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族起源新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起源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本文通过对考古学、人类学、环境考古学证据及对史书记载的考证的初步研究，探讨日本民族起源问题。
1 考古学证据
迄今为止，在日本本地所有已发掘的考古遗址中尚未发现早期直立人的痕迹，3万年前人类居住的遗址亦未发现。尽管在九州北部福井洞中挖掘出的双面石器和石片经[14,]C测定早于公元前29000年(Aibens andHicuchi,1987)[3]，但仅凭这一资料并非能证实“日本人是在日本产生的”，[4]也不能证实日本人是从大陆迁移过去的，只说明3万年前日本人起源史存在的缺环，需要进一步考证。但最难排除的起因是日本与中国文化的相似性。
日本考古学家芹泽长介[5]认为：从早水台遗址下层、岩宿遗址零层、星野遗址下层中发现的旧石器均属于中国周口店文化类型，至今为止发现的这种类型遗址大部分分布在关东以西。其中有[5]：
1.早水台遗址：1964年，芹泽长介等人发现了大分县日出町早水台遗址，有石英砍砸器、尖状器、刮削器等，属于更新世第三间冰期（里斯——武木间冰期）前期旧石器。
2.星野遗址：1965年，在枥木县枥木市亦出土了属更新世第三间冰期的旧石器，其下层文化与周口店上层文化相类似。此前于1959年在大分县丹生高地发现的砾石石器、石核、石片等，其器形属于东南亚一带的旧石器类型，也具有与周口店文化的类似特征。
3.岩宿遗址：1949年，相泽忠洋在群马县新田群笠县村岩宿赤土层发现人类加工过的黑曜石碎片。后由明治大学考古学研究室发掘出手（石）斧、刮削器、尖状器等，比绳纹陶器文化要早，称岩宿文化。
上述遗址出土的旧石器已证实日本民族与中华民族人类起源上有密切渊源关系。我国著名古脊椎动物学家裴文中先生还指出：[6]日本早水台遗址中出土的旧石器在原料、器形、制作方法等方面与北京周口店第15地点的文化遗址有许多相似之处。在鹿儿岛上场遗址中发现的石球与中国许家窑遗址中出土的石球属同一类型。而许家窑中发现的尖状器和刮消器同枥木县星野遗址中第七、八层中出土的石器十分相似。野尻湖底的长石片和用其制成的刮削器与我国宁夏水洞沟遗址的长石片具有极为相似的工艺特征。
以上考古学证据表明，中日民族在远古时代即有密切渊源关系。由此推说，在更新世第三间冰期(620000±45000aBP～230000±30000aBP)[7]以前，日本群岛并无土著居民，日本原始先民是由中国大陆迁徙过去的。日本原始居民遗址发现极少的原因，是因他们离开中国大陆到日本初期由于生存条件艰辛，迁徒多于定居，所以遗址和文化层保留极少，从而出现该时期日本考古学上的缺环。
2 人类学证据
从人类学角度看，日本人的下鄂骨具有与中国人相同的“下鄂圆枕”的特点。[8]日本化石人与中国的蒙古利亚人种在体上与美洲印第安人完全相象。[9]樋口清之在《日本人的祖先》中曾指出：日本化石人是华南化石人的一支，在洪积世（即更新世）时由华南移居到日本。今村羊曾对华南现在的居民作过生物体测定，发现其在头部指数上与现代日本人很相似。古畑种基还有用血型来辨别不同人种。其检验结果为：日本人的血型O型占31.5%、A型占37.3%、B型22.1%、AB型为9.1%，与此相似的血型是中国湖南人和匈牙利人。[9]
从日本旧石器时代遗址看，在近一千处遗址中，有人骨化石出土的不满十处。而其化石人主要是明石人、葛生人、牛川人、三日人、浜北人、圣岳人、帝释观言堂人。中日两国考古学者均认为日本化石人的故乡不是单数，而是复数，至少是从南北两个方向来到日本列岛的。学者们认为，[8]旧石器时代日本是大陆的一部分，往来方便，当时的日本先民是北京猿人的后裔。从大陆到日本从北部是在漫长岁月里经朝鲜到日本的，在南部则是在吴越之者由海路到日本的。
从人类语言学角度分析，日语在语音学结构，音韵组织方面也具有和蒙古语类似的特点。首先日语和蒙古语均是“粘着语”，即单词本身不具备文法功能，名词后需后续助词，动词后需后续助动词；其次粘着语的特点规定了日本韵文的基本节奏为五音，通过枕词可以验证，而枕词极似中国歇后语（起源于无文字时代，根植于口语之中，在以文字为中心的文学中无立足之地）；再者，和歌的格式和韵律即短歌奇数韵律的形成是由于“文化的对外接触所引起的”（见长谷川如是闲著《日本的短型诗文学》）。[10]严绍
教授[10]也认为这一见解很有道理，进而指出“如果我们把短歌诗型的形成与中国韵文文学在日本流传过程互相联系起来考虑，就能洞察其中的许多奥妙之处”。
3 环境考古学证据
地质调查表明，晚更新世末次冰期（约距今1.8万年——1.5万年前）之后，全球气候变暖，海面上升，日本各地进入海侵期，其本土四周先后形成日本海、朝鲜海峡、津轻海峡和宗谷海峡，从此日本逐渐脱离大陆。到全新世，日本各地海岸线后退，形成今日的日本列岛。在全新世史前时期日本主要处于相对独立的发展期。
