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的新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史论文,十一届论文,新进展论文,中共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02)02-0010-09
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和显著的成绩。下面，对这些新进展作一个概述和介绍。
一、关于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讨论及论著
关于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讨论和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曾成为一个热点。据有的文章介绍，1983年在广州拟定高等院校中共党史教学大纲时，何沁、沙健孙、郑德荣、张静如等人就讨论了中共党史的研究对象问题，并在大纲中对此首次做了明确的表述。1986年9月，《党史研究》编辑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关于中共党史学理论的学术讨论会。自此，至1994年，党史界先后召开9次具有一定规模的学术讨论会，就中共党史的学科性质、学科体系、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理论与方法、《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中共党史教学和研究的影响、中共党史学体系、中共党史研究与社会现代化等学术理论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注：张静如、王朝美、侯且岸、谢荫明：《中共党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的反思》，《北京党史研究》1995年第5期。）。其中，有《党史研究》编辑部于1986年9月、1987年4月、1987年6月连续召开的三次座谈会；1987年10月，《党史研究》编辑部和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在北京召开的关于中共党史的性质及其研究现状的中共党史专业研究生学术讨论会；1987年7月，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云南中共党史研究会、中共云南省委党校于昆明召开的中共党史学理论与方法讨论会；1988年8月，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山西省中共党史研究会、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党史文汇》编辑部等于太原召开的中共党史学理论与方法讨论会；1988年10月，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求是杂志社、《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北京市中共党史研究会、北京师范大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于北京召开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中共党史教学与研究的影响”座谈会等。从90年代以来，这方面的讨论会开得很少，只是在2001年2月23日，《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教学与研究》编辑部在北京召开了一次“面向新世纪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座谈会。
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关于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专著共出版了近10本，如张静如、唐曼珍主编的《中共党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王仲清主编的《中共党史学概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唐曼珍著《毛泽东与中共党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张静如著《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曹军著《中共党史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卢耸岗主编《党史研究概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王炳林著《邓小平理论与中共党史学》（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周一平著《中共党史学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和《中共党史文献学》（华东师大出版社2001年版）。有关的著作还有《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龚育之论中共党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的《党史理论纵横谈》（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等。
