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转型对一个新概念的初步阐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概念论文,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青年转型的概念应从青年成长说起。青年成长是青年身心发展的量的积累过程。中国古代著名教育家孔子，把人的发展分成五大阶段。“子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青年成长即为其第一阶段；发展到三十岁时成为一个独立的、能担当起各项社会责任的社会人。在这里孔丘特别提出了不同阶段质的变化。即我们说的型态转变。
那么什么叫青年转型呢？给任何现象下概念，一般遵循三大原则。其一，前人是否已有过界定；其二，在这一问题上需要抓住的本质是什么；其二，是从什么角度出发，运用什么理论所作的界定。运用社会学的理论来看青年转型，即指在社会变迁中青年群体所发生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行为模式类型的转化。这一概念中包括以下内涵：第一，新型态是青年发展中所发生的质的变化；第二，新产生的类型与过去型态有质的差异；第三，这一新型态是社会变迁的产物。
从上述概念和内涵中可以看出，青年转型一离不开社会发展的物质文化基础；二离不开青年群体发展的渐进过程。
需要说明的是，青年转型讨论的是青年整体的质的飞跃，而非个别青年的特殊变化。由此，在研究方法上，青年发展研究大多从个别到一般，而青年转型研究则侧重于从一般去分析个别，即从总体上去分析质的变化和规律。
青年转型并非今日独有，在每一社会大变革时期均会出现转型现象。本世纪内中国青年已经有过两次转型。第一次产生在辛亥革命前后，其基本特征是从尊孔读经、尊儒反法，转向尊重科学民主，崇尚独立自由、平等、博爱；在生活方式上表现为剪辫子、穿中山装；在行为模式上从自然经济的顺天理、灭人欲，无所作为转向手工业社会的顺乎天理、合乎人情，即转向对自然与人际关系间的双重依赖。第二次转型产生在1949年以后，此次转型明确地提出了消除封建思想意识、道德文化与生活方式，培养共产主义觉悟与道德文化、生活方式。如前所言，青年转型受制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关系的转化。生产力发展有一个或快或慢的过程，青年从一种类型转化为另一种类型也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发展过程。所以，第一次转型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直到1949年也还有部分农村青年停留在封建青年形态上。在思想观念、道德习俗、生活方式、行为模式与帝王时代的青年面貌十分相似。而第二次转型虽然势如急风骤雨，然而却表现出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超越性转化。没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强行向共产主义社会形态转化。这样难免不出现“海市蜃楼”式转瞬即逝的种种特征。“文革”一来即乱了阵脚。乱七八糟的思想类型、行为模式、生活方式均展现出来，一瞬间价值观、道德观、行为模式大乱。
八十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和建设进程，迎来了中国青年的第三次转型。如果说前两次转型产生的前提条件是政权交递的需要，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那么，这次转型则以经济变革为前提，具有浓厚的青年经济需求与社会经济色彩。它与前两次不同的显著特征，一是转型的动力主要不是社会政治文化激励，而是来自社会经济与物质生活条件的大变革；二是转变的方向是面向全球经济文化的发展，寻求与世界生活方式之整合，而非面向国内政治变革与被动地适应主流文化发展潮流；三是社会转型与青年转型同步发展。
那么，当代青年转型具有哪些特征呢？
第一，在生理上正从传统的瘦小晚熟型转向魁伟早熟型。手工业社会的低水平生活与高强度体力劳动，使人的生理素质发育受到严重压制，表现出身体矮小、瘦削、性发育成熟较晚。40、50年代中国男青年平均身高不到160厘米。胸围、肩宽普遍较小。1985 年全国抽样调查统计男青年平均身高已达164.78厘米，女子156.80厘米比1979年增高1——2厘米，据笔者在四川农村的典型调查访问结果，90年代的青年男子的身高、体重与胸围、肩宽一般超过父辈两厘米左右。普遍的认识是，当代青年男子比父辈魁伟；当代青年女子比母辈高挑窈窕。我国运动员的身高、体重、耐力、爆发力与速度也逐步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这些均证明中国青年的体型与体能正在向现代社会类型转进。
在生理发育上，1963—1964年调查，我国青年男子首次遗精为16.6岁，女子初潮平均年龄为14.5岁。1991年调查，青年男子首次遗精平均年龄为14.1岁，女子初潮为12.52岁。性成熟平均提高了2—3年， 与发达国家男女性成熟年龄已十分接近。