从日本考古遗址反映的文明发展史看，其先后经历过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铁器时代。日本旧石器时代又称“先绳纹文化”或“无土器时代”。该文化层中出土的旧石器属于中国周口店文化类型。此文化序次依次出现的是刀形器、尖状器、刮削器、雕刻器和石片石器，该文化最明显的特征是未出现陶器。
据地质学界考证，[11]由于末次冰期（距今1万5千年前）造成的海退，使得黄渤海变小，中日之间可以逾越这道天然屏障，从而导致古文化交流。如果从伊敏河、嫩江、松花江、辽河和沭沂河等河流域的许多细石器文化遗址看，人们不难把这些点连接起来，东可达日本，从而证实中日之间的古文化交流史。日本福岗文化和我国东北扎赍诺尔文化的共性亦证实了这一点。例如，从时间看，两者均为距今1万1千年前的文化遗址，且都是陶片和细石器共出。日本考古学家林作谦教授[11]认为，若上述情况属实的话，那么日本福岗文化的摇篮可能就在中国扎赍诺尔。
一万年前，原始先民如何能东渡过海把扎赍诺尔文化带到日本？《周易》称黄帝尧舜时代即“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交通。”墨子也说“其以舟车何以为？本以行陵陵，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利。”在我国出土的距今七、八千年前的文化层中，舟楫已不是个别现象。河姆渡、钱山漾文化期，古人已广泛使用木桨。大连郭家村遗址出土舟形石器、船形刮削器等，这些足以表明一万年前的远古时代先民完全能够乘船渡过日本海峡到达日本国土。其迁徙动机虽难以考证，但文化交流却势在难免。这从中日出土的陶器器形，花纹的相似性可进一步证实。如辽东半岛小朱山下层文化和后洼下层文化以压印纹为主，有一定的刻画纹，类似于绳纹前期于日本关东西部流行的爪形纹，即用破开的竹子断面或贝壳指甲连续压制烧成的花纹。而前者的划刻平行线纹、叶脉纹、网格纹的直口筒形罐在日本中部地区胜坂式陶器中亦有此类型。
这一时期民族交往的另一明证是水稻在日本的传播。考古界已证实水稻的发源地是中国。[13]目前我国发现新石器时代稻作遗存，包括碳化的稻谷、稻米、红烧土中保留的稻壳和稻草、陶片上的稻谷印痕等，在长江下游发现几处（如浙江余姚河姆渡）、中游几处（如湖北京山屈家岭），其它还有华南、西南等地区共达30余处，时代从公元前4500年至1000年以前。[12]
一般认为日本的稻作农耕来自中国。[13]水稻传入日本的路线有三条，即一是从华南华中经海陆传入；二是经西南海路传入；三是由陆路（河北、辽宁）或海路（山东）到朝鲜半岛后，再由半岛南部传入。从地理位置看，最有可能的是第三条即经由朝鲜半岛的路线。因为北九州已出土了大陆类型的磨制石器（有柄石剑、石镞和柱状片刃石斧），福岗县板付水田遗址中发现了印在“夜臼式土器”（绳纹末期的深钵形陶器）上的稻痕和100多粒炭化米。在绳纹晚期遗址中还发现了打制和磨制的摘稻穗石刀，这种石刀在朝鲜和中国辽东半岛及华北均有出土。从而可以推论，掌握水稻栽培技术的人携带了稻种和生产工具，从朝鲜半岛南部越过对马海峡，将稻作技术传到了日本。但近年来有学者[13]更倾向于“华中说”，即认为稻作技术是由长江下游经东海传入朝鲜和日本的，时间约在公元10世纪前后或更晚些。因而认为绳纹晚期稻作农耕的出现及弥生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是由海上交通而输入的，除稻米之外，石制和木制农具有多种类型和使用方法都可以从长江下游的遗存中找到渊源。
究竟哪一条路线更为可靠，此文暂不作定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日本的稻作技术是从中国传入的，中国移民在日本由绳纹文化向弥生文化发展中起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如果说大陆第一次人类迁徒是日本群岛的人类从无到有的划时代变革，那么稻作技术的传入则是日本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4 对史书记载的考证
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三世纪，日本进入弥生时代，即日本历史上金石并用时代。此时中国已进入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铁器已被广泛使用。因而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发展，对日本社会生产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弥生文化实际上是在绳纹文化基础上吸收中国文化而产生的。
