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中国面临的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18年来，中国经济以年均9.4%的速度递增，创造了令全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同时，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渐进式改革进程中，在中国经济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快速发展中，也衍生和积累了一些问题和矛盾。整个“九五”时期将是中国经济变动和调整最激烈、最活跃、最痛苦也是最见成效的时期，经过“九五”调整的洗礼，中国经济在质量和水平上将更上一层楼，中国将以经济强国（而不仅仅是大国）面貌迈进21世纪。
一、两个攻坚战：中国经济增长面临严峻考验
改革开放后我国已经历了3次周期波动，目前正在发生的第4次周期波动与前3次比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前3次主要是通胀与速度的矛盾，当时的背景是各个方面的供给不足。因此，虽然国家为了抑制通货膨胀而采取了紧缩的政策，但凡能找到投资的，都使经济得到了发展，东南沿海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得到了发展的机遇。这一次的困难却突出地表现在四个方面：（1）普遍的而不是个别的产品过剩。彩电、洗衣机、汽车、摩托车、收音机、收录机、钢材、玻璃等许多产品相继出现过促销大战，价格大战，就连我国生产能力并不过剩的化肥，今年也出现旺季淡销情况，存在行业性衰退和调整问题的煤碳、森工、军工、纺织，其调整也进行得举步维艰。据统计，目前市场上畅销产品仅为7%，平销和滞销产品达93%，虽然出口大幅下降也是当前的一大困难，但笔者对出口却持较乐观的判断，国内市场的激烈竞争和低价无利状况将迫使和诱导有条件的企业去争夺相对较有利益的国际市场，这一特点在经过一段时滞后将表现出来。（2）开工不足、设备闲置和失业加剧。（3）国有企业经营状况急剧恶化，投资不断上升，产值和利润却不断下降，国有经济占用了全社会2／3的资源投入，对总产值增加额的贡献仅为1／3。国企负债率更是一路彪升，空壳公司已不鲜见，西部一些比较困难的企业，已经从吃完利润、吃完资产转而开始吃土地。（4）企业利润急剧下滑尤其是国有企业亏损和经营状况恶化，速度与效益分离，出现有速度无效益的局面。这种状况实际上从去年下半年即已初现端倪，1996年情况越加严重，今年1—4月，虽然增长率仍保持在公认的较高水平10%上，却出现了建国以来第一次的国有企业的净亏损，虽然从统计数字看5月份以后亏损局面有所缓解，但据笔者的观察，真实情况并不乐观，盈利水平较高且财务管理较为规范的上市公司96年中期业绩报告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可以说，中国经济陷入了1978年以来最严峻的局面。
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在于两个方面：（1）渐进式改革进行到今天，主要进行了容易改的、各方面都受益的改革，而把最难改的留下来，改革进入了攻坚战。国企改革和政府改革尤其举步维艰。（2）与改革进行攻坚阶段一样，生产力调整也面临攻坚战。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中国不仅过去的“短缺经济特征”发生了根本变化，同时，新一轮的产品和产业选择也不再是改革开放之初的情况。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工业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主要是以日用消费品为轴心展开的，轻工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并大大推进了工业化的进程，相对于重化工和高科技产业的要求而言，其技术和科技要求不是太高。今天，不仅传统的日用消费品基本上已经饱和，技术含量较高的家电等耐用消费品这些新一代轻工产品的积压也已相当严重。今后，新的消费热点将要求我们不再是低技术的资产更新，而一定是高科技基础上的前进。与此同时，还有国际市场竞争的加剧，和我们一样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许多周边国家，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比如越南和其他东南亚国家。据报载许多产品已经或正在出现国际性的生产过剩，如电梯、电视机、钢铁、丝绸等，就连我们羡慕不已的电脑芯片、石化产品，也正在出现过剩苗头，这给我们新一轮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更大困难和压力。就生产力的层面而言，与目前改革正处在最困难的攻坚阶段一样，产业升级和更高程度的工业化，也正面临最艰难的攻坚阶段，这正是当前企业效益严重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正面临严峻考验。
