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七经考证考_论语论文

《七经孟子考文补遗》考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孟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1)06-0084-08

《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以下简称《考文补遗》)是由日本江户时代古学派学者山井鼎考文、物观补遗而成的经书校勘著作，在日中学术界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其书作为仅有的两部由外国人纂集的经学著作之一而被收入《四库全书》，更得到乾嘉学者翟灏、卢文弨、王鸣盛、洪颐煊、阮元等的肯定，成为清代以降经书校勘必不可少的著作。卢文弨校订《周易注疏》、王鸣盛编撰《尚书后案》、周春纂集《十三经音略》、阮元校勘宋本《十三经注疏》、刘宝楠、刘恭冕父子校注《论语正义》、孙诒让重校《十三经注疏》等都以此书为重要参校本。

关于山井鼎氏生平经历、其书成书经过及传入中国始末，日本中国学的创始人狩野直喜博士(1868—1947)有专文《<七经孟子考文补遗>考》作了翔实的考证。本文拾遗补阙，探颐索隐，拟就狩野博士未及论列或语焉不详之处，如其书产生的学术背景、卷数著录上的问题，尤其是学术价值的认定和异文校勘等略陈己见，冀有所得，故曰“考述” 云。

学术背景

从中国宋朝朱熹时代(12世纪)到日本德川幕府建立(庆长八年，1603年)的四百多年间，宋学主要是朱子学传入日本。在这一过程中，留学中国的日本僧侣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日本儒学最初也并不能表现出独立发展的形态，而是从属于佛教的一种教养而已。日本儒学的创始人藤原惺窝(1561—1619)即是僧侣出身而转向儒教的，其最著名的门生林罗山(1583—1657)也在寺院里受过教育。林氏全面发展了日本儒学，并成为日本朱子学的代表人物。朱子学在整个江户时代一直占有统治地位。随着朱子学的不断发展和官学化，在信奉朱子学的学者中出现了许多阳明学家(如中江藤树、熊泽蕃山等)，他们倡导新学，试图从朱子学里解放出来，是对朱子学的反动。而朱子学和阳明学的对立，又引发了人们对日本儒学的困惑；更随着其忽略实践、驰鹜空理的弊端的日益显现，从而产生了试图抛开后代的种种解释、直接从儒教古典出发的趋势，形成古学派。

古学派三大代表人物山鹿素行(1622—1685)、伊藤仁斋(1627—1705)、荻生徂徕(1666 —1728)的思想和学术各有不同。山鹿以兵法学家著名，致力于建立武士道，作为儒者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古学派的兴起、繁荣大都有赖于伊藤。他接受了明代学者吴廷翰的影响，力主复古儒学，尊崇《论语》、《孟子》，主张通晓此二书“而后可以读《六经》”，摈斥《六经》中与《论》、《孟》相牴牾之处，更以《大学》为伪书。徂徕学出伊藤，又有不同。他摆脱了传统的汉文训读法，采用直接阅读汉文儒学经典以探求语义的方法，称作古文辞学。其学派由徂徕首倡，注重实学，风靡日本，元文(1736—174 1)至宽延(1748—1751)间是其全盛期。徂徕即物茂卿，号萱园，江户人。本姓荻生氏，名双松，其先仕日本南朝，为物部者，以官为族，称物部氏，或单称物氏。著作有《萱园随笔》、《辨道》、《辨名》、《论语徵》、《大学解》、《中庸解》等①，卓绝一时，自成一家。他主张直接由《六经》来阐明“先王之道”，重点在古文辞的解读；而 “学问只是广泛搜罗一切以广自己之见闻”，表达了其发展经验科学的要求。由于江户时代社会生存形态的变化而形成的徂徕学给日本儒学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也使古学主义走到了极至，或许这也是日本儒学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性的必然结果(以上主要参考永田广志著、陈应年等译《日本哲学思想史》、三宅正彦著、陈化北译《日本儒学思想史》、朱谦之著《日本哲学史》的相关章节)。