在漫长的岁月中，绳纹人尽管将石器文化发展到令人惊叹的高度，但它终究是以渔猎采集为经济基础的，其内部始终没有积聚起足以引起时代变更的巨大能量。突如其来的弥生文化，在日本历史长链中造成了一段“悬隔”，亦即：弥生遗址中发掘出的主要生产工具是由石器与铁器，跳过了青铜器阶段；绳纹陶器和弥生陶器系统迥异，中国缺乏有机的继承关系。因而，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弥生文化绝非绳纹文化自然演进的产物，而是一种高度发达的外来文明介入，使日本历史在公元前3世纪左右完成了一次革命性的飞跃。
据考证，[14]绳纹时代末期日本出现的早期中国移民可能是江浙一带的吴越先民。神田秀夫[14]注意到了中日古代历史事件之间的连锁关系，指出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灭吴、公元前333年楚威王熊商灭越，致使大量难民乘越船东渡。这些非集团性的早期移民，成为此后规模巨大、历史长久、影响深远的秦汉移民浪潮的前奏（神田秀夫《日本的中国文化》）。[14]
不堪秦朝苛政苦役及在战乱中流离失所的秦人，一部分走陆路取道朝鲜半岛东进直至九州；走海路的则从山东、江浙一带入海，渡黄海或东海至九州。在《日本书记》、《新撰姓氏录》、《古语拾遗》等日本典籍中，有关于秦人从陆路、海路迁徒的记载以及徐福的传说。[14]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徐福（徐市）得秦始皇允许，率数千童男童女入海求仙（“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州，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童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此次出海，徐福空手而归，惧怕秦王问罪，乃以诈言搪塞，说秦王礼薄而不能求得延年益寿，须“以令名男子，若振女与百工之事，即得之矣”。于是，“秦皇帝大悦，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与司马迁同时代的东方朔，在《海内十洲记》中亦载有徐福乘楼船入海求仙之事，其时距徐福东渡不过百余年，故可视为事实。由徐福东渡衍变出的“徐福赍书说”，认为徐福东渡携往日本的书籍计儒教经书1850卷，其它典籍1800卷，几乎囊括中国当时所有的典籍（见铃木贞一著《先古代日本之谜》、《日本古代文书之谜》、《超古代王朝之发现》）。[14]
无论“徐福东渡”或“徐福赍书说”是真是假，但在公元前3世纪时，曾有秦人移民集团渡海东迁日本列岛却是无可置疑的事实。因而我们可以大胆推测：秦人移民集团在传播稻作技术和金属文化的同时，必定把汉文化的载体——汉籍亦携往日本。因而从本质上讲，民族的迁徙亦是一种文化的流动，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影响过程。正是秦汉之际中华民族的频繁外迁、灿烂的中华民族渐次广播四邻，从而在东亚构成了在时间上绵延千余年、在空间上跨越朝鲜、日本和越南诸国的汉文化圈，汉字成为超越各种语言的共识符号，直接成为传播文化的最基本形式。
总之，是秦汉移民将先进的生产技术移植到日本，促成了绳纹文化与弥生文化的交换，同时传去的书籍典章，对日本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是日本历史在公元前3世纪左右完成革命性飞跃的主因。
5 对日本民族起源的总体认识
从近期考古学等诸方面考证日本民族的起源可得出下述总体认识：
一、日本民族与中华民族在人类起源上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在更新世第三间冰期(230000±30000BP)以前日本本土并无土著居民，日本原始先民是从中国大陆迁徙过去的。由于早期到达日本的移民生存条件艰辛，迁徙多于定居，所以当时的遗址和文化层保留极少，从而出现该时期考古学上的缺环。
二、从人类学证据看，日本化石人与中国化石人有共同特征。旧石器时代中国大陆古人类迁往日本主要有南北两支，在北部是经朝鲜到日本，在南部则是从吴越由海路到日本的。
三、末次冰期之后（距今约1.5万年前），因全球气候变暖、海面上升，形成今日的日本列岛。在全新世史前时期，日本主要处于相对独立的发展期。但在距今一万年左右，东北扎赍诺尔文化已传播到日本福岗；中国的稻作农耕技术也于公元前4500年左右传播到日本。
四、在日本文明史上，由绳纹文化直接转为弥生文化（铁器时代），中间缺少青铜器时代文化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在公元前473年后吴越先民和公元前三世纪以后的秦汉先民大量移民到日本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书籍典章所致。
此文承蒙朱诚副教授审阅并提出宝贵意见，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