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性沉思：研究进展与前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究进展论文,沉思论文,抑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沉思(rumination)是临床心理学近年来的热点问题，它是指个体反复和消极地关注自身抑郁的症状及引起这些症状的原因和结果，即将注意力聚焦于自身的消极感受和负面信念，反复思考①。沉思使个体陷入负性情绪的恶性循环，导致抑郁症状的延续和加重，进而发展为抑郁障碍。近二十年来的研究表明：沉思是影响抑郁情绪发展及保持的一种关键性结构，也是抑郁认知易感性的重要成分②。尽管许多研究表明沉思是抑郁的重要风险因素，但研究者们对沉思在抑郁过程中的作用机制存在不同理解，沉思的认知机制和神经机制也有待进一步研究。本文拟从沉思的理论与测量、沉思的认知与神经机制、沉思与抑郁的关系等角度，对沉思研究近年来所取得的进展进行梳理，并对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探讨。 一、沉思理论模型的发展 Nolen-Hoeksema最早对沉思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她认为沉思是一种适应不良的反应风格，并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反应风格理论。近年来，对沉思的研究逐渐从行为侧面向微观的认知层面延伸，研究者们又陆续提出了沉思的目标进展理论、元认知理论、执行功能和元认知模型等其他理论解释。 (一)反应风格理论 Nolen-Hoeksema的反应风格理论(response styles theory，RST)认为沉思是一种适应不良的反应方式③，陷入沉思的个体会消极和反复地关注自身的负性情绪及引起这些情绪的原因及其结果(如：反复思考“我多么倒霉”、“如果我一直休息不好，肯定会影响工作”等)，注意力集中于自身的问题和感受而不是积极的行动，因而无法有效地面对和解决问题④。个体对抑郁情绪的沉思反应会延长抑郁情绪的时间，加重抑郁症状。 Nolen-Hoeksema认为，分心(distraction)是与沉思相对立的应对方式，即个体将注意从抑郁情绪中转移出来，投向令人愉悦的和具有积极强化作用的思想和活动，例如，出去跑步或骑车，与朋友看电影或者谈心等。分心的应对方式有助于减轻抑郁情绪，并增加有效应对和问题解决的可能性。但有效的分心不包括飙车、酗酒、滥用药物或攻击等危险活动，这些行为虽然在短期内有助于摆脱抑郁性沉思，但是从长远来看更为有害。不过，分心的策略虽然在短期有降低抑郁的作用，但从长期来看会增加个体的逃避倾向。 Nolen-Hoeksema还用反应风格理论来解释抑郁的性别差异，因为当个体陷入抑郁时，男性倾向于采取分心的活动来减缓抑郁，而女性倾向于采取沉思反应，从而使抑郁的持续时间更长一些，因而女性更容易罹患抑郁⑤。在反应风格理论的框架下，Nolen-Hoeksema等人进一步构建了沉思与其他应对方式和情绪调节策略以及抑郁的关系模型⑥。她提出沉思除了直接作用于抑郁外，还会抑制情绪表达、增加逃避行为、降低问题解决能力，形成恶性循环从而加重抑郁。 (二)沉思的元认知理论 1.自我调节的执行功能模型 自我调节的执行功能(self-regulatory executive function，S-REF)模型是由Wells和Matthews等人提出的用于解释情绪障碍及其认知治疗原理的一种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的情绪活动存在三种不同的加工水平：自动化的刺激驱动的加工、在线的控制性加工和自我信念系统，这三种加工水平之间存在密切的相互作用。其中，储存于长时记忆之中的自我信念系统是一种与自我有关的元认知知识，它能够影响和引导刺激信息的输入与加工⑦。 由于情绪障碍个体往往存在消极的自我信念，在加工情绪信息时这些消极自我信念会执行元认知功能，不断自我强化，导致消极的情绪反应无法停止。