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流入影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收敛性吗——来自中国282个地级城市的经验证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劳动力转移论文,证据论文,剩余论文,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556(2013)06-0021-11
一、引言
在经历30多年经济的高速发展之后，中国面临就业总量压力较大和结构性矛盾并存等问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已迫在眉睫。在此阶段，中国社会经济结构急剧变迁的最显著特征即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从农村向城镇、从内陆向沿海地区的持续大规模转移(钟钰等，2009)。然而，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不均质大国”(曾铮，2008)，区域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存在巨大差异，转型经济的特殊性也使得劳动力市场较之其他市场更为复杂，这将对劳动力市场的协调发展产生不利影响。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锁定城乡统筹，其核心问题就是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协调(李陈华等，2006)。“十二五”规划也明确指出，通过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快速推进城镇化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环节。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因势利导和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在此背景下，如何有效减小区域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的差异，已成为深化体制改革和经济转型的必然选择。
近年来，东部沿海地区不断出现的“民工荒”表明户籍制度改革正当其时，这是因为劳动力短缺必然带来工资上涨，进而推动地方政府为吸引更多劳动力展开竞争。可以预见的是，在短期乃至中长期内公共政策改革方面的重要举措，就是通过户籍制度改革留住农民工并吸引更多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定居。因此，户籍制度改革被寄予厚望并成为地方政府推进城乡统筹的重要举措(蔡昉等，2003)。但是，户籍制度改革刚开始便陷入“改革悖论”，如郑州户籍制度改革无疾而终便是对此的现实解说(申兵，2011)。由此可见，制度变革在短期内的作用相对有限，必须积极寻求外部市场要素以加快解决区域劳动力市场的不平衡问题。改革开放初期，面对劳动力充裕而资本相对稀缺的现实国情，积极吸引外资成为中国解决就业问题的首要选择。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通过承接以制造业为主的国际产业转移，成功参与了国际分工并逐步成为全球的制造大国(张琴，2012)，而且FDI在制造业的集聚具有明显的劳动密集型特征。就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而言，FDI的持续流入不仅促进了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且其在消除区域劳动力市场不平衡性和促进二元就业结构转型方面均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借鉴新古典增长理论关于经济增长收敛的研究思路，是否可以寄希望于这样一种设想：FDI产业在发达城市的集聚将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其对劳动力的强烈需求将自动冲破阻碍农村剩余劳动力城乡间自由流动的制度“藩篱”，二元就业结构转型得以初步实现。随着FDI产业由发达城市向欠发达城市的梯度转移，欠发达城市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将明显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最终实现稳态收敛，城市间劳动力市场发展的不平衡性将自行消除，规范统一的全国劳动力市场也将最终建立。
国内外已有部分文献研究区域间劳动力转移的收敛性，但针对中国特有的转型经济背景，尤其是大规模FDI流入条件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收敛性问题的研究文献尚不多见。国外的研究劳动力转移收敛的文献，主要以Barro & Sala-i-Martin、Boyer & Hatton的研究成果最具代表性。Barro & Sala-i-Martin(1991)通过建立劳动力迁移与增长的布劳恩模型研究国际间的人口迁移，研究结论是世界各国的人口迁移可以实现稳态收敛。Boyer & Hatton(1997)提出了将国内劳动力迁移和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相联系的分析框架，重点研究一国区域间的劳动力转移模式和特征。亦有学者从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的关系变迁出发，建立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的一般均衡模型(Daveri，1999)等。国内相关的理论与经验研究大多遵循上述逻辑框架进行。宋旭光等(2005)的研究结果表明，1964～1992年中国人口空间分布呈现较弱的条件收敛特征，而1992～2003年的人口空间分布则存在着明显的发散现象。张务伟(2011)认为，中国城乡劳动力市场非均衡化的趋势将会进一步扩大，但在2040年前后将呈现收敛并最终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基本均衡。许和连等(2012)运用1997～200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全国范围内、东部地区以及西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均存在显著的条件β-收敛特征，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俱乐部收敛”现象并不存在，而且中国三大区域经济体之间及各省市之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收敛速度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
