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
《共产党宣言》对政治概念的解构和重构
包大为
(浙江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杭州，310028)
〔摘要〕 在《共产党宣言》中，政治是用于限定统治、制度、运动和斗争等历史活动的定语，是随着经济基础变化而不断具有新形式的动态概念。在阶级社会的历史阶段，作为定语的政治和阶级又统一于新旧阶级统治的本质特征。在此意义上，《共产党宣言》不仅对作为“绝对真理”的政治、法律和道德作出了彻底的批判，而且试图祛魅遮蔽阶级属性的启蒙政治理念，更在后阶级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视域下提出了重构公共性政治的可能途径和必要条件。今天，当历史正反经验和日新月异的技术手段为资本主义政治/阶级统治提供了更新治理技艺的客观条件，用以重构政治的无产阶级政党、政权诚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乃至危机。但是，经济全球化和无人化生产工具变革所带来的过剩危机，以及由互联网所提供的开放商谈空间，将推动阶级意识的迅速发展，而《共产党宣言》的政治实践也必然走进一个新时代。
〔关键词〕 政治；阶级；所有制；上层建筑
今天，政治一方面成为了牵动经济、战争、生态和族群危机的重大主题，一方面却因为冷战的结束和远离阶级话语的意识形态而显得宏大而又模糊。当下关于政治是什么，以及何种政治足以为人类带来普遍福祉的追问中，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宣言》始终从正反两个方面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就正面而言，19 世纪中叶以来的无产阶级开始逐步意识到国家及其政治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结构性力量，而要消除这种结构性的政治/阶级统治，就必须立足阶级政治的消除和公共政治的重构，来推动经济基础的彻底变革。从反面而言，当人们忽视了辩证性而将政治视为某种用以符合理念的实体，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启蒙时代以来政治理念的抽象窠臼。当现代资产阶级政治发展出前所未有的规训全社会的治理技艺之后，重新发明《共产党宣言》中政治的本义和实践指向，就成为了现代无产阶级的理论重任。
一、作为限定词的政治
《共产党宣言》(下文简称《宣言》)的确为共产党人提供了基础政治纲领，是支持者和反对者进行政治言说的重要对象。在长期以来被简化为“革命政治”的标签下，政治通常被熟视无睹地当作一种完备性学说，即某种具有理念性的行动原则。然而，《宣言》中并没有给出“政治”的明确定义，即在关于政治的论述中指出政治本身的内涵和外延。政治在《宣言》全文甚至没有以主词的形式出现，而只是以定语的形式——“政治的”(politisch)——描述了现代资产阶级统治的属性和特征。根据笔者对文本的梳理，“政治的”所描述的范畴主要有以下12 种，即政治上进展(politischen Fortschritt)、政治幻想(politischen Illusionen)、政治的集中(die politische Zentralisation)、政治制度(politischen Konstitution)、政治统治(politische Herrschaft)、政治目的(politischen Zwecke)、政党(politischen Partei)、政权(politischen Macht)、政治斗争(politischen Kampfe)、政治实践(politischen Praxis)、政治运动(politischen Bewegung)和政治的条件(politischen Bedingungen)。① 德文参见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Werke，Band.4，Berlin: Dietz Verlag，1974，S.459-493. 这些范畴在《宣言》中或被用于描述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形成，或被用于揭露无产阶级运动被阻挠破坏的现实境况。究其内在关系和层次，这12 种由“政治的”所标识出来的范畴可以依次划分为三类，每一类范畴都对应着《宣言》的批判对象和建构意图。正是这互为条件的三类范畴，使得《宣言》论述政治和革命的内容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期发展衔接起来，并且在此后一个多世纪直至今天的共产主义者的理解中能够源源不断地生成透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洞察力和创造新社会的必然性。
第一个层次，作为统揽描述词“政治的”之界说性内容是“政治斗争”。《宣言》开篇就明确提出“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1](37)。根据包含性的逻辑关系，阶级斗争(Klassenkampf)是政治斗争范畴的子集。因而在一般意义上，作为描述词的“阶级的”(Klasse)，并不能在概念层面完整地定义“政治的”。然而，语词的一般逻辑关系在特殊语境中必然要得到具体的运用，一般的包含关系也将由于历史性或地域性的限定条件而获得新的解释。“阶级的”之所以能够在《宣言》这一文本中界说“政治的”，则是由文本论述政治斗争的侧重点和前提所决定的，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结构性的限定。以1883 年序言为例，《宣言》所考察的作为每个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基础”的社会结构，并不是由先验原则或政治理念所促成的，而是“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所必然产生的。