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中国和平崛起的意识形态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和平论文,意识形态论文,中国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4)04-0069-06
21世纪中国的“和平崛起”，是马克思主义的和平理论与中华传统文化“以和为贵” 的思想价值观念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的和平理论，特别是邓小平提出的“主张和 平的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及其外交和国际政治来源，揭示了和平与社会主义的本来的 内在联系，总结了20世纪社会主义盛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是马克思主义和平理论的新发 展，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意识形态基础。
一
相当长时期以来，由于当代浪漫主义的盛行，马克思主义与和平之间只被看作一种负 相关的关系，似乎马克思主义就是暴力、革命、战争与对抗的代名词，天生就具有暴力 、革命、战争与对抗的代名词，天生就具有暴力、革命、战争与对抗的政治偏好。诚然 ，无产阶级的革命、暴力是马克思主义的主题话语和突出的理论传统之一，但是，马克 思主义并不以此排斥和平，更不以暴力、革命和战争为目的价值。主张和平一直是马克 思主义一个突出的价值取向和思想理论传统。
在马克思看来，战争是人类自相残杀的怪物，他在19世纪80年代就指出：“战争无疑 会造成相当长期的、没有益处的力量衰竭。”(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440 页。)恩格斯则进一步预见了20世纪资本主义两次世界大战的破坏力，指出“现在除了 世界战争以外已经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战争了。这会是一场空前规模和空前剧烈的世界战 争。那时会有800万到1000万的士兵彼此残杀，同时把整个欧洲都吃得干干净净，比任 何时候的蝗虫群还要吃得厉害。”(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01页。)因此 ，主张和平、保卫和平，反对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参加争夺市场、原料和世界霸权的战争 ，在当时就是马克思主义高高举起的一面旗帜。马克思主义登上国际政治舞台伊始，就 把和平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
当然，和平不会轻易到来，争取和平要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相结合。在20世纪第一次 世界大战的形势下，列宁不仅同各国马克思主义者一起制定了反战决议和宣言，批判第 二国际各国社会民主党借口“保卫祖国”帮助资产阶级驱使交战国的工人和农民为垄断 资产阶级的私利而互相残杀的种种谬论，反对帝国主义发动的战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背 叛行径，而且制定了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 战争”、“使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的策略口号，利用战争造成的危机，“ 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注：《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22页。)，从而使俄国在沙皇 专制统治下加入的帝国主义战争第一次变成了千百万被压迫者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实际 斗争，变成了无产阶级的“第一次胜利，变成了消灭战争的第一次胜利，变成了全世界 工人联盟对各国资产阶级联盟的第一次胜利”。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摆 脱帝国主义战争、争取持久和平的惟一出路和途径就是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因此 无产阶级应当“宣传、准备和实现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夺取政权和实现社会主义制度 为目的的群众性的革命行动”。(注：《列宁全集》第28卷第206页。)当然，列宁也指 出，在一个国家内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决不能一下子根除一切战争。只有若干国家工人起 来革命，才能结束帝国主义战争；只有在无产阶级推翻、彻底战胜并剥夺了全世界的而 不是一国的资产阶级之后，战争才不可能发生。也只有到那时，即无产阶级把资产阶级 武装解除以后，无产阶级才能不背弃自己的世界历史任务，去销毁一切武器。无产阶级 无疑会做到这一点，但是这只能在那个时候，决不能在那个时候以前。
列宁认为，和平与战争一样，也是政治的继续。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往往交替使 用战争与和平这两种形式来实现自己的政策。因此，列宁批驳考茨基关于在帝国主义条 件下就能消除战争、实现持久和平的观点，指出要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和平，即帝国主 义的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和平，而帝国主义的和平“不过是暂时的停战”(注：《列宁全 集》第2版第23卷第171页。)，惟有社会主义的和平才有可能持久，才能使人类最终摆 脱战争。因此，社会主义者应当为社会主义和平而斗争；不为社会主义和平，而为帝国 主义和平效劳，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背叛。这样，列宁不但进一步阐明了争取持 久和平的道路，而且开始把和平与社会主义相联系，揭示了和平与社会主义的历史联系 。
当然，在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的持久和平到来之前，列宁并不排斥与资本主义的和平 共处。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就鲜明地在全世界面前举起了和平的旗帜、社会主义 的旗帜。他在著名的《和平法令》中指出，争取和平是苏维埃国家对外政策的总方针。 1919年在《关于国际政策问题的决议草案》中，他强调苏维埃共和国希望同各国人民和 平相处，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用来进行国内建设，以便在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搞好生产、 运输和社会管理工作。“我们既已着手进行和平建设，就要用一切力量不间断地把它进 行下去”，“用一切力量来维护和平”。(注：《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326页、328 页。)
