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复古主义思潮与中日文学史写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文学史论文,近代论文,中日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复古思潮是出现于近代中国社会的一股非常重要而复杂的文化思潮，相较于传统复古思想，近代复古思潮在思想内容、表现形态上显得更为错综复杂。这里着重探讨的是近代复古思潮发生与日本的关系，以及在复古主义思潮下出现的中国文学史写作与日本的关联。
一、近代复古思潮的萌发：“西学却自东瀛来”
甲午海战的惨败对近代中国士人的心理产生了极大影响，破除了国人往昔“天朝上国”的迷梦，打破了传统华夏中心主义的天下观。战败让部分国人对本国文化的信心产生动摇。1903年，一留日人士言：“且中国有何种学问适用于目前，而能救我四万万同胞急切之大祸也？”该留日人士断言，“惟游学外洋者，为今日救吾国唯一之方针。”①把拯救民族的希望寄托于游学西方，这一想法深刻反映了此际士人对自身传统文化价值的反省和批判，同时折射出国人民族文化自信力和自豪感的衰落和动摇。
中学已不足以救中国，引入西学，实现民族复兴，是当时中国许多有志之士沉痛思考之后作出的抉择。甲午战后，中国人士大量翻译西学以补中学之不足，而日本早于中国引入了西学，加上两国同属于汉字文化圈，中国对日本的学术的接受较为便捷，因此，借助日本引入西学为许多学者所青睐。“甲午创后，骇于日本，复以其同文地迩情洽，而收效为速也。日本遂夺泰西之席而为吾之师，则其继尤羡慕日本。”②据实藤惠秀和谭汝谦的统计，1896年至1921年间，中国译自日文的共958本(不包括教科书及期刊连载的译著)，每年平均63.86本③。可见此期翻译日文书籍数量增长之快。正如梁启超描述的那样：“壬寅、癸卯(1902-1903年)间，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④康有为则在《日本书目志》中形象地说：“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而吾坐而食。”⑤可见当时中国借道日本翻译或转译西书事业的红火程度。王闿运在光绪二十九年(约1903年)就认为时人所习“名为西学，实倭学也”⑥。葛兆光先生以为“这话当反过来说，当时看上去虽然满眼都是倭学，其实都只是转手从日本贩来的西学”⑦。二人说的是一个事实，西学在晚清时期主要是经日本的“中介”进入中国，并带上了日本学术的痕迹。
藉助日文翻译西学的过程中必然涉及到各种专业术语的使用。日本学者借用中国汉字翻译西方文化知识和科技术语形成的新名词、新术语，为中国人士借鉴、吸收并传入中国。《天演论》在近代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冲击波，波及几代学人，严复的《天演论》翻译就受到来自日本的影响。在严复之前，日本学者已经将进化论学说引入日本。1881年，井上哲次郎等编的《哲学字汇》中已将evolution翻译为“化醇、进化、开进”等词。Struggle译为“竞争”，struggle for existence译为“生存竞争”。加藤弘之也进行进化论介绍工作，在其《人权新说》中他以“进化”一词译evolution或cosmic process。严复注意到加藤弘之的译法，在《天演论》的末节和按语中亦使用了同一译法。严复后期的许多著述中采用的都是日译术语，像严复这样的桐城派人士都如此青睐日译术语，可以想见当时日本新名词在中国的影响程度。时人有言，“曩者大隈重信讥讽我曰：日本维新以前，汉文行乎日本，自维新以后，日文行乎中土。予闻此语，深慨国人之愈趋愈下而不知自振作也”⑧。可知当时日文术语在中国的风行以及形成的影响程度。日本新名词大量进入中土，业已形成一种文化入侵之势，更有人士一针见血地指出，“呜呼，亡吾国文学者，不在泰西而在日本乎！何也？日本与吾同文而易殽也”⑨。相比西方科学文化思想传入中国之势，近邻日本因文字“同源同种”的原因，对中国文字的存亡形成的威胁和冲击更为隐蔽，文字侵入的背后深藏的侵华野心成为许多中国有识之士极为担忧的所在。
