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北非中东剧变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非论文,中东论文,剧变论文,几个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0年12月17日，在突尼斯中部城市西迪·布齐德(Sidi Bouzid)，一位名叫穆罕默德·布阿齐兹(Mohamed Bouazizi)的26岁街头摊贩，因无证经营被46岁的女警察法依达·哈姆迪(Faida Hamdi)依法没收财物。①随后布阿齐兹来到省长办公室申冤，省长拒绝接见。布阿齐兹一气之下自焚，18天后不治身亡。此举引发突尼斯全国大规模群众抗议示威。2011年1月14日，在位23年的突尼斯总统本·阿里辞职并携全家逃亡沙特，突尼斯政坛发生剧变。因茉莉花是突尼斯国花，西方媒体广泛称之为“茉莉花革命”。
在“茉莉花革命”的冲击和影响下，不少阿拉伯国家也相继发生大规模群众示威运动。埃及群众于1月25日（埃及警察日）开始聚集位于开罗市内的解放广场，18天后导致在位30年的穆巴拉克总统辞职。这场政坛剧变在埃及被称为“一·二五革命”，同1952年的“七·二三革命”相提并论。②也门群众于1月27日开始抗议示威，试图推翻在位33年的萨利赫总统。目前反对萨利赫和支持萨利赫的两派群众仍在对峙，萨利赫的去留暂不明朗。而在突尼斯的邻国利比亚，自2月15日开始在西部城市班加西爆发反对卡扎菲政权的群众运动。卡扎菲政权派军警镇压，导致大量伤亡。2月19日，班加西落入反对派手中。2月27日，反对派在班加西成立“临时全国委员会”，卡扎菲政权前内政部长穆斯塔法·阿卜杜·贾利勒(Mustafa Abdul Jalil)担任主席。此后，政府军与反对派武装持续激战至今，利比亚陷入全国内战，卡扎菲何去何从难以预知。就在利比亚内战愈演愈烈之时，叙利亚南部城市德拉(Daraa)又于3月15日爆发警民冲突，造成多人伤亡。随后抗议风潮席卷叙利亚全国各地，示威群众打出“推翻政权”的标语。4月25日，叙利亚政府派坦克封锁德拉市。5月4日，又封锁海滨城市班尼亚斯(Baniyas)。叙利亚政局每况愈下，阿萨德总统岌岌可危。
以上就是2011年初以来发生政坛剧变的5个阿拉伯共和国，其中3个位于北非，③2个位于中东。④其他北非中东国家如阿尔及利亚、约旦、阿曼、巴林、沙特、伊朗等也出现过不同程度的骚乱，只是尚未威胁到现政府的生存和最高领导人的地位而已。如何界定北非中东剧变的性质与特点？如何解释北非中东爆发大范围地区性政治动荡的原因？如何判断未来北非中东地区的政治发展走势？如何解读北非中东剧变对中国战略机遇的影响？这些就是本文打算探讨的主要问题。
第二次阿拉伯革命？
北非中东剧变究竟属于群众运动，还是属于军事政变，能否冠以“革命”⑤这一褒义概念，即便在阿拉伯世界也是有较大争议的。伦敦阿拉伯文《中东报》主编塔利格·哈米德指出：“突尼斯发生的，不是人民革命，因为示威者没有提出明确的要求，不存在有组织的领导街头运动的反对派。”⑥他认为：“很明显，突尼斯发生的属于精英内部的斗争，接近于宫廷政变而非革命。”⑦但是在《中东报》前主编阿卜杜·拉赫曼·拉希德看来，虽然“历史书上充满了对阿拉伯革命的贺辞，但事实上没有一场人民革命，全都是军事政变或武力变革。”⑧他说：“突尼斯革命是自发产生的，最初是在西迪·布齐德街头点燃的，不是在兵营策划的。”⑨故此他认为，突尼斯革命是阿拉伯世界第一场人民革命。笔者不仅总体上赞成拉希德的观点，而且倾向于认为目前的北非中东剧变，其实是二战后的“第二次阿拉伯革命”。
第一次阿拉伯革命始自1952年的“七·二三革命”，埃及自由军官组织推翻了法鲁克国王的统治，废除了君主制，建立了埃及共和国。“七·二三革命”点燃了阿拉伯国家的革命风暴，树立了推翻君主制和建立共和国的榜样。此后伊拉克自由军官组织于1958年发动7月14日政变，推翻了费萨尔王朝的统治，建立伊拉克共和国。也门自由军官组织于1962年发动9月27日政变，推翻了巴德尔王朝，建立也门共和国。利比亚自由军官组织于1969年发动9月1日政变，推翻了伊德里斯王朝，建立利比亚共和国。可以说，20世纪50-60年代的北非中东剧变是二战后第一次阿拉伯革命，其目标是实现“国体”的转变，即从君主制转变为共和制。与第一次阿拉伯革命相比，眼下的第二次阿拉伯革命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这是一次以实现“政体”转变为目标的“阿拉伯革命”，即从一党专政和一人独裁的政治体制转变为多党选举执政的民主体制，其矛头直指长期在位的阿拉伯共和国领导人。这场革命之所以能够从一个阿拉伯国家扩散到另一个阿拉伯国家，离不开“阿拉伯民族”特色：共同的阿拉伯语言是阿拉伯革命传播的天然媒介，而共同的伊斯兰文化背景和相邻的地理位置又给阿拉伯革命的传播提供了易于接受的方便渠道。如同第一次阿拉伯革命那样，埃及的“一·二五革命”再次对阿拉伯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尽管突尼斯“茉莉花革命”才是第二次阿拉伯革命的发源地。这是由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核心位置和长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所决定的。⑩故此有阿拉伯学者总结道：“虽说很多人在突尼斯人民起义的时候停下了脚步，但在埃及人民起义之后，所有人都停下脚步并重新谋算。”(11)
迄今为止，历时5个月的第二次阿拉伯革命已经取得了以下积极成果：
