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质性研究中研究者“局内人”与“局外人”的身份问题
孙文星，郑佳然
（北京理工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北京）
摘 要： 在质性研究中，学者的研究身份以及他与被研究对象的关系对于促进或限制整个研究过程和结果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划分是用来说明研究者进行质性研究时所采用的身份取向，由于立场的差异，研究结果也会存在偏差。研究者相对被研究者来说是“局内人”还是“局外人”这一身份问题，决定了研究中的双方看待对方甚至自己的视角。本文基于对质性研究范式中“局内人”与“局外人”身份产生影响的分析，进一步从方法论的视角探索质性研究如何走出研究者深陷“局内人”或“局外人”身份所致的困境，从而更好地理解和应用质性研究中的一些重要原则。
关键词： 质性研究；局内人；局外人
一 引言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特别是教育学与社会学的相关研究中，质性方法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见表1）。特别是对于研究者如何处理其在研究中的身份这一问题，学者们时常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有学者认为质性研究中研究者就应以“局内人”身份开展研究，他们认为：必须先成为这样一个人，才能理解这个人；另一方面，有学者认为即使对于质性研究而言，研究者也应时刻保持“局外人”的身份，他们认为：“要理解恺撒，你就决不能成为恺撒”[1]。诚然，这两种观点都有其合理性，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也的确需要研究者打破二者之间的边界，不断地切换身份角色，切换立场进行研究。因此，本文旨在从方法论视角进一步探究质性研究的困境，以及研究者如何才能够更好地超越二元论的掣肘，融合“局内人”、“局外人”身份于一身，更好地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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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近3年来教育学和社会学领域中被CNKI收录的有关质性研究的期刊文章
二 质性研究中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
质性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运用多种资料搜集并整理的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从原始资料中形成结论和理论，通过与研究现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的理解的一种活动[2]。质性研究是一种人文主义的研究范式。
（4）接入层：内部工作终端和外部终端的接入和访问控制等。ONT（光网络终端）设备部署到每个宿舍，采用GPON FTTH接入模式。
质性研究中，研究关系中的角色主要是按照文化要素来区分“局内人”和“局外人”。“局内人”是指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同属一个社会文化群体, 他们有较类似甚至相同的价值观、生活方式、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等；而“局外人”是指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分属不同的社会文化,他们和“局内人”有不同的生活经历和体会, 因此必须从外部来洞察和理解“局内人”的情况[3]。“局内人”对相同事物的看法往往较为一致，而“局外人”往往具有不同的看法。
质性研究中的研究关系包括三方面：一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比如沟通过程中引发的信任、共情、情感影响等；二是研究者与所研究问题相关的生活经验、认知态度等；三是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彼此间的身份认同，这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而研究关系可以划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公共关系；二是人际关系。公共关系是为进行研究而构建的公开的合作的理性关系，而人际关系是私密关系或融洽关系，两者缺一不可。如果研究人员无法在实地研究中进行感性的投入，并未与被研究者产生情感的交流，仅借助于纯粹的调查关系，那么全面且有用的现实资料也就很难获取。
