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大国“伙伴关系”的互动性和不对称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国论文,伙伴关系论文,亚太论文,互动性论文,不对称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已成为全球地缘战略力量最为集中的区域。亚太大国为在未来世界多极格局中处于有利地位，纷纷建立各种伙伴关系。这也成为当前大国调整关系的一大基本特征。这种伙伴关系注重对话与协调，避免冲突与对抗，对亚太地区和平与合作发展有着积极作用。然而，目前这种大国伙伴关系结构的不对称性也显现出各大国伙伴关系强度的不同和相互间的戒备，对此应该有清醒和正确的认识。
一、亚太大国之间的各种形式的伙伴关系
冷战后的亚太大国关系发生深刻的调整。1992年2月，美俄两国总统表示两国在“相互信任和尊重基础之上，共同致力于民主和经济自由的友谊和伙伴关系”。1994年1月，美俄宣布两国关系进入以平等互利和相互承认国家利益为基础的“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的新阶段”。
俄罗斯独立后，中俄关系在中苏恢复关系基础上迅速实现平稳过渡。1992年两国确立了和平共处、睦邻友好、互利合作的新型国家关系。1994年中俄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1996年4月《中俄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建立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翌年4月，两国发表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签署了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成立了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两国在一系列涉及双边利益的重大国际问题上相互理解、相互支持，进一步加深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1997年10月，中美决定“共同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同年11月，日俄两国决定建立“相互信任的伙伴关系”。1992年中日建交25周年时，两国总理共同表示要在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原则基础上，建立面向21世纪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关系。1998年11月，江泽民主席访日期间，两国领导人发表关于中日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
美日之间虽未建立什么伙伴关系，但正在调整和加强军事同盟关系。1996年4月，美日签署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对美日安保体制进行再定位。次年9月，两国正式公布新的防卫合作指针，扩大两国防卫区域，建立以两国合作为主导的相互协同、联合行动的亚太安全体制。
除美日安全同盟关系之外，各大国相互建立的种种伙伴关系是与以往大国结盟关系不同的一种新型国际关系。从各国建立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或联合宣言来看，伙伴关系的宗旨是：不搞互相敌对和对抗，倡导互相协调和合作；双方互相尊重和平等互利；不针对和不伤害第三国。其特点：一是平等，即两国在独立自主基础上平等相处；二是合作，即双方通过平等的接触、联系、沟通和磋商，进行利益合作；三是互利，即在合作中一方面谋求本国利益，但同时又尊重对方利益，最终实现共同利益。
二、大国关系的互动性推动大国伙伴关系的形成
当前的大国伙伴关系具有极强的互动性。任何两个大国伙伴关系的建立和发展，都会牵动其他大国的外交政策走向。尽管大国在建立伙伴关系时都明确声明不针对第三国，但实际上往往会在国际关系中产生相互牵制或相互促动的效应。
这种互动性的产生，首先在于国家之间相互依存关系的不断加深。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日益发展，使各国在追求自身国家利益过程中，越来越注重国家相互间的合作与和平竞争。合作与竞争成为各国相互关系的基本形式。随着各国合作和竞争的发展，国家间的双边和多边关系也越来越密切，双边关系也将由不对称逐渐趋向于对称。于是，过去那种单向的、垂直的依赖关系被如今的双向和平行的相互依赖关系所取代。而这种平行的多边国际关系的任何变动都会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互动效应。
其次是力量均衡原则的作用。力量均衡是国际关系体系能够保持稳定的基础。一旦力量均衡状态被打破，原有的国际关系体制就无法再继续保持。国际关系体系的运行过程是一个不均衡和均衡相互交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力量的相对均衡是一种常态。一旦由于某种原因打破这种均衡常态，各种力量就会运用可行的方式，使力量结构恢复均衡。
再次是各国最大限度地谋求国家利益的结果。国家利益是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和国际交往中的基本目标和决定性因素，是构成国家生存与发展要素的高度概括。目前亚太大国的伙伴关系都是双边关系，虽然这种双边关系谋求双方的共同利益，主观上不针对和不损害第三国利益，但由于政治、经济、历史等种种因素的存在和作用，事实上会影响一些国家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后者就会选择必要的方式来维护国家利益。