关于中国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文章，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共发表了50多篇。较早发表的有马齐彬《党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党史研究》1980年第1期），郭德宏、李明三《正确处理党史研究中党性和科学性的关系问题》（《理论战线》1981年第123期）等。从1987年开始，这方面的文章大量发表，而且一直持续不断，其中主要的有王朝美《略论中共党史理论和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史研究》1987年第5期），张静如《党史学科建设断想》（《党史研究》1987年第6期），张静如、侯且岸《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纲》（《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张静如《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张静如《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党史研究》（《北京党史研究》1993年第1期），郭德宏《关于深化中共党史研究的几点思考和建议》（《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4期），张静如、王炳林《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回顾与思考》（《北京党史》1999年第2期），张静如《二十世纪与中共党史学》（《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1期），郭德宏《中共党史学的性质、体系、理论与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齐鹏飞《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功能与政治功能》（同上），侯且岸《论中共党史学的历史文化取向》（同上），杨凤城《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规范与方法》（同上），王仲清《努力繁荣发展中共党史学科》（《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1年6月28日）等。
二、关于有没有一门中共党史学的研究
过去，中共党史只被看做一门政治理论课，而没有被当做一门独立的学科。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不少学者提出中共党史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应建立一门中共党史学。现在，虽然仍有人认为不存在一门单独的中共党史学，因为它不是一门单独的学科，只是历史学或政治学的一部分。因此，也没有单独的关于中共党史学的理论。现在所用的研究中共党史的理论和方法，基本上是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这么多年很多学者想建立一门中共党史学，但一直没有建立起来，就是因为它本身不是一门单独的学科，没有单独的理论和方法。但是，不少学者认为，中共党史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应该建立一门中共党史学。理由有两个：一是中共党史已经讲了多年，现在已列入政治学下面的二级学科，以后还可能成为一级学科；二是有中共党史学科，就有关于中共党史学科的理论，就像有历史学就有史学概论一样。最早提出建立中共党史学的是张静如。他说：所谓“学”，就是独立的学科。中共党史的研究本属历史学的内容，为什么又提出要建立一门独立的“中共党史学”呢？这不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就有此特权，也不是因为研究执政党历史的人要求得到这种特权，而是纯客观的需求。因为中国共产党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影响太大了，研究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发展，不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绝对不行的，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涉及的社会层面极广，内容十分丰富，过程特别曲折复杂，不单独立“学”，不形成一个相当规模的研究体系，无法深入研究，因此，有必要将中共党史学单独建立为一门学科（注：《中共党史学诠释》，《北京党史研究》1997年第3期。）。齐鹏飞也认为：“将中共党史研究从传统的历史学中剥离出来形成一个相对独立、完整且系统、规范的学科体系——中共党史学，其必要性、可能性和可操作性都已具备。”（注：《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功能与政治功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那么，中共党史学和平常说的中共党史是什么关系呢？从大家的论述来看，共有三种看法：第一种是包括具体的中共党史在内的中共党史学，即广义的中共党史学。张静如即说：“中国共产党历史，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进程，而中共党史学则是研究这一进程的学科。因此，凡是研究这一历史进程的课题，不管从什么角度、什么层次，都属于中共党史学的范围。换句话说，中共党史学就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进程的研究。”（注：《中共党史学诠释》，《北京党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二种是指居于具体的中共党史之上的关于中共党史的学问，即狭义的中共党史学；第三种是把中共党史看做整个学科的总体名称，认为中共党史学作为研究中共党史的学问，只是中共党史这门学科的一部分。这种看法把中共党史学降低为中共党史的一部分，不一定妥当。至于第一种和第二种看法，都有道理，我看可以并行不悖。
三、关于中共党史学性质的研究
在1985年以前，中共党史虽然一直是作为政治理论课开设的，但已有学者在肯定这一点的同时，明确指出“党史是一门历史科学”（注：马齐彬1979年11月在河南省委党校和河南史学会举行的党史学习班上的讲话：《党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党史研究》1980年第2期。）。从1985年高等学校的中共党史课改为中国革命史以后，一些党史学家更加明确地提出，中共党史不应属于政治学科，而是一门历史科学。如张静如提出：“凡研究和阐明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纵向学科，不管它是整体的、断代的、或是分类的，都应归属历史科学。党史学是近代历史时限之内的一部专史，其性质自然应该为历史科学。”（注：《党史学科研究断想》，《党史研究》1997年第6期。）虽然对这个问题仍有不同看法，但这种认识已被党史界的大多数人所接受。侯且岸认为：“从学科性质上把中共党史定位于历史学科，正是中共党史研究趋于成熟、形成规范、走向理性的表现。”（注：《论中共党史学的历史文化取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那么，中共党史学和一般的历史学有没有什么不同呢？我认为还是有所不同的。它是直接为党的现实工作和建设服务的，因此与一般的历史学相比，具有更强的政治性、理论性、现实性。这样，它就不能不具有某些政治学的特点，成为一门带有政治学特点的历史学科，或政治性很强的历史学科。
