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从复杂性思维视阈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
庄 穆，田 宇 星
(福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州 350100)
[摘 要] 世界历史不是简单的静止事物的集合体，而是把普遍性与多样性统一起来的复杂性动态演化过程的集合，通过把这一系列不同整合到一起，最终形成一个复杂性世界。在世界历史形成之前，各个民族、国家是孤立的，这个时期的复杂性没有体现出来。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区别于过去简单的地域性社会，通过分工、交往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各个国家、民族主动或被动地纳入到世界历史中，变成一体化的地球家，最终形成一个具有复杂性的现实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就是在世界历史进程中，面对复杂的世界形势，将不同的政治制度、发展阶段、价值诉求和利益规定等不同质的子系统整合在一起，大家共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复杂性还体现在经济、文化、思维和行为方式等方面，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一个复杂性系统所展开现实的运作，其复杂性特征主要由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发展轨迹的复杂性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实施过程中的环境变化及其影响的复杂性这两个相互联系的环节构成。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进程是走向复杂化的过程，复杂性使社会的不确定性因素不断增加，在这个一体化的复杂性世界中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复杂性思维是一种整体性、非线性、综合性、过程性的动态思维，对于我们认识和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一种更为确切的视角。通过分析整体性思维、非线性思维、关系性思维、过程思维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为我们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和方法论指导。
[关键词] 复杂性思维；世界历史；人类命运共同体
思维方式的衍变常常伴随着科学的发展和哲学范式的转变，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具有多层次的复杂的大系统，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国家等多方面内容。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到它在现实中的运作，作为一个复杂系统展现出来，就需要我们兼顾各方面内容的关联性，运用复杂性思维来分析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世界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复杂世界
从世界历史整体发展的角度来看，世界历史思想是一种古老的社会思潮，在西方社会，有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对“理想国”的描述，有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对“地上天国”的设想等，都在历史过程中蕴含了共同性和世界性思想。但这些对社会形态的设想都是简单性思维的表现，在前提上预设了世界本身是简单性的，没有与外部进行能量和信息的交换，是封闭的纯理论模型，把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简单化，复杂性被抽象了。
到了近代，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社会化大生产打破了民族、地域界限，加强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普遍联系和交往，资本全球扩张形成了世界市场，世界性的历史出现端倪，“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168世界历史思想逐渐形成，随之带来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世界历史形成的重要前提，生产力水平则是决定世界历史能否形成的重要因素，“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由于普遍的交往，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1]39也就是说，世界历史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民族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理想的封闭的简单的系统和环境下，无论是民族国家还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有局限性，交往只是发生在狭隘的有限范围内。只有在开放的大环境，尤其是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人们固有的自然隔间状态被打破，世界范围内的普遍交往才成为必要和可能，从而将各个民族和国家维系在一张不可分割的交往圈中，世界便日益成为一个整体。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1]147而“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1]147可以说，世界历史正是在生产力发展与交往扩大化及其双向互动的基础上得以形成的，缺乏生产力与普遍交往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世界历史的。