20世纪初，吴稚辉、李石曾等为代表的《新世纪》派人士认为汉文是造成中国野蛮落后的原因，甚而提出“废除汉文”的主张，这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知识分子保护本土语言文化的紧迫感。正如论者指出，“一个国家、民族生存于世界，在国际进行各种交往，它的存在符号就是它的语言。语言符号的遗失就意味着民族文化以至民族地位的遗失，所以语言的演变只能在继承传统的条件下进行”⑩。部分人士深思后，保存国粹、国学和国故几成为近代中国士人的一种共识。在近代国粹主义者眼里，“语言文字者，国界种界之鸿沟，而保国保种之金城汤池也”(11)。语言文字为国魂的内容之一，保存文字文学，求得文化的延续是近代士人对异域之学迅猛进攻的回应。国粹派人士在《国粹学报·略例》中针对东瀛文体在中国盛行的局面，说：“本报撰述，其文体纯用国文风格，务求渊懿精实，一洗近日东瀛文体粗浅之恶习。”(12)刘师培认为东瀛文体的流行为“中国文学之厄”。(13)章太炎猛烈抨击了梁启超等人沿用“东瀛文体”，说：“文不足以自华，乃以帖括之声音节凑，参合倭人文体，而以文界革命自豪。后生好之，竞相模仿，致使中夏文学扫地者，则夫己氏(按指梁启超)为之也。”(14)因此，要特别指出的是，西学汹涌东来，但“西学却自东瀛来”。日本文字和日译西方新名词在中土的风行，是引得中国知识分子担心汉语言文字未来命运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激烈的文化竞争中，“一般而言，被侵略各国的人民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即回向传统寻找思想资源和昔日的光荣以增强自信心”(15)。1905年1月，邓实、黄节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国学保存会”，随后又创办了《国粹学报》，并在发刊辞中明确提出“保种、爱国、存学”的口号。国粹派以西方和日本为例说明“古学复兴”的意义所在，宣布自己的最高理想是“古学复兴”。邓实在《古学复兴论》中说：“吾人今日对于祖国之责任，唯当研求古学，刷垢磨光，钩玄提要，以发见种种之新事理，而大增吾神州古代文学之声价。”(16)并以日本为例说：“至于罗马强盛，在于古学复兴，日本振兴，基于保存国粹。前事不远，彰彰可考也。(17)近代中国主要以近邻日本为效法对象，掀起了保存传统文化、恢复民族精神的复古主义文化运动。由于这种文化保护是以“古学复兴”的形式呈现，因而给人强烈的复古主义色彩。如许之衡就说：“就吾所见，读《国粹学报》者之感情，则有谓其程度太高者，有谓其崇古之念太过者，有谓其文字太深者。”(18)以国粹派为首的近代团体的“复古”色彩可见一斑。但近代团体的“复古”并非是一种盲目排外、顽固狭隘的文化保守思潮，实际上，他们并不排斥西学。如章太炎就认为中西文明各有所长，彼此应取长补短，因而对于外来文化，“不可一概拒绝，当思开户以欢迎之”(19)。南社人士持同样意见：“至于太西学术，为我所学所未及者亦极多焉，当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融会而贯通之，而后国学庶能复兴，我神州之旧民，黄炎之遗胄亦能复振矣。”(20)看得出，20世纪初兴起的以国粹派和南社等为代表的文化组织和学术团体，以复兴传统文化为己任，“陶铸国魂”，抵制异域文化入侵，特别是来自东瀛日本的语言文字和文化入侵。虽然这样做带有强烈的复古主义色彩，但在世纪初的中国却有着积极的意义。
二、复古思潮的勃兴：近代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出现与日本
在民族危亡和文化灭绝的双重危机下，国人民族意识急剧增长，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意识日益高涨。1903年，日本《早稻田学报》登载：“彼近日国家思想颇形发达，倡言‘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之言，假令此等思想浸淫于彼等全国国民之脑中，此岂我文明诸国之利耶？”(21)当时中国民族主义和国家观念之盛，竟引得国外媒体的注意。古代中国虽有对王朝和文化的认同感，但并没有出现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观念。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学说和思潮均借助日本的“中介”取自西方。清末逃亡日本或留学日本的人士则是这一思潮和学说的主要传播者。费正清就指出，清末民初留日学生“学到的主要教训似乎是理解了民族主义的重要性。他们在日本的感受必然使他们在同乡观念中增添了一种日益强烈的中国人意识”(22)。
