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生活满意度：中国人的自我评价及其影响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满意度论文,性生活论文,自我评价论文,因素论文,中国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对性事看法的逐步放开，性科学知识的积极传播以及避孕技术进步带来的性与生育的相对分离，人们对性愉悦的追求日渐显性化，性生活是否和谐满足在婚姻关系中的地位也愈发重要。然而，当代中国夫妻的性生活状况究竟如何？有多大比例的性生活不协调不满意？是什么因素影响夫妻性生活的质量？本文将利用1996年《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婚姻质量》课题（注：该课题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中的有关资料，系统研究中国人性生活满意度的自我评价及其影响因素。
一、研究背景和假设
性高潮曾被一些性学家认作为评价性生活质量的唯一指标，然而，这种观点已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和否定。当今性学发展的主要成果之一，即人们对性生活满意度并非总由性高潮的实际状况直接决定，而同时也取决于当事人对良好反应的感受能力。潘绥铭教授指出，感受能力与感受状况也不是完全由性高潮状况决定，而同时也取决于性行为5 个具体方面的状况：（1）性生活的频率；（2）其中达到性高潮的次数；（3）性行为的具体方式，尤其是性交体位；（4）爱抚行为的种类和状况；（5）情感交流，尤其是爱情的表达。根据他的研究，对以上5个方面的满意度又取决于当事人的性别、年龄和具体的性态度（潘绥铭，1995，246－247）。刘达临教授通过对7000多名已婚者性生活的调查结果证实，约2/3的中国夫妻对性生活表示很满意或较满意，其中男性、身体状况较好的、文化程度较高以及性生活频率高、性交体位多样化、双方相互配合并经常体验到性快感的被访者性生活的满意度相对较高（刘达临，1992，441－501）。对上海500 对夫妻的多阶段分层概率抽样的调查表明，尽管被访者在对双方性满足感作比较时，女性的满意度较低；但在对个人满意度作自我评价时，男女的回答却无明显差异（徐安琪，1990，108）。李银河教授1994年对北京市2000 多位男女的概率抽样调查则显示，性和谐程度不受任何社会阶层因素诸如教育程度、职业和收入的影响，但比较开放的性态度如认同女性性权利的被访者，有更大的概率得到和谐的性生活。另一项对北京424名已婚男女的研究表明， 在性活动中得到较多者，其性满意度较高；性生活和感情表达如性亲昵频率较高的当事人，其性满意度也更高些。这次研究结果还证实了用性生活满意度的人际交换模型解释中国人性满意度的有效性。该模型假设，性生活满意度取决于有性关系的双方在性交换过程中所获得的和所付出的绝对与相对水平的比值，以及所感知到的性交换的平等程度。模型还认为，双方关系的满意度与性生活的满意度具有正相关关系。 而芝加哥大学1992年的一项被称为美国历史上首次运用科学的随机抽样方法所进行的性生活调查结果也认为：“一个好的性生活里所包含的因素，要比仅仅获得性高潮多得多，而且那些每次都获得性高潮的人，并不是每次都有一个极乐的性生活。这再一次表明，能够与一个合适的伴侣过性生活，比性技巧要重要得多，而且爱情与情感能够发挥极大的作用”（罗伯特·迈克尔等，1994）。
本研究认为，长期的性封闭和性禁忌加上众多的农村及低文化人口，使许多中国人对性生活的关键词“性高潮”懵懵懂懂，而不知性高潮为何物的群体自然对性生活的期望不高，满意度则往往与期望成负相关。因此，性高潮不仅不能作为衡量性生活质量的唯一指标，而且以“性快感”作为替代指标或许更适合中国的实际。