然而，现实的历史发展远比纯粹的理论表征要复杂得多。最初，世界历史的复杂性通过发展程度的不同表现出来，并且从一开始就是不平衡的。世界历史形成的过程其实就是资本不断寻求扩张，从国内走向国外，在大工业条件下建立起世界市场的过程。不同的民族、国家打破原来的隔绝限制，主动或被动地纳入到世界历史中，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复杂性整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先进的生产方式，加上内在的趋利性和外在的竞争压力，不断开辟更为广阔的市场，加大开发海外殖民地的力度，获取更多的原材料以满足资本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增强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交往和贸易往来。实际上，这样一种关系是资本主义国家与殖民地之间的不平衡交往，落后国家和地区处于被支配地位。正如马克思所言：“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405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落后国家走向更先进的文明，但在这样一种不平衡的交往中，落后国家遭受了严重的经济剥削，本国的民族工业受到了冲击。面对复杂的世界历史推进，许多发展中国家还没来得及做好准备就被动地被纳入世界历史进程中，各个国家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作用甚至自身可以享受到的权益都已被安排好了。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甚至会利用技术、资本、贸易上的绝对优势企图侵占落后地区和国家的政治、文化主权，来实现他们更大的经济利益，在国际上掌握更大的主动权。但这一切进程并非是可以设计的，而是一种自发的过程，遵循了非线性运动的历史逻辑。在这个复杂性整体中，各国所处的地位不同，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力也不同。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引导着落后民族国家理性看待自己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民族之间的关系，用黑格尔的话来说：“谁用合理的眼光来看世界，那世界也就现出合理的样子。”[2]以合理性、合秩序性的理性方式来认识世界，是人类应对世界的一种特殊本能，由于人类对某种确定性的渴望深深扎根于人类的精神世界，因此人类相信世界是有规律、有秩序的。“所谓世界历史规律是指：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与世界历史各个构成部分及其演变发展间关系的运行规律。”[3]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进程中没有一个统一适用的历史规律，而且各民族国家在历史文化、发展路径和方式等方面存在着复杂性和多样性。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有差距，要寻找到适合本民族国家的发展道路而不是不顾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不能盲目地超越发展阶段来缩短差距。民族国家想要在世界历史中求得生存，必须具备世界眼光，在世界历史形成之后，看似孤立的各个局部实际上都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世界历史发展到今天，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所呈现的不同样态也具有复杂性。回顾过去，中国各个朝代都有国家间贸易和民族间交流的传统，并产生了高度发展的文明成果为世界历史的进步做贡献。与世界各国平等交往、共同发展、共享成果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古丝绸之路就是古代东西方商贸往来的一条和平交往之路，是促进东西方文化交融，政治、经济交流的动脉。但到了近代，清朝施行的闭关锁国政策将西方先进的文明成果拒之门外，导致错失历史发展进步的时机。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意识到当时的中国被世界边缘化，梁启超著《大同书》表达了对世界大同的向往，毛泽东也发出过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愿望。但当时中国社会积贫积弱，与先进国家已有很大差距，无法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直到帝国主义强势入侵打开了我国闭关自守状态，加速了旧的社会结构的解体。改革开放真正触及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机制，整个社会加速发展，中国再次介入世界历史，参与到世界一体化进程中。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提出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与“和谐世界”的理念，和平崛起已成为世界性的热门话题，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也被竞相热议。为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13年中国正式将“一带一路”上升为国家战略，在精神和物质层面将不同的国家、文化和人民联结在一起。“一带一路”建设既具有文化和战略性，也具有外交和经济性，在深度和广度上远远超出古丝绸之路的维度，这意味着中国不仅融入世界历史而且开始引领着世界历史。
根据《山西省运城市第二次水资源调查评价报告》中伍姓湖与地下水互补关系微弱的结论，加之历时较短故不统计湖周边浸润带的散发量、湖面降水量和湖水渗漏补给量。