一方面，“局内人”的身份定位对研究工作的过程和结论会造成正面的影响。当研究者所研究的事物与其个人目前的生活内容有重叠, 或者研究的群体身份也是与研究者本身相关的身份时，研究者就更容易成为“局内人”。例如，当一个大学生来研究大学生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时，由于他和所研究的群体具有相似的经历，处于相同或类似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中，他更容易以“局内人”的身份参与研究。而“局内人”的身份也会使得大学生研究者在与其他大学生交流中更容易站在研究对象的视角考虑问题，甚至能够更为深刻地解读其他大学生的行为涵义、思考习惯和情感流露的方式。因此，大学生研究者更容易和他的研究对象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从而在充分尊重对方的前提下分析研究的结果，并给出和利益者切实相关的建议。
三 两种身份定位对研究的影响
其三，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的参与程度对研究结果具有影响。根据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是仅观察并且记录被研究者的生活还是参与到被研究者生活中的不同，研究者参与研究过程的程度可分为参与型和观察型。当研究者作为“参与者”参与研究时，有时会对提高研究效度起到积极作用。一方面，参与到被研究者的日常生活中收集到的材料往往更加“真实自然”，因为被研究对象不感到自己是在“被研究”或者参与到研究中，能够比较洒脱地展现自己，因此研究者更易探寻到真实有效的信息；另一方面，由于研究者也是被研究者中的一员，通过自己的自身感受能够把握到被研究对象的情感体验。因此，研究者可以以自己对有关事物的反应作为参照,对比被研究者的反应，从而为研究结果的解释提供多层次的思考。反之，当研究者仅作为“观察者”时，对研究的进展也有有利的方面。比如，研究者无需投入太多精力在与当地人的人际关系中，不用花费脑筋周旋于亲疏关系，可以全心全意地投身于自己的研究。但其不利之处在于研究者仅仅能够从外部对被研究对象的行为表象开展判断,对对方一些行为的意义很难把握。因此，研究者究竟要以“参与者”的身份还是要以“观察者”的身份进行研究还需结合不同研究问题具体分析。举例来说，参与型的研究比较适合被研究对象较难接受研究者的研究方法的时候，研究者可以通过自身体验得出更细微的结论，也能通过这种方法打开被研究者的心扉。在表1举用的《体育促进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的质性研究》一文中，研究者从参与者的主体经验层面对被研究对象进行分析，具体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法，以对话和聆听的形式深入了解受访者的生活现状及观念，这种方式能使学者更好地理解体育活动在她们城市融入过程中的作用机制。值得一提的是，在另一篇研究中，研究者采用了实地调研和田野考察的方法对“内高生”的情感适应情况开展研究。研究者同时将“观察者”和“参与者”的身份融为一身，不仅以“观察者”的身份根据调研现场的真实生活图景，尝试对隐藏在教育现象背后的诸多不可视的和不可量化的因素进行客观分析，也作为“参与者”在独立食堂就餐、进入预科班学习、参加结对活动等，在参与过程中真正体会少数民族学生在内地高中的校园生活，并与十多位学生及相关教师进行半结构非正式访谈等，获得了大量的一手材料[8]。
此外，即使是在同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局内人”、“局外人”的身份也不总是固定不变的，有可能随着研究的进程变化而发生变化。例如，一位成长于城市环境中的研究者到农村研究贫困现状问题，因为农村的生活习惯、卫生条件等都与城市存在很大的差异，研究者可能是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进入调研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研究者对农村的乡土人情有了一定的了解，会讲方言，能够跟被研究者进行更深的沟通时，即使被研究者还不能直接认为研究者已经成为“局内人”，但起码能够对研究者卸下初始的心理防备。这时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研究关系便开始处于一个“局内人”与“局外人”身份的中间地段，这种研究关系将更利于后续研究的深入。
（一） “局内人”身份对研究过程的影响
根据新修订的第五代国家标准《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7]，云南全省国土面积84%位于地震烈度VII度以上，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随着经济建设不断向山区、河谷等地震高风险区发展以及人口增加、城镇化进程的加速、经济发展GDP的快速增长等因素，暴露于地震灾害高风险区的生命财产总量增加，20世纪80年代以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云南地震灾害损失急剧加大。2014年鲁甸地震与景谷地震造成了逾270亿元的直接经济损失，占全省GDP总量的近3%，其中，鲁甸MS6.5级地震直接经济损失近200亿元，是1996年丽江MS7.0级地震损失的近50倍。
