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达理论与跨文化翻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跨文化论文,达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在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中，如何更好地破除文化背景的障碍，有效地传达原文的意义，这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著名语言学家尤金·A·奈达提出了“动态对等”的理论，它对深入理解并解决跨文化翻译中意义对等问题有很大的启示，对跨文化翻译的实践也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本文拟以“意义对等”为切入点，以提高英语汉译水平为目标，对奈达翻译理论作一较系统的探讨。全文分三个方面进行论述：①奈达动态对等翻译理论的核心内容；②动态对等翻译法在跨文化翻译中的应用原则和具体方法；③衡量译文水平的四个基本标准。
翻译，就其本质而言，是将储存于一种语言符号系统的信息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符号的信息。但是，现实中并不存在两种完全对等的符号系统，各种语言在其组词造句、表达方式，特别是成语、典故、习语等方面，都具有其独特性，与其他语言形成千变万化的差别，这种差别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更显悬殊。因此，翻译过程中，要想使原文和译文达到意义的绝对对等是不可能的，而只能达到相对的对等。那么，如何在跨文化翻译中尽可能地消除隔阂以确切地传达原文的意义，就成为翻译工作者着力研究的问题，也是跨文化翻译的关键所在。著名语言学家奈达提出了“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等一系列翻译理论，它对更好地理解并解决译作中的意义对等问题有很大的启示，对跨文化翻译的实践也有着现实指导意义。有鉴于此，本文拟对奈达翻译理论及其对跨文化翻译的意义作一番探讨，其中所举例子以英语汉译为主。
一
尤金·A·奈达(Eugene A.Nida)为国际著名的美国语言学家，在翻译界具有广泛影响。他不仅提出了一系列翻译理论，而且长期从事翻译实践，特别是《圣经》的翻译。奈达对翻译理论的最大贡献是他运用了交际方法来解决翻译中的对等问题。他认为翻译即交际，为了达到有效交际的目的，任何话语都必须以接受者（听众、读者）为出发点。在阐释交际方法时，奈达提出了“动态对等”的新概念。所谓动态对等，就是译文与原文在效果上达到“对等”，即译文读者的理解与感受与原文读者的理解与感受基本一致。动态对等的反面是“形式对等”(formal equivalence)，即强调语言形式的对应。“动态对等”与“形式对等”的提出和论述对跨文化翻译具有很大意义。
动态对等翻译与以往翻译方式的不同在于，它不要求读者对原文的文化背景有深入的了解，而着重利用读者本土文化知识来理解译文。原文中的诸多形式因素，如语言表达方式及某些行为模式等都被转换成了译文读者所熟悉的本土文化中的诸形式。“动态对等”不要求原文信息与译文信息绝对对等，而注重其“动态关系”(dynamic relationship)，即译文与译文读者的关系和原文与原文读者关系保持一致，以达到同等阅读效果。这样，动态对等翻译可使对原文文化背景不甚了解的读者轻松自如地读懂译文。奈达举了一个典型的例子：J.B.菲利普斯翻译《圣经·新约》时，将“以圣吻互相致意”译成“以热烈握手互相致意”，因为在译文读者文化圈中没有“圣吻”的习惯，而握手却普遍流行。动态对等正是通过这种“调整”来达到两种语言的最终效果一致。
