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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21年列宁并未预计新经济政策要实行25年
自1982年秋天以来，我多次在讲课、讲话和写作中提出：列宁曾经预计新经济政策至少要实行25年，可是后来斯大林在新经济政策仅实行9年之后，就于1929年提前结束了新经济政策，1930 年开始全面向资本主义展开进攻。我讲列宁认为经济政策至少要实行25年，根据是苏联著名学者埃·鲍·根基娜著《列宁的国务活动（1921—1923）》一书中译文第170页上的一段话：
“‘认真地和长期地’——这个应用于新经济政策的公式，被列宁采用了，在5月的党代表会议的发言中着重地强调了， 并且被明确载入了代表会议的决议中。至于具体的期限，列宁在回答奥新斯基的时候说，他现在不想确定期限，虽然他认为以25年为期是乐观了一些。”按这一段译文，显然是指奥新斯基主张新经济政策以25年为期，列宁认为应该实行更长时间。使我确信这一段译文准确无误有两个原因：第一，译者在这一段译文之下加了一条脚注， 指明“参看《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3卷第330页”， 还说：“这里所引用的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期限的思想，是《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新增加的。”第二， 奥新斯基是当时俄共（布）党内民主集中派的首领之一，该派是急于求成的极“左”派。但是他在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还是认为新经济政策并非一时权宜之计，而是一项认真的长期的政策。对此，列宁完全予以肯定。然而在新经济政策的期限问题上，我想奥新斯基可能还是求之过急，所以列宁认为他以25年为期是乐观了一些，实际上应该实行更长时间。
由于我确信这一段译文准确无误，又粗心大意，马虎疏忽，所以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出版之后， 长时间以来没有再去核对这一段译文。直到最近，中联部肖枫同志主编《社会主义向何处去？——冷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大扫描》一书，约请我撰写该书导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时，我还写明“列宁于1921年提出新经济政策时，预计它至少要实行25年”。初稿曾送请中央编译局李兴耕同志审读，他很认真地指出《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324页上这段话的原意并不是新经济政策至少要实行25年，而是认为25年太长了，过于悲观了。这才使我骤然省悟，意识到准是《列宁的国务活动》中译文出了差错。
我反复细读《列宁全集》这一段译文：“但是奥新斯基同志接着讲到了期限问题，这一点我倒是有保留的。所谓‘认真地和长期地’，就是25年。我不那么悲观。我不想预测依我看究竟要多长时间，但是我认为，他说的多少有点悲观了。我们能估计到5—10年的情况， 就谢天谢地了，通常我们连5个星期的情况也估计不准。 ”列宁在这里明明认为新经济政策如果实行25年是太悲观了。我又核对了俄文，列宁确实是用“悲观”一词，中央编译局的上述中译文是正确无误的。
此外我又找到《列宁的国务活动》一书1969 年俄文版， 查书中第126页，原文也是用“悲观”一词的第5格（neccuмucTuчным）。 可见确实是译者误译为“乐观”。列宁虽然认为新经济政策是长期的，却不愿预计它究竟要实行多少年，但是他明确表示如果以25年为期限是悲观了些，意即用不了25年。
二、1923年列宁认定实行新经济政策“需要整整一个时代”
列宁虽然并未预计新经济政策要实行25年之久，但是他完全肯定奥新斯基提出的新经济政策要“认真地和长期地”实行的观点，而且强调“这一点确实需要牢牢记住，好好记住”，因为当时党内外都有人传播流言，说新经济政策是在耍政治手腕，是权宜之计。至于这个“长期”的期限究竟应该有多长，列宁并未具体讲明。只要认真细读列宁晚年的论著就会发现，他在1921—1922年和1923年，看法是有明显变化的。
1921年5月28 日在他起草的《关于新经济政策问题的决议草案》中写道：“当前的基本政策任务是使党和苏维埃的全体工作人员充分领会和确切执行新经济政策。”“党认为这是一个要在若干年内长期实行的政策，要求一切工作人员极其仔细和认真地加以执行。”同日在讨论这一决议草案时列宁发言说：“不用说，如果欧洲爆发革命，我们当然是会改变政策的。”到1922年11月20日他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的讲话中又说：“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遥远将来，或者什么抽象图景，或者什么圣像问题了。……我们把社会主义拖进了日常生活，我们应当弄清这一点。这就是我们当前的任务，这就是我们当今时代的任务。……只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不是在明天，而是在几年之中，无论如何会解决这个任务，这样，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由此可见，列宁在1921—1922年间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在“若干年内”或“几年之中”实行的长期政策，这时他是把很大希望寄托在“欧洲爆发革命”上。即是说，如果欧洲法、德等先进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并给予俄国以切实的物质技术援助，那么俄国的新经济政策就会改变形式而且缩短期限。
到1923年初，欧洲依然没有爆发革命的任何迹象，列宁的健康日益恶化。他在最后口授的五篇文章中把目光转向从国内来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并规划社会主义的远景。依据列宁晚年的思想，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落后国家的工人阶级在掌握政权后如何领导占人口大多数的个体农民通过逐步合作化达到社会主义。而要实现合作化必须要有国家工业化和电气化、经济商品化和市场化，以及农业机械化、机关精干化、开支节约化、政治民主化、文化普及化等等作为前提条件。要完成所有这些任务正如列宁所指明的：“需要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度过这个时代也要一二十年。”这就是列宁最后对新经济政策期限的清醒的预计。在西方革命推迟的情况下，列宁弥留之际还把希望寄托在东方革命上。可惜列宁于1924年溘然长逝后，印度革命长期搞不起来，中国1925—1927年大革命、印尼1926年民族大起义、 越南1930 —1931年苏维埃运动等东方国家的革命先后都遭到镇压；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于1924—1929年进入相对稳定的和平发展时期，1929—1933年虽然爆发了空前规模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但是许多国家也都未曾出现革命形势。如果列宁活得更长时间，目睹国际形势对处于孤岛地位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如此不利，他肯定还会把新经济政策的期限延长。
可是斯大林对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缺乏清醒的切实的认识，急于求成，未能掌握不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从1929年推行极“左”路线，提前结束新经济政策，1930年开展对资本主义全面进攻和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同时又形成权力过度集中的党政领导体制。这为后来苏联的剧变留下了后患，埋下了祸根。
邓小平于1985年对非洲朋友谈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问题时曾经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我们的经验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要特别注意我们‘左’的错误，”“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中国过去就是犯了性急的错误”。这是多少深刻的真知灼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