徂徕的古学思想直接影响了太宰纯(1680—1747)②、山井鼎(1690—1728)③等学者，使得他们致力于儒家经典的研究。山井鼎，本姓大神氏，名鼎，又名重鼎，字君彝，号昆仑，通称善六，纪伊(和歌山县)人。享保初年(1716)，山井入徂徕之门，有志于经学。三年，纪州支藩伊予(爱媛县)西条藩主松平赖渡聘为儒臣。禄仕之后，山井与同门根本逊志④前往下野国足利郡(今木县足利市)之足利学校⑤，校勘那里所藏的古抄本、宋版《五经正义》及诸多明本，“遂留三年，罄其所藏以归。因积勚得疾，西条侯闻而俾录上其所较。生疾更甚，黾勉从事，呻吟交发，不能辨其为何声，颠沛以之，期年而成，疾亦寻差”[1](《考文补遗》卷首：物茂卿《七经孟子考文叙》)。享保十一年(1726)《七经孟子考文》(以下简称《考文》)誊写完毕，献之西条侯。十三年(1 728)正月十九日徂徕卒，十日后山井追其师之迹而逝。西条侯十分重视此书的学术价值，命制副本二，一通存纪州藩，一通进呈幕府。七月，幕府命徂徕之弟、东都讲官物观 ⑥作《补遗》。享保十五年(1730)十二月写定进呈，明年六月梓行⑦，十七年由长崎传到中国[2](《<七经孟子考文补遗>考》)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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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据藤冢邻《物徂徕<论语徵>与清朝经师》(《支那学研究》第四编)，日本文化六年( 1809)《论语徵》、《大学解》、《中庸解》已传入中国。清代学者狄子奇《论语质疑》、刘宝楠父子《论语正义》曾引用是书。俞樾(《春在堂随笔》卷一)、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乙集下)等亦有比较高的评价。

②太宰纯，字德夫，号春台、紫芝园，信州(长野县)人，与山井鼎同出徂徕门，以经学闻名。《考文补遗》和太宰校刻的《古文孝经孔氏传》是《四库全书》中仅有的两部由外国人纂集的经学著作。

③山井鼎的卒年问题比较复杂。狩野直喜引本城问亭《山井昆仑事略》以为山井三十九岁卒；同时也指出《名人忌辰录》和《大日本人名辞典》的记载是四十八岁。我们查阅了明治三十七年(1904)佐村八郎编《增订国书解题》页898亦为四十八岁；而昭和十六年(1941)关仪一郎、关义直编、东洋图书刊行会印行的《近世汉学者著述目录大成》页541则曰五十九岁；近藤春雄编《日本汉文学大事典》(明治书院，1985)的记载为四十九岁。四种说法，未知孰是，本文取本城《事略》三十九岁说。

④根本逊志(1699—1764)，字伯修，号武夷，镰仓人。根本氏发现并刊行的皇侃《论语义疏》传回中国，在清代学界引起很大震动。

⑤日本镰仓时代(1192—1333)初期足利学校设立(据传是天长年间小野篁创设，今校内有小野篁像)。室町时代(1392—1573)，上杉宪实(1411—1466)捐赠大批儒学书籍和领地，其后足利学约有一百七十年的兴盛期。学校的教育对象主要是武士和僧侣，教学内容以儒学为主，兼及医书，一直延续到明治五年(1872)。今校内犹有孔子像，左(子思、孟子)右(曾子、颜子)各设牌位(藤冈继平《国史地名辞典》)。

⑥物观本姓荻生氏，名观，初名玄览，字叔达，通称总七郎，号北溪。宝历四年(1754 年)一月卒，年八十二。物观的传记资料可参看《近世汉学者著述目录大成》页134和《增订国书解题》页898。

⑦享保十六年六月初刻本的行款是这样的：四周双边，白口，单鱼尾，鱼尾上方有“ 七经孟子考文补遗”八字，下方记卷次、页码、册数。半叶九行，行二十字，注双行小字同。“经”、“注”、“疏”、“补遗”以黑地白文出之。全书卷末有享保辛亥六月旦梓毕，书末有“东都书林”牌记，下有松会三四郎等十一位刊印者姓名。此本中国国家图书馆有藏。又，浙江省图书馆藏有日本宽政三年(1791)据原刻本覆雕本。

⑧又据《长崎年表》(金井俊行编，以文会社，1888年)和《续长崎实录大成》(小原克绍著，长崎文献社，1974年)，日本宽政六年(1794)四月和文政八年(1825)秋此书也曾输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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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校诸本与校雠体例