其一，终结了部分阿拉伯共和国的个人独裁，总统任期受到限制。突尼斯总统本·阿里于1月14日逃亡，结束了23年的统治。7月24日，突尼斯将举行宪法委员会选举，突尼斯宪法有望修改，限制总统任期。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于2月11日下台，结束了30年的统治。3月19日，埃及举行修宪公投，4500万合格选民中的1850万人参与投票，其中77.2%的投票赞成修宪。今后埃及总统任期一届4年，只能连任一届。
其二，结束了部分阿拉伯共和国的一党专政，释放了部分政治犯，打算实行真正的多党制。3月9日，突尼斯法院宣布解散前执政党“宪政民主联盟”，该党财产和资金被清算。截至3月19日，突尼斯合法登记且被内政部批准的政党已经达到44个。4月26日，突尼斯临时政府总理贝吉·凯德·埃塞卜西宣布前执政党高官不能参加大选。埃及政府于2月19日宣布释放222名政治犯。3月28日，修改后的《政党法》被批准通过，放宽了新党成立的条件。4月16日，埃及法院宣布解散前执政党“民族民主党”，没收该党全部财产和现金。埃及将于9月举行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
其三，取消紧急状态法，恢复正常法治。2月25日，阿尔及利亚宣布正式取消自1992年2月9日开始实施的紧急状态法，该法已经实施了19年。3月29日，埃及军方宣布将于9月大选前正式取消自1981年开始实施的紧急状态法，该法已经实施了30年。4月19日，叙利亚内阁宣布取消自1963年开始实施的紧急状态法，该法已经实施了48年。紧急状态法规定，在宣布紧急状态后，政府可以检查媒体，切断通信服务，并且不经司法部门的批准就可拘捕疑犯。
其四，通缉和拘捕前领导人及其家庭成员。1月26日，突尼斯司法部长发出国际通缉令，要求各国协助拘捕总统本·阿里、总统夫人莱拉以及其他出逃在外的家庭成员。4月13日，埃及总检察长下令拘留前总统穆巴拉克以及他的两个儿子阿拉和贾马勒各15天，以便调查他们是否下令向示威者开枪、是否存在腐败指控等。此外，埃及人民议会前议长法特希·苏鲁尔、协商议会前议长萨伏沃特·谢里夫等前高官也被拘留，接受刑事调查。
第二，这是阿拉伯世界的又一次“青年革命”，青年人在革命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50-60年代的第一次阿拉伯革命也是青年革命，革命领导人非常年轻。发动革命时，埃及革命领袖加麦尔·阿卜杜·纳赛尔(1918-1970)只有34岁，伊拉克革命领袖阿卜杜·克里木·卡赛姆(1914-1963)44岁，也门革命领袖阿卜杜拉·萨拉勒(1917-1994)45岁，利比亚革命领袖穆阿迈尔·卡扎菲(1942-)只有27岁。第二次阿拉伯革命的领袖也非常年轻，例如埃及1月25日革命的主要发起人瓦伊勒·加尼姆(1980-)、艾哈迈德·马希尔(1980-)、爱斯玛·马哈福兹(1985-)、伊斯拉·阿卜杜·法塔哈(1981-)等都是80后，30岁出头。所不同的是，第一次阿拉伯革命的青年领袖都是在职军人，他们通过发动军事政变和使用武力取得了革命的成功。而这次阿拉伯革命的青年领袖都是普通平民，他们通过示威、游行、抗议、集会、请愿等和平方式唤醒了民众，迫使突尼斯和埃及两国军队保持中立，最后达到了赶走两国总统的革命目的。(12)
第三，这是一次带有鲜明时代特点的“信息革命”，现代信息工具帮助青年人达到了革命目的。(13)现代信息工具包括电视、广播、手机尤其是互联网。互联网搭建了一个信息平台，是当今最方便的获取信息的渠道。近年来在互联网的基础上涌现出了不少社交类网站，出现了一些新媒体工具(New Media Tools)，如脸谱网(Facebook)、推特(Twitter)等等。这些新媒体工具为青年人所钟爱和推崇，他们在这些新媒体上表达对社会和政治的不满，引起了广泛共鸣，积聚了革命力量。例如，埃及亚历山大青年哈利德·穆罕默德·赛义德(1982-2010)于2010年6月6日被警方殴打致死。Google公司中东和北非市场主管、埃及人瓦伊勒·加尼姆对哈利德之死深感同情，在Facebook上设立了一个账户，名为“我们都是哈利德·赛义德”(We are all Khaled Said)，上传了哈利德受虐遗体的照片。(14)此举很快吸引了不少埃及青年，培养了一大批革命青年。
经济问题是主要原因？
北非中东政治动荡源于突尼斯无业青年布阿齐兹的自焚，至少从表面上看，经济问题应该是造成群众抗议示威从而导致政权更迭(regime change)的基本原因。在突尼斯1040万人口中，女性大学毕业生占毕业生总人数的60%，她们约占全国25岁以下年轻人的一半，而这些年轻人中约40%没有工作。阿盟秘书长穆萨1月29日在沙姆沙伊赫阿拉伯经济首脑会议上称，“阿拉伯精神已经被贫困、失业和普遍衰退打碎了”，他认为正在恶化的阿拉伯经济状况是导致类似突尼斯事件发生的先导。(15)前《中东报》主编拉希德先生也认为，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发生的政治动荡主要是由“失业问题”、“食油和食糖的涨价”等经济问题引起的。(16)然而，经济问题是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经常遇到的问题，大多数国家并没有因为经济问题而引发政治危机。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对全世界经济造成重大影响。但如果将北非中东政治剧变视为美国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危机的牺牲品，(17)或者全球气候变迁的衍生效应，(18)恐怕就难以解释为何同样受到这些跨国危机的困扰，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保持了政治稳定，而北非中东却未能幸免。可见，政权更迭的主要原因应该从政治领域来寻找，而经济问题最多只是导火索或诱因而已。此次发生政治剧变的几个阿拉伯共和国，至少都有两个严重的政治问题长期未能解决。一个是国家领导人的换代问题，另一个是领导人家族的腐败问题，这两个问题密切相关，都紧紧依托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