性生活满意度作为一个主观评价的综合指标，不仅由双方的性互动模式所决定，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与当事人的感情交流及日常的性亲昵密不可分。因此，我们认为与性满意度直接相关的有性快感体验、性感受交流、性抚爱时间、性生活频率、感情交流和日常的性亲昵等六大要素，其中夫妻间的亲密感情既然是灵肉交融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和美性生活的必然结果，对性满意度的影响甚至超过性频率、性快感等性互动方式和生理体验。而当事人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地区等社会人口特征、居住方式、婚姻基础、夫妻互动以及性观念则通过影响以上六因素而对性满意度起作用。因此，本研究在性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中把性快感体验等六因素作为中间变量，把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地区等作为初始变量，并通过路径分析，揭示初始变量和中间变量对性满意度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分析框架见图1）。
图1.性生活满意度的路径分析框架
关于中间变量需要作如下说明：（1 ）我们之所以仅设置了抚爱时间而没有把具体的前嬉行为如刺激乳房、生殖器以及性交方式如体位变化等纳入中间变量，是因为性在中国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是一个被禁忌的敏感话题，许多人至今仍难以启齿，且调查对象有内地封闭山区的农民和六七十岁的老年人等，假如要他们回答具体的性行为，或许会让他们感到难堪和生畏，以至影响有关资料的顺利收集。（2 ）把夫妻的性感受交流作为影响性满意度的主要指标，是因为性不仅需要用行为来表达，而且需要用语言来交流，经常进行性感受交流既可使当事人了解对方的需求、喜好并尽量满足之，同时，也可以自己所享受的欢乐感染对方或从对方的愉悦中获得快慰。（3）把平时的性亲昵也纳入中间变量， 是因为日常的性亲昵行为既是夫妻感情沟通、契洽的表露和延伸，也是和美性生活的前奏和折射。我们把当事人对感情生活满意度的自我评价作为衡量其情感交流和沟通的指标，是因为很难用一个具体指标来反映情感交流的内容和频率，况且情感交流的内容和频率也未必能综合地表明伉俪间情感交流的状况。
关于初始变量的说明：（1）国外性学家把宗教信仰、 种族等作为影响性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变量，但由于我们的研究对象中信教及不同种族者甚少，故未把这两项变量纳入考察。（2 ）由于研究对象的教育程度具有较大的地区差异性，我们根据地区的平均值对其作了标准化处理。（3）把婚前的性实践列入分析模型， 是因为以往的性指导常告诫人们：婚前的性行为对婚后的夫妻关系有负面影响，以至大多数男女在婚前连拥吻这样的肌肤相亲也不曾有过，而国外的一些研究则表明，婚前既无性交也未通过其他途径获得过快感的女性，只有60%在婚后第一年达到性快感，而那些婚前有性交经验并体验到快感的女性，婚后第一年就有90%达到性快感，并有半数在90—100 %的性交中获得快感（金西，1945。转引自潘绥铭译，1989）。当然，本研究没有详细询问被访者在婚前通过什么途径获得性体验以及有无快感经历也留下遗憾。（4 ）夫妻同质性的指标包括双方在思想观念、兴趣爱好、生活习惯、性格脾气、消费方式以及在子女教育和处理亲属关系方面的一致性，我们通过因素分析法对这7个指标进行复合简化，其中前5个指标复合为“夫妻一致性”的新因素，其特征值为2.91，总解释量为41.6%，信度为0.74。（5）我们没有把“家庭结构”而把“居住方式”指标纳入模型， 是因为对性满意度有影响的主要是夫妻性活动的居住环境而不是家庭的人际互动，因此，我们把有无他人同居一室作为虚拟变量来考察其对夫妻性生活满意与否的间接影响。（6 ）长期的性封闭和性禁锢使众多男女对性知识缺乏起码的了解，因此我们把是否知晓性生活的关键词“性高潮”作为衡量其性知识的重要指标，这在中国的研究框架中是必要的。