例如，低自尊的个体知觉到“负性信息”时，会夸大“负性信息”的严重性和普遍性，他们可能会选择逃避、压抑的应对策略，这些低效的应对策略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于是原有的消极信念在循环中进一步得到强化。根据S-REF模型，Wells等人提出沉思是一种由认知和注意缺陷导致的综合征，其症状包括高度的自我聚焦、重复的消极想法、不良的应对方式以及受损的监控行为。 2.沉思的元认知模型 Papageorgiou和Wells认为，选择和执行沉思这种反应方式与特定的元认知信念和过程有关。他们通过对抑郁障碍患者的访谈，对沉思中的元认知信念进行了分析，并在S-REF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沉思的元认知模型，用以解释沉思的启动、维持及结果⑧。该模型认为，在抑郁情绪出现时，个体倾向于将沉思作为一种应对策略，并对沉思持有积极的元认知信念(如“我需要思考我的问题来找到抑郁的原因”)。但持续的沉思又会诱发个体的消极元认知信念。这些消极的元认知信念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认为沉思具有不可控性和危害性，二是认为沉思对人际和社会互动有不良影响。这两种消极信念最终会削弱个体的元认知效能，加重抑郁情绪，进而实现消极信念的自我强化，使个体陷入不良情绪的恶性循环。 (三)沉思的注意模型 1.注意范围模型 心境是一种重要的情绪状态，它能够通过在注意、理解和记忆过程中的心境一致性偏向影响个体思维的效价⑨。基于对先前心境重要性的认识，Whitmer等人提出了沉思的注意范围模型(the attentional scope model)，其核心观点是心境能够改变注意选择的范围⑩。该理论认为：积极的心境能够增加对环境信息的探索，扩大注意的范围，拓展思维通路，进而增加注意转移能力；而消极心境的作用恰好相反，它们会缩小注意范围，使注意集中于负性主题，这使得负性心境下的个体容易陷入沉思。 注意范围存在个体差异。根据注意范围理论，如果个体的注意范围较窄，在负性心境下这一狭窄的注意范围会进一步被压缩，使个体难以进行思维转换，陷入沉思状态。相反地，如果个体的注意范围足够宽泛，在负性心境下，他们的思维也能转换主题。该理论认为，特质沉思者的重要特征就是他们的注意范围狭窄，难于从负性的信息中脱离出来。当负性心境发生时，个体在注意范围上的差异能够影响个体的沉思倾向。 注意范围理论与Fredrickson的拓展建构理论在理论上一脉相承，不同的是拓展建构理论关注积极情绪的作用，而注意范围理论主要关注沉思和消极情绪的作用(11)。 2.脱离损伤假说 与自我相关的负性信息的持续性加工是抑郁性沉思的典型特征。脱离损伤假说(impaired disengagement hypothesis)认为，从负性的自我参照信息中脱离的能力的损伤是导致抑郁性沉思的根本性原因(12)。该理论预期，外部或内部的应激源(如消极的情绪和记忆)会引起个体的心理冲突并导致两种可能的加工路径和结果。 一种路径是个体在自我反思时产生的负性思维或负性心境引发认知冲突信号，这种信号能够激发自动化或策略水平的冲突调节，使个体将注意从负性思维中脱离出来，进而实现认知重评；或者通过关注其他积极刺激达到分心目的，实现积极的情绪调节。另一种路径是个体在自我反思时关注到负性思维，但冲突信号化的能力受损，或者注意控制降低，这两种缺陷都会导致个体对负性信息的持久关注和沉思。沉思进一步导致问题解决能力的降低，增加负性情绪，引起抑郁发作。这样就形成一个循环回路，使沉思成为一种难以摆脱的惯性思维方式(13)。 (四)沉思的目标进展理论 沉思的目标进展理论(the goal progress theory)认为，沉思是一种自我管理的思维形式，沉思实质上是一种反复思考未实现的重要和高级目标的倾向(14)。目标进展理论的提出是基于Zeigarnik效应，即人们对未完成任务的相关信息的记忆要比对已完成任务的相关信息的记忆更好(15)。从进化心理学的视角来看，Zeigarnik效应具有积极意义，因为它使那些重要的未完成的任务信息更容易通达和提取，从而促进个体的问题解决和目标实现。 如果目标很重要但未能实现，或者通过努力没能取得预期的进展，则个体就会对未完成目标的相关信息非常敏感，反复思考如何缩短当前状态与未达到目标之间的差距，进而陷入沉思状态。例如，一个想要孩子却一直未能孕育的女性，会对与孩子相关的刺激信息更加敏感。