”，且将兵丁，按名设册，交地方官备案，如有逃脱，由地方官缉捕
。
⑤
刘凤翰：《清末与辛亥革命》,(见黄庆中编：中国近代军事史丛书)第1辑，台北：出版机构不详，2008年，第212-227页，第195页，第207-208页，第272页，第241页，第241页，第244页，第302页，第299页，第301页，第300页，第301页，第309页。
袁世凯虽然以振兴中国现代军事为己任，但是他的理想是带有几分复古情怀的。袁世凯在对北洋军事学堂学生的“训学要言”中这样写道：“外国之强，非由于彼学日盛乎，则当知奋、知耻。知奋乃能力学，能力学方能成材，能成材方能致用，能致用方能建功立业，雪国耻，纾敌患，矫汉以来为将之陋，复周以前讲学之隆。”
袁世凯喜爱用中国古代著名军事将领建功立业的故事激励北洋新军，中国传统的军事思想是他训练新军的一个基本思想来源。他经常提及的军事将领都是传统忠君爱国的典型模范。袁世凯说：“是以孙武之智，著书言兵。诸葛之才，演习八阵。历考古来名将，惟汉之霍去病，唐之张巡，宋之岳飞，用兵或不依古法。然霍去病才气过人，又有天幸。至张巡、岳飞，皆儒将博学，虽不尽用古法，究未尝不洞悉古事也。”
在训练新军上，袁世凯是“中体西用”论很好的践行者。他利用传统的儒家忠义文化来武装北洋新军的思想，用西方的军事训练技艺来提高新军的军事战斗力。
后世贬低袁世凯者，多称袁世凯为“淮军余孽”，此说虽然带有几分谩骂之意，但却道出了袁世凯与李鸿章淮军之密切关系。从军队隶属关系上看，袁世凯进入军界是从投身淮军统领吴长庆的“庆字营”开始的，而吴属于李鸿章创建的淮军嫡系。李鸿章去世之后，袁世凯也以李氏门人自居，并在1905年7月20日上书清廷，在天津为李鸿章“建立专祠”，由地方官“春秋致祭，以彰尽续”
。袁世凯训练北洋新军的干部，也大多来自李鸿章所创办的北洋武备学堂。虽然北洋武备学堂学生吸取了西方先进的军事教育方法，但是他们的观念仍然是传统的儒家忠义伦理观念。根据《北洋武备学堂堂规》记载，武备学堂学生“每日由汉教习摘录经史一则，书写黑板，令诸生照录，讲解透彻，感发忠义之心”
。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生在袁世凯组建新军时多获重用，成为新军骨干。这些人对北洋新军影响深远，他们在辛亥革命时“部分已经主宰大局，有些任统制、协同或标统、管带”。北洋武备学堂的学生在袁世凯的北洋新军中担任关键的领导岗位，其思想观念在实际上塑造了北洋新军的身份认同。
重视加强小麦扬花期的蚜虫防治工作，蚜虫在此时期的生长速度相对较快，如果在此时期的蚜虫防治工作不到位，虫害极易在短时间内恢复，对小麦造成再一次的损害。目前针对蚜虫病害主要采用药物防治，常用的蚜虫防治药物为蚍蚜酮，用药剂量为20克每亩。
袁世凯在“新军中严防异己分子加入，是怕革命党渗透，而保持新军的纯洁与安定”。虽然他不断强调新军要忠于清廷，但也强调新军必须忠于“长官”，换言之，必须忠于他本人。作为北洋新军的首领，袁世凯要求新军既要忠于清廷，又要忠于他。但是，如果袁世凯对清廷的效忠动摇了，那么北洋新军对清廷的效忠就会出现危机：效忠于清廷，还是效忠于袁氏？1908年底，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罢免，不可避免地造成满汉之间的“离心离德”，也自然地造成北洋新军对清廷的认同危机。
除了采用了一些常用的统计方法外,还进行了动力学诊断。这里计算了大气视热源
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满清皇族也意识到袁世凯对北洋新军的影响力，故而他们设法削弱袁世凯在北洋新军中的势力。当袁世凯以“足疾”开缺时，满清皇族有意识地重用那些从日本回国的军事留学生。当时，在日本学习军事的中国留学生，参加同盟会的达百余人，其中有不少人供职于陆军部与军咨府。他们乘机劝说满清亲贵，引荐他们的同学，这对载沣之弟、军咨府大臣载涛等人来说正中下怀。如，良弼介绍吴禄贞、张绍曾给载涛，吴禄贞介绍蓝天蔚给锡良，这就在北洋新军中播下革命的火种
。
二
在非北洋系新军中，虽然也强调士兵对清廷的效忠与认同，但是，就革命倾向的强烈程度而言，非北洋系新军要远高于北洋系新军。在非北洋系新军中，张之洞所练的湖北新军是最典型的。湖北是全国最早编练新军的省份之一，张之洞编练新军比袁世凯还早7个月，但俩人对军官的看法不尽相同。袁比较谨慎，不容异己分子加入；张比较开明，他在“兴办实业、发展教育的大前提下，不但保护了许多革命党人，还培养了更多的革命志士”。张之洞特别重视改善新军的文化素质，故湖北新军的文化水平较高，这是湖北新军的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1907年，张之洞进京任职时，湖北新军已经大致练成
。但是，张之洞的招兵政策由高级军官继续推行下去。如，黎元洪就是军校毕业生，他也倾向于招收有文化的青年参军