按照我们的假设：（1 ）夫妻日常的感情交流和亲密关系对性满意度的积极作用大于当事人的性快感体验、性感受交流、性抚爱时间等。（2）性生活频率虽与性满意度呈正相关， 但由于其本身更多地与年龄、身体条件和工作紧张度等有关，因此其影响强度逊于其他中间变量。（3）尽管女性在性生活中的性快感体验明显逊于男子， 但由于她们的期望较低故满意度与男子无显著差异，而年轻的、具有城市背景的已婚男女更多地享受到性快乐，对性生活的自我评价也更高。（4 ）婚姻基础好、双方同质性强以及对性的重要价值持肯定态度者往往有更大的概率获得性满足。（5 ）由于性禁忌所造成的未婚情侣连拥吻这样的肌肤相亲都未曾有过的这种并非常态的现状，对其婚后性生活的负效应也是我们需要验证的。（6 ）有他人同居一室也将对当事人的性活动起妨碍作用。（7）教育程度、职业等阶层因素对性满意度无显著影响。
二、研究资料和方法
本文用于检验理论假设的资料来自1996年对上海、哈尔滨两城市和广东、甘肃两省农村的6000多名已婚男女的入户调查。这四个调查点并非随机抽取而是按照地理位置的东西南北和城乡、沿海和内地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特征选取的。这四个点中，我们按分层多阶段概率抽样的方法，各抽取65岁以下的已婚妇女800名， 上门入户对她们及其丈夫分别进行问卷调查，共获得3205个妻子和2828个丈夫总计为6033个调查对象的有关资料。因为不是全国性的随机样本，故研究结果不能推论总体，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人性生活的一般状况。
本研究作为《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婚姻质量》总课题的一部分，有其有利的一面，即有关性生活的询问放在其他婚姻质量指标的调查之后，而不是全询问对象的性生活，使被访者不至于感到唐突及尴尬，显然有利于减少他们回答询问的心理障碍。同时，为了减少调查对象的心理防卫，一方面我们未设置过于敏感的诸如前嬉动作或性交体位等具体的性行为指标，另一方面，我们尽量让他们从侧面作间接回答，如在询问性主动、性交流时让对象回答“配偶是否经常主动提出过性生活”，“配偶是否经常与您谈自己的性感受”等，以增加信息收集的可靠性。此外，为了消除被访者的顾虑，我们还在询问有关性问题前，先重申一下性的重要性和自然性，并保证对调查结果严守秘密，不作科学研究以外的其他用途。因此，从抽样总体来看，拒绝访问的在上海仅为8%， 其他地区均不到1%。从有效问卷看，拒绝回答有关性问题的在上海占7%，其他地区均不到3%， 如回答者最少的问题“您在近来的性生活中是否经常体验到性快感”，未答者也不到3%， 且大多是目前无性生活的老年人，而以“个人隐私”为借口拒答者的比重甚低。因此，我们的调查结果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和可靠性。
本研究所调查的对象最小年龄为19岁（仅甘肃农村1人）， 最大年龄为77岁，妻子的平均年龄为39.0岁，丈夫为41.8岁；被访者平均受教育7.74年；婚姻延续的平均年限为16.2年；夫妻平均生育子女数为1.9人。由于我们的研究对象绝大多数为汉族（占98.9%）、无宗教信仰者（占96.8%），因此，西方社会学常用来分析性满意度的种族结构、宗教派别等影响因素在我们的研究中可以不予考虑（注：研究对象的基本社会经济特征请参阅拙作“婚姻质量：度量指标及其影响因素”，《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第151页。）。
三、中国人性现状的基本描述
由于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大规模的性调查在国内仍不多见，因此，对中国夫妻性生活的现状作一基本描述很有必要。本文根据调查结果，从婚前性行为、夫妻性生活和两性性意识三方面分别进行阐述。
（一）婚前性行为
