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丽华[1]2003年在《维新运动时期湖南“文明排外”思想研究》文中提出甲午战后，湖南有识之士面对列强的侵略，开始觉醒，他们纷纷出谋划策，在承认客观现实的情况下，提出了“不明与争而暗与之拒”的反帝思想，这种主张就其实质而言等同于清末陈天华所提出的“文明排外”。“文明排外”是维新时期湖南的一种重要思想，研究它，不仅能从一个新的历史研究角度加深对湖南维新运动的掌握，而且为研究此后各个时期湖南乃至全国的反帝思想作了铺垫。然而，过去学界只是从政治层面或从个案对其予以探究，基于此，本文拟从以下几方面对其进行深入、系统的阐析：引言部分，主要对“文明排外”予以定义并说明选题依据及写作思路。第一部分，分析甲午战后湖南从“盲目排外”到“文明排外”思想剧变的状况，以及剧变的叁个原因。第二部分，从整体全面把握维新运动时期湖南“文明排外”思想的主要内容，从宗教、对外交涉、经济、思想意识四个层面予以论述。第叁部份，对维新运动时期湖南“文明排外”思想予以历史定位，得出叁个结论。(一)“文明排外”是湖南维新运动的指导思想。(二)“文明排外”思想对清末民初相关社会思潮产生了一定影响。(叁)“文明排外”思想是整个“文明排外”思想体系的初步形成阶段。结语部分，在此基础上做出两点补充：其一指出维新运动时期湖南仍然注重武力的作用，其二指出维新运动时期湖南“文明排外“思想有其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最后点出其现代意义。
陈丽华[2]2005年在《论维新时期湖南“文明排外”思想的历史地位》文中研究表明甲午战后,湖南有识之士面对帝国主义的入侵,提出了“文明排外”的主张,这种思想的产生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和历史影响,主要表现为叁个方面:一、“文明排外”是湖南维新运动的指导思想;二、“文明排外”思想对清末民初相关社会思潮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叁、湖南“文明排外”思想是整个“文明排外”思想体系的初步形成阶段。
陈丽华[3]2004年在《维新运动时期湖南“文明排外”思想浅析》文中指出维新时期,湖南有识之士面对列强的侵略,开始逐步摆脱过去的盲目排外思想,主张"文明排外"。"文明排外"是维新时期湖南的一种重要思想,也是一种新式的反帝武器。从其思想内容上看,主要体现在宗教、对外交涉、经济、思想意识四个层面。
戴根平[4]2004年在《维新运动时期湖南思想界的动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甲午战争前湖南是顽固守旧势力比较集中的省份，它对外来的较先进的文化、思想采取排斥的态度，其仇教排外在全国是有名的。甲午战争中中国的惨败深深地刺激着国人，也更深地刺激着湘人，他们懂得了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差距，从此开始幡然醒悟，变法以图自强的思想开始流行。在官方的支持下，谭嗣同、梁启超、唐才常、皮锡瑞等人大力倡导维新改革，他们创办了传播新思想的《湘学报》、《湘报》，成立了带有议院性质的南学会，也举办了培养新型人才的时务学堂，一时之间湖南出现了维新改革的大好形势。王先谦、叶德辉等所谓旧派人物虽与新派有一定分歧，但他们是大部分新政实业的参与者和领导者，总体而言，其思想是趋新的。另外洋务官员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各派不能求同存异，争论不休，导致湖南新思想的传播过早地夭折，教训是深刻的。
陈丽华[5]2007年在《从湖湘文化的特征看维新时期湖南“文明排外”思想形成的原因》文中认为湖湘文化是长期以来在现今湖南境内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区域文化。它与其他区域文化比较有自己鲜明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一)注重经世致用,具有一种躬行实践的务实精神;(二)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传统;(叁)善于兼收并蓄,具有博采众家的开放精神和创新精神。该文作者认为这些特点成为甲午战后湖南有识之士由“盲目排外”迅速转为“文明排外”思想形成的深层次的原因。
陈丽华[6]2005年在《论维新时期湖南"文明排外"思想的形成》文中认为甲午战后,受近代湖南先贤排外主张影响的湖南有识之士面对着战争的惨败,在外来先进思想的作用 下,开始由"盲目排外"逐步转化为"文明排外",从而为湖南摆脱闭塞奠定了基础。