Martin的实验研究进一步证实，缺乏关于目标进展的反馈信息，也提升个体对相关信息的敏感性。反之，如果个体取得了预期进展或者放弃目标，沉思就会消失(16)。 从沉思的理论发展来看，研究者对沉思的理解呈现逐渐深入的态势。Nolen-Hoeksema较早提出的反应风格理论认为，沉思是一种适应不良的反应方式；而Wells等人的元认知理论通过分析自我信念在情绪信息自动加工和控制加工中的作用，解释了沉思为何会导致情绪障碍和适应不良；而Whitmer和Koster最近提出的注意理论，进一步从执行功能和注意控制的角度，阐释了沉思发生的认知机制。总体上看，沉思研究的重点体现出从宏观的行为现象向微观的认知机制深化的态势。尽管各种理论对沉思与抑郁的关系机制存在不同理解，但普遍认可沉思与负性情绪之间相互强化的作用机制(reciprocal effect)。 二、沉思的负面效应 (一)沉思加重抑郁症状 大量研究显示，沉思是一种适应不良的反应风格，具有沉思倾向的个体会体验到更多的抑郁情绪。Nolen-Hoeksema和Morrow的研究发现，抑郁个体在接受沉思诱导后，其抑郁水平显著增加，而接受分心任务的抑郁个体的抑郁水平显著降低，但沉思和分心对非抑郁被试的情绪没有影响(17)。在另一项纵向研究中，Nolen-Hoeksema等对82名抑郁的住院患者进行了3年追踪调查，结果发现沉思的反应方式能够显著预测抑郁症状，陷入沉思的个体也更容易发展成抑郁障碍(18)。在青少年或儿童样本的研究中，可以发现相似的结果。Roelofs等人对770名10～17岁的儿童进行了为期8～10周的追踪调查，结果也显示沉思和抑郁症状密切相关(19)。Nolen-Hoeksema对496名青少年女性进行了历时4年的追踪调查，发现沉思能够有效地预测抑郁发作和药物滥用(20)。 (二)沉思增加消极思维 沉思可能导致抑郁的个体更多地思考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负性事件。Rimes和Watkins的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被诱导沉思后，对事件的积极结果抱较低期望，对自己和未来的消极想法增多，变得更加沮丧(21)。另外，研究发现沉思可能导致更多的负性自传体记忆。自传体记忆是指个体对自己过去所经历事件的记忆，它与个体的生活目标和情绪体验有关，其提取质量对个体的身份认同或自我概念有很大的影响。Lyubomirsky等人采用四种不同的自传体记忆测量范式进行研究，发现抑郁被试经过沉思诱导后，其自传体记忆中有更多的负性观念，而且他们比分心条件下和正常被试对记忆中的情绪有更多消极评价(22)。 崔丽弦等人基于正常被试的研究发现，接受沉思任务的个体回忆出更多的负性自传体记忆，而接受分心任务的个体回忆出更多的正性自传体记忆(23)。也就是说，正常个体在应对消极情绪时，采取沉思的反应风格将会导致更多的负性自传体记忆。可见，沉思使注意集中于与消极心境相关的记忆网络上，使这些记忆更容易被回忆。 (三)沉思降低问题解决能力 沉思是压力和抑郁状态下的一种反应方式，很多个体希望通过沉思更深入地理解所面临的问题。但沉思的元认知理论和注意模型都认为，沉思启动以后，会增加负性观念，压缩和分散认知资源，最终会干扰问题解决策略的生成。Lyubomirsky等人的研究发现，抑郁被试经过沉思诱导后，会增大他们对自己所面临的问题难度的估计，从而不能提出有效的问题解决方案(24)。研究还发现，有些抑郁的被试进行沉思后，也能构想出有价值的解决方案，但他们倾向于低估该方案的有效性，导致实际执行这些计划的可能性减少。Lyubomirsky认为，当个体产生消极情绪且反复思考相关信息时，思考问题的角度往往是消极和有偏见的，即使有好的方法也不会去积极行动(25)。 (四)沉思减少社会支持 沉思者对于家庭、朋友甚至陌生人的关系所表现出的行为往往是事与愿违的。Nolen-Hoeksema和Davis对亲人离世后的成年人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沉思倾向较强的个体在经历丧亲之痛后也有寻求社会支持的愿望，但是他们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有更多的摩擦，而且感受到较少的情感支持。随着他们不断地谈论丧失以及对他们生活的意义，其他家庭成员和朋友也会变得沮丧(26)。