统计表明，1977年前结婚的被访者，仅有2%承认婚前有性行为， 即使是1987年以后结婚的被调查对象，坦言双方有过婚前性接触的也只占13.2%。这主要因为婚前严守贞操不仅在中国传统社会被列为“妇道”之首， 而且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也被视作恋爱的道德规则之首， 在80年代前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婚前有性接触而造成纠纷或被发现，尤其是造成未婚先孕后果的甚至要被学校或工作单位训诫、处罚，偷尝伊甸园禁果的青年男女常在还未品味出爱情之甘甜之际，却已背上了伤风败俗、不贞不洁的罪名，吞咽着受指戳、被鄙夷之苦，因此，热恋中的男女大多把婚前的灵肉交融当作罪过，并强抑自己的生理冲动，少有违反规则暗结丝萝者。尽管对于90年代的青年情侣（主要是城市青年）而言，婚前性交往在私下里已不再是个神秘、羞涩的话题，但由于社会的道德要求至今仍未松口，一些被访者在回答我们的询问时仍有所保留。考虑到被访者一般不会夸大婚前性交往的深度，因此，我们把双方回答不一的资料进行了技术处理，如一方坦陈有性行为，另一方只承认拥抱过的，我们以前者的回答为准；一方自述无任何亲密行为而另一方首肯接过吻的，我们宁愿相信后者，同时，我们把接吻、拥抱作为一类，有过性行为（包括人流过或致孕）的作为一类，统计结果表明，婚前有性行为的比例有所增加，其中有过性行为的占9.7%，拥吻过的高达45.7 %（不包括同时有性行为的），无任何亲密行为的为40.2%，其中上海人以及青年人在婚前敢于偷尝禁果的明显较多，如上海1966年前结婚的被访者6.5%有婚前性行为，1987年后结婚的则达30.0%；甘肃1966 年前结婚的被访者只有0.8%有婚前性行为，1987年后结婚的这也仅占4.2%。
（二）夫妻性生活
1.性生活频率
统计显示，被访男女自述性生活的平均间隔天数为13天。与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最新的随机抽样调查结果相比，中国夫妻的性频率明显较低（见表3）。
表1 中美夫妻的性生活频率比较 单位：%
中国 无
31～365天 16～30天 5～15天
3～4天 1～2天
夫自述
4
3 13 55
14 3
妻自述
6
4 12 57
15 3
美国根本没有一年几次每月几次每周2、3次每周4次以上
夫自述 1
12 43
36 7
妻自述 1
13 47
32 7
注：美国的资料参见罗伯特·迈克尔等著，潘绥铭等译：《美国人的性生活》，163，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美国的调查所询问的是最近一年的性交频率，我们询问的是最近一般多少天过一次性生活，虽然问法不尽相同，但仍可对其作相应的分类。
研究对象自述的性频率较低，固然与性在长期以来被认作是消极、肮脏、有害健康且应该节制的文化环境相关联，“唯生殖目的论”和“女子无性便是德”的封建礼教潜网更使不少妻子谈性色变，甚至视性欲为淫恶邪念，并尽量压抑自己的性冲动和性需求。我们的调查也表明，丈夫自述妻子经常主动提出性要求的仅占5.9%， 偶尔或从不主动提出性要求的分别达38.3%和16.8%。然而，中美夫妻的性频率差异，或许还与两国被访者在接受调查时不同的心理障碍有关。如中国人希望表明自己是节欲的，故在回答询问时把性频率说得低一些，而美国人往往愿意显示自己的精力旺盛和性生活活跃，或许易把次数拔高。
2.性前嬉时间
调查表明，被访伉俪在性交前的拥吻、抚爱时间达20分钟以上的仅占4.2%，11至20分钟的17.3%，6至10分钟的达26.7%，6 分钟以下的占34.6%， 没有行何亲昵行为而直奔主题式的性交在50 岁以上者高达36.0%，在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者中达43.1%，而在30岁以下的青年和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者中仍占9.0%。
3.性感受交流和性亲昵行为
