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前后上海服务全国特点的变化及其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海论文,改革开放论文,原因论文,全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海，历来是全国的上海。一方面，由于上海自身缺乏能源、原材料和市场，因此上海经济的每一步发展都离不开全国各地的支援，否则，上海也成就不了今天的上海；另一方面，上海也以其在全国举足轻重的经济地位和突出的综合实力，长期以来，一直以自己的优势和长处支援着全国各地的建设发展，在全国一盘棋中，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随着时代的变迁，上海支援全国的内容、方式和手段也在发生着或潜移默化，或对比强烈的不同变化。本文试图对上海在改革开放前后支援、服务全国特点的变化，从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五个方面作一个粗略的比较，并对其成因加以简要分析，以就教于大家。
一、改革开放前后上海服务全国特点的变化比较
1、人流特点的变化
历史上，上海就是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海纳百川的上海汇聚了来自五湖四海的移民，才创造了上海历史上的辉煌。全国解放后，上海的人流状况在改革开放前后发生了显著的不同变化。
改革开放前，上海的人流变化主要有以下特点：
首先，计划经济时代的上海，基本上是采取在中央统一的指令下，各界人士响应、服从国家的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服务模式来进行人流输出的，往往运用政治动员和行政命令等非经济或非自愿手段来实现，属于典型的政府性主导行为，带有强烈的政治功利色彩；人流输出的服务目标方面，在特定历史时期内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和不确定性（如“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且个体自觉和自愿性选择的余地很小；在人流的服务方式上，则以无偿输出形式为主；在输出人员的构成、素质方面，50年代至60年代初，以输出技术人员、熟练工人为主，素质较高。6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中期，以大规模输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主，素质相对较低；在人流的服务空间上以内地老、少、边、穷地区和国防三线地区为主；服务时间上以政府宣传号召甚至规定终身服务、“扎根边疆”为主，个人一般没有自主选择的权利。
50—70年代，上海主要在政府指令性计划下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和各地的建设输送了大批的干部、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如“一五”计划期间，上海为了支援长春第一汽车厂、洛阳拖拉机厂等工程的建设，根据建筑工程部的指示，华东建筑工程部选派出了成建制的建设队伍；“二五”计划期间，上海又抽调力量支援首都十大建筑和淮南煤矿的建设；1965年后，派出2个建筑公司、1个设计室成建制的开赴四川、贵州，参加国防军工建设，并将约占全市30%的勘察设计和建筑施工力量，投入了江西、安徽山区的国防军工（上海后方基地）建设等。
其次，在外地人口的流入方面，解放初期，由于恢复和建设国民经济的需要，上海曾掀起了一个短暂的移民高潮。但到1954—1955年后，出于国防战略需要的考虑，上海制定了“紧缩人口，加强战略”的方针，对上海人口开始采取总体压缩的政策。此后，随着户籍制和粮油、日用品定量供应制等严格的人口管理制度的日臻完善和严密，上海除对大学以上毕业分配的外地高级人才和计划、政策允许内的小部分调入人员尚开放接纳外，对一般外地人员基本上采取了封闭流入的办法。
改革开放后，上海在人流的服务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如下：
首先，在人流的输出方面，过去以政府的计划性、政策性行政行为为主导的模式，已逐渐让位于以市场经济的需要为主导、政府行为为辅助的新模式，人流输出具有更多的经济合理因素和理性目标，个体的自觉和自愿性选择也逐渐成为主要形式；在人流的服务方式上，过去的无偿服务正为市场经济新形势下，按市场的价值规律原则进行的有偿服务所逐渐取代；同时，上海输出人流的构成与素质也较过去大为提高；人流服务空间遍及全国各地，既有传统的支边、支内建设，又有上海为开拓发展各地和自身经济文化而进行的输出；服务时间也呈现多样化局面，即以短期为主，中长期次之，且以个人自愿选择为主，政府号召宣传为辅。改革开放后，上海确立了“人才资源是上海第一资源”的观念，将按国际接轨要求，建立服务全国的国家级人力资源市场，遵循市场供求关系为各地提供各类人才服务作为人流改革的方向。1994年，上海与国家人事部共同组建了国家级的中国上海人才市场；至今，上海已建立了各级各类劳务市场60多个，人才市场40多家。