对已有文献进行梳理可以发现，上述研究存在三方面的不足。第一，已有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要是新古典增长理论或内生增长理论，但在大规模FDI流入和转型经济背景下，主流增长理论所假设的收敛条件在中国可能并不存在，因而根据上述理论提出的政策建议可能缺乏针对性。第二，将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短期和长期因素混淆所产生的误导。对于中国这样结构变动剧烈的转型经济体来说，仅通过主流框架分析得到的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因素很多都是短期的，将这些短期因素作为长期因素看待将会产生明显的政策误导。第三，已有经验研究基本上都停留在省和直辖市层面，这可能掩盖改革开放以后的政策效应和市场化效果，而针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收敛性的经验研究必须解决这一问题。一些研究也发现，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发展出现工业化和城市化有机结合的趋势，这被称之为“城市倾向政策”所带来的结果(陆铭等，2004)，因此，以城市数据开展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收敛性的经验研究将更加科学和具有说服力。
本文其余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FDI流入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收敛性的影响机制；第三部分是计量模型建立和数据来源说明；第四部分是针对中国城市数据的经验研究；最后是研究结论及政策启示。
二、大规模FDI流入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收敛性的影响机制
一个普遍的共识是，研究中国人口流动问题必须将其置于工业化和城镇化背景之下(蔡昉等，2007；马伟等，2012)。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城镇化被视为中国的第一内需和最大内需(高培勇，2010)，同时也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所在。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构成城镇化的基本内容与主要途径，FDI在此过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为了更好把握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差距变化的特点和动因，本文将从产业、城乡和区域三个层面分析FDI流入对其转移收敛性的影响机制。
(一)FDI流入对农村剩余劳动力产业间转移的影响：“退农进非”效应
图1 1985～2010年中国FDI投资额及三次产业劳动力就业比重的变化趋势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1》。
由于历史及产业本身特征的原因，中国三次产业的分布格局是，第一产业主要分布在农村，第二、三产业则相对集中在城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实质表现在第一产业劳动力不断向二、三产业的转移(张超，2007；郭丹等，2010)，本文将其称为劳动力就业结构变化的“退农进非”效应。FDI作为资本要素投入，其巨大的就业创造效应可以矫正扭曲的劳动力要素配置，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就业。从图1中可以看出，1985～2010年，三次产业就业比重的变化趋势与库茨涅兹的产业结构演化理论十分契合，并呈现出明显的“趋同”特征。以1994年为界，第一产业就业比重迅速下降，第三产业就业比重逐渐超过第二产业，这主要源于FDI的大量流入、农业科技进步以及FDI对服务业的投资。对比FDI流量的变化趋势可以发现，以1994年为界，FDI在三次产业的投资分布也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非农”趋势和工业化特征。1978～1993年，FDI在农业、非农产业的平均投资比例分别为2.6％和97.4％；1994～2001年，这一比例分别为2.3％和97.7％；2002～2010年，这一比例变化至1.5％和98.5％。这一变化趋势，与三次产业就业比重的变化趋势十分一致，从而说明FDI是引起农村剩余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的转移呈现“收敛”趋势的重要原因。
(二)FDI流入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城乡间转移的影响：“城乡统筹”效应
在二元经济格局下，中国劳动力市场正面临着双重甚至多重分割。作为资源重新配置的重要方式，城乡之间的劳动力流动主要表现为非城镇户籍人口向城镇地区的空间转换，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最终演变为“城乡统筹”的一元结构。本文以“各地区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增加来源”中“从农村招收人数”作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城乡间转移量”的替代指标。20世纪90年代以来，FDI产业在城市的大量集聚吸引了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就业。从图2中可以看出，1994年后从农村转移至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飞速增长，这不仅在于国家首次从法规上确认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转移就业的合法性，②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FDI的大量流入。1997～1999年，受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中国FDI流入量增长缓慢甚至出现了负增长，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数量也随之大幅下降。同时，城市严重的失业问题也迫使政府加强了对城乡迁移的控制。②2001～2007年间，FDI流入量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城乡迁移量均出现大幅增长。2008～2009年，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FDI流入量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城乡间的迁移量均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但2010年FDI流入量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量均出现了大幅回升。总体而言，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乡间的迁移总是与FDI的流入紧密结合在一起，FDI已是推动中国城乡统筹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图2 1994～2010年中国FDI流量与农村剩余劳动力城乡间转移量的变化趋势