虽然“和平共处”对当时的苏俄而言，主要是一种生存手段和斗争策略，但是不可否 认列宁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思想的最早倡导者。
二
“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在20世纪社会主义的实践中遇到了严重的问题和挑战。苏联 在二战后逐渐表现出来的与美国争霸、动辄出兵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别国主权的社会帝 国主义倾向，与“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根本不相容，使人们难以用“主张和平的社会 主义”解释斯大林时期及其以后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帝国主义行为”(注：詹姆斯 ·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年版第469—470页。)。
苏联背离“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走上与美国争霸的社会帝国主义道路，思想与实 践上的基本教训在于：
第一，大国沙文主义霸权思想的侵蚀。纵观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关系，总的说是 以和平共处原则为基础的，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是爱好和平的基本倾向。但是，由于沙 俄大国沙文主义、侵略扩张行径和西方传统帝国主义思想的影响，苏联在二次大战的过 程中和胜利后开始表现出严重的大国霸权思想，即忽视甚至牺牲别国的利益和领土完整 ，划分势力范围，表现出极为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思想。
第二，和平主张的动摇。二战结束后，世界陷入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冷战状态。虽 然冷战的起源不可能像美国挑战苏联应战，或者苏联进攻美国反击那样简单，而是一个 美苏双向互动的过程与结果，是双方不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和战略目标 相互矛盾和冲突的结果，“是美苏双方相互遏制和相互对抗的产物”(注：张盛发《论 苏联在冷战形成中的举措》，载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而且就总体 而言，当时的力量对比是美国占优势，原子武器的出现更增强了美国的实力，在美苏双 方“共振互动”导致冷战的过程中，美国是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矛盾主要方面。但是， 苏联建立在大国霸权、划分势力范围基础上的国家安全战略，实际上成为导致冷战的主 要原因之一。
具体地讲，二战后苏联在对外政策中奉行的“一国安全”战略不是从平等的均衡的角 度来考虑所有国家的安全利益，而是把本国的安全看得高于一切，把本国的安全利益置 于别国的安全利益之上，并为此不惜践踏和牺牲别国安全利益来谋求建立苏联的势力范 围和环俄罗斯安全带。这种绝对的、排他的、强权的“一国安全”战略，从根本上动摇 了社会主义苏联本应奉行的和平外交主张。事实上，苏联的冷战政策或冷战方针就是， 视美国为苏联国家利益的最大敌人，在不与美国发生正面军事冲突的前提下，以社会主 义阵营或集团的力量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全面争夺和对抗。
第三，对时代与形势的错误判断所导致的战备体制和军备竞赛。苏联之所以在美苏争 霸中最终败下阵来，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苏联领导人对于二战以后的形势作出 了错误的估计，没有适应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转换，并作出相应的调 整。在1952年发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斯大林就提出“世界资本主义 体系总危机进一步加深”的理论。尽管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和世界 经济一体化日益加速的进程，日益否定着所谓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理论，但 苏联共产党一直僵化不变地固守着斯大林的“总危机”观点，使之根本无法从变化了的 实际出发，正确处理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以致20世纪70年代勃列日涅夫 还一再声称苏联“有实际可能在世界帝国主义体系一系列环节实行进攻性阶级斗争策略 ”，并称苏联“随时做好使经济转入战时轨道的准备”。为此，苏联在国内继续坚持在 以战争与革命为时代主题的特定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苏联模式及其发展战略，在国 际上则大搞军备竞赛，与美国争霸，最终陷入与美国军备竞赛的泥潭，发生了严重的经 济困难，成为苏联大厦轰然坍塌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四，推行“输出革命”的战略。“世界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话语之一。马克 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将在西欧、北美各国“同时胜利”的思想，是“世界革命” 观念的最早表达，而且科学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无疑也以“世界革命”的全面胜 利为前提。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一方面实现了“一国胜利”的理论创新，同时又对“ 一国胜利”和“同时胜利”的革命落差耿耿于怀。他先是把西欧、北美各国革命的爆发 和胜利看作是苏俄十月革命胜利成果最终得到巩固的基本条件，后来又明确提出了关于 在世界范围内推动和实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力图进一步将马克思的“世界 革命”设想变为现实。因此，十月革命以后，以“世界革命”理论为指导的“世界革命 ”战略一直是苏联党和国家对外政策的目标之一。为此，苏联力图在世界范围内促进、 推动广泛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其他形式的革命运动，动摇和打破以西方大国强权政治为主 导的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目标是建立苏联模式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这种国际政治领 域的革命浪漫主义信念是：战争引起革命，革命消灭战争，革命产生苏联模式的国家政 权。相反，和平稳定的世界秩序，反而会与苏联所期待和推动的“世界革命”背道而驰 。因此，列宁在去世以前，虽然确实提出了“和平共处”的主张，但是，凭心而论，对 于苏俄来讲，和平共处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而绝不意味着放弃世界革命的战略。