二、走出低谷：对策评价与选择
面对微观经济恶劣状况，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扭亏增盈、刺激消费、开拓市场的财政金融政策和行政措施，主要有两次降息、鼓励直接融资和证券市场的发展、增加流动资金贷款、主办银行和银企合作的财政金融政策，大力推进企业资产的重组和兼并，国有企业扭亏的行政首长负责制等，这些措施的积极意义在于：（1）可以减轻企业、银行和国家的利息支出，对扭转企业的困境有一定作用；（2）直接融资和证券市场的发展，减轻了通胀压力，分散了风险，给企业特别是优势企业增加了另一条吸引资金的渠道，它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方面；（3）给企业注入了一定的流动资金，对因流动资金不足而经营困难的企业有一定帮助；（4）国有企业扭亏的行政领导负责制和定期统计办法，把扭亏工作提到了相当高度，对帮助企业解决一些困难也是有相当的积极意义的；（5）安居工程不仅能刺激消费，而且具有较大的产业带动面，对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拉动作用。
但是，笔者认为，由于中国的情况与西方的情况不同，上述政策所能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而且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1）新一轮周期启动需要的是在更高基础上的大规模固定资产更新，而由于依然存在的通胀压力，我们今天还只能给企业注入一定的流动资金，而不是大规模固定资产更新所需要的资金，但后者才正是走出低谷的最根本需要。（2）国企改革和发展的难度（尤其是观念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使兼并、破产、资产重组非常困难和缓慢，为了社会稳定，政府会对该死的企业采取救助，这样不仅浪费了社会资源，而且延缓结构调整，而这也正是走出危机的最根本需要。尤其要提出的是，这种救命式而非发展式（且普遍采取的）强制注入，还可能带来三个方面的危害：一是阻碍了低谷期本该进行的生产力调整和规模经济的形成，二是可能形成“复制古董”的结局，三是可能出现限制对整个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的乡镇企业、县级经济、个体经济等其他经济力量发展，由于在较紧的环境和极其有限的财力中对国有企业实行绝对倾斜的政策，使其他企业的要素取得受到限制，这在许多县级经济中已出现苗头。（3）扭亏增盈的行政领导负责制可能带来诸如行政干预、虚假盈利、地方封锁和分割等负面效应。（4）银行的状况更加不容乐观，银企结合的方式给国有企业创造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如果在这个机会中企业的确能克服困难求得发展，就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如果国有企业在这个机会中仍然不能走出困境，将使银行也一起被拖入困难之中，我们的银行本来已有相当数量的不良债务，如果再有什么风浪，将极有可能诱发金融危机，这是非常危险的。虽然我们在选择扶持对象时确定了若干产业政策，但从中国今天和相当长一段时期的实际情况看，客观造成的错误选择和行政目的造成的错误选择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因此，在银行商业化改革尚未走出路子时，最好慎用行政意图为主导的银企结合措施。（5）住宅建设对消费的刺激还受收入增加的制约，而收入增加又受企业效益的制约，这就在改善企业经营状况和刺激住宅消费上出现一个相悖的两难选择：增加职工收入就会进一步增加企业成本，使企业利润状况更加恶化，不增加职工收入又无法为住宅消费提供动力。安居工程以启动无房的低收入职工为对象，这就要求房屋的售价相对较低才有启动意义，为此政府已向群众作出承诺，要求经营安居工程的公司不以利润为目的，但这样一来，为积累提供源泉的利润没有了，这又是与经济发展对利润和积累的要求相悖的，与改善企业（包括房地产企业）的利润状况相悖的，使经济陷入“无利润消费陷井”。