这种基于经济的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即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形式所决定的阶级，因而“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当然也包括了政治史、意识形态史乃至哲学史。其次，历史性的限定。以1872 年序言为例，《宣言》作为一个“历史文件”所要阐述的是“一般原理”，但是这些一般原理，如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都必须“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3)。因而在1848 年直至资本主义社会被消灭的漫长历史阶段中，结合结构性的限定，政治斗争是与阶级斗争同一的，在《宣言》文本中作为定语的“政治的”则是与“阶级的”同一的。这种同一性贯穿了《宣言》全文关于政治史和政治实践的论述。
通过对个税改革内容的分析，可以发现此次改革的力度非常大。下面通过实例进一步分析此次个税改革对我国人民税负的影响。
第二个层次，以阶级斗争所界说的政治斗争来揭示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历史形成和权力特征，同时祛魅这种阶级统治有别于前现代政治的特定意识形态。虽然资产主义社会结构是《宣言》的革命对象，但是资产阶级在文本中却并不是全然消极的。作为历史科学的重要文本，《宣言》用以分析资产阶级政治的基本方法无疑是历史唯物主义，即严格遵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呈现资产阶级政治的发展线索。这种客观性使得《宣言》一方面诚实地再现和还原了资产阶级政治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通过客观性来论证资产阶级政治走向扬弃的必然性，那种为了迎合现实行动而将资产阶级政治言说为消极之物的庸俗唯物主义论调在文本中无迹可寻。因此，这个层次的范畴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对资产阶级的“政治进展”的历史还原。这种进展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社会结构性要素的量变，而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阶级统治——得以确立的原因、表现和发展。同时，作为业已完成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理论延续，《宣言》时刻体现了物质生产运动对于政治的现在性和决定性。“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而这种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会促成资产阶级“相应的政治上进展。”[1](29)其次，这种“政治进展”最为直观的表现就是对封建社会用以维持阶级统治的“政治幻想”的解构，即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自由市场的形成，资产阶级“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并且以“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politischen Illusionen) 掩盖着的剥削”。[1](30)另外，随着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消亡，经济上的集中又促成了这种新的阶级统治的另外两个特征——“政治的集中”和“政治制度”，前者是生产资料集中的直接反映，即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交通的发展，掌握大多数财产的资产阶级得以实现封建领主阶级所无法付诸实施的“政治的集中”；后者是指“与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1](32)最终，这两个特征直接勾勒出资产阶级“政治统治”。作为新的阶级统治形式，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是与“经济统治”(ökonomischen Herrschaft)紧密相关的，并且充分反映了“经济统治”的内在特征。在经济统治中，资产阶级通过自由竞争实现生产资料的集中占有，而在相对应的政治统治中，资产阶级则通过“现代的代议制国家(modernen Repräsentativstaat)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而国家政权本身则蜕变为“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1](29)
第三个层次，以后阶级社会的革命视角论述无产阶级政治的属性和困境。不论是马克思的早期著作还是《宣言》，都将阶级社会的扬弃视为社会革命的目标。但是，对“后阶级社会”的理解却是多元的。在布朗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者看来，“后阶级社会”是一种从阶级社会直接跃进的历史阶段，并且拒绝根据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客观性作出唯物主义的考察并且制定切实可行的策略。在《宣言》中所论述的那种能够促成共产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政治却凸显了理论原则和现实策略的结合。《宣言》中共产主义革命的主体是无产阶级，这个阶级的政治统治之所以有别于资产阶级——能够促成阶级社会本身的消亡，是因为无产阶级本身的历史属性。