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的地理因素_黄河论文

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的地理因素_黄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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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中华民族凝聚力十分强大的特征,是与世界上其它文明古国相比较而言的。因为世界 史上从来没有这样不曾中断过的古老文明,从古至今中华民族一直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 民族虽有分裂有战争,然而最终还是统一在一个国家之内,民族问题也不是很突出。而古埃 及、希腊、罗马作为民族都已先后灭亡,其中,古罗马灭亡的各种因素中国都有,但中华民 族却始终没有灭亡,这是为什么?对于这样一个饶有趣味而又很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每一个 企图深刻认识和立志建设中国的人,都不得不思考这个问题。本文将从历史地理学角度去 论证我国地理环境与民族凝聚力这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一 优越的自然环境是中华民族兴盛不息的物质基石

历史唯物主义者总是把经济基础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摆在突出的位置上,因为经济是基础, 是 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法国地理学家勒克留在《人和土地》一书中写道:“每一个自然 区由于土壤不同,该区的植被和产品不同,也伴随着居民的特征和职业不同。周围环境可以 解释人类社会所具有的突出差别;还可以解释这样或那样低形式的文明,可以保存几个世纪 。当从事农业的民族生活在那有利于发展各种各样植物的环境时,就可以获得较快的进步” 。从古文明源地看,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两河流域、尼罗河、印度河盆地无不与灌溉农业有 关。在中美洲,出现在墨西哥高原的玛雅文明和阿兹得克文明,还有南美安底斯山的印加 文明等等,所有这些地方都有较好的自然条件,能够提供多种植物给人们栽培为农作物,并 且 都具备肥沃的土地和充足的水源,容易用早期简单的耕作技术进行开垦。这一点对于中华民 族的兴起和延衍,同样起着决定性作用。当然,中国文明有南北两个渊源,北方为黄河文化 ,南方为长江文化,而中国文明是以北方黄河文化同化南方的长江文化为起点,最终以黄河 文化为主体的,所以这里仅把注意力集中于黄河文化的发源地——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地理环 境。

黄河文化生息于黄河流域,特别是陇山和泰山之间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这里土壤肥沃,属 于半干旱半湿润气候,同时黄河流域独具特色的地质成因和地貌形态,也为中华文明的兴起 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空间条件,这里广泛分布着浑厚的黄土,这种良好的成土母质,团粒细微 ,组织疏松,使用原始的生产工具挖掘就比较省力,且容易见效,加之当时这里的河道纵横 ,湖泽星罗棋布,岗丘与洼地相互间错,使其少受旱涝之灾,这样的地理因素,说明这个地 区是一个适宜于农业经营的地区,所以在这里经营农业能持续地取得更大的成就,周人的农 业发展应该说是其中典型事例。泾渭“两河之间,土地肥美,物产丰饶,有似乎古西亚之两 河流域。周民族之文化即起源于是”,其中“渭水流域,川渠纵横,土壤膏腴,物产丰饶” 。 [1]所以周人在此农业,颇有成效,《诗经》中记载的农业生产工具有耜、钱、耨、銍等, 并修建田间沟洫等水利设施,进行灌溉。当时的农作物品种繁多,有麻、菽、麦、秬、芑、糜、穉、稷等。特别是稷这种最早的粮食作物最适宜这种土壤中生长。显然,黄河 流域适宜的气候、肥沃的土壤和疏松的土质很适合人类早期低生产力水平下开垦和经营,而 黄河水系又为发展农耕经济提供了方便的灌溉条件。正是这样的地理环境孕育了古老的华夏 民族和早熟的农耕文明。

二 四周封闭的地理环境是促使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共同化的动力源泉

传统凝聚在数千年历史之中,一个民族是无法摆脱自己与生俱来的文化传统,中国历史上 大 多数王朝是汉人建立的,即使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也基本上沿袭秦汉隋唐奠定的制度,以 汉 地经济为定国之基,以汉文化为主导,即使统治中国的民族变更,而文化传统却从来未被中 断,因此,从历史角度看,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就是先秦以来父权家长制逐步形成,特别是 周代正式确定的宗法礼教传统,春秋战国时儒家将诗、书、礼、乐、易、春秋等以儒家 思想为主的经典作为治国安民的纲领,以后虽有魏晋南北朝佛教玄学盛行这一小小的插曲, 儒家 思想始终是中国居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就是以儒家伦理为核心 的实用理性文化,所以探索地理环境对文化凝聚力的影响也是探索它对儒家思想的形成和发 展的影响。

