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一五”工业建设中市场的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一五论文,作用论文,工业论文,市场论文,建设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一五”的工业建设离不开市场
（一）社会制度，经济体制与工业化战略的联系与区别
工业化是人类历史上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阶段。我国自19世纪中叶就开始有近代机器工业，然而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则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届时正值我国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并向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过渡的时期。联系当时的社会制度，1953～1957年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又被称作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起点。在工业化的发展战略问题上，当时有两个出发点：一个是从我国重工业极其落后，能源、原材料、基础设施极其不足，在国际市场上遭受帝国主义封锁的国情出发；另一个是效仿苏联，以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是社会主义工业化，优先发展轻工业是资本主义工业化，从而将经济体制，发展战略与社会制度等不同范畴混淆起来。但是，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两个出发点不仅没有明确的理论与思想界限，反而殊途同归，共同促成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战略。人们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德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话成为优先发展重工业，包括机械制造、能源、原材料工业的一个理论依据，即“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到多少倍。”〔1 〕为了在中国首先增加“财富的生产力”，将优先发展重工业写入了新中国的临时宪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成为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导方针。
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方针下，我国曾经努力学习与实施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使经济生活行政化，减少与限制企业单独的经济利益，限制价值规律的作用。于是，在改革开放后的今日，一些不了解新中国经济史的人就推论出当时中国形成了一种既没有市场，也没有企业的社会；还有一些人则认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就是来自这样的计划经济体制。这是两种不了解中国国情，不利于今天改革开放的误解。为了准确认识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较高速度与较高效益的原因，需要根据当时第一手的经济历史资料予以科学的重新分析。
（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下的市场状态
1953年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我国公布并开始实施以“一化三改”为基本内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尽管当时出于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认识的局限性，把单一的公有制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标志。但是在开始制定和实施过渡时期总路线时，熟悉中国国情、并且还比较冷静的中国党政领导人并没有将此作为短期目标，而是准备用10年至1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实现之。因此，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部分时间， 即到1955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到来之前，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是稳步进展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仍是中国的一个现实。这从以下统计数字可以看出来：
表1农业合作化的发展状况单位：%
时 间19501951195219531954
参加互助合作组织
的农户占总农户的10.719.240.039.560.3
其中:
农业生产合作社
— — 0.1 0.2 2.0
高级社
— — — — —
初级社