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就已经识别了无产阶级最为彻底的革命性，即这是一个“被彻底的锁链束缚着的阶级”“非市民社会的市民社会阶级”“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一个由于自己受的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2](17)而那种使得无产阶级能够获得政治统治的革命，不仅将是无产阶级自身的全面解放，更将是人的解放通过无产阶级的普遍性而形成的历史现实。《宣言》为了向全世界革命者说明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历史担当和必然性，从多个方面阐明了无产阶级所必须理解和实现的政治要素。首先是政党和政权——这两个革命最为基础的政治目标。《宣言》指出共产党人和“其它一切无产阶级”在现阶段的任务是一致的，即“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1](41)但是要夺取政权、终结资产阶级政治统治，就不得不通过“政党”。无产阶级政党正是因为“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1](40)，才能够克服资产阶级革命作为特殊阶级追求特殊利益的狭隘性，并且担负起消灭阶级社会的历史责任。但是，《宣言》作为一个实践纲领，并没有停留于无产阶级政治的一般概念，而是为处于各种社会条件下的无产阶级政党指出了来自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困境。首先，无产阶级仍然可能只是资产阶级实现“政治目的”不自觉的参与者。在工人尚且处于分散状态的生产力阶段，工人的“大规模集结”是资产阶级联合的结果，即“资产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必须而且暂时还能够把整个无产阶级发动起来”[1](36)。在《宣言》发表的时代，除却西欧之外的资本主义或前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不得不参与这种“集中在资产阶级手里”的运动，致力于击溃“自己的敌人的敌人”的斗争。[1](36)其次，无产阶级可能会面临各种反动的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的阻挠。封建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实践不仅用“冠冕堂皇的言词”[1](50)对资产阶级政治统治发起乏力的反抗，更是以无法理解历史的形式反对历史进步所产生的新要素和大变革。
表5的数据显示，rta(一国建立RTA的数目)、wtoc(WTO+，WTO-X领域的条款覆盖率)和wtoe(WTO+，WTO-X领域的法定承诺率)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正面影响。此外，一国教育水平的提高和FDI流入也会积极推动经济增长。
这种历史性危机的意义事实上并不局限于市场和民主，更体现在新技术手段下的意识形态霸权和资本主义阶级统治的紧密结合。一方面，如阿甘本所言，当代西方民主政治由于有意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和革命实践所促成的“哲学遗产”，最终不断滑向空洞抽象的政治概念，以法律、公意和人民主权等语词悬置了真正的社会危机。[8](4)另一方面，如齐泽克所批判的，资本主义阶级统治的意识形态标榜当下是一个“理性协商和决策的后意识形态时代”，而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规划的时代结束了。[9](347-348)在当下的政治语境中，政治的阶级属性已然随着资本全球化和好莱坞式的意识形态而逐渐淡化，但是究其资本主义的历史条件而言，这个过程的发生主要是通过18 世纪以来快速发展的资本主义治理技艺——政治被治理技艺所遮蔽。《宣言》以历史为线索，描述了资产阶级如何发动其他阶级推翻封建政治，并在“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建立”的物质条件下，又如何通过代议制国家获得“独占的政治统治”并建立政治制度。[1](29)这种独占性的阶级统治要得以维持，就必须将行之有效的暴力机关和制度武器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在18 世纪以来的国家治理技艺中不断通过技术的进步而获得新的内容和形式，其最为主要的技艺载体即是法律制度、民主政体和国家机器。
二、祛魅:启蒙政治的阶级性还原
在《宣言》发表之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已经显示出对启蒙以来的政治观念和政治哲学的猛烈冲击。如果说法国大革命向世人证明了启蒙政治理念“改变世界”和“解放人类”的伟大力量，那么马克思主义则以最为彻底的方式质疑这种力量的真实性和普遍性。在19 世纪乃至今天的启蒙神话中，政治自由已然随着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民主形式的确立而得到了“普遍实现”，而资产阶级则一劳永逸地在其宪法中将普世的“解放者”这一身份牢牢占据。但是，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就已经提出，“当代的普遍问题”并不是“谁应当是解放者，谁应当得到解放”，而是“哪一类解放”“人们所要求的解放的本质要有哪些条件？”[2](25)为了解答这些问题，就必须直击为什么在资产阶级宣称的“政治解放”的历史阶段，那些被宣称获得了权利和自由的人民，尤其是无产阶级，仍然由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分配不均而承受着极端贫困，仍然由于贫困的生活境遇和失业的结构性危机而被国家机器及其官方哲学家们视为规训乃至压制的对象。这种启蒙政治理念与现实的矛盾凸显了一个事实，即“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之间必定是存在差别的”[2](309)。为了揭示这种差别及其原因，就必须将这种政治解放的实质从作为神化的政治理念中解放出来，同时将其还原至政治的历史本原——阶级。
