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对“迎汪复职”运动的态度及其教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共中央论文,教训论文,陈独秀论文,态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北伐战争初期，蒋介石通过制造“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等手段攫取党权、政权、军权于一身。为了抑制和削弱蒋介石的个人军事独裁统治，国民党左派企图让远在欧洲的汪精卫回国复职，开展了“迎汪复职”运动。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对该运动采取了积极支持的态度，当北伐革命统一战线出现危机后，把挽救危机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汪精卫身上，并主动将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让给所谓的“国民党左派”。在北伐战争不断胜利的形势下，中共中央没有抓住时机积极广泛地开展工农运动，壮大革命势力，而将全部精力用于迎汪复职上。“四一二”和“七一五”的历史事实，充分表明了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策略的失误。之所以犯此错误，一是由于共产国际的国民革命──国民党主体论和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的影响，二是对蒋、汪缺乏正确的认识。迎汪复职运动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在统一战线中必须牢牢掌握领导权，采取既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正确方针，才能使革命立于不败之地。
“迎汪复职”运动是大革命后期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同蒋介石新右派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认真探讨陈独秀和中共中央对于“迎汪复职”运动的态度及教训，对于进一步研究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是很有意义的。
1.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利用东征和处理“廖案”所建立起来的威信和掌握的军事力量，对中共和国民党左派进行突然袭击，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汪精卫对事变一无所知，且一度遭到软禁，于3月23日愤而请假养“疴”，不久又秘密出走法国，致使国民党左派顿失重心、群龙无首。5月15日，蒋介石不失时机地操纵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旨在削弱、限制共产党人的“整理党务案”，攫取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事部长的职务。6月5日，国民政府特任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根据《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的规定：“凡国民政府下属之陆、海、空各军均归总司令统辖。此时，凡国民政府所属军政、民政、财政各部机关，均须受总司令指挥”①。7月初，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临时会议又选举蒋介石为中执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并特任蒋介石为国民政府委员。这样，在北伐战争之初，就出现了“党权、政权、军权皆集中于总司令一身”的不正常状况，以致于形成“蒋所在地，就是国民党中央所在在地；国民政府所在地；蒋就是国民党，蒋就是国民政府。威福之甚，过于中山大元帅时”②。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左派自然想到远适异国的汪精卫。汪是孙中山麾下的“三杰”之一，在国民党内很有影响，孙中山逝世后一直以左派领袖面目出现。早在汪精卫出国不久，就有一些国民党左派人士和地方党部“电请中央函催汪精卫同志销假视事，俾中枢有主，成就北伐大业。”③北伐战争开始后，国民党的一些省市党部纷纷电请远在欧洲的汪精卫销假视事。8月10日，何香凝在国民党中常会第47次会议上提议：“现在请汪主席销假者既函电分驰，中央应分别答复及将原函电转汪主席。”会议决定“将各党部及团体请汪主席销假各件抄寄汪先生。”④正式拉开了迎汪复职运动的帷幕。
8月20日，蒋介石获悉迎汪情况，认为其目的在于“倒蒋”，非常恐慌，一面派胡公冕去上海找陈独秀，声称汪回来将为小军阀利用和他捣乱，会分散国民革命的势力，一面请维经斯基赴鄂，企图假共产国际的权威，说服共产党人不支持迎汪复职运动。
