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三代的城市经济与防御战争——《沈尹戌论城郢》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代论文,中国社会论文,经济史论文,战争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内容提要】 夏、商、西周时期，社会的生产、交换水平较低，因而城市规模普遍较小，都城、“大邑”的人口居住又相当分散，既无密封式的城郭保护，也缺乏充裕的财富来维持固守战斗；较小的宫城，只能应付突发的动乱、事变和袭击，暂时保护国君、贵族的安全，而无力抵抗强敌的持久攻打；所以三代的军事家在防御作战时，通常不采取固守城池的战术。沈尹戌关于“苟不能卫，城无益也。……国焉用城”的议论，反映了春秋以前青铜时代中国战争防御的客观规律。
【关键词】 宫城 内城 外郭 密封式规划 市
公元前519年， 楚国令尹囊瓦（字子常）为了防备吴国军队的入侵，在郢都增筑城垣，遭到贵族沈尹戌的批评，其语见《左传·昭公23年》：“子常必亡郢。苟不能卫，城无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诸侯。诸侯守在四邻；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结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务成功；民无内忧，而又无外惧，国焉用城？今吴是惧，而城于郢，守已小矣。卑之不获，能无亡乎？昔梁伯沟其公宫而民溃。民弃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埸，修其土田，险其走集，亲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邻国，慎其官守，守其交礼，不僭不贪，不懦不耆，完其守备，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诗》曰：‘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无亦监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过同，慎其四竟，犹不城郢；今土数圻，而郢是城，不亦难乎！”
沈尹戌所讲的，是国家防御的一些战略原则，如修明内政，重视农耕，亲附民众，杜绝奢僭，改善与邻国的外交，加强边境和交通冲要的守卫，保养好武器装备等等，认为这些措施是国家安全的根本保障。当时楚国的政治腐败，经济萧条，执政者囊瓦聚敛无度，民不聊生，与属国唐、蔡的关系也陷于破裂，蕴藏着严重的社会危机。沈尹戌借城郢这事，抨击囊瓦的施政，阐明自己的主张；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他并不看重城垒在防御作战中的作用，竟然说：“苟不能卫，城无益也。……国焉用城？”强调如果自己的力量不足以保卫国土，那么筑城，守城也没有什么用处。这种思想使人有些诧异，众所周知，火器发达以前，城垒做为守备工事，对战争的影响曾经是举足轻重的。弱旅困守孤城，抗敌经年累月，迫使强寇无功而返、甚至反败为胜的战例，历史上屡见不鲜。就拿沈尹戌所在的春秋时期来说，公元前567年，齐军历时一岁， 才攻陷小邦莱国都城。而《吕氏春秋·慎势》记载：“（楚）庄王围宋九月，康王围宋五月，声王围宋十月，楚三围宋而不能克。”由于攻城耗时费力，难以奏效，将帅们往往尽量避免进行这种战斗，认为它是迫不得已而采用的下策。如孙武所言：“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1〕在冷兵器时代， 据守城垒对于防御者来说是非常有利的，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自己战斗力量的不足。像《尉缭子·守权》所称：“出者不守，守者不出。一而当十，十而当百，百而当千，千而当万。故为城郭者，非妄费干民聚土壤也，诚为守也。”由此看来，囊瓦虽然治国无术，多有劣迹，但其主持的城郢，就军事角度而言，属于增强国防的必要措施，本身是无可厚非的。所以，沈尹戌对这项举措的指摘讥讽，后人或有不理解者，认为是迂腐之论。如顾栋高在《春秋大事表》中便举例反驳其观点，说此辈“徒以子囊城郢为嗤笑而不知城郢未始非社稷之至计，此又可与楚昭之事连类而并观之也。后宋百年而金复都汴，木虎高琪筑京城逾年，卒能歼厥巨魁，光复旧物，此又深根固本之关于长算，可为明效大验者也。”