四、关于中共党史学特点及类型的研究
关于中共党史学的特点，过去主要是强调党性、革命性、阶级性、政治性、战斗性、现实性以及科学性等等，曾提出要达到党性、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人更加强调中共党史学的历史性和科学性，认为中共党史在研究中虽然要注意它的政治性、现实性、理论性等等特性，但它本质上是一种历史性的研究，科学性才是它的生命。离开了科学性，其他特性都无从谈起。
正因为中共党史学具有以上特点，所以可以从不同的方面进行研究。由于研究的角度不同，也就形成了几种各具特点的中共党史。有的学者认为有两种中共党史，即官方的中共党史和学者的中共党史。事实上有三种中共党史，除了以上两种以外，还有一种民间的中共党史。所谓官方的中共党史，即按照官方的要求所作的研究和撰写的中共党史，它主要是从中国共产党本身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更强调中共党史学的政治性、服务性、教育性。所谓学者的中共党史，即学者所进行的研究和撰写的中共党史，它更多地是从客观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更强调科学性、真实性、学术性。所谓民间的中共党史，即民间自由进行的研究和撰写的中共党史，它主要是从个人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更强调研究和言论的自由性。这三种中共党史学看起来确实不一样，并因目的和要求的不同，在很多方面常常发生矛盾。但是，不管哪一种中共党史，不管从哪个方面，根据什么目的进行研究，中共党史学本身的特性都是不能缺少的，也是无法回避的。如果不考虑它的政治性，和党的决议及路线、方针、政策相违背，就不能公开发表，发表了也会造成不好的影响；如不考虑它的科学性，就根本站不住脚，没人会相信。
齐鹏飞提出：“从理论上讲，主观性与客观性、科学性与社会性、为现实服务的直接性与间接性的统一，政治功能与学术功能、政治价值与学术价值、政治标准与学术标准的统一，亦即政治性与学术性的统一、党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是中共党史研究的本质要求和理想境界。”（注：《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功能与政治功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我认为，这种看法是正确的。
五、关于中共党史学对象和内容的研究
关于中共党史学的对象，也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探讨，大体上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中共党史的研究对象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全过程，以及与之相关的全部内容。最早提出这种观点的是毛泽东，1942年他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提出：“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注：《党史研究》1980年第1期。）后来党史学者的表述，大都由此而来。但是，很多学者在具体表述上，则有所不同。如有的认为它应该包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的历史和党自身建设的历史两个方面，有的还从新的角度对它作了概括。1995年，张静如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中共党史的核心内容这个角度，将中共党史的研究对象概括为：“中国共产党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现代化而奋斗的历史发展全过程”（注：《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58页。）。后来，侯且岸从文化的角度，提出中共党史学的研究对象为：“在中国近代社会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以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嬗变为背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过程。”（注：《论中共党史学的历史文化取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但是，也有的学者认为中共党史的研究对象应有一定的范围。1980年9月21日，胡乔木在谈到中共党史和国史的关系时曾说：“我们应该确定，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生活中究竟占什么地位，应该给它明确的规定，不能给它笼统的规定。所谓笼统的规定，就是说工人阶级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什么什么，或者说中国共产党是什么什么的领导核心。这个话是不错的，但是是不够的。”“因为要领导，就发生几个方面的问题：究竟是怎么领导法？究竟领导到多大的范围？有一些范围确实是有必要去领导的。纯粹学术性的问题，党怎么去领导呢？何必去找这个麻烦呢？”他还说：“另外一个方面，党的一切活动，都是在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范围之内，不能够超出这个范围之外。……我想，我们过去已经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所以需要说得更加具体。”（注：《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5～126页。）1992年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教学大纲》（试用本），虽然认为中共党史研究的对象是整个党的发展过程，但又认为“主要是党的战略、策略的理论和实践，也包括党的自身建设问题。战略，是指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总目标、总任务、总路线；策略，是指党为实现战略目标所制定的具体路线、具体政策”，这与上述观点是接近的。根据胡乔木的意见，李向前在2000年明确提出：“党史研究的对象，不应超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党的决策过程和它的机制，以及党在相应问题上思想活动的范围。”“党的领导并不是无限制地延伸到所有方面和所有细节，因此党史研究也是有限度的，不能把历史叙述无限制地推进到一切方面去。同时党的活动，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之内。党的活动的限度，也不能超越这个界限。甚至对于那些超越了限度的历史教训，还应该给予总结。”（注：《党史与国史：在怎样的意义上应有区别？》，《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3期。）
