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天则所开学术批评讨论新风——张曙光挑战国家能力论——胡鞍钢接招答辩诉初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鞍钢论文,新风论文,北京论文,初衷论文,接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两留美博士撰写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曾为国内外媒体及国家有关部门瞩目。但近来的反映似乎并不完全是喝彩。最近，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举行了双周讨论会，讨论的主题是张曙光教授写的长篇书评《国家能力与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兼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以下分别简称为《书评》和《报告》）。开会前10天，把《书评》（约2万字）和《报告》的内容提要（约1.5万字）寄送给参加会议的学者阅读准备。为了使讨论会能够真正展开辩论，还特邀了《报告》的作者之一胡鞍钢博士出席（另一作者王绍光先生现在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系执教）。
《书评》认为，《报告》的最大贡献在于明确提出了国家在市场经济转型（注意不是市场经济本身）中的作用问题，但其回答却很难令人满意。《书评》从三个方面对《报告》的理论倾向和分析方法进行了全面的评论。
首先提出和评论的问题是，国家在经济发展和制度转型中的作用究竟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自觉的，还是被迫的？《报告》的回答是肯定的。而《书评》则认为，简单的肯定和简单的否定都是片面的。并从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市场逻辑和国家观念的相互关系上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大量事实以为证明，同时，根据《报告》的多处论述（如建立市场经济制度是一个非自发的过程，政府要减少体制转型中的无序、冲突和混乱，政府要向社会大众灌输市场经济观念，改革的成本和代价都是由政府支付和承担的等），指出其基本的理论倾向是国家万能论和政府高明论，认为中国的改革和进步既有赖于发挥国家的作用，也有赖于打破对国家的迷信。
提出和评论的第二个问题是，国家能力究竟是强好，还是弱好？《报告》以财政收支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支占全部财政收支的比重作为衡量指标，以改革前和外国的指标值为参照系，其回答也是肯定的。《书评》则认为，这仅仅是一种简单的量的比较，缺乏对事物本质的分析，而且强比弱好的前提本身就值得讨论。与此相对应，《书评》也提出了两个参照系，一是如果把国家的财政关系看作是政府与个人之间的交易关系，税收既是政府提供服务的报酬，也是个人购买政府服务的价格，税赋的高低主要取决于政府提供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政府提供的基本服务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政府在这方面提供的服务是远远不够的。相对于政府提供的服务，个人的缴纳也许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二是政府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书评》提出了二者关系的四种模式（即弱政府和弱社会相结合，强政府和强社会相结合，强政府和弱社会相结合，弱政府和强社会相结合）和现代社会制度结构的两种发展道路（社会和政府相互适应、由弱到强、水涨船高式的发展道路；二者由不相适应、到较低水平的适应、再到共同提高的道路），改革前的中国实行的是强政府弱社会的模式，也只能选择第二条道路。不仅如此，《书评》还根据中国地方政府的二重性质即一方面，作为地方政府，它是国家政权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作为中央国有经济的“基层单位”和地方国有经济“计划者”或“公有权主体”，它是与政府相对应的社会组织，有很强的社会功能，它在改革前后态度和行为的变化，说明了增强社会力量，约束政府行为，在建立市场经济基础结构中的作用，指出《报告》关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行为假设（中央政府的行为符合善良假设和自觉性假设，地方政府的行为符合邪恶假设和盲目性假设）不适当。并由此得出结论，简单地、孤立地讨论国家能力的强弱是没有意义的，相对于社会力量来说，强政府和强中央不一定是好事情，它会造成国家权力的过份膨胀和对个人经济自由权利的侵害，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国家权力的削弱是必然的，它有利于市场经济基础结构的建立和发展。
