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心理学中的文化适应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中论文,跨文化论文,心理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文化适应”的定义和研究起源
文化适应是当今跨文化心理学研究中最重要的领域之一[1]。许多著名的跨文化心理学家都对文化适应理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如John Berry[1,2]，Colleen Ward[3,4]，Ype Poortinga[2] 等一些学者对“文化适应”进行了溯源，Floyd W.Rudmin甚至追溯到了柏拉图，发现柏拉图主张减少文化之间的相互接触，使社会避免受到外来文化糟粕的影响，他同时也反对文化间的完全隔离[5]。不过在当时还没有出现“acculturation”这个单词，真正第一次使用到“acculturation”这个词的是美国民族事务局的J.W.Powell[6]。他在1883年把“文化适应”定义为来自外文化者对新文化中的行为模仿所导致的心理变化，这与现在我们所说的文化适应还是有很大差别。现在我们一提到文化适应，一般都会援引Redfield，Linton和Herskovits在1936年给出的定义[7～9]：
“由个体所组成，且具有不同文化的两个群体之间，发生持续的、直接的文化接触，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发生变化的现象。”
早期的文化适应研究是由人类学家或者社会学家所组织进行的，并且一般都是集体层次上的研究[3]，他们探讨的通常是一个较原始的文化群体，由于与发达文化群体接触而改变其习俗、传统和价值观等文化特征的过程。心理学家在这一领域的贡献主要是最近几十年来的工作，他们通常更加注重个体这个层次[10]，强调文化适应对各种心理过程的影响。虽然从Redfield，Linton和Herskovits对文化适应的定义来看，文化适应的过程实际上对发生相互接触的这两个不同文化都会产生影响，但是由于影响程度大不相同，对一直生活在主流文化（host culture/dominant culture）中的群体影响很小，对新到这个文化环境的群体的影响相对而言就大得多，这一过程甚至可以影响到他们生活的所有方面，与此相对应，已有的文化适应研究实际上主要探讨的就是文化适应过程对这些新到一个文化环境的移民或者暂居者的影响。
虽然人类学家最早开始进行文化适应的研究，但是心理学家对文化适应的研究也有一个比较长远的历史。早在1918年Thomas和Znaniecki 就提出第一个文化适应的心理学理论[5]，从此文化适应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心理学家们的重视， 各种理论也层出不穷。尤其是最近二三十年来，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移民数量的激增，民族间越来越频繁的交流，都有力地促进了文化适应研究的发展。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心理学家的出现以及他们对文化适应研究的关注也共同推动了文化适应研究的前进[5]。Rudmin对1900年以来直到2000年的这100年间PsycINFO和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这两个数据库中所包含的文化适应研究做了一个统计（见表1），形象地说明了文化适应研究的蓬勃发展[5]。
表1 文化适应研究的数量
年代 PsycINFODissertation Abstracts
1900～1930 0
0
1931～1940 17 5
1941～1950 60 25
1951～1960 97 49
1961～1970 111 69
1971～1980 248 153
1981～1990 572 700
1991～2000 15711376
2 文化适应理论的发展
文化适应研究的蓬勃发展与它的理论众多不无关系。且不说人类学和社会学中的文化适应理论，单是心理学中的理论就很不统一，许多心理学家，特别是跨文化心理学家都提出了他们自己的理论框架[2,4,11,12]。 对这些理论框架的验证和比较有力地推动了文化适应理论的发展。下面我们将主要从维度模型的角度来综述跨文化心理学中的文化适应理论的发展情况。
2.1 单维度模型