。
非北洋系新军的身份认同观念深受留日学生的影响，而留日军事学生对革命的认同，则受到康、梁立宪派与孙中山革命学说的影响。辛亥时期一些著名的新军领袖如蔡锷、孙传芳、阎锡山、李烈钧以及他们的一些得力部下，都是留学日本的
。这说明，留日军事学生在新军的革命立场形成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在这方面，湖北新军表现得格外明显。当时，湖北留日学生主办的《湖北学生界》在武汉地区颇为出名，据说许多武昌学生偷偷阅读这个杂志，还发誓：“欲奋起为天完徐帝、大汉陈皇，而为汉族争自由，复国权矣。”
湖北籍留日学生蓝天蔚特别强调士兵的国家认同的重要性。他认为，如果士兵没有国家认同，就没有战斗力。他还说：“当年军人之智识，军人之功用，军人之本领，毫无国家二字嵌入脑中，故吾族不得不数百年受此奇祸也。”
蓝天蔚强调，新军人的职能是“对外”而非“对内”的。他说：“夫军人者，同卫其国家，同保其民族，有共生命，共患难密接之关系。”
小虫接钥匙时，看了姑妈的手。姑妈的手上戴了枚铂金钻戒，紫红色的。钻戒的确漂亮，像一颗璀璨的星，静静地闪着晶亮的光。可惜钻戒落错户了，姑妈的手指太粗，皱褶像枯裂的树纹，钻戒戴在这双手上，光泽被皱褶吸纳了。小虫想，这么漂亮的钻戒，若戴在玉敏手上，肯定美极了。姑妈看小虫站着发呆，说这孩子，发什么愣呢，快去拿号码啊。
本刊讯 12月11日至12日，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于晓明赴青岛市走访联系部分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向代表通报省人大常委会今年的主要工作，并征求代表对省人大常委会及其他各项工作的意见建议。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刘治敏参加活动。
在诸多留日学生中，吴禄贞的个人经历较具代表性，可以其为个案来观察南方新军军官的革命认同形成的大致轨迹。1903年年底，受拒俄运动的刺激，湖北籍留日学生吴禄贞回国。吴氏是日本士官学校最早的中国毕业生之一。1899年，他作为政府首批官费生派往日本学习军事。吴禄贞回国后，受到张之洞的接见，历任武昌护军营教习、省督练公所教练处帮办、兵备处提调
。尽管他在回国之后仕途一帆风顺，但是仍然倾心于革命。这说明，清廷的优待并没有对吴氏起到收买作用。为什么吴禄贞能抗拒高官厚禄的诱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激发了像他这样的青年军官的国家认同感，并由此演变成革命观念。
③参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②张萌萌：《西方身份认同研究述评》，《云梦学刊》2011年第2期。
早在同盟会成立之前，湖北新军就有了自发的革命组织，先是1904年7月成立的“科学补习所”，此为新军第八镇工程营的秘密革命机关。1907年初，湖北新军又成立“日知会”，其成员有蓝天蔚、吴禄贞、熊秉坤、曹亚伯等人。由于清廷当局的干涉，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团体不断地改组，以应付疑虑重重的政府当局，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1911年1月30日，湖北新军团体文学社成立，不到两个月时间，加入文学社的士兵几乎遍及湖北新军的每一支部队
。同年7月31日，中国中部同盟会在上海成立，由谭人凤、宋教仁与陈其美主持，居正从中联络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团体文学社与共进会，决定在武汉发动革命。这样，截至1911年，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团体就与外部的同盟会实现了革命联盟，加强了新军革命的动员力量。
注释
三
虽然辛亥革命不是由军人倡导的，但是他们的政治态度转向却成为清帝逊位的关键因素。可以说，没有新军对革命的认同，辛亥革命就不可能成功，清帝也不可能退位。晚清新军对清王朝认同的转变，由多种因素促成，以下择其要者述之。
如果没有民族危机的自觉意识，在新军中很难自发地产生革命联盟。20世纪初的远东危机已经卷入帝国主义国际政治的漩涡中，在此背景下，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进行革命