— — 0.1 0.2 2.0
农业生产互助组 10.719.239.939.358.3
时 间195519561957
参加互助合作组织
的农户占总农户的64.996.397.5
其中:
农业生产合作社 14.296.397.5
高级社
— 87.896.2
初级社 14.2 8.5 1.3
农业生产互助组 50.7 — —
表2 工业总产值中各种经济类型比重的变化（不包括手工业）
单位：%
时 间19501951195219531954
国营工业34.745.345.956.057.5
国家资本主义工业 9.517.825.428.528.5
其中:公私合营 2.0 2.9 4.0 5.0 5.7
加工定货 7.514.921.421.922.8
私营工业55.828.728.717.114.0
(自产自销部分)
时 间19551956
1957
国营工业62.867.7
67.5
68.2
国家资本主义工业31.929.3
32.5
31.7
其中:公私合营 12.316.1
32.5
31.7
加工定货 19.613.2— —
私营工业 5.3 3.0— —
(自产自销部分)
表3
批发商业与零售商业中各经济类型比重的变化
单位：%
时 间
19501951195219531954
一、批发商业企业
批发额:
国营商业 23.233.460.566.383.8
供销合作社0.6 1.0 2.7 2.9 5.5
国家资本主义
及合作化商业0.1 0.2 0.5 0.5 0.5
私营商业 55.865.436.330.310.2
二、零售商业企业
零售额:
国营商业及
供销合作社 14.924.442.649.769.0
国家资本主义
及合作化商业0.1 0.1 0.2 0.4 5.4
私营商业 85.075.557.249.925.6
时 间
195519561957
一、批发商业企业
批发额:
国营商业 82.282.071.5
供销合作社
12.615.223.8
国家资本主义
及合作化商业0.8 2.7 4.6
私营商业 4.4 0.1 0.1
二、零售商业企业
零售额:
国营商业及
供销合作社 67.668.365.7
国家资本主义
及合作化商业
14.627.531.6
私营商业 17.8 4.2 2.7
表4 手工业合作化的发展
单位：%
时 间1949
1950
1951
1952
1953
1954
一、手工业者人数 100100100100100100
合作手工业
— — — 3.13.9
13.6
个体手工业
— — —96.9
96.1
86.4
二、总产值
100100100100100100
合作手工业
0.50.82.23.55.6
11.2
个体手工业 99.5
99.2
97.8
96.5
94.4
88.8
时 间1955
1956
1957
一、手工业者人数100100100
合作手工业 26.9
91.7
90.2
个体手工业 73.18.89.8
二、总产值 100100100
合作手工业 19.9
92.9
95.2
个体手工业 80.17.14.8
上述统计数字表明，至1955年底，即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了五分之三的时间之后，我国参加互助合作组织的农户占总农户的比重为64.9%，其中绝大部分，即占50.7%的农户参加的是农业生产互助组，14.2%参加的是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说明到1955年，即使在组织起来的农民当中，主要农业生产资料——土地、耕畜、农具仍在农民手中，农业生产经营基本上仍是土地改革以后形成的个体农业经济。在整个农村经济中，农业生产资料公有的比重尚微乎其微；同时，农村商业的公有成分则比重迅速上升。全国商业批发业的公有制成分从1950年的23.9%迅速上升至1955年的95.6%，商业零售的公有制成分则由1950年的15%迅速上升至1955年的82.2%；在商业领域，私营商业与个体商贩的比重已经很低了。在工业领域，国营工业占67.7%，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占29.3%；其中私人经营的工业由国家加工定货部分占13.2%，另外私人资本自产自销部分占3.2%，即在工业领域， 国营工业的产值已占了工业总产值的大部分，但是私人资本依然存在，而且国家对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管理采取了多种形式，其中通过流通领域调控私营工业的作法占了很大比重。在手工业领域，到1955年，参加手工业合作社的人数仅占26.9%，总产值仅占19.9%，基本上仍是个体经营。
综上所述，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部分时间，我国延续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经济体制，仍是以国营经济为主导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体制，公有制经济成分所占的比重稳步增加，主要是在工业与商业领域；在农业与手工业领域，个体经济仍然是汪洋大海，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现实，决定了商品与市场在我国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这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得到说明：
A.1952 年至1957 年我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占了工农业总产值的近40%，而且这一比重除1955、1956 两年受“高潮”影响有所下降外，1957年创5年中最高水平。见表5：〔2〕