对此，笔者不妨再举两个英译汉的例子：其一，在《圣经·出埃及记》中，“Thou shall notseethe a kid in his mother's milk”一句，在汉语中通译成“不可用山羊羔母奶煮山羊羔”，若用“动态对等”法可译作“煮豆燃豆萁，相煎何太急。”第一种译法将原文的比喻原封不动地搬进汉语，对中国读者来说既陌生，又费解；第二种译法将原文的比喻转换成中国家喻户晓的典故，原文寓意完全表达出来了，既准确又传神，实现了交际目的。其二，在《圣经·使徒行传》中，耶稣·基督对扫罗说：“I am Jesus whom thou persecutest；it is hard for thee to kick against the pricks”。此句译作“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脚踢利刺休想得逞。”“脚踢利刺”是西方人的一种比喻，我们操汉语的人不容易理解，如换成“螳臂挡车”或“蚍蜉撼树”，读者就会心领神会，不至于产生任何误解了。这样，西方人读的是“脚踢利刺”，中国人读的是“螳臂挡车”或“蚍蜉撼树”，两者得到的感受是一样的，都产生“自不量力，可笑之至”的联想，原文的信息得到了充分的传达。这正是“动态对等”的宗旨所在。
与“动态对等”相反的是“形式对等”。“形式对等”要求译文在语言形式诸因素上(formal elements)与原文保持一致；要求读者将自己溶入原文文化圈，对其风俗礼仪、思维模式、表达习惯等了如指掌，以原文文化一员的角色来阅读译文。因此，形式对等翻译是以原文为出发点，以原文为终极指向。它以不折不扣地反映原文原貌为宗旨。为了达到语言形式的逐一对等，译文要做到所谓的用词一致(concordance of terminology)，即原文词必须在译文中找到对等词。其结果往往会走到极端，使译文晦涩难懂，佶屈聱牙，甚至读者不知所云。笔者举两个《圣经》英译汉的例子作比较说明：
原文：But when thou doest alms，let not thy left hand know what thy right hand doeth.(Matthew 6:1)
形式对等译文：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的。（《马太福音》6:1）
动态对等译文：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大肆张扬。
原文：When ye depart out of that house or city，shake off the dust of your feet.（Matthew 10:11)
形式对等译文：你们离开那家或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马太福音》10:11）
动态对等译文：你们离开那家或那城的时候，永远不要返回。
很明显，形式对等译文几乎逐词将英语搬入汉语，但原文真实含义并没有传达出来，读者只能凭借自己的想象去猜测。而动态对等译文虽然打破了原文语言形式，读者对其意义却一目了然，不会产生误解。
从对奈达关于翻译的两种基本方法——动态对等法与形式对等法的阐述中可以看出，前者更适于跨文化的翻译。动态对等法能够更好地传达原文意义与精神内涵，利用读者对本民族知识结构的了解去理解原文，产生原文读者阅读原著时的同样感受。而形式对等法虽然保留了原文语言形式，在跨文化翻译中容易产生误解，甚至原义的完全丧失。
众所周知，原作者写作对象是自己同一文化圈的人，作者不自觉地假定读者具备与自己同样的背景知识。而译者却不可作这样的假定，他应清醒地意识到译文的读者生长在与原著完全不同的文化圈里，读懂书中内容的背景信息他们并不具备。因此，若要有效地传达原文的意义，使译文读者看得懂，语言形式必须有所改变，译文也不可避免地增加或减少。自然，即使形式上作出了种种更动，动态对等法不可能绝对完整地传达原文信息，因为文化差异渗透于语言的所有方面。没有一个译者能将原文全部信息植入自己的译文，传达出原文字里行间的所有感情色彩及种种微妙联想。但是为了将文化差异造成的隔阂减到最低程度，译者有足够的理由在语言形式上作大胆的改动。
形式对等法作为一种翻译方法，也有其用武之地。一般来讲，形式对等法适于同一文化圈内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如基督教文化圈，或同一文化圈内不同方言、少数民族语言的翻译等。比如，对于学习法国中世纪文学的英国学生来说，阅读形式对等法翻译的法国中世纪文学会感到惬意自如，可以领略早期法语的意像形式、语言结构及它们所传达出的特殊文学韵味。自然，在使用动态对等法的同时，也可适当酌用形式对等法，如当读者对原文背景有相应了解时，可直接使用原文的一些修辞手法及习语，但这拟作为一种局部的运用和补充，不宜当作翻译的原则。
二
