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咸丰、同治时期(1851-1875)太平军和湘、淮军的变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平军论文,咸丰论文,同治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咸丰、同治时期是传统中国由“变局”危机卷入世界近代化运动的开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在一些有识之士的内心激发起强烈的救亡求变心理，催逼着他们排除传统守旧势力的干扰，大力购求和运用洋式武器，开始变革传统的军备和军制，由此揭开了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序幕。这其中不仅有太平天国的农民领袖洪秀全等，也有与之敌对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湘淮将领。敌对的力量被世界近代化潮流神奇地统一到变革传统的行列之中。
（一）
两次鸦片战争给中国社会带来的灾难是多方面的，但深重的灾难同时又是一种精神上的强击与震憾。有识之士从头破血流的失败、牺牲和屈辱中，看清了自身的因循、麻木积习：从坚船利炮与刀矛弓箭、鸟枪土铳的比较中，看出了“天朝上国”的破洞与衰象；痛苦的升华与认识的深化常常同步，由失败产生的警觉化为了变革传统的起点。正所谓，“变局”启发认识，危机引导变革。
洪秀全领导了席卷全国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之后，战争的险恶，以及青年时代在广东对洋枪炮的感受，使他对洋式武器有某种肤浅的感悟。他朦胧地意识到，西方列强的强悍，坚船利炮的无坚不摧，自有其独到之处。要在强敌（清军）的重重围剿中求得生存，自须向西方借取武器。1853年前后，太平军开始更换传统兵器，购求和使用洋枪炮。是年，清两江总督怡良的奏报：“盘获宁波钓船一只，内有夷人三名，洋剑一把，洋枪六十杆，洋刀四十把，洋硝一包，火药一罐，并在夷人身上搜出夷书一封”，“查系英吉利奸商勒呐吐致镇江逆酋罗大纲一书”，“据船户阿莫供称：系夷人雇装兵器至镇江卖给贼匪者。在后尚有一船，装载洋枪一百四十杆，洋刀六十把，及洋硝火药等物，已闻拏逃窜”。①似可作为太平军最早变革武器装备的佐证。洪仁玕到天京后，洪秀全在他的帮助下，如饥似渴地沉浸在那些送给他的科学方面的书籍中。”②到钦定《资政新编》时，洪秀全对近代化已有一定的认识了，“天王对于引进欧洲进步事物，诸如铁路、蒸汽机等类东西，极为赞成”。③标志着洪秀全变革认识的深化。正是在洪秀全这种深化的认识指导下，太平军外而多方购求洋枪炮，内而聘洋人仿造洋武器，大规模更新武器装备。
如1862、1863年间，太平军数次向洋人购买武器，但苦于清政府的严密封锁，这些活动多未能奏效。但图利的目的仍驱使洋人铤而走险，与太平军进行军火贸易。李鸿章在1862年9月7日曾抱怨：“贼中（指忠王李秀成营——引者注）多用洋枪，皆牛芒鬼子（即闲散洋人）广东、宁波商船运转运者，无法禁止。”④即说明这样一个事实。据载，1862年4月，上海一家洋行曾供给太平军步枪3046枝，野炮795尊，火药484桶、万余磅，子弹18000发，炮盖45000万个以上。⑤常胜军统领戈登也曾多次暗中与太平军进行军火贸易。李秀成得悉戈登“欲往来买卖枪炮”，表示：“各人军装枪械，彼此皆知底细，你处图利，我处置买，听从通商，原无禁令，此时你处如有枪炮洋货，仍即照常来此贸易。”⑥通过这些图利洋人，太平军购买了许多洋式武器。
太平军还在昆山设厂仿造洋枪炮，聘请两名英国人主持。
此外，在与中外敌人作战中，太平军也缴获了不少洋武器。如1860年，李秀成在解青浦围之役中，夺得洋枪2000余枝，大炮十多尊。