表5 1952～1957 年我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
1.年度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2.工农业总产值(亿元)
810960
1050
1109
1252 1241
3.社会零售总额(亿元) 276.8 348.0 381.1 392.2 461.0 474.2
4.3/234.17 36.25 36.29 35.37 32.75 38.21
B.基本建设与市场的关系：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88%左右直接或间接用于取得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其余12%左右用于固定资产的折旧、水电以及各项非商品性支出，还有一部分则通过上缴利润的形式回归国库。而基本建设投资所需物资，绝大部分由国家计划调拨，小部分通过市场采购。其中包括国家统一分配的，各主管部门掌握分配的以及地方平衡的大部分生产资料。根据国家统计局1955、1956两年有关资料，分别估算建筑材料、设备、工器具、仪器、工资、间接费和其他基建费用中用于从市场购买物资的数额，得出这两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通过市场实现部分的比重如下：〔3〕
表6 1955～1956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通过市场实现的比重
单位：亿元
通过市场实现部分
投资
总额合计其中
建筑材料 设备器具 工资 间接费用
1
2
3 4
5
6
合计
226.2
70.221.0
8.026.8 4.6
195586.3
26.7 8.4
2.910.3 1.6
1956
139.9
43.512.6
5.116.5 3.0
投资总额中
通过市场实
其他基建费 现的比重%
7
8=2/1
合计9.8
31.0
19553.5
30.9
19566.3
31.1
注：上表建筑材料通过市场采购数额约占全部建筑材料原价的34.3%（按材料原价计算，不包括运费和加工保管费）；设备器具仪器通过市场购买数额约占全部设备器具仪器价值的10.6%（按建设单位入库价格计算，因缺乏估算根据，未剔除运费）。
从上表可以看到：投资额中通过市场实现的比重在31%左右（如考虑郊区居民从事运送建筑材料等工作而取得的劳务收入这个因素，则比重大致在三分之一左右）。进一步分别就消费品和生产资料对市场的影响来看：由工资和其他基本建设费用等转化的消费品支出，占投资总额的17.6%，这部分支出属于社会购买力范围，两年平均由投资转化的购买力约占全国社会购买力总额的4.6%。1956年市场消费品供应紧张， 部分原因就是由于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增长过猛，1956年社会购买力总额较1955年增加69.5亿元，其中由于基本建设投资增加而增加的社会购买力估计为10亿元，约占14%左右（如将居民为建筑业所进行的劳务收入计算在购买力内，当高于此数）。基本建设投资中通过市场采购主要生产资料费用占投资总额的比重为12.8%，其中用于市场采购建筑材料的费用占投资总额的9.3%， 用于从市场购置机械设备工具器具仪器者仅占投资总额的3.5%。这部分投资支出比重虽不大， 但它对市场生产资料的供应仍有一定影响。这是因为基本建设投资对生产资料供应的压力，要由国家物资分配供应机构和市场两方面负担，当国家投资规模扩大，要求国家物资分配机构供应的数量增大，在国家物资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就会压缩生产资料的市场供应量，造成市场的紧张局面。1956年基本建设投资急剧增加时就出现了这种情况。由此可见，当时基本建设投资与市场供求有着密切联系。
C.从1953～1956年全国自由市场的情况来看〔4〕
通过两种方式对1953～1956年自由市场的范围进行估算，这几年自由购销的比重虽然有所下降，但占商品零售额的总额始终在20%以上，其中农产品占三分之一以上，手工业占二分之一以上。第一种为从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扣除国、合商业零售额和由国、合商业供应货源的零售额（即国、合商业对公私合营，私营商业的批发额和私商经、代销部分）以外，剩下的工农业生产者的直接零售额和私营商业饮食业（包括公私合营，下同）自行组织货源的零售额即为自由购销部分。如将这部分自由购销作为自由市场的话，那么，1953年为147.2亿元，到1956年下降为98.6亿元。详见表7：
表7 1953～1956年自由购销占商品零售额的比重（一） 单位：亿元
全 社 会 商 品 零 售 额
总国合公私合营 私营商业
饮食业
年份 零小自己国合商 小其中自
计 组织业供应己组织
售计货源货源计货源
栏目 1 2 3 4
5 6 7
1953年
350.4 138.2 141.6
88.752.9
15.1
3.0
1954年
389.6 214.6 101.3
49.252.1
16.7
2.7
1955年
400
217.6 105.6
31.773.9
19.2
2.3
1956年
465.0 260.8 120.2
35.185.1
22.8
2.3
全社会商品零售额 其中:
生产者直 自由购销
接零售
年份 小其中
小
农民占社会商品零
计贸易
计 售额的比重
栏目 8 9 1011
1953年 55.5
18.6 147.2 42.0
1954年 57.0
17.4 108.9 28.0
1955年 57.6
22.1 91.6 22.9
1956年 61.2
23.5 98.6 21.2
注：1.第10栏＝第4栏+第7栏+第8栏
2.工农业生产者直接零售额中包括服务业等其他部门的零售在内。