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一词最早由梁启超从日本引入。1899年，他在《东藉月旦》中直接援引日文“民族”一词，“日本人十年前，大率翻译西籍……其自叙乃至谓东方民族，无可厕于世界史中之价值”。该文中还出现了“全球民族”、“泰西民族”、“民族之变迁”等术语，这是汉语“民族”一词的最早来源。而汉语“民族”一词的普遍使用则是在1903年梁启超将瑞士—德国政治理论家、法学家布伦奇利(或译为伯伦知理)的“民族”概念介绍到中国之后。此后，章太炎、邹容、陈天华、徐锡麟和孙中山等人开始普遍使用“民族”一词。“民族主义”一概念同样最早由梁启超提出。1901年，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说：“故今日欲抵当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23)研究者指出，梁氏的“民族”、“民族主义”的提出是在近代日本的“中介”下进行的。法国学者巴斯蒂详细考证后指出，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的伯伦知理的《国家论》译文并未采用平田东助的译本，“他逐字逐句‘抄袭’的，是稍晚一点的译著，即1899年东京出版的吾妻兵治的《国家学》”。1903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分别发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1903年5月25日)和《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第38-39号，1903年10月4日)，而“这篇文章几乎完全是从吾妻兵制所译《国家学》抄袭过来的。这篇文章除了确切表明梁启超接受了伯伦知理的观点之外，丝毫没有他的个人创见(24)。不可否认，近代中国“民族”、“民族主义”无论是作为一种学术概念还是一种文化思潮最早均是通过日本的“中介”引自西方后进入中国大地。
甲午海战后，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让国人感觉到了亡国灭种的危机。悲观情绪弥漫于中国社会，文化回归现象突出，有利于文化复古主义思潮的滋生。正如郑师渠先生指出，20世纪的最初的十年间，社会文化心理呈现出向传统文化回归的倾向(25)。而文化复归的心理，使得民族意识在文化领域迅猛发展，进而促使作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主要形态之一的“文化民族主义”出现。周作人说：“凡民族主义必含有复古思想在里边。”(26)民族主义具有复古的倾向，而文化民族主义主要借助复兴传统历史文化，抵制外来文化入侵，维护自身文化传统的独立性和持续性，这一类型的民族主义的复古色彩就显得更为浓烈。具体而言，近代中国人士首选有着悠久历史的史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回应西学的冲击，“铸就国魂”、激发民族自豪感，进而推动民族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成为此期中国许多士人一致的选择。梁启超认为史学乃“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27)。《民报》则宣告说：“专以历史事实为根据以发挥民族主义。”(28)虽然，近代复古主义也包括一些糟粕，但主要宗旨在传承本民族优秀文化，维护自身民族文化的独立，抵制全盘西化。如国粹派“复古”指的是“复兴古学”，借复兴国学达到排满革命、抵制外侵的目的，而并非盲目的复古，是“标民族之宏义，发神州之鸿秘”(29)。南社有社员直接打出复古的口号：“诗文贵乎复古，此固不刊之论也，然所谓复古，在乎神似，不在乎形似。”(30)可以看出国粹派和南社这两个文化组织背后强烈的复古色彩。它们将复古思潮与民族主义统一结合在一起，在民族主义的背景下开展复古运动。在20世纪初年，无论是从保存传统文化的角度还是增进民族内聚力抵制外侮的高度来看，这些主张都有积极意义。
在“文化民族主义”精神的感召和驱动下，近代中国先后出现了国粹派、南社这两个近代文化团体组织，都与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明治20年后日本欧化运动进入高潮，日本岛内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日本国粹主义者主要以民族主义为理论基础，极力鼓吹“国粹主义”、“国民主义”，特别重视对“日本固有的传统价值”的保护，如井上圆了说：“如果我们要使日本永远是日本，我们必须保持日本的精神与思想，以及日本的习惯与传统。”(31)志贺重昂对nationality(民族国家的性格)译为“国粹”予以解释说：“乃是在日本国土上原本存在的，不断与外来的东西感化，经过化学反应而获取的适应与顺从，从结胎到生长，以至发达。此大和民族经千古承继醇化而产生的文化，终必保存至今，为未来进化改良的基本标准。”日本国粹派极为看重日本国粹的保存，日本学者掀起了“国学”热潮，这背后体现出的是民族主义的思想范畴，是西学的迅猛进攻下民族主义做出的回应，同时也是国粹思想在文学研究领域的具体表现形式。