“动态对等”既然是跨文化翻译的有效的手段，那么如何使用这种方法以达到最佳效果呢？对此，奈达首先揭示了它的本质属性，指出：动态对等是“最接近原文的自然对等”(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t to the sourcelanguage)。这一言简意赅的论断中包含了三个要点：“(1)对等，这是对原文而言的；(2)自然，这是对接受语而言的；(3)最接近，是上述两者的结合，以达到最大程度的相似。”①可见动态对等翻译的本质是始终关注原文与译文两个方面，将接受者（读者）放在重要位置，将原文与译文动态的统一作为核心。
至于如何达到两种语言的统一，奈达认为，需要在两个层面做相应的调整：语法和词汇。语法层面的调整不很困难，因为译语中的语法规则是约定俗成、固定不变的，译者只需在译文中适当变换词序，或改变词性就可以了。但是，在词汇层面做到原语与译语的统一就并非易事了。词汇的使用没有一定之规，以译语的词代替原语的某个词有多种可能性，而词的选择恰当与否对译文准确性影响极大。下面将较详细地阐述这一方面的问题。
奈达提出，词汇的翻译分三种类型。“(1)译语中有现成对等词的词汇，如河流、树木、石头、刀等；(2)作用相同，但在不同文化中形式不同的词汇，如书这个词，英语中指用纸张装订的印刷物，而在《新约》时代却指用羊皮纸或草纸制成的卷轴；(3)记录文化特色的词汇，如《圣经》中的一些词：犹太堂、荷马、伊福、有翼天使、犹太五十年节等。”②
第一类词很容易翻译，不论哪种文化这类事物完全一样，只需将译语词与原语词一一对应就行了。第二类词也不难解决，比方说，多数文化中毕竟有“书”这类东西，译者可比照本文化中表示相应概念的词译出。第三类词的翻译就比较困难了，因为它们是某一文化特殊的东西，其他文化中并不存在，因而很难在译语中表达出来。这类词涉及民族传统、礼仪习俗、宗教观念等，而这些正是特定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一种文化区别于另一种文化的标志，文化差异常常在这些词中体现出来，跨文化翻译的难点也就在这里。前两类词往往只涉及文化的表层，即物质的层面。从文化学上讲，在不同的文化圈中，越是表层的东西越相接近，在翻译中也就越容易解决。
奈达认为，翻译好第三类词应处理好形式对等和功能对等的关系。我们知道，语言是通过语言形式承载信息的，语言形式中的信息被正确读解了，语言的功能也就实现了。在原著中，语言的形式和功能是统一的。但在翻译中，译文的语言形式与原文的语言形式不一定一致，而译文的语言形式与功能却必须统一，即译文的语言功能必须实现，以使原文的信息正确地传达给译文读者。关于这一点，语言学家比克曼(Beek man)也曾有过颇为精当的分析，他将翻译中语言的形式和功能的关系及其所产生的效果用图表形式列了出来（表1）：
表1
可以从图表中看出：第一、第三种类型的翻译是成功的，译文实现了正确传达信息的功能，虽然语言形式有时无法保留。第二、第四种类型的翻译是失败之举，因为译语语言的功能已经丧失。因此，理想的翻译当然是形式与功能都与原文一致，两全其美，但如此完美的翻译在实践中并不多见。当语言形式与功能发生矛盾时，为了达到有效实际的目的，只能重功能轻形式，保意义舍外形了。
在这里，笔者举一个在汉语里通行已久，但并非正确的译文来进一步阐明此点。英语Catholicism、Orthodoxy和Protestantism分别被译成中文“天主教”、“正教”和“新教”。其实这样翻译并不正确，因为“教”在中文里指一种独立的宗教，而Catholicism、Orthodoxy和Protestantism只是基督教(Christianity)的分支。由于错误的翻译，一般中国人将这三个分支当作与基督教并列的其他宗教。这种误解的产生正是由于译文未能实现正确传达原文信息的功能。表2可以看出原文与译文的差异：
表2
我们可以修正译文，拟作如下翻译：
“宗”在汉语中意思为“宗派”，是一个大团体中的派别，因而准确地传达了原文的含义，实现了译文的功能。
为了能在词汇层面全面达到原文与译文的动态统一，奈达在阐明了针对三种不同类型词汇的不同翻译原则外，还提出了词汇翻译的三种具体方法作为补充。第一，译者直接使用与原文功能相等的词，必要时可在注释中加以说明。第二，借用原文的词，在原词上适当增加说明性的词语。如“法利赛人”(pharisees)一词，在“法利赛”后加一个“派”字，变成“法利赛派人”，使译文读者意识到“法利赛”是个宗派。这种方法非常实用，比如在宗教词汇的英译汉中，通过加词可以更准确地传达原文内涵，试比较：
