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轨的内在动力研究——以资本化运动为线索的解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线索论文,资本论文,动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以资本化运动为线索解释经济转轨内在动力的合理逻辑
1.对于中国经济转轨的启动和持续推进的动力，有从各种角度进行的借鉴与研究，如着眼于传统体制运行的低效率和继续运行存在的巨大障碍，提出改革的必然合理性；从安徽、四川农村包产到户的自发行动说明改革的内在合理性；以后又有借鉴新制度经济学派、公共选择理论等西方学说，从成本—收益、帕累托最优等不同角度解释中国经济转轨取得成绩在方案、路径等方面的合理性。但是笔者以为，对中国经济转轨内在动力的研究，应该还可以有更具普遍原理性的和可接受性的方式。
2.如果从政策变动的轨迹和亲身经历改革过程的感受来直观描述转轨得以进行、改革取得成绩的原因，笔者以为，最根本的动力应该来自于政府在一定前提下允许公众（企业、个人等）以自身利益增长为目标的行为或活动，以及政府不断为其创造条件和改善条件的行动。因此转轨的实质是，政府放弃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自己作为单一利益主体组织和主导经济运行的格局，放权让利于公众，承认了公众的利益合理性，并在一定条件下鼓励公众以追逐自身利益为目标的行为，这种行为的结果是经济活力的增加，经济效率的提高，市场的扩大和功能的完善，也就是说转轨是市场经济取向的。两类不同主体的行为过程及经济影响可简单描述如下：
政府利益主体→计划目标→综合平衡计划→资源调拨→计划生产→产品计划流转、分配……
公众利益主体→盈利动机→供求与价格→市场配置资源→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利益实现……
3.公众利益主体格局的确立和运动会带来三个方面的结果：一是交换（市场）的扩大，多利益主体的存在使得对利益增长的追求要通过市场、通过交换过程来组织和实现，市场的扩大会为组织资源进行生产和商品适合需要、顺利销售提供便利；二是分工的扩大，这将意味着差异化和多样化的扩大，个人的才能差异如技术熟练程度、资源掌握的差异甚至不同的工作偏好可以在分工中得到更大的发挥，并通过交换使相互之间享受到总和扩大的好处，从而有利于个人更大利益的实现；三是资本积累的增加，多利益主体对利益的追逐和实现，将使资本的规模扩大，以便在下一次竞争中更具优势，获取更大的利益。这三个结果之间本身又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比如市场的扩大使得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如果市场过小，人们就不会把全部精力投入某一专门的职业，因为那样大量生产出的产品得不到市场的认可。市场大小限制着分工的大小，反之亦然；资本的积累随着分工的发展而增长，分工越发展资源配置的效率越高、市场容量越大，资本的积累能力越大，反之亦然。公众利益主体和这三个结果之间的动态关系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经济运行过程，这一过程从总体上描述就是市场经济体制，其基本运行特征是资本的运动过程（见图1）。反过来讲，对资本运动的考察就是描述市场经济中这一系列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广泛化和深化的最好线索。
图1 多利益主体下经济运行的基本关系
4.对于资本的定义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描述，最一般的分类有侧重于从生产关系角度描述的和侧重于生产力角度描述的，但有一点应该是共同的，即资本是能够带来价值增值的价值，也就是说资本运动具有价值增值的能力。这种能力发挥的动力来自于资本所有者对利益的追逐，而能力发挥的大小则来自于资本的构成或叫资本的组合方式，这种资本构成的研究在特定背景下，也就是资源配置的概念。换一个角度推导，当资源都被用作获取价值增值的手段或称价值时，资源也就资本化了，变成了资本。这时的资源配置的概念也就是资本要素组合、资本构成的概念，资源的有效配置也就是使资本运动有尽可能高的增值能力，即资本获利能力的不断提高。
5.资本化运动是一个特定的概念，或叫专属概念，它是特指转轨经济国家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过程，或者说是对这一过程的描述，其含义是在此特定背景下以公众追逐自身利益为目标而发生的行为或进行的活动。转轨表现为为这种活动创造条件，即为从非利益为目标向以利益为目标、从政府利益为目标向以公众利益为目标的转变创造条件，其过程是公众为获取更多的利益而不断寻求有效率的资本组合方式，以提高资本运动的效率、增值的潜力。资源配置以盈利为目标，配置过程也就成为了资本运动过程。在不同利益主体存在的情况下，利益的生产在分工状态下完成，利益的实现通过交换完成，资本体现为价值运动的特征，资本积累、市场、分工都会相应扩大，而最终根本性意义是资源配置方式改变，即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
二、改革：为资本化运动创造条件
当今世界上正在探索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新政权诞生前还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环境和建国后又采取了限制商品流通和货币交换的计划经济体制，商品经济的因素带有天然的弱小性和脆弱性。进一步说，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漫长时间里经过商品经济因素的充分发育而建立起来的资本运动的内生机制完全不同，社会主义国家在由传统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所推动的资本化运动，它是在天然弱小和脆弱的商品经济因素的基础上从外部移植过来的。换一种方式来表达，是为了使参与社会再生产过程循环的各经济活动主体具备盈利最大化的原动力从而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为着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有效率提升社会化大生产的水平，试图通过政府引入市场化因素的安排逐步带动商品经济因素扩大和充分发育的。由此不难看出，撇开社会制度的差别而单就完成资本化运动的机制生成来看，后者比前者就显然要困难得多，成功背后的风险也大得多。