上述因素导致的互动作用在亚太大国伙伴关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表现得极为清楚。
冷战结束后，美国出于全球战略的需要，一方面与俄国建立伙伴关系，另一方面搞北约东扩，压缩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北约东扩使俄国欧洲地区的安全受到威胁。为了阻止北约东扩和增加同美国还价的筹码，俄罗斯加强同中国发展合作关系。此时同样面临美国压力的中国，为了进一步推动世界多极化，反对霸权主义和改善安全环境与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90年代前期，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口惠而实不至”的援助，也使俄罗斯开始重视与包括中国、日本在内的亚太国家发展合作关系。俄罗斯推行亚太战略的主要目的：一是政治上确保世界多极格局中的一极地位。冷战后亚太地区在世界上的地位随着其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众多大国利益的交织与碰撞而日趋重要。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考虑，俄罗斯不愿意看到美国进一步控制这一地区，然而又限于自身力量的不足，只好采取联合其他力量共同抵制美国的霸权。二是在经济上寻求合作的伙伴，尽快促进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增强综合国力。三是保障其远东边境的安全，以便集中力量抗衡北约东扩。俄罗斯深知，凭借目前的国力是无法阻止北约东扩的，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北约东扩对俄安全造成的压力，必须与亚太国家改善关系，加强合作。
中国在冷战后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努力为国内的现代化建设创造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但是美国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的战略，威胁着中国的安全环境。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和亚太地区的稳定，加强各国平等互利合作关系，中国积极推进世界多极化发展，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与各国发展合作关系。在此基础上中俄建立了跨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并稳步发展，客观上提高了中国在亚太大国格局中的地位。
苏联解体使中美战略合作的基础消失，两国政治关系变得十分脆弱。在部分美国人看来，中美合作的战略基础已不复存在，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下降，中国有求于美国，而中国又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的强大对于美国推行其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因而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遏制。90年代前期，美国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斗机；派总统贸易代表希尔斯出访台湾；无端制造“银河号”轮船事件；阻挠中国申办奥运会；在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议案时附加政治条件；甚至同意李登辉访美，致使中美关系严重恶化。中俄伙伴关系的建立和稳步发展，尤其是中国对李登辉访美所作出的强烈反应，使美国政府有所震动，开始重视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以谋求建立两国关系的战略基础。1995年10月24日，江泽民和克林顿在纽约会晤时，共同认为中美之间存在广泛和重要的共同利益，建立长期稳定的中美关系，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1997年10月，江泽民主席访美期间，两国领导人共同表示中美要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
中日两国1992年建立了长期稳定和睦邻友好关系，但由于历史认识问题的存在，两国关系处于“低温”状态。中俄、中美伙伴关系的确立，促使日本政府在同中国发展关系上作出积极姿态。1998年11月，江泽民主席访日时，日方在会谈和联合宣言中首次承认过去对中国的侵害，并向中国人民表示深刻反醒和道歉。两国宣布要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