另外，福建省委党校研究生陈振文在2000年还提出，应该把“规律”作为党史学研究的对象（注：《关于中共党史学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党史研究与教学》2000年第6期。）。
关于中共党史学科的研究内容，有的学者认为比较具体、丰富，可以列出许多条；是相对变动的，可以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研究者视野的扩大，不断充实新的内容；它被包含在研究对象之中，而不能包含研究对象，与研究对象的关系是包含与被包含、一般与个别的关系。至于具体的表述，有多种概括：侯且岸认为有六个方面（注：侯且岸：《略论党史学的研究对象》（打印稿）。），王仲清认为有七个方面（注：王仲清主编：《中共党史学概论》，第95、94页。），周一平认为有八个方面（注：周一平：《中共党史》（待印稿）。），有的认为应概括为党的基本实践、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经验四个方面（注：中共中央党校函授学院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有的认为应概括为基本理论、基本方法、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四个方面（注：卢耸岗主编：《党史研究概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页。），有的则认为可以从纵横两个方面加以划分：以横断面分，可划为全国党史和地方党史两大部分；从纵切面分，可划出党的组织沿革史、政治斗争史、军事斗争史、统一战线史、党内斗争史、自身建设史、领导决策史，还要涉及党所领导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注：赵荣达：《中共党史·党史学·党史课》（打印稿）。）。
在撰写和修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时，胡乔木曾多次提出，要处理好党和人民、党内同志和党外朋友、党的领导和广大党员、干部的关系，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把中共党史写得很狭窄，甚至仅仅写成中央领导人或一个人的历史。杨凤城也提出，中共党史既要研究中央领导层的决策过程，又要研究地方和基层党组织、普通党员和普通民众的活动。只有从决策者与执行者的互动中，从党和社会的互动中才能写出党史的全貌（注：《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规范与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但是，正如前面所说的党史研究对象一样，也不能把党史研究的内容无限扩大，包罗万象，把什么都包括进去。那样，中共党史就等同于中国革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了。
六、关于中共党史学科功能的研究
过去，一般只强调中共党史学科的政治功能，即总结历史经验，为当前工作服务，资政育人。但是，近年来有的学者提出，中共党史学有两种功能。齐鹏飞认为：一方面，中共党史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借鉴功能、政治宣传功能、为现实服务的直接性的实用功能、教育功能、“求善”功能，具有社会价值；另一方面又具有学术功能、认识功能、为现实服务的间接性基础功能，具有学术价值（注：《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功能与政治功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杨凤城也认为：中共党史一方面是一门党性、政治性很强的学科，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知识领域、学术领域，它本身就有存在的价值和文化学术功能”（注：《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规范与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我认为，他们的意见是对的。从领导者的角度讲，当然主要是强调它的政治功能；但作为学者，就必须同时重视它的两个方面的功能。如果不重视它的学术功能、认识功能、文化功能，研究就不容易深入，成果也往往缺乏长久保留价值。
七、关于中共党史指导理论的研究
过去，主要强调中共党史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为指导。现在，我们仍然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为指导，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对于怎么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为指导，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提出了新的看法。
1989年，张静如、侯且岸在《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纲》中提出，除了唯物史观以外，指导中共党史研究的还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二者不仅有指导关系，而且有包含关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是分层次的，除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外，还应该有低一层次的关于历史过程具体规律的理论，以解决类似历史过程的阶段性、发展趋向以及评价历史事件、人物、群体的原则等等问题（注：《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