第二种方式为从工业和手工业部门所生产的全社会消费品（包括农业用的生产资料——当时这部分商品的销售额包括在零售额内）和农产品的商品总值中，将国、合商业通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方式收购部分扣除以后， 其余生产者自销部分即作为自由市场。 这部分自销额1953年为170.2亿元（折成零售价计算，下同），到1956 年下降为115.2亿元，详见下表：
表8 1953～1956年自由购销占商品零售额的比重（二）
单位：亿元
年 总计工业
商品国合自销自销占
产值
自销
自销占
总值商业 总值 产值
份收购 比重 比重
栏目1 2
34
5
6 7
1953年 475.4 305.2 170.2 35.8253.2
42.5
16.8
1954年 482.5 362.5 120.0 24.9264.4
23.79.0
1955年 492.8 389.4 103.4 21.0268.4
15.95.9
1956年 626.3 511.1 115.2 18.4355.6
17.44.9
年
手工业农业
产值自销自销占农民自销 自销占
产值
农民出
份 比重 出售 售比重
栏目
8
910
11 12 13
1953年 41.4
28.0 67.6 180.8
99.7
55.1
1954年 44.6
26.1 58.5 173.5
70.2
40.5
1955年 38.2
19.5 51.0 186.2
68.0
36.5
1956年 43.6
22.9 52.5 227.1
74.9
33.0
注：1.本表数字剔除国合商业部门的库存和进出口因素。
2.手工业总产值中扣除加工修理等不提供商品的行业的产值。
3.工业总产值中扣除自来水及消费资料修理部门的产值。
4.本表数字均已折成零售价。
根据上述两种方法估算的结果，第一种方法的估算较第二种方法的估算历年大约少10～20亿元左右，主要是由于第二种算法中多包括一部分生产者之间的买卖数字，例如1956年工农业生产者自销115.2亿元， 扣除第一种算法中工农业生产者直接零售额61.2亿元，其余54亿元即为工农业生产者对其他生产者和私营商业、公私合营商业的批发额，如将第一种算法中私营商业、饮食业自行组织货源部分37.4亿元作为批发给商业的部分，则剩下的16.6亿元即为售予工业部门的批发额。见表9：
表9 1953～1956年自由购销占商品零售额的比重（三）
单位：亿元
项 目1953年1954年
用第二种方法估算的自由市场(总计)170.2 120.0
其中:生产者直接零售 55.5 57.0
批发(总计减零售)114.7 63.0
(一) 售予商业
91.7 51.9
(二) 售予工业
23.0 11.1
项 目1955年1956年
用第二种方法估算的自由市场(总计)103.4 115.2
其中:生产者直接零售 57.6 61.2
批发(总计减零售) 45.8 54.0
(一) 售予商业
34.0 37.4
(二) 售予工业
11.8 16.6
注：1.生产者直接零售，即第一种算法中工农业生产者直接零售额。
2.售予商业，即第一种算法中私营商业饮食业自己组织货源部分。
3.售予工业，即批发额减售予商业之差数，也即用上述两种不同方法估算的自由市场的差额。
因此第一种算法仅指社会商品零售方面的自由市场，而第二种算法则还包括了批发业务方面的自由市场。后者包括了农民直接对手工业者和工业部门出售农副产品以及工业生产者与工业生产者之间的产品购销数字。根据上述二种计算方法初步估计1956年全国自由市场的范围约在100亿元左右，而在1953年全国自由市场的范围约曾达到150亿元左右。几年中自由市场虽有缩小，但产（工农业生产者）销（包括生活消费与生产消费）直接见面的交易额从总值上看则变化不大，如按第一种算法生产者直接对居民零售额1953年为55.5亿元，1954 年为57.0 亿元，1956年为61.2亿元，即历年均在60亿元左右。按第二种算法，生产者直接对居民与其他生产者销售额1953年为78.5亿元，1956年为77.8亿元。可见这几年自由市场变化主要是由于国营商业通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统销控制了工农业产品的货源等方式，加之初级市场管理较严，导致农民、手工业者和私商之间的联系、私营工业与商业之间的联系缩小造成的。
从农产品看，由于1953年冬季以后，国家对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陆续实行了统一收购，因此1954年国、合商业采购的农副产品总额即较1953年增加20.1亿元，增长37.9%，同期粮、棉、油的自由销售额减少8.0亿元，减少了69.0%。1954年以后国、 合商业采购的比重继续增加，到1956年国合商业采购的农副土特产品总额已占全部农民出售总额的66.3%，小土特产品和次要农副产品中国合商业的收购所占比重也达到32.4%以上。由于国、合商业收购业务的扩大，农村初级市场基本上已由供销社独家管理。为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投机活动，对农村初级市场又规定了一系列的限制和管理办法。上述各种措施，虽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有副作用，即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之部分小土特产品的收购价不够合理，也造成了这些小土特产品的产量下降，这样就使得农村自由市场的范围逐年缩小。历年工业品（包括手工业品）自销部分减少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国、合商业所掌握的货源逐年扩大的原故。例如1953年工业生产的消费资料和农业生产资料的产值中有76.0%的产值系由国合商业收购，而到1956年则有88.5%的产值为国合商业收购，较1953年增长46.0%。国合商业掌握了大部分工业品的货源以后，出现了重视数量忽视品种与花色的倾向，进一步导致工业品自由市场范围的逐年缩小。1956年冬季以后，各地农副土特产品的自由市场一度陆续开放，工业品虽然暂不实行选购，但过去由工业部门自销部分仍然存在，而且自1956年以来工业部门自销部分又有自发的增长。