同时，我国城镇居民和职工的居住习惯和文化传统意识长期习惯于以单位群体居住为主，人们担心在外面购卖商品房的费用负担难以承受和福利条件丧失，担心安全问题，担心交友问题和社会活动问题，中国人传统上还注重为子女的教育和家庭的其他额外开支留出积蓄，银行利率的下调还使人们不太愿意拿出已存的定期存款，也对激活住宅消费形成阻碍。当然，房地产业在某些城市成为支柱产业也是极可能的，比如北京、上海、深圳、成都等，但具备房地产支柱产业发展条件的城市在相当长时期不会太多，比如四川的成都和重庆，前者就有培育房地产支柱产业的基础：有广泛的市场基础。因为气候温和、地势平坦、交通方便，又是商业中心、文化中心和政治中心，适合生活，成都附近地区（甚至重庆）的个人购房历来多首选成都，援藏退休人员更是绝大多数选择成都作最后的定居地，就连新疆等地的四川籍职工，也踊跃回成都购房，境外、国外公司纷纷前来设置机购、建立分公司，争夺商业机会，也形成一个很大的房地产市场。但这种状况，在与成都仅300多公里之隔的重庆，就迥然不同，重庆的房地产业就很难有成都那样的市场基础，就很难说能形成支柱产业。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对安居工程的作用要有适当估计，不能太夸大。中国经济1996年出现种种困难现状很容易使人对今天的中国经济问题作出“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的结论，也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市场经济国家曾采用的反危机措施。但笔者认为，中国今天的困难与市场经济国家曾经历的“生产过剩”危机有着本质的区别，也不是西方经济中所说的有效需求不足，我们的问题不在生产过剩或消费不足，更危险的问题在于积累不足！积累不足的原因在于：（1）国有企业缺乏激励积累的机制。我国渐进式的改革是以收入分配为先导的，各方面的改革都导致了收入的增加，就是没有鼓励人们积累的冲动，国有企业的积累机制至今没有得到解决，而一种经济体制和社会制度，如果不同时既解决“干活机制”又解决“积累机制”，就不会有生命力。（2）过度竞争和无序竞争使价格非合理降低从而影响积累能力。改革中鼓励乡镇工业和个体经济等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和搞活企业的各种措施，虽然使机制方面的优势得到了发挥，但由于管理上没有跟上，各个方面的过度竞争和无序竞争使企业的利润受到损害。（3）折旧太低且上交制度不合理，使企业难以形成积累。国有企业的相当一部分利润是本应提取的折旧（从而进入成本），这样，当企业应进行技改和更新时，根本没有足够的积累，特别是高科技产业，技术更新换代快，相应要求加速折旧，以尽快收回投资为更新积累一部分资金，但我们却没有能这样，企业尤其是国企，普遍不具备用自己积累的折旧基金来进行更新的能力。（4）应该关停并转的国有企业因种种原因长期不能按经济规律办事，继续注入不该注入的资金，使整个社会的财富和利润被消耗。（5）我国几十年的左的历史，使人们还疑虑犹存，个体户见好就收的也不少见；中国惊人的浪费，许多方面超前的消费，进一步削弱了我国的积累水平和积累能力。1995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为10.2%，利润若扣除通胀因素几乎没有增长，国企的亏损还不断增加。相比之下，1995年全球经济增长虽仅2.4%，500强的营业收入却增长11.1%，利润增长14.7%，荷兰皇家壳牌石油集团、美国通用汽国公司和通用电气公司的利润，更是分别高达69亿美元、69亿美元和66亿美元，美国1995年的经济增长也是不到3%，但当年的盈利增长高达14.8%，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平均工资增长也仅为2.8%，丰厚的利润为美国公司在国内外的投资和拓展提供了重要的积累基础。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是“社会的最重要的进步职能”，没有足够积累的经济，是没有前途的，这一点至今还未引起应有的重视，这是非常危险的。我国积累不足不仅存在于工业的，农业领域也同样，我国的许多农产品价格高于国际市场，除了有中国人多地少的特殊矛盾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积累不足。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只是说明某些产品生产能力的相对过剩从而需要进行结构调整，而不能说明其他。相反，我们今天的现实是人口压力很大，科技也不能算很先进，在许多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甚至有拉大的趋势，我们要赶超发达国家，我们要成为经济强国，需要做的事还很多很多，需要有更快的速度，这就需要有更高的积累，更克制的消费而不是相反，不要盲目恐慌居民存款的增加，而应冷静分析一下这些存款现在实际上已处于什么形态。