第一，突尼斯总统本·阿里与夫人莱拉·特拉贝尔西家族的腐败问题。本·阿里于1987年11月7日发动不流血的政变，以总理身份取代已经在位30年的终身总统布尔吉巴。1989年本·阿里第一次当选总统，1994年蝉联总统。执政党“宪政民主联盟”为了让身为党主席的本·阿里有资格参加1999年的总统选举，在其控制的国民议会提出宪法修正案并于1998年10月通过，将总统的任期增加到三届即连任两次。在1999年的总统选举中，本·阿里以99.4%的得票率当选。2002年5月突尼斯举行独立后首次全民公决，又一次通过宪法修正案，取消了对总统连任次数的限制，并将总统候选人的年龄上限增至75岁。这次修正为本·阿里竞选2004年以及2009年总统职位扫除了法律上的障碍。2004年总统选举，本·阿里赢得94.48%的选票。2009年10月25日总统选举，本·阿里赢得89.62%的投票，轻松战胜所有对手，第4次连任总统。本·阿里今年75岁，据说他本考虑将其女婿穆罕默德·萨赫尔·马特里(Mohamed Sakhr Materi)培养为接班人。(19)马特里出身富裕家庭，被视为纨绔子弟。
本·阿里夫人莱拉(Leila Ben Ali)来自特拉贝尔西家族(The Trabelsis)，她拥有10个兄弟姐妹，原是一名美发师。自1992年嫁给本·阿里总统后，她和特拉贝尔西家族成员的政治地位和经济财富迅速上升，在突尼斯国内引起极大的不满情绪。2010年12月布阿齐兹自焚后，维基解密公布了美国驻利比亚大使罗伯特·高戴克(Robert Godec)向美国国务院发回的外交密电，其中大部分内容是针对莱拉及特拉贝尔西家族腐败问题的。其中提到，突尼斯人将本·阿里一大家人视为“突尼斯腐败合流点”和“准黑手党”，称“本·阿里妻子即莱拉·本·阿里和她的一大家子——特拉贝尔西家族——激起了突尼斯人的最大忿怒。”(20)突尼斯人抱怨“所有东西都在这家族掌控中”。外交密电公布后，在突尼斯引起极大反响，加剧了反政府抗议活动，故此有人说突尼斯剧变是“第一个维基解密革命”。(21)也有人夸张地宣称，“对一个家族的憎恨导致了突尼斯的革命”。(22)据说1987-2008年本·阿里和莱拉一家人积累了130亿美元的财富。(23)
第二，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及次子贾马勒的腐败问题。埃及早在1971年通过了《永久宪法》，规定总统任期一届为6年，只能连任一届。当年萨达特总统为了突破两届任期，利用职权于1980年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取消了对总统任期的限制。穆巴拉克成为这个修正案的直接受益人。自1981年接任埃及总统后，穆巴拉克于1987年、1993年、1999年和2005年四次连任。2004年埃及出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取名“足够”（阿文“Kefaya”或“Kifaya”，英文“Enough”），矛头直指穆巴拉克，意思是穆巴拉克的统治“足够”了，应该退出2005年总统选举。(24)穆巴拉克为了平息国内外的抨击，于2005年2月出人意料地提出修改宪法第76条，允许多位候选人参加总统选举。(25)当年5月25日埃及举行全民公决，以82%的支持率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同年9月7日，穆巴拉克以88.57%的得票率第五次连任总统。此后，穆巴拉克加紧对其次子贾马勒·穆巴拉克（Gamal Mubarak，1963年生）的培养工作。贾马勒出任执政党“民族民主党”五大书记之一，负责执政党政策的设计和实施，他是埃及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如果埃及“一·二五革命”没有发生，贾马勒极有可能成为执政党推荐的候选人，并赢得今年9月份举行的总统选举，从而成为阿拉伯共和国中第二个子承父位的“官二代”。
正是对贾马勒继位的担心和对总统家族腐败的憎恨，在很大程度上激起了埃及“一·二五革命”。埃及反对派领袖、开罗大学政治学教授哈桑·纳菲阿博士认为，“正是继承计划在事实上推翻了穆巴拉克政权”。(26)据说这个继承计划出现于1998年，为给贾马勒创造条件使他顺利继位，埃及政府不断打击任何反对势力，摧毁一切继位道路上的绊脚石。特别是在2010年的人民议会选举中，为给2011年的总统选举铺路，埃及政府全面打压反对党，干扰和破坏选举过程，致使埃及各反对党仅仅赢得了98个席位，而民族民主党赢得了全部518席中的420席。“2010年的欺骗性选举标志着对萨达特创立的有限政治多元主义的背离。新华夫脱党、穆斯林兄弟会和其他反对派开始重新思考在这种条件下参加选举的有效性。”(27)穆巴拉克统治埃及30年，贾马勒本人自1998年开始从政，他们家里究竟聚敛了多少财富，全世界都在猜测。瑞士中央银行于2月11日宣布冻结存在瑞士各银行的埃及存款，总额共为27亿美元，其中穆巴拉克家族的存款有多少有待调查。(28)另据埃及调查和取证非法所得机构主席哈利德·赛里木法官作证，穆巴拉克及其家族利用各种影响搜集到的非法财富，仅仅存在埃及一家银行（埃及国民银行新开罗分行）的存款金额就高达2.5亿埃镑。(29)至于敛财的手段，据开罗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萨马尔·所罗门分析：“穆巴拉克家族的腐败不是盗取预算费，而是将政治资本转化为私人资本。”(30)另据《金字塔报》战略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在穆巴拉克统治后期埃及腐败盛行，每年腐败金额高达800亿埃镑。(31)