第三，揭露资产阶级政治统治技艺的暴力实质。《宣言》描述了随着生产力发展，被资本驱使的资产阶级不断“开疆拓土”的历史。这个历史当然是客观的，但是作为这种客观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资产阶级却无疑在各个方面都乐于诉诸最为直接的政治手段——暴力。不论是“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1](31)的殖民侵略，还是“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1](32)的圈地运动，都是资本原始积累的暴力形式。而在生产资料和人口日趋集中的资本主义政治社会中，高度精细化的暴力机器和法律体系则确保资产阶级能够维持“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1](32)。例如福柯所分析的几乎与《宣言》一致的资本主义历史，资产阶级在18 世纪所建立的“政治权利、镇压机关和上层建筑机关”，其功能是对“生产关系进行再生产，从而加以保持”，所以作为暴力形式的镇压实际上是具有生产性的，因为通过镇压能够促成资本主义“制造、创造、生产的机制”。[6](39)
当然，《宣言》的写作是一项伟大的、创造性的革命事业，并不屑于对各种政治的唯心主义论调及其污蔑进行回应，而是从理论上对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理念和实践进行最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还原。这种还原不仅衔接了马克思对唯心主义法哲学的批判，更触发了后世无产阶级革命者和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接着讲”。根据叙述的逻辑层次，《宣言》祛魅启蒙政治及其现实操演的核心主题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二，呈现启蒙对政治的阶级属性的遮蔽。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是书斋式的学者，他们也并没有因为“学术沙龙”的封闭性而丧失对无产阶级生存现状的了解，更没有低估现实剥削所迫使无产阶级生成的阶级意识。资产阶级国家及其意识形态虽然试图以启蒙之名，以业已实现的自由理念和历来如此的自然法则掩盖政治社会的阶级矛盾，但却无法阻挡无产阶级通过愈发严重的阶级剥削来洞察这些政治理念的虚假性。《宣言》指出，在当时的无产阶级看来，资产阶级用于维持现有剥削秩序的“法律、道德、宗教”，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偏见，隐藏在这些偏见后面的全都是资产阶级利益。”[1](38)在此首先体现出的就是经过现代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革命洗礼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性。这种革命性远远超出了封建社会的农奴、学徒和小市民的革命性。无产阶级不仅没有被刻入万神殿大理石的启蒙政治理念的神圣性所吓倒，反而通过自身的经验看到了资本主义政治所试图掩盖的剥削机制，甚至将哈贝马斯所说的“现代法的核心”——基于客观法强制的、作为主观行动自由(subjektive Handlungsfreiheit)的权利体系。[5](33)
参照改良Longa线栓法[14-15]复制MCAO再灌注损伤模型。大鼠术前禁食12 h后，腹腔注射10%水合氯醛（3 mL/kg）麻醉，以仰卧位固定，沿颈正中线作纵行切口，分离皮下组织，结扎颈总动脉近心端和颈外动脉远心端，将线栓沿颈总动脉分叉部约4 mm处插入颈总动脉，直至有轻微阻力为止，造成右侧大脑MCAO；缺血1.5 h后，拔出线栓实现再灌注（当大鼠清醒后，出现对侧上肢重于下肢的瘫痪症状即视为造模成功）[16]。假手术组大鼠除不插入线栓外，其余操作同上。
2.当前存在 “奢侈化”包装设计的现象，包装设计过于高端，甚至包装的投入远远大于产品本身。企业并未形成独立化、人文化的设计机制，因此设计活动未能实现其应有价值。随着当前人们消费理念的不断成熟，人们在日常消费过程中逐渐倾向于个性化与差异化的消费。因此，若企业不能根据大众的消费需求来进行包装设计，那么其将很难有效实现包装设计的活动价值。
这种理论的还原在《宣言》之前主要集中于“对发达的现代国家的实质进行研究”[2](309)，以及在“消灭哲学”的语境下对启蒙政治理念进行批判。而《宣言》则集中运用了这两方面的理论成果，并且为了在革命实践之前向全世界无产者祛魅民主、自由或正义等政治理念。这一方面体现为《宣言》直截而又凝练地展示了资产阶级政治统治如何得以确立的历史线索，即生产力的发展与利用其它阶级的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则公开了共产主义者对所有曾经被用于维持阶级统治秩序的理念的态度——“共产主义要废除永恒真理”，即被视为永恒真理的一切“宗教的、道德的、哲学的、政治的、法的观念”。[1](48)这种与“至今的全部历史发展相矛盾”[1](48)的立场必然让各种形式的唯心主义政治哲学家大惊失色，同时必然被启蒙神话和资本主义的卫道士视为“破坏性”的力量。似乎一旦《宣言》展示了政治社会的本质，即阶级统治，就会让掌控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议员和绅士维持绝对合法的表象无以自洽，就会让习惯了在资产阶级法权之下承受政治经济剥削的无产阶级投身革命。对于这种责难，《宣言》在“无产者和共产党人”部分逐一进行了批驳。