而另一方面，相同的文化背景并非全是有益无害的，“局内人”的身份定位也会不可避免地对研究工作的过程和结论产生负面的影响。正是因为“局内人” 与被研究对象之间拥有共同或相似的价值观和思维定式，所以研究者往往容易忽略某些被研究者的特殊点。当研究者对被研究者的某些语言或细微动作所暗含的意义不再敏感，就较易出现“自负”心理，确信自己对这些意义已经足够理解, 没有必要继续深入探究，从而影响研究的效度，不能够真实地反应所研究的情况。因此，以研究者以与研究对象相同的身份认同进行研究时，一方面，“局内人”的身份定位有助于研究者顺利进入研究现场，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与文化情境，并能够与研究对象通过亲切的方言进行沟通，但另一方面，“局内人”的身份也可能导致研究者忽略被研究者的某些语言和行为，想当然地去理解被研究者的意图，而这也是研究者在研究中需要注意和克服的事情。
当然，研究者“局内人”或“局外人”的身份还可以根据研究关系是否公开、研究关系的亲疏程度以及研究者参与研究的程度等方面进行细化。陈向明教授将其分成12个维度，认为这些维度相互之间还可以有很多身份上的重叠和交叉现象[5]。这些分类不仅使研究者的“内”、“外”身份变得更加复杂和丰富，也使研究的进程和结果将受到不同的影响。
（二） “局外人”身份对研究过程的影响
“局外人”的身份定位也会对研究工作的过程和结论造成正面和负面的影响。相对于“局内人”而言，“局外人”的身份定位使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与研究对象具有更强的距离感、更客观的文化立场、更宽容的待遇，这些都是正面的影响。首先，由于与被研究对象归属于不完全相同的社会群体，文化观念和行为方式各有各的特点，所以在研究中身为“局外人”的研究者与所研究的事物或现象具有一定的距离。而这种人际关系和空间上的间隔，通常能够使得研究者更容易注意到所研究事物的总体构架及其内在联系，在研究时利用“从局外看局内”的眼光，从而得出更为“客观”和“中立”的结论；其次，由于研究者的社会背景不同于被研究者，其看待问题时常有不尽相同的见解和感觉，因此也往往会使研究者对另一种社会文化背景下体会到的事物产生与本地人不同的解读。例如，当中国学者研究外国的个体意识，自由意志，或外国学者研究中国传统的“好面子问题”时，这种文化立场的不同会使研究结果更为客观；第三，“局外人”的身份认同会使被研究者认为研究者对当地情况不了解是情有可原的，因而会对研究者更加“客气”与“包容”，使得研究者敢于随时随地提问而不会被嘲笑。这种轻松的研究关系将使研究过程更为顺畅和轻松。
与此同时，距离也是一把双刃剑。由于和当地人总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因此身为“局外人”的研究者在体察当地人复杂的心理和深层的意义方面往往存在困难, 并可能因在与他们对话时缺少情感共鸣或文化认同而出现理解上的障碍。例如，当作为正常人的研究者去研究残疾人的心理状态时，残疾人总会觉得研究者处于高高在上的地位，缺乏对自己的同理心，而在同样状况下，一位有某方面缺陷的研究者更容易得到被研究者的信任并获得一些更深层次的信息和理解。另外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在采用访谈法等质性研究方法收集数据时，被研究对象对于所问问题的正确理解和消化并进行反馈的能力也会影响研究的开展，本身作为“局外人”的研究者已经与被研究者存在一定“距离”，如何缩短这种距离并进行有效沟通是研究者需要考虑在内的问题。例如，在表1中列举的《中小学教师缘何离职——基于20名离职教师的案例考察》一文中，为了使研究对象“配合和坦言”，研究者在寻找被试时会选择性地招募“那些有意愿且较具有‘生命自觉’的受访者”[4]。
1.2.3 抗性水平分级标准 根据南京农业大学除草剂实验室2006年自行制定的标准对抗性水平进行分级，相对抗性倍数≤2为敏感种群，2<相对抗性倍数≤4为敏感性下降种群，4<相对抗性倍数≤10为低抗种群，10<相对抗性倍数≤30为中抗种群，30<相对抗性倍数≤150为高抗种群，相对抗性倍数>150为极高抗种群。
（三） 两种身份与研究关系中其他维度的关系
根据Gv将两样本数据间距离小于Gv且相邻的数据进行初步融合并划分成为多个样本簇，并用样本簇均值avg代表该簇.如(d1，d2)，(d2，d3)，(d3，d4)样本点对，计算每两个样本点间的欧式距离[13]，若样本点间的距离小于Gv，且这些点相邻分布，即可将其划分为同一簇，并利用均值avg代表该簇.初始聚心是通过不同级别的粒度选取的.基于粗粒度策略对数据集进行划分，目的是对初始数据集进行预处理，粗粒子的选取可有效避免数据单元的高细化程度导致的通信量增大问题，从而提高AP聚类算法的效率.
