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经济学的“悖论”及其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悖论论文,经济学论文,新古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美等国的凯恩斯主义者在把凯恩斯经济学长期化和动态化的过程中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出现了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地处麻省剑桥）教授萨缪尔森(Samuelson)、托宾(Tobin)、索洛(Solow)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的凯恩斯主义，以及以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卡尔多(Kaldor)、斯拉法(Sraffa)以及意大利的帕西内蒂(Pasinetti)等人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两学派在有关凯恩斯经济学的核心、资本理论、均衡增长等一系列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史称“两个剑桥之争”。伴随着“剑桥之争”而产生的当代“主流经济学”带有深刻的“新古典传统”，因此，本文把现代主流经济学称为新古典经济学。而新古典经济学在几个基本经济学命题上，正像新剑桥学者所揭示和评论的，“存在着严重的逻辑悖论”。本文试图对这些逻辑悖论进行一次较为彻底的清理和反思，以期从逻辑的“一致性”角度探讨消除“悖论”的可能出路。
一、悖论之一：利润率（利率）的边际决定与资本计量的循环论证
新剑桥学派对新古典经济学最猛烈的批评，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就是新古典生产函数中出现了资本计量的悖论，这个悖论引发了新古典经济学一系列相关命题和假设的矛盾，因此，资本计量问题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所谓资本计量悖论，简单地说就是：资本的价格取决于资本供给与需求的均衡，资本的供给决定于储蓄，资本的需求决定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供求均衡时的利润率（利率）恰好等于产量对资本的导数即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注：在新古典竞争均衡条件下，利润率又被看作是利息率。），这就要求资本的数量独立于利润率而预先得到确定；但是资本本身并不能独立于分配而预先确定，随着工资率的变化，从而利润率变化，相对价格会产生变化，相对价格的变化从而会出现对资本价值的重新估值，资本价值量本身的多少要取决于工资率或利润率的配备，资本量是利润率或工资率的一个函数（注：有关这个问题的论述李嘉图最早涉及，威克塞尔(1893)较早就进行了说明，后来罗宾逊(1956)、斯拉法(1960)等经济学家都进行了有说服力的论证。），因此，利用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来求解利润率（利率）就产生了逻辑上的循环论证，即已知利率(r)求资本(K)，再通过资本求利率的循环。
新古典关于利润率边际决定的原理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加以解释。从微观方面而言，可以用几个简单的公式加以表示，产量Q=f(L,K)，在产品价格为P的情况下，利润率
，工资率
，根据欧拉定理(Euler's Theorem)，若生产函数为一阶齐次性质，则产品的价值构成是：PQ=PMP[,L]L+PMP[,K]K，即Y=wL+rK。各种要素根据各自的边际生产率获得收入，正好把产品价格“分配净尽”。因此，要素价格取决于要素的边际生产率。
从宏观方面而言，萨缪尔森等新古典学者将C-D生产函数Y=AL[α]K[1-α]加以运用，并把它变成了论证新古典边际生产力分配论的工具。一方面，他们根据国民收入分配的统计资料证明，在C-D生产函数中，产量对劳动、资本两种投入量的产出弹性系数即α和(1-α)，与美国国民收入分配中工资收入和财产收入各自所占份额（前者约占3/4，后者约占1/4）是基本一致的。另一方面，又利用数理方法进行证明，所谓劳动、资本的产出弹性，实际上不过是劳动、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分别乘以各自的要素投入量，然后再比例于总产出的结果。因为，