到了斯大林及其以后的时期，一方面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成了“世界革命”理论的 重要组成部分，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无产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 剥削、制止战争危险时，将从革命中寻找出路”，(注：《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17— 233页。)完全否定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合理性；另一方面，“世界革命”及其“革命 输出”逐渐发展成为苏联党和政府干涉别国别党内政，推行霸权政策，维护苏联大国利 益的手段。1975年到1979年，苏联通过各种方式，插手第三世界一些国家，先后卷入到 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南也门等国的内部冲突，最后发展到大规模派兵入侵阿富汗，不 仅使这些国家长期内战不止，而且在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中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
第五，以老子党自居，搞社会主义“大家庭”和“世界革命中心”。党际关系，是国 际共运的一个重要课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马克思恩格斯领导创立的第一国际、第二 国际到列宁、斯大林先后主持的第三国际，都有大国沙文主义、大党主义的干扰。在第 一国际中，英国工联主义者和法国布朗基主义者的沙文主义咄咄逼人；在第二国际中， 法国工人党，尤其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沙文主义盛气凌人；在第三国际中，苏联共产党 长期以“老子党”自居，有时甚至粗暴地干涉某些兄弟党的内部事务，因而引起了许多 严重的后果。二战后斯大林更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大国沙文主义、大党主义膨胀，把 苏联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绝对化和神圣化，强迫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 共产党照搬苏联的经验，甚至镇压、迫害那些反对照搬苏联模式，主张独立自主地从本 国国情出发领导革命和建设的一些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历史证明：苏联对前东欧社会 主义国家的“老子党”的霸道政策，不但是苏联霸权主义的根本的意识形态根源和政治 基础，而且是导致这些国家政权长期动荡，导致这些国家人民群众后来接受资本主义、 民族主义，抛弃社会主义，最终走向演变和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苏联传统社会主义的强权政治、霸权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根源 于苏联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苏联社会主义体制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 的扭曲和附加。这种苏联社会主义体制既秉承了沙皇专制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和扩张主 义的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劣根性，又在十月革命后战绝对优势的资本主义与苏联社会主义 的激烈冲突与对抗中得到了强化。由于一战后建立的凡尔赛体系把苏联屏弃于欧洲和世 界舞台之外，不仅使之成为欧洲大陆的“弃儿”，而且视之为洪水猛兽和“红色瘟疫” ，始则由西方大国重兵相加，企图用武力干涉将其消灭在摇篮之中，继而又在苏俄周围 建立“防疫线”，肆行遏制和颠覆，使之时时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机和压力之中，不得不 始终强调集权和控制、强调国内外的阶级斗争和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对抗。所以，苏 联社会主义体制(又称斯大林体制)，是在疾风暴雨甚至腥风血雨般的阶级斗争中产生和 发育的，又在其后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批判运动中得到强化和巩固，更由于思想 的僵化和教条，没有机会得到真正的改革和反省。这样，苏联社会主义体制已经背离马 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轨道，脱离人民群众的利益、意志和愿望，脱离整个人类文明 发展进程，是一种封闭式的与世隔绝的，不断在内部振荡和内部控制中自我循环的，没 有脱离战争轨道和战争状态的半军事化的战备体制，在本质上走到了人民、和平与社会 主义的对立面。它无法正确理解与妥善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与外部世 界，特别是与西方大国主导的世界体系在本能上就是对立的。
三
20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同样有严重的曲折和失误。但是，至少有三大要素 ，使中国形成了“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实现了由“战争与革命”到 “和平与发展”的深刻转型，最终决定性地选择了“和平崛起”的发展路径。
第一，中华民族文化“以和为贵”的思想价值观点和反对大国欺凌小国的民族平等精 神。就战争与和平而言，在中国作为思想发源的诸子百家中，虽然也有讲求“耕战”的 法家一脉，但更多的诸子话语，却大都推重和平，使中华民族文化形成了“以和为贵” 的基本价值取向。
正如温家宝总理所指出的，中华民族历来酷爱和平。2000年前，秦始皇修筑的长城是 防御性的。1000年前，唐朝开辟通向西域的丝绸之路，是为了把丝绸、茶叶、瓷器等销 往世界。500年前，明朝著名的外交家和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是为了同友邦结好，带 去了精美的产品和先进的农业、手工业技术。面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传统文化，许多世界 大师都对“以和为贵”思想心醉神迷。他们认为，西方人是在与外界对立冲突中建立民 族形象和认同的，而中国人却是在“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构为一”的万物和谐共处 中把握自身精神和本质并进行“内圣外王”的个人和民族的人格修养。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下”概念主张协和万邦，亲仁善邻，反对国 家之间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认为“大者宜为下”，应“交邻国以道”、“ 仁者为能以大事小”，主张大国更要注意尊重小国，在互相尊重、平等相待的基础上发 展友好合作关系。从中国的“天下”观念来看，真正的大国应该行王道，尊教化，协和 万邦又礼仪万邦，以人心得天下，以强凌弱的大国霸道不具有政治合法性和道义正当性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包括更深层次的与中华民族文化 的优秀传统相结合，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内政外交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已经达到相当 自觉状态的思想与理论意识。“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 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救中国，发展中国，指导中国走向世界的必然结果。