二、工业化初期生产要素供需的巨大反差
资金供求的矛盾：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指导方针下，国家工业化的资金主要来自国家财政收入。 当时在国家的财政收入中， 工商税收占50%；其余50%中，来自国营企业的占30%，公粮（农业税）占15%，其他占5%，税收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 当时我国所有的税率均是延续孔祥熙的，只是略精简了一些，但是税额比“九一八”以前国民党统治时期约高一至二倍。其中的原因正如陈云所说，国民党那时尽管税务条例多得很，形式上很复杂，看起来不好办，事实上很简单，只要贿赂一下就行了。共产党当时办银行的也好，办工业的也好，搞税收的也好，都是从山沟里来的，土头土脑，看起来很简单，但是他们很认真，搞什么事情都开会讨论，一开会就“复杂”了。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谈判，使国防开支有所缓和。但资金仍很紧张。1953年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由1952年的43.56亿元上升至91.59亿元，陡增110.3%。 而同期国家财政收入由183.72亿元增为222.86亿元，仅增长21.3%。 〔5〕重工业建设的大规模投入，使国家的财政经费空前紧张起来。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年财政收入仅220～305亿元的低水平上，基本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1952年的26.9%上升至1953年的32%，并于此后逐年上升至1956年的45.7%（1958年升至最高点为56%）。这在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上均是罕见的。
物资、设备的供求矛盾尖锐：最突出的表现是粮食问题。1953 年7、8、9三个月，国家共收进粮食98亿斤， 超过原计划7 亿斤， 销售了124亿斤，超过原计划19亿斤。全年粮食供求差额为117亿斤。这种情况既不同于1951年，那时是6月以前粮食紧，从7月份开始就收进的多，销出的少；也不同于1952年，那时是10月以前卖出的多，11月以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总的还是收多卖少。情况表明，此时粮食紧张的主要起因不是农民惜售，而是东北的灾情和城市购买力增长过快，以及迫切需要大批农产品出口换取工业设备造成的；而粮食市场的紧缺助长了农民的惜售心理。随着基本建设规模的扩大，其他日用消费品和工业建设所需的物资与设备也都紧张起来。
技术人员与劳动力的供求矛盾：中国虽然人口众多，然而有文化、懂技术的劳动力与技术人员则十分短缺。同其它发展中国家一样：由于农业畜牧业为主的国家，长期以来耕种方式落后，生产方式原始，不具备一支训练有素的符合现代工业要求的产业劳动大军，因此劳动力供给总量过剩和结构性短缺并存。建国初期，这个问题也严重困扰着我国，一方面当时劳动力供给总量大大超过需求，另一方面，从供给结构来看，有文化和技术的劳动力又严重短缺，许多企事业单位招不到合适的职工。据统计，1949年平均每万人口中，仅有大学生2.2人，中学生23人 ，小学生50人；到1952年，在每万人口中，大学生人数为3.3人， 中学生55人，小学生450人，即使大学生的比例这样低，1952 年大学还是面临着招不满的忧虑（应届高中毕业生太少）。由于教育落后，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据估计，在全国就业人口中，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者不超过5%。据1952年统计，在全国就业人口中， 每万人中有科技人员7.4人；每万名职工中（尚不包括占就业人口90%以上的农民和个体经营 劳动者）有科技人员269人，另据1952年全国干部统计资料，在247万余名干部中，按文化程度分，大专以上文化者占6.58%，高中文化者占15.54%，初中文化者占36.98%，小学文化者占37.80%，文盲占3.10%。再从建筑行业看，在1952年的就业人员中，有技术的职工仅占职工总数的10～20%，80～90%的职工没有专门技术，因此建筑公司之间互相挖人的现象很普遍。这种劳动力素质水平，远不能适应工业化建设的需要，1952年大学毕业生尚不到国营企事业单位需求量的四分之一，中学生成为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公私营企业追逐的招工目标，以致影响了正常的升学率〔6〕。
综上所述，我国是在资金、物资和设备、技术与达到一定素质水平的劳动力供需矛盾均十分紧张的形势下展开大规模工业建设的。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全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封锁仍在持续，我国利用国际市场周旋的余地很小。在这种形势下，为了满足基本的供求，实现社会的稳定，需要采取相应的有特色的经济政策。
三、倾斜性投资与强制积累过程中对市场的抑制与利用
（一）对市场的抑制方面
在开放的平等的自由市场竞争的环境下，资金、物资与有技术的劳动力会首先投向商业和轻工业。因为这两方面的投入小、资金周转快、对技术管理方面要求较低、相对收益较高。这从我国“一五”时期资金积累主要依靠农业和轻工业可以得到印证：