春秋时期，随着诸侯争霸战争的加剧，各国的君主、卿大夫为了增强防御能力，纷纷在封土、采邑上修筑城郭，掀起了一阵热潮。据《春秋》记载，仅实力中等的鲁国，就新建大小城池19座。列国的君臣将相都把筑城视为首要政务，像伍员答吴王问时讲：“凡欲安君治民，兴霸成王，以近制远者，必先立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2〕而沈尹戌的议论却和时代潮流相背，这不免令人产生疑问，他的这种思想究竟是从何而来呢？征诸史实，方知沈尹戌之论是对“古者”，即春秋以前奴隶主贵族政治、军事经验的总结概括，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防御作战时通常不采取固守城池、抵抗强敌的战术，这反映了夏、商、西周时期战争具有的某些规律和特点。试析如下：
三代（夏、商、西周）是华夏文明发展的最初阶段，尽管考古发掘表明，早在四千年前、夏朝建立之际就出现了以王城岗、平粮台古城为代表的早期城堡，后来又有了墙垒周长数公里的偃师商城、郑州商城；但是综观三代的战争经过，却很少见到依托城池抵抗强敌围攻的记载，更没有成功的战例。春秋以后，像田单守即墨、刘秀战昆阳、拓跋焘攻盱眙、唐太宗围安市那种守城者以少胜多的战例不胜枚举，而三代是绝无仅有的。从历史上看，夏、商、西周的大规模战争中，处于防御态势的一方采取的战术，通常是以下几种：
1.出城迎战 防御者自忖可与来犯之敌一决高下，便倾巢出动，离开城邑，在郊外的原野上摆开阵势，进行会战，“争一日之命。 ”〔3〕这种情况在三代最为常见，如禹伐三苗，启伐有扈，成汤伐桀，武王伐纣等等。
2.弃城而逃 守方估计自己并非强敌对手，便走为上策，逃之夭夭。如古公亶父居豳，戎狄来犯，“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4〕西周末年，申侯与缯侯、 犬戎会师进攻镐京，“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5〕即弃城东走， 至骊山下被杀。
此外，在第1类战例中，防御一方在野战失败后， 通常也不采取退守城池、继续抵抗的战术，或是像鸣条之战后的桀、被周公东征打败的武庚那样，战败后率领族众南逃北窜，远徙它乡；或是像牧野之战以后的纣王，逃回宫内，自杀了事。
3.守城拒敌 虽然认为已方势单力孤，不敢出城迎战，但也不愿抛弃家园，远离故土，因此依托城垒工事来抵御强敌的攻打。这种战例在三代非常少见，史籍所载，惟有文王伐崇、三旬而克一例，结果还是守方失利，全军复没。特别是在夏、商、西周王朝灭亡之际，没有一位君主企图以守城战术来负隅顽抗，这和北宋、金、明几朝末代皇帝困守孤城、抵抗强敌围攻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反照。司马懿曾讲：“能战当战，不能战当守，不能守当走。”〔6〕而三代防御一方的君主将帅， 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往往是如不能出战，即当逃走，极少采用守城抗敌的对策。应该说，沈尹戌轻视守城战术的思想，确实与三代流行的防御原则相符合，那就是面对来犯的优势之敌，假若无力出兵迎战，最好不要守城，还是远走为妙。