另一方面，传统的支边、支内建设中的人流服务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在对口支援地区，与实施开发式扶贫方针要求相配套，上海主要派遣有一定能力、专长的干部、技术人员，定期或不定期地到贫困地区工作，为当地脱贫致富作贡献。如上海组织部门先后选派118 名优秀干部，到对口支援地区挂职，同时接受当地干部来上海挂职。80－9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在响应、服从国家的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同时，出现了越来越多个人主动性、自觉性选择支边、支内行为，即志愿者行动。如1998年下半年，上海的21名本科生、博士生自愿放弃大城市舒适的生活条件，离开新婚的妻子和出生不久的孩子，加入了赴滇志愿者的行列。
其次，改革开放后，上海已将过去以单向的人流输出为主的服务，改为输出与输入并举的新服务方式。在大力鼓励上海的人才走向各地，创业报国的同时，又采取一系列优惠的人才开放政策和措施，鼓励和吸纳外地人才和剩余劳动力来沪发展，成家立业，在繁荣上海中发展全国。
据上海市人事局统计，截止1998年底，上海因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良好的技术基础及丰富的信息资源而吸引了来自外省市的专业人才3307名。此外，市场经济的兴起和发展，推动了民工的流动，上海已成为华东地区最大的民工输入地。据1997年统计，上海流入人口达276万人， 其中居住5年以上的就达14.4%，务工经商的经济型人口占70.8%。 与此同时，上海还通过吸纳对口支援地区剩余劳动力来沪就业的办法，为贫困地区的脱贫致富作贡献。
2、物流特点的变化
改革开放前，上海在物流方面服务全国主要有以下特点：
首先，随着计划生产、统购统销等计划经济模式的日益完善，上海主要是采取在国家统一的计划经济指导和管理下，向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和全国各地的建设提供先进或较为良好的技术设施、技术装备，并同时向全国各地市场调拨、提供大量质量较高、门类齐全的轻工业产品和日用消费品的方式来进行物流的服务的。这种服务在改革开放前的较长历史时期内，树立了上海产品在全国的良好声誉，使上海产品成为当时中国名牌产品的代名词。而在物流的服务方式上，一般都是按照国家的指令性计划、以无偿调拨为主的形式通过相关部门和国营商业系统调往外地，而非遵循市场机制的法则来进行商品的等价流通和交易的。
其次，外地产品进入上海也基本上是按照国家统一的计划指令，采取非市场经济的政府调拨为主的形式来进行。外地输沪一般以农产品、原材料和工业初级加工产品为主，主要提供上海工业深加工和市民的日常生活所需，如煤炭、铁矿石、棉花等原料。虽然外地提供给上海的产品在档次上相对于上海输出的为低，但却是计划经济时代上海经济得以在全国保持领先地位的根本保证，充分体现了“上海是全国的上海”的全国一盘棋的集体主义协作精神。
改革开放后，上海与全国各地的物流变化呈现出全新的态势，表现为以下几点：
首先，上海已打破了计划经济时代内向封闭型的物流形态，逐步建立了以全方位、多元化、外向开放型为特征的与全国各地的物流双向交流模式，并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和国际惯例，以经济效益为目标来进行运作。同时，充分利用上海的区位优势和物流优势，将上海逐步建设成为全国物流的集聚和扩散中心，形成了一方面大量的各级各类外地商品通过上海配套完善的市场体系不断进入申城，另一方面上海充分利用日渐完善的大市场，为全国各地提供各种生产资料、生活用品的良性互动局面。
改革开放后，上海确立了建立“以国家级市场为龙头，以区域性市场为骨干，以地方性市场为基础”的高起点、多层次市场体系的战略。据统计，1993——1996年，上海国家级生产资料和商品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额已达5.4万亿元，成为全国物流集聚和扩散的中心。
其次，上海物流系统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形势的要求，改变了计划经济时代坐等上门的做法，积极开拓国内市场，建立长江商贸走廊，构建全国营销网络，既将上海的产品打入外地市场，又主动将外地高、中、低各级各类产品从产地直接引入上海，有力推动了上海与各地物资的商品化交流，加速了全国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据统计，到1996年底，上海商业拓展全国市场的项目为369项， 项目总投资为32.87亿元，其中上海方投资15.9亿元，营业面积78.93万平方米。上海商业系统的大规模市外拓展，使上海与外地在物流交往方面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
3、资金流特点的变化
