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先验哲学——卡尔—奥托#183;阿佩尔哲学述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卡尔论文,哲学论文,奥托论文,佩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0)10-0027-07
卡尔一奥托·阿佩尔(Karl-Otto Apel,1922－)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最富创新性的哲学家之一，其代表作是1972—1973年出版的《哲学的改造》（两卷）。此后他基本上没有超越此书设定的哲学框架或哲学构想，而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其加以补充、完善。《哲学的改造》第一卷的副标题为“语言分析、符号学和解释学”，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本体论的解释学和先验治疗型的语言批判之间的对抗与融合，这里涉及的关键人物是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阿佩尔将这两个貌似迥异的大哲学家并列在一起的原因是他们都对西方的形而上学提出了质疑。阿佩尔在他们那里看到了对西方神秘化的形而上学的批判，而且二者都是从语言的先验性出发的，虽然这种先验性没有被普遍认可，尚未成为主题。
在《哲学的改造》的第一卷中，阿佩尔在揭示作为先验性基础的语言时，进一步阐述了先验解释学的思想。通过研究伽达默尔的思想，阿佩尔认为，关于知识的可能性条件的先验问题是继主体间有效论断的条件之后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如果不想陷入历史主义的相对论，那么这种有效性论断就不能把对世界的前理解(world-pre-under-standing)解释为一种先天的偶然性(contingent apriori)，后者是从“意义事件”(meaning-event)、“真理事件”(truth-event)这些准本体论概念的意义上来说的。在阿佩尔看来，为论证寻求一种理想的、具有普遍有效性的先验性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它为论证话语(argumentative discourse)中的一种理想的、无限的交流共同体所预设，而且如果没有自我完成行为式的矛盾(selfperformative contradiction)，这种先验性就不会受到挑战。在此，阿佩尔希望通过自己的先验解释学克服解释学的历史主义与相对论。
在《哲学的改造》第二卷中，阿佩尔试图对先验哲学进行一种符号学的改造，为伦理学提供一个根本基础。在第一卷中海德格尔的思想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关注点为语言的解释学，而第二卷则要为有效性论断寻求规范性的证明和理论的先验基础，并由此联结解释学、符号学和语用学。如果说第一卷中的关键人物是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那么第二卷则是皮尔士、罗伊斯和康德。但这并不意味着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被放弃或被取代，而是他们的思想被整合在一个新的范式之中。
阿佩尔的先验哲学从对语言的批判和分析出发，讨论知识的可能性条件问题，他既不关注本体论问题，也不研究知识的传统认识论条件。康德的先验哲学试图提供有效知识的条件以及构造对象的条件，当代哲学也是通过语言并且在语言中建构这些条件的。阿佩尔认为，所谓的语言转向体现了这一特点。这种转向的结果是从纯粹的知识批判，通过“独白式的”的先验主体对知识的建构转向了语言批判。阿佩尔试图在继承20世纪语言分析哲学发展的基础上将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结合起来；建构一种以语言的先天性代替意识的先天性的先验符号学。
一、交流共同体和完成行为式矛盾
阿佩尔的先验符号学是力图沟通解释学和分析哲学的一种极富启发性的哲学范式，一方面通过符号学使康德式的先验哲学与20世纪的哲学发展结合起来；另一方面通过赋予符号学以先验性而使语言哲学拓宽了研究视野，从而使得先验符号学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哲学形态。为了理解阿佩尔的先验符号学思想，需要厘清两个重要概念，即交流共同体和完成行为式矛盾。