第四，揭示基于私人所有权的虚假共同体及其狭隘性。在资产阶级争取政治统治的革命中，的确曾经出现过一种具有公共的、社会的联合，即“资产阶级都不得不向无产阶级呼吁，要求无产阶级援助，这样就把无产阶级卷进了政治运动”[1](37)。但是，一俟革命翌日到来，曾经由作为共同敌人的封建贵族阶级所促成的社会联合随之瓦解。资产阶级为了扫除一切“自由”的障碍，不惜将曾经充满慈悲和道德的启蒙政治理念——“自由、平等、博爱”转变为由严刑峻法和监狱枪炮构成的国家机器。而这种“自由”是无产阶级无法共享的东西，因为其实质是“自由贸易，自由买卖”，以及“自由剥削”。[1](43)在资产阶级自由攫取私人利益的情况下，“资产阶级为工人考虑的唯一的东西就是法律……资产阶级对工人只有一种教育手段，那就是皮鞭，就是残忍的、不能服人而只能威吓人的暴力”[2](428)。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虚假共同体表象在阶级矛盾中一表无疑，因为这种共同体期许给人民的只是让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权利，这是“分隔的权利，是狭隘的、局限于自身的个人的权利”[2](41)。
因此，《宣言》祛魅启蒙政治的论述既继承了马克思在1843 年进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的特点——“主要情感是愤怒，主要工作是揭露”[2](6)，又以科学的态度对政治史进行了阶级性的唯物主义还原。这种还原当然不是庸俗的、非黑即白的控诉，而是对历史发展的辩证性进行揭示。资产阶级通过启蒙理念所夸大的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尽管它不是普遍的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2](32)。但是，“政治解放不是彻头彻尾、没有矛盾的人的解放方式”，因为这种解放只是使得国家摆脱了束缚和限制——成为自由国家，而“人还不是自然人”。[2](28)
三、后资本主义:重构政治的条件与挑战
今天，当马克思诞生200 年之后的我们再次阅读《宣言》并反思当下的现实政治，所面临的历史机遇和困境不言自明地共存着。自从十月革命获得胜利进而在全球推动无产阶级试图推翻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联合行动，共产主义就不仅是“已经被欧洲的一切势力公认为一种势力”[1](26)，而是被全人类公认为一种可能改天换地的势力。资产阶级，不论是否已经获得政治统治的权力，都将预防共产主义视为维持这种权力的前提条件。因为资产阶级已经获得了关于阶级斗争历史运动的充分的理论知识和历史经验。在理论层面，资产阶级通过马克思主义著作，尤其是《宣言》和《资本论》，认识到“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1](34)。在经验层面，资产阶级在推翻封建政治之后没多久，就发现曾经“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1](34)，而19 世纪中叶以来风起云涌的工人革命则宣告无产阶级的第一个政治目的，就是要取代资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1](48)。但是，随着无产阶级建立的国家政治在苏联逐渐走向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并最终解体失败，以及里根和撒切尔主义所掀起的“保守主义”革命在资本全球化的时代愈发渗入各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宣言》所揭示的具有阶级属性的政治逐渐被有意无意地遮蔽。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政治统治在全球“大获全胜”的局面使得阿兰·巴迪欧感叹:“20 世纪是资本主义和市场的全球性胜利，无拘无束的市场和漫无边际的民主的结合最后使得这个世纪的意义变得平淡无奇。”[7](3)
关于研究生与导师关系的本质，业界观点比较一致，认为两者是一种以导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教学相长、辩证统一的关系。［4］那么，在研究生教育进入大众化的时代，面对上述异化、淡漠、失范的师生关系，从导师视角应该如何发挥其主导作用构建和谐师生关系?笔者认为，夯实道德教育的基石、立足实践教育的起点、瞄准创新性人才教育的目标、将情感教育作为整个研究生教育过程的纽带，是研究生导师发挥主导作用，从伦理关系、教育关系和心理关系全面构建和谐师生关系的关键(见图1)。
通过以上三个层次，作为定义的政治成为了《宣言》描述阶级斗争历史的重要范畴。政治虽然不可辩驳地在《宣言》中出场，并且成为该文本最终所力图促成的重要实践形式，但是却并不尽然是《宣言》所涉及的各项革命领域的核心。直观而言，这种描述性的，而非概念性的政治范畴与《宣言》的文本意图有关。在1848 年的革命情势下，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共产主义者同盟，一方面无意于为无产阶级撰写一部澄清政治概念的学术著作，另一方面则尽可能地基于当时共产主义者乃至无产阶级已经熟稔的阶级斗争经验和已然成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即将到来的浩大革命提供最为精炼和有力的理论表述。若是结合1848 年之前马克思建构唯物史观的理论脉络，就不难发现《宣言》关于政治的颇有“节制”的论述是为了与启蒙政治——尤其是1789 年大革命所实现的作为理念性原则的政治划清界限。如果说1789 年所奠定的现代性政治是凌驾于社会和经济的理念，这种理念在资产阶级实际运作其阶级统治的过程中逐渐演变为国家机器、法律和意识形态的“虚假源头”，而实际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那么1848 年由《宣言》所昭示的则是一场直接针对物质基础的社会革命，这场革命矛头所指是所有制，而以阶级作为属性的政治，不过是这场革命的必要条件。正如朗西埃所说:“马克思主义将政治视为社会关系的表现方式与替代性伪装，使得政治服从于社会性，并且使政治被社会科学占据。”[3](3)
