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江宁织造博物馆是江宁织造西花园旧址上建造的一座现代博物馆，其在筹建过程中反映的学、官、商博弈，在设计进程中采用的两大模式，在项目进行期间公众对于复建还是重建的争议这三点，在历史文化名城乃至城市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都能遇到相似的情况，因此我们可以说江宁织造博物馆是历史文化名城乃至城市发展和文物保护的一个微缩模式。
关键词：江宁织造博物馆；历史文化名城；发展保护；微缩模式
一、江宁织造博物馆何以为 “微缩模式”
（一）吴良镛先生的“两种模式”
在江宁织造博物馆设计之初，吴良镛根据对象所在的环境与历史文化背景，提出了两种模式:“核桃模式”和“盆景模式”。[1]
1.“核桃模式”
简单来说，“核桃模式”是指江宁织造博物馆建筑的外立面线条刚直、方整且现代，东南西北4个入口则为古色古香的江南古建，恰似核桃仁从缝中露出，透出内涵中无限的历史沧桑和古意。[2]
核桃模式强调的是外壳与内核的关系，四周立面为“壳”，中心场馆为“核”，虽“修狭不寸”，但能展示江宁织造府与曹家的历史文化风貌和红楼梦小说里精巧的画面场景、趣闻逸事等等。
历史文化名城虽然是一整个城市之大，但真正承载历史文化的部分可能只是一片区域，而这一区域不得不在现代感的城市建筑中存在。但首先“城”是人生活的地方，人的观感是必须需要考虑的，千篇一律的现代、突兀的新旧切换、脏乱的老城区都不是好的观感，后两个也不是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发展目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也为了历史文化名城的历史文化内核能够得到充分保护，借鉴“核桃模式”不失为一种解决方案。
外为壳，历史文化名城中的重要区域也要设立缓冲区，既是保护，又是过渡和配合现代感城市风格；内为核，通过将具有当地特色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机整合，从而有效展示历史文化风貌，避免所谓的“老字号”和“酒吧”不基于本地情况随意入驻，甚至形成同质化的游玩、购物、餐饮一条龙的产业链。
2.“盆景模式”
“盆景模式”是吴良镛先生基于一方面江宁织造府早已被毁，在设计过程中不能绝对还原清代此地的面貌，另一方面学界对于江宁织造、曹雪芹、《红楼梦》的关系和文化内涵一直都有种种说法的双重现实，在设计中采用写意的手法，把这里所有的文化内涵都用一定形象表现出来，用文化内涵“插花”，构成一个有内容、有层次的“都市的盆景”的处理办法。
“盆景模式”就是要在层层叠叠中展现尽可能全面的精神内涵，体现历史文化名城的历史延续性。关于这一模式的运用，在国家首批历史文化名城曲阜规划构建“历史文化名城水系”中得到了一定的体现。
曲阜市拟通过连接多条河渠，使曲阜的宋古城、鲁故城、明故城三城护城河相连，使得在文化传承方面顺应城市空间建设序列中古文化发展区——“三孔”文化区。[3]这样的设计，使得曲阜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名城，不会单纯依靠孔子和儒家文化这一处历史文化，给人以缺乏延续性、单一化的错觉，而是通过贯通一气，将春秋、宋、明、今四代相连，营造出历史的延续感，使得曲阜能够展现其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深厚历史底蕴、绵延历史传承和丰富的精神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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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官、商不断博弈
红学家赤耳力争，商家诉求利益，官方的退退近近，从红学家联名倡议促成立项，到“署府之争”的博物馆命名，再到投资过程中涉及到的博物馆归属权纷争，这座以曹雪芹、《红楼梦》、云锦等文化元素为核心的江宁织造博物馆，历时30年艰难地寻求平衡与突破，在从筹建到落成的过程当中，经历了官、商、学的不断博弈。这一现象是历史文化名称乃至城市发展和文物保护中都会遇到的问题，不得不认为江宁织造博物馆除了模式之外，其建设过程也反映着其之所以称为“微缩模式”的独特之处。