交流共同体(communication community)是一种先验的视界，在交流共同体的基础上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是呈聚合趋向的。这也就意味着，每个人就他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成员而言，总是已经被包含在交流共同体之中了，而交流共同体可以充当“制度的制度”(institution of institutions)。在进行制度的建构中我们总是已经被置于作为规范性前提的网络之中了，它要求个体进入实现有效性论断的过程当中，而在交流性的相互作用和交流论证中可以不断提出有效性论断。在阿佩尔看来，交流共同体能够为论证提供规范的前提，从而避免论证中的完成行为式的自我矛盾。在此哲学论证中的“生活要素”(life-element)几乎可以成为一种先验建制，它可以假定逻辑推理的规则以及先验符号学的“交流资质”。因为所假定的论证共同体是必然预设在所有论证中的规范的理想，它为主体间有效的论证提供了终极基础。这种交流共同体具有以下特征：首先，在交流行为中个体行为的互动或“合作”是以真正的一致性交流为目标的，它不同于以目的性交流为目标的互动概念，也就是以纯粹工具性的语言使用为目标的互动概念；其次，在交流共同体中语言不是作为工具，而是一种建制。因此，阿佩尔通过吸取语言转向的可取之处而重新考察康德哲学，同时尽量避免语言转向所带来的问题和造成的障碍，他尝试着开启一种哲学的新范式。
完成行为式矛盾是阿佩尔思想中的另一个重要概念，通过对它的说明可以表明为什么交流共同体可以提供论证的规范前提，为先验符号学提供先验性的保障。“‘完成行为式矛盾’(performative contradiction)是一种中断和自我取消，为了使论断有意义而使得当所说的话语与实际的预设相矛盾时就陷入了完成行为式的矛盾。”(Karl Otto Apel:Selected Essays Towards Transcendental semiotics,Vol.1,p,XVT,New Jersy,Humanities Press,1994.)首先，完成行为式矛盾也就是先验语用学的自我矛盾，它不同于经验语用学的自我矛盾和形式逻辑的矛盾，经验语用学的自我矛盾指的是一个人的话语和所涉及的事实之间的矛盾，逻辑矛盾指的是命题之间的矛盾，如A和非A。与经验语用学的区分表明，先验语用学的自我矛盾和经验一致性无关，而是理性论证中的自我一致问题。与形式逻辑的区分表明，即使论证中的自我一致也包含信息性的内容，这些信息性的内容也是哲学所要研究和说明的对象。因此，在自我矛盾的陈述：“我因此声明我不存在”中就包含了不能从三段论推导而来的信息性的内容，也就是说我的存在与否是经验信息性的，而不是从逻辑推衍而来的。与形式逻辑的矛盾不同，实际论证的自我矛盾并不是由于对变量的任意定义而产生的变量之间的形式化的矛盾。因此，通过与经验语用学的自我矛盾和形式逻辑的自我矛盾相对比，先验语用学的自我矛盾表明了命题式构成和完成行为式构成之间的矛盾。从符号关系来说即符号与其所指对象的路径和符号解释者共同体路径之间的矛盾，即命题与言语行为的隐含意义及其有效论断相冲突，从而和论证的先验前提相冲突，正是在这种冲突中这些前提成了哲学反思和说明的前提。先验语用学的自我矛盾和形式逻辑的矛盾之间的区分代表了哲学和数学—逻辑合理性之间的区分。论证或言语中的完成行为式—命题式“双重结构”间的自我一致就是人类理性的一致。在阿佩尔看来，为实用主义的语言哲学家所理解的完成行为式的自我矛盾认为，“由于对语言的反省式（自涉性）使用所以不会产生说谎者悖论，因为在‘所有人说谎’或‘我在说谎’这样的陈述中反省式（自涉性）语言能够表明自身。这种陈述是悖论性的也是因为在作出陈述时说话者同时否认并取消了他的论断的真，因此否定了他在说出真理。我们也要注意，禁止完成行为式自我矛盾的规则并不能像一致性规则那样被作为一种命题逻辑的公理被引进。而反思性研究的结果是，对任何可认知理论或系列公理的引进都已经预设了言语的完成行为式的自我一致。完成行为式的自我一致是思考和论证无法逃避的要求。如果从传统逻辑的习惯来理解禁止完成行为式自我矛盾的规则的‘根据’，也就是说依据最终前提进行演绎或归纳推理来理解，那么这种规则就是没有根据的”。(Marianna Papastephanou:Communicative action and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comments on the Apel-Habermas debate,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vol.23,No.2,p.65—66,London,Thous and Oaks,CA and New Delhi,1997.)