2.4 三组患者治疗前后SNOT-22量表评分比较 治疗前，三组患者的SNOT-22量表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三组患者SNOT-22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鼻窦开放组和上颌窦根治组SNOT-22评分高于球囊扩张组(P<0.01)。治疗后，三组患者SNOT-22评分均低于治疗前(P<0.01)。见表4。
其二，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亲疏关系，即二者之间是否认识，是否具有研究关系以外的其他情感关系等也将影响研究的进程和结果。虽然“熟悉的”研究关系比“陌生的”研究关系更容易进行研究，但是“熟悉的”研究关系也可能对研究过程和结果产生负面的影响。如果研究者和被研究者过于熟悉，那么很有可能产生视野局限，难以发现新的信息。另外，为避免不安和尴尬，被研究对象很有可能不愿将自己的一些隐私透露给研究者，或者不肯向研究者暴露自己的真实想法或行为。因此，虽然在研究初始阶段，“熟人”配合参与研究工作的几率会比“陌生人”要高些，但随着研究的开展，由于没有“秘密将被熟人所周知”的顾虑，被研究者通常更容易向不认识的人透露内心的隐私或真实的想法，使研究者可能收获更多隐秘而有用的信息。这时，研究者作为“陌生的局外人”的身份反而更具优势。以表1中举用的《冒犯者得到宽恕以后的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基于访谈的研究》一文为例，研究者在招募到几名访谈对象后采用滚雪球方法，让访谈对象再介绍符合条件的熟人、朋友参加研究，因为这种“熟悉的”研究关系，使得被研究对象在研究中的配合度较高，有利于研究的开展。而另一方面，由于“熟悉”关系选择的被试可能具有相似特征，影响样本的代表性。因此，研究者进而又采取了最大差异抽样对样本进行筛选并最终确定被试。这样灵活的处理方式是值得借鉴的。
“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身份定位对研究过程都会造成正面和负面两方面的影响。很多情况下，研究者的个人定位和个体意识决定了其“局内人”或“局外人”的身份。它包括研究者自身的外部条件，如年龄段、性别、工作情况、健康状况、文化程度、学术研究背景、种族等。因此，在自身外部条件的限制下，很多时候，研究者无法自行决定其“局内人”或“局外人”的身份。例如，一个外国学者来中国研究计划生育现状，或者一个年轻学者研究养老院老人的生活状况。在这些案例中，无论是外国学者，还是年轻学者，他们都不具备把“局外人”的身份转化成“局内人”身份的能力。因此，在自身条件已经决定研究者是“局内人”还是“局外人”的情况下，研究者还需要借助研究关系中除这两种身份之外的其他维度进行研究。
其一，研究者是否对被研究者公开其身份可能会影响研究的进程和结果。对于研究者是否有必要向被研究对象“公开”或“隐蔽”其研究全过程这一问题，学者们还存有争议。赞同“隐蔽”的实证主义学者的观点是：人的本性中存在着不向别人袒露自己秘密的特点, 因此只有隐蔽地进行研究才有可能得到真实的信息[6]。而赞同“公开”的学者认为，让被研究者知道研究的具体情况是他们应有的权利，然后被研究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向决定是否参与研究过程。研究者不论是“局内人”还是“局外人”，都应当告知被研究对象自己的研究身份[7]。在大多数质性研究的案例中，研究者的身份都是“公开”的，如在采用访谈法时，提前告知被研究对象所要研究的内容并根据被研究对象的意愿选择访谈地点或者访谈形式，被研究对象认为自己获得应有的尊重，因此也更愿意配合研究。
四 关于“局内人”、“局外人”和“双重人”的讨论
（一） “局外人”变成“局内人”
关于“‘局外人’变成‘局内人’”的讨论，主要是基于后实证主义的科学范式以主体和客体绝对分开为假设讨论的[9]。马克斯·韦伯提出社会科学研究应该遵行价值中立的准则，在科学研究中的任何过程，都不能有个人价值的干涉，进而影响结果的真实性和客观性[10]。而“价值中立”并非是“不应有任何价值观”，因为事实上每个人都有价值观，“摆脱一切价值观的、自然主义的、纯客观的描述、单纯的观察是不可能的”[11]。真正的科学研究追求的是“要对一切价值保持中立，不涉及一切价值”。正是因为社会科学研究以“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端正主观世界”为己任，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研究者需端正立场、观点、方法更显得尤为重要。而质性研究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研究的独特范式，其主体和客体、理性和感性之间并非绝对分离的，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也并非相互独立的。质性研究的研究结果也是基于二者在研究过程中对等的互动而共同建构的。因此，其“科学性”在于研究者追求“与科学性统一的实事求是的价值观”。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明确自己作为“研究者”的身份，他可以尽可能地缩短与被研究者的距离，但不必强迫自己成为纯粹的“局内人”。
（二） “双重人”的理想状态
实际上，并没有完完全全的“局内人”或“局外人”。由于研究者都需要站在一个与同一社会文化群体不同的观察角度上，才有可能弄清楚这一文化以及文化背景影响下的群体，且所有的研究者在投身于研究前必定已带有自己的研究框架和心理预期，因此可以说研究者都是一定意义上的“局外人”，他们的区别只是参与“局内”的程度多少而已。
正是由于“局内人”和“局外人”只是相对于研究而言的，在不同性质的研究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并结合研究者的个人情况才是最重要的。作为研究者，质性研究本身实为一个“个人化”的研究过程，无论是搜集资料还是编写研究报告，都是由研究者全身心投入地参与并完成研究的。因此，在质的研究中，如何设法获得既是“局内人”又是“局外人”的双重身份至关重要。“双重人”的身份是研究者从事质性研究时的理想状态。它保证研究者在作为一个“不合格的”群体成员时，既能够得到被研究者的宽容，又能够拉近二者距离。但是保持骑墙者的身份以及应对这种身份下更大的心理压力对研究者来说是很困难的事情，在这种身份下对研究者的身心考验也是以后研究中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五 结论与启示