郭道平[7]2011年在《庚子事变的书写与记忆》文中指出本文以“庚子事变”这一中国近代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为研究对象。该概念在文中所指向的史实,乃是以庚子(1900)叁月、义和团在帝国政治中心——北京城内迅速蔓延开来为起始,以五月至七月、中外之间发生正面战争的阶段为重心,以《辛丑和议》签订以后、两宫回銮、帝国恢复正常的统治秩序作为结束。历来的研究,多以“义和团运动”之名,将义和团自兴起至1901年和约缔订作为一个完整的过程来叙述,而1900年中清廷宣战、联军入侵、两宫出狩的过程则被纳入和视作这一运动进程的高潮部分。其实,自从清廷对义和团公开表示肯定、进而向外人“宣战”之时起,义和团事件的性质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帝国内部的地方性动乱,升级成为中国与列强之间的战争。本文以“庚子事变”为题,即是试图在已有的“义和团运动”这一概念中,抽离出其中的异质部分,凸显庚子年义和团事件发生质变之后的进程与面相,将其作为一段相对独立的历史进程来予以考察。在文章开篇的“总述”部分,笔者首先对“庚子事变”的历史进程、1900年间的南方局势与南北关系、以及庚子文学书写的主要特征作了整体性的介绍和梳理。第二、叁两章则选择具体的人物、文本、事件与话题,以个案的方式,讨论个体人物在庚子事变中的境遇以及相关的文学书写,通过细节的钩沉和现场的还原,力图呈现事变的诸种具体面相。在第四、五、六各章中,分别讨论了庚子对于传统的巨大冲击、清末民间开智运动的兴起以及北京城市转向现代这叁个不同层面的论题,试图揭示庚子对清末十年的帝国面貌所造成的重大影响。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以实证的方式,通过相关档案、报刊、笔记与文学作品等多种类型史料的梳理,试图尽可能全面的呈现庚子事变在多重层面上的历史图景。文章以“文明冲突”的思路看待事变的发生,注重于当时的舆论、时人的心态、文学的反映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思潮与历史影响的探寻,最终试图见出庚子事变在晚清帝国现代转型进程中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并就文明转型的现实问题略有思考和论析。
阳信生[8]2003年在《湖南近代绅士阶层研究（1895—1912）》文中认为绅士阶层是中国封建社会中颇具活动能量的特权阶层，是名副其实的地方权威，并构成了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有外国学者甚至认为士绅阶级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并决定了中国的命运。的确，绅士阶层作为封建社会阶级结构中的重要一环，其发展、演化以及锐变对封建制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且，绅士阶层作为封建制度的附属物，其命运也就是封建社会历史命运的缩影。因此，对绅士阶层及其演变的研究，对于分析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演化及其最后的历史命运，对于把握中国近代社会发展演化的历史进程，探讨中国近代社会发展演变的历史规律和总结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中的经验教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绅士研究一直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虽然对中国绅士阶层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对绅士阶层的区域研究还非常缺乏，特别是对湖南这一中国近代绅士数量发展最快、绅权势力最大、绅权特征非常典型的地区而言尤其是如此。湖南绅士的研究较为薄弱，且比较分散，零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一部系统全面研究湖南近代绅士阶层的专着问世。 本文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通过充分挖掘极其分散的有关湖南绅士的历史资料，以湖南绅士阶层在近代(1895—1912)的演变为经，以湖南绅士与近代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为纬，运用整体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根据现代化理论和社会变迁理论对湖南绅士阶层进行了全面而深入地研究，系统地探讨了湖南绅士阶层在近代演变的原因(影响因素)、过程、结果和影响，同时，分析了湖南(并以此观照中国)近代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动力和阻力因素，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本文由引言、正文和结束语叁部分组成。引言主要介绍了湖南绅士研究的基本概况以及本研究的原因、目的和意义，以为正文的铺垫。 正文共分七章。 第一章讨论了与绅士研究密切相关的几个基本问题。