为什么夏、商、西周的统帅们处于被动防御态势时，通常不愿意依托城池来进行抵抗呢？主要原因在于，三代的都邑不像春秋以后的城市那样具备坚固、持久的防御能力；在当时的客观环境下，统帅们认为守城战术难以经受强敌长期围攻的考验，因此多不愿采用它。军队使用何种战斗方法，取决于他们所掌握的武器装备以及进攻和防御的手段，而这些归根结底是由当时的物质生产条件决定的。城市的防御能力包括多种因素，如规模、布局、筑垒的形式和材料，防守器械与人口、兵员、粮草和其它物资等等。在各个历史时期，生产力、社会分工、商品经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城市的防御能力也就有强弱之分，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例如原始社会末期出现的城垒，只是在民众聚居的村落周围，修筑起简陋的围墙、栅栏和壕沟，用来防备邻近部落的掠夺袭击。而到春秋战国时期，封建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使城市的规模、人口、财富显著增长，“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7〕不仅形成了临淄、郢、 邯郸、大梁等富冠海内、居民繁众的名都，就连宜阳这样的大县，也是“城方八里，材士十万，粟支数年。”〔8〕城市的防御能力由此得以提高，使其长期固守成为可能，据守城垒抗击强敌的战术才开始普遍运用。而这些条件，恰恰是三代的城市并不具备的；和后代相比，夏、商、西周时期的城市属于不发达的早期形态，缺乏持久防御作战的能力，其表现在于以下几方面：
1.城垒规模普遍较小 战国名将赵奢曾追述过三代城邑的情况，“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9〕从出土的遗址分布来看，夏、商、西周时期除了王朝的都城范围较广，其它古城的筑垒规模均很有限。如夏初的河南登封王城岗古城，是东西并列相连的两座小城，中间是二城共同的隔墙，根据残存的墙基计算，两城的边长都不过100米，总面积为0.02平方公里。 〔10〕同时期的河南淮阳平粮台古城，城址呈正方形，长宽各185米， 面积约为0.034平方公里。〔11〕山东章丘的城子崖古城、 寿光的边线王古城，是夏代东夷方国的旧迹，前者墙址南北长450米，东西长390米，面积约为0.175平方公里；后者边长220米，面积约为0.044平方公里。〔12〕湖北黄陂的盘龙城，被认为是商代方国的都邑， 南北墙长290米，东西长260米，面积约为0.075平方公里。〔13〕而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现的数十座春秋战国城市遗址里，诸侯大国、中等国家如齐、楚、吴、郑、韩、赵、魏、鲁国的都城面积，多在15—20平方公里左右，其中燕下都故城遗址面积达32平方公里；小邦如山东的薛城、邾城，墙址周长约10公里，面积约6平方公里。其它小城，周长一般在5公里左右，面积约1.56平方公里。〔14〕和三代城垒的普遍规模相比，显然是有天壤之别了。
三代城垒规模普遍较小的主要原因有两条，一是生产力水平低下；这个时期的中国刚刚跨入文明社会的大门，在考古学分期上属于青铜时代，由于青铜工具稀少贵重，人们在农业生产中还广泛使用着原始的木器、石器，未用牛耕，劳动效率很低；又采取抛荒休耕的农作法，占地多，产量少，所能供养的人口自然远远少于后代。另一方面，做为掘土翻地的工具材料，红铜太软，青铜又太脆，容易断裂，加上本身的贵重，是不适宜的。因此土方建筑工程所用的器具，也是以木、石材料为主，效率不高。二是政治上处于部族、邦国林立的状态，诸侯众多，与王室的关系又很松散，统治的范围都比较小，如王夫之所称：“三代之国，幅员之狭，直今一县耳。”〔15〕这样，他们各自拥有的人力、物力均很有限。薄弱的经济基础，简陋的技术条件，劳动力和财富不足，使一般的部族、邦国没有力量构筑高大广阔的城池；只有三代的王室，掌握了最高领导权，统率着国内最强大的民族（夏族、商族、周族），还能征发属下邦国的人力、财物，才有可能建造“大邑”。如商朝前期的国都——郑州商城，墙址周长6,960米，平均底宽约20米，顶宽约5米，高约10米。〔16〕构筑城墙需要挖土约170万立方米，夯土约87 万立方米，据有关专家计算，在当时的劳动条件下，假如每天投入1 万名劳力进行作业，以最高的效率计算，也需要8年的时间才能完成。〔17〕“如果不是最高统治者所在之地，没有充足的人力、物力，是很难筑成如此规模宏大的城池的。〔18〕”