在复杂的全球性实践中，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价值诉求和利益规定，西方国家所宣传的“普世价值”与中国所倡导的“共同价值”就是具有复杂性的两种不同的价值诉求。这两种价值诉求的提出都预设了“非共同”的现实前提，但西方国家在面对复杂冲突时，往往主张把异质文化变成同质文明，并试图把某种具有西方现代性特质的东西确立为普世价值。或者按照马克思所言，不管自觉还是不自觉，各种方案、智慧在本质上依然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1]140的意识形态，这里的意识形态更多所指的不是阶级的意识形态，而是民族的意识形态，但“普世价值”很难从根本上彻底超越种族假象、洞穴假象。中国倡导的“共同价值”以“共”为不同的前提，更多侧重的是“共”而不是“同”，体现出不同人类之间的价值共识。不仅在不同的民族、国家之间思考“人类”和“共同”何以可能的问题，甚至超越了民族、国家层面来进行反思和追问。“只有这样，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能力。”[1]169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为解决当代复杂多元的价值理念和文明冲突贡献了中国智慧，彰显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时代价值，是解决复杂多变的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秩序的实践性全球价值观。“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所追求的一种新的价值诉求，人类共同价值就是为新的全球化时代寻求共同的价值目标提供价值基础。”[4]
根据前文所述模块划分原则,模块划分的常用方法有面向生命周期的模块划分方法和面向对象的模块划分方法等.结合航天发射场特种机械设备研发流程特点,本文提出适用划分模块的方法分别为创新式模块创建模式和变型式模块创建模式,划分过程如图6所示.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不仅仅是为了说明历史，更是为了推进历史、改变历史。世界历史进程中，共同体是人类的基本生活方式，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世界历史不是简单的静止事物的集合体，而是把普遍性与多样性统一起来的复杂性动态演化过程的集合，通过把这一系列不同整合到一起，最终形成一个复杂性世界。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复杂性特征
每个国家、民族都是一个子系统，有不同的发展程度、政治制度和利益诉求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在这一复杂性世界中，将多个不同质的系统集合在一起。今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再被提及，就是将此作为一个复杂性系统来展开现实的运作，也是借此将共同体理念融于社会生活的一种媒介。这里所阐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复杂性特征主要由两个相互联系的环节构成：一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发展轨迹的复杂性；二是“环境变化及其影响”的复杂性。
(一)历史发展轨迹的复杂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是关于历史的，同时也是生成性的，仍然是“路漫漫其修远兮”，没有可以预见的最后的存在形式，也就是复杂的。对命运共同体的诸多反思，不能仅仅停留于当下，也应该体现出对过往的进一步总结。本质上人的任何理性行为的预测都是依据历史预测未来，在世界历史中来预测行为的合理性，是由历史发展轨迹和当前社会整体大环境所决定的。当历史发展轨迹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关联性较强，即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历史轨迹的依赖具有较强的规律性时，我们可以说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性行为的预测是合理且行之有效的；反之则是缺乏基础、不可靠的。“初始状态下的细微变化或是动力改变可能会导致令人震惊的复杂性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未来不是完全可以预测的，它是一系列的不连续事件。”[5]184在现实世界历史发展中，整个人类社会的运行轨迹没有完全相同的两段，历史经验的价值是有限的、意义也是不确定的，因而是非周期性的、复杂的。
从所有制来看，2017年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下降主要贡献者是私有制企业。总体来看，国有企业不仅杠杆率高于私有企业，而且杠杆率的增长速度也要高于私有企业。即使是2017年，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仅仅降低了0.4%，降幅远远低于非金融部门的平均水平。此外，截止到2017年年底，国有企业的负债占全部非金融企业负债的62%，因而降低国有企业杠杆是整个降杠杆任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重点。
非线性思维是相对于线性思维而言的，非线性是基本的，线性是非线性作用的特例。在复杂性视阈中，复杂性范式“以非线性特性为核心，可以推演出复杂系统的整体性、自主性、关联性、涌现性和多样性等特征。”[9]复杂系统中各组成部分之间常发生非线性的交互作用，而不是简单的分解加和。在复杂系统中这种交互作用既是系统具有复杂性的根本原因，同时也决定了复杂系统存在多样性、差异性等特点。
地球只有一个，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同一世界的框架下实现自我生存与发展，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思路，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是从整个人类社会来看待问题，对未来进行规划，而不是以国家为单位，以输赢为目标。通过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深入交流与合作，求同存异共发展共繁荣，向真正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迈进。我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复杂性观念，它能够带领世界人民共同治理人类社会，实现真正自由幸福的生活。
(二)环境变化及其影响的复杂性
面对这样一个蕴含了不同质的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特征的系统，非线性成为人们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种思维范式。世界历史的开放性并没有否定子系统自身的特点，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每个子系统都有其自身的价值理念和准则，带着不同的目的和需要，这就使得世界范围内的交往呈现出多样性、独特性和丰富性，以非线性的方式相互作用。在与世界各个国家、民族相互作用影响的过程中，一方面将世界上其他民族国家在发展中适合自己的因素吸收和发展；另一方面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独特内容：如仁义、礼让等逐渐加入人类命运共同体，反过来赋予共同体新的含义。在各具特定利益的地区和国家间架起新的桥梁，制定稳定、持久、有规律的政治制度，思想上秉持道德和谐，保持互利互惠的经济发展，通过非线性的思维方式来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