注：“FDI流量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1》，“从农村转移至城市的剩余劳动力数量”来源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95～2011》各期。
(三)FDI流入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区域间转移的影响：“梯度差异”效应
劳动密集型FDI产业在东部地区的集聚极大推动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FDI因而成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主要力量(杨云彦，2003)。从图3中可以看出，各省市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量与当期实际FDI存量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FDI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较强的促进作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必将与FDI产业的空间集聚紧密联系在一起，但其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效应存在明显的“梯度差异”。具体表现在，广东、山东、浙江、江苏和福建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量较多的五个省份，究其原因在于上述省份均处在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的东部沿海地区，开放程度高和国家早期经济发展重心的倾斜使其吸引了大量FDI，众多外资企业在当地投资建厂有效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就业。但是，从全国范围内来看，各省市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量普遍较小(集中在0～200万人/年的区间内)，所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任务仍然较为艰巨。在制度变革短期内作用有限的情况下，有效利用FDI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成为中国现阶段极具现实意义和政策涵义的重大课题。
综上所述，FDI已成为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收敛”的重要力量。这是因为FDI的大规模流入不仅可以促进三次产业就业比重的“趋同”，而且已成为推动城乡统筹发展的主要力量。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工业化“区域落差”蕴藏的能量加速释放，一股FDI产业梯度转移的浪潮已悄然形成，中西部地区通过主动承接东部地区FDI产业转移加快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进程，最终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收敛”趋势。但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如果FDI产业在东部沿海地区集聚所形成的“回流效应”大于“扩散效应”，则区域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的差距将进一步加大，FDI又将是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发散”的力量。既然同时存在“发散”和“收敛”的机制，那么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最终呈现收敛还是发散趋势，将取决于这两种力量的对比。
图3 中国各省市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量与当期FDI的相关关系
注：(1)①为宁夏，②为青海，③为内蒙古，④为贵州；(2)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量的计算方法参照赵德昭等(2012)，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实际FDI存量时，提取的折旧率为9.6％。
三、模型设定、变量定义和数据来源
(一)计量模型的设定
在分析FDI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收敛性问题时，本文借鉴了Barro & Sala-i-Martin(1992；1997)的分析框架。一个比较符合中国的现实情况是，资本(包括外来资本FDI和国内资本)边际收益因充足的剩余劳动力而不再递减，但劳动力边际收益仍然呈递减趋势，最终使得二者总报酬保持不变，所以本文假定生产函数为不变规模报酬的C-D函数：
(二)变量定义及说明
1997～2003年，中国城市化速度快速推进并新增64个地级市，其中仅2003年就增加23个。2003年以后，地级以上行政区划基本稳定且行政建制数量、类别基本没有变动。本文在进行实证研究时所使用的数据集为涵盖2003～2010年中国282个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拉萨数据缺失，故剔除)，共2256个观测样本。文中主要指标由《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4～2011》各期数据整理计算而得。由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缺乏地市层面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所以用当年该市所在省的相关数据进行替代计算。为消除价格因素影响，涉及价值形态的数据采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化处理。