研究对象首肯配偶经常与自己交流性感受的仅占5.9%， 有时交流的为33.6%，偶尔交流的占32.8%，从不交流的达27.6%。他们在回答“除了性生活以外，夫妻俩平时是否经常有亲昵行为”的问题时，首肯“经常”有亲昵行为的仅占7.7%，“有时”有的为27.1%， “偶尔”有的达35.0%，“从无”的占30.3%。其中丈夫、年轻人、教育程度高者显然更主动、坦然地说出自己的性感受，在平时也更经常地给配偶以热吻或肌肤相亲，而妻子、老年人、低文化程度者往往羞于并更少地表述自己的性快乐和性需求，也较少地与伉俪有亲昵举动。
4.性快感体验
由于50.9%的被访者不了解或未听说过“性高潮”，因此，我们以“性快感”代替“性高潮”作为性满意度的影响指标是符合国情的。调查结果同时表明，被访男女在近来的性生活中每次都能体验到性快感的仅占6.8%，答“经常”的占21.4%，“有时”的达37.3%， “偶尔”甚至“没有”的高达34.4%。男性、青年人、教育水准较高者更多地享受到性愉悦也在我们的预料之中。然而，研究对象自述的性快感频率如此之低令人疑惑，如果说只有19.5%的女性在性生活中“每次”或“经常”享受到性快感，是“唯生殖目的”论和“女子无性便是德”的封建礼教长期熏染的演绎，那么，只有38.1%的男性“每次”或“经常”享受到性快感的数据则实难让人相信（美国男子承认自己“每次”都达到性高潮的高达75%，“通常有”性高潮的为20%，“有时有”的占3 %，“很少有”或“从来没有”的仅1 %）（注：美国的资料参见罗伯特·迈克尔等等著，潘绥铭等译：《美国人的性生活》第180页。 请注意美国人回答的是“性高潮”而中国人回答的是“性快感”。）。
5.夫妻感情生活
大多数已婚男女对夫妻感情生活很满意和较满意，平均打分为5.65分（最高为7分，最低为1分），自述“一般”即打4分的仅占18.1%， 认为不满意即打分在4分以下的只有3.5%。其中城市的、文化程度较高者对夫妻感情的自我评价也相对较高。我们的调查还表明，被访者对配偶尊重、体贴、信任自己以及对夫妻双方的平等、和谐的自我评价均较高，平均打分多的都在5至6分之间。只是因为“体贴”、“信任”、“平等”、“和谐”等指标与夫妻感情生活满意度有较强的正相关，故也未纳入我们的分析框架。
6.性生活满意度
被访对象对性生活的满意度明显低于对感情生活的满意度，平均打分为4.95分，在“比较满意”和“一般”之间（感情生活满意度的平均打分在“很满意”和“比较满意”之间），自述“一般”即打4 分的达31.3%，认为不满意即打分在4分以下的也有10.2%。统计表明， 性生活满意度与当事人的婚姻幸福感具有较高的正相关（Gamma系数为0.46）。
（三）性意识
由于80年代前性被视作禁区，不少人对性知识的了解甚少。我们的调查也表明，50岁以上的被访者有67.5%、30岁以下有43.1%不了解或没听说过“性高潮”，在甘肃甚至有农民把“性高潮”误作为“农业学大寨”之类的“新高潮”。即使听说过或了解性高潮者，44.9%的男女是在25岁以后才被启蒙的，平均年龄为25.7岁。其中男性、城市的和文化程度较高的被访者知晓性高潮的更多也更早些（P均小于0.0001）。
在回答“性生活对您来说是否重要”时，只有8.0 %的被访者首肯“很重要”，26.2%坦陈“较重要”，自述“一般”的达48.0%（设置了“一般”这个模棱两可的指标虽属不智之举，但从中也可了解众多中国人依然忌讳公开表露自己的“性”趣，即使心里肯定性价值，也往往随大流选择“一般”），认为“不太重要”和“不重要”的占16.7%，“厌恶”的为1.0%，其中男性、 青年人和教育程度高者的性态度显然较现代、开化些。
四、研究结果和分析
（一）与性生活满意度直接相关的影响因素
按照预设的分析框架，我们首先以中间变量对性满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证实，夫妻的感情交流对其性生活的满意度的影响为最大，Beta值高达0.4587，其次是性快感体验，Beta值为0.1200，而性生活频率的影响相对较小也与我们原先的假设基本一致。模型的综合解释力为35%，表明该模型具有良好的拟合优度（见表2）。
表2 中间变量对性满意度直接影响的多元回归分析