从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上来看，对“世界本身就是复杂的”这一命题在抽象意义上很难界定清楚，需要具体的实践和现实智慧来判断。人们是在既定的制度环境下进行活动，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世界人们提供了理想的活动空间，当然这一制度环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进步，在实践中不断变化的。面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复杂性问题，最现实最关键的是要处理好共同利益和特殊利益这一关系问题。在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时，中国明确提出不仅要努力创建新型国际关系，让世界各国用和平谈话的方式来进行交往，而且要让世界人民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价值。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复杂性还体现在经济、文化、思维和行为方式等方面，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由于国家、民族、地区等方面的差异，不同的群体处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形成了各自的文化特色。社会成分越来越复杂，需要重新创造一个共同体作为连接各民族、国家的纽带。在简单社会，共同体可以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直接关系中，只需要建立在纯粹的种族、宗教和国家的基础上，没有外来因素的插足，不那么自觉的努力就能建立起共同体。但是在现代的复杂社会中，共同体牵涉到个人、民族、国家以及与他们之外的其他个人、民族和国家的关系。这些包括传统、某种原则和行为准则等方面的因素便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人们因为共同的认识以及渴望参与对彼此有利的交往而聚合在一起。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7]世界一些大的文化体系由于其根深蒂固的传统和丰厚的内涵，不易与世界其他文化相融合，因而呈现出相互碰撞、震荡和冲突等特点，甚至会引发不同文化环境之间的国家和民族战争。正是因为当今世界存在着这些对立冲突的多元性和不确定性，需要我们运用复杂性思维。
双顶径是指胎头两个顶骨隆突间的距离。位置约为两侧太阳穴上方最宽处骨头之间的长度。随着孕周的增加，胎儿双顶径逐渐增大，孕足月时平均值约为9.3厘米。在分娩的过程中胎儿的头部通过产道的最大径线就是双顶径。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运用了复杂性思维的整体性特征，把两个或多个不相容的思想架构结合在一起，在不同国家、民族之间进行思考，甚至超越了民族和地域的局限，而不是把命运共同体系统分割成若干个小系统，单独进行分析，最后再叠加。尤其是为了处于经济和文化弱势的国家和地区，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使其在全球化过程中不至于被强势文化所同化侵蚀。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整体性系统，每个子系统之间都是相互关联，不能片面地、机械地把他们割裂开，要坚持用整体性思维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以上两种复杂性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一定程度的组合，会使得实际的复杂性以累积的方式增长成巨大的复杂性。“我认为不知道整体而知道部分与知道整体而不知道详细的部分同样不可能。”[8]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整体上还有多种复杂的状态。有时是平衡的，有时是远离平衡的；有时是线性的，有时是非线性的；有时是远离临界点的，有时是在临界点附近甚至超过临界点的。这与各国的响应和国际大环境的稳定性相关。当世界历史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变得复杂化，就需要运用复杂性思维来为具有复杂现代性特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行方法论补充，这对进一步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具有明显的启发意义。
三、用复杂性思维方法指导人类命运共同体
现实世界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仅仅使用还原的方法在日益发展的现实面前是无能为力的，传统的还原论无法解决各种问题和矛盾，需要我们用整体的眼光看问题。一个复杂系统由众多子系统构成，这些子系统有机地耦合为一个整体，“组分之间、层次之间、系统与环境之间互动互应所激发出来的系统整体效应。”[6]65整体性研究就是考察人类命运共同体对象的整体性，从整体上认识、分析和处理问题，更加有序地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化方向。