第三，利比亚领袖卡扎菲及其儿子们的腐败问题。卡扎菲于1969年9月1日领导自由军官组织发动政变，推翻伊德里斯王朝，建立利比亚共和国，时年仅仅27岁。1977年3月卡扎菲更改国名，发表《建立人民权威宣言》，取消国家议会，代之以“总人民大会”。同时取消政府，代之以“总人民委员会”。卡扎菲试图打碎一切国家官僚机构，使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卡扎菲本人于1979年辞去总人民大会总秘书（相当于国家元首）职务，自封为“利比亚革命领袖”。虽然卡扎菲不担任国家公职，却是举世公认的利比亚最高领导人。利比亚没有宪法，卡扎菲的领袖任期不受任何约束。今年卡扎菲69岁，已经在位42年，世人不知他将何时下台，谁将担任他的接班人。近年来人们发现，卡扎菲的次子赛义夫·伊斯兰（Saif Al-Islam，1972年生）频频公开露面，以国际慈善与发展基金会主席的身份代表卡扎菲讲话和从事政治活动。显然卡扎菲是在有意培养儿子做接班人。此次利比亚动荡期间，赛义夫多次露面讲话并代表卡扎菲参与谈判。如2月21日，赛义夫发表电视讲话，称“利比亚不是突尼斯和埃及”，“卡扎菲也不是本·阿里和穆巴拉克”，拒绝反对派提出的推翻卡扎菲的政治要求。(32)
卡扎菲共有8个儿子和2个女儿，长子穆罕默德控制了利比亚电信公司，三子萨阿迪经营出口自由区，四子汉尼拔控制了海上航运，二子赛义夫则在外交领域影响巨大。据维基解密显示，今年1月20日美国驻的黎波里大使与利比亚投资局局长穆罕默德·拉耶斯(Mohamed Layas)会谈。拉耶斯称投资局经营的资产达700亿美元，拥有欧洲蓝筹股如意大利联合信贷银行和英国皮尔森出版集团的股份。他还称，到2010年底，利比亚的外交净资产和主权财富基金总额达到1520亿美元。(33)其中存放在美国的主权财富基金达320亿美元，分别存在几家银行，每家经营3-5亿美元。(34)至于卡扎菲家族的财富，据说在意大利投资巨大，拥有埃尼石油公司、菲亚特汽车公司、器械工业投资公司等大公司的股份，甚至还拥有尤文图斯足球队7.5%的股份。(35)
“阿拉伯例外论”终结？
“阿拉伯例外论”(Arab Exceptionalism)是近20多年来在阿拉伯和西方学术界都十分流行的思想观点。它最初出现于冷战结束及东欧剧变之后，当美国思想家福山热衷推销“历史终结论”的时候，全世界发现“阿拉伯人仍在抵抗资本主义和对民主制度皱眉”。西方最终被迫接受了“阿拉伯例外论”，听任阿拉伯政治家、评论员和分析师“对全球化的质问、对资本主义的怀疑和对民主制的谨慎”。(36)阿拉伯人给“阿拉伯例外论”提供的存在理由是：阿拉伯社会十分独特，拥有泛阿拉伯主义思想、伊斯兰教传统和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2003年美国攻打和占领伊拉克，并在伊拉克推行“大中东民主计划”，试图将伊拉克改造成阿拉伯世界的民主样板。“阿拉伯例外论”得到了阿拉伯君主和独裁者们的支持，成为抵制阿拉伯民主化的思想武器。2005年埃及《金字塔报》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阿卜杜·蒙阿姆·赛义德撰文，称阿拉伯例外论证明了阿拉伯统治的合理性。他说：“围绕在我们周围的官僚主义、保守主义和原教旨主义依然强大，它们是滋养阿拉伯例外论的主导力量……”(37)
2006年秋，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伊利亚·哈里克(Iliya Harik)发表《民主、“阿拉伯例外论”和社会科学》一文，系统研究了美国民主推介机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受到“阿拉伯例外论”的影响及其对待阿拉伯民主实践的立场。他发现，在自由之家2001-2002年度的全球民主状况调查中，有资格纳入“选举民主”(electoral democracies)之列的共有121个国家，包括塞拉利昂、尼日利亚和冈比亚等非洲国家，却不包括一个阿拉伯国家。尽管摩洛哥、阿尔及利亚、黎巴嫩、约旦、埃及、科威特和也门都在实施“选举民主”，但似乎并未被民主之家所接纳。(38)其他西方学者受自由之家分类的启发，研究了“选举竞争力”(electoral competitiveness)问题，结果发现，民主空白确实仅仅局限于阿拉伯国家。这样，“阿拉伯例外论”就为比较研究所证实并被广泛接受了。(39)
2011年北非中东政坛剧变被一些阿拉伯作家称为“阿拉伯之春”，其实质就是建设民主社会和权力更替，倡导政治参与和分享自由。(40)当阿拉伯之春降临之后，关于“阿拉伯例外论”的争论再次兴起。《金字塔报》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前主任、现金字塔报业集团董事长阿卜杜·蒙阿姆·赛义德再次撰文，称“阿拉伯例外论基本上结束了，因为民主革命已经来临。”(41)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土耳其人欧麦尔·塔斯皮纳尔发表文章，标题就是《阿拉伯例外论的终结》。(42)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教授杰克·戈德斯通表示：“2011年之前，中东在世界地图上处于唯一一个几乎仍旧缺乏民主的地区。茉莉花革命和尼罗河革命看起来将要改变所有这一切。无论最终结果如何，应当可以说：素丹们的统治正在结束。”(43)