中间变量 Beta
性生活频率 0.0621***
性感受交流 0.0718***
性抚爱时间 0.0633*** R[2]=0.3489
性快感体验 0.1200*** F=509.58
感情生活满意度 0.4578***
日常的性亲昵
0.0742***
P＜0.0001***
（二）与性满意度间接相关的影响因素
初始变量对中间变量各因素影响的多元回归分析表明，6 个回归模型除了对性生活频率侧面影响的解释力略低（R[2]为9%）外， 其他模型都具有良好的拟合度（R[2]均接近或超过20%，见表3）。
表3 初始变量对中间变量影响的多元回归分析（Beta值）
中 间 变 量
初始变量
性生活频率性感受交流性抚爱时间
一、社会、人口特征
性别(男为1)
-0.1271***
年龄
-0.2039*** -0.0571***
-0.0554***
受教育年数(标准化) 0.0616*** 0.0334*
职业 0.0368*
地区(城市为1)
-0.0427**
-0.0283*
-0.0726***
二、居住方式
(无他人同居一室为1)
三、婚姻基础
婚前的性实践0.0450**
0.1172***0.1293***
婚前的感情深度 0.1251***0.1393***
四、夫妻互动
夫妻一致性(复合)
0.0485***
0.0641***
配偶承担家务多
0.0271*
本人拥有更多实权
五、性意识
知道或了解性高潮0.0448** 0.1408***0.1717***
对性价值重要性的认同
0.1078*** 0.2380***0.2140***
R[2]0.0882 0.2233
0.2245
F
75.95*** 176.55***197.69***
中 间 变 量
初始变量 性快感体验 感情生活 日常性亲昵
一、社会、人口特征
性别(男为1)0.1532***
-0.0323**
年龄 -0.1113*** -0.1231***
受教育年数(标准化) 0.0365**
0.1091***
职业 0.0412*
地区(城市为1) -0.0561*** 0.1218
二、居住方式
(无他人同居一室为1)-0.0350**
三、婚姻基础
婚前的性实践0.0444**
0.1189***
婚前的感情深度 0.0519*** 0.1360*** 0.1218***
四、夫妻互动
夫妻一致性(复合)0.0331** 0.3338*** 0.0856***
配偶承担家务多0.0300**
本人拥有更多实权
五、性意识
知道或了解性高潮
0.1025***
0.0955***
对性价值重要性的认同
0.3195*** 0.1421*** 0.2725***
R[2]0.26350.17710.3399
F 179.31*** 297.80*** 316.40***
P＜ 0.05*，P＜0.01**；P＜0.001***（凡是P≥0.05的Beta值均未列入上表）
路径分析结果证实，与性生活满意度具有正相关的初始变量分别为：婚姻基础、夫妻的一致性、知晓性高潮以及对性价值重要性持肯定态度者，具有较大负相关的仅为年龄一项，而性别、教育程度、职业、地区、居住方式、 家务分配和夫妻权力模式对性满意度无显著影响（见表4）。
表4初始变量对性满意度影响的路径分析
间 接 影 响
初始变量 总影响 性生活
性感受 性抚爱 性快感
频 率
交 流 时 间 体 验
一、社会、人口特征
性别(男为1)
0.0069 -0.0091 0.0184
年龄 -0.0308 -0.0127 -0.0041 -0.0035 -0.0134
受教育年数(标准化)0.0172
0.0026 0.0021 0.0044
职业 0.0072
0.0023 0.0049
地区(城市为1)-0.0070 -0.0027 -0.0020 -0.0046 -0.0067
二、居住方式2
(无他人同居一室为1) -0.0042 -0.0042
三、婚姻基础
婚前的性实践 0.0335 0.0028
0.0084 0.0082 0.0053
婚前的感情深度0.0954
0.0090 0.0088 0.0062
四、夫妻互动