笔者认为，资金短缺在相当长时期内都将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制约因素，这本身就说明了积累不足的问题是我国经济的主要矛盾，刺激消费的做法只会使我国许多正在丧失价格优势的产品因成本的上升进一步丧失竞争力！因此笔者非常担心的是，我们在使用上述一系列反危机措施时，如果不能有效地使正面效应的作用大于负面效应，那么，国企、农企、通胀、就业甚至速度五大问题就会严峻起来，生产相对相剩、通货膨胀、利润恶性递减和积累不足的三大隐患将潜伏着更深刻的危机，给中国经济带来严重的危害。
如果积累不足的判断是正确的，那我们走出低谷的政策选择就应该是有利于资本市场的形成和活跃，有利于生产发展和积累，有利于工业和经济整体水平的提高，除了形成和活跃资本市场的举措外，至少有四个方面是非常紧迫的选择：科技和以科技为基础的先导产业、教育、农业和基础设施建设。（1）科技、先导产业和现有产业水平的提高。集中各个方面的力量发展科技和以高科技为基础的先导产业，以提高我国工业的整个水平、竞争力和国家的综合实力，已成为当务之急。需要在更高层次上进行结构调整，在引导现有产业实行集中的同时，鼓励其向高技术和以高技术为特点的先导产业发展；需要解决科技与企业的结合问题；需要建立起促进技术进步的机制、活力和能力，资金不能平均给予每一个企业，那样只会导致同水平前进而不利于产业升级。韩国工业在许多领域都比我们发展晚，比如半导体和汽车，但现在许多领域已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韩国80年代初开始发展半导体，1990年，仅三星、金星、现代三家公司的科研经费就达到4.5亿美元。1994年，仅三星半导体利润就达到12亿美元。我国工业发展到目前阶段，在选择支柱产业和先导产业时，一定要重视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工业。据报载，我国船舶工业在规模和质量上都处于国际先进行列，在国际市场上有较强的竞争力，且造船业为综合工业之冠，其创造的总产值中，船厂占1／3，材料工业占1／4，机械工业占1／3，其余1／10由服务业和船用品制造业所创造，它直接涉及了钢铁、有色、机械、电子、化工、轻纺、轻工、建材、仪表等50多个行业、部门，除少数需要从国外引进外，绝大多数都可由国内有效提供，象这样的工业若作为我们目前强化和优先发展的工业选择，不仅市场好，带动面大，而且对于国家工业整体水平的提高是极为有益的。还有一个重要的优点在于，船舶工业由于同时具有资金密集、技术密集和劳动密集的特点，不仅使我们因劳动密集性而远远超过日本、韩国等较发达国家的竞争力，而且在国内又因资金密集、技术密集和生产场地的限制而只适宜大型企业涉足，非常有效地避开了过度竞争的问题。在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度的时期，在调动方方面面发展经济的积极性的有利的一面的同时，其负面影响——过度竞争和无序竞争——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这是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长过程，我们在享受到市场经济的美好之处时，同时体会到了其初期尤其是过渡经济的转轨初期必然的过度竞争和无竞争对生产、流通、出口、国有大企业技术优势的冲击和损害，这也是我们为了更美好的明天而不得不接受的一个矛盾，这个特点对中国工业和经济发展影响的深刻性，还没有得到人们足够的重视。（2）教育。在充分发挥国家对教育发展的主导力量时，引导各个方面支援教育发展，还可适当把教育作为产业来发展，利用中国重视文凭和子女教育的优良传统，引导教育消费，目前我国高中升大学的比例，只达到30%，与发达国家和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差距很大，许多人希望升高中，许多在职职工希望进一步进修，希望获得硕士博士学位，教育是非常有潜力的事业，而且从人力资本的角度而言，与刺激住宅消费具有不同意义的是，教育还是非常有意义的投入，文化水准最高的机关和国有大中型企业大量的富余人员，正好可以为办学提供很大的师资库。笔者认为，在我们已较大地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时候，已经有条件来加大教育的发展的力度，在物质生活的矛盾有较大改观时，应及时把精神生活的要求作为主要矛盾来加以重视，精神文明也不能仅仅满足于现在的艺术文化、思想教育和单项的工作方面，更要重视全民族的文化水平的全面的提高，并在文化教育中强化理想教育，跨世纪的中国，将可能是珊珊来迟的教育热成为国人关注的最兴奋点。