原词通译 笔者拟译
communion
圣餐圣餐式（一种宗教仪式）
incarnation 道成肉身道成肉身说（一种基督教学说）
manna
玛纳玛纳神饼（上帝所赐食物）
第三，用说明性的词语翻译某些词。如，phylactery一词，指犹太教的一种小盒子，里面装有写在羊皮纸上的经句，教徒晨祷时使用。此词不妨译作“晨祷圣喻匣”。这种解说性的译法可以直接将原文意义传达给译文读者。
三
以上着重论述了什么是动态对等翻译，动态对等翻译法在跨文化翻译中的意义，以及实行这种翻译的原则和具体方法。接下来的问题自然是如何衡量译文水平的高低。奈达认为，一篇成功的译文应满足以下四个基本要求：
1.读得懂 任何一篇译文，特别是有鲜明文化特色的译文，首先应该让读者看得懂。译者应充分考虑到读者的文化背景及读解能力，破除原文语言形式的框架，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传达原文的信息。奈达举例说：“人们或许知道，‘对于罪孽改变了主意’这一短语是‘忏悔’的意思，但如果当地人习惯于用‘当面唾一口’表示‘忏悔’的话，比如苏丹的希鲁克语，译者显然应采用当地通行的用法。”③
2.传达原文的精神与风格 译文应重“神”而不重“形”，着重传达原文的精神风格，奈达引用了另一些语言学家的话来说明这一观点：
“精神给语言以生命，形式使语言死亡”。 （弗朗西斯·斯托）
“翻译中只能期望精神上准确，而不是语言”。 （鲁思M.昂德希尔）
“我们祈盼翻译贴近原文，但真正需要的是对原文有最真切的感受。” （奥利弗·爱德华兹）
这里，我们举一个汉译英的例子，1992年美国出版的《世界年鉴》在介绍儒学时，将“打倒孔家店”译成“removal of‘the old curiosity shop’”（掀掉“老古玩店”）。狄更斯小说《老古玩店》西方读者妇幼皆知，因而译文读者对中文原文自然能心领神会。译者抓住了中文的精神内涵，利用西方人的文化背景，将中文意义巧妙地传达给了西方读者。否则，只注重“形”而漠视“神”，其效果往往会背道而驰。如过去有人将Milky Way（银河）译成“牛奶路”，从语言形式看可谓绝对对等了，然而从精神内涵看，正如鲁迅所说是“风马牛”了。
3.译文自然流畅 译文应自然流畅，不留痕迹，使读者忘记在读翻译。要做到这点并不容易，因为优秀作品的用语总是丰富多彩的，再加上两者的文化背景不同，译者要将原文色彩斑斓的语言翻译出来，还要译得酣畅淋漓，这要求译者有较深的语言修养和文化素养。奈达引用J.B.菲利普斯的话说：真正的翻译读起来不像翻译，没有“翻译味”，不会出现“翻译家的英语”。这就是要求译文以地道漂亮的本族语来传达来自异文化的声音。如果比照中国传统的翻译标准，那就是不仅要“信”和“达”，而且要臻于“雅”了。对于我国的译者来说，首先应避免“食洋不化”，笔下出现“译家中文”或“欧化中文”。
4.产生与原文相似的效果 要达到这一目标，译者也不仅需要精通两种语言，还要深谙两种文化，知道如何将两种语言、两种文化对应起来，以取得最接近的效果。下边笔者举几个英汉互译的例子：
As old as methuselah寿比南山
Give up the ghost命归黄泉
Lift up the heel against somebody暗箭伤人
Law of the Medes and Persians金科玉律
以上英汉两种语言的成语虽然形式不同，但寓意相同，可以产生最接近的效果。不论是英译汉，还是汉译英，各自译文的读者都可以理解原文，得到与原文读者相同的感受。这是“动态对等”的最高目标。
如果译文能满足以上四种要求，便可称之为前文论述过的“最接近原文的自然对等”，奈达提出的交际翻译法的目的也就全面实现了。
奈达所提出的交际法翻译理论，特别是“动态对等”概念，已经有几十年了。虽然其后出现过其它理论与流派，但奈达所阐述的观点和原则在翻译界仍具有较大影响。当前各国家各民族的交往日益频繁，人们对世界文化的了解也在逐渐增进，译文似可减少对本土文化的依赖，而利用对原著文化背景的一定了解，较多地品尝原汁原味。尽管如此，从根本上说来，奈达所提出的理论在跨文化翻译中仍然是不刊之论，对我们今天的翻译实践仍具有指导意义。
注释：
①②③参见奈达“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Leiden E.J.Brill，1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