资金，作为一个国家或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血脉，它的流动方式和质量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影响。改革开放前，由于实行“大财政、小银行”的计划经济体制，社会资金的供求主要由财政统收统支，银行资金则统存统贷，且全部的银行业务由唯一的国家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承担，金融功能极度萎缩。因此，50－70年代，上海主要是以出口大量工业品换取外汇和上缴国家财政收入，为国家积累大量资金来服务全国的。上海一直被作为中央财政收入的一个举足轻重的来源地。如1953－－1957年，上海口岸出口商品总值62.8亿元，其中，上海的工业品出口达28.4亿元，占45.2%，共换取外汇402098万卢布和65357万美元。 国家用这些外汇进口了许多机器设备及重要原料。据统计，建国后30年，上海全市财政总收入近3000亿元，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18%，净上缴中央就达2000个亿，为全国建设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除此之外，上海在资金方面对全国各地的直接投入、服务是十分薄弱的，外地在沪直接的资金投入（不包括中央政府投入）也几乎是空白。
改革开放以后，上海除继续以财政税收和出口商品为国家积累资金外（如1978－1997年上海的工商税收就累计达4637.36亿元）， 一方面，上海采取多种多样的投入方式，通过各级各类金融机构、企事业单位等不同途径，使上海的各种资金直接为全国各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服务，并同时向对口支援地区投入大量资金，以帮助当地进行开发式扶贫；另一方面，上海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和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了许多外地企业来沪投资创业，在繁荣上海中发展全国。
改革开放后，上海市政府将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性金融中心、全国资金循环的吞吐中心和资金运转的调度中心作为上海跨世纪发展的城市基本功能来进行战略定位。目前，上海已初步形成了包括证券、外汇、资金拆借等在内的多元化的全国性金融中心，为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着各种各样有效的资金服务。上海融资中心自1991年下半年—1997年，累计向市外拆资3090亿元。到1998年，上海证券市场的覆盖面已扩大到国内20多个省市，当年交易额为3.4万亿元； 期货交易市场的成交总额为5159亿元；资金拆借业务也辐射到20多个省市。而上海目前唯一一家金融租赁公司，自1994年2月开业以来，已为上海、北京、 江浙等地大中型企业完成租赁、短期贷款和投资业务200余项。
改革开放后，为加强与各地经济联系，上海专门成立了上海市国内经济协作办公室，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此外，到1996年，上海已设立11个驻外办事处，为上海企业在外地的投资和相互经济协作交流发挥了穿针引线的中介作用。据统计，仅1993至1996年，上海驻外办事处就为上海企业发回价值达4.08亿元的各种原材料。在上海市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下，上海的企事业单位也纷纷以资金投入的方式积极支援着全国各地的建设。到1998年底，上海在全国各地投资的企业已超过4000家。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海企业通过实施“销地产”的投资战略，探索出了上海在技术、管理、就业、产品等方面为各地人民提供直接服务的新途径。上海一方面以品牌为先导，以产品推销网点为依托，以参股、控股的方式，打通内地资源市场，把一定的生产规模，协助当地可利用的生产能力，向有辐射力的销售地区转移；同时，充分利用由于产销地的接近，运输、劳动力异地成本差别的减少和原料加工及产销环节的减少、售后服务的便捷、使当地在产品产销中有回报等益处，实现了大规模的原料生产和初加工的跨省市梯度转移及异地资产重组。目前已有1100多个“有资源、有市场、有效益”的项目，迅速转移到了中西部地区，中西部的资源在增值转化过程中，为当地带来可观的财富，在上海和中西部之间构建起行业生产的“大基地”。
上海在对对口支援地区的投资中，以开发式扶贫为方向，着眼于强化授受地区的造血功能以及经济和社会事业的长期合作。前几年，上海在帮助三峡库区企业迁建方面，共实施经济项目38个，投入上亿元资金，吸收了5000多移民。1994年以来，上海又以无偿支援的方式帮助西藏建立了高质量的日喀则水厂、“样板工程”拉萨传染病医疗和日喀则、云南三地州和山西、三峡移民地区的文化、通信、乡村医疗培训中心等工程。据统计，到1997年8月止，上海投资中西部地区的资金已达35 亿元。
在投资外地的同时，上海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拆“围墙”的政策措施，以海纳百川、共同发展的胸襟，为外地企业投资上海创造了一流的软、硬环境。仅1997年，外省市在沪投资企业新增782户， 注册资金13.17亿元。该年累计外省市在沪投资企业10620户，注册资金252.58亿元，吸纳沪籍劳务人员8.64万，年营业收入450亿元，上交税额10亿元。 国内500强中的87家大企业已进驻上海， 内资大企业大项目的进入成为了上海区、县经济的新增长点。