日本国粹主义人士强调本民族的独特性，指出日本人的“自我”只能从日本的文化中发现。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此一历史时期日本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焦虑感，他们怀疑自己的“身份”，对日本人的文化归属性和日本民族未来的归宿充满困惑，日本人为自己的身份问题所困扰。在这一问题的驱使下，他们强调自己语言文学的独特性，以此证明他们“自我”的独特性，更重要的是以此证明他们是“谁”。自江户时代以降，日本“国学”家们就大力倡导认真研究《古事记》、《日本书纪》等古典典籍，为发现“真正的日本精神”、论证日本文化的绝对性而不遗余力。
美国康乃尔大学教授Martin Bernal指出：“保存国粹就能强国的观念一出现，立刻吸引了很多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不只是向日本借用名词，当中国第一波西化浪潮(1895-1906年)过后，日本的活动也直接启发了他们的灵感。”(32)汪荣祖先生亦指出：“太炎用‘国粹’一词，很可能借自志贺。”他分析志贺重昂对“国粹”的解释，认为与太炎的理论在精神上颇为契合。而且他认为政教社人士菊池熊太郎提出“国粹者乃是一国国民固有之特殊精神，而终非任何其他国家所能模仿”的说法，与章太炎所说几如异口同声。(33)因此，不难发现中国国粹派倡导国粹的灵感大多来自于日本(另外意大利文艺复兴也给中国国粹派很大启示)，换言之，中国国粹派打上了很深的日本“国粹主义”的烙印。“晚清国粹派是借用了日本国粹派的语言、口号和组织形式，在自己民族的舞台上，演出了历史的新话剧。”(34)因此，无论是“国粹”一词还是国粹主义思潮，均受到近代日本强烈的影响。“保存国粹”成为上世纪初年中国的时代最强音，以致有人曰：“中国之号称识者，动则称扬国粹，环海内外，新刊之报章书籍，或曰保存国粹，或曰发挥国粹，甚者则曰国粹之不讲则中国其真不可救药。”(35)这是民族主义在思想和学术领域内的继续和深化。
紧随国粹派之后出现的南社与日本同样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是在日本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出现的一个近代文学社团。南社的许多社员都有留日经历，如陈去病、高旭、马君武、苏曼殊、黄节等诸多人士。这些南社社员在日本创办报刊，借助日本这一“中介”将西方的文化思想引入中国。由于他们是通过日本吸收西方文化思想的，这些文化思想和学术理念带上了日本本土学问和思想的烙印。如高旭就受到日本幕末志士吉田松阴思想的极大影响、南社成员的诸多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想直接受到日本国粹主义思想的影响，因而南社与中国国粹派在思想和文化追求上最为接近、关系也极为密切，“南社的骨干分子是在国粹派国学思想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并成为国粹派举足轻重的一翼”(36)。南社与国粹派都是在民族主义思潮激发下涌现的近代文化团体，均以民族主义作为其精神旨归。如柳亚子在《新南社成立布告》中宣称南社“侧重在民族主义那一边”(37)。当然，国粹派以古学复兴为己任，主要是一种“学术”上的民族主义，而南社成员的思想抱负主要通过诗歌创作来体现，是一种“文学创作”上的民族主义。但南社与国粹派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派均以民族主义为号召、以复兴传统文化为己任，因而，这两个团体均体现出复古的色彩。
三、复古主义思潮下的“宁馨儿”：早期中国文学史写作与日本
既然历史在建构民族主义和提升民族文化自信心方面有如此巨大的功用，属于历史学范畴和作为历史学科的一个分支的“文学史”，自然受到民族主义者的瞩目。利用对本国文学历史的梳理，不仅重建了一个“科学的过去”，满足了中国人的民族想象，还在厚重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展现了自身生成的内在逻辑。在增强民族内聚力和激发民族热忱的同时，还大大提升了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认同感。因此，借助文学史书写达到激发民族主义情绪的作用，成为此期中国民族主义人士一种合乎逻辑的必然选择。