客观地说，中共中央对蒋介石制造的“中山舰事件”的性质是有认识的，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倾向和个人野心也是有所警惕的，但缺乏明确的对付蒋介石的方针和政策。北伐出师之前，军事顾问加伦曾间接请示中央北伐中对蒋的方针，陈独秀的回答为：“是反对蒋介石，也是不反对蒋介石。”⑤当国民党左派首先提出迎汪复职问题后，陈独秀感到这不失为制约、牵制蒋介石的一个良方，因此表示赞同“迎汪复职”，“将军权和党权分开，请汪精卫回粤将党权交与汪精卫”，同时“维持蒋之中央军事领袖地位”⑥，借以缓和蒋介石与各派小军阀的冲突，增强国民政府力量。9月16日，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开会讨论迎汪问题，会议在分析形势时认为，迎汪复职运动有三个前途：1.迎汪倒蒋；2.汪蒋合作；3.使蒋成为一个左派，执行左派政策。但第一个办法太危险，在现时北伐的非常时期，一旦去蒋，将对国民政府发生极坏的影响，将会动摇北伐的局面；继蒋而起的军事领袖如唐生智、李济深等也并不可靠，他们因现时反蒋，故行动较蒋左，恐去蒋后行动比现在之蒋还右。第三个办法实行起来也很困难，因为张静江，叶楚伧等人控制的广东政权，根本不可能执行左派政策。“比较最好的是取第二办法（即汪蒋合作）”⑦。陈独秀和中共中央认为，请汪回国复职有三大好处：第一、使国民党增加得力负责人以扩大局面；第二、新起来的小军阀，与蒋之间的冲突，有汪可以和缓一些；第三、张静江等在粤的腐败政治，汪回可望整顿⑧。为此，中共中央在9至10月间多次指示各地党部特别是中共广东区委要做好迎汪复职的宣传、组织工作，要求各省尽量选派可靠的国民党左派分子去出席国民党十月联席会议，以制订左派政纲，通过迎汪复职的决议案。同时，中共中央又一再强调迎汪复职要实现的是汪蒋合作，而非迎汪倒蒋，告诫各地党部在进行迎汪复职的宣传工作时，要注意内外环境的形势，勿授蒋以隙，被蒋借口打击左派，“以免再出现一个‘三二O’事件”⑨。10月3日中共中央在《给粤区信》中再次明确提出：“汪精卫回粤固然重要，而实现时期必须万分谨慎”，若“不顾蒋之意硬迎汪殊太危险。”特别告诫中共广东区委，迎汪决定必须以蒋同意或前敌战事大胜为条件，万万不可鲁莽从事。至要！”⑩表现出对待迎汪复职运动非常矛盾的心理：既赞成汪回国复职，又担心蒋不赞成汪回国复职。陈独秀和中共中央赞成汪回国复职的主要目的，是想削弱蒋介石的权力，将党权、政权和军权分开，蒋做军事首领，汪做党和政府首领，以缓和蒋与各派军阀的冲突，维持军阀间的均势，以保持广东政府的革命性质。陈独秀和中共中央担心蒋介石不赞成迎汪复职，是怕蒋误会迎汪即是为了倒蒋招致蒋再制造一个“三二O”事件，动摇北伐的局面。因此，把蒋介石是否愿意与汪精卫合作，作为迎汪复职的前提。
2.
1926年10月3日，在内外一片迎汪复职的呼声中，蒋介石发表“迎汪”通电，表示欢迎汪精卫回国复职，还表示要请张静江、李石曾二人前去法国劝驾，并希望汪“与之偕来，共荷艰巨。”蒋介石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为应付各方舆论和争取主动，试想：体弱多病、行动不便的张、李二人，怎能远涉重洋向汪劝驾呢？
10月15日至28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及各省区党部代表联席会议在广州召开。会议正式通过了《迎汪案》，并拟派何香凝、张曙时等为代表，赴法劝汪回国。
以蒋介石“迎汪”通电的发表和国民党十月联席会议《迎汪案》的通过为起点，陈独秀和中共中央对迎汪复职的前景乐观起来，态度也由促成汪蒋合作转为“迎汪抑蒋”。11月初，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联席会议认为蒋介石回国复职之事“蒋、张诚意迎汪与否，愿汪得权与否，都不必顾及”，因为“汪回左派始有中心，所以我们当极力设法劝汪回”。蒋此时在全国迎汪高潮中，对汪亦只能暗斗，而不可能有明争，更不至有武装的冲突(11)。根据这一判断，陈独秀批评广东共产党人只注意国民党左派群众而忽视联系左派领袖的作法，指出粤区同志认为没有左派领袖，左派领袖很少靠得住的观念是极其错误的(12)。11月9日，中共中央再次批评广东共产党人不积极进行迎汪工作而采取听其自然的作法，指出广东共产党人对待张汪在此刻回来，一方面表现太左，一方面表现太右。从恐惧“三二O事件”余威，不敢积极主张汪在此刻回来，是表现太右；从一定要取消蒋之主席后回来说，又似表现太左。并反复说明汪回来并不是无职可复，也并非一定要与蒋争党主席职位；现时不怕蒋生什么问题，顶多不过是蒋消极一点，然而从革命的全部利益来讲，汪回只有更多好处(13)。
虽然在国民党十月联席会议以后，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认识到蒋介石“阴怀嫉刻，孤行己意，毫不觉悟”；对迎汪复职运动采取了积极支持的态度，希望通过迎汪复职以“抑蒋”，限制蒋介石权力的进一步膨胀，但是在实际行动中仍然对蒋介石一味迁就。这反映出中共中央一方面想通过“迎汪”以“抑蒋”，巩固壮大左派力量，限制蒋介石新右派势力的膨胀；另一方面支持迎汪复职，以蒋介石不离开北伐革命战线为条件，这种自相矛盾的政策，只能贻误时机，助长蒋介石的嚣张气焰。
3.