就理论层面而言，笔者赞成“阿拉伯例外论”面临终结的看法，毕竟将22个阿拉伯国家作为另类排除在人类历史进程之外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当今全世界处在全球化的快车道上，阿拉伯社会不可能游离于这个潮流之外。此次北非中东剧变由青年人发动和唤起，使用西方民主、自由和平等口号，借用手机、互联网、电视等现代信息工具，充分证明阿拉伯人民的基本诉求与世界人民没有太大差异。不过就现实层面而言，阿拉伯社会全面接受现代民主体制，不可能通过“阿拉伯之春”一蹴而就。任何国家的制度变迁注定都是一个较为漫长的历史过程，何况在阿拉伯社会还存在着浓厚的“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传统。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是军事政变或军人干政。
当代阿拉伯威权主义体制大多是在军事政变后建立起来的，如埃及纳赛尔领导的“七·二三革命”，利比亚卡扎菲领导的“九·一革命”，突尼斯本·阿里领导的“十一·七政变”，苏丹巴希尔领导的“六·三十政变”，等等。即便是非政变领导人，也大都源白军方背景。如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本身就是职业军人。也门总统萨利赫也是职业军人出身，而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曾是参加过反法独立战争的老兵。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虽然属于子承父位，但他也在军队中经历了长期锻炼。此次北非中东革命针对的就是这些坐拥军权而又长期在位的总统或领袖，那么军队的忠诚与否就成为维系政权的头等要素。
表面上看，本·阿里和穆巴拉克似乎都是被人民群众持续不断的抗议示威所推翻的，实则不然。真实情况是，突尼斯和埃及军队在最后关头，违背总统命令，不仅拒绝向人民群众开枪，而且选择站在人民一边，从而迫使总统下台。与其说两国人民通过和平方式夺取了政权，不如说两国军队通过不流血的军事政变实现了政权更迭。阿拉伯军队对于维系政权的重要作用通过也门、利比亚和叙利亚三国事态的发展看得更清楚。也门于1月27日、利比亚于2月15日、叙利亚于3月15日分别爆发群众抗议运动，虽然萨利赫、卡扎菲和阿萨德经历了多次冲击，可是仍然屹立不倒。背后的秘密就在于，尽管有少数军队将领哗变后加入反政府运动，但这三国领导人都拥有忠诚于自己的军队，这些军队都敢于向手无寸铁的示威群众开枪镇压。也门和利比亚是典型的部落社会，叙利亚属于教派社会，三国的社会发展程度不及突尼斯和埃及。突尼斯和埃及属于公民社会，人民的公民意识很强，军队的国家意识很高。萨利赫和卡扎菲长期培养和扶植自己的部落武装，阿萨德长期培育阿拉维教派武装，在关键时刻挽救了自己和家族的命运。现在的问题是，这种状况能够维持多久？
阿拉伯军队的关键作用不仅表现在政权更迭当中，也体现在政权更迭之后。如今的突尼斯虽然拥有临时总统（福阿德·迈巴扎）、临时总理（贝吉·凯德·埃塞卜西）以及临时政府其他成员，但他们的权威不足以控制那些经历了腥风血雨的革命青年。1月24日当青年们再次走上街头示威之时，武装部队总司令拉希德·欧麦尔将军来到青年人当中，苦口婆心地劝说他们撤出街道和广场，他说：“你们的革命是青年革命，当心失去这场革命而被他人夺去。”他又敬告：“武力导致空虚，空虚产生恐惧，恐惧催生独裁。”(44)
与突尼斯相比，埃及军队在过渡时期的作用更大，也更直接。2月11日，穆巴拉克总统在辞职时宣布将总统权力移交给“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也就是由军队对国家实行军管。该委员会主席是76岁的武装部队总司令、国防及军工生产部长侯赛因·坦塔维元帅。此后军方指定了修宪委员会（2月15日），任命了内阁新总理阿沙姆·沙拉夫（3月3日），举行了修宪公投（3月19日），修改并公布政党法（3月28日），批准并公布公投后的新宪法（3月30日）。军方的职责应该是在确保9月份举行议会大选和总统选举之后，向新政府移交总统职权并结束军管。埃及军方在“一·二五革命”前后的表现，赢得了埃及人民的高度赞誉和信任，问题是军方是否乐意在大选结束后向民选政府顺利移交大权并甘心回到军营？(45)
土耳其模式可供仿效？
土耳其模式(Turkey Model)是一个古老的说法，早在土耳其国父凯末尔（1923-1938年任总统）的时代，土耳其就因其全盘西化的发展战略成为某些发展中国家效法的榜样。此次北非中东剧变前后，又有不少记者和学者提出了土耳其模式问题。一是路透社记者艾伯昂·维拉莱贝蒂亚，他提出埃及可以借鉴土耳其军人的作用以便顺利实现民主过渡，还可以借鉴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简称正发党，AKP）的经验，即如何从一个被禁止的伊斯兰政党逐渐上台执政。(46)二是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桑纳·卡盖提，他说“土耳其可以给后穆巴拉克时代的埃及提供可做与不可做的有用名单，埃及人将决定可以从民主的‘土耳其模式’中吸取多少经验。”(47)三是美国《大西洋月刊》著名记者罗伯特·卡普兰，他也认为“土耳其是伊斯兰民主的榜样，可以为那些新近自由的国家提供一个作用模式，特别是从一个混和政体向民主政体演变的时候……”(48)