阿佩尔认为完成行为式矛盾这个限制性概念是一个终极基础，这是作为理论科学和实践科学基础的阿基米德点，因此也是作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融合基础的阿基米德点。在说话者没有陷入完成行为式的自我矛盾的情况下，论证的前提是话语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且，完成行为式的自我矛盾具有一种特殊的哲学意义，它不仅拒斥怀疑论和无限制的可错论，而且是判定陈述的先天性和非先天性特征的准绳。即使每个命题的内容可以被质疑，而质疑这种言语行为本身实际上依赖于论证性话语的前提。否则，就会导致完成行为式的自我矛盾。因此，即使所有的经验知识都是可以被反驳和证伪，但“论证性话语的必然前提的整体结构对于论证来说是开放的。它不能为怀疑论者的论证所质疑或反驳，因为任何论证实际上都要依赖于它所要质疑的东西。这种先验论不同于斯特劳森所提出的先验论，因为它和论证的命题内容无关，和知识的范畴构架无关，而和论证的完成行为式部分有关，通过它才能提出有效性论断”。(Karl-Otto Apel:The Hermeneutic Dimension ofSocial Science and its Normative Foundation,in Man & World,1992(25).)
由此可见，如果要避免完成行为式的自我矛盾，就要达到命题式和完成行为式之间的一致，如何才能达到这种一致呢？这就需要一些论证的前提，这些前提是不可避免的和不能反驳的，这些前提由什么来保障呢？在阿佩尔看来，尽管笛卡儿和康德的方法论的唯我论和胡塞尔的先验主体的确受到了新时期的科学发展及其社会科学中的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独立个体”这种主体观念的冲击，但是人类主体在原则上毕竟能够担负有效性论断的先验主体的功能，只要他或她是无限的交流共同体的一员，分享了公共的语言符号意义。因此，阿佩尔要通过语言或交往问题对先验哲学进行中介化。这样，就有两个根本性的哲学主张：一是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概念，二是由皮尔士所创立的，经过了罗伊斯和米德发展的“无限探究者共同体”。阿佩尔认为维特根斯坦和皮尔士的“共同体”概念的共同点在于：一方面，保留了康德先验唯心论的功能意义（即可以为康德之先验演绎的“极点”和“综合判断的最高原理”确定一个等价物，根据这个最高原理，经验的可能性条件同时也即经验对象的可能性条件）；另一方面，他们又隐含着对康德的先验唯心论与实在论的中介化。
二、康德主义的符号化
阿佩尔的哲学旨趣是对康德哲学进行先验符号学的改造，他将当代西方著名哲学流派实用主义（皮尔士）、语言哲学（维特根斯坦）和存在主义本体论（海德格尔）结合起来，从而对先验的主体哲学进行了改造。因此，阿佩尔的哲学出发点是先验性问题，然而在当时的哲学氛围中，他的哲学路径首先要面临两种选择：一方面，可以遵循海德格尔的路径，即理解的可能性条件问题作为被否弃的问题应该服从于“存在”的有限性：存在体现了理解的先验性，实际上海德格尔由此出发超越了20世纪早期新康德主义和现象学所倡导的纯粹形式化知识的局限性。先验性被历史化和存在化了，但同时在严格意义上它也失去了先验性。海德格尔的“存在”本体论不再研究理解的可能性条件问题了，而使我们的理解屈从于我们的存在，最终将理解归于我们和存在的关系。因此，海德格尔式的先验本体论保留了知识的解释学特征，它阐明了我们在世界中存在的实际模式，但却回避了存在的可能性条件。另一方面，在论述知识的可能性条件问题上完全回归到康德哲学，这不仅是海德格尔所批判的立场，而且丧失了在当代解释学和分析哲学发展中追问知识的可能性条件问题的意义。这两种情况都不是阿佩尔所要选择的，因此他尝试着通过整合解释学和分析哲学而将康德主义的符号化来开辟新的路径。当然，他不是从作为知识的主体间有效性的形而上学保障者的“主体”或“意识”出发，而是从这样的假定出发，即我们注定拥有一种主体间交流和理解的先验性（因为不能一个人遵守一个规则）。在这个意义上，从解释学角度对先验哲学的改造开始于实际的交流共同体的先验性，实际上它和人类或社会是同一的。在这个基础上阿佩尔引入了“理想的交流共同体”概念，当它被预设在每一个交流行为当中时，可以描绘事态。因此，阿佩尔试图结合当代哲学的新发展重提康德问题，而并不是力图解决康德没有解决的问题。