伴随着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的活动愈益猖狂，他利用战时的特殊环境和北伐军总司令的地位，企图号令一切，凌驾于国民党与国民政府之上。
11月26日，根据形势的发展，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党部北迁武昌。并于12月13日在武昌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行使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的最高职权，处理决定各项重要问题，但是，原来主张迁都武汉的蒋介石却出尔反尔，开1927年2月3日悍然发表通电，以中政会名义宣称：“现因政治与军事发展便利起见，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暂驻南昌”(14)妄图将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到北伐军总司令部大本营所在地南昌，以便他“挟天子以令诸侯”，从而挑起了“迁都之争”。
在统一战线面临分裂危险的紧急形势下，中共中央于1926年12月中旬在汉口举行告别会议。这次会议标志着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陈独秀虽然在政治报告中也承认蒋介石有左的言论，而实际行动很右，但是对此却拿不出任何有效的办法来。大会作出挽救时局危机的重要策略是：“扶助国民党左派领袖获得在政府及党的领导地位”，“扶助左派建立以汪精卫为领袖的文人派政府”，“以推动国民党的军事政权向左”，“以减少国民政府之军事独裁的性质。”(15)显然，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把挽救危机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汪精卫身上，似乎依靠汪精卫能够组成一个强大的左派集团，以推动蒋介石的军事政权由右向左转，担负起完成国民革命的重任。而实际上汪精卫其人，是典型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软弱与动摇集于一身，华而不实，投机善变，根本不是一个坚定的国民党左派；也就更不可能与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相抗衡了。
针对蒋介石挑起的迁都之争，1927年1月8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主要工作》中指出：目前“国民政府内部最严重的问题，还是领袖间的冲突，最致死命的是汪蒋不相容”。“我们认为弄好汪蒋间及各将领间的关系，比别的问题还更重要。如措置不好，立刻可以全局崩坏，重申当前最主要的工作在政治上要继续汪蒋合作的号召，请汪回来建立一个左派指导权的政府(16)。按此精神，一方面中共团结国民党左派对于蒋介石迁都南昌的企图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在2月8日取消其迁都南昌的阴谋计划。另一方面又把实现迎汪复职作为挽救时局危机的最紧迫的任务，继续大造声势，催请汪精卫从速回国。
通过迁都之争，共产党人对蒋介石的反动嘴脸有了进一步的认识。2月12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通告，明确指出：“现在蒋介石区已成为右派反动势力的中心”，“我们在各地应即刻开始作反蒋的宣传”，“反抗并进而打倒蒋之压迫”(17)。此后，共产党人联合国民党左派由下而上在武汉、上海、广州以及全国各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对独裁、恢复党权的运动。
1927年3月10日至17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召开，到会委员32人，其中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占大多数。大会坚持国共合作的原则，通过了《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等一系列旨在提高党权、限制蒋介石军事独裁的决议案。这些决议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实行常委负责制，军事委员会实行主席团制，实行上取消了蒋介石的中央常委会主席和军委会主席的职务。但是，当时急于提高党权、限制蒋介石独裁的国民党左派在限制蒋介石权力膨胀方面，并没有拿出任何有效的具体措施，而仍然是把希望寄托在尚在国外的汪精卫身上，推举汪精卫身兼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中央组织部长及国民政府常务委员等要职，赋予党政军之大权、希翼以提高其权力来限制蒋介石。这种策略不仅不能限制蒋介石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刺激蒋介石加快了叛变革命的步伐，尤为严重的是，会议对已经公开向共产党人开刀并与国民党中央分庭抗礼的蒋介石作了不少妥协让步，保留了蒋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中央常委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要职，给蒋介石后来叛变革命造成了可乘之机。
4月1日，被人们千呼万唤近一年的汪精卫终于由欧洲跚跚回到上海。汪一回国，蒋即发表通电，表示他以后要“专心军旅”“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诸端，必须在汪主席指挥下，完全统一于中央”(18)。企图将昔日的政敌拉拢为今日“清党”“反共”的伙伴。经过国民党左派和中共中央及陈独秀的努力，4月5日汪精卫与陈独秀公开发表《汪陈联合宣言》，以示“不与蒋合作”，6日离沪赴鄂。10日抵汉，武汉群众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汪精卫宣誓就职复任国民政府主席。至此，迎汪复职运动似乎大功告成了。然而，仅仅隔了一天，蒋介石就对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三个月后，被国民党左派和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寄予厚望的汪精卫也步蒋后尘，叛变了革命，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惨遭失败。
4.