最初的文化适应理论是单维度，且单方向的。这一理论认为文化适应中的个体总是位于从完全的原有文化（culture of origin/heritage culture）到完全的主流文化这样一个连续体的某一点上，并且这些个体最终将到达完全的主流文化这一点，也就是说对于新到一个文化环境的个体来说，其文化适应的最后结果必然是被主流文化所同化。同时，个体受到主流文化的影响越多，原来民族文化对他的影响就相应地越少。这一连续体的中点是一种双文化的状态（biculturalism），此时文化适应中的个体在某些方面已经被主流文化所同化，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面却仍然受原来的文化的影响。例如，Song等[13] 在他们对加州的韩裔美国人的研究中使用了单维度量表SL-ASIA（the Suinn-Lew Asian Self-Identity Acculturation Scale），并且根据这些韩裔美国人在此量表上得分的不同，将他们分成了三组：传统型，双文化型和同化型。结果发现男性的BMI体重指数与文化适应程度正相关：三组被试的BMI指数随着文化适应程度的增加而增加（24.2，24.4，24.9），但是女性却不具有这一趋势，各组之间的差异并不显著。
这种单维度模型的历史相对而言最长，最初由Parks和Miller在1921年提出，后来由Gordon等进一步发展[12]。这一理论具体体现在美国就是美国社会的“熔炉”（melting pot）观，或者对移民“美国化”（Americanization）的期望。
2.2 双维度模型
虽然单维度模型在20世纪前期和中期都占据着统治地位，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对它提出了挑战。一些心理学家相继提出了他们的双维度模型[1,2,11]，并且得到了许多实证研究的有力支持[10,14]。 现在研究中使用最多的双维度模型是Berry所发展出来的模型。Berry根据文化适应中的个体对自己原来所在群体和现在与之相处的新群体的态度（orientation）来对文化适应策略进行区分，他提出的两个维度分别是保持传统文化和身份的倾向性，以及和其他文化群体交流的倾向性[1,2]。并且他认为这两个维度是相互独立的，也就是说，对某种文化的高认同并不意味着对其他文化的认同就低。根据文化适应中的个体在这两个维度上的不同表现，Berry区分出了4种不同的文化适应策略：整合（integration），同化（assimilation），分离（separation），和边缘化（marginalization）（见图1的左边部分）。
附图
图1 Berry的双维度理论模型
当文化适应中的个体既重视保持原有文化，也注重与其他群体进行日常的交往时，他们所采用的策略就是“整合”；当个体不愿意保持他们原来的文化认同，却与其他文化群体有经常性的日常交流时，他们所使用的策略就定义为“同化”；当这些个体重视自己的原有文化，却希望避免与其他群体进行交流时，就出现了“分离”；最后，当这些个体对保持原来文化，对和其他群体进行交流都没有什么很大可能性，也缺乏兴趣时，这时的文化适应策略就是“边缘化”[2]。
许多研究者对Berry的双维度理论模型和量表的普遍适用性进行过验证。例如，Lee等使用Berry发展起来的双维度量表对韩裔美国人的文化适应进行了研究，找出了三种文化适应策略：整合，同化和分离[10]。结果表明，采用同化策略的被试主要是那些年龄很小就移民到美国的人以及出生在美国的第二代韩裔，这些人最能适应美国社会的生活；采用分离策略的移民则最适宜生活在韩国的文化背景中；而整合组的被试虽然参加美国主流文化的活动，也有美国主流文化的社交圈子，他们同时也保持了参加韩国文化群体活动的习惯，也有韩国人的朋友圈子。这项研究在特定文化领域和总体的文化适应这两个层次都有力地支持了Berry的双维度模型。
现在，双维度的理论模型得到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支持，并对社会舆论和国家政策产生着日益显著的影响。这种观点强调多元社会的文化多样性，在术语上也随之出现了与“熔炉”观相对立的“马赛克”（mosaic）观或“沙拉百汇”（salad bowl）观，认为多元社会里的每一个民族都是马赛克拼图或者沙拉拼盘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彼此之间是平等的。
2.3 多维度模型
随着心理学家对文化适应研究的深入，一些心理学家甚至提出了从三个或三个以上的维度来研究文化适应[1,12]。例如，Berry 考虑到文化适应中的民族文化群体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能自由地选择他们的文化适应策略，同时也是从Redfield，Linton和Herskovits对文化适应的经典定义出发，在他原有理论两个维度的基础上增加了第三个维度：文化适应期望和主流文化群体在强有力的相互文化适应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由此在原有双维度模型的基础上（如图1左）增加了一个类似的结构（如图1右）[1,2]。正如美国上个世纪前中期的现实一样，当主流文化群体通过种种手段来促进移民的“同化”时，实际上就是把美国社会当成一个“熔炉”，试图把所有少数民族文化都熔化进去；当这些主流文化群体追求并加强“分离”时，采用的是“种族隔离”策略，这一策略在南非和美国都实行过；当主流文化群体将文化适应中的群体“边缘化”时，实际上采用的是一种“排斥”策略；最后还有一种，就是当主流文化群体承认其他文化的对等重要性，并追求国家的文化多样性时，就出现了与“整合”相对应的“多元文化”，这一策略在加拿大等国家比较受欢迎，并且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获得越来越多的重视。