阿佩尔认为康德先验哲学遗留下来的问题之一，是先验的东西如何赋予了经验以客观有效性（尽管康德已经十分详细、认真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康德以后的大陆哲学从先验的角度力图解决这个问题，而英美的经验主义传统则试图从经验的维度入手，然而结果是大陆传统从胡塞尔到伽达默尔的发展，除了试图弱化先验的维度之外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相反，在英美传统中首先他们很少谈论先验的问题，即使在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中涉及了先验的维度，他也只是将先验和经验简单地并不令人满意地结合在一起了。而在阿佩尔看来，经验和先验之间的最好的中介是语言交流共同体，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解释学和分析哲学的方法在先验符号学的交流共同体中得以中介化。
三、诉诸语言分析哲学
在某种意义上，“语言转向”对解释学和分析哲学的影响为阿佩尔改造康德哲学作出了某种暗示。也就是说，不再是通过先于语言的范畴，而是通过作为终极形式良知的心照不宣的理解来回答“先天综合批判如何可能”的问题，必须从语言的角度来看待范畴和良知，因为语言作为更普遍的视域，范畴和良知都是在语言中形成的，而且必须通过语言表达来定位。但另一方面，以语言分析为主题的分析哲学悬搁了认识论，只考虑语言本身。受“语言转向”的启发所建构的先验符号学则认为，“由于语言成为了共识的基础(fundamaentum inconcussum)，哲学的领域也开始变为语言分析。在此语言分析和人文科学解释学是一致的”。(MaurizioFerraris:History of Hermeneutics,Trans.by Luca Somigli,p.219,New Jersey,Humanities Press,1996.)也就是说，语言分析是语言分析哲学和解释学发展的共同背景和依托，这也是阿佩尔力图通过语言层面寻求分析哲学和解释学沟通的“桥梁”的根本原因。
从根本上说，阿佩尔是受到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的影响才通过诉诸语言来构思先验符号学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两人对于解释学传统和分析哲学的合流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是两个传统对话中的重要人物。海德格尔的解释学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都重视语言的先验作用，他们的思想都体现了语言转向的根本目标，即克服形而上学的形式。可以说，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的怀疑存在的意义时走到了一起。然而他们所采用的不同方式表明了解释学和分析哲学方法之间的分歧。对于解释学来说是理解的问题，需要怀疑的并不是本体论，而是我们对它的理解。因此，并不需要排除形而上学来发现存在的意义，而是要通过超越误解和“真正思考存在”的理解来发现存在的意义。因此，解释学是历史一回忆的视角，这与分析哲学的路径相冲突。维特根斯坦在阐述形而上学问题时回应了海德格尔的这种批判的乌托邦视角。维特根斯坦想知道传统是否有意义，他认为，形而上学的局限性并不在于它对存在意义的误解，而在于它追问无意义的问题如存在意义的问题。因此，传统的标准价值失去了权威性，但并不能代之以实证主义而通过科学逻辑来讨论有意义的问题。在后期维特根斯坦那里，意义问题并不是通过诉诸作为终极合理性标准的科学而加以阐明的。实际上维特根斯坦断定了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之间的同构性，任何人类行为都和哲学家只能描述不能改变的语言游戏相对应。这种同构性可能也导致了语言—社会行为的实证主义结果，这种严格性和解释学的主题相矛盾。
因此，一方面对于海德格尔的传统来说，阿佩尔通过意识形态批判弱化了解释学的本体论涵义，将存在的意义问题转变为对没有异化和真实的对话中的“应然性”的预见。另一方面，意识形态批判纠正了语言游戏理论的行为主义：只有在规定了交流的必然性的先验语言游戏中单个的语言游戏才具有交流的作用。如果没有最初的交流条件，任何与个体生活形式相应的语言游戏都是不可能的。因此，与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的同构性相比，先验的语言游戏是其他语言游戏可能性的条件，它代表了一种理想的规范，是一种理想的范式。