夫妻一致性(复合) 0.1704 0.0030
0.0039 0.0040
配偶承担家务多0.0155 0.0017
本人拥有更多实权
五、性意识
知道或了解性高潮 0.0432 0.00280.101 0.0109 0.0123
认为性生活很重要 0.1609 0.0067
0.0170 0.0135 0.0383
间 接 影 响
初始变量 总影响
感 情 日常
生 活 性亲昵
一、社会、人口特征
性别(男为1)-0.0024
年龄
-0.0091
受教育年数(标准化) 0.0081
地区(城市为1)
0.0090
二、居住方式
(无他人同居一室为1)
三、婚姻基础
婚前的性实践0.0088
婚前的感情深度 0.0624 0.0090
四、夫妻互动
夫妻一致性(复合)0.1531 0.0064
配偶承担家务多 0.0138
本人拥有更多实权
五、性意识
知道或了解性高潮0.0071
认为性生活很重要0.0652 0.0202
间接影响＝初始变量对中间变量各因素影响的标准化回归系数×该变量对性满意度直接影响的标准化回归系数；总影响＝各变量的间接影响之和。
下面我们将对主要的影响因素作进一步的分析。
1.对性满意度具有最明显正相关的因素是当事人的性意识，尤其是对性的重要价值持肯定态度的已婚男女，往往更多地追求并享受到性快乐（表4 显示“认为性生活很重要”对性快感频率的影响最为显著， Beta系数高达0.3595），与此同时，他们在性生活中所获得的性愉悦也反过来强化其对性生活重要性的认同，从总影响看，稍逊于“夫妻一致性”而屈居第二。懂得性高潮的当事人在实践中不仅性前嬉的时间较长，同时也更注重性感受的交流和日常的性亲昵，在性生活中体验性快感的频率较高，于是也获得更多的性满足。
2.尽管配偶承担更多的家务对夫妻感情生活的满意度和性频率有微弱的正相关，但从总体上讲，家务劳动的分配和夫妻权力模式对当事人的性满意度无明显影响，而夫妻双方的一致性则与当事人性的契洽和满足具有最为显著的正相关。这主要是因为家务分工往往与当事人的工作时间、职业压力和持承能力等相联系，从现状看，尽管多数家庭的妻子承担了更多的家务，但84.3%的被访者认可家务分配很公平或较公平。而统计同时显示，拥有家庭实权的一方并未对另一方的心理造成负面影响，如在对夫妻平等作评价时，谁拥有实权和平均得分之间无显著性差异（Eta分别为0.098），因此，谁拥有实权未与性生活满意度呈负相关也是自然的。
3.婚前的感情基础主要通过对婚后夫妻感情交流的间接影响，从而达到性契洽和性满足。由于在80年代前的很长一段时期内，男女青年热恋时的亲热举止，为社会所鄙夷、指戳，而偷尝伊甸园的禁果更将背上伤风败俗、不贞不洁的罪名，故情侣们大多把婚前的性接触当作罪过并强抑自己的生理冲动。然而，未婚伴侣在步入洞房前甚至连拥抱接吻这样的亲密举动都未曾有过，这在西方人的眼中可真是天方夜谭，无任何肌肤相亲的男女在婚前往往少有浪漫爱的经历和深厚的感情基础。我们的研究也证实，婚前有性交往的被访者更多地体验到浪漫爱且感情更深（Gamma系数分别达0.73和0.57），他们婚后的性生活也往往更协调、 满意，这或许是因为婚前的灵肉交融往往是其爱情之火迸发的必然。因此，婚前的性交往对婚后性满意度有负面影响的推测，大多来源于传媒经常曝光的典型个案，而未在我们的研究中得到支持。
4.居住方式与性生活满意度无明显相关，主要是因为，大多数被访夫妻无独立的卧房，其中不少家庭虽有两间以上居室，但当事人多出于对孩子独居的不放心，故仍共寝一室。统计表明，虽然只有44.1%的夫妻单独居住，但与已婚子女、老人及其他家属同居一室的仅占4.0%， 另外51.9%的夫妻与未婚子女同居一室，其中四分之三的子女为10岁以下儿童。因此，有他人同居一室对夫妻性生活有负面影响的假设未得到统计结果的证实。这或许与同居一室者大多是不谙世事的儿童有关，抑或是因为当事人出于无奈及对孩子的爱心，自孩子出生至今已训练出极大的适应能力。刘达临教授的研究也与我们的结果相仿。