第二，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落后挨打、饱受凌辱，深受西方大国侵略掠夺之害的痛苦经 历。近代以来，由于封建王朝的愚昧、腐败和闭关锁国，导致社会停滞、国力衰竭，西 方列强频频入侵。一次次的屈辱战败，一次次的割地赔款，一次次的中华儿女受欺凌、 被屠杀，一次次的神州大地遭蹂躏、被掠夺，使中华民族一步步地走向殖民地、半殖民 地的苦难深渊。
这种痛苦的经历，使中国人民更加渴望和平与发展，更加珍惜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尊 重、平等互利和友好合作，对国际政治生活中的战争、侵略、干涉、霸权与强权更加排 斥，更加反对。
所以，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临终之前念念不忘的是“联合世界上 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毛泽东在新中国建国之初的“百废待举”之际，力排众议 所作出的艰难抉择是“抗美援朝”，挽救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于亡国危难之际，帮助朝 鲜人民打退在“联合国军”旗帜下的美帝国主义侵略；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上极为动情 地强调，中国人民珍惜经过长期奋斗得来的独立自主的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 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
显然，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和平理论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民族文化心理基础的话，近代中 国的经历和遭遇，则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经验基础。近代中国的经历和遭遇，一方面 使中华民族始终自强不息、愈挫愈勇，更加渴望崛起；一方面又使中国人民坚持独立自 主、自力更生，更加坚定地改革开放，更加坚持和平发展，更加珍惜和平崛起。
第三，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和邓小平改革开放的伟大变革。毋 庸讳言，终其一生，毛泽东未能超出苏联社会主义的基本范式，在国际政治方面，不但 服膺“世界革命”，固守“战争与革命”的辩证法，而且还有过“井冈山道路遍天下” 的期盼与向往，也确实在国际共运中造成过“共产党(马列)”与“共产党(毛)”的亚意 识形态分野。但是，一个具有深刻意义的区别在于：斯大林及其后来者是苏联社会主义 体制及其国际政治范式的原创者、固守者、推广者以至既得利益者，而毛泽东则是怀疑 、挑战和改革这一体制和范式的伟大探索者，是这一体制与范式的内在的变革力量。中 国革命的胜利在某一个时期内，曾经被斯大林怀疑为“又一个铁托式的胜利”；以毛泽 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但与全中国人民一道始终思考着整个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 被侵略、受压迫的共同经历，而且与包括南斯拉夫在内的各国共产党人一样，同样体验 过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的错误指导和粗暴干涉，同样自舔着由苏联社会主义的“帝国主 义行为”所留下的国家尊严和民族自豪感的伤口。因此，新中国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和平 外交政策，提出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一切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包括作为 处理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五项原则的核心是和平共处，精髓是主张和平。 毛泽东、周恩来亲自谆谆教导新中国第一代驻外人员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周边邻国对 它怀有恐惧，担心它会对外扩张，所以在对外交往中要注意说明中国的和平意图，以打 消对方的疑虑；毛泽东和周恩来还亲自做外国领导人的工作。1954年，毛泽东在会见瑞士公使时指出：“有人说，中国人口多，因此就要向外面打主意，这是完全不对的。 ……战争没有好处，我们也愿意和平而不愿意战争。”(1954年9月1日，毛泽东会见瑞 士公使贝努义的谈话)毛泽东曾经对来访的缅甸总理吴努诚恳地表示，中国在历史上对 缅甸的两次战争，“都是中国不对，中国侵略了你们”(注：《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 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67—168、177页。)。1956年10月19日，周恩 来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时，详细说明了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第一，中国曾受过 殖民主义的祸害，也看到它的失败，因此中国不能再走殖民主义的老路去侵略别人；第 二，国际上的法律和道义约束。后来在会见日本朋友时，周恩来又进一步说明，根据日 本的教训，“中国人民……决不会走国家强大就向外扩张的路。这不仅是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制度所不允许的，而且从利害关系上看也不允许，因为凡是侵略别人都是没有好 下场的。”(注：《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77页—180、304页。 )正是基于这些思想，即使在国内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极“左”年代，中国党和政府在国 际政策方面也比较清醒，保留了一份不干涉别国别党内政，不输出革命，不在国外驻一 兵一卒的理性和冷静，守住了“和平的社会主义”的起码底线。