政府放权让利为资本化运动创造条件主要是从三个方面进行的：（1）市场主体多元比；（2）资本收益合法化；（3）调控行为理性化。市场主体的建立和多元化，即对公众利益的认可，标志着资本人格化和经营者竞争格局的形成，是资本化运动的重要前提；资本收益合法化，即正确处理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的关系，正确处理社会化大生产中按投入要素进行补偿、分配的问题，是资本再生产在分配领域的实现；政府调控行为理性化，是资本运动以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的要求和反映，也是政府主导进行的市场改革所必须的。从中可以看到政府—公众关系的调整情况。对于处于传统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创立并完善这些条件的“软件”（消除思想阻力、制定政策法规、专业人员培训等）和“硬件”（机构、场地、设施等）的过程，也即是这些国家变革原僵化体制，实施全面改革的过程。进一步说，使处于排斥、压抑状态下的资本逐步表现出活力的努力——从现象上看，是通过“财政的退让”与“金融的跟进”，从而推进了资本动员与运用方式由以财政为枢纽、“钱随物走”为路径，向以金融为枢纽、“物随钱走”为路径的转变；从更深层次看，它是一个系统工程，并且表现为一场经济学思想的革命。这三项必备条件中的任一项条件的创立成功，其背后都注定要伴随一场解放思想与恪守教条的交锋。
例如“市场主体多元化”，它所涉及的是所有制结构、公有制实现形式及基本经济制度的重大问题。例如“资本收益合法化”，它所涉及的是分配结构、分配形式带有分配制度敏感性的问题。而“调控行为理性化”所涉及的，更是资源配置基础方式的选择问题。以上任何一项的触动，都将与长期以来形成的“计划经济+公有制+按劳分配=社会主义制度”的公式产生直接冲突。“守护”的思维力量严密防守着这三道“防线”，“创新”的思维力量则努力在这三道“防线”上寻找着合理地进行创新的突破口。资本比运动的进展与这三个方面条件的改善密切相关。
纵观中国最高层领导核心的主要决策者对这一重大问题的思考和探索，无一不是呕心沥血、备尝艰辛的。正是他们承前启后、坚持不懈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才在经过了漫长而曲折的积累之后，初步完成了这三道“防线”上的实质性突破，实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抛弃计划体制的过程中，对于所有制和分配方式如何既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时又实行灵活政策这样一个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历史性飞跃，并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三代领导人对经济学思想革命的一步步向前发展的线索是十分明晰可见的，这便是由“毛泽东时代”对所有制和分配方式过急变革一段又向后回调一段的矛盾性决策及实施，发展为“邓小平时代”提出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其他经济为补充的所有制结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形式为补充的分配结构模式，再进一步发展到“江泽民时代”，进一步发展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尤其要提倡和鼓励”，“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制度”，“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等界定清晰、便于操作的制度化的完备体系①。在最终找到这一符合经济学规律的答案之前，以及按照这一规律实践的过程中，我们曾经在生产力方面付出过怎样的代价，是不言而喻的。
伴随着资本化运动的深入，有一个问题也被越来越多地提了出来，即如何使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资本化运动不滑向资本主义制度？即在突破中是否应该有所遵循的问题。笔者以为，在把握对传统经济体制的突破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遵循方面，首先应建立两个基本的看法：第一，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决定社会最终产品占有关系的前提仍然是有效的；第二，资本积累和不停顿运动推动着生产的有效率运行的市场经济机制至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必需的。也就是说，对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社会再生产直接表现为资本的再生产这条规律是否遵循，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演进中的资本化与资本主义制度发育过程中的资本化的区别之点，对资本化过程中的决定价值增值（剩余价值）占有权与分配权把握上的不同政策法规取向，才是构成二者的关键。而这，也就是中国执政党及其政府所以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在生产资料占有制方面一直坚守着以公有制为主体、在社会产品分配制度方面一直坚守着以按劳分配为主体——这样两道“防线”的理性出发点，即制度性约束的必要性。
由于有了不同的制度性约束与限制，资本运动的作用就有可能更多地着眼于社会化大生产的有效率的分工与协作，并尝试将共同富裕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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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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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建立于社会公平之中。
三、资本化运动的进展
关于资本比运动的进展情况，或者叫体制转轨的进展情况，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考察：
1.资本化运动所需要的三个条件的改善与进展情况。经过20年的思想解放、政策创新和实践积累，在当今的中国，资本运动的三项条件已经实现了由基本不具备到初步具备的转变。以“市场主体多元化”这一条件来说，不仅在改革初期就重新认识了列宁关于生产资料的公共占有并不等于生产社会化，在经济基础落后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都会遇到“使生产事实上社会化”①的问题这一经典性论述的深刻内涵，针对生产关系超阶段过渡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问题，果断地实行了生产关系向后调整，更为重要并日益显示出深远意义的，是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占有制和分配关系的理论创新，即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所提出的关于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和应该多样化的论述和生产要素分配理论，它站在一个新的高度，以鲜明的可遵循性，为资本化运动内生机制的生成大大地拓展了活动空间。