这样，通过购买、仿造和缴获，从1859年起，太平军杨辅清、李世贤、黄呈忠、范汝增各部都大量使用洋枪（来复枪）。有的还特别配备专门的洋枪队。其中以邓光明的洋枪队最精悍。此外，他还有洋炮队五千。李秀成的卫队也全部装备来复枪。1863年，谭绍光军中有3万支外国枪，有四分之一的兵士佩来复枪与步枪。据不完全统计，太平军中还有200名洋人助阵、训练军队和制造新式武器。这表明，太平军已向军队近代化的初级阶段迈进。
虽然从现有资料无法获悉太平军中洋式武器的具体数目，但从下面的事例可大致了解在平军在晚期大规模使用洋枪炮作战的情况，以及武器装备变革后所带来的客观功效。1862年，曾国荃部湘军合围天京，李秀成率十万余大军进攻雨花台，“洋枪洋炮子密如雨，兼有开花大炮打入营中，惊心动魄”。⑦事后，曾国荃向郭嵩焘叙述这次苦战时说：“贼之火器精利于我者百倍之多，又无日不以开花大炮子打垒内，洋枪队多至两万杆，所以此次殒我精锐不少，伤我士卒不少。”⑧试想，如果单凭刀矛弓箭及土铳鸟枪，太平军是难以给装备精良的曾国荃部以如此大的杀伤的。1865年太平天国失败后，流亡各地的太平军余股，仍然多方求购洋枪炮。如太平军末期的一支劲旅李世贤部之所以能坚持到最后，同样得益于用洋枪洋炮装备了军队。可以肯定，没有太平军的初步近代化，太平天国政权不可能在中外联合势力的绞杀下存在十四年之久。足见军队近代化所起的巨大作用。
（二）
曾国藩在建军之初，从对坚船利炮的切肤感受中，萌生了师夷枪炮以剿灭太平军的念头，1853年他派专人赴广东购买洋炮320尊装备湘军水师。这是现实危机迫使他在卫道过程中向军队近代化迈出的第一步。这在视西洋物质文明为“奇技淫巧”的当时，的确需要一定的胆识和气魄。但卫道的急迫与热望使曾国藩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行之。不久，以洋炮装备的湘军水师取得了湘潭、岳州两役的胜利。曾国藩不无得意地说：“湘潭、岳州两次大战，实赖洋炮之力。”⑨在此之后，湘军将领江忠源、胡林翼等纷纷仿效购买洋炮。然而直到1861年，湘军大都沿用传统的刀矛、抬枪和劈山炮，而洋炮不过起些点缀作用而已。1861年，受英法联军侵略和太平军大量使用洋枪炮的刺激，曾国藩“师夷长技”认识大有提高，他认为“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并且设想“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以夺洋人之所恃。⑩曾国藩不仅派人从上海、香港等地大批购买洋武器，还在安庆内军械所里让技术人员仿造洋枪炮。1865年，江南制造局建成后，产品的一部分被用来武装曾国藩部。但湘军中除曾国荃部洋枪稍多一些外，其余的装备基本上仍以抬枪和劈山炮为主。究其因，与曾国藩在情感上始终眷恋传统有关。曾国藩宁守传统的拙、朴，而不愿多采用西洋长技，深怕会由此而“坏道”。在他的影响下，“湘军旧将扭于成见，不以洋人后膛枪为然，无论如何开异，终不见信。”(11)因而曾部湘军中的洋枪炮很有限，还不及太平军，更不用说采西法操练军队了。
湘军将领左宗棠虽然也是一传统型的儒将，但在率所部湘军规复与经营浙江时，与洋人洋器接触较多，相对而言，其观念比曾国藩要开明，也更懂得采用洋枪炮镇压太平军的迫切性。左宗棠从1863年秋天开始，与法国人德克碑、日意格合作建立洋枪队，以后在镇压太平军余部时出现了洋炮队。1866年，左宗棠创设福州船政局。1867年，进军西北后，迫于战争的需要，他又扩充洋枪队，军中所用洋枪的比例增至六成，并有专人（胡光墉）驻上海从国外购运枪炮弹药。1872年，左宗棠还在兰州创办了制造局，军火产品几乎全部被左宗棠用来装备所部湘军。