最后，《书评》批评了《报告》使用的分析方法，指出其所进行的经验实证分析缺乏应有的理论指导，没有要加以检验的理论假说，为实证而实证；其所进行的比较分析往往不加分析地以西方的国家制度和体制模式为参照系，用以比较和说明中国的问题，而忘记了其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并以财政问题为例，说明了中国问题的复杂性，认为仅仅用前述两个指标根本无法解释中国的国家能力问题。
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胡鞍钢博士在会上作了答辩发言。他对这种形式的讨论会作了高度评价，认为这完全符合国际惯例。他介绍了杨培新、贾谊、张维迎、周为民、杨大利、崔之元、饶余庆、吴明瑜等对《报告》的评论，认为张曙光先生的评论是建立在认真读书的基础之上的。他进一步说明了《报告》的背景和出发点，并回答了《书评》提出的批评，认为美国是从分权走向集权，中国是倒了过来，《报告》没有国家万能论的意思，而是强调了权力制衡，只是指出国家能力下降的过程应当停止；军队经商、腐败的速度超过GNP的增长、地区差距扩大，均与中央财力下降有关，这是一种危险的兆头，南斯拉夫解体的原因就在这里；《报告》关于中央和地方政府行为的假设具有非严格性，中央政府的行为也有盲目性和邪恶性，如大跃进。
参加会议的3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着《书评》和《报告》提出的问题以及胡的答辩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关于国家的作用问题，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盛洪认为，国家是解决外部性问题的一种制度安排，是不能参与竞争性部门的经济活动的。有国有纺织企业，就不能保护农民；与地方争利，就不能保持公正，调解纠纷；经济周期波动是中央干预的结果，第一步干预成为第二步干预的理由，政治动员扩张，行政命令收缩；消费膨胀更是国有企业的行为造成的，向大中型国有企业输血，实行负利率，导致了通货膨胀。乡镇企业咨询中心高小斯认为，用中央财力下降，地区差距扩大来解释南斯拉夫的分裂和危机，道理并不充分。地中海地区仍然是世界政治的焦点，是火药库。南斯拉夫解体与其说内部原因是主要的，不如说外部原因是主要的，差距大是否就是分裂的因素，值得怀疑。缩小差距也不能走回头路。中信国际金融研究所邹南认为，投资膨胀不是由于地方主义，而是由于价格扭曲，通过国家垄断把原材料弄到国有企业去浪费，是扼制发展。在资源问题上，宁可支持地方保护主义，也不能支持价格转移。致公党副主席杨纪珂认为，地区差距拉大是由于实行了削贫济富的政策，沿海捞，中央帮，苦的是产煤产粮省。解决的办法可以学“欧共体”，征收二氧化碳税来补偿植树造林的地方。
关于国家能力问题，高小斯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他认为，国家能力包括保卫国土的能力、调节集团利益的能力、控制稳定发展的能力，权力自我控制的能力、而国家实力包括军事力、财力和科技力。二者的增长可以成正比，也可能出现实力增长，而能力相对下降。国家只有立足于管理者，而不是所有者，才能保持中立性；丧失了中立性，国家能力就会下降。当代中国的国家调节能力是先天不足，既要税收，又要利润，矛盾无法调和。官不与民争利，国不与民争业。只有从中立立场出发，用税收调节利益集团，用市场调节资源分配，才能既增强国家实力，又提高国家能力。
关于如何看待西方的国家模式和政治体制，盛洪认为，《报告》以及很多学者往往以西方的国家模式和政治体制作为参照系，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一套。美国的政治体制是相互制衡，其实现在已经失衡。西方的现代体制无法阻止通过投票走向计划体制，布坎南认为无法制衡赤字和预算扩张，平衡预算几乎不可能通过。中国与西方不一样。美国用法律取代了家庭，中国的家庭有很多功能，很多问题，如退休养老问题，都可以通过家庭解决。高小斯认为，民主制三权分立，是对等制衡，中央集权实行流官制，是补充制衡；中国社区自治的功能很强，历史上县以下没有官，很多问题不需要政府解决；乡镇企业实际上是社区经济，任何一个组织系统要有非组织系统的配合，国家能力也要有补充系统，弱化基层自治组织是自掘坟墓。
关于研究方法问题，中国社科院经济所赵人伟支持《书评》对《报告》的批评，他在美国就同王绍光讨论过这个问题，王用集权分权来解释中国的国家能力问题，认为1956、1965年集权，国家能力强就好，大跃进、“文革”时分权，国家能力弱就不好。这未免过于简单化了。《报告》只看两个指标的百分比就作结论，比重越高越好，也太简单了。应当先看构成，构成不一样，百分比相同，情况也不一样。改革前中国两个指标的比例高，但把折旧包括在内，高也无用，瑞典是高税收，高福利，与中国大不一样。胡提出发挥中央的主导作用，这也要具体化，也要分项目、分构成进行研究，然后才能进行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