2.4 融合模型
前面的模型都与文化适应的维度有关，但是Arends-Toth和Van de Vijver在总结其他研究者的研究结果的基础上，从另外的思路提出了一个新模型——融合模型（fusion model）[15]。他们认为文化适应中的个体实际上面对的是一种新的“整合的文化”，而不是单一的主流文化，或者原有文化。这种整合的文化可能包含了两种文化里所共有的精华部分，也可能包含着某一文化所特有的但并不突出的内容。这一模型在理论上确实有创新之处，无论是对文化适应的研究，还是对跨文化心理学的其他研究都有重要意义，但是到目前为止很少有实证性研究的支持，并且也很难设计出针对这个模型的实证性研究。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它在维度理论里近乎无人注意的地位。
文化适应的维度问题是文化适应理论的两个核心问题之一[1]， 也一直是文化适应研究中争论的热点问题。由于多方面原因的存在，如量表不统一，文化适应包含的内容不明确等，各种维度模型并存在文化适应的研究中。总的来说，在当今的跨文化心理学领域，虽然还有些研究支持或者部分地支持单维度模型[12,15]， 在理论层次上还是有一个明显的向双维度模型过渡的趋势[16,17]，而多维度模型和融合模型在现阶段则缺乏足够的实证性证据。
在文化适应理论上除了对维度的讨论外，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进展，主要体现在对文化适应的层次和领域的研究上。在文化适应的层次方面，Ward和她的同事做了大量的工作[3,4]，他们把文化适应分成两种类型：心理层次上的以及社会文化层次上的文化适应。并且，他们对在尼泊尔工作的国际援助工人的研究中[4]，成功地把他们的层次理论与Berry的双维度模型进行了整合， 发现对民族文化的高认同能够预测心理层次上更好的适应，而对主流文化的高认同则意味着更少的社交困难（社会文化层次）。另外，有些研究者，特别是荷兰的一些心理学家提出要注意移民在不同生活领域的不同文化适应策略[15,18]。以往的研究倾向于把所有的生活领域等同化，在测量一个移民的文化适应时，经常都是把他在各个项目（领域）上的得分简单相加，以此来确定他的文化适应程度或者文化适应策略。这些研究者认为这样做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因为一个移民很可能会追求经济和工作上的同化，语言上的整合，但是在家庭、婚姻和饮食等问题上却采用分离的策略。Arends-Toth和Van de Vijver在他们对荷兰本地人以及荷兰的土耳其移民的研究中就发现，对于这些土耳其移民来说，虽然在公共领域的适应或者说同化很重要，因为这些可以帮助他们获得社会承认和平等机会，但是在家庭这种私人领域，他们更加愿意保持原来的文化传统[18]。Lee等对韩裔美国人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10]。
3 文化适应的主要研究方向
跨文化心理学中的文化适应研究越来越多，也涉及到许多方面，但总的来说可以归为两大类，一类是文化适应理论方面的探讨，主要有理论框架的讨论、比较，以及量表的发展和修订；另外一类则是探讨文化适应与各种心理过程以及行为的关系，其中研究得最多的是文化适应对身心健康的影响。
3.1 文化适应理论上的探讨
由于文化适应的理论框架还不够清晰，量表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目前许多文化适应的研究都与理论的发展有关，涉及的主要是文化适应的框架和使用的量表两个方面。
参与理论框架讨论的心理学家主要来自于加拿大[1]，新加坡[4]，荷兰[15]等地。由于这些心理学家不断地提出和改进他们的理论框架，现在文化适应的研究相对于十几年前的状况来说已经大大地改观了，虽然这个领域的研究曾经在90年代初被人批评为十多年都没有什么进展[19]。当然，在文化适应的理论结构上还存在不少争议，也有不少研究专门针对这些理论框架和模型进行过比较，但是结论不一。例如，在维度模型的问题上，就有不少研究者专门做过对比研究[10,12,14,15]，结果也不统一，在某些研究中单维度的框架占优势[15]，另外一些研究则支持双维度模型[10,14]，还有的研究对两个模型都部分支持[12]。