山井鼎笃志穷经，积勤三载，发足利学之秘藏，纂成《考文》。《考文》广备众本，详记异同，用以参校的本子很多，据《考文补遗》卷首《七经孟子考文凡例》(以下简称《凡例》)，所引用的不同版本即有25种之多，大致可分为四类：(1)古抄本。物茂卿《七经孟子考文叙》以为“唐以前王、段、吉备诸氏”①从中国带来的古博士之书，计有《周易》三通、《周易略例》一通、《尚书》一通、《毛诗》二通、《礼记》一通、《论语》二通、皇侃《论语义疏》一通、《古文孝经》一通、《孟子》一通。山氏《凡例》以为这些书“皆此方古博士家所传也。所以识者，其《礼记》书尾犹存永和年中(1 375—1379)清原良贤句读、旧跋。又活字板《礼记》，其和训用朱点，别有一法，非复今时专用假名者比，皆古博士家所授受者。而每卷末有落款之可徵焉，盖亦伊然古时物也”。据四库馆臣及乾嘉学者如卢文弨、吴骞、洪颐煊、阮元等的考证，这种说法大体上是可信的。(2)宋椠本。《凡例》称足利学藏有宋版《五经正义》。四库馆臣以毛居正《六经正误》和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参校，认为是建本或蜀中大字本。这是因为，《考文补遗》所称宋本的异文多与毛、岳两本不符；且《九经三传沿革例》记载宋本21种，除建本和蜀中大字本多不附《经典释文》的音义，而《考文补遗》所载宋本的《毛诗》、《左传》都附有《释文》的音义，据此推断足利学所藏《五经正义》可能就是建本或蜀中大字本。(3)足利本。这是足利学印行的活字本，包括《周易》、《礼记》、《论语》、《孟子》各一通。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卷一著录足利活字本《七经》，对其版本依据及印行情况考述甚明，兹迻录如下：

足利学活字本《七经》，山井鼎所据以著《七经孟子考文》者。是书印行于日本庆长( 1596—1615)时，当明万历年间。其原系据其国古钞本，或去其注末虚字，又参校宋本，故其不与宋本合者皆古钞本也。日本刻经，始见正平(1346—1370)《论语》及翻兴国本《左传》②，又有五山本(中世纪官寺刻本)《毛诗郑笺》，其全印《七经》者自庆长活字本始。余到日本之初物色之，见一经即购存，积四年之久，乃配得全部。盖活字一时印行虽多，久即罕存，其例皆然。如吾中土兰雪堂活字本亦印于明代，今日已成星凤。山井鼎当我康熙年间，此本已非通行，惟足利侯国大学始有全部，无怪近日之更难遇也。或疑其中凡近宋讳多缺笔，当是全翻宋本。是不然，盖其刻字时仿宋本字体摹入，故凡遇宋讳亦一例效之，实不尽据宋本，证之余所得诸古钞本而后知参合之迹显然；且《尚书》、《礼记》字体非仿宋本者即不缺笔，可以释然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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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吉备即吉备真备(693—775)，是日本遣唐使中非常有名的一个。天平六年(734)他从唐朝带回《唐礼》、《大衍历经》、《乐书要录》等多种书籍(详见《日本汉文学大事典》)。清人多以“王段”为一人，恐非。据《日本书纪》，日本应神天皇十六年(285) 王仁从百济来朝，献上《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为皇太子师。继体天皇七年(5 13)，百济的五经博士段杨(一作扬)尔作为专门的儒学学者被派遣到日本。“王段”当指王仁与段杨尔。二人促进了日本对大陆文化的输入和吸收。详见木村诚编《朝鲜人物事典》(大和书房，1995年)。

②据严绍先生说，杨守敬此说有误。日本刻印《论语》始于宝治元年(1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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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一亦著录足利本《七经》，于版式行款交代甚明，文繁不录。(4)明本。除了古本、宋本和足利本，山氏用以参校的版本还有明正德、嘉靖、万历、崇祯年间刊刻的《十三经注疏》，而崇祯本即是有名的毛氏汲古阁本。