第一，祛魅人和公民的权利幻象。虽然《宣言》指出资产阶级取消了封建社会由宗教、政治幻想所掩盖的剥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治幻想的彻底消失。事实上，相比世俗化、理性化和法权化的资本主义政治幻想，由宗教、血缘和卡理斯玛所维系的封建政治幻想不仅是粗陋的，更是脆弱的。启蒙政治和资产阶级革命所实现的人权(droits de l'homme)和公民权(droits du citoyen)虽然在抽象意义上是普遍且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但事实上却由于物质资料的集中和私有，从一开始就随着阶级对立而无法被无产阶级真正所有。在“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1](32-33)中，一方面，人权的本质是“市民社会的成员的利益”[2](40)，这种植根于自然法的权利无疑是特殊性的，因而时刻与他人、共同体产生矛盾；另一方面，公民权更是在代议制和国家机器日益远离权利主体的现实中成为一种抽象的程序。但是，这种理念性的人权和公民权却始终被视为启蒙政治乃至现代政治文明的基础。例如孟德斯鸠所指认的“共和国的美德”之所以被简述为“爱共和国”，是因为他坚信良好的政制设计将使得人权和公民权成为“已经确立的东西”，因而“爱国”就足以让人民从个人狭隘的情绪中解脱出来，并使得“对公共情感的投入程度更高”。[4](55-56)
第一，使得国家成为抽象仲裁者的法律。依靠法律来维持政治经济秩序并不是资产阶级政治首创的治理技艺。正如哈贝马斯指出，在以国家形式组织起来的社会中，成熟的规范秩序之上就已经加上了法律规范，只不过在封建国家，法律仍然依赖于宗教上升华之神灵物的自我授权力量[5](31)，而资本主义现代法则“根据由人权和人民主权原则所构成的理念而获得辩护”[5](123)。这种辩护一方面使得资产阶级国家成为抽象的“公正无私的第三方”，是特殊权利得以普遍实现的确定性条件；另一方面则促成了两种围绕着资本主义治理技艺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前者把人权理解为道德性自我决定的表达，后者把人民主权理解为伦理性自我实现的表达。[5](123)
第二，将“政治/阶级”矛盾控制在不危及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民主政体。这种在当下已然成为一种“元叙事”的民主政体——尤其是代议制民主制度，不仅使得自身成为与自由、权利和解放等同的理念，更转移了私有制生产关系下不断发展的政治/阶级矛盾。虽然早在启蒙时期，卢梭就已经详尽分析了代议制民主政体的局限，但是被理念化为终结历史的民主政体却仍然成为了消解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反抗自觉性的政治力量。这些接受了资产阶级的政治条件并甘愿成为代议制民主的“计数工具”的无产阶级并没有看到“民主共和国并不消除两个阶级的对立，相反，正是它才提供了一个解决这一对立而斗争的地盘”——在这个领域，两个阶级在法律上抽象平等的权利将更为凸显“无产阶级所受的经济压迫的独特性质”。[10](87)在今天民粹主义盛行的代议制民主政体，年复一年在选举中上演的“承诺大战”和选举翌日的“过河拆桥”，都深刻揭示了民主制度作为一种治理技艺对于转移政治/阶级矛盾的“有效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在选举以前是政治问题吞没社会问题，在选举以后则是社会问题吞没政治问题。”[11](255)
湖北省是我国水生蔬菜的主要产区，洪湖市是重要力量来源之一，而洪湖水产是洪湖市主要的农业支柱产业，以水产品为主，其种养历史及种养经验丰富，在水生蔬菜的品牌发展上也已卓有成效，通过了多项绿色无公害产品认证，建立了如“洪湖莲藕”“洪湖藕带”等多个著有洪湖标签的特色农产品，进一步提高了洪湖水生蔬菜产品的附加值。洪湖市不断涌现出大量的水生蔬菜加工企业，且已发展了多家龙头企业，产业集聚优势明显，企业带动能力强，为农民增收做出了较大贡献，逐渐形成了农业产业化经营，其水生蔬菜加工规模居全国前列，出口水生蔬菜制品条件良好。
第三，多种形式的国家机器对无产阶级的全方位规训。《宣言》指出，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政治权力，都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1](49)。这种暴力也许在一开始仍然是围绕着消灭肉体而展开的粗陋的暴力形式。但是到了18世纪，如福柯的研究所描述的那样，资产阶级开始意识到“唯一真实的结构是经济和阶级”，并且开始“形成、思考、描绘出新治理技艺”。[12](23)这种新的治理技艺的本质特征是“大量的内部复杂机制的运用——不是保证国家的军力、财富、力量的增长，不是保证国家无限定(indéfinie)的增长，而是从内部限制治理权力的实施。”[12](24)政治权力由此开始成为超结构的(supra-structurel)[6](33)的压抑性力量，在医院、学校、司法机关和监狱等场所得到多元的展现。由此而产生了一个政治权力与经济基础相分离的假象，并且使得管治国家(État de police)的特征从18 世纪马基雅维利式的国家延续和发展至今天美国式的警察国家。这种“与行政管理相混合的治理”[12](31)使得资产阶级政治统治不仅表现为人们获得安全的唯一保障，并且使得所有危及阶级统治的意识从最初的教育中就得到压制。