在历史文化名城的开发保护中，不可避免也会遇到学、官、商之间的博弈，学者会极力争取保持历史面貌，展现文化内涵，并以极强的社会号召力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开发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官、商作为两个既得利益者，如何协调以有利于历史文化名城的有效发展保护，是可以从江宁织造博物馆中窥得一二的。
（三）复建与重建
2009年，是围绕江宁织造博物馆事态大爆发的一年。除了上面所说的学、官、商的博弈引发关注和热议外，“7亿元巨资再造江宁织造府”的谣言又被广泛传播，引的一时口诛笔伐。
持反对态度的社会人士发表评论认为，再造在本质上已经失去了文物价值，也失去了研究、考证及观赏价值，没有多大意义。
但事实上场馆虽然是在江宁织造府遗址的西花园处建设，但既不是“重建”江宁织造府，毕竟地面部分只有原址的1/4大，也不是复原《红楼梦》中的大观园，而是建设一座融合两者符号的江宁织造府博物馆，因此不存在造假古董一说。[4]
历史文化名城的发展保护当中也会收到这样的质疑，比如属于“衰败历史城区当代复兴”[5]模式的南京老城南，质疑声一直存在：主路、小路上的各路商店一大半不属于老城南，建筑风格只学一半，与其说是整体性保护，不如说是全面重建，只有巷子深处还能看到一些老城南的影子。
复建与重建，前一个是指对古代建筑的复制，即必须完全按照文物的原形制、原结构，采用原材料、原工艺进行，十分强调“原真性”；后一个则对原真性和四原原则没有硬性要求，它们都只有与文物本体相似的外形而完全不具备任何文物所承载的历史价值，没有任何文物价值。[5]
复建势必要花费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而且还可能无法进行规模化的商业经营，重建则可以为商业经营提供必要的条件。目前，笔者并不反对重建，毕竟历史文化名城吸引游客前往不能没有必要的吃、住、娱的配套设施，而这些设施不能依托具有文物价值的建筑，只能重建建筑作为配套设施。但必须明确，在历史文化名城当中，重建只能是辅助，不能喧宾夺主，否则就会造成过于商业化、同质化的后果，不仅不能让来到这里的人体会到历史文化底蕴，还会因与其他“一条龙式”的所谓历史文化街区、名城的同质而产生厌倦心理。
二、结语
江宁织造博物馆在筹建过程中反映的学、官、商博弈，在设计进程中采用的“核桃模式”、“盆景模式”，在项目进行期间公众对于复建还是重建的争议这三点，以及江宁博物馆漫长的筹备和建设过程，博物馆所有权交割都是当下历史文化名称开发保护的缩影。因此，我们可以明确江宁织造博物馆就是历史文化名城乃至城市发展和文物保护的一个微缩模式。
所以，我们在研究江南织造博物馆藏品信息、分析博物馆建筑设计的同时，也应该关注其筹建、落成的曲折过程，以小见大，为历史文化名城乃至城市发展和文物保护寻找规律、积累经验。
参考文献
[1]参见吴良镛：《金陵红楼梦文化博物苑》第二章《设计创意与基本构思》，清华.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11年.
[2]王萌：《南京江宁织造府博物馆园林设计分析》，《安徽农业科学》2014年第12期.
[3]李真真：《浅析历史文化名城生态水系规划——以曲阜市为例》，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会议论文集》，2011年.
[4]董婉愉：《江宁织造府实际投资超7亿 展存不受真假古董限制》，《扬子晚报》。2009年1月12日.
[5]刘青昊，李建波：《关于衰败历史城区当代复兴的规划讨论——从南京老城南保护社会讨论事件说起》，《城市规划》，2011年第4期.
[6]李韵：《关于江宁织造府博物馆的三点思考》，《光明日报》，2009年1月8日.
论文作者:朱玥玮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2019年10月38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9/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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