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曾国藩不得不变换传统的武器装备而运用洋武器。但随着洋枪炮的引进，西方资产阶级意识也必然伴之而来，这样势必冲撞与分解传统的儒学道统。这是曾国藩始料未及的。当他在与太平军长期作战的过程中，真正懂得“西洋落地开花炮”的效应时，他又仿佛看到了“用夷变夏”的可怕后果。其思想极为矛盾，陷入了卫道与变革的冲突之中，处于一种既想借洋式武器以维护传统的封建秩序，又要抵制变革以捍卫封建政体的悖异心理。因而在军队变革中不免显得缩手缩脚，自相束缚。从1862年开始，他一方面应曾国荃的再三要求，代为购求、分拨洋式武器至曾国荃营，以利前敌攻剿；另一方面又屡次劝谕曾国荃，令其无须使用洋武器。称“真美人不甚争珠翠，真书家不甚争笔墨，然则将士之真善战者，岂必力争洋枪洋药乎？”(12)“然我军仍当以抬鸟刀矛及劈山炮为根本，譬之子弟于经书八股外，兼工诗赋杂艺则佳，若借杂艺以抛弃经书八股，则浮也。”(13)尽管曾国藩再三劝说曾国荃慎用或少用洋武器，但尽快剿灭太平军的目的仍迫使他源源不断地起解洋枪炮火药到曾国荃营。特别是到1864年5月，当曾国荃部合围天京，由于缺少攻城利器，不能即刻奏效时，曾国藩也感到：“惟有以开花大炮洋枪协攻合力，或可奏效”，“意欲请少泉亲带开花炮、洋枪队前来金陵会剿”。(14)1863年，曾国藩有感于安庆内军械所手工仿造洋枪炮之不得法，特派容闳赴美采购机器；在1865年与李鸿章倡办江南制造局；以及以后叹于洋务人才的匮乏而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等举动，也都是现实理智冲破历史惰性的结果。
左宗棠虽然在军中能大量运用洋枪炮，但潜意识中传统的惰性仍时时困扰着他，如他认为，“泰西各国向以火器相夸，实则胜负之数不尽恃此”，(15)而在于士兵的勇敢和充足的给养。这与曾国藩的“制胜之道实在人不在器”何其相似。另一方面，他也很少注意用西法操练其部队。太平天国后期，他虽一度试用过西洋操法，但他觉得喊口令并不适用士兵的大队形。到后来，他则认为，练习打靶十天，一天两次，就完全可以送部队去打仗，不必用西法操练。(16)
卫道的本能、对传统的眷恋，束缚了曾国藩、左宗棠的手脚，使他们在变革军队方面难以大有作为。而不深化军队变革，将难以提高战斗力，难以适应近代战争，加之湘军暮气日重，为淮军所取代也是很自然的了。
（三）
如果说，曾国藩、左宗棠的变革隐含有迫不得已的苦衷的话，那么对于李鸿章而言，其变革则是自觉而坚定的。
与曾国藩、左宗棠一样，李鸿章也属于传统型的儒者。但其平生立事的志向、勇于任事的个性，以及在上海的阅历，使他超越了封建士子，而成为一个具有强烈近代化倾向的儒将。因而在危机面前，他能顺应潮流，自觉地深化变革：从军队武器装备的变革，深入到军队体制的变革——改变旧有营制、采西法练兵和建立后勤供应系统，并创办洋务军用企业。
李鸿章曾师从曾国藩，但他与曾国藩有许多不同：曾国潘以学术自励，刻意修身养性，知足知止，兢兢业业，常有激流勇退之意；而李鸿章却血气方刚，勇于任事，未尝肯畏难退避，其志不在读书研学，而在“拼命做官”（曾国藩语），因而坐“不学无术”之名。一位美国学者称：“曾国藩在权力面前退缩，李鸿章则伸手要权力；曾国藩力保儒家文化，李鸿章则是力图保全中国。”(17)然而正是“不学无术”，不过多倾心于传统儒学，才使得李鸿章能较容易摆脱对传统的留恋；正因其血气刚强，勇于任事，立足于保全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加之李鸿章久驻上海受洋务思潮的影响较大，才使他能迅速接受西方的长技，从而绕过舆论批评去实施军队变革的措施。