将它们分别乘以各自的投入总量L和K，再分别除以总产出Y=AL[α]K[1-α]，便会分别得到α和(1-α)，它们的经济含义显然就是劳动收入与资本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相对份额。
从上述宏观或者微观角度的论证来看，新古典的边际分配原理似乎天衣无缝。但是，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新古典都犯了一个严重的逻辑错误——即循环论证的逻辑“悖论”。因为，一旦我们从价值（价格）总量考察资本量(K)时，马上就会发现，资本量又与利润率(r)、工资率(w)以及资本加总时的相对价格(p)密切相关：K=g(w,r,p)，资本量的计量根本就离不开利润率、工资率以及相对价格。显然利润率、工资率的边际决定与资本量(K)的衡量离不开利润率、工资率以及相对价格这一点是相互矛盾的，这种矛盾就是“资本计量悖论”。资本计量悖论并不是说资本本身不可以计量（注：当然，资本计量本身还存在着指数的选取问题，随着选取的统一利润率不同，相对价格就不同，从而指数会发生变化，由此计量的资本价值量也会产生很大的差异。），而是要说明新古典经济学利用生产函数求导即要素的边际生产率来说明分配（如资本利息）的原理与资本计量本身离不开分配这一点存在着互相矛盾的循环论证。因此，资本计量悖论只是针对于纯经济理论范畴而言，它仅涉及到新古典理论在逻辑上的精确性问题(Harcout,1972)。
对资本计量悖论的探讨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早期新古典经济学家威克塞尔(Wicksell,K.)所阐述的被后人称之为的“威克塞尔效应”；二是被斯拉法(Sraffa,P.)复活的古典传统途径，即斯拉法在《用商品生产商品》(1960)一书中所作的解释，罗宾逊(1953)、卡尔多、帕西内蒂等其他新剑桥学者也有基本相近的论述。
新古典经济学家威克塞尔很早就意识到利率(r)的变动对资本价值(K)所产生的影响。（注：威克塞尔在1893年的著作《价值、资本与租金》中提出了被后人称之为的“威克塞尔效应”——即利率变动会对资本价值产生影响，后在《国民经济学讲义》（1901,1906，中文版，1983）第165-177页中又有进一步的详细说明，但都局限在“负的威克塞尔效应”上。后来威克塞尔在他的学生古斯塔夫·阿克曼(GustafAkerman)1923年的《实际资本与利息》一书中发现了另外一种形式的即“正的威克塞尔效应”，这一点可参见Lutz,F.A.The Theory of Interest,1968.P35-55.本文利用了后人更为规范的表述。）威克塞尔效应就说明了这种影响。在没有联合生产的规模收益不变的经济中，若侧重于两种稳定状态的比较，那么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公式表示威克塞尔效应：设X[,i]为各种“资本品”，P[,i]为相应的价格，则以价值衡量的资本量可以表示为
，“威克塞尔效应”可表示为式(1)，即利率变动所带来的资本价值的变动。这个效应可以分解为“价格威克塞尔效应”和“实际威克塞尔效应”两部分构成，即式(1)中等式右边的两个部分。（注：Burmeister,E.1980.Capital Theory and Dynamics.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p118-134.）
式(1)说明，随着利率的变动，资本价值也在变动，资本价值的这种变动是通过“实际威克塞尔效应”和“价格威克塞尔效应”两条途径实现的。若仅考虑技术角度衡量的实物“资本品”，则实际威克塞尔效应可以忽略。因此，威克塞尔效应的净结果是“价格威克塞尔效应”。随着利率(r)的变化，式(1)可能大于零，可能小于零，也可能等于零；对应地，资本价值(K)可能上升，可能下降，也可能不变。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利用生产函数求导（即边际生产率）的方法来说明分配（如利率r），明显存在循环的逻辑论证，因为利率本身是资本价值确定的要素之一。但非常有意思的是，作为一个新古典主义者，威克塞尔自己并没有放弃边际生产率的分配理论，而认为边际生产力论对于资本而言，仅仅适用于个别企业，只是不能应用于整个社会而已（威克塞尔，中文版，1983）。威克塞尔的这个论断显然比克拉克、威克斯蒂德(Wicksteed)等人更为高明一些，但这并没有解决循环论证的悖论本身。
