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理性、阶层身份：多重机制下的集体行动参与——基于CGSS2006数据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阶层论文,理性论文,集体论文,机制论文,身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国内社会学家对集体行动的研究起步较晚，“中国社会学研究长期集中在组织与分层的问题上，而有关社会变迁的研究（集体行为、社会运动和革命的研究属于这一范围）相对而言则受到了忽视”。①近年来，关于集体行动与抗争的研究得到社会科学界的重视，围绕民众维权与社会抗争的研究日渐成为一个跨学科的综合研究领域。学者往往以各种不同的概念去表述该类行动，如“集体抗争”、“维权行动”、“群体性事件”、“社会冲突”、“社会运动”、“集体行动”等。②关于农民维权、工人维权、市民维权构成了中国社会民众抗争研究的三条基本线索。③其研究议题涉及集体行动发生的原因、政治机会结构、动员结构、策略和手段、话语等各个方面。但总体上，相关研究基本上是参照西方社会运动或集体行动理论而展开，④在方法上，部分研究缺乏必要的实证方法的支撑，“绝大多数研究都是理论加值型研究，仅仅用经验个案来证明单一理论的正确性，缺乏理论反思能力。就研究方法而言，当代中国抗争运动的现有研究在方法上较为单一：一是定性研究多，定量研究少；二是个案分析多，比较研究少”。⑤本文在梳理国内文献的基础上，提出研究集体行动的三个视角：情感、理性与阶层，并结合国内学者对集体行动关注的焦点，选取变量，对当下中国居民参与集体行动的原因进行分析，认为当下我国集体行动是多重逻辑作用下的结果，并用全国性微观数据对相关假设进行检验。 二、研究文献与研究假设 （一）西方社会运动理论：从阶层视角到情感、理性 在20世纪60年代欧美“社会运动兴盛年代”之前，社会科学中关于社会抗议研究主要植根于某种经济学解释。无论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还是从现代化理论的角度，关于集体行动的古典范式都强调人们在经济上的不满，把冲突看作是经济变化和工业化的产物，⑥社会阶层等结构性变量得到更多重视。现代化理论还预计冲突会因为教育的发展和一个有产的中间阶层的成长而随时间逐渐消失。李普塞特就将中产阶级称为社会的“稳定器”。⑦由于古典范式（马克思和现代化理论）都强调阶层（阶级）的作用，因此也被学者称为阶层视角。 20世纪60、70年代，欧美社会运动的蓬勃发展刺激了社会运动研究。20世纪60年代第一代社会运动理论家强调运动参与者的非理性特征，其代表理论家格尔、斯梅尔塞等人基本上继承了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把社会运动和革命视为非理性行为的传统观点，认为社会运动的参加者是非理性的，强调了不满情绪、怨恨等心理因素对集体行动的重要影响。斯梅尔塞认为社会不满是导致集体行为的直接原因。⑧格尔提出了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的概念。他认为，相对剥夺感越大，人们造反的可能性就越大，破坏性也越大，这一过程被称为挫折—反抗机制。⑨ 第二代社会运动理论家受到以奥尔森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的影响，以理性选择理论来解释社会运动。传统理论强调运动参与者的非理性特征，新一代研究者则针锋相对地强调参与社会运动是理性行为。“挫折—反抗”只是关于个人攻击性层面上的理论，为了解释社会运动，需要某种形式的集体行动理论来解释人们是怎样合作的。在反思“挫折—攻击理论”的基础上，被称为资源动员理论的第二代理论被发展出来，其中最具影响的发展者是查尔斯·蒂利。蒂利的研究中，关系网络、国家角色与行动者行动策略（斗争手法）得到更多的关注。他强调关系网络的重要性，把关系网络看作是促成动员的要件，也强调国家的作用，关注在社会运动或者抗议运动中，国家会做什么，同时也关注行动者的斗争手法。后来，麦克亚当和蒂利一起开始发展某种被他们称为社会运动和革命的政治过程模型（political process model）的理论。