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党和政府，对极“左”年代错误 的思想和政策进行了勇敢、坦率而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先是提 出“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接着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 世界的时代主题，继而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正式提出“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的科学 论断。明确把和平与社会主义统一起来，是邓小平同志在把握时代特征的基础上，站在 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高度，形成的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由“战争 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重大历史转变和对于苏联斯大林模式的深刻的社会主义转 型，为中国和平崛起的理论创新奠定了思想意识形态的基础。
邓小平“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的思想自成体系、内容丰富，概而言之，主要观点有 ：
1.强调“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明确提出我们“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 ”，即“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制度的性质决定了我们奉行和平外交政策。”社会 主义是与霸权主义相背离的，与帝国主义的战争、扩张和侵略行为是根本不相容的。社 会主义国家如果损害别国主权，搞霸权主义，那就既损害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形象和道 义力量，又损害本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注：王泰平《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论文集》世 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49页。)
2.在“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这一科学判断的基础上，克服了“战争与 革命”的思想教条，完全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思想，把党的工作重心转到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作为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一心一意谋发展。
3.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有步骤有秩序而又积极大胆地实现了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 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革命性变革，基本形成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法律体 系，并且正在努力推进体制创新，努力建立健全与之相适应的科技文化体系、政治文明 体系和思想价值观念；同时通过加入WTO，积极参与全球化，使正在崛起的中国，已经 或正在成为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流，成为当今世界体系的经济增长动力、重要协调 国家和负责任的建设性的变革力量，成为共同解决当今世界重大全球问题的重要合作者 。
4.在外交和国际政治领域，邓小平强调，中国观察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如何、不计 较意识形态的差别，而是要顺应历史潮流，根据国家利益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超越社 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处理国际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 交，坚持不当头、不扛旗、不结盟、不称霸，更不搞“世界革命中心”和“输入革命” ，还强调除非面对帝国主义的干涉和侵略，都要坚持和平解决国际争端；除非发生外国 势力干涉中国统一和台湾分裂势力搞“台湾独立”的严重事件，都要坚持按照“一国两 制”的科学构想，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等等。
总之，邓小平同志提出“我们搞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 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完整的、内在统一的理论体系。一方面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最根本的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就必然要求一个长期和平稳 定的国际国内环境；另一方面，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就必然是“主张和平 的社会主义。”中国是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不论是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抑或中国 和世界两种资源，我们的发展，不应当也不可能完全依赖外国，而必须也只能把事情放 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即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 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这就是说 ，我们要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更加充分和自觉地依靠改革开放的体制创新，依靠开 发越来越大的国内市场，依靠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科技进步来解决资源和环境问题，这是 “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在，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即中国和平崛 起道路的要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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