1862年，李鸿章率淮军在4月8日到达上海后，对异样的环境感到分外新奇。尤其是洋兵、洋枪炮给李鸿章及淮军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惊讶与冲动。李鸿章被匪夷所思的西洋文明所吸引、迷醉。赞叹洋兵、洋器成为李鸿章初到上海时兴奋的热点。抵沪仅11天，他即兴奋地向曾国藩汇报说：“洋兵于十九日进剿浦东南汇所属之周浦镇，当即克复。其队伍既整，炸炮又准，攻营最为利器，贼甚胆寒”。(18)以后他还再三向曾国藩表达了对洋武器的向往和赞美。李鸿章在兴奋之余，转而进行冷静的反思。他“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戒谕将士，虚心受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他认为，“若驻上海久而不能资取洋人长技，咎悔多矣。”(19)李鸿章这种叹服于洋人长技的态度，遭到曾国藩的反对，曾以“用兵在人不在器”，不要“崇信邪教”来告试他；李鸿章属下的湘系将领程学启、郭松林等对洋人长技也有些抵拒。这些反对意见，一度给李鸿章带来很大的压力。但太平军的洋式装备，在李鸿章内心激发起强烈的求变心理：“李秀成所部最众，洋枪最多”，“欲剿此贼非改小枪队为洋枪队不可”，(20)“我军惟有多用西洋军火以制之”。(21)他置“师训”不顾，大力购求洋枪炮，迅速变革淮军。之后，在使用洋武器的过程中，他坚定了变革军队的决心。他曾致函潘鼎新：“兄于炸炮一事，坚意要学，同志诸君，祈勉为之。”可见他态度的坚决。
淮军于1862年4月到上海，是月开始接仗，至8月已有洋枪队参加作战，可见李鸿章变革军队之迅速。改编先从韩正国亲兵营始，即编组洋枪小队及劈山炮混合作战。在8月初的七宝街、北新泾战役中，装备了洋枪的淮军获胜。这使李鸿章欣喜不已。他得意地向曾国藩报喜：“亲兵营湘营，枪炮队竟为上海诸军之冠，贼即打此营，无怪大败，吾师闻之，应亦莞尔”。(22)尝到甜头后，从9月起，李鸿章逐渐将各营的旧式枪炮裁汰不用，而改以洋枪队及劈山炮队。每哨有洋枪队6队（亲兵营4队）、劈山炮2队。以后，李鸿章将所部各营水陆7万人，大部分改用洋枪，每营多则400杆，少也有300杆，且完全变革了旧有营制。”此时的淮军，每营4哨，连亲兵营共500人，除伙勇外，几乎全用洋枪，劈山炮也逐渐减少，“小枪、抬枪、刀矛，则尽被革去”。(23)此外还曾大量购求西洋炸炮，并成立了炮队。
李鸿章在变革前期，主要通过洋商购得洋武器，他有感于购买外国军火的艰难和代价过高，便立意创办洋务军用企业，自行仿造所需的枪炮弹药。他这一时期先后创办了上海洋炮局、苏州洋炮局、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1870年，李鸿章总督直隶后，崇厚创办的天津造局也成为淮军的军火供应基地。这几大军工厂的产品大多被李鸿章用来武装淮军，使淮军的装备居全国之冠。咸、同时期，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和天津制造局供应淮军的枪炮种类：以枪言，早期主要是林明敦（Remington）、士乃得（Sneider）步枪及子弹，晚期则有黎意（Lee）枪及改造之毛瑟（Mauser）枪；以炮论，早期则有长短炸炮，晚期则有仿造之阿姆斯荘（Armstrong）山炮和快炮。西方各国使用的武器也不过如此。当时，淮军的装备距世界先进水平相差不远。
淮军炮队已有较完备的后勤供应系统。炮队中，不仅有炮车、还有铁工车、木工车、伙食车、行李车；不仅有炮手，还有号手、鼓手、炊食员、医生，这基本符合武器弹药、粮饷供应、运输工具、通讯手段、医疗救护等套配使用的近代化后勤供应系统的要求，表明淮军已开始向近代化军队过渡。