Brozovich的研究显示，高社交焦虑者在社交情境中经常使用沉思的应对方式，他们不断地回想自己在社交过程中的不愉快经历，使自己变得越来越焦虑，对未来的社交情境做出负向预期，甚至试图逃避日后的人际互动(27)。 尽管大量研究证实了沉思在抑郁障碍中的负面作用，使得多数研究者倾向将沉思视为一种病理性过程，但也有一些研究者认为，沉思并非只有消极的作用。例如，Martin等人认为，沉思包含了正常的沉思(normal rumination)和病理性沉思(pathological rumination)，前者是适应性的，倾向于认知性的问题解决；而后者将注意集中于消极刺激，是适应不良的反应风格(28)。Treynor等人通过对沉思反应量表修订版(RRS)的再分析，也发现沉思包含了反思(reflection)和强迫性冥思(brooding)两个因素(29)。其中反思因素主要涉及个体的向内关注和自我反省，希望通过深入思考寻求问题解决方案的倾向；强迫性冥思主要涉及对现状与未达到目标间的反复比较，以及对自我、他人或命运的负性看法。再有，根据Lazarus的认知评估理论，当应激刺激出现时，个体需要通过初级评估和次级评估来决定反应和对策，因而对问题情景进行深入思考是一种自然的应对反应；而沉思的反应风格理论和元认知理论也指出，个体倾向于通过沉思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那么，导致某些个体从对应对策略的思索转入抑郁性沉思状态的关键变量究竟是什么？是负性的自我概念还是固有的认知缺陷？这仍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三、沉思的认知与神经机制 (一)沉思与执行功能 执行功能是认知心理学的核心概念，它是指在完成特定任务时的控制机制，其本质是对其他认知过程进行控制和调节，从而使我们的认知活动协调有序。面对千变万化的世界，人们能够作出计划、解决问题、适应环境，需要随时监控外部世界和内心活动，从长时记忆中提取信息，抑制无关信息的干扰，完成这些活动所必需的高级认知功能就是“执行功能”(30)。它包含三个最为基本的加工成分：反应抑制(inhibition)、心理定势转换(shifting/switching)和工作记忆刷新(updating)。 由于沉思的重要表现就是无法从消极抑郁的思想和情绪中摆脱出来，这使得很多研究者认为沉思与执行功能和注意的缺陷存在相关。例如，自我调节的执行功能模型认为，消极的自我信念会影响执行功能对内部和外部环境信息的输入、监督和控制，导致消极信念和抑郁情绪的循环和强化；沉思的注意模型也认为，认知资源不足和注意缺陷，使得执行功能无法实现负性情绪的脱离和转换，认知重评和分心等具有积极意义的情绪调节策略也难以开展，从而导致抑郁的持续乃至加重。上述理论得到了不少研究的支持。例如，Whitmer等采用任务转换范式和沉思反应量表来测量个体的抑制能力和沉思倾向，结果发现二者有显著的负相关(31)。Davis和Nolen-Hoeksema通过比较沉思者和非沉思者在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上的成绩，结果发现沉思者要比非沉思者犯更多的持续性错误，即当分类标准发生变化时，沉思者易受先前规则的限制，表现出一种持续以往思路的倾向(32)。 Watkins和Brown采用随机数字生成的实验范式，证实患有抑郁的个体在将注意力从一种任务转换到另一种任务时出现困难，他们推测沉思可能占用有限的认知资源，导致对先前反应的抑制能力下降，并难以实现向新反应的转换。这种推测受到后续研究的支持，Curci等人的研究也发现，负性情绪易诱发沉思状态，进而减少工作记忆中的可用资源，即沉思在负性情绪和工作记忆中起中介作用(33)。Watkins和Brown还发现，分心条件下抑郁被试和非抑郁被试在随机数字生成任务上的表现基本没有差异；他们由此推论，抑郁被试并非普遍存在执行功能的重大缺陷，但是沉思有可能损害执行功能(34)。Altamirano等人比较了不同沉思倾向的大学生在两种执行功能任务(目标转换和目标维持)上的成绩。结果显示，在目标维持任务上，高沉思倾向显示出更低的错误率，在目标转换任务上，高沉思倾向具有更高的错误率(35)。 综上所述，来自不同实验范式的结果显示，沉思与工作记忆和执行功能存在密切关系。