。晚清新军的革命转向也是如此。在强烈的民族危机之下，国人急于寻求救亡图存之道，其中，曾帮助普鲁士、日本迅速走上强国之路的“军国民主义”一度颇受青睐，构成新军身份认同的主要理论基础。湖南籍留日学生蔡锷即是军国民主义的有力鼓吹者。他在1902年发表《军国民篇》一文，鼓吹说：“居今日而不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则中国其真亡矣。”
1906年，江南新军军官陶骏保发表题为《大哉军人》的诗歌，集中体现了当时江南新军军官强烈的国家主义观念，诗歌写道：“大哉唯我军人，世界第一尊。食国民之血税兮，为国民之牺牲。……快哉唯我军人，杀敌若有神，扬国旗于四海兮，雄图庆告成。”
新军创办的军事刊物，也热衷于倡导军国民主义，讨论军人的身份认同问题。比如，两江督练所创办的《南洋兵事杂志》在1906年第1期发表《论军人之精神》一文，指出：“何谓军人精神？一言以蔽之曰，天地之正气也，国家之精髓也，军队之根本也，区而别之，即忠节、礼仪、信义、武勇、质素，五者是也。”
不少军人在爱国热情的驱使下，热烈地信奉军国民主义。一位署名“飞生”的浙江籍留日学生呼吁中国要有真正的效忠民族国家的“真军人”。他说：“吾中国有个人之军，有政府之军，而无国民之军。所谓军者，则以警察之目的、奴隶之身份，贱丈夫之资格，三五组织而成。国非军国，民非国民，故军国民三字固自有天地以来，未曾一入我民族之脑者也……世界各国之养军人也，其目的向外；中国之养军人也，其目的向内。”
受到来自民间的军国民教育的呼声的影响，清政府也开始有意识地在新式学堂教育中推广尚武主义。特别是在荫昌担任陆军大臣时，他在1911年3月奏请在所有中等学堂实施初级军事教育，经清廷批准，在普通学堂讲授军事学
。
新军的革命认同除了与新军自身的民族自觉意识有关，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清廷军事主管当局对新军思想的控制能力。事实上，全国范围内的新军在所接受的军事教育、军事训练以及所使用的武器装备、战斗方法、战术运用、战略思想等方面，实质上是大致相同的，但军事长官对军队士兵思想控制的方法不同，因而导致巨大的差异。袁世凯的扩军方式是“细胞分裂法”，比如，最初由1镇1标扩编为3镇时，即从1镇1标的干部中分配提升为3镇干部。这样一来，就保证了北洋新军中的袁世凯嫡系力量都有充分的升迁机会。至于所缺兵额再招受新兵，而新兵多为农民，加以严格训练，又可以作为士官的储备。在这种组织系统下，袁世凯的嫡系力量始终处于北洋新军的关键领导岗位，而对于普通士兵也提供了升迁机会，从而增强了北洋系新军的认同感。北洋系的军官背景比较单一，其军官高层首领如袁世凯、张勋、姜桂题等多是出身淮军的军官，他们下面的军官多是来自北洋武备学堂、袁世凯本人所办理的随营学堂以及袁世凯在北洋大臣任内办理的军事学堂。
至于革命思想最活跃的湖北新军，其军队人事系统与北洋系新军迥然不同。张之洞连续担任湖广总督18年，他训练新军采取兼容并包的方针，所有军事人才，来者不拒，所以培养了许多革命志士。据研究，湖北新军中，“几乎每个排都有革命党的代表，他们在街头巷尾，茶园酒肆，半公开地谈论政治与革命问题”。南方新军军官系统复杂，其主要来源有：两湖地区军事学堂毕业生，两江军事学堂毕业生，广东军事学堂毕业生以及其他各省军事学堂毕业生以及军事留学生。这种复杂的人员构成，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对其进行思想控制的难度，为革命思想的传播和革命认同的转换创造了条件。
此外还应注意到，新军对革命的认同程度是与对清廷的忠诚程度成反比的。申言之，新军越是对清廷丧失忠诚，越是对革命有认同感。辛亥时期，南方各省新军普遍对清廷忠诚的丧失，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晚清末年清廷允许各省督抚自练新军的制度有关的
。由于各省督抚负责编练本省新军，结果造成中国“各省军队，向来畛守域分，不但此省与彼省殊观，亦且此军与彼军异趣”
。练兵大臣袁世凯也注意到新军“地方化”的弊端，故而他在1906年11月1日上奏清廷，强调“陆军会操”对于加强对全国新军“调度指挥”的意义，“举数省已编军队，萃集一初而运用之，使皆服从于中央一号令之下”
。
1906年10月，袁世凯奉旨在河南彰德举行陆军会操。参加此次会操的南军是湖北新军，北军是北洋新军。只要略微考察一下参加此次会操的军方人员名单，即可发现具有新式革命思想的新军军官此时已经在清廷的新军系统中占据关键岗位。此次会操的中央裁判官中，就有浙江陆军部队标统蒋尊簋
。蒋本人即是光复会与同盟会会员，在他领导的浙江新军第二标就形成了有文化的“新式军官集团”，他还帮助建立军事学堂，在其影响下，许多军事学堂学生加入光复会
。此外，参加此次会操的南军军官还有湖北新军第八镇统制官黎元洪、正参谋官蓝天蔚