作为质性研究中极为重要的因素，研究者的身份会影响研究结果的有效性。研究者无论是哪种身份都跟所做研究的其他方面有关；与此同时，研究者是否意识到这种联系的重要性并进行研究方式或行为细节的调整，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研究质量。本文将“局内人”、“局外人”分开探讨，其目的在于深入分析为加强研究结果的可靠性，研究者需要遵从的研究原则以及可以采取的具有优势“身份”的策略。
作为“局内人”，研究者应尤其注意到自己的文化背景对自己的制约，在研究报告中分析自己是如何平衡研究关系以及与被研究对象互动的，以及如何处在剥离的状态下客观的看待问题；作为“局外人”，研究者应该探讨自己是如何融入当地人的视角看待研究的问题，以及如何克服“陌生人”困难了解到所研究群体真实需求的。总之，研究者无论采取哪种研究身份, 都要根据研究的实际情形来定。另外，在使用自己研究者本身之外的身份时，研究者务必对这些身份可能给研究带来的影响进行深刻的思考，否则对个人身份的利用一旦产生偏差，研究结果就会出现“主观”臆测的错误。
诚然，在质性研究中，作为研究者参与研究以及与被研究者互动的身份，是不可忽略的话题。但研究者也不必过于紧张于自己的外部条件所带来的研究身份限制，强迫自己变成“局内人”，或是强迫自己与研究对象保持距离，成为客观中立的“局外人”。纯粹的“局内人”会使研究者“陷入”过深，进而失去科学研究的理性思维；而纯粹的“局外人”又会使研究者与被研究者间的距离越来越远，最后脱离实际，研究沦为只有理论的空架子。因此，研究者应努力在“局内人”与“局外人”之间探寻适合此研究的均衡状态。具体而言，研究者可先向“局内人”靠近，再以“局外人”的身份进行理性分析，一同与被研究者探究事物的本质。这种相互建设的艺术性正是质性研究的活力所在，而一篇高质量的质性研究更需要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共同努力共同建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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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ty and Role Construction of Researcher as “Insider” and “outsider”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SUN Wen-xing, ZHENG Jia-ran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Beijing , China）
Abstract: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the identity of the scholar and his relationship with the research subject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whole research process and even the research outcome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insider” and “outsider” is used to illustrate the research stance adopted by researchers when they conduct qualitative research. Whether the researcher is an“insider” or an “outsider” determines the perspective from which the two sides view each other and even themselv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insider” and “outsider” statu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aradigm, from the methodological perspective, this paper further explores how qualitative researchers can better understand and apply some important principle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rather than get out of the dilemma caused by the status of “insider” or “outsider”.
Key words: Qualitative research； Insider； Outsider
本文引用格式： 孙文星，等.再论质性研究中研究者“局内人”与“局外人”的身份问题[J]. 教育现代化,2019,6(71):267-271,275.
DOI： 10.16541/j.cnki.2095-8420.2019.71.086
基金项目： 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8SRC02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孙文星，女，汉族，山东人，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公共管理硕士；郑佳然，女，汉族，北京人，教育学博士，讲师，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教育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社会保障与社会政策。
标签：质性研究论文; 局内人论文; 局外人论文; 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