重点讨论了近代绅士的涵义、起源、基本构成、分类、地位和作用机制以及主要特征，回答了史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一些问题，为笔者的下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第二章分析了湖南近代绅士的基本概况。特别是对湖南近代绅士阶层进行了比较全面、认真的统计分析。用真实可信的统计数字回答了“湖南是近代中国绅士数量增长最快、绅权力量最为强大的地方之一”这一命题。并据此对湖南绅士阶层的基本构成和特征进行了分析。认为1895年以前湖南绅士阶层是以守旧为主要思想特征的。 第叁章研究了戊戌维新时期绅士阶层的历史分化及其对湖南社会的影响。洋务派绅士和维新派绅士的崛起，推动了湖南社会的近代化;但是，不可避免的绅士新旧之争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湖南维新运动的挫败。守旧派绅士仍然具有对整个社会的支配力。 第四章探讨了清末新政时期湖南绅士阶层的演变及其对湖南社会的历史影响。虽然清政府主动开始了近代化运动，但这些措施还基本停留在“中体西用”的水平;在这种新政大背景下，绅士阶层新旧力量对比的格局还没有根本改变，这极大地制约了这一时期湖南社会的演进。 第五章探讨了预备立宪时期湖南绅士阶层的重大转型及其对湖南社会演进的历史影响。“预备立宪”运动为绅士阶层的大规模分化提供了“制度”保证。立宪派绅士开始成为湖南绅士阶层中的主导力量。他们通过咨议局、地方自治机构等合法的政治舞台，扮演着具有一定近代色彩的社会角色，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进步。而且，由于与清政府的矛盾愈加激烈，使得立宪派绅士附和革命，成为革命的一个“同盟军”，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但“绅士革命”极大地制约了辛亥革命的广度和深度，使得中国社会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给中国的近代化蒙向了一层巨大的阴影。 第六章、第七章分别对新式绅士和守旧派绅士进行了个案研究。新式绅士选择谭嗣同、谭延阎、龙璋、杨度等人为研究对象，旧派绅士选择王先谦、叶德辉、王闻运、曾廉等人为研究对象。新旧绅士对近代社会变局回应的方式，力度，以及基本的目标都存在重大的差异。绅士阶层守旧与开新的力量消长的基本态势，在很大意义上决定了近代中国的基本走向。 结束语。结束语中对本研究进行了总结。社会变迁的深度和广度决定了绅士分化的速度和彻底程度，而绅士的近代分化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绅士阶层就是在传统与近代的困境中艰难擅变的。而绅士阶层近代化转型的缓慢和艰难，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中国近代化的历史困境。中国近代社会就是在这种困境中不断发展演进的。
蒋太葵[9]2011年在《湖南维新时期的南学会研究》文中提出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以及西方列强对中国虎视眈眈,中国的国家和民族危机日益加重。在与西方的交往过程中,一些立志于救国救民的仁人志士在对比了东西方政治、经济制度后,清醒地认识到：只有通过变法,向西方学习才能拯救中国。同时由于湖南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一大批爱国之士聚拢于此,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拯救民族和国家危亡的维新运动。在湖南维新运动中,南学会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南学会会员通过自身的经济实力和条件参与湖南近代工矿企业以及政治、教育改革；另一方面通过讲演、答问以及在各府厅州县设分会,上通督抚,下联士绅,积极联络各地开明士绅,以《湘学报》和《湘报》配合宣传,广泛地介绍了西学和变法思想,犀利地批判了传统封建思想文化。在其影响下,湖南一系列的新政措施得到了士民的认可,促进了湖南人的觉醒,极大地推动了湖南维新运动的发展。随着南学会宣传的深入和维新运动的推进,南学会受到了顽固派的阻挠和攻击,维新知识分子奋起反抗,掀起了一场令人瞩目的新旧之争,但由于自身的原因以及一些其他客观原因,激进的维新知识分子败下阵来,南学会最终停办,湖南所有的新政除保卫局、矿务局外一律被取缔,湖南维新运动陷入低潮。维新知识分子通过在湖南的实践,为后续的全国性戊戌变法运动提供了必要的参照。湖南维新运动最后虽然失败了,但却给湖南带来了深刻的变革和思想冲击,使得湖南在后来的清末新政中得到了较快发展；维新运动的失败也使得一大批士绅和知识分子认识到了清政府统治的腐败和顽固势力的强大,对随后湖南自立军起义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郑丽丽[10]2009年在《“病”与“药”——清末新小说中的“救国”想象》文中研究表明“千年未有之变局”精准地涵括了清末政治转型的本质。尤庚子事变之后,业已形成的朝野、满汉、中外、古今的政治思想格局,根本性地打破了满清帝国朝野上下因历史文化积淀而生成的“天朝帝国”的自豪与幻觉,并且决定性地植入了新的体验结构——民族、国家、国民(公民)、社会等一系列彼此连带又相互作用的构成性质素。