从1952～1955年的国家预算来看，全国国营轻工业企业上缴预算的纯收入（包括工业企业上缴利润和税收）累计共116.5亿元， 占全部国家决算收入918.2亿元的12.7%，这一数字大于同期农业税累计112.6亿元的3.5%。如果扣除同期国家对轻工业的拨款19.6亿元， 全国轻工业为国家积累了96.9亿元的资金。这相当于1952～1955年国家对重工业净拨款（包括基本建设拨款和流动资金拨款）122.7亿元的79%， 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部门的基本建设投资为250.26亿元，〔7 〕前三年全国国营轻工业的上缴为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部门的基本建设投资的38.72%。这也就是说，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的三分之一以上是来自头三年的轻工业。
将同期全国国营轻重工业逐年上缴与拨款情况列表作一比较，对上述情况可以看得更清楚些：〔8〕
1952～1955年轻重工业上缴与拨款情况比较表 单位：亿元
上缴纯收入 %
净拨款 % 缴款与拨款的差距 拨占缴%
1952年 29.97
100 20.89
100
轻工 19.0
63.4
5.10 25.5 +13.9 6.0
重工 10.97 36.6 15.78 75.5 -4.81
1953年 42.02
100 33.00
100
轻工 23.5656
4.56 13.5 +19 19.4
重工 18.4744 29.32 86.5 -10.84
1954年 62.39
100 47.16
100
轻工 34.22 54.8
7.42 15.7 +26.821.7
重工 28.17 48.2 39.74 84.3 -11.56
1955年 74.9100 40.36
100
轻工 39.7353
2.49
6.2 +37.246.3
重工 35.1747 37.8793 -2.71
四年合计 229.09
100 167.73
100
轻工136.31 59.5 45.02 26.84 +91.29
重工 92.78 40.5 122.71 73.16 -29.93
注：1.净拨款是指基本建设资金拨款加增拨流动资金，扣除基本折旧资金。
2.表中所列数字，除工业企业外，还包括了一部分轻重工业的附属业务。
3.1955年拨款少，系由于轻纺（主要是纺织）企业减产及工程造价低，该年基建投资就少。
上述情况表明，在国家给轻工业的拨款45.02亿元的同时， 轻工业上缴财政136.31亿元，扣除拨款后尚余91.29亿元， 支援了重工业建设与其它方面的需求；而重工业的上缴与拨款之间的差额为－29.93亿元 ，即净投入。这笔净投入是由国家通过轻工业与农业的上缴实现的。在这里还未考虑价格相对冻结之后，价格因素方面对重工业的倾斜。可见，轻工业在资金周转与资金积累方面的优势。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如果通过市场调节，资金必然流向建设周期短，见效快的轻工业。而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把有限的资金投入重工业建设则需要强有力的计划调节。
上表也反映了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下，我国对轻重工业倾斜性投资的情况。这种倾斜是以国营企业没有自主权为代价的。由于国营企业将全部利润与大部折旧上缴国家，国家得以按照既定的投资方针分配投资，保证了重工业基本建设按照计划进行。
中央人民政府在1953年12月对粮食实行了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即统购统销；然后对食用植物油也实行了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从1954年9月15日起，又对棉花实行计划收购， 对棉布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同时对粮食市场的经营管理作了限制性规定。统购统销的政策在基本保证了主要农产品供应的同时，还在供求缺口较大的背景下稳定了市场物价。以1952年为100，从1953年至1957年全国物价总指数由103.4上升为108.5，年均1%。这对于在供需缺口颇大的条件下开展重工业建设，提高工业建设的效益和社会稳定，均起到了难以估量的巨大作用。
在物资管理方面，早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就开始对重要生产资料物资在大区之间平衡调度，1952年达55种。调度方式除东北地区为计划调拨外，其他地区是通过国营商业销售，也有一部分企业自销。从1953年开始，实行对重要生产资料在全国范围内由国家统一分配的制度。国家统配物资的项目逐年增加：1953年为112种， 1954年121种，1955年为162种，1956年为342种，1957年回落为231种〔9〕。
统购统销使基本消费品按平价与低水平平衡供应，在维持高积累下的社会稳定的同时，使市场调控的范围与力度均受到了明显的限制。
此外，在劳动力管理方面，由于劳动力供给的结构性短缺已经成为制约劳动力市场正常运作的重要因素。1952年7月， 政务院召开了全国劳动就业会议。关于就业问题，会议提出了由国家统筹安排的“统一介绍”方针，并针对劳动力结构性短缺和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并涌入城市问题，提出了逐步实现对劳动力的统一调配。1954年，劳动部门的工作重点由救济失业工人转向调配建筑工人。1955年以后，劳动力的统一招收和调配制度又从建筑业扩大到工矿企业和交通运输等各个部门。通过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不同地区之间建立统一的劳动力招收和调配制度，来保证重点建设项目的顺利进行〔10〕。同时限制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入城市。以便在城市经济很不发达，就业困难很大的情况下，维持社会的安定。