（3）基础设施建设。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与发达国家的要求比较相差还很远，据世界银行专家对全球经验分析得出的结论，一个国家人均GDP每增长1%，基础设施投资必须相应投入1%，1995—2004年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大约需7440亿美元，（分项为：电力2000亿美元，通迅1410亿美元，交通运输3020亿美元，供水环卫1010亿美元）占GDP的7.4%，是我国现有国民储蓄总额的两倍以上，显然，我国的积累不足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欠账表现突出。与刺激住宅等消费需求相比，基础设施建设刺激的是投资需求，这不仅对拉动经济有重要作用，而且为下一轮经济增长和生产能力的提高创造了条件。（4）大农业、资源开发性农业和农业科技的应用发展。目前方方面面都在研究如何开拓和启动市场，笔者想再三强调两点：一、选择的产业不仅要关联度大，而且要有利于工业的整体水平的提高、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和产业升级，还要与国际市场和国际竞争相联系；二、不要被目前出现的普遍的产品生产能力过剩迷惑而选择刺激消费的取向，现有产品生产能力的过剩只说明需要进行结构调整，中国今天需要做的事很多很多，更危险的是积累不足！在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中，在现有政策的选择上，我们一方面要重视对国有企业进行挽救和求生存的措施，另一方面更要注意整个国有企业和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
三、“九五”：中国经济变动活跃的发展时期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中国经济走出低谷尚待时日，如果要作一个时间上的估计的话，比较乐观的看，也至少需要5年以上，依据是：（1）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改组至少需要5年以上时间才能“水落石出”，走在前面的上海，计划从1994年10月起用3年时间让2／3的大中型国有企业进入现代企业制度的运行框架，从目前的力度和进展看，比较顺利，如果上海经验对全国的榜样示范带动存在3—5年的时差的话（这是比较乐观的），那么全国国企根本扭转体制和产品产业结构的时间从现在看还至少需5—8年，西部的情况就更加不容乐观。（2）目前正进行或即将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最终将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更新，而这些投资建设需要的周期也至少在3—5年。（3）房地产的启动和其他政策的见效，因中国经济的复杂情况，也至少需3—5年。（4）尤其是利润状况的好转更不是一日之事，如果没有利润的好转，整个经济没有积累的源泉作支撑，是难以走向繁荣的。
但笔者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持乐观态度，中国正处在“成长型经济”阶段，有较大的增长空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与世界先进水平有较大差距，这同时就给我们提供了较大的增长空间，只要我们能很好的利用人类已有科技成果和工业成就，很好的把握时机，有正确的政策，根据国际经验，至少还有30年以上的高速增长阶段，中国今天正是处在这样的大环境下。（1）在体制建设上，市场经济已不可逆转，“九五”时期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改组将终见分晓。（2）东南沿海经济的起飞和实力的强大，使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有了中坚和保证，这些地区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在引进技术、扩大生产、带动全国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3）非国有经济已有较大发展，尤其在东南沿海，广泛动员人民群众参与经济发展的状况已到了相当程度，这是最重要的动力。（4）政府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能力和管理能力已较成熟。