沉思状态下个体的工作记忆容量下降，抑制、转换和刷新等执行功能受损，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为抑郁症患者认知功能缺陷及其干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二)沉思的神经机制 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能够为揭示抑郁性沉思的生理心理机制提供更直接的实验证据。根据已有研究的发现，研究者推测抑郁性沉思的加工与负责抑郁情绪、负性信息、自我参照加工、抑制控制等活动的脑区密切关联，这方面已经有了一些探索性的研究。 由于沉思和分心被认为是两种不同的应对风格，因此一些研究者尝试对沉思和分心状态下的神经活动进行比较。Johnson等人比较了自我反思和分心条件下的大脑神经活动(36)，结果发现，相对于分心条件，自我反思条件下大脑的背内侧额叶、前扣带回皮层和后扣带回皮质、楔前叶等区域的神经活动更为活跃。而先前的研究发现，这些部位与“自我”的相关加工有密切关系。此外，Johnson等还将自我反思细分为促进取向的反思(要求被试思考自己的希望和梦想)和回避取向的反思(要求被试思考自己的责任和义务)。结果发现，当被试反思自己的希望和梦想时，内侧前额叶、前扣带回皮层的活动较强，而当被试反思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时，后扣带回皮层、楔前叶神经活动较强。这说明内侧前额叶可能更多地涉及自主的自我加工，而后扣带回皮层更多地涉及与社会情境相关的自我加工。Cooney等人运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fMRI)来评估沉思与分心条件下被试的神经激活模式的差异(37)。研究发现，相对于健康对照组，抑郁组在杏仁核、前扣带回、内侧前额叶皮层、背外侧前额叶皮层、海马旁回和后扣带回的神经激活水平较高。 重度抑郁患者的典型表现就是对自己负性情绪和不利境遇的反复思考，进而妨碍到他们集中精力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这使得一些研究者认为，沉思者从工作记忆中移除消极信息的能力存在缺陷。Berman等人采用fMRI技术对比了重度抑郁患者和正常个体在执行“主动遗忘”任务时激活的神经网络(38)，结果发现二者是相似的，但重度抑郁患者左额下回激活空间更为广泛，而这一脑区是抑制无关信息的重要结构。这说明对消极信息的抑制能力受损确实与抑郁和沉思存在关联。 通过对抑郁性沉思者和由沉思任务诱发的神经活动进行探查，有助于理解抑郁性沉思和负性情绪增强的生理机制，进而为抑郁症的研究、诊断和治疗提供更坚实的基础。 四、对沉思未来研究的展望 (一)沉思的本质与机制 二十多年来，从概念的提出到一系列理论模型的建立，沉思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并被认为是在抑郁的心理机制尤其是认知易感性研究方面最重要的进展。然而，关于沉思的机制仍有许多根本性问题有待更深入的回答。首先，沉思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有学者认为沉思是一种反应方式，有学者认为沉思是一种认知缺陷，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沉思是一种较为稳定的人格特质。从最早的反应方式理论到元认知模型，再到最近的注意范围理论，也都获得了一些实证研究的支持，抑或说各种理论解释都揭示了沉思的一个侧面，但沉思的研究仍缺乏统一的理论框架。其次，现有研究揭示出沉思、认知功能和抑郁之间存在密切的相关性，而且多数研究者均认同沉思和抑郁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强化机制，即消极情绪诱发沉思状态，而沉思状态又进一步加重了消极情绪。然而，在这种双向作用的过程中，究竟是沉思特质起关键作用，还是环境刺激引发的压力和消极情绪起主导作用，抑或是二者的交互作用才是抑郁的根本原因，仍没有清晰的答案。第三，不管是沉思的反应方式理论还是元认知模型，都认为沉思是个体对压力情境和抑郁情绪的应对方式或策略，但沉思的发生却增加了消极心境的持续时间和抑郁发作的风险。