5.尽管女性在性生活中的快感体验明显逊于男子，但她们的性满意度却不低。这首先是因为性生活满意度并非仅取决于性快感的频率，女性往往更看重日常的感情和性感受的交流以及性交前的抚爱状况。因此，凡是丈夫在平时及性活动前的亲昵及交流铺垫方面更主动、温存的，妻子的满意度也较高，而性抚爱时间对性满意度有直接的正相关，实际上也更多地与女性的良好感受相对应。尽管男子在性生活中享受到快感的频率相对较高，但女性则对丈夫日常的性亲昵和性感受交流较满意，因此，从总影响看，两性在性生活满意度方面的差异也不显著。当然不少妻子在“女子无性便是德”的传统礼教的长期熏陶下，把性生活当作对丈夫尽职的一项义务而并不奢望自己能经常获得性快乐，一些人即使也为自己达不到性高潮而困扰，却往往随大流回答“一般”，惟恐打分低了让别人误解自己把性看得过于重要。因此，女性的性满意度与男子无明显差异，或许是传统的性文化在女性的心理深层积淀更甚的折射。
五、结论和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中国城乡6000多名已婚男女的实证调查，运用路径分析的方法证实，性生活频率、性交前的抚爱、性快感的体验、性感受的交流、日常的性亲昵以及对感情生活的满意度是影响性生活满意度的六大要素，其中夫妻感情生活满意度与其的正相关作用为最强。这个结果与我们的理论假设基本相符，也和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最新性学研究结果相近。
研究同时表明，性别、教育程度、职业、地区、居住方式、家务分配以及夫妻权力模式与性生活满意度无明显相关，而婚姻基础、夫妻一致性和性意识、性态度通过影响夫妻的感情和性的交流、交融并获得性快乐，间接地影响性生活满意度。其中“婚姻基础”和“夫妻一致性”主要通过影响其感情生活从而对性的交融、满足起作用，而主要通过对性互动模式的积极作用并与性满意度有强相关的因素是当事人的性态度，即对性生活重要性的认同。凡是对性价值的重要性持肯定态度的被访男女，其性生活的满意度明显高于持否定态度者。正如性学专家潘绥铭教授所说，由于中国的大多数夫妻至今仍处于刚开始从性禁锢和性愚昧中解脱出来的阶段，把性看作“淫”、“秽”、“耻”及生儿育女、养身延命和维系婚姻的工具等传统的性文化仍支配着婚姻当事人的性动机和目标，制约着人们的性行为，降低其性感受能力。因此，我国一般夫妻至少目前还无法靠具体性行为方式的改善来提高满意度，相反，我们必须首先解决人们的性态度，使其放下包袱，自然放松地投入性生活（潘绥铭，1995，251—260）。懂得什么是性高潮的被访者对性生活的满意度更高，也进一步印证性的愚昧无知对性满意度的负效应，而农村大量低文化、未开化群体的存在，加上工具化、政治化性文化的长期浸染，使众多男女的性观念、性态度难以在短期内转型，因此，提高性生活质量的路途是漫长和渐进的。我们还要继续清理传统性价值、性道德、性文化中的糟粕，摒弃世俗的性偏见，普及科学的性知识，让性恢复其本来的、自然的生命存在，使当事人都真正认识性在促进身体健康、享受生命乐趣、体验异性关爱和增添婚姻凝聚力方面无可替代的独特功用，是提高性生活质量的必要前提。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性的快乐主义原则尚未被社会所普遍认同，因此，中国的被访者在回答询问时易取保守主义态度，我们尤其怀疑只有8%和26.2%的被访者首肯性生活“很重要”或“较重要”，只有38.1%的男性和19.5%的女性在性生活中“每次”或“经常”享受到性快感的数据，这未必意味大多数中国人确实对性不感兴趣，或由于他们对性生活的期望过高以至性满足较少，而可能是因为不少人在潜意识中至今仍把性与淫、秽、耻相联系。尽管随着性科学的普及和性文化环境趋向现代、开化，性在个人身心和夫妻生活中的价值已为越来越多的已婚男女所肯定，家庭内的“性革命”正在悄然兴起，性快乐和幸福主义的原则也日渐被认同，但不少人依然忌讳在外人面前表露自己的“性”趣盎然和“性”致勃勃。因此，在我们面前展现的所谓中国人“性”味索然或性快乐不足的图景，或许只是被访者在对外口径上不轻易显山露水所造成的假象。实际上不少私房内的“悄悄话”节目正越办越红火、出新和活跃，并日渐成为“黄金”时段的保留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