政府调控行为理性化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在市场化过程中政府行为逐渐退出一些不应由政府管的领域；二是在市场功能不完善的情况下，政府行为起到必要的替代和弥补作用。这两个方面也就是政府引导改革和在改革中变革自身两项任务。关注这一问题的研究者认为，按照政府从所有者与社会管理者“一身二任”到政资分离主要以社会管理者身份活动、政府对经济的管理从微观经济活动领域逐步退出、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方式由直接调控型为主转变到间接调控型为主这样三个方面进行抽样评估的结果，中国政府行为对市场化的适应程度1994年为24.3％、1995年为28.9％、1996年为33.5％、1997年为36.6％，②显然也在向前进步中。
2.考察国民经济市场化的进展情况。由第一部分的分析我们知道，在体制转轨过程中，资本的进展与市场化的进展是相互推动的，可以互为观察的参照物。据北京大学博士后流动站的学者测度，中国国民经济总体市场化程度大约在1997年达到了50％③，其对该年相关指标测度的结果表明：农产品总体市场化程度为77.2％，工业品市场化程度为68.3％，服务产品的市场化程度为41.1％；根据三大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进行加权，测算出全国产品的市场化程度为61.71％。在生产要素方面，资本的市场化程度为17.2％，土地市场化程度为22.5％，劳动力市场化程度为70％；按三种要素的市场化程度评估结果平均计算，得出全国生产要素总体的市场化程度为36.5％。此外，分别测度企业的市场化、政府对市场的适应程度、经济的国际化程度三项指标为51％、36.6％、21.3％。
3.直接以资本化运动为线索进行考察。既然资本化运动是体制转轨的推动力，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那么在由逐步开放商品经济、逐步扩大市场机制的作用到最后确立市场作为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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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列中选集》第3卷，第495页。
②③ 参见常修泽、高明华：《市场化，我们走了多远》，载于《人民日报》1998年12月21日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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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资源的基础方式，即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这样一条体制演进发展线索背后，就应该可以找到一条资本化运动的发展线索。就应该可以比较恰当地描述出资本化运动在中国经济运行由实物运动到价值运动、由非货币运动到货币化运动、由非利益驱动到利益驱动的演进过程及其带来的微观与宏观格局的改变中的表现和作用。关于这一看法笔者曾写过一本专著进行研究，①以下将书中划分阶段的描述作一概括：
1978～1984年为演进的第一阶段。这是修补旧体制阶段，从资本化运动看，这是资本复苏——从传统体制边界上引发“革命”性转变的阶段。在这一阶段，改革举措表现为部分生产关系向后调整，在计划管制外有限地引入市场因素（这时还远谈不上长期采用确定市场机制的自觉性）。直白地说，市场因素引入是明显带有相当的权宜之计的成分的。但是，由于一些条件的改善市场因素所孕育的资本的功能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或出乎原来预料地由被压抑而悄然复苏了。并且，它日益明显地扩展为经济生活中的最富活力的成长性因素。
1984～1992年为演进的第二阶段。从体制改革的视角看，这是双轨摩擦阶段，从资本运动角度看，这是资本扩张——在双轨体制下迅速广泛化阶段。随着上一阶段市场因素引入和资本启动，进入本阶段，在渐进改革的制度安排背景下，资本迅速活跃起来，并利用要素市场的开放和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政策出台之机，在流通领域通过各种手段掀起了G-W-G′的逐利活动。中国公民一方面充分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商品经济浪潮冲击，初步了解了市场法则的威力，同时也亲身体验到资本增值的巨大驱动力。资本所产生的社会震荡，严峻考验中国改革的未来走向，体制“转轨”的资本化进程亦面临着进退维谷的选择。
1992～1999年为演进的第三阶段。从体制改革的视角看，这是确立新体制阶段，从资本化运动的角度看，这是资本化进程与市场体制相磨合——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寻求创新、寻求资本深化的阶段。在双轨下的骚动中所引致的严峻考验面前，中国执政党及政府最终作出了进而不是退的果断选择。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在基本经济制度框架的约束下，在资本化运动方面，进一步强调了资本在社会化大生产中的作用，将其作为与劳动力、技术同等重要的要素市场加以确认，并正式明确了资本在政策和法律允许范围内参与分配的合法性。这一阶段的资本运动将伴随以后的改革过程。
笔者在研究过程中，越是深入研究来自实践的材料，便越明显地感到，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是中国领导人以实践的精神去校正过去在理论认识上的“灰色”阴影，从总结自身在建国后头三十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迈出第一步的。中国成功的原因在于借助资本的功能渐进而有序地发育商品经济因素和社会化大生产的演进过程；如果用后者来反馈前者，则又可以概括为渐进市场化改革背景下的资本活动渐进有序的范围广泛化和影响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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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吕炜：《资本挑战体制/关于中国经济转轨原理的一种解析》，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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