李鸿章在变革武器装备的同时，还采用西法训练军队。1862年10月，李鸿章在《上曾相》书中提及已用洋枪操拣军队：“敝军现择能战之将，其小枪队悉改洋枪队，逐日操演，洗刷子路，有较抬枪炮更远者”。(24)次月，刘铭传率先雇聘法国军官来营教习洋枪及采用西法训练军队。之后，淮军各营广为聘请洋将，以训练军队。雇聘的洋教官，多来自常胜军，或经戈登介绍，只有少数由英、法军队直接投效。淮军采用西法练兵，较之过去，有二大特点：一是训练时间加长，过去以一、二个月为期，后延长至半年以上，同治末年加延到一年；二是阵法、口令、号角也尽用西式。由于淮军全用西法操练，甚至口令了用西语，的确给训练带来一定的困难，也曾影响军心。“平吴以后，淮军各部将已渐有改译口令之举，先后刘秉璋、潘鼎新、丁日昌、周盛传部，俱刊刻口令成书，分发军中应用”。(25)同治末年添新炮队19营后，营制操练，全照德国成法，除聘雇德国军官李劢协（lehmayer）来教习3年外，并选派官弁7人，赴德研习水陆军械技艺，俟学成归国后充各营教练。咸、同时期，淮军主要采用练手足、演枪炮各不，以及林操、行军、测绘、战阵等。
通过变革武器装备、旧有营制和采用西法训练，到同治末年，淮军逐渐过渡为近代化军队。
（四）
咸丰、同治时期是传统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初级阶段，也是军队近代化的初级阶段。虽然，这一时期人们对近代化的认识异常迷茫，传统与变革的冲突在人们的思想上表现得十分繁复和多样，但变革毕竟开始从“混沌”走向了“有序”：从军队装备的变革，逐步深化到军队体制的变革：改变旧有营制、采西法练兵和建立后勤供应系统（如同治末年淮军的新式炮队就有此后勤供应系统），并兴办了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军用企业。虽然在变革的过程中，出现了情感束缚变革的现象，但危机的急迫，又催逼着变革不断向纵深发展。这一时期，人们的疑惑在于：不甘沉沦与落后，则必须向西方学习，大力变革传统；而变革的深化，必然引起近代化运动的展开，势必冲撞传统的政治、经济、体制、伦理纲常，导致传统体系的崩溃，从而背离“用夏变夷”的初衷和崇古卫道的意愿。要想固守传统，排拒近代化，则只有永远受制于人，永远受人欺侮、遭人蹂躏，无从自强。这种种矛盾，使得人们对现实的选择异常艰难。但严酷的现实危机常常突破对传统眷恋的情感，迫使人们不得不接受近代化以救亡图存。历史就是这样在冲突中进步着。
注释：
①《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页2-3
②《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一辑，页62
③洪仁玕语，《北华捷报》第524号，1860年11月
④、(18)、(19)、(20)、(21)、(22)、(24)吴汝伦编：《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3，页3；卷1，页11；卷1，页62；卷2；页15；卷1，页51，卷2，页17；卷2，页15
⑤萧一山：《清代通史》、（三），页392，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⑥《太平天国诏谕及书翰》
⑦⑨⑩《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0，卷1，卷17
⑧《八贤手札》页248-249
(11)《洋务运动》、（六），页250
(12)、(13)《曾国藩全集》家书、（二），页876、页1069
(14)汪世荣：《曾国藩未刊信稿》，页230
(15)、(16)《左文襄公（宗棠）全集》、书牍，卷23，页62；卷16，页27
(17)弗尔索姆：《晚清时期的“幕府”制度》，页190
(23)王尔敏：《淮军志》，页95
(25)《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页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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