既已搜集诸多版本，山氏开始校勘、编纂。他所采用的是唐以前治经之法，这从书名上也可以看出来，把《孟子》别于《七经》之外，犹用唐制。其体例类似于《经典释文》，也是出文校释，首经、次注、次《释文》、次疏。以汲古阁本为底本，参照诸本，详校异同，备存异文。山氏《考文》校录异文包括六种名目：考异、补阙、补脱、正误、谨按、存旧，对经书本文、注、疏及《释文》都作了细致的校勘、订补。物观等又仿其体例，重校足利学藏书，补辑、校订其遗漏、阙谬，题曰“补遗”，系于各条之后，使其内容进一步完善。

卷数问题上的混沌

物茂卿《七经孟子考文叙》称《考文》三十二卷，与佐村八郎编《增订国书解题》的记载相同；关仪一郎、关义直编《近世汉学者著述目录大成》则著录为三十三(疑当作二)卷。近藤春雄编《日本汉文学大事典》著录写本《考文》三十二册，可知所谓三十二卷乃是以册数计卷数。《考文》除二副本外，未曾刻印，所以没有单本流传，只有《考文补遗》的合刻本存世。《昭君德行录》曰：

足利学校自宋朝购得古板《十三经注疏》。至享保十五年，学生荻生总七郎(物观)奉命抄出《五经》、《论语》、《孝经》、《孟子》，名曰《七经孟子考文补遗》，全三十二册，送若干于清朝。(引自[2]《<七经孟子考文补遗>考》，又见《通航一览》卷一九九)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享保十六年日本原刻本《考文补遗》，正是三十二册；又藏清抄本一部，卷首有吴骞《七经孟子考文补遗录序》，称其书三十二卷。缪荃孙《艺风藏书续记》卷一著录《考文补遗》三十二卷。《近世汉学者著述目录大成》页134和《增订国书解题》页898均著录《考文补遗》三十二卷。由这些材料不难看出，三十二册亦即三十二卷，这是由于全书并没有统一编排卷次，各经的卷帙是相对独立的，故或称三十二册，或称三十二卷，其实一也。黄遵宪《日本国志》卷三二《学术志一》著录《考文补遗》三十一卷，当为三十二卷之讹。

除了以册数计卷数，此书还有一种累计卷数的著录形式：一百九十九卷或二百卷①。《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的汪启淑家藏日本原刻本是一百九十九卷②，凡为《周易》十卷、《尚书》二十卷附《古文考》一卷、《毛诗》二十卷、《左传》六十卷、《礼记》六十三卷、《论语》十卷、《孝经》一卷、《孟子》十四卷。有趣的是，《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七·五经总义类收录《考文补遗》，卷首提要却与《四库全书总目》少异，称 “《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二百六卷”，“凡为《易》十卷、《书》十八卷、《诗》二十卷、《礼记》六十三卷、《论语》二十卷、《孝经》一卷、《孟子》十四卷”。无《左传》卷数，《尚书》、《论语》卷数与实际不符，总计不过一百四十六卷，知其文有脱误。③考文渊阁四库本《考文补遗》实为二百卷，其中《毛诗》为二十一卷，其余各经卷数则与《四库全书总目》的著录相同。那么，四库本《毛诗》为什么多出一卷呢?我们比勘四库本与阮元嘉庆二年刻本④，才发现其中的缘故。阮刻本《毛诗》卷七为《毛诗注疏》卷第七，含七之一、七之二和七之三；而四库本《毛诗》卷七(全书统一卷次为三十八)仅有《毛诗注疏》卷七的七之一，七之二和七之三则划为《毛诗》卷八(全书统一卷次为三十九)。也就是说，四库馆臣抄录、编制全书统一卷次时将原来的一卷厘为二卷，所以较通行本多出一卷，其余卷帙皆同。这也就不难理解阮元《刻七经孟子考文并补遗序》所说“《四库全书》新收日本人山井鼎所撰《七经孟子考文》并物观《补遗》共二百卷”与《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的矛盾了。阮刻本书题明明是《七经孟子考文并补遗二百卷》，但实际上总计《七经》和《孟子》(含《尚书古文考》一卷)，共一百九十九卷。这是四库本和阮刻本本身存在的卷数问题。我们再看清代的私家藏书目录著录上的分歧。钱塘丁氏《八千卷楼书目》卷三著录阮刻本一百九十九卷。徐树兰《古越藏书楼书目》卷三著录日本原刻本一百九十九卷。此外，邵懿辰《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张之洞《书目答问》都著录为一百九十九卷，并列举日本原刻本和阮刻本两种本子。沈德寿《抱经楼藏书志》卷七、耿文光《万卷精华楼藏书记》卷十著录阮刻本二百卷，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二著录日本原刻本二百卷。