⑩根据这个模型，在任何一个成功的抗议活动中都包含有几个要素：动员网络、政治机会结构、斗争手法、集体行动框架（collective action frame）。第二代理论引入了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模型，资源动员论者与政治过程论者都强调，社会运动和革命是一个政治过程，运动参与者的利益和理性选择、组织和资源以及政治机会在社会运动的发起和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理性选择理论范式下的资源动员论与政治过程论已经在美国的有关社会运动的学术圈子里占有统治地位。 综上所述，社会运动（集体行动）的研究主要是在三个视角下进行的。第一个范式是根植于经济学解释的古典主义视角，由于古典主义视角强调阶层（阶级）的作用，因此也被学者称为阶层视角。第二个范式也称为情感视角，强调认同及怨恨等情感逻辑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11）（12）20世纪90年代美国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在欧洲的“新社会运动”（new social movements）影响下，开始关注话语、符号性行动和情感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被称为文化取向的社会运动理论。“表面上看，运动的话语与符号性行为和情感是两类不同的现象”，但事实上，“文化的学者一般都强调情感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因此可以将其归为一类。（13）第三种视角是理性选择视角，其中的“资源动员论者与政治过程论者在观点上存在较大差异，但他们都强调，社会运动和革命是一个政治过程，运动参与者的利益和理性选择、组织和资源以及政治机会在社会运动的发起和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14）三种研究视角，在理论上存在着传承关系，完全将其割裂开来是不科学的。在实践研究中，三种视角也是无法分开的，“多数的早期研究过于关注红卫兵运动，争论学生派别究竟是基于阶级背景还是政治网络”，然而研究中却发现，“即使在同一个城市、同一时间、同一场运动、同样的社会阶级中，也会出现多个非常不同的抗议活动类型。我们坚信这些不同的抗议类型要由不同的理论去解释”。（15） （二）国内研究关注重点 近年来，随着国内集体行动的增多，国内学者也越来越关注集体行动。 首先是参与主体的研究。农民维权、工人维权、市民维权构成了中国社会民众抗争研究的三条基本线索。近年来，城市业主集体行动的研究备受学者们关注，相对于其他群体，业主群体不仅在维权策略、维权工具上颇有特征，如更多的资源动员、对互联网等动员工具的运用等。更为重要的是，诸多学者相信，业主对自身房屋产权的维护和抗争是一个走向公民权的实践过程，（16）其本质而言是中产阶级缔造公民权的运动。（17）一些学者更是将城市业主阶级视为中产阶级身份的主要标志。（18）也正因为如此，在具体操作中，城市业主阶层，特别是“以新兴商品房住宅区和原城市中高档住宅区的业主、居民为主体的中等收入群体”成为中产阶级或中产阶层的主要代表。（19）这些研究，对应的是现代化理论关于中产阶级稳定器假说，即冲突会因为教育的发展和一个有产的中间阶层的成长而随时间逐渐消失。在现实中，随着中产阶层规模的扩张和影响力的渐增，考察他们的集体行动，已成为维护社会和谐的重要课题。（20） 第二是参与原因的研究。由于中国社会急剧转型，导致矛盾冲突，集体行动中强烈的社会怨恨和过激行动的特点，使得早期研究强调参与者的非理性特征、怨恨和被剥夺感。对心理变量或情感逻辑的关注，也成为集体抗争研究领域的主流理论取向。在具体研究中，研究者们主要指向两点：一是经历层面的，即怨恨或不满产生的源头，如某些群体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相对地位变动和利益受损，以及与之伴随的相关部门在处理这些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失当、不力或无能，（21）如城市业主利益受损、民工欠薪、农民征地补偿过低等。