斯拉法作为古典传统的继承者，对新古典生产函数中的资本计量悖论一直持肯定的态度。斯拉法对资本计量逻辑悖论的批判是通过一个巧妙的生产方程（体系）进行的，这个生产方程可以用式(2)表示。（注：这是一个高度概括的生产体系公式，每一种资本品的投入均以整体“1”看待，更为详细的表示公式请参阅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中文版，1963）1997年重印本，第17，34，49，56，78等相关页码。另外，在说明利润率对资本价值的影响时，斯拉法的表达方法和威克塞尔效应表述的不同之处在于，威克塞尔效应采用了加总后的价值构成方程。）
p=(1+r)Ap+wl (2)
其中p是正常价格的列向量，A是物质投入的矩阵，l是直接劳动投入的列向量，w是统一的工资率，r是统一的利润率。在具有经济意义的情况下，对于特定的任何可行工资率(w)来说，公式(2)可以相应地得出非负的、标准的和唯一的利润率(r)的同时，还能得到唯一的正数的价格向量(p)。就如斯拉法所说，利润率的决定“必须和商品价格的决定，通过相同的机制，同时进行”。（注：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中文版，1963）1997年重印本，第12页。）斯拉法的理论充分证明了在工资外生给定的情况下，利润率和价格体系必须同时确定的原理。也就是说，资本价值(K)即公式(2)中的Ap部分的价值量作为一个可测数量而独立于分配之外的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威克塞尔、斯拉法和罗宾逊等许多学者都对资本计量悖论提出过若干重要的论述，得出的结论基本上是一致。（注：柳欣：《资本理论——价值、分配与增长理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38页。）
二、悖论之二：资本密度增加与资本倒流、技术再转换的矛盾
根据早期新古典及其现代继承者们的资本与分配理论，可以导出以下几个新古典命题：(1)在利润率(r)与人均资本量(K/L)即资本密度之间存在着稳定的逆向单调关系；(2)在利润率(r)与产出—劳动的比率(Y/L)之间固定地存在着反向单调关系；(3)更低的利润率（通过投资用于更机械化或更“迂回”的生产方法）与更高的持续稳定的人均可能最大消费，即与持续稳定的可能最高工资率相联系；(4)国民收入(Y)在工资(w)与利润(r)之间的分配完全由要素供给及其边际产品来决定。（注：Harcout,G.C.1972.Some Cambridge Controversies in the theory of Capital.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122.）这种归纳被认为比较符合斯蒂格勒(Stigler)对新古典资本及分配理论的完整和重新的表述。（注：柳欣：《资本理论——价值、分配与增长理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页。）
上述四个命题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前三个命题的核心思想概括起来实际上就是命题(I)，意指随着利率(r)的下降，必然利用资本密度增加技术——即资本深化(Capital Deepening)，产生资本对劳动的比率不断上升的趋势；命题(4)是建立在前三个命题基础上的新古典分配理论的思想精髓。因此，新古典四个命题的核心是：利率与资本深化呈反向关系，也即利率(r)与人均资本量(K/L)呈反向关系。对此，新古典主义者一直奉若毋庸置疑的定理，从新古典的“供求”框架中完全可以印证这一点。因为上述核心命题主要涉及资本、劳动等要素市场的供求，所以，我们可以从要素价格入手来了解核心命题中的“悖论”。
在新古典框架内，资本、劳动和土地作为同等重要的生产要素投入生产服务，相应的各种收入都是根据各要素市场的供给和需求的“对销力量”(OpposingForces)对称地同时得到确定的。为了确定一般的“正常利润率”，新古典经济学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有必要确立一个“资本市场”的概念，在这个市场上的“资本数量”可以独立于利润率而方便地加总。并且，资本总量的服务价格还应该很容易地表示为它的边际生产率即利润率（利率）。