为什么诸家著录存在着卷数上的差异呢?如果我们仔细翻阅原书，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此书的编排方式类似于丛书，以经为单位，各经有其独立的卷数，全书并没有统一的卷数编排(四库本全书卷次统一编定，除外)，所以在著录卷数时把各经的卷数累加起来(《周易》十卷、《尚书》二十卷附《古文考》一卷、《毛诗》二十卷、《左传》六十卷、《礼记》六十三卷、《论语》十卷、《孝经》一卷、《孟子》十四卷)，正好是一百九十九卷。那么，为什么会有二百卷的著录形式呢?周中孚首先注意到这个问题。《郑堂读书记》卷二明确地解释卷数问题，曰：“合二百卷者，并其《凡例》一卷数之也。”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卷三《五经总义类》著录日本原刻本和阮刻本，径行注曰：“《七经孟子考文补遗》一百九十卷⑤，《凡例》一卷。”日本原刻本和阮刻本卷首均有物观《七经孟子考文补遗叙》、物茂卿《七经孟子考文叙》及山井鼎撰《七经孟子考文凡例》及《总目》等内容，有人把它们独立划分为一卷，像阮元一样，故称作二百卷；也有人不把它们视为单独的一卷，故著录为一百九十九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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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日本汉文学大事典》著录《考文补遗》为一百九十八卷三十二册，当是未计算《尚书古文考》一卷在内。

②近藤守重撰、文政六年(1823)刊《正斋书籍考》(收入长泽规矩也、阿部隆一编《日本书目大成》，汲古书院，1980年)卷二著录《考文补遗》正是一百九十九卷。

③《金毓黻手定本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9年 )卷二十是书提要作二百卷，各经卷数与《四库全书总目》同。

④阮刻本据日本原刻本覆雕，收入《文选楼丛书》；《丛书集成初编》又据《文选楼丛书》本排印。

⑤根据众多公私藏书目录，是书未有著录一百九十卷者，此处当误脱一“九”字，为一百九十九卷之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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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价值之认定

乾隆二十六年(1761)，翟灏(?—1788)经杭世骏介绍，向杭州飞鸿堂汪启淑借得《考文补遗》，其《四书考异》即以此书为比勘通行本、校正异文的重要参校本。这是我们所知道的、清朝学者利用《考文补遗》校勘经书之最早者。

乾隆三十七年(1772)正月，命各省督抚、学政购访遗书，嗣是遂修《四库全书》。《浙江省第一次书目》即有朝鲜版①《考文补遗》一百九十九卷三十二本；《浙江省第四次汪启淑家呈送书目》亦有此书，一百九十九卷三十二本；《浙江采集遗书总录简目》著录此书，一百九十五卷三十二册。[3]四库本即以汪启淑家呈送之日本原刻本为底本。其中，文渊阁本、文溯阁本分别在乾隆四十三年、四十七年抄成。《四库全书总目》卷三三经部·五经总义类曰：

按所称古本为唐以前博士所传，足利本乃其国足利学印行活字版，今皆无可考信。书中所称宋版《五经正义》，今以毛居正《六经正误》及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所引宋本参校……悉与毛、岳两家所称宋本不符，不知所据宋本定出谁氏?……则知古本非无稽也。至所正《释文》错误，多称“元文”，不知“元文”为何本。今以通志堂所刊考之，一一皆合，盖徐本未出以前，其书已传入彼国矣。欧阳修作《日本刀歌》曰：“徐福行时书未焚，遗书百篇今尚存。”今考此书所列《尚书》，与中国之本无异。又明丰坊伪造诸经，皆称海外之本，今考此书与坊本亦无一同，是亦足释千古之疑也。