第二，在心理上正从被动反应型转向自觉认知适应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青年教育文化主要是“从”与“顺”。从君、从父、从夫、从长辈；顺天、顺父母、顺服于师长。唯独不提倡独立自主。这种“从”、“顺”文化特质，以后转化为“驯服工具论”与“三忠于”、“四无限”、“字字照办”、“句句照办”。人的创造性、自觉能动作用，在这种文化特质中被淹没了。虽然，任何社会都需要有领导与服从，但是中国文化中那种视不从、不服为“叛逆”，动辄要兴师问罪、不给年轻人有独立思考、开拓进取的文化空间，的确对中国社会发展起了很大阻碍作用。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以来，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向前看”的方针，一洗几千年的“等级真理”观，真正建立起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而给广大青年以开拓进步、独立思考、敢想、敢说、敢干、大胆实践提供了广阔的文化环境，据1983年调查“在重大问题上依靠父母”的青年占15%， 而在1994年这一比例下降到6%；而“完全靠自己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青年从1983年的20%上升到1994年的28.7%，60—80%的青年在处理问题时已由传统的依靠父母、师长、领导、转向依靠自己与同辈、爱人、朋友。由此可见，当代青年正从被动地接受长辈的旨意行事，转向主动地指导自己的行为与生活方式。
第三，在劳动类型上，正从体力型转向智力型。改革开放以来，青年劳动者的素质提高很快。在6岁以上有文化人口中，1982 年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的人口占31.6%，1990年上升到37.8%；1982年15—34岁年龄段中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的青年占51.2%，1990年上升到65.3%。从劳动形式上看，城乡青年的劳动大多从传统的单纯靠手工的体力型，转向依靠体力加智力的凭技术与手工劳动的综合型或全智力型。在农村，农机、农化，农技80—90%以上为15—34岁的青年掌握。城镇青年已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由此，青年的择业意识也开始转向重智力劳动。农村青年如今进城也乐于选择那些含科学技术性的职业。从而出现了不少农村姑娘也不愿再当保姆，略有技术的城市或农村青年“炒”老板的鱿鱼，不断转换工作。一度是“老板挑劳工”的劳务市场，如今已出了“劳工选老板”的现象。这些都是由青年文化技术素质提高，劳动能力转型产生的结果。
第四，在社会角色类型转化上，一是社会劳动角色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一型转向多样型。计划经济把劳动者终身固定在一个劳动岗位上，角色很难流动；市场经济追求的是“效益优先”原则，由此，青年们职业角色流动较大，时干时商，时农时工，还有第二职业角色等等。二是角色意识已从血统型转向市场型。在自然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格局下，由于职业流动与人口区域流动较小，天然形成了一代代血统农民、血统工人和教育世家、医疗世家、祖传手工业等阶层。而市场经济扩大了竞争与交往，知识技能主要来源渠道已从家庭转向学校与书本，年轻一代的角色意识也从血统继承，转向追求市场效益，追求的主要是发展前途与经济效益，而不再是“世家”的美名。有调查表明，城市90%以上青年未继承父业。三是角色评价已从政治至上转向经济效益至上。中国人的社会等级观念较浓。反映在角色流动上是“能上不能下”，顾名声，轻金钱。多年来，社会地位向下流动就会被人们看作“倒霉”、“没面子”、“犯错误”、“有问题”。由此，当官者拼命向上爬，怕丢官；青年们努力求学也是为了求得一官半职，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现在年轻一代已开始抛弃这一世俗观念，把角色评价上的权位第一变为经济效益第一，轻名重利、弃官经商、弃学经商、丢掉“铁饭碗”创业的主要是青年人。在角色选择中，他们摒弃了传统的“君子重义，小人重利”的价值观，树立了按劳分配、平等竞争、等价交换，效益至上等现代社会价值观。
第五，在生活方式上，消费生活、生产劳动、社会交往等生活方式正从封闭型转向开放型。据调查1983年城镇青年迫切要求改善吃穿的人数占10—17%，而1994年下降了3—4%；迫切要求改变住房的青年占45%，而在1994年下降到21—22%。有了钱后用于投资办厂、做生意、买股票的人则从1983年的2—4%上升到30%左右。由此可见，青年们已开始把家庭生活投资重点转向增值资本的物外投资。在交往方式上，80年代初的青年最喜欢在一起谈学习、谈小道新闻、谈工作、谈婚姻家庭；九十年代的青年在交往中多谈赚钱与发展人际关系，寻找互助。
总之，90年代以来的青年的明显转变是价值类型从家庭转向社会；注意类型从政治转向经济；生活类型从知足常乐转向不断追求；工作类型从重表现转向重经济效益；处事类型从顺从、服从转向独立思考，自我判断。这是中国一代新人在新的经济形态下自身形态的一次飞跃性变革。
应该承认，任何一个社会的转型与随之而来的社会成员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行为模式的转化，都是一种从不和谐到和谐的发展变化过程，难免会出现一些社会问题。