当然，在一个阶级社会中无论多么完善的治理技艺都无法彻底消除阶级矛盾所带来的危机，再是精美的修饰也无法消除枷锁本身的束缚功能。因此，作为治理技艺这一“硬统治”的补充，以自由主义为核心内容的意识形态成为了资产阶级“自导自演”政治/阶级危机得到最终解决的主要场所。这种在资产阶级政治秩序内部，作为保守的、民粹的治理权力的对立面，同时充当资本主义政治最初理念维护者的自由主义者，从18 世纪开始就开始以“治理的节制性问题”宣告资本主义政治进行自救的有效性。这一问题的抽象程度几乎由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危机程度所决定。在早期应对封建残余和欧洲大陆的激进革命建构的阶段，自由主义所讨论的治理的节制性仍停留于制度设计和政治行为内部。但是到了20 世纪，当一次又一次无产阶级革命暴露了现代政治的阶级统治属性，自由主义所推行的“节制性”也就开始发展出了近似于“自反性”“悖论性”的抽象形态，亦即福柯所揭示的作为当前时代政治特征的“国家忧虑症”或“国家恐惧症”。[12](65)但是，自由主义是否真的忍心彻底终结资产阶级的国家权力，并由此发展为与共产主义“同路”，力求扬弃一切阶级统治的道路呢？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一方面，在政治理念中构成“天国”穹顶的自由，不过是资本主义“尘世”中的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的倒影。自由主义治理技艺的首要特征即是自由市场的“真言化”，其次才是出于“治理的效用考量”而作出的针对权力的限制。[12](51)另一方面，由于对私有制和作为自由定在的所有权的信奉，自由主义并不能在公共性和普遍性中达成真正的社会联合，其所呼吁的作为99%的人民不过是一种“人民崇拜”和“意想中的人民”，而“真实的人民”则是“分裂成各个不同阶级的代表”[13](99)。
结语
综上，从《宣言》乃至更早的资本主义政治统治直至今天，共产主义的政治原则所面临的客观阻碍虽然不断获得新的形式和内容，但是其本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政治的”——亦即“阶级的”斗争，在今天不仅需要面对信息技术化的资本主义阶级统治技艺，更需祛魅作为历史终结话语核心、并时而表现出与阶级统治相对立的自由主义。为了完成《宣言》未竟的解构阶级政治观念并重构公共性政治的使命，我们必须回到历史唯物主义所提供的科学框架，并且在新技术革命的生产力条件下展望无产阶级乃至共产主义的政治。但是，扬弃阶级并解构其政治观念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个历史和辩证的实践过程。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就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14](444)这一思想不仅与《宣言》一致，并且以策略、条件和方法等多个方面在《宣言》中得到具体论述。在《宣言》中，公共权力只有“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才能够“失去政治(阶级) 性质”[1](49)，从而成为现实的、而非抽象的公共权力——如资本主义政治国家和其他虚假共同体所宣称的。而无产阶级在实现“自己的政治统治”之后，并不屑于通过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的治理技艺来维持现状——“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1](38)而是将“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实现经济基础的变革，同时“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实现生产力和历史客观条件的飞跃。[1](48)今天，虽然共产主义重构政治的实践正处于艰难的摸索之中，但是历史也正在为这个实践提供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条件。哈贝马斯认为，那种由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社会，即晚期资本主义(Spätkapitalismus)，其发展过程既充满了矛盾(Widerspruch)或危机，又形成一种由危机造成的剥夺主体正常生存状态的客观性力量。如果说这种力量在《宣言》的时代仍处于萌芽阶段，一方面使得商品的工人“受到竞争的一切变化、市场的一切波动的影响”，另一方面则使得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1](34)那么在21 世纪，这种力量则一方面表现为机器人技术、无人操控和信息技术介入生产领域，这使得失业所造成的“结构性危机”引发人们自觉反思技术背后的资本要素；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云信息和互联网空间将有助于揭露曾经隐藏于自由市场和权力操演中的“无形”要素。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进步不仅为资本的量变提供了增长点，更为无产阶级政治的生成提供了激发阶级意识和发起斗争反抗的客观条件。而这些条件则从根本上指向几千年来由政治/阶级统治所造成的人类生存危机的克服，亦即“陷入危机的主体获得解放”[15](3)。
〔参考文献〕
[1] [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2] 中央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法]雅克·朗西埃.歧义:政治与哲学[M].刘纪蕙，林淑芬，陈克伦 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
[4]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上卷.许明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5] [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M].童世骏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