1995年，张静如在《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一书中，从五个方面，深入研究了如何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贯彻到党史学领域的问题：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全过程的核心内容，应该注意如何使中共党史学主体部分的研究体系和研究重点体现这一核心内容，并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标准，衡量政党、集团和个人的历史作用，评判历史事件的性质、作用和意义；二、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过程是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应该明确中国共产党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把对这种作用的描述和分析，贯穿到中共党史研究中，并从现代化的角度评价重大历史事件的作用；三、应该重视中国近现代社会进化的过程，把进化过程看做社会变革的基础，并以中国近现代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另外，书中还论述了社会意识与党史学、个人和群众与党史学的关系（注：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这本著作的出版，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成果。
1999年，张静如、张勇在《创新与中共党史研究》中提出，为了更好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导中共党史研究，应该建立起一个中共党史学的中介理论体系，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中的基本原理与中共党史研究的实际相结合，提出若干理论原则，并形成体系，用以指导具体研究。有了这样的中介理论体系，中共党史学理论的特色就会凸现出来（注：《党史研究与教学》1999年第3期。）。
张静如的上述思想，王炳林在《邓小平理论与中共党史学》一书中，又作了进一步阐发，并具体论述了怎么运用邓小平理论指导中共党史研究的问题，指出应该把群众利益原则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使两个标准有机结合起来，共同作为中共党史研究体系的重要内容和评判历史事件与人物的标准，这样会有助于加深对中国共产党历史本质的认识（注：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
除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历史理论以外，很多学者还指出中共党史研究应该大胆吸取传统史学和西方文学的正确理论，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力争形成中共党史研究的专门理论。只有形成自己的理论，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指导才能具体化，具有更强的指导性。
八、关于中共党史研究方法的研究
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方法，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也有不少论著进行了探讨。有的学者认为，根据不同的性质、作用、范围，党史学方法大体上可分为基本方法、具体方法、特殊方法三个层次。基本方法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具体方法是指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研究党史的各种具体方法；特殊方法是指仅仅适用于党史领域某些专门分支学科或某些领域的特殊方法，包括数学计量方法、统计方法、图表方法等（注：林强：《中共党史学方法论研究》，《福建党史月刊》1989年第11期。）。有的还提出应该建立一个完整有序的、包括不同层次的方法论体系，这个体系应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指导性方法；二是综合性方法；三是各种具体方法；四是技术性方法（注：陈绪文：《关于中共党史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党史研究与教学》2000年第6期。）。
除传统的研究方法外，张静如提出研究方法应该多样化。1989年，他就提出应注意考察社会心理，运用全面的历史比较研究法、地理环境与历史发展相结合的考察法、历史的逆向考察法等等（注：张静如、侯且岸：《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纲》，《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1991年，他又提出要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注：《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后来，他又提出可以从人类学、文化学角度进行研究，可以采用历史比较法、逆向考察法、系统方法、数量分析法，以及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方法、分层次研究法、纵横比较法、科学假设法、历史跟踪法、地理环境与社会历史发展考察方法等等（注：张静如、王炳林：《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回顾与思考》，《北京党史》1999年第2期。）。必须具有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精神，从研究方法、研究角度、研究领域、发掘史料、研究手段等等方面进行创新（注：张静如、张勇：《创新与中共党史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1999年第3期。）