因此，限于当时的生产条件和政治状况，三代大部分城市的规模、面积很小，筑垒设施简陋，所容纳的人员、物资有限，很难抵抗优势之敌的持久强攻。
2.有城无郭，非密封式规划 夏、商、西周王朝的都城，已探明的旧址分布较广，像殷墟和丰、镐遗存能达到20余平方公里，和春秋战国诸侯都城的面积相仿，远远超过了同期的小邦城邑。但是为什么三代王室的统治者在敌军兵临城下时，也从来不采取守城拒敌的战术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三代属于中国都城发展史上的最初阶段，城市的规划布局很不完善，首都或是没有城墙，或者只是君主居住的宫城有墙，而平民的居住区、手工业作坊区却没有城墙——“郭”的保护，缺乏抵御强敌进攻的可靠屏障。
例如，河南偃师的二里头城市遗址，东西长达2.5公里， 南北达到1.5公里，面积约3.75平方公里；经多数学者论证，认为是夏朝后期的都城斟
，而城市的四周并没有城墙，只是在遗址中间发现了一座建有土围墙的宫城，边长仅为100米左右。 “该土围墙建立在一个大型夯土台基之上，台基高约3米，边缘部分为缓坡状， 宫墙就筑在缓坡内边缘部位。墙内全是宫殿建筑遗址，总面积约1万平方米。”〔19〕四周则分散地存在着若干居民住所和手工作坊的遗址，未发现有城墙或墙基的任何痕迹。
河南郑州商城的年代稍晚一些，被视为商汤灭夏后建立的国都——
薄（毫），即学术界所称的“郑毫”。它的遗存分布约有25平方公里，却只有一个面积约3平方公里的夯土城圈， 城圈的东北部有大片的宫殿残址，城圈外还有许多民房和手工作坊（冶铜、制骨、制陶）的遗迹，“这种分布情况，表明了当时土城内和土城外的整体性，很难把这一城市的范围，局限在城墙内这一部分。”〔20〕
湖北黄陂的盘龙城，始筑年代略迟于郑州商城，面积也要比它小得多。从城内发掘情况来看，亦为宫城；居民区和手工业区是在城北的杨家湾、西北的楼子湾和城南的卫家嘴等地，也没有城墙护卫。〔21〕
商代中期迁都于殷（河南安阳），据《竹书纪年》记载：“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五年更不徙都。”通常认为安阳小屯是宫殿区，以它为中心，在东、南、西三面的总面积达24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大量的民居、手工业作坊遗址，出土了许多生产工具、生活用品、礼乐器具和刻有卜辞的甲骨，是一个规模巨大的城市。但迄今为止，经过近20次发掘，仍未发现有城墙存在。〔22〕
西周的都城遗址，以陕西的丰、镐为例，情形也基本相同。西安市南沣河两岸的丰京和镐京旧址，亦在一、二十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散布着各种遗存，也没有发现城郭的痕迹。〔23〕
另外，据前引《左传》昭公23年沈尹戌所言，楚国自先祖若敖、蚡冒至武王、文王，“土不过同，慎其四竟，犹不城郢。”直到春秋后期才开始增筑城垣。〔24〕
从古代中国城市建设布局的历史发展来看，自春秋开始普遍流行大城、小城相套，即内城与外郭结合的密封式规划布局，也就是孟子所说的“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内城就是由夏、商、西周时期的宫城演变而来的，主要作用是保护国君、贵族（王室、公室）的安全；外郭则是居民区、手工业区之外增修的城墙，使平民也得到筑垒工事的保障。如《世本》引《吴越春秋》所言：“……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发现的齐、鲁、燕、楚都城与郑韩故城遗址都表明了这一点，同期的其它城市遗存也大致如此，“凡诸侯国都，不论大小，绝大多数均有内、外二城。”〔25〕建造了外城，就使城市的防御设施有了纵深配置，守方作战时能够利用的、得到筑垒保护的空间大大扩充了，可以用来储备充足的军需、民需物资，驻扎较多的人口、军队；手工业作坊得以安全作业——制造、修理兵器和守城械具，才能适应长期防御战斗的需要。而三代的都城没有外郭做屏障，平民的住房、手工作坊易被敌军占领、破坏；诸多民众如果退入宫城防守，城内空间狭窄、拥挤不堪，能够容纳的人员、物资受地域范围的限制，难以在长期防守战斗中保证必要的生活条件和军需补给，是无法持久抗敌的。