资本加总的悖论且不说，既然要从市场供需双方来寻找一般利润率，就必须分析资本市场的“供求规律”。在资本市场上，资本的供给来源于储蓄，并被认为是外生给定的。因此，问题的关键是根据利润率为资本确立一条单调递减的需求函数，这样一条需求函数恰好就是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曲线，见图(1)所示。
图1 资本市场的供求均衡
图(1)中的D曲线描述了资本的需求，其中劳动L[,0]是在劳动市场上出清的充分就业水平，意味着劳动、资本等各种要素收入都是根据各自的供给和需求的“对销力量”对称地同时确定的。储蓄的外生给定且不去分析，却说资本市场上的需求，利率与“资本数量”或人均资本量(K/L)之间的反向单调关系一直被新古典经济学家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规律”。新古典经济学家通过采用“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两种“替代”建立了这种单调反向关系的信念。第一种替代是所谓的“消费替代”观念，即利润率对工资而言相对下降，则那些人均资本(K/L)较高的部门（即“资本密集型”）的产品价格会相对下降，人均资本(K/L)较低的部门（即“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价格则会变得相对昂贵，这将激励消费者改变他们的需求，更多地消费相对跌价的商品，促使资本利用的增加；第二种替代是所谓的“生产替代”观念，即利润率（利率）对工资而言相对下降，则资本要素(K)的价格相对于劳动要素(L)的价格而言，变得相对便宜，这会促使以成本最小化为目标的生产厂商更多地利用资本要素替代劳动要素。所以，随着利润率的变化，通过以上两种替代，资本将成为劳动的可替代物，必然会得到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资本需求曲线，即利润率(r)与人均资本量(K/L)之间呈单调反向函数关系，这一逆向单调关系通称为“资本密度增加”或“资本深化”(Capital Deepening)。
对于前述资本计量的悖论，无论是新古典还是非新古典学者很早就意识到了，从“李嘉图难题”和“威克塞尔效应”就可以证明这一点。（注：斯拉法编：《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四卷，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39-383页；罗宾逊、伊特维尔(J.Eatwell)：《现代经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9-30页。）但对于建立在“替代原理”之上的利润率(r)与人均资本量(K/L)之间的反向单调关系而言，新古典学者却一直信以为真。诸如新古典早期的庞巴维克
、克拉克(J.B.Clark)和哈耶克(Hayek)和后来的萨缪尔森、托宾、索洛等人都认为，较低的利率会导致较多的地采用“资本密度增加”技术，因此，随着利率(r)的下降，资本便会替代别的生产要素，如劳动和土地等，使资本的数量相对于劳动的数量增加。其结果必然导致利润率(r)与人均资本量(K/L)之间的反向单调关系。
因为“替代原理”为许多经济学家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家普遍接受的缘故，上世纪50-60年代以前，新古典学者们根本没有意识到利润率(r)与人均资本量(K/L)之间的反向单调关系会是一个新古典经济学的悖论。但是，新剑桥学者像琼·罗宾逊、斯拉法、帕西内蒂(1966)等学者却有力地证明了资本倒流(Reverse CapitalDeepening)和技术再转换(Reswitching of Technique)的事实，最后，新古典的重要代表萨缪尔森(1966)也对资本这种“反常现象”做了肯定的例证。
资本倒流和技术再转换使得新古典的信条——利率(r)与人均资本使用量(K/L)之间的反向单调关系受到极大的冲击，甚至波及到了新古典理论体系本身的可信程度。利用斯拉法的方法可以说明这一点，前述公式(2)是已知生产体系的“价格方程式”，在这个系统中隐含着工资与利润率之间的逆向关系：w=w(r)，此式被称为工资—利率(w-r)曲线。一般来说，不同部门的有机构成不同，利率(r)的同比变化会引起不同部门工资率(w)的不同比变化，不同部门中dw/dr的值虽然为负但不是一致的常数。因此，工资—利率曲线不是直线。这一点可以进一步通过公式(2)对利率求微分得到：