外商直接投资存量(afdi)，首先用以1990年为基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平减化得到实际FDI流量，然后用永续盘存法得到实际FDI存量(折旧率取9.6％)。工业化水平(indus)，本文以第二、三产业的国内生产产值之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来表示工业化水平。产业结构升级速度(stru)，由于就业结构能够真正体现产业结构升级的情况(王燕飞等，2006)，所以定义产业结构升级速度(stru)为第二、三产业就业比重之和的变化率，变化率为正则代表产业结构正在逐步升级。资本深化程度(deep)，用“工业资本存量/工业就业人员数”反映各地市的资本深化水平。由于缺少全部工业企业的数据，用“限额以上工业企业”相关数据替代计算，该指标反映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技术路径选择。期望工资水平(expw)，考虑到城镇失业率构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就业的机会成本(非货币成本)，所以本文定义期望工资水平(expw)为“城市职工实际平均工资×(1-失业率)”。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面板数据的单位根及协整性检验
1.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为避免伪回归问题，需要首先进行面板数据的平稳性检验，如果确定各变量存在同阶单整，则进一步进行协整检验。根据原假设的不同，可将单位根检验分为同质面板单位根检验(LLC检验、Breitung检验)、异质面板单位根检验(IPS检验、Fisher-ADF)检验与不存在同质面板单位根检验(Hadri检验)。本文选取LLC检验、Breitung检验和IPS检验三种方法对各变量及其差分序列进行检验。从表1中可以看出，只有LLC检验方法下各变量的水平序列平稳，而另外两种方法下各变量的水平序列均呈现明显的不平稳，但三种检验方法下各变量的一次差分序列均至少在10％的显著水平上呈现平稳性，即不存在单位根。因此，所有变量均为一阶单整I(1)，可以进行面板数据的协整性检验。
2.面板数据的协整性检验。目前，面板数据协整性检验的方法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基于回归残差的协整关系检验，如ADF检验、E-G两阶段检验(主要包括Pedroni检验和Kao检验)等；另一类则是基于回归系数的协整检验，如Johansen检验等。本文采用E-G两阶段检验中的Kao检验对变量的长期关系进行协整性检验，该检验方法的原假设为不存在协整关系，从面板数据中得到残差统计量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从Kao检验的结果来看，检验结果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表明变量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回归分析。
(二)全国总体样本的估计结果：条件β-收敛假说的存在性检验
表3报告了基于全国282个城市样本的估计结果。全国范围内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呈现显著的条件β-收敛，收敛速度在1.106％～2.368％之间。外商直接投资(lnafdi)方面，其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倒U型”曲线特征，这蕴藏着丰富的政策涵义。在技术条件一定的情况下，FDI带来的资本市场扩张必然要求增加相应劳动力以满足企业再生产需要，从而极大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同时，FDI产业集聚对教育信号的弱化降低了欠发达城市农村剩余劳动力跨地区转移的成本，从而为其向发达城市的跨区域转移提供了现实可能。而且，根据马歇尔关于产业集聚效应的阐释，FDI在发达城市的产业集聚所带来的“共享劳动力市场”将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和增加工资升水的潜在可能，从而构成农村剩余劳动力跨区域转移的巨大引力，因而FDI流入量较大的城市也自然成为初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量较大的地区(图4中“倒U型”曲线的左半部分)。
随着FDI的持续流入，外资企业之间、外资与内资企业之间的竞争日益加剧，加之中国经济转型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现实需要，均将迫使大量FDI选择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进行投资。由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对劳动力技术水平的要求相对较高，但中国目前积压在农村的大部分是非熟练劳动力，往往缺乏足够的生产技能或面临职业身份转换障碍，产业升级在很大程度上将形成资本技术对低素质劳动力的“就业挤出”效应，这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产生不利影响(图4中“倒U型”曲线的右半部分)。但此时，受制于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价格上升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初始FDI流入量较大的发达城市逐步将劳动密集型FDI产业向欠发达城市转移，这极大促进了欠发达城市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在FDI产业进行“梯度转移”的过程中，城市间劳动力要素配置差异和劳动力市场发展的不平衡性将逐步消除，全国范围内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呈现显著的条件β-收敛特征。
其他控制变量的影响。工业化水平(indus)的提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的转移就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相吻合。自20世纪90年代爆发中国社会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运动(民工潮)以来，以工业化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就业进而形成的“半城市化”，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占据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也为城市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经济增长的源泉。产业结构升级(stru)和资本深化程度(deep)的提升均显著降低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这是因为产业结构升级必将对劳动力技能提出更高要求，从而使大量低素质农村剩余劳动力(尤其是中年简单体力劳动者)面临难转移或下岗的威胁。