4、信息流特点的变化
据上海市统计局提供的资料显示：1992年以前，工业是上海经济的绝对支柱，与此相应，上海与其他国家、与全国其他省份之间的经济联系主要停留在物流的水平上，信息流十分薄弱。
改革开放后，上海市政府鉴于上海土地和自然资源有限，发展高消耗的传统工业已无出路的客观现实，于九十年代初确定以优先发展信息产业为重点，将上海建设成为国际信息中心的战略目标，并于1996年开始启动了包括“一个平台、五项骨干工程和一系列重点应用系统”的上海信息港工程，要求到2010年把上海建成以信息资源网络化为主体的国际信息港。1998年6月， 上海市政府又成立了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负责对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工作实行统一领导、集中管理、统一协调、加快发展，并提出用10到12年时间，基本实现上海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的宏伟目标。目前，上海正抓紧完成国际水准的宽带信息传输网络平台和上海信息交互网、社区服务网、社会保障网、国际经贸电子数据网、金卡与商业增值网五项骨干工程以及上海人才信息系统等二十个重点信息应用系统的建设，上海由此逐渐成为服务全国的信息流的交汇中心。
随着上海信息港工程的建设，1996年7 月上海建成了中国第一个商业增值网，它进一步沟通了客户间的联系，有效地传递、利用和处理各种信息，为国内广大商户提供了特殊功能服务。
另一方面，上海每年还举办大量各种国际性或全国性、地区性的商品展览会和信息发布会，为全国各地的企业提供了各类丰富的信息资源，促进了它们的迅速发展。
5、技术流特点的变化
计划经济时代，由于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研究基地，在全国拥有较为先进和发达的技术优势，因此，上海主要通过在国家计划指令下，由政府统一安排或指导，向外地提供以无偿服务为主的技术支援和帮助，或以输出技术人员和培训外地技术人员的办法来进行技术交流的。这种交流一般以非经济性的行政命令手段来实现，没有将技术作为构成市场的基本要素来看待，其交流的渠道也十分狭窄、单一，且以上海的单向输出为主。
改革开放后，上海市政府将上海建设成为国际性技术流动中心作为城市未来发展目标的基本功能定位。为此，上海在充分利用已有的科技、人才等优势和广泛引进、吸收国内外先进科学技术，以及改造、充实、提高现有科技水平的基础上，努力占领高新技术的制高点，并按市场规律的原则和要求，以企事业单位自主经济行为为主，多渠道、全方位地向全国各地提供以有偿服务为主要形式的双向的技术转让和技术交易，以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技术要素的市场化要求。
自1984年—1994年，上海技术贸易额累计达100多亿元， 每年的技术贸易额约占全国技术交易额的十分之一，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技术商品和技术信息的转移和集散地之一。10年来，上海技术贸易增长了12倍，技术交易辐射面拓宽。上海技术市场已成为以华东地区为重点，向全国辐射的技术转移和应用中心。上海的科技成果通过技术市场流向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这些省市受让的技术有12.1687万项， 总技术贸易金额为63.18亿元。
1993年，上海成立了上海技术交易所，其会员单位已达100多家，既有上海会员，也有外地和境外的会员。它发挥信息、人才、技术、资源等优势，通过完备的技术信息库，形成技术交易信息网络，沟通全国范围内的供需关系，向客户、会员单位不断告示各种供需技术信息，提供常年的技术展览、展示，实现信息快速、手段先进、交易简便的常设交易方式。
此外，上海还采取主动出击的办法，通过各种有效的途径，将技术服务送往外地，与各地建立广泛的科技协作网络，努力实现科技资源的共享。
二、改革开放后上海服务全国特点变化的原因
改革开放后上海服务全国特点的变化，笔者认为，主要是由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引起的：
1、国家经济体制的变化
改革开放前，我国运行的是苏联式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制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无论人、财、物的流动都是按照统一的计划进行调拨和分配的。由于上海是门类齐全、综合配套、技术先进的全国最大的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研究基地，因此，根据国家的安排，肩负着支援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和全国各地建设的任务。