二是结果层面的心理认知，如剥夺感、不满程度等，（22）或因无能、腐败导致对政府的不信任等。（23） 情感视角或心理学取向的集体行动研究对早期组织化程度较低的集体行动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不符合近年来集体行动组织化程度与理性能力的提升的现实。由此，研究者们将怨恨、不满程度等心理变量与政治机会结构和参与者理性能力融合在一起，发展了集体行动研究。由于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研究者特别关注制度背景对集体行动的影响，研究者指出，正是制度构成了集体行动的政治机会结构，影响着集体行动诉求的成功、失败的可能性，以及因此收获的利益与付出成本的大小。其中，中国城市的单位制特征与集体行动的关系得到了研究者们更多的关注。魏昂德的新传统主义理论揭示了中国单位制（他的研究中主要是国有企业）对集体行动的抑制，“组织化依附”与“有原则的特殊主义”最大程度保持着单位对员工的控制力与员工的绝对服从。（24）基于魏昂德的研究，冯仕政利用CGSS2003数据分析了单位性质、级别对集体行动的资源动员与政治过程机制的分割效应，研究发现，在单位制变革的背景下，单位对集体抗争仍然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也指出，单位制本身也蕴藏着发生集体抗争的潜能。（25）而田毅鹏等对东北地区H厂国企退休工人的集体行动研究发现，虽然“集体行动在单位武力保卫下平息”，但“集体意识在一次次的行动中不断瓦解”，单位共同体也逐渐走向裂变。（26）与传统单位制相比，在社会剧烈转型中，单位制的控制力正逐步减弱。除关注制度背景对集体行动的影响外，行动者的资源动员能力也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如蔡禾等人通过社会网络规模测量民工的资源动员能力，进而分析其对民工集体行动行为的影响。（27）与此同时，许多研究者关注集体行动策略、工具与互联网的影响。如黄晓星的研究，指出了业主们运用“间隙运用”策略达到抗争目的；（28）黄荣贵、桂勇（2009）对来自上海的15个案例进行分析，发现在线业主论坛确实有助于集体抗争事件的发生，（29）陈云松以CGSS2006数据对互联网与集体行动参与进行了实证研究。（30） （三）研究假设 总之，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参与主体（阶层身份）、情感逻辑、理性逻辑，其中阶层身份研究又主要关注中产阶级的集体行动参与。在综述国外社会运动理论与国内具体研究实际的基础上，本文拟从阶层身份、情感、理性三个角度提出相关研究假设，并对此进行实证检验。 阶层视角：更关注身份认同，考虑到国内研究对中产阶级群体的关注，本文主要关注中产阶级身份对集体行动的影响，诸多研究指出，中产阶级是参与集体行动的重要力量。因此本文将验证如下假设：相对于非中产阶层，中产阶层参与集体行动的可能性更大，程度更高。在具体研究中，诸多研究者将业主视为城市中产阶级的代表。因此，本文首先验证以业主阶层为代表的中产阶级集体行动参与假设： 假设1a：相对于非业主阶层，业主阶层参与集体行动。 然而，虽然学术界对中产阶级并未形成统一标准，但在具体研究中，仅以业主身份作为中产阶级身份标志，无疑太过简单。因此，有学者将城市商品房业主作为中产阶级代表时，使用“中产阶层”的概念，并特意提出特指其中教育水平较高、收入较高的群体。（31）因此，本文增加了个体的阶级认同作为关键变量，检验假设： 假设1b：相对于其他阶级身份认同的个体，认同自己为中产阶级个体，其参与集体行动的可能性更高，参与程度更深。 情感视角：强调认同及怨恨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认为社会成员对社会的负面情绪，如不满、疏离等是造成集体行为的核心机制。在现实中，不公平待遇激发个体不满情绪，一是结果层面的心理认知，如剥夺感、不满程度等。而这种负面情绪的产生，又与个体的不公平经历有关。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 假设2a：对现实不满程度越高的个体，参加集体行动的可能性越大，参与程度越高。 