那么，从问题解决取向的反思转入消极情绪的强迫性思考的过程中，哪些因素或变量起了关键性影响？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均涉及对沉思的本质理解和机制阐释。而已有研究发现，沉思是与人格、自我、情绪调节、抑制控制、执行功能、元认知等多种心理结构和过程密切相关的一种缺陷，这更使得沉思的机制变得错综复杂(39)。 不过，近年来社会认知情感神经科学的迅猛发展，使得心理学家对自我、注意控制、情绪调节、执行功能等重要心理活动的神经基础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从而为揭示沉思的机制及其与抑郁障碍的关系提供了更多可能。目前，已经有一些学者尝试运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等技术来评估沉思的神经激活模式(40)。通过认知神经科学的方法，研究者可以分析在不同类型的沉思状态下，大脑各个部位的激活模式，进而将其与自我、注意控制、情绪调节、执行功能等认知加工发生时大脑相关部位的唤醒模式相对照。这样，就能够发现沉思与相关心理结构和过程的关联性，从根本上揭示沉思的本质和内在机制，识别强迫性冥思、反思和冥想等心理活动的关键性区别，并发展有效的干预策略。对深思机制的深入研究，还将有助于回答情绪与认知的关系等心理学的重要理论问题。对沉思本质的不同理解关系到沉思的准确测量和有效干预策略的开发。因此，未来研究应努力对沉思研究的已有成果和理论进行整合，进一步明确沉思的内涵与结构，发展更加完善的理论框架，从而为沉思的准确测量和有效干预构建更为坚实的基础。 (二)沉思研究方法的丰富化 在已有的沉思研究中，大多采用问卷和量表来评估个体的沉思特质和沉思状态。最常用的是Nolen-Hoeksema和Morrow编制的沉思反应量表(rumination response scale，RRS)。后来，Treynor等人对RRS进行了再分析，他们去除了与抑郁症状直接关联的项目，得到简RRS量表，该量表在沉思研究中也得到广泛应用。由于沉思反应本身具有内省的特点，因此还有一些研究采用半结构化访谈对沉思进行评估。例如，Papageorgiou和Wells曾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探查了抑郁症患者的元认知信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沉思的元认知模型(41)。但是，采用问卷测量法对抑郁症患者和普通人沉思反应的比较，本质上仍属于相关研究，难以对因果关系进行推论。 研究者对沉思的本质及其与抑郁的关系仍缺乏统一的认识，可能与研究设计也有较大关系。早期的沉思研究大多采用横断设计，这种研究设计便于数据的收集，但从因果推论的效度来看则较纵向追踪研究逊色。因此，未来的沉思研究中应更加重视纵向追踪方法的应用，因为纵向研究能通过多次重复测量反映心理特质的动态变化，便于采用交叉滞后相关、多层线性模型等统计建模方法考察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更有利于做因果关系推论(42)。 近年来，互联网、社交媒体和大数据分析技术得到迅猛发展。网络使用者在社交媒体上讨论和评价各种事件的过程中，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其在线的情绪状态、认知风格和人格特点，从而为通过网络媒体文本信息的发掘开展情感、人格和人际互动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可能。互联网的使用还扩大了情绪研究范畴，为心理学课题提供了新方法，使依靠传统方法难以研究的课题现在已成为可能(43)。例如Bollen等人在微博网站Twitter上实时监测分析该网站海量用户的文本信息，利用在线情绪分析软件GPOMS和OpinionFinder对用户情绪波动进行跟踪，并分析其与经济指数的相关性(44)。Schwartz和Seligman等人提出了开放词汇方法(open vocabulary approach)，对社交网站Facebook上的文本信息进行分析，通过语言特征提取、相关分析和可视化等步骤，开展了大五人格的相关研究(45)。