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逐步建立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与此相适应，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更新与变化。上海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都随着这一体制的转变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成分的多元化、企事业单位自主权的确立、市场化行为的日益深入和扩大、个人自主性程度的不断强化等新因素的出现和成长，使上海对全国的支援和服务，不再是一种被动的自上而下的政府行政命令性为主的行为，而越来越多的表现为企事业单位或个人为发展自身、努力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而进行的自下而上的自觉冲动和本能要求。与此相应，上海对全国的服务也必然由过去的“输血”型为主转变为以“造血”型为主，效益原则已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同，发展全国成为发展上海的必要前提，从而使上海服务全国以前所未有的广泛性、深入性和持久性呈现出全方位、大规模投入的态势，并以“滚雪球”式的速度在不断地扩大和增长。
2、上海城市功能定位的转化
改革开放前，上海基本城市功能定位为全国最大的工业化城市。在1992年前，工业是上海经济的绝对支柱。上海与国内其它地区的经济联系只能主要停留在物流的低水平上，难以在资金流、信息流等经济发展的高层面上实现相互交流和沟通，从而极大地阻碍了上海与全国各地经济往来的进一步发展和一体化进程。
改革开放后，尤其1992年以后，上海的城市功能定位发生了重大转变。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了上海在全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由此，上海确立了充分发挥上海地处中国东部沿海和长江流域两条经济发展带的交汇点，是中国东部连接广大腹地与外部世界枢纽的区位优势，到2010年把上海基本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的战略目标。如今，上海正由中国最大的工业基地转而向着这一目标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最突出的标志是，代表服务功能强弱的第三产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与此相应，上海服务全国改变了以往以物流为主的方式，而以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五流”并举的态势，开始显示出上海作为一个中心型城市所具有的强大的聚集和扩散功能。
3、新形势下上海观念与政策的转变
改革开放前，上海是计划经济影响最深，传统计划经济观念最顽固的地区之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上海市委、市政府和下属各级政府在邓小平关于反对两种关门（即对内关门和对外关门）、实行两个开放（即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的开放理论指导下，按照中央关于要打破各地区各行业之间的相互封锁，开放门户，大力开展互惠互利的横向经济联系，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并促进各地经济的共同发展的要求，积极带头解放思想，既将对内开放上升到为对外开放创造良好的国内基础和必要条件的高度来认识，同时又把对外开放视为为对内开放提供了必要的国际环境和空间，始终坚持“上海是全国的上海”、“上海的发展离不开全国的支持”、“上海的发展要更好地服务全国”的指导思想，把实行对内开放、服务全国作为上海发展的基本方针和主要战略之一，努力拆除不利于“五流”双向交流的各种“围墙”，降低“门槛”，主动敞开大门，既鼓励上海的人才、资金、信息、技术和商品主动投向外地，在服务全国中发展、壮大上海，同时，又不断改善投资的“软件”和“硬件”环境，积极鼓励国内企业来沪投资和发展，走共同繁荣之路，并从法律、制度和政策上有效地保证了服务全国的规范化、有序化和可操作化。
4、中央及兄弟省市的大力支持
改革开放后，上海在服务全国方面之所以能取得较大的成绩，一方面固然是上海自身努力的结果，但另一方面也是与中央及兄弟省市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的。如果没有中央给予上海的优惠政策的扶持，没有兄弟省市的积极策应和全方位投入，上海绝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性的“五流”中心，也不可能实现到2010年把上海基本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的战略目标。中央及兄弟省市对上海服务全国的支持，充分体现了“上海是全国的上海”的“全国一盘棋”这一高瞻远瞩的全局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