在19世纪欧洲民族—国家意识高涨的时代背景下，以及实证主义史学风潮的直接影响下，西欧出现了编纂文学通史的活动。欧洲出现的撰写文学史这一活动存在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和保存国粹的目的。而日本的文学史家撰写本国文学史同样是在民族主义思想和国家意识的驱动下出现的行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化浪潮的剧烈冲击下，日本民族意识的高涨为接受西方的文学史写作观念提供了契机。而书写文学史就是此期日本有识之士为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而开展的一项活动。他们认为日本固有文化传统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之下消失殆尽，惟有引入西方的科学方法对本民族的文化进行系统整理，本民族文化才可以延续和获得新生。因此，日本政府积极推动知识分子在西方19世纪以来所形成的民族—国家观念的基础上，收集相关的历史资料，通过语言、文字的构成的历史的回溯来寻找民族精神的根源，建立国家文化的谱系，以日本第一本《日本文学史》(三上参次、高津锹三郎)、《国文学》(上田万年)等为代表的史书、文集相继出版，掀起与欧洲民族国家观念密切相关的“国文学”和“国家文学史”思想大潮，创建能够体现日本人的日本文化成为时代课题。(38)显然，日本文学史的书写与日本意识的萌生有很大关系。当然，这种国家意识的迅猛膨胀与日本政府的有意培育也不无关系。日本著名的文学史家久松潜一就指出，明治时代国文学的复兴是由于植根于文学的自觉和日本的自觉起了巨大的作用力，其中“‘教育敕语’发挥了真正的威力”，而“三上参次与高津秋三郎的《日本文学史》，可以看出这一潮流的动向”(39)。三上、高津在《日本文学史·绪言》中言：“怎么样才能在我国出现不逊于西洋的文学史著作，撰写出有如他们一样的文学史，这让他们产生一定要写出像他们那样的文学史的悲壮念头。”(40)看得出，《日本文学史》的诞生是顺应了此期日本岛内民族—国家意识高涨，建立国民国家这一政治形势的要求。日本文学史的书写背后民族主义意识在其中发挥了潜动力作用，这一点无疑是可以得到确认的。
日本学者不仅开始撰写本国文学史，还尝试进行撰写中国文学史的工作，“西欧19世纪近代历史学的形成，引得文化的其他领域出现撰写通史的情况，文学史作为其中的一环产生了。受西欧国别文学史的刺激，三上参次、高津锹三郎撰写了《日本文学史》，受此影响，开始出现以中国文学为对象，尝试着编写通史性文学史著作”(41)。1897年，古城贞吉出版了《中国文学史》，该书被誉为世界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中国文学史》。及至1912年；短短十年之间，日本先后出现大町桂月等著《支那文学史大纲》、笹川临风《支那变学史》等十多部中国文学史著作。大批中国文学史的出现表明了日本中国学经历了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即从传统汉学到现代东洋学的“蜕变”。不再把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作为顶礼膜拜的对象，中国文化和文学仅视为一个客观的研究对象，一个“他者”。不用说，日本文学史的诞生离不开日本意识的驱动作用，而日本学者撰写中国文学史念头的萌生同样与日本意识的高涨有内在关联。
正如吉川幸次郎所说：“中国文学本身的历史非常悠久。但是，对其历史状况以及美的法则进行体系性叙述和研讨的事业，可以说是到了本世纪，受了西洋方法的启示才开始的。而且，比起中国人来，日本人执其先鞭。”(42)日本吸收西方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治理中国学术，要领先中国一步。中国的学者相信“近代欧学东渐，日本汉学家亦受了科学的洗礼……都以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的哲学、文学、史学”(43)。因而，通过学习日本中国学界的治学思想、观念和方法，进而学习西方的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缩小中西学术上的差距，成为近代中国学人奋进的目标。中国本土学者撰写现代意义的中国文学史著作的情况也是如此。虽然最早的《中国文学史》出现在西方，但就对中国的影响来说，西方的“文学史”书写体例是经日本的“中介”从而对中国产生影响的。