这一由朝代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转变,成为清末政治的主题,其间,文化焦虑乃是清末有关民族国家想象的真实动因。清末叁股主导的政治力量皆以寻求“救国”良方而争夺话语权:清廷实施新政改革以自救,改良派以推进“开明专制”的君主立宪为鹄的,革命派则加速了以暴力革命为手段建立共和国的进程。现代政治所含蕴的政党伦理、国家-社会二分的纠结,以及政治权力与个体权利的牵缠,凡此种种,均以清末新小说之“即时性”与“及时性”而得以充分表达。这一以“政治性”为核心的文学形态,其议论横生与铺张想象的审美意趣,将“救国”的题旨与民族主义的伸张得以最大限度的宣泄。如此,之于清末新小说的文学研究,逻辑地以政治-社会理论作为其学理依据。清末之“过渡性”指向着日后中国现代性展开的基因性构成,同时也指涉着本论文论域所规定的文学想象的边际。本文以文史互证为方法,以“救国论”为诠释学题域,以“病”与“药”为写作线索,在历史语境与文学文本描述、诸文本的对勘式勾连中,以互文性理论为诠释学依据,试图还原“历史情境”,以厘清清末新小说中的“救国”想象,从而对时代与文学的互动性关系作出个人化的理解与评说。本文意欲突破习见的意识形态的囿限,在历史复杂性还原的语境中,展开文学.政治的关系性梳理。本文所指涉的“病”,即是个体与政治共同体(国家)两个层面所呈露的危机意识。这种以“国家”为叙事中心的文人政治话语,其政治理念的分型研究因而显得十分必要。本文旨在以1902-1911年间创作的新小说作为分析对象,讨论渗透其间事关“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政治文化心理。本文以为,由于新小说对于政治宣传与文化启蒙的自觉,使之超逸出文学史框架,已经参与到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之中。清末新小说的写作是与清末知识人民族国家的想象相始终的,如果离开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分析,就不能理解新小说在清末地位迅速提升,以及在民初的迅速转向。清末新小说既是民族国家建构的一部分,也反映了民族国家建构的复杂与繁难,其改造现实的政治冲动与对新中国的文学想象,是一体两面的,进步主义的观念乃其思想底色。新小说的横空出世与迅速没落,都说明了“新小说”迄始便负载了文学不能承受之重。本文在进行文本细读的基础上,佐之以相关学科的学理性说明,诸如对上海进行社会学层面的公共空间的起源论分析,以期解释小说期刊的繁荣原因,以及具有近.现代性特征的知识人群体的出现。本文坚执“意向性客体”的文学文本观,认为清末新小说的“救国”想象,实潜隐着帝国心态。天下观念并未随朝贡体制的冰消而瓦解,大一统的政治理念的现代回声,尤在以黄帝为中心的历史观,以及诸如大同世界的文学想象里得以复苏。清末新小说的研究,因其论域的繁复而开启着诸多富于启示性的题域,诸如“启蒙者的悲剧”问题。或因其知识结构的偏狭,或因其文人话语的痼疾,或因其思想视域的逼仄,使他们令人感佩的爱国激情,要么流于文化辩护方案幼稚的陈说,要么昧于常识性的疏漏,甚至虽以“医国圣手”自许而遮蔽了自身专制的一面。反映于清末新小说其间的问题意识的累积,为日后中国现代性的进程预设了相当的伏笔,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的主题已在彼时尽皆揭示。
参考文献：
[1]. 维新运动时期湖南“文明排外”思想研究[D]. 陈丽华. 湖南师范大学. 2003
[2]. 论维新时期湖南“文明排外”思想的历史地位[J]. 陈丽华. 湖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3]. 维新运动时期湖南“文明排外”思想浅析[J]. 陈丽华. 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4
[4]. 维新运动时期湖南思想界的动态研究[D]. 戴根平. 江西师范大学. 2004
[5]. 从湖湘文化的特征看维新时期湖南“文明排外”思想形成的原因[J]. 陈丽华. 韩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7
[6]. 论维新时期湖南"文明排外"思想的形成[J]. 陈丽华. 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5
[7]. 庚子事变的书写与记忆[D]. 郭道平. 北京大学. 2011
[8]. 湖南近代绅士阶层研究（1895—1912）[D]. 阳信生. 湖南师范大学. 2003
[9]. 湖南维新时期的南学会研究[D]. 蒋太葵. 中南大学. 2011
[10]. “病”与“药”——清末新小说中的“救国”想象[D]. 郑丽丽. 南开大学.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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