尽管出自以考据学著称的泱泱大国的官方著作，尽管四库馆臣抱着比较谨慎、有保留的态度来评论此书，但从提要中已不难看出，他们对《考文补遗》所保存的异文资料和所提供的版本依据的价值是肯定的。外国人的经学著作被收入皇帝钦定的《四库全书》，这对于当时仍在闭关锁国、以老大自居的清朝来说是难能可贵的②，也说明其学术价值确实是不同凡响。从此，此书声名雀起，在清代学界尤其是经学领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乾隆四十四年(1779)，卢文弨(1717—1796)在鲍廷博处看到《考文补遗》，不禁“叹彼海外小邦犹有能读书者!颇得吾中国旧本及宋代梓本、前明公私所梓复三四本，合以参校，其议论亦有可采。……虽然，彼亦何可废也?”[1](《抱经堂文集》卷七《<周易注疏辑正>题辞》)卢氏以为，清人浦镗的群经校勘类著作《十三经注疏正字》③“所见旧本，反不逮彼国之多，故此书卒不可弃置也”[1](《抱经堂文集》卷七《 <七经孟子考文补遗>题辞》)。对于《考文补遗》所出古本的价值，卢文弨予以充分肯定。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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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经过访查，我们并未发现有朝鲜版《考文补遗》，疑其著录有误，当即日本刻本《考文补遗》。

②道光十六年(1836)钱泳《海外丛书小序》即曰“(《考文补遗》)已载入经部，仰见我皇朝尊经稽古，振兴文学，虽外城边徼之书，亦所收录，可谓大公无私、德同天地矣 ”。

③《十三经注疏正字》八十一卷，浦镗订，沈廷芳审定。卢文弨从翁方纲处看到此书(《抱经堂文集》卷八《十三经注疏正字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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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本只有经与注，其文增损异同往往与《释文》、《正义》语多相合，但屡经传写，亦有舛讹，其助语致多有灼然知其谬者亦并载入，然断非后人所能伪作也。……不可以其小邦远人而概弃之。其《尚书》经文更多古字，别汇置一册，此皆中国旧有之本，遗亡已久，而彼国尚相传宝守弗替，今又流入中国，读者当倍加珍惜也。……观此足知其相传唐以来本之果可信也。[1](《<七经孟子考文补遗>题辞》)

王鸣盛(1722—1798)《十七史商榷》卷九二《日本尚文》论及唐代以来日本尚文之风，曰：“近日从彼土传入中国者，有孔安国《古文孝经传》、皇侃《论语义疏》，皆中国所无。而彼土又有王、段、吉备诸氏所得唐宋古本《五经》及《论语》、《孝经》、《孟子正义》，有山井鼎为作《考文》以订近本之讹，又有物观等作《补遗》。然则日本尚文，胜于他国。……日本文学，自唐已然，至今不改。”其《尚书后案》更把此书列入参校书目。

乾隆五十三年(1788)，吴骞(1733—1813)校录鲍廷博藏本《考文补遗》，其《七经孟子考文补遗录序》有曰：“予从鲍君借观，就其所考经注而抄之，疏则未暇也。……夫经籍去圣日远，阙文讹字，谬本实繁；赖古书流传海外，使学者犹得藉以考证其谬误，而补订其阙失，岂不诚斯文一大幸哉!”[1](《拜经楼藏书题跋记》卷一)

阮元(1764—1849)对《考文补遗》推崇有加。他在北京时见过写本，后为浙江学政，看到扬州江氏随月读书楼藏日本原刻本，带至杭州，“校阅群经，颇多同异”。阮氏通过比勘异文，肯定了古本、宋本的可靠性，特别强调了古本足以备唐本之遗、保存故经文资料的价值。他说：

山井鼎所称“宋本”，往往与汉、晋古籍及《释文》别本、岳珂诸本合；所称“古本 ”及“足利本”，以校诸本，竟为唐以前别行之本。物茂卿《序》所称唐以前王、段、吉备诸氏所赍来古博士之书，诚非妄语。故经文之存于今者，唐《开成石经》、陆元朗《释文》、孔冲远《正义》三本为最古，此本经虽不全，实可备唐本之遗。……凡以上经文，略为举证，皆非唐石经以下所有，诚古本也。传注、《释文》、《正义》三者所校更为繁细，助语多寡，偏旁增减，或不足为重，然精核可采者亦复不少。[1](《考文补遗》卷首《七经孟子考文并补遗序》)