紧随日本之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出现了大量以日本的中国文学史为蓝本而撰写的文学史著作。正如青木正儿说：“因为日本早于中国着手文学史的撰写，中国的许多文学史著作是摹仿日本人的著作而作。”(44)林传甲在《中国文学史》中坦陈自己乃仿笹川种郎之《支那历朝文学史》而作。曾毅的《中国文学史》是模仿儿岛献吉郎《支那文学史》而撰，1930年该书再版时的“弁言”中自陈：“颇掇拾东邦学者之所记。”(45)青木正儿评价葛遵礼《中国文学史》(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1921)、顾实《中国文学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26)时说：“二书一并受到了日本著述的影响”，还认为曾毅、谢无量的文学史“此二书同样是仿日本的著述而撰”(46)。笹川种郎采取社会历史学的方法解释文学，对早期中国文学史著者们影响颇大。除世纪初的林传甲之外，直到1930年，还有人大力取材于笹川种郎所著文学史。童行白在《中国文学史纲·自序》(上海大东书局，1933)中言：“乃取日本文学士笹川种郎氏之《支那历朝文学史》为粉本，而编斯卷，作中国文学史教材。”康壁城在《中国文学史大纲·编者例言》(上海广益书店，1933年版)亦说：“惟以日人笹川种郎的《中国文学史》给我借材的地方最多。”因而，直至1947年朱自清还说：“早期的中国文学史大概不免直接间接的以日本人的著述为样本，后来是自行编纂了，可是还不免早期的影响。”(47)日本的中国文学史编撰对中国文学史著述产生影响的事实不可否认。而且，曾毅、顾实等许多早期的中国文学史著者都有留日经历，他们熟悉日本的中国文学史书写情况，进而以之作为参照对象是极其自然的事。所以，周作人说：“中国自编文学史大抵以日本文本为依据，自古城贞吉、久保得二以下不胜指屈。”(48)
毋庸置疑，日本文学史家撰写的中国文学史著作成为早期中国文学史家的范本。日本文学史家撰写日本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的行为的背后，体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和国家观念，这一点为中国学者们洞晓。20世纪初的中国的文学史写作也体现出强烈的保存传统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等保存国粹的意识。这种意识首先可以从早期中国文学史作者的身份上得到确证。早期的中国文学史家或是支持保存国粹、维护传统文化的国粹派人士，或是南社社员，如黄人、谢无量、谢怀琛等人都是南社社员。“文学史”这一叙述体例具有的激发民族主义情感、增强民族凝聚力的作用无疑令这些民族主义人士青睐，纷纷从事文学史的编纂工作。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面对西方的强势话语，通过建构自己的‘文学史’，显示本民族文化、文学在世界的价值与地位，力图以此来对抗‘西方中心主义’，重塑国家想像，是当时中日学者的共同思考，文学史著即是这一思考的成果之一。”(49)
我们还可以从早期的文学史中直接找到带有民族主义情愫的话语，表明这种保存传统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的意识的存在。林传甲主张：“文者，国之粹也，国民教育造端于此。”黄人指出中国文学源远流长，“万世一系瓜瓞相承”，“保存文学，实无异保存一切国粹，而文学史之能动人爱国、保种之感情，亦无异于国史焉”。因为文学史可以增强爱国心，“示之以文学史，俾后生小子知吾家故物，不止青毡，庶不至有田舍翁之诮，而奋起其继述之志，且知其虽优而不可深恃”。他认为文学史可以增强民族自信心，而且，“则有文学史，而厌家鸡爱野鹜之风，或少息乎？”文学史还能抑制崇洋媚外之风，可见黄人对文学史之重视程度。刘毓盘门人查猛济在为其师所著《中国文学史》作序时说：“以东方文化发达最早之古国，而竟无适当之文学史，以表扬其文化之精神，则不特中国民族之羞也。”上述之言颇能代表早期中国文学史家萌发撰写文学史之念头的原因。但早期中国文学史家这种爱国情绪的流露，无疑受到东邻日本的刺激和启发。如林传甲在其《中国文学史》“序言”中感叹说：“日本早稻田大学讲义，尚有中国文学史一帙，我中国文学为国民教育之根本，昔京师大学堂，未列文学于教科，今公共科亦缺此课……”(50)胡小石也感慨说：“中国人所出的，反在日本人和西洋人之后。这是多么令人惭愧的事。”(51)因此，不可否认早期中国文学史家头脑中保存国粹意识的存在，力图借助文学通史的撰写，在整理本民族灿烂的文学历史的同时，藉此达到弘扬民族精神的目的。这么说来，无论是西、日、中，书写“文学史”的背后都深蕴着一种发扬国光、保存国粹的复古主义意识。