。黎元洪在辛亥革命中成为湖北革命新军的领袖。蓝天蔚是留日军事学生中的积极分子、革命党人，后来被调到位于奉天的北洋新军第二混成协担任协统，在辛亥革命爆发后，他试图策划所部新军起义。此外，参加此次会操的还有广西新军练兵总参谋蔡锷，而蔡是鼓动广西新军参与辛亥革命的重要精神领袖
。
如果说南方新军对革命的认同促使了南方各省的独立，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那么袁世凯领导的北洋新军在革命后期的政治转变，则为清帝的逊位画上一个句号。虽然北洋新军不具有革命思想，但是北洋新军的效忠对象却在辛亥革命期间发生了转移：由效忠清廷转向效忠袁世凯本人。袁世凯复出之后，重新掌握清廷大权。袁世凯通过南北议和达成的协议，决定逼迫清帝退位。这时，袁世凯动用他所掌握的北洋新军干预政治，逼迫清廷。1912年1月26日，由段祺瑞领衔北洋新军将领50人联名致电清内阁、军咨府、陆军部以及各王公大臣，要求清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
。如果说南方新军支持革命，认同的是民族国家观念，则北洋新军支持共和，实际是因效忠袁世凯而秉承其旨意假托“共和”而已。这样一来，袁世凯领导的北洋新军在辛亥革命期间的政治表现，已经说明北洋新军已经有沦落为“兵为将有”的军队私人化倾向。日后军阀时代的兴起，在此时已然埋下祸根。
四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南方各地新军纷纷起义，清廷的统治风雨飘摇，不久以清帝逊位而告终。原本用于巩固清廷统治的新军，却成了清廷统治的终结者。清末新军之所以起到与清政府的预期迥然不同的作用，与其身份认同的转变紧密相关。换言之，新军本来的身份认同是清廷的保卫者，后来却出现了变化：一部分新军逐渐接受了革命思想从而以革命者自居；另一部分新军虽然仍保留清廷保卫者的自我认同，但是这种认同的程度已逊于其对实际控制者的个人效忠。正是这种认同上的变化，导致了其角色的转变，从而演绎了一段多少有些让人始料不及的历史。
我在油站的工作实在太忙了，连星期天都抽不出时间去看孩子。倒是老秦去得比我多。有时候，我好不容易抽出时间跑到姐姐家，伸手抱孩子，孩子不要我。
纵观这段历史，也可以看到，某一社会群体的身份认同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建构的。袁世凯通过有意识地向北洋新军灌输忠义文化，成功地使新军将士树立了向他个人效忠的意识，从而在这支军队上留下了鲜明的个人烙印；留日军事学生在新军中传播革命思想，逐渐改变了新军效忠清廷的认同，使其日益走向革命。但是，这种建构又是有限度的，并在复杂的社会环境变化下有着相当的不确定性。清政府训练新军的目的本为加强自身的统治，不料“养虎为患”，反而在新军的冲击之下结束了统治。这也说明，某一社会群体的身份认同建构具有主体性，而非全然被动的“牵线木偶”，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朝着与建构者预期不同甚至相反的方向发展。
此外还应注意的是，某一群体的身份认同，往往不是单一的、纯粹的，而是多维的、复杂的。如就北洋系统的新军与非北洋系统的新军而言，其身份认同的差异除如前所述之外，还存在一个重要的差异，即对南北地缘文化认同的差异，这种差异又会对两种新军的其他方面的认同产生一定的影响。罗志田在重新阐释北伐战争成功的原因时曾对这种“南北畛域之见”有过深入的分析
，这一分析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何以“本是同根生”的南北新军逐渐分道扬镳乃至后来兵戎相见。不过，在群体的多重身份认同中，其中有某种认同占据主导地位。在北洋系统的新军中，“清廷保卫者”的自我认同与“袁家军”的自我认同同时存在，只不过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对袁世凯的认同；在非北洋系统的新军中，随着革命思想的传播以及清廷在“预备立宪”“皇族内阁”等问题上的种种拙劣表现，“革命者”的自我认同已经占据了压倒性的地位，辛亥革命的爆发也就成为情理之中的事情。
据统计，辛亥革命时，新军在职士官有2万余人，曾受新军训练而转任巡防营或各级军事学堂任教的也近2万人，其中800余人是日本陆军留学生。他们主要分布在军咨府、陆军部、各省督练公所以及各镇协担任不同的军事职务。再根据新军对革命行动的反应来看，北洋系新军与两湖新军形成对立的两个极端：北洋系最不革命，两湖系新军最革命。其他省区新军的革命热情程度高低，依次是两江(包括皖赣)、川、滇、闽、浙、西北地区(受到抑制)。这说明，新军革命认同程度的高低除了与清廷对新军的控制程度有关，也与新军驻防地区的经济发达程度紧密相关。一般而言，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新军革命思想越活跃。