(一)整体性思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复杂性视阈下，思维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具有开放性的复杂系统。复杂性思维为我们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一种新的科学视野和系统哲学思维。在社会系统中，社会、自然与人三个子系统之间存在着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中，并进行着广泛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从整体性思维、非线性思维、关系性思维和过程性思维四个方面进行复杂性系统分析，将为我们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和方法论依据。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需要我们用复杂性思维来指导、认识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各国相互影响、互相补充，已然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任何一个民族国家要在封闭的环境中独立存在都是不可能的，不参与世界历史、不融入现代化进程与失去发展希望无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新时代具有世界性特征的复杂现代性表达，面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客观存在的复杂性事实，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确立符合各国国情和实际发展的目标和规划，提出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措施和方法，以中国经验中国模式和中国发展路径，通过综合各方的利益诉求，逐渐实现全人类共赢的局面。
2.3.6 修剪：当苗木新梢长到10cm左右时，选择1主干直，生长势强的新梢作为保留枝，其余枝条剪除。6月中旬对保留主干上的叉枝进行剪除，有利于养分集中提供给主干枝条。7月上旬，对主干枝上的叉枝再进行剪除，有利于培育通直的主干。7月中旬剪枝时要注意，剪除与主干争养分的徙生枝，以及剪去主干70cm以下的叉枝，只保留主干70cm以上的叉枝，因为此时苗木进入生长旺期，过度的剪枝对苗木会造成伤害，又不利于苗木的光合作用，会导致苗木徙长而细小；因此适当保留 主干70cm以上部分叉枝，有利于培育主干通直、粗细均匀的苗木。
(二)非线性思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历史复杂性来源蕴含着多重维度，既有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真正共同体”哲学思想的认识和推进；又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下观”“大同思想”的理解和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在社会化大生产背景下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真正共同体”等，并指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1]199马克思恩格斯看到了不同民族社会历史的复杂性，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传统，这一传统在面对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双重刺激下，不仅没有失去自己的根本，反而正在为世界贡献出自己独特的智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迈入了新的历史阶段，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及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重新回到了世界舞台中央。自2011年中国首次提出“命运共同体”概念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在各大国际场合多次谈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架起“一带一路”的共赢之桥。“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年来，虽然有起始的困难，但基于对世界大势的准确把握，对人类命运的深刻思考，无论我们面对的中美、中德还是其他国际关系，任何人为的力量都无法阻止。长期以来，西方国家所宣传的“普世价值”席卷全球，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等思潮不断出现新的表现形式。西方国家所宣传的文化是重视个体，强调构成国家、社会等组织凭借的是个人的力量。而人类社会是一个多层次、复杂的系统，要想得到全面发展需要具备整体性眼光，让世界各国家、地区相互协调、配合构成一个有机整体。
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施来看，环境的变化具有多方面的不确定性，即复杂性。“系统生成、发展、演化中的整合不限于组分之间，还包含系统与环境的整合。”[6]68而且在国际环境发生特定变化的情况下，这些变化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影响程度和范围是足够深广的、不可预测的，即变化与该变化的影响之间的相关程度是复杂的。未来的发展状态相对于参与者来说本质上是复杂的。
由表8可见，山羊发酵乳中含有抗氧化活性肽，且具有较强的抗氧化能力；经模拟胃液和肠液消化试验后，抗氧化活性较消化前有所下降，但下降幅度较小，消化后抗氧化活性依然存在，可见混合发酵菌株产生的活性肽经胃胰蛋白酶水解后，生成的产物仍具有一定的抗氧化活性。
(三)关系性思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过去实体思维把整体分解为各个孤立、静止的个体的同时，割裂了事物存在之间的普遍联系，只会带来片面性结果，从而无法真正认识事物的本质。目前复杂性研究已逐渐超越了还原论、简单性，不再孤立、片面地从独立存在的实体出发，而是把对“实体”的认识转移到“关系”上，放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环境背景中来认识和理解，主张把有序和无序、理性与非理性、分割与关联等关系联系起来，用关系性思维来理解和应对现实世界普遍存在的复杂性问题。
[56] Donald Rothwell,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ustralia must take a stand,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June 14, 2017, https://www.aspistrategist.org.au/freedom-navigation-south-china-sea-australia-must-take-stand/.