三代的都城建设为什么不能采用内城、外郭相结合的密封式规划，使平民居住区和手工作坊区得到筑垒保护呢？原因主要是当时的城市人口分布密度较低，劳力、财力相对不足，缺乏构筑城郭的物质、经济条件。春秋战国的都市民庶繁众，如齐都临淄，据苏秦描述，城中有7 万户，仅男子就不下21万人，市内居民“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26〕楚国的郢都也是“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鲜而暮衣弊”。〔27〕考古发掘也表明，诸侯各国都城内的宫殿、吏民住宅、手工业作坊栉次鳞比，“各种遗存基本上连成一片，中间很少有空白地带。”〔28〕可是与之相比，三代王朝都城的人口分布密度是很低的，从遗址发掘的情况看，宫殿、宗庙、贵族和平民住地、官府手工业区等各种遗迹，通常是在城市总范围内，分散于若干地点，各个地点之间往往是一片没有遗存的空白地带，典型代表是殷墟和西周岐邑、丰、镐遗址。殷墟以安阳小屯的宫殿区为中心，在周围24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大司空村，后岗、高楼庄、三裕村、花园庄、梅园庄、霍家小庄、白家坟、四盘磨等居住遗址和铁路苗圃、北辛庄等手工业遗址，彼此并不相连。〔29〕西周岐邑的宫殿、宗庙和贵族住所遗址，在岐山的凤雏、扶风的召陈、强家、庄白等地，普通居民区广泛分布在许多地点，经过发掘的有岐山的礼村、扶风的齐家等地；手工业遗址则在扶风的云塘、白家、任家、齐家和召陈等现代村落的范围都有发现。这些遗址，散布在东西约3—4公里，南北约4—5公里的范围内，彼此也并不连接。西安市沣河两岸的丰京、镐京遗址，亦是在一、二十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于冯村、西王村、大原村、张家坡、客省庄、普渡村等地点分散存在着。〔30〕
这种状况的出现，是和三代城市工商业不发达、居民多以务农为业有关。夏、商、西周的都城遗址内，“虽已集中了当时规模最大的、技术最复杂的手工业生产，但许多居住区的出土物内容，同当时的一般村落遗址一样，也有许多农具，不少居民显然就近进行农业生产。一个城市内的若干居民点遗址同村落遗址没有很大差别的情况，正表现出了城乡的刚刚分化。”〔31〕古代城市是从乡村聚落发展演变而来的，它和乡村的分离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需要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春秋以后，由于进入铁器时代，生产力发展出现飞跃，城乡分化日益明显。乡村居民以从事农业为主，而城市居民则以从事工商业和其它非农业生产或非生产性职业劳动为主，城区范围基本上不进行耕作，土地只供居住或做工、经商、办公，所以容纳的人口就很多。而三代的都邑中，“工商食官”，没有独立的私人手工业、商业，多数居民仍以务农为本业，这样城区内就有相当多的土地用于垦种休耕，占地广阔而人口稀疏。因此，郑州商城、殷墟、丰镐旧址的遗存总面积虽然和春秋战国的诸侯名都不相上下，而人口密度却要低得多，这一点对于城市建设和防御作战来说，都起到了严重的局限、制约作用。
从现存的三代都城遗址来看，城墙最长者，属郑州商城，周长为6,960米，城墙内面积约为3平方公里，这恐怕也就是当时动员人力、 物力所能完成筑垒规模的极限了。如果要把包括居民区、手工业区在内的城市总范围筑起密封式城垒，面积将达到25平方公里，城墙周长至少需要20公里。这样浩大的工程，当时的物质财富、技术条件和劳动力数量看来是无法承受的，所以只好不筑城墙，或仅筑较小宫城了。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城垒的大小必须和居民多少相称，才能组织起有效的防御。春秋战国的军事学家们曾经详细地探讨研究过这个问题，如《尉缭子·兵谈》曰：“建城称地，以地称人，以人称粟。三相称，则内可以固守，外可以战胜。”《尉缭子·守权》曰：“守法，城一丈，十人守之，工食不与焉。……千丈之城，则万人之守。”《墨子·杂守篇》也说：“凡不守者有五，城大人少，一不守也；城小人众，二不守也；……率万家而城方三里。”讲的就是这种情况。三代的都邑范围虽然较广，人口相对集中，但是分布密度太低；即使能在居民区、手工业区外筑起郭墙，也是“城大人少”，缺乏足够的防守兵力，难免被强敌攻陷。如果居民、士卒全部退入宫城抵抗，又会处于“城小人众”的不利境地，说明夏、商、西周都城的非密封式规划和分散的居住状况是不适应长期防御战斗需要的。