如果说是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使分析哲学和解释学这两种不同的哲学流派走到了一起，那么阿佩尔的先验符号学则试图从语言的维度将二者融合起来。一方面他弱化了解释学从本体论角度对语言的关注，另一方面他强调了分析哲学中的客观主义、科学主义的语言分析路径对于解释学方法的补充作用，而正是由于语言本身的多维性，所以他的先验符号学结合了解释学和分析哲学的两种风格，从语言的指称、语言的约定以及外在于语言的意图三个方面来理解语言的意义。因此，先验符号学意义上的语言具有一种哲学本体的地位，是对语言的本体化，它能够成为代替“实体”和“意识”的另一个哲学主题。因为符号或语言不再是一种工具和中介，它具有相对的自主性和本体性，可以从语言中寻求普遍知识的可能性条件，也就是说既不需要从先于语言的意识，也不需要从语言之外的世界和对象寻求知识的可能性条件。语言是哲学研究的核心，当代解释学和分析哲学的发展都体现了这个特点，只是在先验符号学中阿佩尔将其进一步极端化和彻底化，通过先验符号学中的语用学转向，不仅从语言中可以寻求规范的基础，而且语言的意义批判代替了康德意义上的意识批判，从而赋予了语言以先验的特征，完成了语言转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佩尔认为：“这两个哲学思潮的对立将导致在三个方面对分析哲学的历史性重构：逻辑原子论、逻辑实证主义和语言分析哲学。在第三个方面‘分析’和‘解释学’哲学之间呈现出明显的融合趋向。但同样明显的是，有必要超越这两个哲学流派，在语言的主体间‘理解’和行为的客观‘说明’之间进行辩证的中介”。(Karl-Otto Apel:Analytic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nd The Geisteswissenschaften,Translated by Harald Holstelilie,Summary,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Dordrecht-Holland,1967.)
四、解释和说明路径之间的辩证中介
在阿佩尔看来，一方面，解释学的发展需要引入分析哲学的“科学逻辑”的方法。解释学的方法体现了一种对立，它既希望通过吸取自然科学的方法而寻求一种客观性、确定性的自然科学标准，同时又坚持社会生活的不可还原性，拒绝普遍性、预测性和控制性。这种方法所面临的问题是没有关注解释传统本身的因果关联性或无意识的后果，理解自身不能摆脱它所属的传统去揭示外在的影响，它不能超越个体或社会对行为进行无意识或因果性的理解。但在精神分析和意识形态批判领域纯粹解释学的理解就遇到了困难，在此，理解的对象是不能认识到自身的人或社会群体，如对那些神经质的人和具有“错误意识”的社会群体行为的理解。在这种情况下，个体不能对自己或其行为界限进行充分的说明，实际上，他们在试图说明时所使用的语词也是有问题的。医生必须从病人话语的背后揭示隐藏着的因素，只有这样才能说明病态的行为和语言。也就是说，在揭示行为的“实际”意义时所要求的并不仅仅是解释，对精神病患者的病态言语的研究不能停留在对人的病态言语的表层意义的理解和解释上，而必须对它们作出言语以外的深层因果规律性的说明，找出它们的社会根源。解释性的理解主要是通过对文本作者意向性的理解来理解文本，可是在特殊情况下，如精神病患者，这种理解方式就会受到妨碍，那么在此，解释者的理解就要结合行为的原因来理解，因此，解释学的理解也需要引进说明的方式，也就是说需要理解和说明的结合。因为在某些情况下不能只根据行为者的说明来理解行为，而必须结合对影响到行为和解释的无意识因素的说明。在社会层面，自我误解的例子是在自由资本主义的形态下公平交换的意识形态。在此“意识形态批判”指的是，根据正义和平等原则超越社会自身的理解是必要的，揭示这些原则和实际的经济剥削实践之间的差异是必要的。在此再一次表明了解释学的探究是不充分的，因为要解释的问题影响着解释框架。因此，“意识形态批判”和精神分析不同于解释学的研究，它们否定了个体、文化或传统的自我理解的充分性。而且，因为这种自我理解可能受到意识形态或病态的歪曲，所以有必要补充对因果因素、关联性和后果的说明。当然，阿佩尔认为，这两种知识形式不同于演绎—规范性科学，因为揭示行为的因果因素并不是为了作出预测和实验控制，而是为了有助于个体、社会或传统进行自我反思，从而增进自我理解。