。中共党史研究今后要朝着现代化、科学化、社会化方向发展，即研究的目的、内容、方法和手段，都要符合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方向和需求；研究的内容要正确反映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真实面貌；要面向社会，更好地发挥中共党史学的社会功能，为社会服务（注：张静如：《党史研究要现代化、科学化、社会化》，《北京党史研究》2000年第6期；《二十世纪与中共党史学》，《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1期。）。他提出的以社会史为基础研究中共党史，以及从现代化的角度研究中共党史等主张，在中共党史学界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还有的学者提出，应该采用系统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共党史，把中共党史放到中国社会国际社会的动态系统及大系统中去研究（注：陈日增：《系统方法在党史研究中的应用试探》，《福建党史月刊》1990年第9期；丁卫平：《系统科学方法与中共党史研究》，《长白学刊》1989年第1期；汤立双：《关于系统理论与中共党史研究的断想》，《党史研究与教学》2001年第5期。）。齐鹏飞认为，现在的中共党史研究是线性思维，存在静止化、简单化和绝对化的弊病。如运用非线性思维，即系统理论，就可以避免这种弊病，透视出线性思维下不能分析出的系统内部各部分之间的互动以及系统内部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互动所产生的整体涌现性以及系统的多样性、多向性、多变性和非加和性、非一一对应性、非“非此即彼”性。因此，面向新世纪的中共党史学欲走出相对封闭的传统模式的束缚而谋求科学化、规范化的发展目标，必须进行由线性思维向非线性思维的转换（注：《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功能与政治功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侯且岸提出，应该加强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历史文化取向。他认为，历史和文化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在中共党史学理论体系和研究的各个领域中，都需要展示文化的存在，厘清中共党史与文化的理路，揭示中共党史研究对象的文化内涵，阐明中共党史与先进文化的关系。这样做，无疑将拓宽研究视角，扩大研究领域，促进研究工作的深入，同时也将激活中共党史学科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联系，构筑新的学术基点，走向跨学科研究，与国际学术相联接（注：《论中共党史学的历史文化取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杨凤城提出，应建立两套规范和话语系统。他认为，因为中共党史研究有资政育人和文化学术两种功能，所以应该有两套规范和话语：一套是适用于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的规范、话语，一套是适用于知识研究的规范、话语。前一套规范、话语主要以党的文件和重要领导人的界说为准，事实上是把研究材料当成了结论，没有从材料中跳出来，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在学术研究中，应尽可能地从客观的立场出发，运用中性而严谨的学术话语，实现由意识形态规范、话语向学术规范、话语的转换（注：《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规范与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龚育之还论述了在写作党史著述中应解决好的十个关系：一、站在党的立场写历史和站在科学的立场写历史的统一；二、按照历史原貌写历史和站在时代高度写历史的统一；三、写党的历史和写人民的历史、国家的历史的统一；四、写党领导人民进行政治斗争的历史和写党领导人民进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历史的统一；五、概括史学界已有成果基础上写历史和力求有新的发现、新的论述写历史的统一；六、用广角镜头写历史和用特写镜头写历史的统一；七、叙述历史和议论历史的统一；八、观察国内和观察世界的统一；九、写成绩和写失误的关系；十、写新观点与写成熟的观点的关系（注：《理论·党性·方法——龚育之谈建国以来党史的研究》，《中国党政干部论坛》1999年第7期。）。
另外，很多学者还提出，中共党史研究应广泛吸取传统史学、西方史学、其他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如谢荫明提出，要重视和引进六种研究方法于中共党史的研究：(1)吸收和借鉴中国传统治史的理论和方法。(2)跨学科的综合分析方法。……将人口学、政治学、经济学、民族学、心理学等诸多其他学科运用于中共党史研究。(3)运用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4)历史计量研究法。(5)比较研究法。(6)口述史学（注：转引自卢耸岗主编：《党史研究概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35～36页。）。在1997年中共中央党校举办的中共党史师资班上，我也曾经介绍了十种中共党史研究易于采用又较为成功的研究方法，如口述史学方法，即时史学方法（美国称为瞬时史学），心理史学方法（又称心态史学方法），文化史学方法，政治学研究方法，领导学研究方法，长时段研究方法等等，并提出应该开阔视野，不要只从中国共产党本身的角度研究中共党史，应该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放到整个中国现代史的范围内加以考察，因为中共党史只是中国现代史的一部分，如果从现代中国的角度研究中共党史，对有些问题的看法可能就不一样。（注：《关于深化党史研究的若干思考和建议》，《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4期。）。
九、关于中共党史学理论体系和研究体系的研究