首先，社会转型对青年转型有推动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社会转型是一种破旧立新的过程，目前中国在经济基础上要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产、交换、分配方式为市场经济体制的生产、分配、交换方式，必然会产生上层建筑中的制度文化、组织结构、组织管理形式的变革。在这种整合中有推动青年利益、兴趣发展的部分，也有暂时会剥夺旧体制中青年已获得的利益的部分（比如，“铁饭碗”被打破、自费入学等）。由于利益冲突，也就会使青年对新体制适应产生动摇、彷徨。
其次，青年对新思想、观念、生活方式、行为模式有一个认知、选择、学习、适应的过程。近十余年在破除“左”的思想观念以后，立什么样的思想、观念的问题上，不仅青年人彷徨不定，成年人、乃至某些领导者也含含糊糊。因而出现了对传统价值观、西方价值观的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的复杂思想斗争。在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上也反映出传统与开放的分歧，即少数人仍遵从保守的道德、礼仪与生活方式；少数人又照搬西方文化中落后腐朽的方式，诸如极端个人主义与性乱。这些都是在社会转型中青年文化选择中矛盾与斗争的表现。
此外，从外在文化环境上看，也有矛盾。青年有先知先觉的优点，也有脱离实际、急于求成的弱点。青年期望很快从思想观念、生活方式、行为传统模式类型转向现代工业社会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行为新模式类型。然而，新文化的产生受制于外界已有的物质条件和文化条件。由此，必然产生理想与现实间的矛盾。
由于上述青年转型与社会转型之间的既适应又冲突的矛盾，在青年转型过程中，难免不出现一些青年问题。怎样预防转型期的社会问题与青年问题呢？
第一，我们应从大处着眼认识当代中国的社会问题和青年问题，才能抓住要害与本质。中国当代的诸多社会问题表现虽然形形色色，然而本质只有一个，即社会运行失调。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不单是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经济运行机制的转化，实质上是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一系列转化。十多年来的改革使我国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而上层建筑内的政治、法律部分虽然进行了与之相适应的改革与完善，然而，作为调节人们相互之间的道德准则却混乱不堪。主流文化的道德标准起不了主导作用，这不仅会影响社会正常运行，而且也使一部分青少年是非不分，甚至越轨。在上层建筑的组织文化与制度文化上也存在不少不适应于新经济形态的部分，比如，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贪赃枉法等等。总之，社会正常运行是社会各部分的整体配合和相互推进的协调运转状态。而今天的社会各部门之间、上下左右之间相互争夺经济利益，顾自己或小团体利益的多，顾大局、协同配合谋取整体利益的少；在发展市场经济中强调经济效益与自我发展的效率的多，注重整体协调的少。这样一来，经济效益大的事争着干，经济效益少而社会急需的事难办，没人干；在经济发展上盲目竞争，重复建设多，宏观控制上十分困难。
从大处着眼，还要从小处着手，即从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解决作起，才能解决全局问题。在青年转型过程中，要教育青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这关系着中国人的是非尺度。全社会都应来一次价值观上的正本清源。
第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当前应该在干部和党员中开展一场强化角色意识的教育，维护法律与政策的权威，树立正确的“平等竞争、按劳分配”原则，为青年树立起遵纪、守法、公正、平等、诚实劳动的楷模。
第三，加强青年的培训和教育研究。提供一批与社会转型期相适应的精神文化食粮，净化社会文化。帮助广大青年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行为模式与社会发展协调一致。
第四，提高社会各级管理组织的社会协调与社会控制能力，使其能担负起转型期的社会整合与协调任务。
多年以来人们大多喜欢从青年角度认识青年问题。由此，一代又一代的“九斤老太”层出不穷。从本质上看青年问题，应该站在社会运行的角度去看青年的发展与变化及其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青年是社会的一面镜子，所有社会弊病往往最容易最先从青年身上反映出来。当前全社会最大的最反感的是青少年的犯罪问题，而在这一问题的来源上即牵涉到社会文化、社会管理，干部、家长的行为导向，日常价值观等问题。所以，我们应从社会整合、社会经济文化平衡协调发展上来综合预防与治理各类问题。
注：本文资料引自《中国青年发展报告》、《中国青年发展的现状与对策》、1983年《中国青年农民调查资料》和《中国青年工人调查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