正如哈贝马斯所言：这种科学的目标是消解“因果关系的命运”，将因果说明中的“主体—客体”从它们不能认识其原因的有效力量中解放出来。阿佩尔也认为：“在此是要从内部深化人类行为的自我理解，也就是通过理解无理性的和不同的但却是可说明的确定性来深化自我理解。”(Anthony C.Thiselton:New Horizons in Hermeneutics,p.395,London,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1992.)因此，阿佩尔认为“解释学唯心主义”可以被补充以理论的说明，理论说明涉及那些外在于传统自身说明的因素。从解释学的角度来看，以“说明”纠正“理解”的尝试也同样是对演绎—规范性科学的“客观主义幻相”的反思，可以认为说明方法的使用摆脱了解释学传统本身的历史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缺陷。因此，只要借助于说明了行为原因的说明框架就可以理解那些其动机不能被理解或充分理解的行为。因此，阿佩尔将研究自然过程的认识方法第一次引入了主体间交流和中介的解释学领域，其目的是为了解放的旨趣。
另一方面，阿佩尔反对以亨普尔(Hempel)为代表的“统一科学”论者——认为因果说明是说明人类行为的“唯一”科学的方法的主张。在他看来，如果社会研究不包含理解，那么因果说明概念的先验基础本身是不稳固的；如果因果概念的可能性条件是“自由”的目的性行为的可能性，那么这些行为背后的目的或原因就理应是科学所关注的。正如阿佩尔在《科学学、解释学和意识形态批判》中所言：“自然科学家作为solusipse不能独自说明某一个东西。为了认识他要说明‘什么’他必须就此和其他科学家达成一致……然而，主体间层面的这种一致是客观科学可能性的前提，所以它不能为客观科学的程序模式所代替。在此我们面对着客观说明性科学纲领的绝对界限。关注解释者的意谓和想要意谓什么的语言一致是对客观科学的补充”。
因此，阿佩尔以先验符号学推进语言分析哲学和解释学的融合，在分析哲学的“科学逻辑”方法和解释学方法之间进行辩证的中介。在“互补性主题”中阿佩尔认为，在社会科学中有两种不同而有效的“知识旨趣”：根据因果关系说明事件的旨趣和根据文化规范和主体意向理解行为意义的旨趣。在他看来，必须将说明和解释模式结合起来。不同于那些力图避免任何折衷主义的互补思想的哲学家，他坚持一种辩证的综合，在保持各自的基本张力的情况下强调其相互关联性，两种方法的综合极富启发意义。因此，先验语用学对因果说明的可能性条件的反思并不排除因果性地说明行为的可能性，同时结合了解释学的理解在说明行为中的作用。
在这个意义上，对分析哲学和解释学的整合从属于一种更基本的先验论和辩证法之间的中介。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形态批判也进行了分析哲学和解释学的整合。阿佩尔认为，分析哲学和解释学中介化的目标在于在历史一世界的视域中进行一种真正的转变，这种转变不仅具有修辞学的价值而且具有辩证的价值。语言分析哲学和解释学都描述了一些真实的语言游戏，然而，对真实条件的描述只有借助于理想条件才得以可能，如果不假定皮尔士所谓的“无限定的研究者共同体”而对语言和人进行分析是无意义的，因为研究者共同体能够检验分析程序，确定研究视域，即使研究者是在进行纯粹单独的实践。因此，阿佩尔坚持：“我相信，先天性思想的要点是它标志着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辩证原则。任何参与论证的人都自觉地假定了两个方面：首先，一个真实的交流共同体，在社会化过程中研究者自己是其中的成员；其次，理想的交流共同体，它能够充分地理解论证的意义，以确定的方式判断论证的真理性。理想的共同体作为真实社会的真实可能性被预设甚至以反事实的方式被预见在真实的共同体中，尽管参与论证的人在多数情况下只意识到了包括自己的真实共同体远远不同于理想的共同体。但是理想共同体的先验结构论证不得不面对绝望和希望两种情况”。(Karl-Otto Apel:Selected Essays Ethics and the Theory of Rationality,vol.2,p.47,New Jersey,HumanitiesPress,1996.)也就是说，只有以理想的语言交流共同体为基础在解放性旨趣中分析性的说明和解释学的理解才能融合起来。
[收稿日期]2000-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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