首先,讨论中国封闭性的地理环境是如何形成和强化儒家思想中的自我中心说的。古代中 国文明的中心东临汪洋无际的海洋,北接广袤辽阔的戈壁、沙漠,干旱草原和西伯利亚森林 与 寒原;南陲系瘴疠弥漫的热带雨林、亚热带季风丛林以及金沙江、怒江和横断山脉;西方为 高亢凛冽的青藏高原。大自然在其周边所安排的特别艰难的生息环境恰如一道天然屏障,构 成了绝好的封闭系统。而我们的文明又相当早熟,比起周围地区来具有明显的优势,这就很 容易形成中国文化的自我中心说。“中国”二字就是这种思想的印证,正如宋介石《中国论 》中所说的“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 , 中国内也”。中国人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文化也是最高层次的,四周分别为:北狄、东 夷、南蛮、西戎”,含有明显的鄙视色彩,所以,文明的传播方式只可能是输出,而不是输 入,正如孟子所言:“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也”,这种居高临下的心理优势深深的 刻入每一个中国人的观念中。

其次,就是封闭的地理环境,通过人口压力,推动了封建社会的变革,缓和了民族矛盾。 比如在战国末期,秦国人口已经十分可观,尽管我们不断地向四周人口稀疏的地方迁徙,最 后也只好止步于丛山峻岭之前。相对封闭的地域显得狭小,要维持众多人口的生存和经 济的发展,必须寻找新的出路——历史上商鞅变法正是顺应了这一要求,贵族领主分封制被 先进的封建地主经济所取代,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于一种生产单位——劳动者家庭经济 ,焕发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形成了集约经营的小农经济形式。这种生产关系的转变释放出巨 大的能量,它带来的经济繁荣远远超过了维持人口生存的程度,于是有了秦国的强盛和一统 天下。由此可见,这种四周恶劣而内部又十分有利于定居农业的环境决定着中华民族的黄河 流域为中心的内聚核心,并进一步促使中华民族形成内向的封闭的而又庞大的经济共同体。 历史学家汤因比研究了26个世界文明的起源、衰落、解体和消灭,他认为文明的发展除了种 族自身的因素(比如有一个具有创造能力的少数人)外,还要有一个不太有利、也不太不利的 地理环境。[2]显然,我国封闭型的地理环境通过人口压力促进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壮大。

再次,讨论儒家思想的“精华部分”——三纲五常与地理环境的渊源关系。对此,王法辉 先生作过精辟论述,他认为尽管孔子本人的社会政治学说有悖于当时的时势,但他所创立的 家庭伦理为核心的儒家伦理,却切实地洞察了和适应了家庭血缘关系为本位的封建社会的需 要,成为维持中华民族整体生存和发展的内在精神支柱,中华民族之所以延衍兴旺,实在得 诉诸于儒家伦理的粘合作用。出于已经阐述过的理由,这里仍然探讨黄河文化的发源地的地 理 环境与三纲五常之间的联系。在黄土高原这块半干旱半湿润地区发展起来的农耕经济,强烈 地依赖于黄河水利事业。从大禹治水的古老传说可以看出水利对古代中国人是何等重要,夏 王朝的诞生,也正是为了组织人民治理黄河。治理黄河的组织者演变成了王朝的统治者,或 是王朝的统治者完成了治理黄河的使命。总之,王朝统治者在人们的心中就成了战胜自然的 至高无上的真龙天子。这使“君为臣纲”成为顺理成章的事。同样道理,治理黄河的工程浩 大、艰苦,多由强壮的男子承担,男子很自然地成为社会和家庭的核心,这就是“父为妻纲 ”的基础。男子的权威决定了我国古代又系单系的家庭形态,于是派生出“父为子纲”。[3 ]