①这方面的研究较多，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冯兆基的著作《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以宏阔的视野，在清末军事现代化的大背景中审视新军的发展和演变，讨论了清末社会结构、政治体制、文化观念等因素对新军的影响。熊志勇的著作《从边缘到中心：晚清社会变迁中的军人集团》(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采用军事社会学的视角，深入地考察了军人集团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的角色、政治参与方式、文化价值观念等的转变。还有一些研究从更为具体、细致的角度探讨了新军的革命转向，如龚春英的论文《清末新军的知识化与新军的背离》(《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指出，新军官兵知识文化程度的提高，使得他们对社会和清政府的统治产生了更多的怀疑，从而有利于革命思想的传播。
路面养护施工单位申请开工，并于2015年4月7日向社会发布施工公告。2015年4月19日，施工单位组织人员、材料、机械进场，具备开工条件，经审核于4月20日正式开工。
第二天,他去牌友家送那张八万。牌友听他说了,也笑。笑完,问他,你知道昨晚上,他们为什么不打一饼吗？见他懵懂,牌友往前凑凑,还记得你把牌按在脑门上了？他说迷迷糊糊的,勉强吧。牌友比画着,说你这么一按呀,一饼就印脑门上啦,清清楚楚的,盖了章一样。你这么整,明火执杖不遮不掩的,谁敢打呀？
20世纪初期，俄国对中国东北的占领以及由此引发的拒俄运动，成为南方新军军官倾向革命的一个重要刺激。据时人回忆：“是时吴禄贞等已毕业回国，经心、两湖书院之派往日本留学速成师范者，亦陆续回鄂。当时有李步青者，在武昌花园山天主堂附近教民孙姓花园租房居住，我辈所谓爱国志士者，□集于此。中俄密约之消息传来，不期而集会曾公祠者数百人，本人之演说最激烈，气势亦壮……吴禄贞拊我背曰：‘请到我家一谈’。于是晚，即偕同志吕大森等往水陆街十二号吴禄贞处聚谈。”
当时，吴禄贞在湖北新军界被誉为“第一要人”，开创了“秀才从军”的新风气。此后，吴禄贞大力推荐有革命思想倾向的青年学生加入湖北新军，也因为吴的关系，这些新入伍者得到军中长官的“优礼相待，不以兵卒视之”
。
蓝天蔚：《军解》，《湖北学生界》1903年第1期。
忠义文化是北洋新军身份认同的思想基础。通过这一思想观念的灌输，袁世凯试图把北洋新军训练成“忠臣义士”，其目的就是把新军训练成忠于清廷的统治工具。至于士兵的职能，用袁世凯的话说，即“兵也者，所以捍疆圉，戡祸乱者也”
。训练新军的关键是要有优秀的将官，而优秀的将官必须经过军事学堂的培养。这就是袁世凯训练新军的基本方法，所谓：“练兵何先？曰储将。储将何道？曰兴学。”
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伊始，就创办新军随营学堂，分设“德文、步、炮、马队各学堂”，以期为“国家培养人才，为天下开风气”
。虽然袁世凯也向北洋新军灌输“国耻观念”，但是他所理解的“国耻”是基于中国儒家的忠孝伦理精神，而非具有独立人格思想的现代国权与民权观念。
⑥刘凤翰就评价说：清末袁世凯练兵是成功的，因为他继承了“中华民族二千多年的传统治兵之道”，但因武器装备的进步与更新，也接受了科学的组织区分与操练方法。详见刘凤翰：《清末与辛亥革命》，第373页。
⑦⑧⑨⑩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4卷，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72页，第89页，第705页，第343页，第342页，第345页，第345页，第345页，第345页。
现代教育理论认为有效地学习应该是要让学习者成为教学过程中积极的参与者而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McCowan和Knapper[2]指出:被动的学习对知识的理解是肤浅的,并且较容易遗忘。积极主动的学习有助于学生发展自我学习的技能,同时有助于对知识有更深入、更长久的了解。主动的学习是发展专业技能和整合不同来源的理论知识的唯一有效途径。
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3卷，第591页。
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3页。
朱炎佳：《吴禄贞与中国革命》，《中国现代史丛刊》第6辑，台北：文星书店，1964年，第166-167页。