关于这个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也提出来了，但表述不太一样，有的表述为理论体系，有的表述为研究体系，有的则把二者混用或等同起来，因此，这里也把它一起加以介绍。关于这个问题，现在主要有六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共党史学的体系，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和方法。王仲清主编的《中共党史学概论》一书，就持这种观点。因此，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基本原理，以及它在中共党史学科中的具体运用，研究中共党史学科的性质、特点、社会功能、对象、内容、体系和中共党史的分期，研究把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应用于中共党史研究时需要注意的问题，等等（注：《中共党史学概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页。）。根据这种看法，这本书依次论述了中共党史的性质、特点、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理论和方法、史学批评、地方党史研究、党史工作者的素养等问题。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共党史学的理论体系，主要由党史本体论、党史认识论、党史方法论三部分组成。所谓党史本体论，指的是对于党的历史过程本身的性质和特点的认识，其核心是社会历史观，即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它包括以下这些问题：党的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什么？党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与人们的主观能动性的关系是什么？党史发展中的物质性因素和精神性因素是什么关系？党史发展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普遍性和特殊性是什么关系？等等。所谓党史认识论，指的是对党史研究的特点和功能、主体和客体、主观性和客观性、阶级性和科学性、相对性和绝对性等问题的认识。所谓党史方法论，指的是关于党史研究方法的理论。党史本体论是党史学理论体系的核心，是最高层次的理论，党史认识论和党史方法论则是它的基础，三者构成了“三足鼎立式”的立体结构（注：易豪精、林强：《加强中共党史学理论的研究——中共党史学基本理论问题研讨会综述》。）。
第三种观点认为，可以把党史学理论的总体结构，划分为最高、基础、反映三个层次。最高层次就是中共党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属历史哲学；反映层次指的是全国党史、地方党史、专门史，是反映历史过程、历史的本质和规律的；基础层次是指党史史料，包括文献资料、革命文物、回忆录（注：林强：《中共党史学方法论研究》，《福建党史月刊》1989年第11期。）。
第四种观点认为，中共党史学理论有历史观、历史理论和方法论三部分组成。历史观是根本指导原则，即唯物史观；历史理论是用唯物史观指导中共党史研究的中介理论；方法论包括理论层面上的哲学方法和具体研究方法；三者既不能相互代替，又不能截然分开（注：张静如、王炳林：《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回顾与思考》，《北京党史》1999年第2期。）。中共党史学的研究体系，基本内容则与历史是一致的，但又有自己的特点，大致包括通史类、断代史类、专史类、地区史类、行业史类、人物志类、研究性回忆类、基础理论类八大类（注：张静如：《中共党史学诠释》，《北京党史研究》1997年第3期。）。
第五种观点认为，中共党史学的理论体系应包括中共党史学体系的构建研究、中共党史文献学研究、中共党史史料学研究、中共党史学史研究、中共党史学理论研究、中共党史学评价研究、中共党史学界著名史家评介、国内外中共党史学研究理论述评、中共党史学未来发展研究等九个方面（注：谢荫明：在《中共党史研究二十年的发展》座谈会上的发言，《北京党史研究》1998年第5期。）。
第六种观点认为，中共党史研究的方法包括导师论、对象论、范畴论、价值论、原则论、方法论、素养论、历史论、教学论、现状论等八个方面（注：曹军：《中共党史学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这里虽然讲的是中共党史研究的方法，但事实上是讲的中共党史学的理论体系。
这几种观点，都有道理。我认为，从狭义的中共党史学，即作为中共党史这门学科的理论的中共党史学来说，主要内容应该包括以下七个方面：1.中共党史学概论，诸如什么是中共党史，中共党史学科的性质、特点、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体系和分期等等；2.中共党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史学理论；3.中共党史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同时还应借鉴传统史学、西方史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一切有用的研究方法；4.中共党史学史，即中共党史学产生、发展的历史，包括各个时期的发展脉络、代表人物、理论观点、重要著作、史学流派等等；5.中共党史文献学和史料学；6.中共党史编写学，即关于各种类型的党史论文、著作、读物如何撰写，各种党史资料如何编辑等方面的学问；7.中共党史研究主体学，即对于党史研究工作者的要求和应具备的素养的研究。
从上述介绍可以看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关于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已经取得显著的成就，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透。很多问题已经提出来了，但还没有很好地解决，还没有真正形成一套系统的、有自己特点的中共党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要使中共党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必须进一步加强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构筑起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基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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