笔者不否认剧变后的北非中东国家，尤其是突尼斯和埃及两个以逊尼派穆斯林为主体的阿拉伯国家，可能会吸取土耳其国内的某些成功经验与发展教训，但是不可能仿效土耳其模式，更不可能走上土耳其道路。理由如下：
第一，所谓的“土耳其模式”含义不清，内容不明，还需要进一步概括、总结和提炼。虽然眼下有不少人呼吁和倡导土耳其模式，但几乎没人能够说清楚土耳其模式究竟是什么。有阿拉伯记者就指出了这个问题，认为土耳其模式含义混乱，究竟是指凯末尔全盘西化的现代化模式，还是指正发党执政后创造的变革与转型方式，需要明确界定这一概念的内涵。(49)对于土耳其模式，不同阶层、职业的群体会有不同的观察点和侧重点。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萨希尔大学副教授杜兰和华盛顿赛塔基金会(SETA Foundation)主任努哈，共同提出了三类人群的理解：(1)中东世俗独裁精英的理解，认为土耳其是一个将军人监控下的现代化与伊斯兰因素融为一体的好榜样；(2)中东伊斯兰运动和组织的理解，认为正发党通过民主选举成功上台执政，并在伊斯兰与民主、法治与经济发展等领域创造了成功经验；(3)中东街头人民群众的理解，将土耳其视为促进民主改造、经济发展和政治自由的良好榜样。(50)如果缺乏共同的理解和认知，无疑将会妨碍土耳其模式的传播与影响。
第二，土耳其模式是土耳其国情的产物，有其地方性和局限性，不可能被阿拉伯国家照搬。无论土耳其模式的内涵如何界定，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土耳其模式是土耳其民族、历史、文化、宗教、政治、经济与社会长期积淀的产物，不可能完全适用于阿拉伯国家。事实上，多数阿拉伯人对土耳其至少抱有三点负面看法：其一，土耳其曾经在近代统治阿拉伯世界400多年，留下了不太美好的历史记录；其二，土耳其长期梦想加入欧盟，成为欧洲的一部分，不愿与中东国家为伍；其三，土耳其是一个高度世俗化的社会，国家法律限制伊斯兰化的思想与主张，禁止妇女在公共场合披戴头巾和面纱。
第三，土耳其正发党上台执政的经验可能被吸取。正发党成立于2001年，具有浓厚的伊斯兰背景，它在2002年11月3日举行的土耳其第15届大国民议会选举中，一举赢得550个总议席中的363个席位，拥有超过三分之二的议会多数席位，组成了清一色的正发党政府。2007年7月22日第16届议会选举，正发党又赢得341个席位，继续单独执政。正发党在台上这八年多，土耳其经济增长迅速，社会保持稳定，赢得广泛支持。正发党的成功极大地刺激了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政党和组织，而北非中东的政坛剧变又给政治伊斯兰(Political Islam)势力的发展创造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突尼斯总统本·阿里长期压制国内伊斯兰运动的发展，1991年逮捕伊斯兰复兴运动党主席拉希德·加努西，以阴谋推翻政府罪判处他无期徒刑，后来将其驱逐国外。今年1月30日，加努西从英国返回突尼斯，立即开始重振复兴运动党，积极筹备参加7月份举行的议会大选，称他的党打算仿效土耳其正发党走过的道路。(51)埃及最大的伊斯兰组织——穆斯林兄弟会在穆巴拉克时期一直遭到高压控制，只能以独立人士参加议会选举，不能以政党形式统一亮相政坛。随着穆巴拉克的下台，穆兄会于2月21日决定建立它自己的政党——“自由与公正党”。4月30日，穆兄会任命自由与公正党领导成员，该党副主席伊沙姆·阿尔彦称：该党打算在今年9月举行的大选中赢得45%-50%的人民议会席位（总共508席）和协商议会席位（总共264席）。(52)穆兄会进军议会的野心昭然若揭。
第四，土耳其军方的容忍立场可能会被借鉴。土耳其军方是凯末尔主义的坚定捍卫者，曾在1997年迫使埃尔巴坎总理辞职，理由是怀疑埃尔巴坎和他领导的繁荣党(Welfare Party)拥有一个伊斯兰议程。繁荣党被迫解散，于1998年12月重组为美德党(Virtue Party)。2001年6月美德党因违背宪法中的世俗主义条款，而被宪法法院禁止。随后美德党联合其他政党组成了正发党，正发党主席、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就是当年繁荣党的成员，并且是埃尔巴坎的亲信。这八年来土耳其军方与正发党多次产生摩擦，但是没有用武力手段迫使其下台。这就给正发党提供了证明自己的机会。
那么突尼斯和埃及军方要不要给本国伊斯兰政党提供这样的机会呢？1991年12月26日，阿尔及利亚举行议会选举，在野的“伊斯兰拯救阵线”战胜执政的“民族解放阵线”，一举赢得议会多数席位。阿尔及利亚军方从幕后走到前台，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总统沙德利，接管国家领导权，废除议会选举结果，避免了伊斯兰政权在阿尔及利亚的出现，但是却引发了长达十年的阿尔及利亚内战。显然阿尔及利亚军方提供了反面教训，而土耳其军方提供了正面经验，如果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突尼斯伊斯兰复兴党和埃及自由与公正党双双赢得议会多数席位，突尼斯军方和埃及军方将何去何从？显然土耳其军方的容忍立场更值得借鉴。
美国外交政策的成功？