共同体无疑是一个关系概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立足于复杂的人类社会，着眼于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在这个整体化的复杂社会中，所有的因素都相互作用又自成体系，世界各国结成了一张紧密的网，每个国家都在各自所属的链条中努力运作，期望获得更高的利益。但在这个密不可分的网中总有国家想独立于共同体之外，把自己国家的利益算计在共同利益上，最终在独占、利己、掌控、霸权中越走越远。在复杂的全球性实践中，西方国家的文化渗透、文明入侵呈现出蔓延趋势，一些西方国家搞西方中心主义，把自己国家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念作为一种“普世价值”来宣传，甚至肆意损害、破坏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就为了实现自身的特殊利益。为此，我们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运用关系性思维，在实现人类共同利益的同时，在共商共建共享基础上来确保不同国家的特殊利益，而不是打着共同利益、共同价值的旗号来损害任何一个国家的正当利益。
(四)过程思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复杂系统，而且具有动态的特征，也就是指系统是随时间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过去经典物理学的关注点是质料，而复杂性思维的着眼点是过程，“无论往哪里看，我们所发现的都不是稳定性与和谐性，而是演化的过程，由此而来的是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增加的复杂性。”[10]任何复杂系统上的宏观变化可能都来自于组成系统的任何小部分质点，这些小质点的聚集最终造成了复杂系统的变化。任何事物、质点都不能孤立地是其所是，而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在过程中把复杂的、不同质的众多事物用同样的方法和标准去衡量和对待，找到质的本质规定性。
自十八大报告中国正式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时间全世界都广泛参与进来，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给予了殷切的期望。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不断深入实践，新的问题也会层出不穷，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不断发展、完善和创新的过程，复杂性思维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更深层次的认识方法。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身就是一个由无限复杂要素组成的大系统，这些要素之间也以复杂的方式发生着关联，呈现出复杂的过程。随着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深入，复杂性在面对历史经验、文化传统和现实难题等问题时进一步加深。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口号，也不能理解为纯粹的观念或思想，而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复杂现代性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以亚太地区地理位置为优势，以丝绸之路为特点的发展之路；是面向周边、互相开放，可以实现和平发展、共同发展的道路。以共赢为原则，开放包容的“一带一路”，不以意识形态划分阵营，不以大国小国定义贸易规则，带给世界的是不同文明的交融而非隔离。它为世界经济带来助力，为世界文明带来对话，为世界人民带来福音，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搭建了共享舞台，使中国与周边国家可以在一个共同的世界的大环境下实现生存和发展。
[参 考 文 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世界出版集团,2001:11.
[3] 叶险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时间”理论[J].哲学研究,2009，(9):11-18,128.
[4] 李文君,潘于旭.“‘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共同价值’”学术研讨会综述[J].哲学动态,2018,(4):109-110.
[5] 金吾伦.创新的哲学探索[M].上海：东方出版社,2010.
[6] 苗东升.系统科学精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7] 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N].人民日报,2014-3-27.
[8] [法]布莱士·帕斯卡.思想录[M].李斯，译.北京出版社,2004:38.
[9] 黄欣荣.复杂性范式:一种新的科学世界观[J].系统科学学报,2013,21(2):17-20.
[10] [比利时]普里戈金.从存在到演化[M].曾庆宏，严士健，马本堃，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
庄穆，田宇星.从复杂性思维视阈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J].知与行,2019,(3):22-27.
[收稿日期] 2018-12-02
[作者简介] 庄穆(1960-)，男，福建泉州人，教授，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中图分类号] D60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8284( 2019) 03-0022-06
〔责任编辑：徐雪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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