亚太大国之间建立的伙伴关系，增强了各国的对话，弱化了对抗；加强了合作，有助于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但美国并没有因为与其他大国成了伙伴而改变它力图在亚太建立霸业的战略目标。冷战后，亚太地区的战略地位进一步突出，美国也将其在亚太的战略利益视为是全球战略利益的最主要部分之一。美国为了防止其他大国在亚太地区获得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主导地位，同时建立起以它为核心的亚太秩序，一方面倡导APEC成员首脑非正式会晤，并使之机制化，力图把握亚太经济发展的进程；另一方面通过维护和加强冷战时期的双边军事同盟关系来参与和控制亚太的政治和安全事务。其中最为主要的是美国强化与日本的双边军事同盟，并根据新情况对过去的美日安保条约进行修改，签署新的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制定美日防卫合作新指针。美国在《1998年东亚战略报告》中指出，“美日联盟仍然是我们的联盟在确保亚洲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美国在该地区的联盟长期以来一直是地区安全的基础”。[1]调整后的美日安全同盟针对的国家从过去的苏联变为中国和朝鲜。双方军事合作的范围扩大到包括台湾和南中国海地区在内的“日本周边”。美日关系的这一变化表明，安全和政治领域内的合作已在两国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而过去一直存在的经济摩擦虽不会消除，但不会从根本上影响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合作。
美日加强军事同盟关系，尤其是两国合作开发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引起包括中俄在内的许多国家的不安。在1999年联合国大会上，俄代表强调指出，这一行动将影响国际社会的安全利益。俄多位政要表示，一旦导弹防御系统实施，核均衡就会破坏，俄罗斯将加强自己的核进攻能力。[2]2000年1月被俄代总统普京批准的《俄联邦国家安全构想》中明确指出发展战略核力量将作为实施俄新军事战略的最重要手段之一。中国也因美日的这一计划对我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而表示强烈反对。中俄的共同利益和共识，使两国的立场一致，并就这一问题在各个级别保持磋商。如果美国一意孤行，中俄有可能采取进一步合作行动。
三、各大国伙伴关系的不对称性影响着亚太局势的稳定
就目前而言，亚太四大国之间建立的六对伙伴关系是不对称的。这种不对称表面上表现在关系发展的不平衡。中俄伙伴关系建立较早，且稳步发展。中美刚刚启动的建设性伙伴关系时不时面临严峻的考验。中日伙伴关系也由于历史认识等问题的存在而徘徊不前。美俄也由于时常出现摩擦难以成为真正的伙伴。日俄伙伴关系因北方四岛领土问题而举步维艰。而美日关系正如前所述是一种同盟关系。这种不平衡实际上反映出上述各种伙伴关系建立的基础不同和各国建立伙伴关系所要实现的国家利益目标的差异。
中俄两国建立伙伴关系的动机基本相同。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中俄两国的中心工作是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稳定和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两国加强战略合作，一方面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加强经贸、科技和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另一方面在国际上共同推动多极化发展，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倡导建立国际新秩序。中俄伙伴关系自建立后，双方一直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加强相互信任和战略对话与合作，为改善地区安全和形成大国关系的良性互动机制作出积极贡献。当前中俄合作关系稳步发展，但主要集中在安全领域和国际事务合作上，在经济合作方面发展不快，年进出口贸易仅在60亿美元左右，因而有一定的脆弱性。但这一美中不足不会影响21世纪中俄伙伴关系的健康发展。因为目前中俄两国没有战略利害冲突，两国边界问题已经圆满解决，双方对国家安全利益有着一致的认同感，对世界发展的趋势和国际重大问题的看法基本一致。这是中俄保持和发展伙伴关系的基础。今后随着两国经贸、技术合作关系的加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定将会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
中美已开始共同致力于建立建设性的伙伴关系，但由于美国国内反华势力的恶意破坏，两国之间存在着一系列一时难以消除的障碍和矛盾，两国关系发展道路上充满着荆棘。中国的改革开放，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在国际社会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以及对国际事务的积极负责态度和由此而赢得的巨大国际声誉，使美国政府开始重视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位置。美国认为中国在其全球战略中具有两重性：一方面认为中国对世界局势，尤其是对亚太局势的稳定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意义上与中国合作，符合美国的利益；另一方面认为中国的强大将在未来对美国构成威胁。美国的这一认识直接导致它既把中国视为合作伙伴，又将中国作为对手加以防范和遏制，从而使90年代中美关系温度时升时降。中国希望与美国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正常合作关系。这不仅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且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为此，江泽民主席在1995年访美时提出发展中美关系的16字方针，即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尽管近年来中美关系起伏不定，但是中国的这一立场没有改变。然而，美国对中国缺乏最起码的信任。在对华关系上，无论是主张接触的，还是主张遏制的人士，他们都认定中国的强大就意味着与美国的冲突，要维护美国的利益，就要防止中国强大。