以上几个方面均是在多种经济成分存在的条件下，为了保证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的实施，国家对市场调节作用所采取的抑制措施。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生活的活力。然而这种抑制是有限度的。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环境下，市场与商品经济必然存在，市场机制与价值规律的作用无法扼制。勉强地过分地扼制必然会遭到生产力受破坏的报复。1956年前后，问题已露出了苗头。因此，当时的经济政策与经济管理措施中又有对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因势利导、予以利用，及时调节计划实施过程中集中过多，控制过紧的另一面。
（二）尊重市场作用方面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党和国家这方面的政策和措施主要体现于1956年。三大改造高潮以后，面对着趋于简单划一的经济成分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以及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产品品种减少，质量下降，人民生活不便和部分生产积极性受挫等现象，对经济体制改革作了一些探索。譬如：
毛泽东提出，以正视矛盾解决矛盾作为改革经济体制的指导思想；扩大地方的经济权利；使生产单位有一定独立性，工厂有自主权；允许私营经济存在；社会主义经济的多样性、灵活性；通过“双百方针”扩大民主，解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
刘少奇提出了改变行政干预过多的弊端，发挥企业的积极性；改变分配体制和劳动体制，实行劳动合同制；运用价值法则改革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体制；主张学习资本主义先进的管理方法，学习现代经济管理手段。周恩来主持起草了《国务院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草案）》，其中不仅提出了方向、目标的设想，还提出了实施改革的操作方法。他于1956年提出的体制改革的四条原则可以说是渐进式改革的最早方案。陈云进一步开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之先河，提出了“主体补充”论；起草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等等。邓子恢提出了以“包干”为核心的农村合作经济生产经营管理理论，等等。
在1956年下半年与1957年曾经尝试通过调整市场供求解决市场稳定与物价问题。1956年下半年，由于全国劳动就业人数增加较多，下半年工资又进行了调整，同时国家对基本建设投资较多，农贷发放数额较大，以及“八大”以后，自由市场开放等原因，使得1957年国内市场一度出现紧张局面。29个城市职工生活费指数上升了2.5%， 其中八大城市零售物价指数上升了2.6%。针对这种情况，党和国家于1957 年采取了压缩需求的多种措施。其中包括：A.压缩集团购买力，1957年机关团体购买商品数额为48.8亿元，较1956年的53.1亿元减少8.1%；B.开展储蓄运动，1957年城乡储蓄较1956年增加约12亿元，其中城市增加5亿元；C.抓紧农贷及农商品预购款的回收工作：1957年农贷余额由1956年底的30.3亿元减为27.6亿元，农副产品预购款余额则由1956年底的4.7 亿元减为3.1亿元，两项合计减少了4.3亿元；D.增加了农业社的积累金。此外，政府还控制了就业人数、工资、福利等。这些措施使得1957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与1956年基本持平，稳定了1957年与1958年上半年的市场。同时于“八大”以后，开放了自由市场，一度尝试经济成分多元化等等。
这些探索虽然很快就被反右斗争和大跃进运动所中断，但是它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两年，三大改造高潮之后，对于纠正三大改造中的“四过”偏向，活跃生产与市场起了一定积极作用。也是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结论
能否正确地认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工业建设中市场作用的历史状况，关系到能否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近五十年经济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除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1963～1965年的增长数字因具有恢复性质不易比较以外，“八五”计划期间年均增长12%，经济增长比较稳定，但通货膨胀率最高；“一五”计划时期年均增长11.3%，物价稳定。这两个五年是新中国经济建设两个最好的时期。