美国外交政策历来提倡推进民主、自由和人权，具体表现在北非中东地区，就是在2003年攻占伊拉克之后，布什政府制定了“大中东倡议”(The Greater Middle East Initiative-GMEI)，作为提交给2004年6月8-10日召开的G8首脑会议的工作文件。该倡议从政治、社会和经济三个方面描述了全面改造大中东的计划：“提倡民主和良治；建立知识社会；扩展经济机会”。(53)其中第一点遭到了阿拉伯国家的强烈反对，尤其是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和突尼斯总统本·阿里，他们拒绝出席G8首脑会议的邀请。但布什政府执意在中东推广民主价值观，试图将伊拉克建成阿拉伯民主样板。2004年3月，阿盟首脑会议在突尼斯召开，会议结束时发表了“突尼斯声明”，一方面对美国侵占伊拉克和强硬干涉阿拉伯事务不满，另一方面也表示愿意“加强民主实践，扩大政治和公共生活的参与，强化公民社会的作用”，(54)等于变相接受了美国大中东倡议的部分要求。
此次北非中东政坛剧变，尤其是美国坚定盟友穆巴拉克的垮台，一些人视之为“布什的胜利”，(55)另一些人视之为“美国的成功”，(56)意即布什政府的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但也有人认为北非中东事变并不是美国一手制造的，美国只是为了它在北非中东的利益，因势利导，顺势而为，试图驾驭事变的潮流而已，谈不上美国外交政策的成功与否。(57)还有人认为，由于美国与法国、英国一道发动对利比亚的空袭，将一场原本由利比亚人民发动的反对卡扎菲家族统治的正义革命变成了又一场丑陋的十字军战争。(58)笔者认为，表面上看，美国在北非中东推广民主确实取得了一定成果，本·阿里、穆巴拉克等人的垮台确实使一些阿拉伯革命青年为美国拍手叫好。但是，目前还不是断言美国外交政策成功的时候，今年下半年即将到来的革命后的首次大选才是评判美国外交政策成功与否的关键。
虽然北非中东政权危机目前还在持续，还没有最后结束，但有两个结果已经可以明显看出：(1)阿拉伯亲美政权遭遇沉重打击，美国的阿拉伯盟友要么已经下台（如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要么正在拼命支撑（如也门总统萨利赫），要么受到严重冲击（如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巴林国王哈马德、阿曼苏丹兼首相卡布斯）；(2)阿拉伯世俗政权遭到重创，对政治伊斯兰势力一贯毫不手软的本·阿里总统和穆巴拉克总统双双下台，而一贯坚决打压政治伊斯兰势力的利比亚领袖卡扎菲正在东躲西藏。这两个剧变结果对美国意味着什么？其一，美国精心构筑的北非中东战略格局已经彻底动摇，美国的阿拉伯盟友正处于风雨飘摇当中，美国必然会对其北非中东战略重新做出调整和修补。其二，阿拉伯国家的政治伊斯兰势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北非中东地区的政治面貌。政治伊斯兰势力大都具有一定的反以（以色列）和反美（美国）倾向，这就是奥巴马政府在处理埃及革命时犹豫不决的原因。一个虽然“独裁腐败”但对美国友好合作的穆巴拉克的下台，换来的不一定是一个“民主自由”而又继续亲美政权的出现。在未来埃及的政治版图中，穆斯林兄弟会、圣战分子、赛莱菲(59)这些为美国所厌恶而又担忧的政治势力将有可能营造一个脱美甚至反美的埃及。(60)如果是这样，美国将不得不重新反思在阿拉伯世界积极推广民主的负面效应。
注释：
①曼支·赛义达尼：《点燃突尼斯人怒火的女警察》，〔伦敦〕《中东报》，2011年4月29日。
②艾哈迈德·优素福·盖尔基：《一·二五之路通向民主》，〔埃及〕《金字塔报》，2011年2月17日。
③北非(North Africa)是指非洲北部的7个阿拉伯国家，即埃及、苏丹、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
④中东(Middle East)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中东是指西亚国家加上埃及（埃及横跨西亚和北非，苏伊士运河以东的西奈半岛属于西亚，运河以西属于北非），广义的中东是指西亚加上北非。自2003年起，美国布什政府又提出“大中东”(Great Middle East)或“泛中东”(Broad Middle East)的概念，将南亚的巴基斯坦、东非的索马里等包括进来，服务于美国的反恐战争。
⑤本文所说的革命，是指“人们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中所进行的重大变革。人们改造自然的重大变革，有技术革命、产业革命等。人们改造社会的重大变革，即社会革命。社会革命是历史发展的火车头。”见《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第2275页。
⑥塔利格·哈米德：《突尼斯是一场革命吗？》，《中东报》，2011年1月16日。
⑦塔利格·哈米德：《突尼斯是一场革命吗？》。
⑧阿卜杜·拉赫曼·拉希德：《突尼斯是第一场阿拉伯革命》，《中东报》，2011年1月16日。
⑨同上。
⑩穆斯塔法·法基：《阿拉伯人与埃及革命》，《金字塔报》，2011年4月19日。
(11)拉德旺·赛义德：《埃及的自由就是阿拉伯世界的自由》，《中东报》，2011年2月11日。
(12)穆罕默德·卡德里·赛义德：《青年革命：国内外反响》，《金字塔报》，2011年2月12日。
(13)宰因·阿比丁·鲁卡比：《阿拉伯国家街头抗议的几个原因》，《中东报》，2011年1月29日。
(14)Dina Shehata,"The Fall of the Pharaoh:How Hosni Mubarak's Reign Came to an End",Foreign Affairs,Vol.90,No.3,May/June 2011.