而且，转型期的地方政府过于注重效率的赶超战略，使其在产业政策推行中倾向用资本、技术来替代劳动力，产业结构升级反而会加剧劳动力分化并进一步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难度，政府也面临“奥肯定律”不能实现的困境。同时，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存在使中国具有较高的资本报酬率，这吸引了FDI等外部资本大量流入并保持较高的资本形成率。资本存量的逐渐提高将在很大程度上降低资本利率，这使得企业所有者采用资本替代劳动力变得有利可图，此时资本深化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将产生负向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期望工资水平(expw)的提高，表明中国劳动力市场上雇佣关系中的相对主体地位正在悄然转变，但工资成本在短期内的大幅上升势必对产业结构升级形成“倒逼效应”，这将迫使企业选择多投入资本技术而少雇佣劳动力，从而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的转移就业产生不利影响。同时，近年来各地政府陆续推行的“农民工最低工资制度”虽然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农民工权益和提高了就业收益，但由于该制度的出台是由政府强行推动，不可避免地伤害了价格信号和劳动力市场机制的供需调节作用，最终也将对劳动力就业产生不利影响。
图4 全国范围内FDI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间“倒U型”曲线模拟图
(三)分地区样本的估计结果：条件β-收敛假说的区域差异检验
根据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路径特征以及区域劳动力市场发育的现状，将整体样本分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③进行进一步的详细考察。从表4中可以看出，东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呈现明显的发散趋势，中西部地区则具有显著的条件β-收敛特征，收敛速度在3.036％～4.909％之间。外商直接投资(lnafdi)方面，其对东部和中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的影响均存在明显的“倒U型”曲线特征(见图5)，这说明各城市吸引FDI数量应根据自身经济发展阶段而定，过度引资反而不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外商投资过程中的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及信息成本对FDI区位选择具有关键性的影响，不同文化的投资者倾向于选择文化上相近或易于接受者作为其投资的首选地。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FDI中的75％左右来源于港澳台投资(宋京，2005)，为了降低信息搜寻成本、寻求文化相近性以及回避市场风险，与港澳台地区有着血缘、亲缘和地缘等一系列紧密联系的广东、福建、江苏和浙江等东部省份成为其投资的首选地，上述地区也因而成为港澳台中小型FDI制造业的主要集聚地，并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量最大的几个省份，而其余东部省份并未获得较多的FDI投资(见图3)。由于FDI投资的地缘关系以及国家引资政策优惠的差异，这使得FDI在东部地区内部的分布并不平衡，加之各城市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的巨大差异，并最终导致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呈现发散趋势。
反观广大的中西部地区，虽然FDI流入量明显低于东部地区，但各地区间FDI流入量的差距较小。近年来，随着政府陆续推行西部大开发、中原经济区建设和边疆对外开放等“反梯度发展战略”，中西部地区在承接国际和东部沿海FDI产业转移方面取得较快发展，这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劳动力市场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为了更好的承接FDI产业转移和加快当地经济发展，中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陆续加大了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科研等方面的投入，引资环境的改善显著提高了FDI流入速度并缩小了各地市吸引FDI投资额的差距，这使得中西部地区内部各城市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的差距逐渐减小，并最终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条件β-收敛和区域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健康平衡发展。
其他控制变量的影响分析。东部地区工业化水平(indus)的提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促进作用要远大于中西部地区，这主要是因为中西部欠发达城市产业结构大多偏向于资本密集型，而东部发达城市的产业结构则明显偏重于劳动密集型(江霈等，2008)。此种现象的存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东部地区城市长期以来引领中国工业化进程并成为中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目的地，与其自身工业结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产业结构升级(stru)方面，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负向影响要显著小于东部地区。这主要是因为，FDI产业的梯度转移极大缓冲了产业结构升级对低技能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排斥速度。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转型经济体，中国正在国内有条件的推行“雁阵式”产业发展模式，而产业转移有效拉长了工业部门的技术链条，使其在提升东部地区产业技术水平的同时也适当保留了传统制造技术并将其转向中西部地区，这维系了中西部地区工业部门对低技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容量。资本深化程度(deep)的提升显著降低了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速度，这是因为资本深化不可避免的将会产生资本对劳动力的“置换效应”，这对低素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尤为不利。农村剩余劳动力期望工资水平(expw)的提高极大降低了中西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速度，因生存压力产生的“生存理性选择”仍然是其向城市转移的最根本动因(赵德昭等，2012；许和连等，2013)，获得更多的劳动报酬成为影响其转移决策的首要因素，但工资对东部地区的影响效应却并不显著。