在这两个时期中，前者是探索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过渡的时期，后者是探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时期。尽管两个时期探索的方向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是逆向的，然而它们也有一些共同点：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创造性探索；一五时期的前三年与八五时期均在体制过渡过程中采取了渐进的方式；在转轨与过渡的过程中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共同发挥作用；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实事求是，及时发现偏差并提出纠正的办法等等。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对象就是一五后期以后逐渐生成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所以人们往往将两个时期的经济体制与运行机制对立起来，而看不到其中尚有共同之处。这是应该加以说明与弥补的。
这两个时期的经济体制与运行机制之所以不同，有历史上的客观原因，譬如国内外市场环境不同；国家工业化基础不同，国民经济各业技术水平不同等等。这些历史原因形成了体制与运行机制差异的客观必然性。同时，也有主观上理论上对于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认识上的差异。譬如本文开头所述对于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战略与经济运行机制等不同内涵的范畴混同等等。
一个国家在开始实行工业化阶段，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条件下，为了迅速提高较为简单的工业化产品的生产，理论范畴不够准确的问题可能还不那么突出。但是，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对产品质量要求越来越高，技术更新换代越来越快，需要一系列高新技术行业。如电子、机械和化学工业等业之间更密切的合作，计划经济的内在弱点也就日益突出，单一的计划调节机制越来越难以跟上迅速发展的市场经济，这导致本世纪七、八十年代末，所有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均面临历史赋予的经济体制改革课题。
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有继承、扬弃和发展的问题。前苏联没有正确处理这个问题，只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忽视了两者之间的联系，对资本主义缺乏全面的认识。不搞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不搞市场经济，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把工业化从重工业开始也说成是区别于资本主义的道路问题，并提出“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错误观点。因而，在理论和实践上造成不良后果。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特点不在于取消商品经济与市场调节，而在于以现代化生产为代表的社会生产是为社会全体劳动者的需要和利益服务的；能够自觉地、及时地调节生产关系为发展生产力服务；在工业化推进过程中更加自觉地制定和实施计划，宏观调节的程度较高于同等生产力水平下的资本主义国家等等。我国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是经过20多年经济建设的曲折，认真总结和汲取本国的经验教训，并借鉴了苏联东欧等国家的经验教训以及现代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中形成的新的经济思想，方逐渐趋于统一的。
注释：
〔1〕《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118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2〕《中国贸易统计资料1952～1983》，64页；《中国统计年鉴1985》，24页。
〔3〕参见国家统计局编：研究资料，1957年7月29日。
〔4〕参见国家统计局编：研究资料，1957年3月12日。
〔5〕《1950～1985中国财政统计》，第15页；《1950～1985 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第9页。
〔6〕《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选编， 劳动工资卷》；《1949～1952年中国经济分析》，第3篇。
〔7〕《1950～1985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第76页。
〔8〕据国家统计局编：《研究资料》，1956年6月。
〔9〕《中国社会主义物资管理体制史略》第1、2页， 中国物资出版社1983年版。
〔10〕《新中国劳动经济史》第22～26页，劳动人事出版社1987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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