dw dp
──l=(I-A-rA)── - Ap(3)
dr dr
公式(3)说明，要使dw/dr为常数完全是一种极端情况，即当利润率(r)变动时价格体系(p)必须保持不变。但是，随着利润率(r)的变动而要保持价格体系(p)不变，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即每一不同部门中，中间投入（a[,i]为方阵A的第i行）和劳动（l[,i]为列向量l的第i行）之比（通过加总即为K/L）必须始终一致，即各部门的资本构成完全一样，也就是平均有机构成部门，这显然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所以通常情况下，各部门的资本和劳动之比是有差异的，也就是说，工资—利率(w-r)曲线通常不为线性。
必须指出的是，中间投入和劳动之比(K/L)始终一致即各部门的资本构成完全一样这一特征恰恰与“单一产品模型”(One Commodity Model)是一致的，此时整个社会被设想成为“一个单独部门”，也可以理解为平均有机构成部门，利率的同比变动被工资率的反向同比变动所吸收，利率的变动不影响相对价格，此时dw/dr必然为常数。因而，在选择不同的技术时，资本和劳动之间必然有稳定的连续替代（注：罗宾逊、伊特维尔(J.Eatwell)：《现代经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48-251页。），利率(r)必然和人均资本量(K/L)之间保持稳定的反向单调关系，于是不会发生技术再转换和资本倒流的现象。但是，若别开单一产品模型，即别开各部门中间投入和劳动之比始终一致这一平均有机构成的前提，结果则会大不相同，这意味着工资—利率(w-r)之间的关系呈非线性的形式。实际上这种非线性关系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几乎是接近于普遍的事实。而这种工资—利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在多重可供选择的技术条件下，随着利率的变动，必然发生技术再转换和资本倒流的现象。从而使利润率和人均资本量之间的逆向单调关系等多个新古典命题不再成立。
为说明一般性，不妨先分析工资—利率曲线呈线性关系的特殊情况——单一产品模型，这里也隐含地说明了整个社会有机构成的一致性，若要变动也是同时变动，因而，工资—利率曲线始终为直线。图(2)中A、B、C为三种不同技术条件(K/L)下的工资(w)与利润(r)的反向单调“线性关系”；从三条工资—利润率线的斜率可以发现，A技术的人均资本拥有量最高，B技术的人均资本量次之，C技术的人均资本量最低；进一步，A技术下的人均最大净产出(w)高于B技术下的人均最大净产出(w)，B技术下的人均最大净产出(w)高于C技术下的人均最大净产出(w)。
图2 固定要素比模型
从图(2)上可以看出，S[,1]以左的地方在同等工资率(w)水平上技术A的利润率(r)更高，技术A会被使用；在S[,1]与S[,2]之间，同等工资率(w)水平上，技术B的利润更高，技术B会被使用；在S[,2]以右的地方，同等工资率(w)水平上，技术C的利润更高，技术C会被使用。在S[,1]和S[,2]的交点处发生了技术的替代。在S[,1]交点上，两种技术（A与B）的利润率相等，但A技术的人均资本量(K/L)高，而B技术的人均资本量(K/L)低，随着利润率（利率）的上升，产生了B技术替代A技术的动力。S[,2]交点处的技术替代关系完全与S[,1]点处的情况相同。从这里可以看到资本理论的传统观点——利率与资本使用量的逆向关系即“资本密度增加”的理论是立之有据的。但是，一旦抛开线性的工资—利润率关系的假定，这些特性便全部消失。
图(3)反映了“异质品模型”(Heterogeneous Capital Models)中技术再转换的现象。因为生产异质品不同部门的有机构成不一样，利率的等比变化在不同部门中表现为工资率的不同比例的变化，因此不同部门中的dw/dr值必然有差别，工资—利润率曲线呈非线性特征，而同一部门在不同技术条件下，则会表现为不规则的负斜率的工资—利润率曲线。图(3)表明了某部门A、B两种不同技术条件下的非线性的工资—利润率曲线，显然A技术的人均资本量高于B技术的人均资本量。非线性状态下，A、B技术有两个交点S[,1]和S[,2]。当r〈r[,1]时，特定的工资率(w)条件下，A技术获利更大；当r[,1]〈r〈r[,2]时，特定的工资率(w)条件下，B技术的获利更大；当r〈r[,2]时，特定的工资率(w)条件下，曾一度放弃的A技术的获利程度又赶上了B技术，A技术又被得到利用。因而，在S[,1]和S[,2]两个交点处发生了技术的双重转换。在S[,2]点以右，尽管利润率较高，但是具有较高人均资本的A技术却取代了人均资本较低的B技术，出现了技术再转换(Reswitching of Technique)的现象，利润率和人均资本量之间也不再存在单调的逆相关。