两者的看法区别仅在于：前者主张通过“接触”减少冲突，试图使中国向有利于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后者主张采取种种手段抑制中国的发展和强大，以防止中美之间发生对美国有威胁的冲突。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新总统布什和他的助手刚一上台，就否认中美是“战略伙伴”，认为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者”，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潜在对手”。当前中美存在的诸如台湾、人权、贸易摩擦和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等重大问题，都是由于美方出于要防止中国迅速发展和强大而引起的。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和相互依存以及国际关系中的互动性是两国建立伙伴关系的基础和动因，而美国对华关系上的错误思维和政策则是影响中美发展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主要障碍，也是可能导致亚太安全局势动荡的主要因素。针对中美关系的症结，中国应在同美国发展关系中进一步寻求扩大共同利益，在坚持维护国家利益的基础上，采取灵活多变的外交策略，尽量减少对抗，避免摩擦和矛盾升级，增强相互信任，间接地最大限度压缩美国反华势力在美国国内政策活动的空间，推动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
早在1978年中日就签订和平友好条约，1998年又构筑了面向21世纪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伙伴关系。然而，历史认识问题一直是中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正如1998年两国联合声明中指出的，正视过去以及正确认识历史是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基础。虽然日本官方已承认过去对中国的侵略，并向中国人民表示深刻反省和道歉，但其国内仍然存在企图为侵略战争翻案或者回避曾经有过侵略行为的逆流。面对中国的发展，日本对中国的态度也暴露出两重性：出于经济利益考虑，愿意和中国发展合作关系；但同时也追随美国，在对中国进行经济援助时企图与政治挂钩，严格控制对华的技术转让，甚至强化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90年代里，日本为了实现其在亚太地区乃至世界政治大国的地位，一方面增加军费，扩大军备，另一方面修改宪法，为向海外派兵制造法律依据。近年来日本国内沉溺于台湾殖民地遗梦的也大有人在，亲台湾势力活动加剧，企图阻碍我国的统一大业。再加上中日之间的钓鱼岛领土争端。这些问题使中日和平友好关系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是90年代两国关系没有实质性进展的主要原因，甚至还会在以后一个时期里影响中日关系的发展。
冷战后美日两国根据新的国际局势重塑同盟关系，逐渐形成“竞争性的相互依存”关系。随着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日本经济的低迷，两国以往的贸易摩擦开始趋向缓和，经济发展中的相互依存性加强。在两国政治关系中，虽然美国建立单极世界的主张与日本希望建立日美欧共同领导世界的设想有分歧，在亚太地区领导权问题上，美日有矛盾，但日本谋求政治大国地位需要美国的支持，尤其是要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需要借助美国的国际影响力。日本为了与日益强大的中国相抗衡，同时提高自己在亚太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不惜在国际局势缓和的大背景下，加强同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而美国为了在多极雄起的世界中，确保自身在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存在，也需要依靠日本的力量。从而形成了以“对付远东紧急事态”为目标的新美日同盟关系。新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的出台和美日研制部署导弹防御系统，进一步强化了两国的同盟关系，同时也引起许多国家的强烈反对。美日强化安全同盟关系，不仅将使亚太大国间的原有平衡关系被扭曲，使这一地区的安全形势出现逆转，而且也有可能引起新一轮的军备竞赛。
四、亚太大国伙伴关系的发展前景
未来的亚太大国关系格局有三种发展趋势。一是各国从维护地区稳定和发展共同利益的大局出发，加强对话，相互谅解，求同存异，消除对抗，增强合作，发展和改善双边关系，通过良性互动效应，使一些不对称的大国关系逐渐趋于对称，形成以平等和互利合作为特征的大国多边关系。二是出现恶性互动效应。有些国家不是从维护和平稳定和互利的大局考虑，而是出于所谓的国家利益或安全利益——实际上是狭隘民族利益或霸权利益，采取不同手段遏制别国的发展和强大。这种“扬己压人”的做法必然会引起有关国家的不满，后者也有可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甚至还会形成新的结盟，使不对称格局更加不对称。三是在今后一段时间里继续维持与目前大体相当的不对称局面，但不排除在某段时间内，有的大国关系会有恶化。