嘉庆二年(1797)，阮元重刻此书，是为小琅嬛仙馆本。据卷首阮元序，日本《序文》、《凡例》皆依文澜阁写本，刊列卷首①；书中字句尽依原刻本，有明知其讹者亦仍之，别为“订讹”数行于每卷之后。嘉庆二十一年(1816)秋阮元在江西主持重刻《宋本十三经注疏》版成，其中《七经》及《孟子》即采用《考文补遗》参校。如《< 周易注疏>校勘记》，所用参校本中有古本、足利本(单注本)和宋本(注疏本)，三种本子均出自《考文补遗》，足见其对此书重视的程度。

嘉庆五年(1800)，洪颐煊(1764—1832)撰《七经孟子考文补遗跋》，引证类书等他校资料说明《考文补遗》所出异文的价值，以为其“义皆长于今本。山井鼎称足利学所藏 ‘古本’为唐以前物，盖亦可信其不诬矣”[1](《诂经精舍文集》卷三)。

以上公私诸家对于《考文补遗》的学术价值基本上都是肯定的，尤其是其书所提供的唐宋乃或更早的版本和异文资料对于经书校勘的重要意义，大家都是认可的。但是，山井鼎、物观等人在经学上的识见、造诣毕竟还无法与乾嘉大师们相媲美，其不足乃至错误也为清代学者所论及。

卢文弨“……犹以其古本、宋本之误不能尽加别裁；而各本并误者虽有正误、谨案诸条，亦复不能详备；又其先后位置之间颇费寻检”[1](《<七经孟子考文补遗> 题辞》)。又曰：

初得日本国……《七经孟子考文》，深喜其遵用旧式，据古本、宋本以正今本之误。然特就本对校而已，其误处相同者虽间亦献疑，然而漏者正多矣；且今本亦有绝胜于旧者，不能辨也。[1](《十三经注疏正字跋》)

阮元也指出“山井鼎等惟能详纪同异，未敢决择是非，皆为才力所限”[1](《七经孟子考文并补遗序》)。洪颐煊亦谓其“材力有限，尚不能考核精当耳”[1](《诂经精舍文集》卷三)。不过，作为校勘学专家，卢文弨深知这种按而不断的校勘方式其实也是最可靠的。他说：

《七经孟子考文》于古本、宋本之异同不择是非而尽载之，此在少知文义者或不肯如此。然今读之，往往有义似难通而前后参证不觉涣然者，则正以其不持择之故，乃得留其本真于后世也。[1](《<周易注疏辑正>题辞》)

鉴于《考文补遗》和《十三经注疏正字》各有优劣，卢氏拟自己校定群经，“余有志欲校诸经已数十年，晚乃得见此两本，其善者兼取之，以汇成一书，而后无遗憾矣”[1 ](《十三经注疏正字跋》)。具体方法是“两取其长，凡其未是处则删去之，不使徒秽简编”[1](《<七经孟子考文补遗>题辞》)。其中，《周易》在原有校本的基础上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完成。他说：“余欲兼取所长，略其所短，乃复取吾所校《周易》，重为整顿，以成此书，名之曰《周易注疏辑正》。”[1](《<周易注疏辑正>题辞》)

随着中日两国学术交流的不断开展，有更多的中国学者能够赴日考察汉籍版本。杨守敬(1839—1915)在日访书即有非常大的收获，亲眼看到了山井鼎等用以参校的好多本子；同时，也发现了《考文补遗》的另一个不足之处，那就是版本收罗不全，仅限于足利学所藏，日本国内更多有价值的版本并未能拿来参校。《增订丛书举要》卷三是书解题曰：

日本山井鼎等就其国足利学所藏古钞本、宋椠本及足利学活字本合而校之，颇为精审。然余于其国得《周易》、《尚书》单疏、《毛诗》黄唐残本、《礼记》单疏残本、《左传》古钞卷子本及单疏残本，皆山井鼎所未见。又得《七经》经注本各数通②，以校山井鼎之本，时多出入。缘山井鼎仅就足利一学所藏，余则遍觅其国中古本，故所见多数倍。拟为重校《七经》本，仅成《论语》、《左传》，馀未脱稿。而余老衰眼昏，不复能细校勘，然其本皆什袭藏之，未敢散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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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文渊阁四库本卷首不录日本《序文》，仅有《凡例》。文澜阁本情况不明。

②以上诸书的详尽解题可参见《日本访书志》卷一及《日本访书志补》(均收入《杨守敬集》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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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钧衡《适园藏书志》卷二著录《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解题引杨守敬跋亦云：