假设2b：在现实中遭遇不公平待遇的个体，参加集体行动的可能性越大，参与程度越高。 理性视角：强调参与社会运动是理性行为，关注参与行动的收益与代价，关注网络与国家。政治机会主要与国家对相关集体行动的控制有关，也就是说行动对象会影响个人对集体行动的参与。在一个权威主义政体下，国家对针对政府的集体行动存在着较低的容忍度，因此，此类行动的成功的可能性不大，而参与此类行动受到的惩罚或者付出的代价相对较高。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国家机构会抑制此类行动，理性个体对于此类行动的参与程度自然会降低，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出相关假设： 假设3a：如果集体行动指向国家（政府），个体参与该行动的可能性会降低，参与程度会降低。 正如前文综述所指出的，制度构成了集体行动的政治机会结构，影响着集体行动诉求的成功、失败的可能性，以及因此收获的利益与付出成本的大小。在我国，单位组织将国家命令性权力和资源交换性权力集于一身，中国社会中的单位组织其实质是国家进行政治统治的组织化形式和工具（32）。其中，中国城市的单位制特征与集体行动的关系得到了研究者们更多的关注。因此，单位组织作为国家进行控制的组织化形式与工具，必然会对个体是否参与集体行动产生重要的影响。由此提出假设：组织的性质影响个体参与集体行动的可能性与程度，个体所在组织的国家控制力越强，个体参与集体行动的可能性越低，程度越低。具体而言，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探讨单位组织的影响——组织性质与组织级别，简单而言，相对于市场部门个体，体制内个体参与集体行动，如果失败，代价更高，甚至有可能会导致失去体制内的工作。而个体所在组织级别越高，组织控制力更强，因此集体行动失败的风险更高，与之关联的是，所在组织级别越高，在再分配体制中占有资源越多，个体参与集体行动如失败，成本也更高。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b：相对于体制外个体，体制内个体参与集体行动的可能性更低，参与程度更低。 假设3c：个体所在组织级别越高，其参与集体行动的可能性越低，参与程度越低。 理性选择范式下的集体行动理论不仅关注政治机会结构，关注国家对集体行动的态度，也关注参与者本身的资源，强调关系网络的重要性，把关系网络看作是促成动员的要件。具体体现在网络的规模上，网络规模越大，从网络中获取资源的资源动员能力可能越强。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假设： 假设3d：个体的社会网络的规模越大，参加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就越大，程度越高。 上述几个假设，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影响个体集体行动的可能因素，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本文整合不同的理论视角，试图对个体参与集体行动的行为尝试做出一个综合的解释。这些假设也包含着国内学者关注的几个焦点问题。一是谁在参与集体行动。这里主要关注日益兴起的中产阶级问题，中产阶级被视为社会稳定器，随着中国以城市商品房业主群体为代表的中产阶级的日益壮大，这个群体在参与集体行动方面的倾向如何？与其他群体相比较，是更高的参与风险，还是更低的参与风险？二是社会心理层面：不公正待遇、不满意程度对集体行动参与的影响。三是转型过程中的单位制的影响力问题：在急剧的市场转型过程中，单位制控制力是否显著减弱？ 三、变量与测量 本文利用的数据是CGSS2006。该调查采用分层四阶段不等概率抽样：区（县）、街道（镇）、居委会、住户和居民，样本涵盖我国大陆除青海、宁夏和西藏以外的28个省级单位。由于该数据为公开数据且在国内广泛使用，这里不多介绍。根据本研究目的，本文选取的是过去五年身边曾发生过各种类型的集体行动且年龄在60岁以下的个体进行分析。 （一）因变量 CGSS2006问卷中的问题E22：“在现实生活中，经常会看到一些群体性的活动或行动，比如，联合抵制不合理收费、串联起来反对征地或拆迁、集体参加环保活动、集体签名、集体谈判、集体诉讼、集体请愿、集体上访、集体罢工、集会、游行、示威，等等。请问，在过去五年中，您身边是否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可以把这一问题看作本文对集体行动的具体含义的理解（操作定义）。我们主要关注两个方面：“是否参与集体行动”和“参与程度”。 1.是否参与：问题E24-E26分别问及如下问题：“您是否参加过这些活动或行动的酝酿过程（比如开会、讨论、联络等）？”“您是否为这些活动或行动提供过物质方面的支持（包括钱和物）？”“您是否通过签名、口头声援等方式对这些活动或行动表示过道义上的支持？”这三题中只要有一题回答为“是”，我们就编码为1，表示参与了集体行动，反之表示没有参与集体行动，编码为0。本文同样尝试了根据E23题（在行动中的角色）作为判定是否参加了该行动的依据。担任角色的作为参与组，反之为未参与组。后一种操作方法的统计结果见附录。 2.参与程度：同样，我们根据问题E24-E26得到了个体参与程度的相关信息，我们将E24“您是否参加过这些活动或行动的酝酿过程（比如开会、讨论、联络等）？”、E25“您是否为这些活动或行动提供过物质方面的支持（包括钱和物）？”两个问题任意一项回答为“是”，即为“积极参与”，编码为2；如受访者表示仅“通过签名、口头声援等方式对这些活动或行动表示过道义上的支持？”（E26），即为“一般参与”或“低度参与”，编码为1；上述问题都回答为“否”，则为“不参与”，编码为0。因此，参与程度从“不参与”到“积极参与”，分为三个层级。 （二）自变量 阶层身份：主要关注中产阶级阶层身份，根据有关信息，判断受访者是否是业主，本文将城市居民中，住房产权属于回答者“本人”、“配偶”以及“夫妻双方所有”的均视为业主阶层，其他家庭编码为非业主。 由于仅从住房产权区分中产阶级与非中产阶级显得过于简单，因此，本文还考虑到受访者的阶层认同：即受访者认为自己属于哪个阶级进行判断（选项包括：农民阶级、工人阶级、中产阶级、企业家阶级、其他阶级）。在编码处理中，本文以农民阶级为参照组，并将中产阶级和企业家阶级合并为中产阶级组。 不公平待遇：我们根据问卷中的半开放式问题E29“在过去的五年中，您是否在以下各方面的事情中遭受过不公平对待？”，得到受访者过去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信息。问题涉及“房产纠纷”、“土地征用”、“城市拆迁”等各个方面，只要回答为“有”，就编码为1，反之编码为0。 不满程度：生活总体情况，从非常满意到非常不满意，1-4分。 行动指向：根据问卷中问题E27：“这些活动或行动主要针对谁？”（复选），我们将回答为“国家有关部门”、“国家干部”、“国家某项政策”的，编码为1，表示集体行动指向国家，其他选项编码为0。 组织性质：我们将党政机关以及事业单位编码为1，表示体制内单位。 组织级别：主要根据受访者所属组织情况，分为三组：高级别组，包括省市机关、省市以上级别的企业；低级别组，即市级以下单位；将体制外组织个体户等编码为无级别组。 网络规模：根据蔡禾、李超海关于网络规模的测量，这里我们同样选择的是受访者参与的社团数（参加的协会、社团、俱乐部或其他组织有多少个）。 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党员身份、受教育年限、个人收入、地区、户口。其中个人收入我们纳入模型时取对数。另外，本文对集体行动与访问者本身的利益关系进行控制。该变量的操作来自问题E28：“这些活动或行动与您有无利害关系？”我们将回答为“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即“无关组”作为参照组进入模型。将回答为“会损害我的利益”的简称“负向利益组”。将回答为“会维护或增加我的利益”的简称“正向利益组”。 在CGSS2006数据中，共有1033个受访者表示过去五年身边曾发生过各种类型的集体行动，年龄在60岁以下的有效样本数为992（见表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