我们希望第一种趋势能立刻出现，但是当前的国际局势告诉我们，这种前景很难在短期内形成。第二种趋势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而且也不是那么容易形成的。因为它既与当前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和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发展使各国相互依存加强的大趋势相悖，也不利于这些国家利益的实现。因此，第三种趋势是最可能出现的，也就是说目前的这种不对称局面还将持续一段时日。
根据目前亚太大国关系，可以这样认为，美俄关系仍将处于僵侍状态。美国为了防止俄罗斯的崛起，会对它继续施加压力。缩小它的地缘势力范围，试图通过部署NMD，削弱俄在核武器领域与自己平起平坐的地位。而核武器对俄来说，几乎已成了它维持大国地位的唯一有效手段。所以，俄不会轻易向美国作出让步，但由于实力的原因，俄罗斯也不会同美国直接对抗。中美关系在近三、五年内也难以有较大的突破，甚至仍可能有短暂倒退。因为，认为中国是美国的竞争对手，是美国潜在的威胁，是当前美国国会和政府对中国的一个主导性认识。再加上台湾问题的存在，中美之间仍会发生摩擦。但美国也深知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重要性，所以也不会断然去恶化中美关系。就如布什就任总统之前，鲍威尔和赖斯对中国李肇星大使所说的，布什政府重视对华关系，将继续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遵守美中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进一步发展美中关系。[3]上述美俄关系和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基本决定了未来中俄关系仍将稳定发展。中俄关系如要上一台阶，主要是要解决经贸合作滞后问题。在当前亚太大国关系中，日本可以说是处于一种从属地位。因此，中日关系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中美关系；日俄关系也将受制于美俄关系。而美日安全同盟对中国的影响，同样取决于中美关系。
在错综复杂的亚太大国关系中，中国要维护国家利益，改善安全环境，就应该在迅速增强综合国力的同时，坚持与各国发展伙伴关系的战略，使亚太大国关系逐步趋向稳定和对称。笔者认为，在实施这一战略中尤其要注意以下四点：1.坚持独立自主和不对抗、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的原则。因为与任何大国的结盟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中国外交的独立自主性，限制自己在对外关系中的活动范围。同时，试图以结盟来改变不对称关系的做法，很可能进一步恶化大国关系，甚至形成对抗性的国家集团。坚持这一原则，一是能使中国在与它国在某些问题上发生矛盾和摩擦时，避免引起全面对抗；二是中国可根据不同问题，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寻求合作伙伴，形成有利于自己的力量组合。2.坚持平等互利和发展共同利益的原则，采用灵活善变的外交策略。在全球化发展进程中，国与国之间由于相互依存加强，必然会存在共同利益。实现和发展共同利益是各国建立伙伴关系的动因。而要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就必须坚持平等和互利。因为平等是建立各种伙伴关系的前提，互利则是建立伙伴关系的目的。在现实多变的大国关系中不可避免地会有分歧和矛盾，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寻找双边和多边共同利益，建立平等关系，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就必须要有灵活善变的外交策略。3.进一步倡导和推动多极化。多极化本质上是对美国当前企图建立霸权的制约，促进多极力量发展就是反对霸权主义。因此，中国应利用多极化发展，在世界范围内积极开展双边和多边外交，推动多极化发展，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用“迂回”方式来增强中国在亚太格局中的地位。4.本着“对事不对人”的原则，正确处理好中美关系，使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美国是当前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是对中国国家安全和对外关系具有最大影响的国家。因此能否处理好中美关系，无论对中国国内建设，还是对外关系发展，都是十分重要的。鉴于半个多世纪中美关系的经验教训，我们一方面应该正确利用两国间的共同利益，扩大和加强合作，另一方面应该对美国的霸权主义进行斗争。反对美国霸权主义是反对它的霸权政策和霸权行径，而不是同美国搞对抗。根据邓小平提出的，中国“不要当头”、“韬光养晦”和应“有所作为”的外交策略，中国反对美国霸权主义应该与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相结合，主要集中在与自己国家利益直接相关的问题上。总之，中国在处理中美关系时，既要坚持原则，又应本着江泽民提出的处理中美关系的“十六字方针”，采取灵活务实善变的外交策略，致力发展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
通过中国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国际社会积极因素的影响，无论亚太大国关系，还是世界范围内的大国关系，都会朝着良性互动和对称的方向发展，逐渐形成稳定、良好和长远的伙伴关系，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发展，创造出相对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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