经学作为中国传统学问之尊，无疑要得到极大的关注。早期文学史家对中国传统经学的推崇，并在中国文学史的书写中体现出“杂文学”观。这种对传统以经学为主的文学观的推崇和恋恋不舍，正可以证实这种文学复古色彩的存在。传统中国文学是以儒家经史为主导的文学，因此，既然中国文学史的书写是以传统文学为史述对象，必然影响到中国文学史教材的编写，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出现的文学史著述普遍体现出经学为尊的思想。林传甲、窦警凡、王梦曾、张之纯、曾毅等人的中国文学史著作无一例外的体现出以经学为尊的思想，呈现出“杂文学”的文学观。以曾毅的文学史著述为例，该著虽为仿儿岛献吉郎一书而作，但仍在《凡例》中说：“本编以诗文为主，经学史学、词曲小说为从，并述与文学有密切关系之文典文评之类。”在展开论述时说：“吾国学术之精深，似以有宋一代为极盛……盖宋学之可贵，取足以代表东亚之菁华，而东亚致弱之由，亦未必不坐于是。”表明他仍以经学为尊，遵循的依然是传统“杂文学”观。20世纪初的中国文学史家显露出的以经学为尊的“杂文学”观，受到后来(特别是五四之后)的文学史家的猛烈抨击。胡云翼在其《新著中国文学史》“自序”中列举了在此之前的二十余部《中国文学史》，并不以为然地说：
在最初期的几个文学史家，他们不幸都缺乏明确的文学观念，都误认文学的范畴可以概括一切学术，故他们竟把经学、文字学、诸子哲学、史学、理学等，都罗列在文学史里面，如谢无量、曾毅、顾实、葛遵礼、王梦曾、张之纯、汪剑如、蒋鉴璋、欧阳溥存诸人所编著的是学术史，而不是纯文学。并且，他们都缺乏现代文学批评的态度，只知拾古人的陈言以为定论，不仅无自获的见解，而且因袭人云亦云的谬误殊多。(52)
后来学者的严厉批评，正可以表明早期文学史家尊经复古思想的普遍性和根深蒂固。早期的文学史家传统文化素养深厚，很难割舍掉对传统文化的依恋。他们的主要动机在于借助“文学史”这一新的书写体例，从民族以往的历史文化遗迹中找寻可以激发国人爱国热忱、增进民族凝聚力的动力，既达到保护传统文化的目的，又藉助其起到振奋民族精神的作用。某种程度上，“文学史”书写实是保存“国粹”活动的具体开展。“文学史”书写是在近代民族主义思潮驱动下的产物，是民族主义思潮下的一种具体实践，体现出极为浓厚的复古主义色彩。
注释：
①《劝同乡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学书》，《游学译编》六，1903年4月，见《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编》卷一上，381～384页。
②黄节：《国粹学报叙》，《国粹学报》第1年1期。
③谭汝谦编《近三百年中日译书事业与文化交流》，41页。
④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71页。
⑤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自序》，585页，姜义华编校《康有为全集》(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⑥王代功：《清王湘绮先生闿运年谱》，235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第六辑。
⑦葛兆光：《想象的和实际的：谁认同“亚洲”？》，选自《西潮又东风：晚清民初思想、宗教与学术十讲》，4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⑧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213页。
⑨《南社史长编》，41页。
⑩郑敏：《关于〈如何评价“五四”白话文运动？〉商榷之商榷》，《文学评论》1994年第2期。
⑩邓实：《鸡鸣风雨楼独立书》，《政艺通报》1903年第二十期。
(11)《国粹学报略例》，《国粹学报》第一期，1905年2月23日。
(12)刘师培：《论近世文学之变迁》，《国粹学报》第二十六期，1907年3月4日。
(13)章太炎：《诛政党》(原载《光华日报》，1991年10月底)，引自《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354页。
(14)罗志田：《西潮与近代中国思想演变再思》，13页，《近代史研究》第四期。
(15)邓实：《论中国群治进退之大势》，《政艺通报》1903年第九号。
(16)(19)《南社史长编》，189、189页。
(17)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感言》，《国粹学报》第六期，1905年7月22日。
(18)郑师渠：《晚清国粹派》，147～148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20)《黄祸预测》(录自《早稻田学报》)，载《江苏》第一期(1903年4月)。