[6] [法]米歇尔·福柯.不正常的人[M].钱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7] [法]阿兰·巴迪欧.世纪[M].蓝江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8] Giorgio，A. Introductory Note on the Concept of Democracy，Democracy in What State？ [M].Translated by William McCuaig. 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1.
[9] [美]朱迪斯·巴特勒，[英]欧内斯特·拉克劳、[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M].胡大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10] 中央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第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1] 中央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6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12] [法]米歇尔·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M].莫伟民，赵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13] 中央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4] 中央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5] 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M].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
The De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Politics in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BAO Da-wei
(School of Marxism，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28，China)
Abstract: In the Communist Manifesto，politics is an attributive word to describe the historical factors，including ruling，constitution，movement and struggle. The politics in the Manifesto is also a dynamic word，which is defined by different economic bases. Therefore the Manifesto not only criticizes the politics，law and morality as absolute truth，but also realizes the disenchantment on the enlightenment concept of politics，which actually concealed the class attribute of politics. The deconstruction of idealist concepts of politics in the Manifesto provided the possible path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public politics in a post-class society，namely the communist society. When the capitalist political/ class ruling has developed with advanced technologies and abundant historical experience，the critique upon idealist political theories promoted by the Manifesto has to face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However，due to the surplus crisis caused by globalization and robotic production，as well as the open discourse in the cyber space，the class consciousness may develop in the new historical context，which will push the political practice expected by the Manifesto into a new era.
Key words: politics；class；ownership；superstructure
〔中图分类号〕 A8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689(2019)06-0080-08
〔收稿时间〕 2019-08-24
〔作者简介〕 包大为(1989- )，男，浙江萧山人。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暨浙江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夏 雪)
标签：政治论文; 阶级论文; 所有制论文; 上层建筑论文;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