图5 东部和中西部FDI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间“倒U型”曲线模拟图
(四)分时段样本的估计结果：条件β-收敛假说的跨时差异检验
表5报告了分时段样本的估计结果。从表5中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lnafdi)对东部和中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的影响均存在明显的“倒U型”曲线特征，而在考察期内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演变轨迹表现出以2006年为拐点的先收敛后发散的“U型”趋势。具体来看，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实际利用FDI投资额的比重呈现明显的“趋同”趋势(见图6)，从而使得区域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的差距逐步缩小，这是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收敛”的重要力量，也与表3中的回归结果相一致。但是，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实际利用FDI投资额差距的变化趋势却呈现出“先减后增”的趋势。2003～2006年，东部和中西部实际利用FDI投资额差距呈现“缩小”趋势，这一方面得益于中西部地区积极承接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国家陆续实施的“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引资优惠政策的倾斜使中西部与东部地区在吸引FDI方面的差距逐渐变小，政府配置资源的收敛效应较大，所以全国范围内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呈现显著的条件β-收敛。与之相对应，2006年后随着经济转型以及市场化进程速度的加快，在以GDP为核心的官员晋升考核机制下产生了“以邻为壑”的地方保护主义、“官员晋升锦标赛”和“地方诸侯经济”等现象，这使得各地引资环境和经济发展速度发生重大改变，这对区域间FDI流入额产生了重要影响并进而造成各地市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的差距逐渐增大。此时，政府配置资源的“收敛效应”已远远低于上述因素所引致的“发散效应”，所以全国范围内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呈现明显的发散趋势。
其他控制变量影响的分析。工业化水平(indus)的提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具有持续稳健的正向促进作用，这与前文的理论预期和研究结果相一致，在此不再做详细阐释。产业结构升级(stru)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置换效应”随时间推移而显著降低，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农村剩余劳动力通过职业培训、岗前培训等途径使自身人力资本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匹配度大幅提高，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自身就业难度；另一方面，虽然FDI可能通过竞争、示范和产业关联等方式对内资制造业产生正向技术外溢和带动其产业结构升级(陈继勇等，2009；周申等，2012)，从而形成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挤出”效应，但FDI的正向技术外溢也极大提升了制造业在世界市场上的比较优势和总体竞争力，从而引起制造业出口规模扩大和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产业结构升级对就业的负向影响。资本深化程度(deep)方面，2003～2006年其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2007～2010年其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呈现同方向的变化趋势(系数并不显著)，这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较为相似。农村剩余劳动力期望工资水平(expw)的提高反而极大降低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就业的速度，且此效应随着地方政府陆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而得到不断强化。究其原因在于，“最低工资标准”制度极大提高了企业的用工成本，迫使劳动密集型FDI企业转移至劳动力成本更为低廉的越南、老挝等国家，这使得中国在仍具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时却已丧失劳动力比较优势，这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持续转移产生不利影响。而且，若农村剩余劳动力期望工资水平上升幅度超过了其劳动生产率的增加速度，则企业具有更大的倾向使用资本技术替代劳动力。
图6 2003～2010年东部和中西部实际利用FDI投资额及比重的变化趋势
五、研究结论及政策启示