3.生产和贸易不发达，物资储备不足 “争城以战，杀人盈城”〔32〕的春秋战国时期，兵学家们在论述守城战术的时候，都很重视保持充足的物资储备，以应付敌方长期围困、进攻的大量消耗。像《尉缭子·天官》曰：“今有城东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岂无顺时乘之者耶？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备具，财谷多积，豪士一谋者也。”特别是强调城中应有蓄积多种货物的市场和富人，这是持久坚守所必需的。《尉缭子·武议》曰：“夫出不足战，入不足守者，治之以市。市者，所以给战守也。万乘无千乘之助，必有百乘之市。……夫市者，百货之官也。市贱卖贵，以限士人，人食粟一斗，马食菽三斗，人有饥色，马有瘠形。何也？市有所出，百官无主也。夫提天下之节制，而无百货之官，无谓其能战也。”《墨子·杂守》也说：“凡不守者有五，……人众食寡，三不守也；市去城远，区不守也；畜积在外，富人在虚，五不守也。”认为要塞得以坚守的几个必要条件包括粮储充裕、市场不能远离城池，蓄积的货物和饶有财资的富人必须屯驻在城内。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生产、分工和贸易的蓬勃发展，城市居民基本上脱离了农业活动，“工肆之人”的数量显著增加，以致“士农工商”可以并称为国中“四民”。为了满足城内大量非农业人口的消费需要，出现了规模宏大的集中商业区——“市”；它被居民区、手工业区所环绕，受到城郭的安全保护，成为城乡间、地区间经济交流的重要场所。市内商贾云集，百货充盈，战时能为守城提供充实的物资保障。随着私营工商业的兴起，又产生了一批结驷连骑、家累巨赀的富人，如《管子·轻重甲》所言：“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百乘之国必有百金之贾。”这些人依仗财势，役使贫民奴客，在社会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他们积累的巨额财富，也能够有力地支持诸侯国家的战争。如齐国富人“丁氏之家粟可食三军之师行五月。”〔33〕桓公兵伐孤竹前，“召丁氏而命之曰：‘吾有无赀之宝于此。吾今将有大事，请以宝为质于子，以假之子邑粟’。”〔34〕向他暂借军粮。城市防御作战时，这些富人发挥的作用是相当重要的，所以官府要严密地保护他们；见《墨子·号令》：“守城之法，敌去邑百里以上，城将如今，尽召五官及百长，以富人重室之亲，舍之官府，谨令信人守卫之，谨密为故。”
夏、商、西周国都的情况则与之截然不同，考古学家至今未在其城墙以内的遗存里发现有手工业作坊和市肆的痕迹。根据文献记载，三代的都邑也有市场，所谓“大市”，是专为贵族服务的，货物种类少，价格高，有奴隶、大牲畜、贵重武器和奢侈品等。见《周礼·地官司徒》：“质人掌成市之货贿：人民、牛马、兵器、珍异，凡卖。丽者质剂焉。”而守城所需物资，多是民间日常生活用品，如《墨子·旗帜》所称：“凡守城之法：石有积，樵薪有积，菅茅有积，
苇有积，木有积，炭有积，沙有积，松柏有积，蓬艾有积，麻脂有积，金铁有积，粟米有积。”这些都是“大市”所不具备的。普通商贩、百姓参加交易的“朝市”、“夕市”，货物虽以生活日用品为主，但市场规模很小，开放时间短暂，仅一早一晚，商品种类、数量相当少。这两类市场都在宫城之外，没有郭墙的保护，容易被强敌占领、摧毁。还有设在野外道旁的集市，如《周礼·地官·遗人》所载：“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这类市场多是定期的集市，并非每天开放，规模不大，地理位置比较偏僻，是墨子所说的“市去城远”者，对守城并无补益。在社会分工不发达、城乡没有明显分化的上古时代，早期城市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个“有围墙的农村”，商品经济的色彩十分淡薄。在“工商食官”的制度下，做工经商者隶属于官府，平民无法像春秋战国的巨贾那样拥有大量的财富。种种客观因素的限制，使三代都城没有繁荣、活跃的市场，容纳的人口、积累的财富相当有限，因此无法在物资供应方面满足长期防御作战的需要。