(21)[美]费正清等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91)(下卷)，41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22)梁启超：《新民说》，《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120～121页。
(23)巴斯蒂：《中国近代国家观念溯源关于伯伦知理〈国家论〉的翻译》，225、230～231页。
(24)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28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25)周作人：《知堂回想录·日本人的衣食住(上)》。
(26)《新史学》，《梁启超全集》第二册，736、737、739页。
(27)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276页。
(28)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感言》，《国粹学报》1905年第六期。
(29)高旭：《愿无尽斋诗话》，《南社》第一集。
(30)井上圆了：《日本宗教论》，《日本人》(1888年4月3日)。
(31)Martin Bernal：《刘师培与国粹运动》，《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96页，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2。
(32)汪荣祖：《康章合论》，116页，新星出版社，2006。
(33)郑师渠：《晚清国粹派》，43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34)《反国粹之处分》，《新世纪》第44号，173页，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三十二辑，台北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87。
(35)孙之梅：《南社研究》，21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36)柳亚子：《南社纪略·新南社成立布告》，《磨剑史文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37)刘金举：《日本‘言文一致’运动再认识》，25页，《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5)。
(38)转引自孟庆枢《在世界文化场域中的文学史建构：以近代日本文学史的建构为中心兼中日文学史比较研究》，《深圳大学学报》，2006年第23卷。
(39)川合康三：《今、なぜ文學史か——序にかぇこ——》，5页，《中國の文學史觀》，川合康三编，创文社，2002。
(40)和田英信：《明治期の刊行中國文學史——そのを背景中心に——》，160页，《中國の文學史觀》，川合康三编，创文社，2002。
(41)《吉川幸次郎全集》第十七卷，东京筑摩书房，昭和五十年，337页。
(42)儿岛献吉郎：《中国文学通论》，中译本“序”，孙俍工译，商务印书馆，1935。
(43)《青木正儿全集》第一卷，291页，东京春秋社，1983。
(44)曾毅：《修正中国文学史·弁言》，1页，上海泰东书局，1935。
(45)《青木正儿全集》第一卷，292页，东京春秋社，1983。
(46)朱自清：《什么是中国文学史的主潮》，13页，收入《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47)青木正儿：《中国古代文艺思潮论》中译本“序”，王俊瑜译，周作人校阅，北平人文书店，1933。
(48)孟庆枢：《在世界文化场域中的文学史建构：以近代日本文学史的建构为中心兼中日文学史比较研究》，《深圳大学学报》，2006年第23卷。
(49)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武林谋新室出版，日本东京弘文堂印刷，上海科学局发行，宣统二年(1910)校正再版。
(50)胡小石：《胡小石论文集续编》，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51)胡云翼：《新著中国文学史·自序》，1页，北新书局，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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