理论框架上的讨论和比较必然引起建构于理论框架之上的量表之间的比较，并推动新的量表的出现。最近，双维度模型的流行，多维度模型的出现都有力地促进了新量表的不断涌现。另外，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心理学家也开始发展出基于本民族原有文化的文化适应量表。例如，长期以来，大多数心理学家在研究亚洲移民的文化适应时，使用的都是Suinn等的SL-ASIA量表（单维度），或者对原来的SL-ASIA量表稍做修订后再用，而Lim等则根据Berry的双维度理论框架和高棉文化的实际情况建立了适用于柬埔寨移民的双维度专用量表[20]。这个新量表与原来研究中所使用的SL-ASIA大不相同。例如，将SL-ASIA运用到柬埔寨移民时，会有一个语言方面的项目：“当你阅读的时候，你是只阅读高棉语的材料，阅读高棉语好于英语，两者同样好，阅读英语好于高棉语，还是只阅读英语的材料？”要求被试在Likert五点量表上进行评定，但是在Lim等的新量表中，类似的语言问题同时出现在两个分量表中，在高棉文化倾向量表中，是“我能够阅读高棉语的小说”，在美国主流文化倾向量表中，则是“我能够阅读英语的小说”，要求被试在Likert四点量表上对这些项目进行评定。
3.2 文化适应与各种心理过程及行为的关系
可以说绝大部分的这类研究都在试图探讨文化适应与各心理健康变量之间的关系，这些心理健康变量包括药物依赖[21]，酗酒[22]，吸烟[23]，饮食习惯[24]，以及不良行为[25] 等。早期的这类研究大多是针对拉美移民，尤其是墨西哥移民及其后代所进行的，研究结果对其他少数民族群体的推广受到了限制。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开始关注其他少数民族移民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他们修改和修订原来为拉美移民所编制的文化适应量表，对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适应与心理健康的关系进行探讨[8]。可以说现在这类研究的研究结果和十多年前Rogler等[19] 对拉美移民的文化适应和心理健康状况的综述差不多：在不同的研究中，某些心理疾病或行为的发生与文化适应的关系不一致。当然，也存在一些结果相当稳定的研究，例如无论是东亚人，还是拉美人，他们吸烟，喝酒的频率都与文化适应的程度正相关[13,22,23]。许多研究者[8,19] 都曾经对研究结果之间的巨大差异做过深入分析，总结起来，可以认为以下几个因素共同导致了这种差异的出现：研究中使用的不同测量方式，来自不同少数民族群体的研究对象，移入国不同的政治经济环境，以及对移民不同的接纳态度等。
除了在文化适应与移民心理健康的关系上进行探索之外，还有一些研究探讨了文化适应与其他一些变量之间的关系，例如与学业成就[26]，喂养方式[27] 等的关系。由于这些研究比较少，很少有研究者对文化适应与这类变量的关系多次进行测量，也很少有研究者在不同的少数民族文化群体中检验从其他群体中得出的结论，因而这些研究很少出现相互矛盾的结论，也很少引起其他研究者的关注。
4 文化适应研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很明显，文化适应的研究中还存在一些棘手的问题一直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些问题阻碍了文化适应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总的来说，存在的比较普遍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
第一，单维度理论仍然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虽然目前大量的研究证明双维度或者多维度理论更加具有说服力[10,14]，许多研究者也倾向于认同双维度或者多维度理论[9,28]，但是一方面，现在的文化适应研究所使用的量表大部分还是基于单维度的理论框架的，如适用于拉美移民的ARSMA（the Acculturation Rating Scale for Mexican Americans）和适用于亚洲移民的SL-ASIA，这些量表和它们的修订版被使用的频率绝对高于双维度或者多维度量表；另一方面，还有一些实证性研究支持单维度理论，虽然一些研究者对这些结果提出了质疑，但是也没有找到实证性证据来从根本上否认单维度框架；同时，某些国家，例如美国社会对“熔炉”观和“美国化”理论的一贯支持，也使单维度理论有了继续生存的客观基础和条件。
第二，量表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现在，研究者所使用的量表极其不统一，有些使用单一的变量来测量文化适应，如移民使用的语言[29]和移民的世代[30]；有些则使用了两个或者几个变量的组合来测量文化适应[23,24,31]；使用最多的则是使用某些单维度的量表，如ARSMA[32] 和SL-ASIA[13]；还有一些最近的研究使用的则是双维度的量表[25]。一方面，这种情况的出现与文化适应理论框架的模糊性有关，另一方面，由于不同研究里所使用的量表不同，导致结果之间无法比较，或者即使一定要拿这些结果进行比较，结论之间也存在着很大差别，有时甚至相互矛盾，各种理论模型也因此都得到了不少实证研究的支持，进一步使各理论框架之间的比较、争论更加激烈。另外，现在已有的量表所采用的项目一般都是比较容易测量的项目，如使用的语言，在移入国居住时间的长短，朋友中主流文化群体朋友所占的比例等，却因为难于测量的原因，排除了一些特别重要的，可能在文化适应结构中更加重要的变量，如价值观等[28]。