图3 技术再转换
图4 资本倒流
图(4)则反映了“异质品模型”的另外一种情况，此时虽然没有出现资本的技术再转换，但却出现了资本倒流(Reverse Capital Deepening)的现象。在S[,1]处即A、B之间的转换属于正常情况，符合新古典的基本命题，但是在S[,2]点以右的地方却发生了资本倒流的现象，虽然此时利润率较高，但人均资本较高的C技术还是替换了人均资本较低的B技术。利润率(r)和人均资本量(K/L)之间的逆相关也不成立。进一步说，随着利润率(r)的提高，较高人均资本即较高人均净产出(Y/L)的C技术替代了较低人均资本即较低人均净产出的B技术。利润率(r)与人均净产出(Y/L)也不存在单调逆相关。因此，前述新古典命题(1)、(2)都是不正确的。
显然，前述命题(3)也“可能”存在问题，图(3)和图(4)可以看出这种可能性：与高利率下所采用技术相联系的人均最大消费额（利润率r=0时的最大工资率，即可能最大工资率），比那种与低利率下所采用技术相联系的人均最大消费额要高。因为“特低利率”和“特高利率”条件下采用了相同的“较高”资本—劳动比率（即较高的K/L）技术，也就是说采用了更加迂回的、机械化程度更高的生产方法，因此“较高利率”下仍然有较高的“人均产量”，因而“可能”有较高的人均最大消费额，即“可能”有更高的最大工资率(Max W)。资本倒流(Reverse CapitalDeepening)使我们注意到了这样一个可能性：较高的利率也许与较大的现期人均消费相联系，即大于低利率下所采用的技术相适应的人均消费(Samuelson,1966)。
上述图(3)和图(4)的分析还仅仅是在“有限技术选择”的情况下讨论问题，若技术的替代具有无限可分性，则利润率和人均资本量以及利润率和人均产量之间根本就没有一致的规律性可言(Howard,1979)。
资本计量悖论和技术再转换的事实，使新古典命题(4)即边际生产率分配论也难以成立。可以用总收入价值构成函数进一步证明这一点。因为Y=wL+rK，以人均量表示为：y=w'+rk，这就是加总后的工资—利率曲线(w-r)，为了得到该曲线的斜率，可以对产量（收入）的价值构成求全微分：（注：这里有三点需要注意：第一，之所以求全微分，是因为利润率变动时工资率、相对价格都会发生变动，“新李嘉图主义者”相信，分配会影响相对价格从而影响加总的收入；第二，这里还隐含着实际产出没有发生变化，只是利润率、工资率和相对价格在相互影响，前述威克塞尔效应已经说明；第三，这里的分析与斯拉法的“价格方程系统”是一致的，只不过采用了加总的价值构成形式。）
dy=dw+kdr+rdk(4)
从式(4)可以看出，只有当dw+kdr=0即dw/dr=-k时，资本的边际产品价值才可能等于利润率dy/dk=r。而dw/dr=-k恰恰指的是“线性的”工资—利润率曲线，这显然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一旦脱离这个特殊情况，资本的边际产量再也不等于利润率，边际生产率的分配理论也出现了问题。
三、对新古典“悖论”的进一步反思
新古典经济学内在的逻辑“悖论”是伴随着“剑桥资本争论”才逐渐被人们认识并日益给予重视的。新古典经济学可以简化为四个核心命题，但其内在的逻辑“悖论”却主要是前面阐述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利润率决定的边际原理与资本计量之间存在着循环的论证；另一方面是利润率与人均资本量(K/L)之间存在着逆相关，即利润率与技术选择的密切联系与资本倒流和技术再转换存在着逻辑上的不一致性。而这两方面的“悖论”从逻辑上来说，足以导致新古典四大核心命题在“异质品模型”中瓦解。
目前，西方学者们对于这些“悖论”在理论上的实质作用依然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显然，接近新剑桥学派观点的学者们极力坚持，资本理论中有关利润率、人均资本、与技术选择关系的新发现，足以从根本上否定新古典理论体系，因此要从根本上重建经济理论。像哈考特(G.Harcourt)、内尔(E.J.Nell)等经济学家就持有这种观点。