通过网络媒体的文本数据分析，则不仅可以极大地扩大研究样本量，而且可以长期、持续地对个体的情绪状态进行跟踪，结合时间序列和多层线性模型等纵向数据分析方法，将使研究效度大为提高，也有助于将沉思与抑郁的研究推向深入，是未来研究中值得发展的方向。 (三)沉思的干预研究 沉思研究在理论和测量方面均取得了重要进展，今后的研究应重点应着眼于抑郁性沉思干预策略的开发；对基于特定理论模型提出的干预策略效果的评估，也将有助于验证各种沉思理论的解释力。鉴于沉思与元认知、执行功能、应对方式、情绪调节等心理活动存在密切的关系，可以从解释风格、情绪调节、注意控制等角度对抑郁性沉思进行干预。 根据沉思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来看，未来的沉思干预可以从以下角度考虑：首先，根据Seligman的解释风格理论，乐观的解释风格有助于减少抑郁和增进心理健康。而作为一种反应风格的沉思，与个体对事件的解释风格有密切联系。因此，采用认知重评的方法，构建对环境事件的积极、建设性的解释，将有助于个体减少消极情绪、增加积极情绪和寻求问题解决的倾向，从而避免深思反应。其次，Pennebaker等人的系列研究表明，情绪故事讲述(emotional storytelling)和表达性书写(即以书面形式对负性情绪进行自我暴露)的方法能够显著改善消极的情绪体验，增进情绪均衡行为。由于沉思的个体沉浸在负性情绪体验之中，通过鼓励沉思的个体采用表达性书写对负向情绪进行深度加工，有助于他们的情绪释放，并使其获得对消极事件进行认知重评的机会。再次，沉思易感个体的思维具有具体性减少的特点，即容易对负性事件和消极情绪产生脱离具体情境的概括化反应，导致消极的自传体记忆和自我信念，并干扰个体的问题解决。而Langer等人的正念(mindfulness)理论认为，正念使人们专注于当下信息，避免基于自动化和刻板印象的加工，减少对自己和情境的频繁评价。因此，正念训练将有助于减少沉思个体对自身负性情绪的过分关注，增加分心和认知重评等积极策略的运用，阻断消极情绪的自我强化，进而增强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 此外，沉思的干预研究还必须考虑两个重要的问题：处于消极情绪的个体在思考和理解他面临的问题时，怎样才能避免陷入抑郁性沉思？此外，并不是每一个沉思者都会抑郁发作，那么在沉思和抑郁之间存在的关键性调节变量是什么？对这些调节变量的识别和运用，也是沉思干预研究的重要出发点。 (四)沉思的本土心理学思考和跨文化研究 沉思并非是单一的心理结构。如前所述，一些研究者认为沉思包含了问题解决取向的正常性沉思和消极取向的病理性沉思，前者是适应性的，而后者是适应不良的反应风格。根据沉思的目标进展理论，沉思倾向也有利于目标的维持，研究也证实了高沉思倾向者在目标维持任务上错误率更低；对沉思测量和因素分析研究也发现，沉思中包含了具有积极作用的“反思”因素(46)。还有一些研究者指出，沉思过程与一些积极的情绪处理所涉及的内容相似，如通过自我对话去思考自身的情绪体验及其产生原因，因而在特定情境下可能对心理健康具有积极意义(47)。例如，有研究发现高度社交焦虑患者在社交活动后进行的反思能够使他们的心情更为平静，即具有正向反馈的效果(48)。 如果沉思的确存在积极作用的话，是否对中国文化下的个体适应有着更重要的意义？每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独特性，并在个体的心理结构上反映出来。已经有很多研究证实，中国人的人格结构和价值观与西方人存在差异(49)。相对于西方文化而言，中国的传统文化更加内敛、含蓄。儒家经典《论语》就有“吾日三省吾身”、“三思而后行”的论述，《孟子》也倡导“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可见，中国传统的儒家精神强调反省自己、剖析自己、认识不足以及汲取教训，希望“静以修身”，通过自我总结、升华使道德修养得以提高。这样的民族文化特性，是否意味着沉思在中国人的心理结构中有着与西方人不同的价值呢？当前关于抑郁性沉思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绝大部分均基于西方文化，在今后的研究中，国内学者有必要立足于中国文化自身的特点，开展更多的本土心理学和跨文化研究，以增强研究成果的适应性和解释力。 ①Nolen-Hoeksema,S.,"Responses to Depression and Their Effects on the Duration of Depressive Episodes,"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Vol.100,No.4,1991；杨娟、章晨晨、姚树桥：《高中生沉思与应激性生活事件对抑郁症状的影响：1年追踪研究》，《心理学报》2010年第9期。 ②Driscoll,K.A.,Lopez,C.M.,Kistner,J.A.,"A Diathesis-stress Test of Response Styles in Children,"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Vol.29,No.8,2009; Smith,J.M.,Alloy,L.B.,"A Roadmap to Rumination:A Review of Defination,Assessment,and Conceptualization of This Multifaceted Construct,"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Vol.29,No.2,2009. ③Nolen-Hoeksema,S.,"Sex Differences in Unipolar Depression:Evidence and Theory," Psychological Bulletin,Vol.101,No.2,1987. ④Nolen-Hoeksema,S.,"Responses to Depression and Their Effects on the Duration of Depressive Episodes,"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Vol.100,No.4,1991. ⑤Nolen-Hoeksema,S.,Stice,E.,Wade,E.,Bohon,C.,"Reciprocal Relations between Rumination and Bulimic,Substance Abuse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in Female Adolescents,"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Vol.116,No.1,2007. ⑥Nolen-Hoeksema,Wisco,B.,E.,Lyubomirsky,S.,"Rethinking Rumination,"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Vol.3,No.5,2008. ⑦Wells,A.,Matthews,G.,Attention and Emotion:A clinical Perspective,Hove,UK:Erlbaum,1994. ⑧Papageorgiou,C.,Wells,A.,"Metacognitive Beliefs about Rumination in Recurrent Major Depression," Cognitive and Behavioral Practice,Vol.8,No.2,2001; Papageorgiou,C.,Wells,A.,"An Empirical Test of a Clinical Metacognitive Model of Rumination and Depression," Cognitive Therapy and Research,Vol.27,No.3,2003. ⑨Gotlib,I.H.,Joormann,J.,"Cognition and Depression:Current Statu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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