第三，很少考虑到少数民族文化群体与主流文化群体的关系。虽然不断有研究者强调少数民族群体在社会中的地位对这些少数民族移民文化适应的重要性[28]，却很少有量表包含了少数民族文化群体与主流文化群体关系的项目，也很少有研究考虑到了两种文化群体的关系。很容易理解，由于加拿大政府以及整个加拿大社会对多元文化的认同，少数民族文化群体移民在加拿大的文化适应情况肯定不同于相同文化群体在美国这个一直推崇“熔炉”观的国度的文化适应情况；同样，由于burakumin人在日本社会的地位较低， 他们在日本主流社会的文化适应肯定也不同于盎格鲁撒克逊人在日本的文化适应。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可能与某些研究者的疏忽有关，但是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少数民族文化群体的地位，或者说这些群体与主流文化群体之间的关系难于测量。
第四，文化适应作为自变量使用的现象仍然存在。上个世纪下半叶，曾经有许多研究者和政府机构以文化适应促进移民的身心发展为由，推动移民的“美国化”或者“西化”，当时有许多研究都证明过文化适应对移民的心理健康的促进作用，直到最近还有一些研究者试图探讨文化适应与某些心理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26,27]。虽然随着越来越多研究者开始质疑这种因果关系，越来越多的研究改为探讨文化适应与各种心理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21,24,31]，但是这种不符合多元文化社会理念的研究方法仍然存在，也不容忽视。
此外，现在已有的文化适应研究一般都是由主流文化的研究者所组织进行的，这些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经验确定文化适应的结构和测量文化适应的量表，然后用它们来研究文化适应。这些研究者不可避免地受到他们成长和受教育的环境的影响，难于发现移民或者流动人口文化适应过程中的深层次内容。正如法国社会学家Pierre Bourdieu所指出的，因为研究者们从主流社会的立场来研究“移民”， 仅仅从“移民”可能给主流社会带来问题这个角度来看待“移民”，而没有同时从“移民”的角度进行多元思考，真正了解移民的感受和他们的适应问题，实际上并不能深入探讨那些导致人口流动和不同流动过程的各种原因[33]。
5 文化适应研究的发展展望
在理论发展方面，到底是单维度，双维度，还是多维度框架更加适合？如果是多维度，那么究竟是多少个维度？这些维度的重要性有没有差别？随着越来越多文化适应研究的开展，对研究结果的元分析必然能够对这些问题给出部分答案，因此文化适应的理论框架有望在不久的将来更加清晰。同时，由于多方面条件限制的存在，现在还不适宜得出文化适应对移民的心理健康有促进或者阻碍作用这种大而全的结论，并且事实证明，这种概括性过强的结论根本不适用于文化多样性显著的现代西方社会，因此具体解释某个少数民族文化群体，在何种主流文化背景下，怎样进行文化适应更有效这类更具针对性的理论可能更加适合现代西方社会，这些具体理论的发展最终也将促成概括性的文化适应理论的出现。
在量表发展方面，需要确立双维度和多维度理论框架在量表构建中的地位，改变以往单维度量表在文化适应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状况。令人欣慰的是，现在双维度和多维度的理论框架越来越受到广大研究者的注意，也不断有双维度或者三维度量表出现[20,34]。随着这些新出现的量表的逐步被认可，双维度和多维度量表必将取代目前单维度量表在实证研究中的主导地位。量表的发展一方面要确定好其维度，另外，也要注意选择好项目，确定一些必要的，在文化适应结构中占重要地位的指标，而不仅仅是那些常用的替代变量（proxy variables）。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能够尽可能地使这些项目所代表的结构与现实的文化接近，增加测量的内部效度。
在外部效度方面，现在已有的文化适应研究的范围比较小，影响到了理论的外部效度，在以后的研究中有必要通过扩大和增加参与研究的地区，群体和层次，以及加强对主流文化群体的文化适应研究来提高文化适应研究的外部效度。提高外部效度，首先必须将研究中的移入国扩展到其他接受移民的发达国家，如某些西欧和北欧国家以及日本；同时也可以将移入的少数民族文化群体扩展到拉丁美洲人和东亚人以外，包含到其他如非洲民族在内的文化群体；还有可以将文化适应研究扩展到国家这个层次以外，如农村向城市的移民，以及国内少数民族的移民等；同时主流文化群体的文化适应也不应该忽视，毕竟从Redfield，Linton和Herskovits对文化适应的经典定义就可以看出主流文化群体也会受到移入群体的文化的影响，并且许多心理学家也已经开始注意到文化适应对主流文化的影响这个方面研究的缺乏[1,35]。