拉尔夫·L.鲍威尔：《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陈泽宪、陈霞飞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256页。
1.1.1 患者入选标准 ①首发或复发急性心力衰竭/慢性心力衰竭急性发作期心功能NYHA分级：Ⅲ～Ⅳ级；②休克诊断根据《实用内科学》第十四版标准[1]；同时符合以上2项。本研究经本院伦理委员会论证同意开展，所有入组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李仲贤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70页。
居正：《居觉生先生全集》第2卷，出版信息不详，第476-477页。
蓝天蔚：《军事与国家之关系》，《湖北学生界》1903年第4期。
④冯兆基：《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17页，第147页，第166页，第125页，第205页。
罗家伦编：《革命文献》第2辑，台北：正中书局，1958年，第113-114页，第113页，第114页。
①人居环境差。泰煤家园辖区面积大，内部房屋质量参差不齐。泰煤家园共有20栋楼房，90户平房。其中4栋为筒子楼式住房，人居环境很差，但仍有居民居住；90栋为平房，为典型的城市棚户区；仅有16栋住房居住条件较好，适宜居住。②物业管理质量低。目前，泰煤家园的物业尚未完全移交社会，原属企业对社区进行物业管理的弊端逐渐凸显出来，表现为物业管理的落后。通过“居民对物业满意情况”的调查得出居民对当前物业管理水平的满意程度处于较低水平。小区内垃圾堆积，70.9%的居民对环卫不满意；路灯失修多年，照明无法满足居民日常需求，导致86%的居民对照明不满意；安全问题也得到居民普遍关切。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279页。
奋翮生：《军国民篇》，《新民丛报》1902年第1期。
陶骏保：《诗歌：大哉军人》，《南洋兵事杂志》1906年第1期。
《论军人之精神》，《南洋兵事杂志》1906年第1期。
飞生：《真军人》，《浙江潮》1903年第3期。
《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60号）第三十三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需要，按照国家批准的跨行政区域水量分配方案实施的临时应急调水，由调入区域的取用水单位或者个人，根据所在地水资源费征收标准和实际取水量缴纳水资源费。《水资源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财综 2008〔79〕号）第六条规定：按照国务院或其授权部门批准的跨省、自治区、直辖市水量分配方案调度的水资源，由调入区域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取水审批权限负责征收水资源费。
1906年11月6日(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日)，清廷成立陆军部，12月15日(十月三十日)，清廷命令各省督抚全力编练新军，名义上各省军队归陆军部统辖。参见《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第565卷，第13页。
通常情况下，金属矿山会在不同的大功率全机械化矿山机械设备中运作，由于运输设备的使用越来越频繁，使得金属矿山电源安全的普及有了新的要求。为了能让金属矿山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得到提升，金属矿山供电系统安全性分析及事故预防对策分析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廖一中、罗真容整理：《袁世凯奏议》下册，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389页，第1389页，第1394、1413页，第1396页，第1414页。
《临时政府公报》1912年2月5日，第8号。
参见罗志田：《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开放时代》2000年第9期。
On the Identity of the New Arm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Liu Fang
(School of Marxism, Jili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angchun 130117)
Abstract : The New Arm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as an important product of the Qing government’s learning from the west and self-reliance. As far as the whole country is concerned， the New Army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systems： the Beiyang system and the non-Beiyang system. The two systems have consistency in the aspect of identity，but 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In the context of the national crisi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both the two New Army had the sense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but they had quite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s revolutionary identity. Under the control of Yuan Shikai， the Beiyang New Army was greatly influenced by the traditional loyalty culture and had a low degree of recognition of the revolution,while the non-Beiyang New Army， especially the Hubei New Army， was influenced by the nationalist ideas of military students who had studied in Japan， and had a high degree of recognition of the revolution and a low degree of loyalty to the Qing dynasty，which paved the way for the outburst of the 1911 Revolution. The recognition of revolution by the Southern New Army contributed to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southern provinces， while the loyalty of the Northern New Army changed from the Qing dynasty to Yuan Shikai， and the Northern New Army persuaded the Qing emperor to abdicat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will of Yuan Shikai under the pretext of “republic”. The privatization tendency of the Beiyang New Army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subsequent warlords regimes.
Key words ：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New Army； identity； Yuan Shikai； loyalty culture； nationalism
收稿日期 2018-11-19
责任编辑 梅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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