旧读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各经皆有古钞本，唯《左传》经注本、注疏本皆只据足利学所藏宋椠，因疑日本《左传》无古钞本。及得小岛学古留真谱中有摹本弟一卷，首叶字大如钱，迥异日本诸钞本。问之森立之，乃云：“此书全部三十卷，是古钞卷轴本，藏枫山官库，为吾日本古钞经籍之冠，山井鼎等未之见也。”

事实上，日本学者也注意到这一点。吉田汉宦《活版经籍考》卷二逐一考证出山氏所据活字本之源流，其《礼记郑注》提要曰：“按山井鼎所校《五经考文》，其于活版则《周易》、《左传》、《礼记》三通而已，皆上所载者也；如《毛传》、《尚书》则鼎未及见也。”

当然，清代学者中也有盲目排外、全盘否定海外佚书者。丁晏《孝经徵文》有曰：

自伪书盛行，又有日本国《佚存丛书》、魏征等《群书治要》、许敬宗等《文馆词林》，皆赝鼎不足信；即东洋市舶之皇侃《疏》、山井鼎之足利本，又安在其可信也?而士大夫多尊信之。顾亭林言“近世之说经者，莫病乎好异，舍中国之文而求之四海之外 ”，愚于日本《孝经传》深有味乎亭林之言，而为之慨然也。

校雠释例

前揭清代学者对《考文补遗》所出异文大多作过一些校理，已有一定的成绩。我们利用出土文献资料对所谓“古本”的异文做了初步的考察，现举例说明如下：

《考文补遗·周易》卷六涣卦[补遗]：古本经“用拯马壮，吉”，下有“悔亡”二字。据阮刻本《校勘记》，石经、岳本(岳珂《相台九经本》)、闽本(嘉靖覆宋十行本)、监本(万历中用闽本重雕)、毛本(崇祯中毛氏汲古阁本)同。《帛书周易·涣卦》作“撜马，吉， (悔)亡”[4](P337)，恰好可以印证古本。

《考文补遗·周易》卷七《系辞上》[考异]：古本经“百姓日用而不知”下有“也” 字。据《校勘记》，石经、岳本、闽、监、毛本同。《帛书周易·系辞上》作“百生日用而弗知也”[4](第五章P403)，亦可为证。

《考文补遗·周易》卷八《系辞下》[考异]：古本经“系辞焉而命之”，无“焉”字。据《校勘记》，石经、岳本、闽、监、毛本同。《帛书周易·系辞下》作“系辞而齐之”[4](第一章P433)，亦同。

《考文补遗·礼记》卷五五《缁衣第三十三》[考异]：古本经“小民惟曰怨”，曰作日。足利本同。《郭店楚简·缁衣》亦作日[5](第五章P129)。《校勘记》此条经文并未出校，简本可证明古本异文的价值。

以上均可以说明所谓“古本”的异文资料是有相当早的根据的。

《考文补遗·论语》卷三《公冶长第五》[考异]：古本经“缧之中”，作绁。《校勘记》云：“皇本、高丽本作绁。宋石经亦作绁。案：字本作绁，唐人避太宗讳改作。《释文》出‘绁’字云：‘本今作。’《五经文字》云：‘本文从世，缘庙讳偏旁，今经典并准式例变。’”按：翟灏《四书考异》引证《史记·孔子世家》和《汉书·司马迁传》，指出：“盖‘’ 惟唐人造用，前无其字。”阮氏、翟氏说是也，‘’为‘绁’避唐讳产生的异体字。这一条异文材料也可以从侧面说明所谓“古本”是唐以前写本的说法不是没有根据的。

《考文补遗·尚书古文考·仲虺之诰》：怨作。《切韵》断片二去声愿韵：“ ，於愿反。”[6](P71)《毛诗音》二(斯二七二九号)：“耦，五口反。”《杂字录》(斯五九九九号)：“渊”字下注音“”。《王昭君变文》(伯二五五三号)：“苦复重苦，复重。”据张涌泉先生按语，“怨”俗书作“”，其上部的“ ”不成字，俗书因复类化作形近的“死”[7](P375)。德作、作弃、作乱等隶变字或俗体字均见于敦煌写本或其他隋唐古籍，[7](P170，2 40，15)亦可说明所谓《尚书古文考》的“古文”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