“迎汪复职”运动是在北伐时期蒋介石新右派面目开始暴露、军事独裁日趋严重的形势下发展起来的，以抑制和削弱蒋介石的个人军事独裁局面为目的的一场民主运动。这一运动对于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国民党左派以及其他革命势力揭露蒋介石的阴谋，打击他的反动气焰和削弱他的权力，起了一定作用。但是，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过分看重迎汪复职运动的作用，过分重视国民党上层人物的力量，把北伐战争和国民革命的胜利，完全寄托在蒋介石、汪精卫等人身上，完全忽视了在北伐战争胜利进军的新形势下，发动工农群众，建立地方革命政权，创建工农武装，壮大我党力量的重要任务，而始终把汪精卫视作限制蒋介石新右派势力膨胀的最主要的因素，究其实质是对蒋介石反动本质缺乏清醒认识，对汪精卫存在不切实际的幻想，信任汪精卫超过信任工农群众，犯了方向性原则性的错误。
之所以产生这种错误，首先是由于共产国际的国民革命──国民党主体论和陈独秀“二次革命论”战略的错误指导。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始终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把大革命时期称做“中国革命的国民党阶段”。陈独秀同只重视资产阶级，轻视无产阶级，认为中国民主革命只能以资产阶级为主体，无产阶级只能处于“帮助者”的地位。基于这样的思想，面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陈独秀不是组织无产阶级去反击，而是企图通过扶持汪精卫恢复职务来与蒋介石相抗衡。从“四·一二”到“七·一五”的历史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个策略的失败。其次，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不善于识别和对待以各种面目出现的蒋介石和汪精卫，表现在：第一，对蒋介石的反动面目认识不清，对蒋介石存在幻想，对其在北伐战争中的作用估计过高。尽管到了1926年秋，中共中央已明确认识到“三二O事件”，“整理党务案”都是蒋介石向我党和国民党左派的进攻，蒋已成为新右派首领，但仍主张维持蒋之中央军事领袖地位，依然把蒋视为完成北伐大业不可替代的军事领袖。到后来蒋走向公开反动时，也仍然希望他回心转意，对他迁就退让，不愿与之公开进行坚决斗争，姑息养奸，结果使蒋的反共阴谋得逞。第二，对汪精卫寄予过高的不切实际的期望。以为只要汪回国复职，国民党左派就有了坚强中心，可以恢复它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的指导地位，达到削弱、抑制以致于打倒蒋介石军事独裁的目的。其实，当时在国民党中，虽有一些坚定的革命左派分子如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等，但并没有形成一个有力量的左派领导核心，而且相当一部分左派分子处于动摇彷徨之中。
纵观迎汪复职运动，当时，由于北伐战争的不断胜利，两湖和江西的工农运动蓬勃兴起，如果中共中央采取正确的政策，是能够造成很大的势力的，但是由于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采取挽救时局危机的主要策略是“迎汪复职”以“恢复左派在党及政府指导权”，这就丧失了自身发展的机会，把能争取到的权利都让给了所谓的“国民党左派”，而自己甘居“客卿”的地位。例如，湖南的国民党组织是中共湘区区委帮助建立起来的，初创阶级，大部分省党部委员都是共产党人，但当唐生智部克复长沙以后，共产党人便自动渐次退到“客卿”地位，把重要工作拱手让与国民党“左派”去做。结果使我们党在斗争中争取到的一部分领导权落入到空有左派言论，但并非真正坚定的国民党左派的投机家（如汪精卫之流）手中。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迎汪复职运动的历史告诉我们，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在错综复杂的革命斗争中，必须牢牢掌握革命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正确处理与同盟者之间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实行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正确方针。只有这样，才能使统一战线不断发展与巩固，才能使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从而推动革命事业的健康发展，这是我们应该认真汲取的一个重要教训。
注释：
①解放军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3册，第553页。
②⑥⑦⑧⑨⑩(11)(12)(13)(1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341、326、315～316、325、317、371、443～444、422～427、447～448、567～569页。
③④《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86、635页。
⑤《周恩来选集》（上），第124页。
(14)重庆《商务日报》，1927年1月10日。
(1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6页。
(17)《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0～121页。
(18)蒋介石：《拥汪通电》，1927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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