三 频繁反常的气候环境和南北贯通的运河网络是促成中华民族具有强大凝聚力的外在因 素

民族凝聚力指的是中华民族融合、内聚和凝结的一种力量,大体上可以分为中华民族的吸 引力和世民百姓的向心力。其中民族吸引力是核心,民众向心力是基础。古人云“民之归江 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4]“抚我则厚,虐我则仇”,[5]两种力量同向则民族强 大,国家兴旺;异向则民族攘掠国家分裂。自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统一国家以后,中国历史 上统一的时间占三分之二,分裂占三分之一,统一是民族主流。是什么原因促成两种力量长 期同向,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民族?我认为从水利兴修上可以得到说明, 以农业文明为特色的华夏文化最突出地表现为对水资源、水利的特殊倚重,单一的小农经济 对干旱与洪水的冲击简直无能为力,何况他们彼此处于相互隔离的状态,缺乏经济上的紧密 联系。因此,中国古代的历代经济危机与政治震荡在一定程度上总是与中国特定的地理环境 尤其是气候的潜在作用之发挥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二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内乱、外患、分 裂不断发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每隔两三百年,就发生一次激烈的大动荡,正是《三国演 义》首句所说的“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而封建社会这一王朝变迁和大动荡的 周期性与我们古代气候环境的大突变恰好同步。气象学家的研究已经表明,经过一段长时 期,气候的类型会发生变化。所以或许100年或许200年时间内,降雨量便要低于平均水平。 这种气候的频繁反常,使得以农业立国的华夏民族尤其注重水利的兴修。特别是新王朝的建 立,首次要做的大事就是整修沟渠运河,重建自然和农业领域内的良好秩序。正是水利事业 的这一重要地位决定了中国官僚政体的性质,并以“大一统”为其重要特点。所谓“一统” 指的是从上至下的调节渠道畅通一致,系统结构严谨。这就是我国官僚整体的特点;所谓“ 大”是指广大的地域范围,一般来说,在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上,都缺乏把各 地域联系起来的组织力量,因此,分裂割据局面出现应该是封建社会的普遍规律。然而中国 封建社会自秦统一后,虽时有分裂和动乱,但统一始终是主导形式,而且即使在分裂时期( 例如三国),各个统治集团都深受大一统思想的影响,无不以统一为己任。关于分裂割据的 产生还可以从河流与文明的关系得到说明。对此,俄国学者梅茨尼可夫对此深有认识,他在 《文明和伟大的历史河流》中写道:“河流是文化诞生和发展的主要因素,在任何一个国度 里,河流就象是这个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气象、土壤、地形和地质条件的有机综合的表现 ”。中国的地势西高东低,有序地排列为三个阶梯这决定了我国的主要河流黄河和长江从西 至东穿越了大片的国土,注入太平洋。人类文明往往是依据河流而产生,顺着河流而扩散的 。从中国历史来看,黄河文化比之于长江文化具有一定的优势,二者又相互毗邻,所以黄河 文化终于兼并了长江文化,形成了秦朝的统一。尽管如此,分裂的危机却时时存在,动乱十 分频繁,只是在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后,沟通了长江、黄河两大流域,这才使中国南北无论是 经济上还是文化和政治上真正融合为一个整体。

四 北方少数民族不断南进为民族凝聚力的壮大提供了丰富的催化剂和养料

历史上的民族迁徙和流动,最基本的原因是在社会经济方面。匈奴、乌桓、鲜卑、氐羌、 沙陀、契丹、女真、蒙古和满族等由于单一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所决定,他们必然随着经 济活动的扩大和物质需求的增长而寻找新的牧场,或以畜产品与中原的农产品、手工业品进 行交换。由于地理环境和经济条件的限制,他们不可能向北移动,而中原地区先进的经济文 化吸引着他们向中原方向移动,以不断扩充自己的活动领域寻求新的自然条件成为一种必然 的选择。至于这种选择所发生的具体时期,也可以特定的自然条件的反作用为契机而表现出 来,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气候变化同北方游牧民族有规律地进退中原有关系。

研究一下少数民族南下的气候原因是十分有趣的,据竺可桢研究,中国历史上有几次大波 动,其中低温期有商周、六朝、南宋、元代和明末清初等,当时气温约低于现今温度的1-2 ℃,而这几个时期正是北方少数民族南侵最频繁的时期,因为气温降低,气候带南移,大致 是气温每降低1℃,温带的分界线南移200km,这样原来北方游牧民族赖以生存的肥沃草原因 气候变得干冷而枯死萧条。气候把他们适宜的生存空间带到了南推200km的地方,成为他们 南侵的天然动力。北方民族每一次南进都打破了民族隔离状态,促进了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 和发展,推动和加速了民族间的融合和同化,汉族的形成和壮大,对于各民族的交往和发展 ,对于统一局势的形成、巩固特别是对于汉族为核心的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 大作用。由此可见,北方民族南进使得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疆域不断扩大,也使建立在 广阔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专制中央集权,不断巩固和成熟,特别是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的融 合和形成,从而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增添了无穷的养料。

综上可以看出,中华民族所拥有的地理环境在历史上要么以物化的、静止的形态直接对历 史发展产生作用,(如内地优良的地理环境便有利于中华民族生息繁衍成为生产力发展和人 类进步的现实力量),要么以可变的民族文化形态反映出来(如周边恶劣的地理环境,从主体 上说是阻碍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巨大阻力,但从客体上又刺激中华民族产生改造自然的无 穷智慧和巨大力量),要么与历史地理发展的其他要素相关联,影响历史的变化发展,(如气 候的变异诱使北方民族南下,不断给中华民族注入新的血液),不论远古还是现代社会,地 理环境的巨大作用,事实上是通过人类智慧的表现过程(即民族的凝聚力)曲折地变成社会现 实的生产力,推动民族的不断发展和繁荣。中华民族所拥有的这种特定的地理环境在中华民 族凝聚力发展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这也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一个特色。人类完全摆 脱地理环境的时代还遥远得很,或许永远也不会到来。中国的地理环境孕育过中国的繁荣富 强,更可能带来我们明天的兴旺发达,连西方学者也认为21世纪全球的重心将转向太平洋沿 岸地区,这对中国不正是一次良好的契机么?研究认识历史,可以点燃前进的明灯。

①西南师范大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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