（5）1997年香港回归和1999年澳门回归将给中国经济（包括香港和澳门）带来新的国际机遇和经济活力。（6）农业经济正在完成第二次飞跃，经济比较发达、农村劳动力较少、自然条件又较能适应规模经营的地区，将向大型化、机械化、产业化、企业化的方向发展，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具有大农业优势的黑龙江、新疆、华北、华中等地，大农业、企业化农业、科技农业、外向型农业、农业的产业化，都表现出了非常强劲的发展势头。近年来农村市场出乎人们的估计，不是从日用消费品而是从农机、农用运输车等生产资料开始火爆，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7）科技的发展在我国虽然还是一个薄弱环节，但高新区的发展、合资企业和乡镇企业对科技创新的重视和开发能力的日益提高、科研机构对科技发展及其与产业实用结合的探索、民营科研机构的发展，等等，都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8）全国区域经济全面发展的布局通过基础设施的战略性建设，实际上已经展开：打通了与原苏联西亚地区诸国的铁路联系，兴建了兰新铁路复线，开通了从连云港到阿拉木图的第二欧亚大陆桥；新建了从北京经九江到香港九龙的“京九”南北铁路大动脉；建设了连接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直至北海等北部湾港口的南昆铁路，开辟了西南地区的出海大通道；正在进行的三峡工程建设，迈出了长江开发的决定性步伐；在新疆大规模进行油田开发和农业开发；在四川进行二滩电站建设；由成都到重庆、武汉至宜昌、开封到洛阳、九江到南昌，多条高速公路相继通车；在中西部地区开辟了新的经济走廊，一批新的增长极、增长带开始形成。一大批新的大型项目和开发热点也正在酝酿之中，全国东西南北中均呈现出增长的强劲势头。在东部，中德美合作在山西阳城建设电厂并送电江苏，上海利用巨额长期低息德资建设地铁，乡镇企业在规模和技术上的发展势头，众多大型跨国公司在高科技领域进军东部尤其是上海，广东、山东引进外资继续呈良好势头，我国海洋资源（尤其是海洋油气）的开发和海洋产业的发展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这些事实说明，东部继续呈高速增长的趋势，上海恢复远东经济中心已势所必然。继东部起飞之后，中部又率先进入起飞的前夜，“京九”铁路不仅对于香港与大陆在政治经济上的联系有重要意义，不仅为东部的继续腾飞创造了条件，而且为中部地区经济起飞创造了机遇，加之三峡工程等一大批基础设施建设，使中部的起飞已指日可待，安徽、江西、湖北、河南等省区的发展已初步显示了这种局面。在东北，不仅大农业的开发引起了东部资金的重视，老工业基地的改造也引起了东部资金和外资的浓厚兴趣，广东资金的第二次北进，已在东北的许多城市引起强烈反响，外资与东北大中型国有企业已进行或签署了许多高科技高起点领域合作。发展较滞后的西南，也有了许多可喜的发展机遇，据专家分析，三峡工程在“九五”峻工之后，仅仅由于更有利于解决泥沙和环境问题，从技术上的要求看，建设队伍也必然挥师西进，建设长江上游四川境内的向家坝、溪落渡水电站，这不仅为云、贵、川和西南经济发展解决了能源紧张的局面，带动高耗能产业的发展和西南资源的开发，并使西电东送成为现实；正在进行的南昆铁路建设和即将进行的内昆铁路建设正在酝酿并即将进行的眉公河流域的国际合作开发，也为西南的开发和发展创造了机遇。有利于打破东中西发展格局的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开发的实施，国家对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视和推进，这些都将在未来中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这一切都表明，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一个新的调整和发展时期，其特征是不仅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生产力调整也面临攻坚战，整个“九五”期间，将是中国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最活跃、最激烈、也是最见成效的时期。展望21世纪，中国经济经过“九五”的洗礼，在质量和水平上将更上一层楼，中国将以经济强国（而不仅仅是大国）的面貌迈进21世纪，并与迅速崛起的亚洲各国一起，共创21世纪的亚洲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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