6 文化适应研究对中国的意义
理论的提出和发展总是和社会的需求联系在一起的。最开始的时候，文化适应研究的开展主要是出于殖民统治的需要，研究如何帮助土著人更好地融入到殖民者的主流文化中去。到20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国际间移民潮的不断涌现，文化适应被用来帮助解决这些国际移民所产生的适应问题。在我国，目前学术界对文化适应的研究，尤其是对文化适应的心理学关注尚少。但是，随着我国外出人员和国外来华人员人数的迅猛增长和国内流动人口人数的不断增加，来自不同文化或亚文化人员之间的相互适应问题、与文化适应有关的心理健康问题以及社会的安定与和谐问题必将促使文化适应研究得到我国研究者和全社会的极大关注。
首先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与其他国家在文化交往、融合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文化冲击和文化适应问题。目前学者们关注较多的是西方文化及其文化产品对中国主流文化的影响，例如以美国好莱坞的电影，麦当劳和可口可乐等为代表的文化产品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影响。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从移民的文化适应这个角度来看问题，因为移民群体更加弱小，更迫切需要帮助。这里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我国居民或者华裔在其他国家的文化适应，二是其他国家居民在我国的文化适应。尤其是那些在华的外国人，由于他们的人数比较少，语言交流方面又存在问题，对他们的文化适应情况进行研究意义重大。
其次是在我国日益加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大量的农民工进入城市后面临的文化冲击与文化适应问题。这些农村外出打工的群体具有人口众多，规模庞大，难于管理的特点。2004年，我国农村外出打工人员超过1亿4千万人次，聚集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经济发达地区。这些流动人口与当地居民之间存在着许多文化和认知的差异，一般难于融入他们所到城市的主流文化，他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群体。流动人口的文化适应问题关系到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和谐，是近年来研究者关注的又一热点问题。
我国少数民族在与汉族的交往、融合过程中所产生的文化冲击和文化适应问题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在改革开放前，许多少数民族一般都以聚居的形式存在，他们与汉族人民之间的交流比较有限。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许多少数民族人民纷纷到各大城市求学和工作，他们在这些汉族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地区遇到的适应问题也给个人和社会带来了一些问题。同样，来自农村地区的大学生入学后也面临着许多心理适应问题。这些问题都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目前，我国学者在文化适应上所做的工作比较有限，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在国外的中国人，或者华裔的文化适应。由于海外有大量的中国学者的存在，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多。在UMI论文数据库中用acculturation和Chinese检索摘要（1950～2005年），就可以查到356篇论文。 另外就是国内某些学者研究了少数民族群体在汉族主导地区的文化适应，其中最多的是社会学方面的“涵化”研究（在社会学里acculturation一般翻译成“涵化”）。这些研究一般很少考虑到个体在新文化环境中所产生的情绪适应和心理健康问题。另外虽然在一些一般性社会调查中，提出了许多需要引起社会注意的现实问题，但很少能够提出基于科学论证的可操作性建议，也没有研究者运用文化适应的理论来分析过这些问题。因此，从社会现实问题出发，采用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式[36]，坚持多元思考的模式研究文化适应问题是非常必要的[37]。一旦心理学及跨学科的文化适应理论和实证方法被引入这一研究领域，必然对我国的文化适应研究以及人口安全研究产生长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