利用中国282个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本文对大规模FDI流入条件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收敛性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研究的结果显示，FDI的持续流入改变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区域分布和就业结构，并成为经济转型期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收敛性最为重要的因素。全国层面的研究表明，大规模FDI流入条件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呈现显著的条件β-收敛，而且FDI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倒U型”曲线特征。但是，由于转型时期政府在区域劳动力资源配置和引资政策制定方面具有较强控制力，从而使FDI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收敛性的影响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和跨时差异。分地区层面的研究表明，大规模FDI流入条件下东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呈现显著的发散趋势，而中西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呈现显著的条件β-收敛。分时段的研究表明，在考察期内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演变轨迹表现出以2006年为拐点的先收敛后发散的“U型”趋势。上述结论警示我们，东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可能出现发散的“高水平陷阱”，而中西部地区则可能出现收敛的“低水平均衡”，这对区域劳动力市场的健康平衡发展极为不利。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先收敛后发散的“U型”趋势也表明，在未来实现区域劳动力市场的协调发展的目标仍将面临诸多挑战。
基于此，本文的政策启示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第一，各地市在吸引FDI流入时应注重量、质、型的有机结合。按照中国经济和产业的发展战略，结合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现实需要，应制定综合性的引资政策并引导FDI向目标产业投入。在吸引FDI数量方面，各地市应根据自身发展阶段吸引适量FDI，过量引资反而不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在吸引FDI质量方面，各地市应着重吸引具有较强社会责任和长远发展战略的FDI企业，在积极推动其本土化进程并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基础上，应在最大程度上避免“外资血汗工厂”的出现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本身及其就业积极性所造成的严重伤害。在吸引FDI类型方面，欠发达地市仍应坚持吸引劳动密集型FDI以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而发达地市则可选择性的吸引资本技术密集型FDI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最终实现二元就业结构转型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第二，着眼于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大局来引导FDI在区域间的合理分布。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来看，邓小平提出的“两个大局”⑤战略设计中的第一个大局已基本实现，引导FDI在区域间的合理分布和解决劳动力市场不平衡性问题的关键在于第二个大局。为避免引资优惠政策过分差异化以及效率公平难以兼顾，两相权衡下建议国家将东部和中西部的纵向区域合纵连横，构建泛珠三角、泛长三角和大环渤海三大横向的引资政策优惠区，在三大区域间给予不同程度的引资优惠政策，在各自的区域内实行引资政策的横向均衡制度。⑥总体来看，欠发达地市的引资优惠政策应远多于发达地市，由此引导FDI产业向欠发达地市的梯度转移，最终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收敛和劳动力市场一体化。
第三，尽量避免政府对劳动力价格的过度干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中国正在走向经济发展的“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转变已是大势所趋。如果地方政府仅简单使用“最低工资制度”等规制杠杆推动新型劳动关系体系的形成，则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一个切实可行的做法是，政府应尽量避免其规制措施对劳动力价格形成机制的伤害，并积极营造有利于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制度环境，使劳动力资源的相对稀缺性能够通过价格信号得到正确反映。同时，通过FDI、国内资本在区域间的合理流动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从而有效运用市场机制逐步消除区域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的差异，实现区域劳动力市场的健康平衡发展。
注释：
①劳动部于1994年11月17日印发“劳部发[1994]458号文”，即《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从法规上首次确认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就业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②事实上，除了政府歧视性的人口流动政策，城镇普通居民也对移民存有敌意，并且不愿意与农村居民一起分享城镇较高的生活水平(Zhao，1999a)。新闻媒体经常不公平地把“移民与拥挤、混乱、犯罪、暴力、超生和非法性关系等”联系在一起(Davin，2000)，这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更加困难。
③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江苏、浙江、上海、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共12个省市(自治区)在内的112个地市，中西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内蒙古、山西、陕西、甘肃、宁夏、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青海和新疆共18个省市(自治区)在内的170个地市。
④P值为0.103，接近10％的显著性水平。
⑤第一个大局是内地顾全沿海率先开放发展，第二个大局是沿海帮助内地发展并最终走向共同富裕。
⑥引资政策的横向均衡制度是指，对三大区域内部各地市给予基本均衡的引资优惠政策，保证引资竞争的起点、过程与结果的公平，从而在保证效率的前提下实现区域内部各地市协调发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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