而受传统新古典经济理论影响较深的经济学家们却认为，资本理论领域内的“异常现象”的确表明传统新古典经济理论中存在着严重缺陷。然而，他们却又声称，在不放弃新古典理论基本前提的情况下，完全有办法克服那些缺陷，而且无需否定利用供求方式去研究生产等问题。他们一方面从“经验意义”的角度怀疑资本倒流和技术再转换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则侧重于研究经济的“短期”或“暂时”均衡，而把与“资本悖论”有关的资本倒流和技术再转换的困难转移到经济的“稳定性分析”领域内去处理。而“均衡的稳定性”问题却往往被人搁置一旁，仅仅被人以质疑的方式偶尔提及而已(Hahn,1982)。但是，这种避开问题的做法肯定不符合经济理论研究的逻辑一致性，因为问题依然存在。尽管如此，这些经济学家们还能从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论上寻求庇护，即在没有经验“证实”资本倒流和技术再转换之前，也就是说在没有“证伪”资本密度增加之前，新古典的理论仍然是有效和可以利用的。新古典思想家布劳格（中文版，1992）就援引波普尔(Popper)和拉卡托斯(Lakatos)的观点说“如果没有更好的对等的研究纲领可资利用，科学家们不顾反常现象而坚持一项研究纲领的倾向并无不合理之处”。但是，我们是否可以说：在没有“证实”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之前，即没有“证伪”牛顿经典力学之前，就不去努力拓展力学原理或者疏理力学原理的逻辑一致性呢？显然不行。遗憾的是像布劳格、哈恩(Hahn)、布利斯(Bliss)等一大批主流经济学家仍然持有传统新古典的一系列观点。
再有一种观点认为，对新古典“资本悖论”的分析是通过“对比”不同的利润率和工资水平而得到的，但却没有说这明这种比较静态下的“不同利润率”是如何确定的。因而，经济理论学家们应该集中精力去研究经济体系内的现实的历史动力，也就是用“历史的方法”来研究利润率确定以及生产等经济问题。因为“对比”方法本身无法“描述从一个均衡点向另一个均衡点移动的实际过程”（罗宾逊，1975）。而且，理论分析和实际经济都表明，技术转换虽然在逻辑上可以得到承认，但它在现实的经济史上的重要性却受到了怀疑。因此，历史研究的方法应该受到重视。罗宾逊是历史方法的主要倡导者。
不可否认的是，就单一产品模型来说，新古典的逻辑是“优美的”，只是一旦脱离单一产品的假设进入较为现实的“异质品模型”时，新古典才遇到了无法摆脱的困境。我们认为，产生这些“悖论”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人们在“分配是否会影响相对价格”这一问题上发生了分歧，也就是说在“是否存在统一利润率”这个问题上存有不同的看法，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和深化是解决新古典“悖论”的关键所在。按照斯拉法体系，不同的“统一利润率”从而不同的“统一工资率”和相对价格一定会影响到资本价值的计量，从而产生一系列的“资本悖论”。但是，若不存在“统一”的利润率，则斯拉法生产（方程）体系就面临着无解的局面，也就是说，根本无法回答“整个生产体系”的利润率变动对相对价格的影响，从而就无法说明分配对相对价格的影响，因而只能返回到“瓦尔拉均衡”上面来，因为瓦尔拉均衡避免了“统一利润率”的计算。若是这样就无法通过对比两种“静态”的统一利润率来说明宏观角度的资本倒流和技术再转换的现象。
显然，回答是否存在“统一利润率”这个问题时，人们通常会回到“竞争性”市场这条老路上来。但我们想要说明的是，竞争性的市场对利润率的影响也有两种趋势：即统一利润率和差别利润率趋势的同时并存。“差别利润率”是资本的生产技术因素的本能所导致的，而“统一利润率”则是资本获利动机的社会因素所导致的。新古典传统的“技术分析”与古典传统的“社会关系”分析的矛盾，也就在于“差别利润率”和“统一利润率”的矛盾。若统一利润率的“重力中心”可以不排除经济均衡的另外一种方式，即“瓦尔拉均衡”的差别利润率方式，那么，不仅斯拉法可以真正复活古典传统，而且新古典在“异质品模型”中的窘境也可得以改观。虽然问题不会这么简单，但通过考察“差别利润率”和“统一利润率”矛盾的方式毕竟提供了一条解决新古典“悖论”的思路。正如帕西内蒂和罗伯特·斯卡齐里(Pasinetti & Roberto Scazzieri,1990,p146)所言，“就是下一代经济学家也不可能将资本理论问题的辩论平息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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