(15)Pat Lancaster,"Tunisia:A Catalyst for Change",Middle East,Issue 419,February 2011,p.19.
(16)阿卜杜·拉赫曼·拉希德：《失业、食油和食糖的起义》，《中东报》，2011年1月11日。
(17)宰因·阿比丁·鲁卡比：《阿拉伯国家街头抗议的几个原因》。
(18)Sarah Johnstone and Jeffrey Mazo,"Global Warming and the Arab Spring",Survival,Vol.53,No.2,April-May 2011,p.11.
(19)Pat Lancaster,"Tunisia:A Catalyst for Change",p.18.
(20)"What WikiLeaks Revealed About Leila Ben Ali's Excesses in Tunisia",The National,March 7,2011.
(21)Ibid.
(22)John Thorne,"Hatred against One Family Brought Tunisia to Revolution",The National,March 7,2011.
(23)曼支·赛义达尼：《逮捕33名总统家庭成员》，《中东报》，2011年1月20日。
(24)Manar Shorbagy,"Understanding Kefaya:the New Politics in Egypt",Arab Studies Quarterly,Vol.29,No.1,Winter 2007,pp.39-40.
(25)Yoram Meital,"The Struggle over Political Order in Egypt:The 2005 Elections",The Middle East Journal,Vol.60,No.2,Spring 2006,p.264.
(26)海依西姆·塔比阿：《哈桑·纳菲阿接受〈中东报〉采访：正是继承计划推翻了埃及政府》，《中东报》，2011年4月23日。
(27)Dina Shehata,"The Fall of the Pharaoh:How Hosni Mubarak's Reign Came to an End".
(28)《瑞士决定冻结穆巴拉克的可能存款》，《中东报》，2011年2月12日。
(29)穆罕默德·艾哈迈德、艾哈迈德·加姆拉维：《埃及总检察长决定扣压穆巴拉克及其家庭的钱财并禁止其旅行》，《中东报》，2011年3月1日。
(30)Ed Blanche,"Treasure of the Tyrants",Middle East,Issue 421,April 2011.
(31)谢里夫·叶迈尼：《收回腐败官员亿万财富萦绕埃及人的梦想》，《中东报》，2011年2月27日。
(32)穆罕默德·阿卜杜·哈桑尼：《赛义夫·伊斯兰·卡扎菲承诺进行根本性改革，警告可能爆发内战》，《中东报》，2011年2月21日。
(33)Ed Blanche,"Treasure of the Tyrants".
(34)Ibid.
(35)Ibid.
(36)Abdel-Moneim Said,"The Exception Proves the Rule",Al-Ahram Weekly,Issue 733,March 10-16,2005.
(37)Ibid.
(38)Iliya Harik,"Democracy,'Arab Exceptionalism' and Social Science",The Middle East Journal,Vol.60,No.4,Autumn 2006,pp.676-677.
(39)Ibid.,pp.679-680.
(40)赛义德·巴尼斯尔德·阿拉维：《阿拉伯之春》，《中东报》，2011年4月7日。
(41)阿卜杜·蒙阿姆·赛义德：《阿拉伯例外论的终结》，《中东报》，2011年3月2日。
(42)Omer Taspinar,"The End of Arab Exceptionalism",Today's Zaman,February 14,2011.
(43)Jack A Goldstone,"Understanding the Revolutions of 2011:Weakness and Resilience in Middle Eastern Autocracies",Foreign Affairs,Vol.90,No.3.May/June 2011.
(44)曼支·赛义达尼：《突尼斯与军队总司令》，《中东报》，2011年1月24日。
(45)Ibrahim A.Karawan,"Politics and the Army in Egypt",Survival,Vol.53,No.2,April-May 2011,p.43.
(46)Ibon Villelabeitia,"Analysis:Can the Arab Revolt Learn from Turkish Model?" Reuters,February 2,2011,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1/02/02/us-egypt-turkey-idUSTRE7116P120110202.
(47)Soner Cagaptay,"A Turkish Model for Egypt?" The Jerusalem Post,February 6,2011.
(48)Robert D.Kaplan,"Arab Democracy and the Return of the Mediterranean World",The Washington Post,February 27,2011.
(49)赛米尔·萨利哈：《土耳其模式与阿拉伯世界的起义》，《中东报》，2011年3月9日。
(50)Burhanettin Duran and Nuh Yilmaz,"Whose Model? Which Turkey?" February 8,2011,http://mideast.foreignpolicy.com/posts/2011/02/08/whose_model_which_turkey.
(51)米歇尔·艾布·纳杰姆：《复兴党主席加努西：我们打算组成竞选联盟以便能够夺取政权》，《中东报》，2011年4月28日。
(52)沙阿班·阿卜杜·西塔尔：《埃及兄弟会宣布任命党的正副主席及秘书长人选》，《中东报》，2011年5月1日。
(53)Talmiz Ahmad,Reform in the Arab World,External Influences and Regional Debates,New Delhi:India Research Press,2005,pp.17-18.
(54)Ibid.,pp.46-47.
(55)Tobin Harshaw,"Egypt's Revolution,Bush's Victory?" The New York Times,February 11,2011.
(56)Yair Evron,"An American Success",Haaretz,February 17,2011.
(57)宰因·阿比丁·鲁卡比：《美国：制造事变还是驾驭事变潮流》，《中东报》，2011年4月30日。
(58)侯赛因·阿里·哈姆达尼：《十字军战争还是人民革命？》，《中东报》，2011年4月14日。
(59)赛莱菲为阿拉伯文Salaf的音译，意为遵守早期伊斯兰教传统的穆斯林，他们基本上都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
(60)阿卜杜·蒙阿姆·赛义德：《美国与阿拉伯革命》，《中东报》，2011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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