三代的君主、统帅通常不愿采取守城战术来抵御强敌，还有其它一些原因。例如这个时代的主要兵种是由贵族甲士组成的战车部队，进行野战才能充分发挥其威力，兵车在守城战斗中没有用武之地；等等。不过，军事活动归根结底是以物质资料生产为保障的。如恩格斯所说：“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情况’，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35〕夏、商、西周的生产、交换水平处在较低的状态，因而城市规模普遍较小，都城、“大邑”的人口居住又相当分散，既无密封式的城郭保护，也缺乏充裕的财富来维持固守战斗；较小的宫城，只能应付突发的动乱、事变和袭击，暂时保护国君、贵族的安全，而无力抵抗强敌的持久攻打。所以守城战役在三代的历史上实属罕见，更没有成功的例子。沈尹戌对囊瓦城郢的批评，“苟不能卫，城无益也。……国焉用城？”确实反映了“古者”、即春秋以前青铜时代中国战争防御的客观规律：在强敌面前能战当战，不能战当走，困守城邑的战术是不能挫败优势敌人长期围攻的。
注释：
〔1〕《孙子兵法·谋攻》。
〔2〕《吴越春秋》。
〔3〕《墨子·明鬼下》。
〔4〕〔5〕《史记·周本纪》。
〔6〕《晋书·景帝纪》。
〔7〕〔9〕《战国策·赵策》。
〔8〕《战国策·东周策》。
〔10〕参见《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文物》1983年第3期。
〔11〕参见《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
〔12〕参见《山东地区史前文化发展序列及相关问题》，《文物》1982年第10期；1986年《中国历史学年鉴·考古文物新发现》。
〔13〕〔21〕参见《盘龙城1974年度田野考古纪要》，《文物》1976年第2期。
〔14〕〔25〕《中国军事史》第6卷，第3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2月版。
〔15〕《读通鉴论》卷19。
〔16〕〔22〕〔29〕参见《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1 月版。
〔17〕参见《郑州商代城址试掘简报》，《考古》1977年第1 期；《郑州商代城遗址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第1期。
〔18〕〔19〕同〔14〕第18—19页，12页。
〔20〕〔28〕〔31〕俞伟超《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发展阶段性》，《文物》1985年第2期第53页，55页，54页。
〔23〕〔30〕参见陈全方《早周都城岐邑初探》，《文物》1979年第10期；胡谦益《丰镐地区诸水道的考察——兼论周都丰镐位置》，《考古》1963年第4期。
〔24〕童书业先生曾指出：“古文献所谓‘城’，多指增修城郭，如隐三年传，鲁人‘城郎’，九年，又书‘城郎’。庄十九年，鲁人‘城诸及防’，文十二年又书‘城诸及郓’，襄十五年又书‘城防’，皆可证。”《春秋左传研究》，第23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6〕《战国策·齐策》。
〔27〕《太平御览》卷776引桓谭《新论》。
〔32〕《孟子·离娄上》。
〔33〕〔34〕《管子·山权数》。
〔35〕恩格斯《反杜林论》，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